人生是未知的旅程。有水村山郭，就有大漠孤烟；有云霞漫天，就有烟雨凄迷。
所有的繁华都会消散，所有的往事都会迷离。
最后，就连我们自己也会静静地离去。
起起落落、浮浮沉沉，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我们只能，随遇而安。
行到水穷，坐看云起。
人比烟花寂寞
遥远的红尘路，往往是走着走着就走入了山重水复。
世间的人们，到底是迷茫多于清醒，惝恍多于明透。纵有几点星火，也照不亮整个人生。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下个路口是否会有晴天，也不知道下个转角是否有彩虹。
曾经，爱情是张爱玲心中的烟月芳草。没想到，几年以后，这倾城的爱情，就只落得风雨凄凄。爱情枯萎后，张爱玲也几乎枯萎了。她是这样的女子，将爱情看得无比神圣，愿意为爱付出所有。但她终究不明白，为何人心如此难测！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多美的句子，却往往只是风花雪月时的苍白誓言。更多的时候，爱情充满变数。从芳草萋萋到落木萧萧，往往不需太久。
爱情的凋零，让她无比伤心。从此以后，她的人生，更多的是悲凉与清寂。
张爱玲喜欢简单，不喜欢与历史和政治扯上关系。但是很无奈，胡兰成走入了她的世界，或者说她走入了胡兰成的世界。胡兰成是人们口诛笔伐的人物，张爱玲虽然只要爱情，却难免受到牵连。
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逃走，张爱玲独留上海。尽管她本人并非人们所说的文化汉奸，但因为胡兰成的关系，还是面对着极大的舆论压力。事实上，当时，柯灵已经劝她远离《杂志》、《古今》等有日伪背景的刊物，但她并没有停止与这些刊物往来。
张爱玲，到底是性情女子。就像那场爱情，虽然知道胡兰成的背景，但她还是毅然地开始了。对她而言，爱就是爱，与其他无关。她的婚恋与创作，都在乱世之中进行，她毫不畏惧。
乱世的人，该承担什么就要承担什么。她不曾避开。
不过，人们对她的指摘从未停止。多年以后，张爱玲已经誉满海内外，但她同时代人唐德刚先生仍对她持批评态度。唐先生说，张爱玲的作品既不能启发大智慧，也不能培养真性情，兜来转去，只在个人情感小圈圈内装模作样，惹人怜惜，山鸡野孤，终非上品。他甚至还说，张爱玲青年时期委身嫁给汉奸，与胡兰成花前月下缠绵缱绻，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而无动于衷，已经丧失了作家该有的灵魂。
不管怎样，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从来都是那样，骄傲而冷清地活着，不管世人如何评说。恐怕，也只有这旷世的才女，才有这样的勇气。
浮沉变幻，我自飘然。
这是她的态度。但是面对舆论压力，她也不得不稍作退步。1946年11月，友人龚之方以山河图书公司的名义推出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的增订本，除原有的《琉璃瓦》《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心经》《茉莉香片》等篇目以外，又增加了《留情》等几个短篇。在前言中，张爱玲做了自我解释，表明自己对祖国凡微事物的热爱。要知道，她素来不屑俗小訾议之言。
这是张爱玲的无奈。
1946年，张爱玲完全辍笔。外有舆论的压力，内有婚恋的绝望，她几乎无力承受。毕竟，她只是个才离开大学几年的女子。而生活，却是风雨凄迷。
人间之事，如烟如雾。看不穿，解不开，挥不去。许多事情，我们无力改变，只能沉默以对。抗战胜利后，心绪寥落的张爱玲渐渐发现，自己的文章越来越难发表。而她，数年以来，都是以写作为生的。
与日伪有关的《杂志》自动停刊，此时在上海代表严肃文学倾向的是《文艺复兴》等左派刊物。但张爱玲向来对左派文坛敬而远之，这就意味着她与严肃文学界的联系几乎中断。本来，以她的才气和名气，不至于无人问津，但因为她有文化汉奸的嫌疑，许多报刊杂志都谨慎地与她保持了距离。
在这期间，张爱玲反复考虑了自己的出路。在大陆继续写作，还是重返香港继续学业（港大已来复学通知），她辗转难定。最终，她选择了写作。
沉默的年月，她只剩自己。
寂静的人间，她独自漂泊。
张爱玲喜欢寂静，但那段时间，除了寂静，还有荒凉。直到1947年4月，她才在文坛再次露面，作品出现在通俗文学刊物《大家》上。该杂志主持人龚之方、唐云旌都是战前鸳鸯蝴蝶派的人物，也是张爱玲所结识的少数几个文坛朋友，他们编辑的杂志以小市民趣味为上。
刊在《大家》上的第一篇作品是《华丽缘——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题为小说，实则散文，记述她在乡间和农人在露天里听戏看戏的所见所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两个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绝情信。显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张爱玲已经心灰意冷。她所渴望的唯美爱情，竟是这般惨淡收场！
《华丽缘》之后，张爱玲不仅在文字上没有了过去的洒脱与飞扬，在个人生活方面，她也不再奇装炫人，转为沉默平实。于是，属于这个乱世天才女子的时代，默然逝去了。
几分荒凉，几分平静；几分悲伤，几分悄然。
她必然要回到自己，面对冷冷清清的年光。那场爱情之后，她几乎爱无所爱。大概只有窗前的明月依旧可人，因它如初般清透。然而，明月无心，照人无眠，滋味也不好受。
此时，张爱玲的家庭已很少与她发生联系。弟弟张子静来看过她，却也是言语寥寥。母亲流走海外，音讯渺茫。虽然1946年回来过，但是彼此无比生疏。不久之后，母亲又去了英国，再也没回来过，后来病死在英国。而多年不相往来的父亲，此时更是境况窘迫。卖掉最后一套房子，换成金圆券，不想成了废纸，到1949年，只能搬进张志潜子女名下一间14平米的房子。
张爱玲又如从前那样，赤裸裸地生活在天底下了。
她只能在孤独里找寻内心的完美。她独自悲欢，不需谁过问。
后来，张爱玲又在《大家》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多少恨》。不过，由于战时通货膨胀，《大家》很快难以维持，出版三期之后不得不停刊，张爱玲又陷入了困境。
此时，张爱玲开始尝试撰写电影剧本，不仅因为境况，还因为她本来就对电影兴趣浓厚。首先找她写剧本的是著名导演桑弧与民族资本家吴性栽合办的上海文华影片公司。桑弧非常仰慕张爱玲的才气，又知道她冷傲，不敢冒昧登门，所以和龚之方联系过，又设法取得柯灵的介绍信，才正式登门求见。
很快，张爱玲就完成了一个剧本交给文华公司。这个剧本就是文华公司的处女作《不了情》，也是张爱玲生平公开演出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影片公映后，卖座极佳，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紧接着，张爱玲又在桑弧的鼓励下，写出了第二个剧本《太太万岁》。
