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缘灭，花开花谢。

    相遇别离，自有定数。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蓦然回首，往事成空。

    我在我的撒哈拉，鸟归沙有迹；她在她的大上海，花落梦无痕。

    我们素手执笔，划过岁月风尘，以静默，以萧索。

    于是，悲欢离合，落地成冰。

    誓言如烟霞

    死生契约，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三千年前，这样的誓言，就已是悲凉凄绝。三千年后，仍是这样，誓言只如烟霞，经不起风吹雨打。毕竟，世事无常，我们走在未知的路上。

    所以，张爱玲说，这是悲哀的诗，生死聚散，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万丈红尘，我们只如微尘。可我们总愿意在风前月下，默然地说出，不离不弃，生死相依。仿佛，我们真能做得了主。

    爱如禅，不可说。相聚别离，只是瞬间。白居易说，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仔细想想，真是如此。爱情这东西，你越想执手不离，就越容易各自天涯；你越想天长地久，就越容易刹那凋残。

    人间万事，总堪惆怅。你我只能，随遇而安。

    其实，张爱玲早已知道，生于乱世，很难求得真的安稳。但是，那些被爱情填满的日子，她还是免不了幻想长久相依。对于爱情，她终究是有些执念，明知聚散难定，仍希望，琴瑟在御，岁月安好。

    身为女子，这是难免的念想。张爱玲如此，我又何尝不是！

    现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仍在上海滩的乱世风雨中，过着寻常的诗酒日子。

    婚后两人的生活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依旧维持着原先的情形。胡兰成仍然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很少想到要张爱玲搬到他那里去住，而张爱玲既然已经习惯与姑姑合住，他也乐得自由。每次相见，仍是品画论诗，长夕倾谈。偶尔，他们也外出散步，看看街景。

    这样的情境，拿胡兰成的话说就是：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对于这个风流才子来说，这便是人间佳话。看上去，那些日子，近乎美满。张爱玲也喜欢那样清淡却不失诗意的生活。

    她喜欢上海，喜欢这个城市里的烟火味道。尽管，她总是孤傲冷清，但她喜欢感受那些市井生活背后的沧桑变迁。胡兰成曾问她，是否愿意出国。她说，最喜欢上海。也许，此时生活所呈现的，正是她想象过多次的画面。所以，她不求更多。

    但是，胡兰成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危机。他是个聪明人，对时局变化很是敏感。时间已渐近1944年底，中日战争局势明显地发生了变动。不仅在中国战场日寇已疲于应付，面对中国军队的反攻颇感吃力，而且在太平洋海面上与美国海军的较量，也是不断受挫。在日本国内，经济更是濒临崩溃，反战情绪日渐高涨。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军队的困局直接影响到汪伪政府的存亡。作为叛国政府，它必将在不久之后遭到国民政府的惩罚。身为汉奸的胡兰成，自然也面临着杀身之祸。

    对于政治，张爱玲是毫无兴趣，不闻不问的。那些日子，她沉浸在爱情里，亦沉浸在以爱情为养料的文学世界里，醉意阑珊。因为绵延着的幸福感，她的写作没有任何滞碍，几乎是信马由缰，作品也是层出不穷。这边是令人艳羡的爱情，那边是炙手可热的事业，她的人生可谓春风得意。

    于是，她几乎忘记，她曾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

    她应该清楚，幸福与荒凉，只有一线之隔。

    聚散离合，都会在悄然间发生，谁都没有办法。

    某个傍晚，他们在阳台上眺望车水马龙的上海。胡兰成和她说起了时局，说在不远的未来，自己将会有难。张爱玲听了很是震动。她真是对政治毫无概念，只是因为听说政治将与自己的爱人发生如此直接的联系，才无比吃惊。

    胡兰成已经看出，南京的局势无可挽回。他说，“我们只好替自己多打算一些，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能逃脱这一劫，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张爱玲默然。许久，她才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者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仿佛，来日大难只是游戏。

    她不明白胡兰成话中的意思。对于爱情，他们的理解有着天壤之别。张爱玲要的是，天涯地角，不离不弃；胡兰成要的是，花前月下，私语缠绵。他们爱情的深度，是完全不同的。否则，胡兰成大概也不会与前妻离婚，与张爱玲开始这段恋情了。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就是胡兰成的态度。在他这里，没有白头偕老，没有生死相依，有的只是朝三暮四的刹那欢情。张爱玲不懂。对她来说，爱了，就要死心塌地地为对方着想，甚至倾尽所有。谁让，那年那月，他蓦然到来，给了她寂寞中的欢喜呢？