但这部电影上映后，却遭到了很大的否定。于是，张爱玲的电影创作也停了下来，连文华电影公司已作预告的电影《金锁记》也无疾而终。此后，张爱玲再度搁笔，竟是两年有余。可以想象，当时的张爱玲，生活压力很大。
没想到，这个时期，张爱玲的生活竟横生枝节，当时上海小报纷纷猜测张爱玲与桑弧之间有恋情，而事实上也确有其事。在张爱玲写剧本的时候，因为桑弧是导演，两人频繁接触，于是情愫暗生。张爱玲是天才的作家，桑弧是知名的导演，说来也是郎才女貌。可惜，桑弧最终还是对张爱玲缺乏兴趣，另娶了美貌女明星。
张爱玲，真正爱过的，只有胡兰成。没有人像胡兰成那样给她痛苦，也没有人像胡兰成那样给她快乐。终究，她无法在爱情里得到完满。
人生如梦，谁也解不开红尘岁月的雾霭烟云。
聚散只在朝夕，浮沉不过刹那。
浮华褪尽，人比烟花寂寞。
远离上海
众鸟飞尽，孤云独去。相看不厌，唯有空山。
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我们都是独行的扁舟，于风雨飘零的红尘，泅渡时光。威武煊赫也好，风流恣肆也好，都不过是生命的刹那惊艳，敌不过似水流年的磨洗。多年以后，我们都将归于沉默，与空山夜月面对面。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
终于，属于张爱玲的时代结束了。她纵然才气纵横，也经不住时代变迁的碾压。她回到了寂静，或者说，她始终寂静。她是在混乱人间守着本心的张爱玲，喜欢在寂静里独面花谢花开。
她的绽放与凋零，从来都是她自己的事。
但她又无法避开世事纷扰。她尽量让自己处变不惊，却不得不在岁月的声响中寻寻觅觅。结束了烽火连天，她的世界却并未安稳下来。如她所说，在太平世界里，她仿佛是寄人篱下。因为，她有她的性情，不愿随波逐流。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对于政治，张爱玲向来漠然。但是对于文坛上的左翼作风，她却始终持不满态度。其实，当时的许多作家，如鲁迅、萧红、矛盾、郭沫若、田汉，都算左翼人士，甚至是巴金、老舍、曹禺等大家，也都有亲左倾向。不过，张爱玲有她自己的审美，诸如蒋光慈的普罗小说、郭沫若的革命诗歌，在她看来，看了总会倒胃口。
到底，她是唯美至上的。那些曲意逢迎的文字，她只能给予鄙夷的目光。
左翼文学的立场作风和情感态度，也与她格格不入。左翼文学关心的都是底层社会里的不幸人生，张爱玲在作品所欣赏的许多人，造就了满世界的喧哗热闹，也造就了小市民生机勃勃的智慧，但在左翼文学里，这些人物是需要清除的对象。张爱玲很明白她与左翼的距离，所以她发表小说和出版小说集，向来是与小市民趣味较重的杂志和出版公司合作，而与左翼文坛保持着十分明显的距离。
相反，上海解放后左派人物对张爱玲却十分看重。1949年6月，夏衍回到上海，接管了上海的文化教育系统，开始整顿上海文坛。不久，《亦报》创刊，龚之方任社长，唐大郎任总编辑。同时，《大报》也创刊。这两份报纸，果然一扫过去上海小报的低级趣味，以清新有趣的形象出现，吸引了不少著名作家，如丰子恺、周作人等。
作为故友，龚之方找到了闭门在家的张爱玲，希望她为《亦报》写小说连载，张爱玲答应了。1950年3月，《亦报》上开始连载她的小说《十八春》，这是她最长的小说，共18章，25万字，直到次年3月才连载完毕。值得注意的是，发表这部小说的时候，张爱玲用的是笔名：梁京。
龚之方把这部小说当做《亦报》的重头戏，又兼唐大郎办鸳鸯蝴蝶派杂志多年，深谙千呼万唤之技略，刊出以后，立即吸引了大批读者。不少读者天天抢读《亦报》，预知后事如何，并与小说中的人物同悲同喜。有个女读者恰好与小说中的主人公顾曼桢有相似经历，读后不能自抑，跑到报社打听张爱玲的地址，找上门来，放声大哭，吓得张爱玲躲在楼上不敢出来。
由于张爱玲的小说广受欢迎，《十八春》还未刊完，唐大郎就又向她索要新稿了。到1951年冬，《小艾》又在《亦报》开始连载。张爱玲以前的小说，要么是有情人无端错过，要么是彻底的人性悲剧，而这部小说则放弃了她以往冷讽式的写作方式，而转向了同情的立场。这样的笔调，或许是妥协，但是对于世界，她始终保持着清冷。
或许，每个人都应该在喧嚣之外另辟田园，于别处，于心间，种花种草。
只是，无人知道，张爱玲的寂静世界里，是否有流水断桥、淡云微雨！
她是脱俗的女子，于寻常的人间，看不寻常的风景。
所以，她的心思，很少有人看穿。
谁都没想到，在深受读者喜欢的时候，她竟选择了默然离开。对她的离开，许多人都深感遗憾，如柯灵，如夏衍。
对于张爱玲的才华，夏衍早已知晓。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把张爱玲的作品都找来读了。尽管，他是左翼文坛的领袖，但他并不偏狭，对于张爱玲笔下的风花雪月并不反感。因为爱惜其才华，他也有扶掖张爱玲的打算。
1950年7月24日，上海召开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与会人士来自文艺圈各个领域，达数百人之多，盛况空前。夏衍亲自点名，张爱玲也接到了与会通知。但是到会以后，她突然发现，时代变了，只有她自己未变。她穿着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而人们穿的，是同样的蓝布或灰布中山装。
高处不胜寒，这是张爱玲的孤独。
会议开了六天，张爱玲并没有去换中山装，仍旧是她的打扮。对于她来说，穿不穿旗袍，罩不罩网眼的白绒线衫，并非普通小事，而是事关重大的立场和姿态问题。她是上海女人，上海女人是要穿旗袍的。她就是这样，在别人异样的目光里，坚持着自己的真性情。
但是，不管怎样，上海这座城市，不再是张爱玲的了。按照当时评论界的眼光，《十八春》和《小艾》并非多么优秀的作品，尽管它们拥有了数量众多的读者。在许多人看来，张爱玲的写法已经落伍了。
那时候，流传全国的文学作品是《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王贵与李香香》等；正在酝酿的作品是《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等。显然，文坛再也难有她的位置。
原来，别人的清平世界，却是她的乱世。
寂静与喧嚣，纷乱与安宁，不在于声响，不在于影像。
关键是，性灵是否无恙。
很显然，在新的思潮和文风面前，张爱玲早已厌倦。想必，以她的才华，若要逢迎世人，并非难事。但她不愿意，她有她独特的品味。所以，她注定孤独。
同时，大陆日益浓厚的政治气氛，也让张爱玲感到压抑和不安。许多的政治运动，都在此时悄然酝酿。那些年，看过许多变迁，对于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她有着强烈的预感。试想想，倘若她不离开，在后来的文化革命中，她的结局定是悲惨的。
1952年11月，张爱玲离开了生活近三十年的上海。她是经过仔细权衡的。从文坛格局到政治氛围，都让她觉得自己已是不合时宜。她以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的名义出境，先去了香港。
张爱玲的出走，只有她姑姑知道。但是走的时候又约定互不通信，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她杳如黄鹤。直到80年代她的姑姑和弟弟才又和她取得联系。不过那时候，张爱玲已近暮年。
她的离开，朋友们都毫不知情。消息传出，柯灵不禁扼腕叹息。当时夏衍刚成立上海人民剧院，又创立了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夏衍自己兼任所长，柯灵任副所长，夏衍最初想安排张爱玲去那里担任编剧，但因为有人对她的背景否定态度，此事只好暂时搁置，等到时机成熟再去找张爱玲时，她已离开了上海。
对于上海，她情有独钟。她在这里生活，亦在这里爱恋。
悲也好，喜也好，这是她人生旅途中最久的驿站。
喧嚣里的寂静，夜空下的灯火，醉意里的清醒，都曾与她的生命倾情对照。
但是现在，她悄然离开，不与谁作别。
上海仍是，灯火迷离。
人间岁月，恰似从前。
断肠人在天涯
我是喜欢流浪的。于我，所有远方都是归途。
但是张爱玲不同，她定不会如我这样，去到沙漠深处，感受生命如尘。她喜欢夜月下的沉思，亦喜欢人海中的独立。或许，所有远方，都在她心里。
但是此时，她不得不离开她钟情的上海，离开那些车水马龙与灯红酒绿编织成的市井画面。当然，也不得不离开属于她的传奇年代。上海与她越来越远，她的流浪才刚刚开始。她并不喜欢流浪，却又没得选择。
香港。十三年后，张爱玲又来到这里。不同的是，前次兴奋，此次恓惶。青春岁月已经远去，如今的她，已不能沉湎于绚丽的梦幻，她必须为生计做切实的打算。上海，甚至整个世界，没有属于她的后方。她只有自己，只身面对苍茫世界。
她在香港大学登记了好几个月，终究因为没有生活来源而辍学了。之后，她给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做过翻译，在那里翻译过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以及华盛顿·欧文的《睡谷故事》、爱默森的《选集》。
在香港，张爱玲待了三年，投入精力最多的，是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不过，这两部小说都是在美新署监督下完成，所写的是张爱玲并不熟悉的农村题材，并且带有明显的反共色彩。因为当时美国正倾全国之力，以精良武器在朝鲜半岛的白山黑水之间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展开激战，意欲吞并朝鲜并进而扼制新生的中国。
总之，这两部小说所写内容比较片面，多带虚假和歪曲性质，却也因为如此，甚合美方之意图，在付给张爱玲优厚稿酬以后，美方又将它们拿到《今日世界》杂志上连载，随后又出版发行。
想必，张爱玲自己也未必喜欢这两部小说。以她陌生的笔触，写她陌生的世界，这是她的无奈。生活，就那样冷冷地横在面前，她无力躲避，只能迎头面对。可她，除了手中的笔，又实在无可依仗。
她是孤傲而唯美的张爱玲，若非迫于生计，不会随便落笔。但是没办法，她之所以到香港，并非为了树碑立传，而是为了谋生。她作为贵族世家的后裔、最终被迫流浪的女作家，对某些事情的立场并不明确，对于政治更是没多少概念，加上她天性倔强，做事喜欢任意为之，写那样的小说，也就不难理解。
生活就是这样，任你才华横溢，任你风流恣肆，也总是绕不过生计二字。李白豪放，却不得不作为御用文人，为皇帝歌功颂德，贵妃捧砚，力士脱靴，都释不去他心中的苦闷；柳永多才，却只能盘桓于秦楼楚馆，自诩白衣卿相，阅尽缱绻缠绵，却终究落得凄凉收场。
人生，终究是未知的旅程。离合聚散，浮沉悲喜，都会悄然发生。许多事情，我们不愿面对却总要面对。梦里的人生，到底是悲伤多于欢喜。真如人们所说，我们是为受苦而来人间的。
当然，在香港，张爱玲的日子也并非只有无奈。她认识了宋淇和邝文美夫妇，并与他们结下了终生之谊。宋淇原是文学评论家，后来转而研究《红楼梦》。若干年前，宋淇夫妇就对张爱玲的《传奇》和《流言》赞叹不已，此时在香港偶得相识，自是鼎力相助。
张爱玲初到香港，形单影只，有了宋太太往来，颇觉得温暖。她最早住在女青年会，但是自从发表翻译作品以后，常有不速之客光顾她的家，吓得她十分紧张。宋太太于是四处联系，在他们的公寓附近，为她找了房间，张爱玲就在那里写完了《秧歌》和《赤地之恋》。
张爱玲不喜与人交往，却与宋太太很是投缘，她们总有无尽的话题，这让她在香港的生活不至于太寂寥。不过，张爱玲考虑很细致，每到八点钟，就会催宋太太回家，以免影响她与家人的天伦之乐。
当时，曾经的上海头号女明星李丽华也在香港发展，自己组建了影业公司。李丽华对张爱玲的才名早有耳闻，得知她已到香港，便几次三番托宋淇向她致意，问她会否愿意为丽华公司创作剧本。
尽管知道生计不易，张爱玲却依旧是孤傲冷淡，不愿见生客的脾气丝毫未改。宋淇夫妇经过婉转说项，她才总算答应与李丽华见面。见面当日，李丽华特地从九龙来到宋淇家，打扮得非常漂亮，说话也特别斯文，但张爱玲对李丽华的构想没有兴趣，谈了没多久，她就提前告退，连宋淇夫妇特备的差点都没有吃。
李丽华深感遗憾。张爱玲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对丽华公司的定位兴趣不浓，其次是当时她正忙于创作《赤地之恋》。她还是希望作品能在香港获得成功，她对小说看得比剧本重要。
可惜，《赤地之恋》反响平平，香港读者对之比较冷漠。1954年香港天风出版社推出《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也是和者寥寥。终于，张爱玲明白，香港并非久留之地。在这里，她所能得到的，恐怕只有荒凉。
于是，她决定移居美国。正好赶上美国新出台的移民法令，因为她曾为美新署做过翻译等工作，又曾是中国大陆颇为走红的女作家，她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在此期间，她也曾去日本寻求机会，却未能如愿，只好折回香港。
可以说，离开上海，张爱玲就再也没有了家。纵然眼前不是古道西风与枯藤老树，她也难免断肠的滋味。流浪，不是谁都能笑着面对的。
1955年11月，张爱玲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去往美国，只有宋淇夫妇去码头送行。回头而望，灯火凄迷，那是来时的路。许多地方，许多情怀，许多故事，仿佛是突然间就远去了。不知不觉，泪眼迷离。
回不去的从前，想来只有感伤。
到了纽约，她首先和早已在美国从事房地产生意的炎樱取得联系，在炎樱的介绍下，住进了一个廉价的女子职业宿舍。虽然环境简陋，总算可以安身。
不久后，她就约了炎樱，拜访了在美国闲居的胡适。赴美之前，张爱玲就曾与胡适有过交往，胡适曾对张爱玲的文字给过褒奖和鼓励。张爱玲始终对胡适敬若神明，所以那次见面，她很是紧张。不过，从文学到生活，他们还算谈得来。
胡适对张爱玲这个晚辈很关心，因为担心她孤身在外寂寞，感恩节的时候还特地邀请她去中国馆子吃菜。胡适还曾去女子职业宿舍看望张爱玲，对她能够吃苦颇为赞赏。张爱玲对于这位前辈的关爱也十分感激。多年以后，胡适病逝于台湾，张爱玲悲伤异常。
1956年，按照规定，在女子职业宿舍住不下去了，费了很大周折，张爱玲从纽约乘火车到达波士顿，又乘巴士来到风景优美的新罕布什尔，最后赶到位于郊外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总算有了临时的置身之所。这是个安静的地方，常有作家僻居于此写作。