    张爱玲，到底是唯美主义的，她只愿意将自己封闭在唯美的画面里。胡兰成却完全不同，即便是与张爱玲凭烛相对、品茗吟诗之时，也不忘为自己想出路。1944年下半年，汪伪政权里许多要员都纷纷私下活动，与抗战力量暗通款曲。汪精卫本人始终声称重庆方面是国家正统，自己又经常在诗词里委屈抒怨，希望为自己的叛国投敌开脱。

    胡兰成揣度时势，趁机发表了很多鼓吹日本撤兵的文章，同时又与日本军界的一些反对东条英机，主张停战的官员过从甚密，希望造成声势，以促成日本撤兵。他想的是，如果日本人接受了撤兵的建议，不但于日本是比较体面的，于他自己也是更容易重谋出路，或可将功折罪免去叛国投敌之罪。令他沮丧的是，他的言论几乎无人理会。

    愤懑之余，或许是为了遣送愁怀，胡兰成于1944年秋出面办了《苦竹》杂志。作为妻子，张爱玲给予了大力支持。此时的张爱玲，正是声名飙升之际，已较少在《紫罗兰》、《万象》等杂志上发稿，而主要改在《杂志》月刊上。但胡兰成筹办《苦竹》后，张爱玲接连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与此同时，她在《杂志》上只发表了一篇小说。

    很显然，在烽火连城的岁月里，胡兰成是她最重要的人。事实上，稍早时候，弟弟张子静也曾与人创办过杂志，向她约稿，却被她回绝了。她说，那种不出名的刊物，她不会为之写稿，以免败坏声誉。不过，她又觉得，这样冷漠地回绝不太好，就找了一张她的素描给他了事。而对于胡兰成出面办的杂志，她不仅给出了质量上乘的稿子，还请炎樱为之设计封面。

    然而，因为政治的变动迫在眉睫，《苦竹》办了两期后，就明显从文艺转向了时政，张爱玲的文章亦不见了。或许，胡兰成想再借书生论政的方式在即将来临的大变动中取得一席之地。本来，办《苦竹》是出于性情，但他很快就把它用作了东山再起的工具。

    这个乱世中混迹的男人，始终没有放下对仕途的渴望。他必须为难以预测的人生，做充分的准备。这些情形，张爱玲大约是不知道的，不过胡兰成并不在意，也无心告诉她。

    在他看来，乱世之际，不该论儿女情长。于他，爱情轻得，好似云烟。

    可是张爱玲，仍然在爱情的残梦里，想象着地老天荒。

    芸芸众生里，他是她的知己。她愿意与他，生死与共。

    而他，却总是想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

    或许，他们从开始就已错过。

    谁闻旧人哭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

    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或许是黄昏，踩着夕阳；或许是午夜，枕着月光。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张爱玲心中定是落寞的。在她心中，爱情是唯美的，不该有尘埃，不该三心两意。然而，她想要的月白风清，在现实中，却是苍白无力。

    那个叫做胡兰成的男子，并不如她这般，为爱痴狂。甚至，对他来说，爱情不过是你情我愿的风月故事。对所有女子，他可以与之私语缠绵，却也可以弃之如敝履。

    于他，没有永远的朱砂痣，没有永远的床前明月。他喜欢的，是追逐和猎艳的过程。又或者，他喜欢的，只是他自己。这样的人，配不上爱情。

    遗憾的是，张爱玲对他爱得痴狂。对于这乱世才女，这是注定的悲剧。

    1944年底，胡兰成借他的朋友池田笃纪的帮助，准备动身到湖北武汉接编《大楚报》，并在武汉创办政治军事学校。这项计划名为办学，实则是为日后在政局变动中找退路。离开上海前，他给张爱玲带来一笔钱，然后很快就去了武汉。

    走得不声不响，甚至没有感伤。他终究是薄情之人，对于离别，他总是显得淡漠。但是张爱玲，却是难舍难分。以前他们虽然也常常分离，但南京与上海毕竟离得近，每月胡兰成总能到上海住上八九天，小别胜新婚，常有不胜之喜。而现在，胡兰成要到千里外的武汉，又说归期难定，外面是炮火连天的岁月，许多事都难以预料，她真的不愿意。