这里，草青人远，流水如诗。但是，身居异乡的张爱玲，怕是很难快乐起来。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琴声呜咽，泪水全无。这就是流浪的况味。
彼岸的人间，灯火与星月，都属于别人。
断肠人，在天涯。
静默相逢
红尘巷陌，烟雨漂泊。匆匆照面，沧海桑田。
人生就是这样，不经意间，人已天涯；不经意间，情已陈旧。如果可以，谁都希望青春永不落幕，爱情永不枯萎。可惜，无情的年光总会带着我们，走向荒烟蔓草。
追忆似水年华，其实就是回望烟雨长路，看流水东去，落花成冢。其实，我们早已知道，是非恩怨、悲欢离合，转头即空。悲伤也好，欢喜也好，惆怅也好，快意也好，时光总不会停下脚步。与其寻寻觅觅，悲苦萧瑟，不如坦坦荡荡，随遇而安。
那些漂泊无依的日子，张爱玲定会回首从前，想起那些清朗的日子，大概也会想起胡兰成，却也不过是多添几分愁绪。
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期间，张爱玲遇上了美国作家甫德南·赖雅，由此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婚姻。不过，这次婚姻，平淡得仿佛不曾经过。经历了那场倾城之恋的伤痛之后，她已没有余力，再将爱情刻画得轰轰烈烈。她，早已疲惫不堪。
赖雅1891年出生于美国费城，父母均为德国移民。十七岁时，他进入宾州大学，攻读文学专业。二十岁时，他写过不少诗歌，以及名为《莎乐美》的诗剧。1912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1913年至1914年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英文。然而他天性好动，兴趣广泛，在文学和教书之外，又着迷于棒球与摄影。
1914年，他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以记者的身份，前往欧洲，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回到纽约，住在格林威治村，开始了他作为自由撰稿人变幻不定的生活。他曾结过婚，但是两个人性格迥异，感情极不稳定，终于协议离婚。
作为自由撰稿人，赖雅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内容从诗歌到烹饪，无所不包。后来，他再次游历欧洲，结识了文学界的许多重要人物，如诗人庞德、小说家乔伊斯和康拉德等。1931年，他应朋友之邀，开始为好莱坞写剧本，写了十二年，却因天性散漫，终究没有成为一流的剧作家。
到了50年代初，赖雅患上了轻度中风，忽然发现自己不再年轻，希望重振雄风。1955年，他也取得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入营机会，计划在这里休养生息，重新积聚力量，以完成他的写作计划，包括一部历史传记，两部戏剧和两部小说。
他们的相遇，说不上浪漫，甚至也没有多少欢喜。
只是寻常遇见，彼此觉得安然。
初次相见，张爱玲对赖雅的印象，大概只有幽默。次日又见，小谈片刻。两天后，暴风雪袭击了当地，艺术家们都挤在大厅中聚谈，张爱玲与赖雅则来到回廊，倾谈许久。从此，他们走近了彼此，交往越来越深，先是经常到对方的工作室做客，然后是并肩坐在大厅里共同进餐，继而同住同行。
尽管赖雅诙谐幽默，性情随和，所讲的奇闻异事和冒险经历，张爱玲也很感兴趣，但她是个唯美主义的人，绝不会在短时间内爱上六十多岁的赖雅。之所以接纳他，大概在于经济。
只身大洋彼岸，犹如海上浮萍，没有停靠的地方，这必然让张爱玲焦急。事实上，那些年，她的创作事业并不如意，来到美国后更是前景堪忧，文艺营的免费居住也有期限，冬季为四个月，夏季则更短，到6月底，她就必须离开这里。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她全无收入，新小说尚未写出，离开文艺营，就会陷入异常窘困的境地。
于是，她选择了赖雅。赖雅虽然已近暮年，但是对她既热情又关心，给了她天涯之外的慰藉。终究，张爱玲不喜欢漂泊的感觉，她需要安稳。
多孤绝的女子，却只能做如此选择。这是她的无奈，或者说是悲凉。
天地之间，人如尘埃。
很多时候，纵然你心存完美，也只能惨淡经营。
春风秋月，斜风细雨，都已成了过往。此时的张爱玲，只剩下了西风萧瑟。
可惜，赖雅并不能在经济上为她提供多少庇护。他年轻时喜欢豪华，为人又慷慨大方，即使是在为好莱坞写作剧本收入甚佳的时候，也没有多少积蓄。事实上，与张爱玲相识的时候，他也正是前途未卜。
5月，赖雅结束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生活，去了耶多文艺营。此后，他们通信往来。结束了耶多文艺营的日子，赖雅又搬到了小镇萨拉托卡泉。张爱玲在文艺营的期限即将到来，她提前提出了延期申请，但因为名额早已分配完，她要到秋天才能重新入住。所以，那个夏天，她只好借住在一位营友位于纽约的公寓里。
没想到，来到纽约后，她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她马上写信给赖雅，不及等到他回信，又坐火车赶到了萨拉托卡泉镇。见面后，赖雅向她求婚，但要求她去做人工流产。赖雅坚持不要孩子，张爱玲只好去做了流产。试想想，若是有个孩子陪在身边，后来那些孤单岁月，她也不至于太凄凉！所以，后来与张爱玲交厚的夏志清对赖雅颇为不满。
数日后，张爱玲离开了萨拉托卡泉镇。离别的时候，她留给赖雅一张300元的支票。她始终认为，爱情就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所以，当年胡兰成虽然另结新欢，在他逃难的时候，她还是尽力给他支助。
张爱玲，终究是性情简单的女子。
笔下写着雾霭狂流，心中永远清风明月。
1956年8月14日，张爱玲与赖雅在纽约举行了婚礼。张爱玲邀请了炎樱来参加，当年她与胡兰成订婚时，炎樱也是旁证。想起当年之事，心中甚是飘渺。
多年以后，竟然是眼前这个六十五岁的男人，给了她现世安稳的感觉。
只是，在这苍茫的大地上，没有永远的湖光水色，也没有不变的画意诗情。
所谓的现世安稳，所谓的岁月静好，都不过是刹那的云淡风轻。
10月，他们又返回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刚到营地，赖雅就中风复发，这让张爱玲无比沮丧。10月底，赖雅基本康复。但是到了12月，他的病再次复发，几乎失音。本来，张爱玲将赖雅当做依靠，没想到，那些日子，他给她的只有不安。
1957年3月，张爱玲完成了《赤地之恋》的英文译本，她将打印稿寄往纽约，不久后抵达纽约，与事先联系好的戴尔出版公司面谈这部书稿的出版事宜，但是后者对这部书信心不大，说是两周后再通知她结果。张爱玲很失望。次日，张爱玲找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商讨《秧歌》的剧本改编事宜，并签了合同。不久后，哥伦比亚公司来信，告知协议顺利，并付给张爱玲1350美元的稿酬，另加90美元作为支付该小说的翻译权。
结束了文艺营的生活，张爱玲与赖雅搬到了彼得堡镇的松树街。因为手头拮据，他们不得不到附近的庭院摊上，买些便宜的生活用品。不过，日子倒也平静无声。两个人都努力地写作，希望能走出困境。
让张爱玲沮丧至极的是，在文艺营费尽半年时间写出来的小说《粉泪》，并没有被选用。她因此病倒，几天都卧床不起。直到6月，才渐渐恢复过来。
之后，张爱玲与宋淇夫妇取得联系，重新为香港的电影公司写稿，每篇稿子可获800至1000美元，这样的稿酬在香港是极高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
到了8月中旬，张爱玲从伦敦得到消息，说她母亲病重，必须做手术。张爱玲马上写了一封信，并附了100美元的支票过去。不久，母亲便去世了，留给她一只箱子，里面都是她母亲早年带往海外的古董。后来在生活窘困的时候，张爱玲只得变卖这些古董贴补家用。
1958年11月，张爱玲与赖雅来到了洛杉矶，到亨顿·哈特福基金会报到，基金会分配给他们一套住所。这个基金会坐落在洛杉矶的名贵地区，风景幽美，终年生长着热带花卉和植物，浩淼无际的太平洋即在眼底，临窗远眺，心醉神怡。张爱玲很喜欢这个地方。不过，她很少参加艺术家们的聚会。
无论在哪里，她都喜欢独来独往，不愿与别人有太多往来。
飘飘何似，天地沙鸥。她喜欢这独自来去的自在。
1959年4月，他们又搬到了旧金山。生活变得很有规律，赖雅通常早上8点起床，用罢早餐，步行去工作。张爱玲则是晚上熬夜写作，整个上午都在睡觉。到了中午，两人共进午餐，下午继续各自工作。他们买了电视机，没事的时候就待在房里看电视；他们还养了猫，闲暇时逗乐。
这段时间，张爱玲结识了从事绘画的美国女子爱丽斯·皮瑟尔。他们很是投缘，常常到公园促膝长谈。与爱丽斯谈画，总让张爱玲忆起上海往事，隔着十多年，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这年秋天，张爱玲正式加入了美国国籍。
以前，她从未想过移民。但是生活，推着她走了这条路。
人间之事，如烟如雾；恍惚之间，往事迷离。
只影向谁去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七百多年前，元好问赶赴科举，遇到猎人将天空双飞的大雁射下一只，另一只在天空盘旋哀鸣，确信伴侣已死，便也头朝地撞死殉情。元好问很是感动，于是写下了这些词句。
我想，真正的爱情，就应当如此，不离不弃，生死相依。我以为，荷西可以伴我很久，直到年华老去，直到晚风斜阳。他也曾说，不会先我而死。但是现在，他食言了。突然之间，他就离开了我，从此没了声息。
整个世界，空空如也；伸手而触，只有冰凉。生离死别，只是瞬间；往事迷离，回首成丘。
在这世上，没有谁能如他那样，多年以后待我如初；也没有谁能如他那样，成全我的撒哈拉之梦。天涯地角，他从来都不曾离开。但是这次，他不告而别。不知道，他去的地方，是红尘彼岸，还是岁月尽头。
那日夜晚，许多闻讯赶来的朋友们都提出要为荷西守灵，我执意不肯。我不能忍受在他孤独时，有那么多人在我身边陪着他。我要那些朋友暂在外边，我要陪他度过一段时光。但是不管怎样，他真的是去了。他的身体冰冷，任我千般呼唤，终是没有回响。
荷西葬礼的前一天，我独自来到墓园。带着无边悲伤，亲手为他挖坟。在生前，他为了成全我，受了太多的苦，现在，我要让他在死后，住得安乐。我心想，大海是他的情人，死在大海的怀抱，也应无憾了。
次日，荷西的葬礼开始了。我发了疯似的痛哭，生平没有流过那么多泪水。然后，我几乎失去控制，直想扑到坟墓之中，随他远离红尘。为了稳住我的情绪，人们给我注射了镇定剂。但心中的悲痛，却是无法抑止。
隔着尘土，我在心中默念：“结婚以前，我们在塞哥维亚的雪地里，已经换过了心。你带去的那颗是我的，我身上的，是你的。埋下去的，是你，也是我。走了的，是我们。”对我来说，荷西离去，便也几乎带走了我的世界。
尘归尘，土归土。
爱恨纠葛，宿命尘缘，只在刹那间，便没了意义。
人间千古聚散，不过镜花水月。世事无穷变幻，人间几度秋凉。
正是秋天。葬了荷西，我不知道该如何活着。之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去墓园陪伴荷西。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墓园，因为在那里，没有人嘲笑我，没有人责骂我，大家都静静地躺在那里，淡淡地陪伴着小小的我。
只不过，多年以后，躺在那里的是我深爱着的荷西。我们携着手，度过荒凉岁月。但是现在，我们隔着厚厚的尘土。我只能默默地坐在那里，任自己被时光刻成雕像。
悲伤了无痕迹，孤独不可言说。
荷西离去了，后续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我要去葬仪社结账，去警察局交回荷西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法院申请死亡证明，向马德里的总公司索要荷西的工作合同证明……这些事情父母完全帮不上忙，只能我自己来完成。
我来到木匠店里，为荷西的坟做了十字架。之后，我独自背着十字架和木栅栏，到荷西的坟前。我用手挖开黄土，搬来石块，钉好木栏。这是荷西栖息的地方，我必须让他睡得安稳。
父母知道，我若继续在那里待下去，只会变得疯魔，或者变回当年在阁楼里的自闭模样。于是，他们劝我随他们回台湾。我答应了。
临行前，我来到荷西的坟前作别。墓碑上的字迹历历在目：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你的妻子纪念你。我希望，荷西能给我勇气，让我大步走开。我实在不忍将他留在黑暗里，但是没办法，碧落黄泉，我们分属两个世界。终于，我还是离开了。最后回首，阳光下的十字架亮着新漆。
我们，不曾道别。
回到台湾，我又开始沉浸在自杀的念头之中。没有了荷西，生活苍白得仿佛只剩喧嚷。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力量，还有什么理由，能支撑我继续活下去。父母无比伤心，却是无计可施。
父亲说：“你讲这样的无情的话，便是叫父亲活在地狱里，因为你今天既然已经说了出来，使我，这个做父亲的人，日日生活在恐惧里，不晓得哪天，我会突然失去我的女儿。如果你敢做出这样毁灭自己生命的事情，那么你便是我的仇人，我不但今生与你为仇，我世世代代要与你为仇，因为是你，杀了我最最心爱的女儿……”
其实，那些年我已走出了阴霾，变得开朗了许多。若不是荷西猝然离世，我绝不会再起自杀的念头。人生之事，往往就是这样，让人猝不及防。从芳草斜阳到西风落木，情节陡然转换，却是不落痕迹。
许多读者和朋友们，纷纷致电来安慰我。其中包括皇冠出版社出版人平鑫涛和作家琼瑶夫妇。在得知荷西去世的消息时，他们就马上致电劝慰。我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琼瑶了，那时候我还是个自闭的少女，对文学有着狂热的喜爱。每天黄昏，我都会蹲在家中等待报纸的到来，为的就是读上面连载的《烟雨濛濛》。那年，我回台湾调养身体，曾到琼瑶家中拜访。