    张爱玲的性格虽然利落干脆，但是在爱情里，她是个痴情女子。她害怕离别，因为爱得深沉。胡兰成却不同，那些往日欢情，只如梦里花开。他走得匆忙，并不知晓，离别的瞬间，张爱玲已是黯然销魂。

    无情不似多情苦。张爱玲也知道，却做不到洒脱，亦做不到无情。天性深情的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笑看离合聚散。

    更加无奈的是，这才是悲伤的开始。

    胡兰成到底是风流不羁之人，到武汉之后，他接管了《大楚报》，任社长，另用了三个亲信分别任副社长、总编辑、撰述主任。他们由汉阳县衙门安排在县立医院里居住，恰好与汉阳医院的护士们为邻。医院里总共有六七个护士，年纪都不大，个个活泼可人。胡兰成这帮人，家室都不在这边，见了这些青春少女，不免心生绮念。

    胡兰成显然更善此道。他每天下班后，都会到病房里去厮混，和小护士们调笑。这群护士中，有个女孩叫周训德，生得纯净素雅，水灵秀气，颇有水乡女子的韵味。胡兰成很快就被她吸引，并用他的风流伎俩，让这个十六岁的女孩，不知不觉坠入了情网。

    他是情场浪子，对付女人颇有手段，否则冷傲的张爱玲也不会那样快就倾心于他。周训德毕竟只是个未谙世事的女孩，胡兰成约她吃饭，给她讲诗，还带她去江边散步，不停的甜言蜜语，终于让她意乱情迷。

    与胡兰成同去武汉的沈启元，看不过去他的作为，曾婉劝小周不要糊涂下去，并告诉她胡兰成已有第三任太太，这样跟着他没有好结果。胡兰成听闻此事后，不但不觉得心虚，反而怒气冲冲地骂沈启元卑鄙。沈启元没想到胡兰成是这样的反应，也就没说什么，只是替远在上海的张爱玲深感悲哀。

    沈启元毕业于燕京大学，也写诗，看过张爱玲的小说，曾撰文赞叹张爱玲说，她仿佛天生的一树繁华异果，而这些花果，又是从人间的温厚感情里洗练出来的。他说张爱玲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赡。

    张爱玲的确是才情俱佳的女子，生于任何时代，都是独特的风景。但是偏偏，她遇到的是胡兰成。她想要的生死不离，他给不了。

    他在他的武汉，风花雪月；

    她在她的上海，寂寞无言。

    不久前，他们还在上海滩的灯火里，浅酌低唱。此时，他的怀里已是别的女子。他不知道她的悲伤，就像，她不知道他的轻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婚书上的字迹依旧清晰，他却已在别的地方上岸。

    胡兰成大概已经忘记，遥远的上海，还有个痴情的女子，在等着他的消息。每日下班后，他都会叫小周来他房中，他教她读唐诗，背诵《汉乐府》。于他，这红袖添香的画面，最是迷人。他喜欢小周的乖巧可人，与之相比，张爱玲太过清冷孤绝。

    胡兰成并不隐瞒自己在上海已有妻子的事。在他看来，到处留情，是寻常和光彩的事。后来，他更是软磨硬泡，让小周答应了和他结婚，做他的妾。

    1945年3月，胡兰成临时有事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月余。期间，他告诉了张爱玲自己与小周的事，讲得暧昧含混。张爱玲向来是超脱和从容的，唯独在爱情里斤斤计较。她虽然看出了胡兰成的喜新厌旧，却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会另结新欢。

    听了小周的事，张爱玲耸然动容。只不过，幽怨惆怅之后，却也没说什么。她知道，自己不过是步人后尘，体会这苦涩滋味。

    无论如何，张爱玲不会以楚楚可怜的模样，求得别人怜悯。这不是她的个性。她尽量做出洒脱的样子，心底却早已落叶萧萧。那是秋凉的况味。

    这场爱情，她看得太重。她愿意为之，忘生忘死。可惜，她遇人不淑。那薄幸男子，终究还是辜负了她最美年华里的痴心无悔。

    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张爱玲，只有悲哀的份。

    她的隐忍，被胡兰成理解成了不追究。他不免暗暗得意，马上就忆起了与小周花前月下的日子。张爱玲是风华绝代的才女，他也曾深深迷恋。但是此时，他的心中，只有那个弱柳扶风般的小女子。对张爱玲的迷恋，早已褪色。