深秋，我再次来到琼瑶家中，与她谈了七个多小时。此时，我因为悲伤无法消解，吃不下饭菜，只是因为母亲的哀求，才勉强喝些流汁。琼瑶用近乎磨人的方式，让我做出了活下去的承诺，还让我亲口对母亲说绝不会自杀。
我终于没有自杀。不是没有勇气，而是不想让父母伤心。我拼命告诉自己，在这世上，有三个与我个人死亡牢牢相连的生命，那便是父母和荷西，只要他们中间有人还活着，我便不可以死，连神也不能将我拿去。
但是，没有了荷西，我终究是食不甘味。许多个夜晚，午夜梦回的时候，我躲在黑暗里，思念荷西，几乎成狂。夜雨潇潇的时候，多希望，荷西能跨马而来，停在我的窗前，回到我的世界，煨暖我冰冷的年光。
我又想，感谢上天，此时活着的是我，痛着的也是我，如果叫荷西来忍受这样的长夜，我是万万不肯的。幸好这些都没有轮到他，要是他像我这样活下去，那么我拼了命也要跟上帝争了回来换他。
终于明白，先走的人是比较幸福的，留下来的，也并不是强者，可是，在这彻骨的痛楚里，我仍然要说，为了爱的缘故，这永远的苦杯，就让我来饮下。
我活着，便是我们活着。我这样告诉自己。
后来，六年之后，有人编造谣言说，荷西并没有死，只是和我感情不和而离婚，是我编造死讯隐瞒而已。甚至有人说，世上根本没有荷西这个人，他是我虚构出来的。这些谣言让我很难过，不得不与父亲上电视，公布有关证据辟谣。
荷西去了，但是我的世界，他曾经来过，并且停留了很久。
我们爱得不分彼此，所以不管天上人间，我们不曾离别。
在他之后，我的心已成空城，无人可以住进来。
寂寞如影，寂寞如随，旧欢入梦，不必化解，已成共生。
对弈的人已走，谁还在意推敲红尘之外的一盘残棋？
流浪远方
岁月悄然，人间寂静。我已忘记，今夕何夕。
流年里荡漾的过往，随着时间的暗换，慢慢远去，消失得无迹可寻，而我，只能执着于旧梦，追逐故事里的灿漫。
抬头望见荷西的照片，不自禁地黯然神伤。我知道，他是真的走了。但我总觉得，他并未走远。他就在我身边，只是触不到摸不着。多美丽的相逢，竟然如此收场！所以说，最残忍莫过于生活。
我虽然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但心中的悲伤却是无法化解。在台北，父母和朋友虽然总给我安慰，却只是杯水车薪。我的世界，除了冰冷，只剩荒凉。于是，我又想起了远方。对我来说，远方是最后的归途。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在那些陌生和遥远的地方，我属于自己，有星月给我温暖，有芳草给我安恬，有山水给我寂静。纵然雨雪飘零，至少远离尘嚣。我想要的，便是独自的地老天荒。对我来说，无需与谁产生交集，无需面对世事纷扰，无需承受流言蜚语，便可活得自在。
于是，我再次出发。流浪，是我的生活。
1980年春，我去了东南亚。那里景色宜人，让人流连忘返。可惜的是，当时我已经被很多人熟知，所到之处，总会被人关注。我喜欢简单，也喜欢安静，于我，所有的应酬和交际都是磨难。
不久之后，我决定回到大加纳利岛。那里，有风轻云淡，有天高海阔，当然，还安放着我与荷西的许多故事。曾经，我们在那里，面朝着大海，说不离不散。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们竟然天人永隔。同样的景致，两个人携手，独自的凝望，是完全不同的况味。但我，还是选择了回到那里。
我首先到了瑞士。在这里，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环境的幽雅，不是生活的闲散，而是那个火车站。那个关于六号月台的梦，曾经萦绕在我心头很久。没想到，在瑞士，我竟然看到了与梦中完全相同的情景。
到达瑞士后，女友到机场接我，载着我向洛桑城内开去。当我在黎明的光线中看到洛桑火车站时，惊骇得无法形容，那就是在梦中出现过无数次的车站！那是瑞士的古典风格的车站，车站内的景物无比熟悉，只因在梦中来过。
离开洛桑时，女友帮我去寄箱子，让我先去6号月台。我知道路，梦中我来过。上车时，穿着一身红衣的女友飞奔而来，递给我行李票后，她说了一句中国话：“再见了！要乖乖的呀！”这就是我要等的中国话。
此外，在车厢里，果然有三个士兵，穿着草绿色的制服，肩上缀着红牌子，对着我微笑。这些情景太过诡异，让我十分惊悸。或许，世间的许多事，冥冥中自有定数。人们说，三毛有通灵的能力，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我行走于时光之外。
走过了许多地方，我终于回到了马德里。这是我与荷西相遇相知的地方，雪地上的离别，阳光下的相拥，都记忆犹新。兜兜转转，回到这里，却已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物是人非，欲语泪流，最是断肠的感觉。本来以为，在婆家不会有人欢迎我，但事实上，小姑伊斯蒂是站在我这边的。她甚至劝我，脱掉黑色丧服，穿上七彩春装，因为她知道，荷西喜欢看到我这副样子。在我与公婆有争执的时候，伊斯蒂也坚决地支持我。她爱我，因为她知道，荷西爱我。
然后，我离开西班牙，来到了大加纳利岛。蓝天依旧，大海依旧，沙滩依旧。遗憾的是，没有了荷西，我只有自己，独自面对云天下的潮起潮落。
荷西曾说，如果可以，他愿意和我老死于岛上。我也曾经设想，在这岛上，有自己的茅屋，有安静的院落，甚至，有我们的孩子。我不怕日子散淡，也不怕岁月无声，我只怕活得苍白。
再次回到这里，只能睹物思人。突然觉得，我不该回来，所有的事物都那样熟悉，却唯独少了那个令我安心的人。但我还是住了下来，我要替荷西，看夕阳晚霞。算是隐居，不问世事。若不是往事萦怀，我喜欢这样的清静。
隐居的日子，我想起了陶渊明，也想起了林和靖。采菊东篱，种豆南山，当然是悠然写意，但我更喜欢的是，梅妻鹤子的和靖先生。不食人间烟火，许多人觉得无味，我却总是神往。
孤高自傲，喜好恬淡，不慕名利，这便是和靖先生。他喜欢简单与自然，不愿沾染官场的俗气，许多人劝他做官，都被他婉言拒绝。在他看来，功名富贵只如浮云，倒是青山绿水与他性情相宜。
山水草木，皆为知己。恐怕只有孤绝到了极致的人才能如此。先生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植梅放鹤，饮酒赋诗，怡然自得。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先生见鹤必棹舟归来。
先生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旧时文人，恐怕没有几个人不希望自己的诗文留存后世，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愿望，对他而言，写诗填词，只为刹那的醉意。
世人都留恋繁华，艳羡富贵，有几人能看透繁华，洗去尘埃？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身为文人，不入仕途，定会被无数人冷嘲热讽。但是那又如何？人终究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别人如何看你，那是别人的事。
可我，不是林和靖，我是九百多年后的三毛。曾经，我喜欢孤独，喜欢在孤独里饮下流光。但是，经过了与荷西的爱情，我竟开始害怕孤独。所以，一年后，我离开大加纳利岛，回到了台湾。
原来，隐居的日子，并非只有闲适。