    不久，胡兰成又从上海到了武汉。竟是在这里，他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冷清的张爱玲，虽不是路人，却也只是偶尔被记起。他，只要眼前的缱绻缠绵，不要过去的月色无边。他与小周谈论婚事，却又不举行结婚仪式。

    或许，那白纸黑字的誓言，他还记得些许。

    可是，那场倾城的往事，终究会渐行渐远渐无声。

    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万水千山。

    那是痴情与薄情之间的距离。

    人生若如初见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沉沉夜色下，张爱玲或许会想起这首诗。许多年前，徐志摩写下这首《偶然》的时候，心中充满悲凉，此时的她又何尝不是？她以为，胡兰成是从遥远的地方赶来，赴前生之约。没想到，所有的遇见，不过是偶然。

    终究，他们有各自的方向。

    她有剪不断的哀愁苦楚，他有看不尽的姹紫嫣红。

    曾经，她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但是现在，她终于明白，那人注定只能在她生命里稍作停留，如云影照水。那些倾心的付出，竟是不值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胡兰成虽感到大祸临头，却还是趁机拉拢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拥兵数万，拒不接受重庆，打算成立独立的武汉军政府。却不料，不出几天，二十九军就分崩瓦解，大部分归顺了重庆。在这场独立闹剧里，胡兰成只如跳梁小丑。国民党军队一到，他马上逃离了武汉。走之前，他给小周留下几根金条，并许诺定会想办法和她重聚。

    他的薄情里，倒真有几分多情。但那样的许诺太过虚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将来会身在何处。

    胡兰成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他从武汉乘船到南京，又从南京转到上海，东躲西藏，惊惧不安。不久，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捕汉奸，他又从上海逃往浙江杭州，化名张嘉仪，隐居下来。

    离开上海前，他和张爱玲见了面。但是此时，张爱玲既知他已移情别恋，便少了些温柔，多了些冷淡。以前那种男欢女爱、执手相悦的情景，早已成了往事。

    次日清晨，胡兰成就匆匆离开了上海，到了杭州。抵达后，他与中学同学斯颂德取得联系，由后者安排，取道绍兴，逃到诸暨斯家老宅。胡兰成对这里很熟悉，十几年前就曾在这里住过些时日。但那时，他却因看上了同学年轻美丽的妹妹，不断挑逗对方，终于被请出了门。

    十几年后，胡兰成落难而来，斯家人不计前嫌，待之如故。但是，不久后，斯家宅院突然驻进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胡兰成逃到深山中，隐匿了许久，直到初冬，决定离开诸暨去金华。陪他去金华的，一个是斯家老四斯君，一个是斯家的姨太太，叫范秀美。在金华刚落脚，又差点碰上蓝衣社的人，吓得胡兰成魂飞魄散。范秀美于是建议他去温州暂避，因她的母家皆在温州，方便照应。胡兰成同意如此，即由范秀美陪同上路，斯君则有事取道回了诸暨。

    范秀美虽然比胡兰成年长两岁，但依旧风姿绰约。她是斯颂德父亲的姨太太，本分贤惠，对胡兰成比较尊重，因看他是斯家少爷同窗，又是斯文有学问的人，所以称他为胡先生。不过，她不知道，胡兰成儒雅庄重的外表下，藏着怎样的放荡不羁。

    虽是逃难途中，胡兰成终是禀性难移。当年，他就注意到了这位美貌的姨太太，十几年后，她仍是明眸皓齿，风韵犹存。接连几个月的逃亡，胡兰成早已耐不住寂寞。于是，他又施展出了惯用的风月手段。范秀美亦是聪明人，两人心有灵犀，还未到温州，便已同行同宿，无限缱绻。到了温州，胡兰成自称是范秀美的丈夫，全然忘记了张爱玲和小周。

    他曾说，天下人如他那样欢喜她，他亦没有见过。这话让张爱玲欣喜不已。或许，他也曾在月下黄昏，对她说过与子偕老。但他毕竟是情场浪子，对张爱玲说的话，大概也对别人说过。他的世界里，没有自始至终。