终于发现，父母之爱才是我永生的乡愁。
在台湾待了些时日，与父母日日相依，时光平静如水。然后，我又在《联合报》的资助下，开始了为期半年多的中南美洲之旅。那是我极其陌生的地方，但我还是兴致盎然地去了。我希望，在走遍万水千山以后，能够明白，生命到底来自何方，去向何处。
在地球的那头，遥望千秋岁月，突然觉得，世间所有，皆是虚无。
红尘万丈，茫茫人海，竟还是自己的来处。
1982年，从南美洲归来以后，应母校校长张其昀先生的邀请，我去文化大学中文系任教，教小说创作和散文习作两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但是任教的日子平淡无味，我并不是很喜欢。终于，1984年，因健康关系，我辞去了教师职务，专心写作。
然后，我又开始了旅程。
终究，我喜欢未知的远方。
云出无心，月明有意。
远方，并非只有遥远。
岁月无痕
这世界，我们只是经过。
作为路人，我们始终两手空空。幻梦与求索，年华与爱情，都会在无声的岁月里渐行渐远。只不过，路过人间，有人恬淡悠然，有人寂寥苦涩。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
那些年，我去过许多国家，经过许多山水云烟，却始终不能回到大陆。我总是盼望着，在未来某天，可以回到那里，回到我来时的地方。事实上，在台湾，乡愁是个常态。这里有太多远离家乡，与亲人断了联系的人们。因为战争，他们来到这里，仿佛人间浮萍。多年以后，他们对大陆仍有着深刻的爱恋。
终于，人们等来了好消息。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准许台湾部分居民回大陆探亲。许多人欣喜若狂，当然其中也包括我。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有太多地方，有太多景致，值得我有生之年去踏足和流连。
杏花春雨江南，铁马秋风塞北。
湖上渔舟唱晚，月下踏雪寻梅。
这样的情调，并不是哪个国度都有。我知道，我必须去到那里，看今时的莲叶田田，听遥远的羌笛呜咽。我必须，以寻梦的姿态，从某个黄昏出发，回到那里。
走遍万山千水，怎能错过手边的清风明月！
当然，我有个打算，就是去拜见《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儿时，这本漫画给了我许多的欢乐。多年以后，身在撒哈拉，给台湾投稿的时候，我用了漫画中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笔名。我总是想，与漫画的作者至少应该有个照面。
去大陆前，我找到在湖南《长沙日报》工作的外甥女袁志群，给张乐平先生去信，表达了我对老先生的仰慕，也表达了拜见他的愿望。
因为老先生，我喜欢小人物故事。这样的概念，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深入心中。我不关心世事浮沉，也不关心沧海变迁，我更关心飘荡在滚滚红尘中，受命运拨弄的小人物。所以，长大以后，我也没有去写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东西，而是专注于那些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和生活在身边的小人物。
不管别人如何评说，我只愿简单地活着。坚持看守个人文字上的简单和朴素，欣赏以一支笔，只做生活的见证者。绝对不敢诠释人生，只想让故事多留余地。这就是我，毫不浮华的三毛。
此时，张乐平先生已年近八十，住在上海东海医院疗养。不久之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还附了一幅三毛像。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到了第三封信的时候，我开始亲切地称呼老先生为父亲。
这位经历了沧海桑田的老人，为此欢喜不已。他对别人说，能在晚年认了我这个女儿，是人生的一件快事。1989年4月，我终于回到了大陆。陌生却又熟悉，我的欣喜不言而喻。更让人欣喜的是，我见到了张乐平老先生。
人间四月，杨柳依依。老先生拄着拐杖，站在家门前，迎接我的到来。虽是初次相见，却似久别重逢。只因，我们在艺术精神与人生态度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隔了四十年的沧桑，我们不仅成了父女，更成了良朋知己。
这次到来，我将自己的新作《我的宝贝》作为礼物送给了老先生。老先生送了我一套涤卡中山装，这是我在信中向他要的。尽管，中山装在大陆早已过时，我却十分喜欢。
在老先生的家里，我住了五天。白天去闲逛，体会当地风情，傍晚就与老先生倾谈。我去过龙华寺，也去过大观园，当然，还去过周庄。古镇岁月，经历千古风云，仍旧安详如初。但是，站在古镇的桥边，莫名地，竟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悲伤。
不知道，喜欢大海的荷西，是否会爱上小桥流水人家。
终于，我告别了老先生。他嘱咐我，世事艰难，要多保重。未曾开口，我已泣不成声。虽只有几日相聚，但我们却似有几十年感情的父女。心灵照会，志趣无隔，原是最美好的感觉。若非知音难得，钟子期死后，俞伯牙也不会断琴绝弦。
之后，我随堂兄同返乡下祭祖，并且拾了一捧祖父坟上的土，又在陈家舟山群岛老宅的井里打上来一瓶水，带回了台北，以作纪念。有时候，我希望可以，落叶归根。
不久之后，我决定重返大陆。我为自己制定了旅行路线：从广州开始，经西安和兰州，到敦煌，看石窟里藏着的沧桑秘密；经乌鲁木齐和喀什，从成都到拉萨，在日光下拜谒天空；再经重庆和武汉，到上海，到杭州。西湖之畔，我必须停留许久。这里，沉睡着苏小小，也沉睡着许多故事。
然而好事多磨。临行之前，导演严浩与林青霞、秦汉出面邀请我写电影剧本。当夜，我兴致很好，竟不想喝得酣畅，渐入醉意。回家上楼之时，一个不留神，重重摔下，断了肋骨。也因此，这次旅行计划被迫推迟了不少时日。
1990年4月，我又回到了大陆。我只买了单程机票，台湾作家赵宁问我何时回去，我说很久以后。甚至，我和台湾作家张拓芜通电话说，说不定我就不回去了。这并非戏言，我真的想过，在大陆度过余生。
我的确是按照自己的路线来走的。先是从广州飞到中西部，游览了西安和兰州。相比之下，我喜欢西安的古静。这里，曾是许多朝代的都城，住过王侯将相，也住过才子佳人。只是，多年以后，城墙内外，走着的都是寻常百姓。就像刘禹锡笔下的乌衣巷，经历了岁月，只剩野草斜阳。
然后，我来到了大西北。这片荒凉的大地，让我忆起了撒哈拉。当然，很轻易地，我就忆起了荷西，以及那些相濡以沫的日子。在他离开后，所有的远方，我只能独自走过。在这世上，再没有人愿意，伴我行遍天涯。
想来颇觉忧伤，如那荒凉地方。
但我还是喜欢这里。我成长在风光秀美的台北，那片土地最是精致和细腻，人们也是温文尔雅，不温不火，所有事物都安静而淡雅。可我却总愿意逃离，我喜欢的，是无垠的大地，是尽情的奔走，是放肆的哭笑。
西北，这个风沙茫茫的地方，空旷里有恣肆与倔强，我喜欢这样的格调。
在接近零度的空气里，生命又开始了它的悸动。
灵魂苏醒的滋味，接近喜极而泣，又想尖叫起来。
我喜欢独来独往，也喜欢无拘无束。这是我愿意停留的远方。
云天之下，炊烟袅袅。烟月不改，岁月无痕。
云下的九月
远方，无需打扫，已然清净；年华，无需修饰，已然丰盈。
我走在路上。经过许多地方，或者说，被许多地方经过。有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道路，被熟悉和陌生的人们经过，踩出聚散悲喜，踩出沧海桑田。我这条路，与流浪有关。所以经过的人们，总是不知所措。
我仍然在西北那片苍凉的土地上。远远望去，还能看到刀光剑影，还能听到鼓角争鸣。当然，还有羌笛声声，在黄沙里呜咽，战士泪如雨下。经过这里，我属于目下的年光，亦属于过去与未来。我是流浪的三毛。
我爱上了敦煌，这是来之前就想到了的。我总相信，可以在敦煌的壁画里，回到从前，看乱世的纷扰，听盛世的长歌。或许，我也可以在历史的遗迹里，遗忘历史，遗忘自己。
到敦煌不久，我结识了在莫高窟从事研究工作的伟文，他是我的读者。在他的帮助下，我独自进了一个洞穴。突然之间，我仿佛跌入到时光深处。
我打开了手电棒，昏黄的光圈下，出现了环绕七佛的飞天、舞乐、天龙八部、携待眷属。我看到了画中灯火辉煌、歌舞蹁跹、繁华升平、管弦丝竹、宝池荡漾。壁画开始流转起来，视线里出现了另一组好比幻灯片打在墙上的交叠画面：
一个穿着绿色学生制服的女孩正坐在床沿自杀，她左腕和睡袍上的鲜血叠到壁画上的人身上去。那个少女一直长大一直长大并没有死。她的一生电影一般在墙上流过，紧紧交缠在画中那个繁花似锦的世界中，最后它们流到我身上来，满布了我白色的外套。
我吓得熄了光。然后，我与菩萨对话。沉默对白，让我豁然。仿佛，心里的尘埃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我跪在光光亮亮的洞里，不惊悸，不感伤。我几乎忘记了时间。
离开敦煌，我来到了乌鲁木齐。除了那位老先生，这里吸引我的东西并不多。他是感性而浪漫的王洛宾，充满了才气与智慧。与他之间的细节与点滴，外人不晓得，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或许，在许多寻常的日子里，他会莫名地想起那位姑娘。多年以前，王洛宾遇见这位藏族姑娘，他们策马青海湖畔，她曾用皮鞭轻轻打在他的身上。于是，从此他便念念不忘。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也被人们无数次唱起。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每天看着她动人的眼睛，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这歌词曾打动无数人，当然也曾让多情的王洛宾无数次感伤。多年以后，那位藏族姑娘不知身在何处，他只能在依稀的往事里黯然神伤。王洛宾好似吟游诗人，才情无与伦比，却是生平坎坷，晚景孤寂。或者，就因为我们都孤独，许是命运关照，终于让我们有了联系，甚至有了牵挂。
香港女作家夏婕在新疆下放期间，曾与王洛宾相处过不少时日。王洛宾命运多舛，但晚景凄凉的他，仍旧不曾放弃自己对音乐的信仰，坚持采集歌谣。每日黄昏，总会面对已故的夫人遗像，弹曲子以慰相思。
我的好友司马中原与夏婕熟识，从夏婕处听来此事倍感动容，便转述给了我。听到这个故事，我感动得落了泪。多情的王洛宾，实在太凄凉也太可爱了。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去新疆看望他。
于是，我真的见到了他。不过，他对我所知甚少。尽管，他听说过我的名字，知道我是台湾的畅销书作者，却并不知晓我写过什么。但是，出于礼貌，王洛宾还是迎接了我的拜访。
可惜的是，这次见面，我们的交流很少。离开的时候，宾馆服务员无意中知道了我是三毛，于是奔走相告，将许多我在大陆出版的书抱出来让我签名。王洛宾到宾馆为我送行，却也是言语无几。我们终究，未能向彼此敞开心扉。不过，分别的时候，我向他许诺，九月，我还会去看他。
其后，我来到成都。这里，没有鲜衣怒马之热烈，只有陌上花开之寂静。不聒噪，不华丽，不轻浮。有的只是，光阴味道，流年气息。远离尘嚣，得了片刻素朴宁静，享了几日人间烟火。
从成都出发，我乘车到达青藏高原。日光倾城，云天无恙。不过，从布达拉宫出来，我的身体又遇到了麻烦，出现了高原反应。这次大陆之行，我在过天山时就犯过，这次在拉萨，竟然突然晕厥在路上。我被送进了解放军拉萨总医院，病好后，只得返回成都。然后，经重庆和武汉，到了上海，又到杭州。
回到台湾后，在三个里，我和王洛宾共往来六封信。王洛宾在信中说，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阳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做拐杖用，他就像萧伯纳那柄阳伞。后来，他给我的回信迟了些日子，我责怪他说，他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九月，夏日并未走远。我又来到了乌鲁木齐。在机场，王洛宾穿着精致的西装，打着领带，走到机舱口，迎接兴致颇高的我。没想到，飞机着陆，我刚刚走出机舱，强烈的荧光灯突然亮了，摄影机对准了我。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我非常愤怒，立即返回了机舱。到底，我是喜欢寂静的，不喜欢抛头露面。本来只是私人拜访，搞出这样的场面，我实在是非常厌恶。王洛宾解释说，这是乌鲁木齐几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正在策划拍摄反应他音乐生涯的电视片，听说我要来，便策划了这段情节，以壮声势。
尽管如此，我还是郁郁寡欢。不过，我终究还是从机舱里走了出来，挽着王洛宾，缓缓走下舷梯，接受了十多名少年男女的鲜花。夕阳西下，云霞满天，我的心，却只有落寞。这样的见面方式，让我很难过。
我住在王洛宾的家里，他的纪录片还是拍摄着。我虽然参与拍摄了几个片段，但是心中始终充满压抑和厌烦。在那些情节里，我仿佛被人任意拨弄的木偶。这是我的人生态度不允许的。不久，我病了，王洛宾找来医生为我治疗，而他本人仍在没完没了地拍片子。
终于，我的忍耐到了极限。那日，在饭桌上，我下厨炒菜，王洛宾盛饭。我突然埋怨饭盛得太少，大声嚷了起来，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地喊道，要杀了他。王洛宾所看到的我，总是忧郁而平静的，所以，我突然变得疯狂，他惊得目瞪口呆。有过那些自闭和晦暗的年月，我的生命里早已隐藏了这样的性情。
我当即搬了出去，住进了宾馆。几天后，我们虽然又见了面，我还伤心地流了泪。但是，我们之间，终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不了解我的落寞与伤心。
但，我们毕竟曾经遇见，在九月，在云下。
初秋的牧场，我必须只身打马经过。
风起的时候，故事落幕，无人知晓。
这样的九月，该如何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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