    此时，在温州，与范秀美如胶似漆，他又可以乐而忘忧了。

    他没想到，张爱玲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是1946年2月。半年未曾谋面，张爱玲千愁万绪，此次迢迢而来，便是为了向他要个答案。她希望，他们之间，能有个明白的了断。她从来就不是拖泥带水之人。纵然有万千不舍，倘若胡兰成明确说对她已无爱意，她定会飘然而去。

    当然，张爱玲心中还是存着念想，希望他们可以冰释前嫌，抛开其他，重回从前那样的欢悦时光。她始终是爱着他的，尽管对他有许多不满，但想到他四处逃亡，漂泊无依，她仍是无比牵挂。

    然而，张爱玲还是失望了。因为胡兰成身边多了个叫范秀美的女人。

    对于张爱玲的突然出现，胡兰成很不高兴，见面的时候还斥责她不该出现。他就是这样，有了此处的温柔，就忘了彼处的烟火；有了此时的缠绵，就忘了彼时的沉醉。流亡的日子，他已无心再与张爱玲诗酒流连，她的小说，她的孤傲，对他而言，都已成了奢侈。范秀美成熟体贴，可以给他足够的温柔。他并不需要张爱玲。

    他却不知道，那些离别的日子，张爱玲经受了怎样的相思熬煎。

    爱得不深，便不知相思的味道。与张爱玲的爱相比，胡兰成几乎不曾爱过。

    胡兰成安排张爱玲住在一家小旅馆，他白天去看她。半年未见，虽还能谈笑，却又是相敬如宾。他们，早已不是当日羡煞旁人的神仙眷侣。

    他已远去，于花间漫步；她在原地，于月下凄凉。

    人生若如初见，该有多好！那时，月光如梦，岁月如诗。

    可是，不知不觉，竟已荒草丛生。

    难怪，张爱玲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偶尔，他们也会去温州街头散步，边走边说话。张爱玲说，她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那里是胡兰成走过的，等到在船上望见温州城了，心想他就在那里，就觉得这温州城像含有宝珠在放光。张爱玲的心，从未变过。可惜，胡兰成心中，早已另有了芳草萋萋。

    爱情的苦酒，只能独自饮下。张爱玲也不例外。

    听了张爱玲的话，胡兰成心下默然。他对她，只剩几分欣赏。

    有时候，范秀美也会到旅馆来，三人坐着说话，或者上街走走。至于范秀美的身份，胡兰成不说，张爱玲亦不问。她自有她的矜持。她其实早已发现了胡兰成与范秀美之间的暧昧，但心底的痛楚，只有她自己知道。

    张爱玲在温州待了二十多天。最终，她决定让胡兰成给她个明白的说法。那日，他们行到小巷深处，她突然问他，在她和小周之间，他到底如何选择。胡兰成不想回答，只好用不着边际的话来搪塞。

    然后，张爱玲又说，婚贴上写着现世安稳，他为何不给她安稳。她终究是失望了，对这个男人，对这场爱情。她虽然孤傲清高，却渴望着简单的烟火幸福。而他，风流成性，朝秦暮楚。说好的现世安稳，原来只是虚无。他能给她的，只有无尽的悲伤。

    胡兰成辩解说，如今世界荒芜，他与小周有无见面之日也未可知。张爱玲继续追问，胡兰成便沉默不语。许久，张爱玲说：“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事实上，她的确是几近枯萎。无论是生命还是才华，在那场爱情结束以后，再未出现曾有的光芒。爱情，可以让人丰盈饱满，亦可以让人瘦骨嶙峋。

    不久，张爱玲离开了温州。那是个雨天。江南的梦里，她泪眼迷离。

    她所求不多，唯有爱。她只愿，他能陪着她，看流年似水。

    她如此简单，生活却给了她苦海无边。

    上海，霓虹摇曳，歌舞升平。许多个日子，许多种相逢，从不停歇的爱恨悲欢。

    锦瑟年华谁与度？没人给她答案。

    或许只有，月色与秋凉。

    缘起即灭

    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

    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他是因为下雨不来。

    这是张爱玲的思念，几分傻气，几分痴情。

    我在远方，遥遥望去。那绝代的才女，仍在烟火人间，默读着悲伤。爱得痴狂，伤得透彻。但她，仍停不下思念。不到最后，她不会轻易放手。于她，那个风流男子，是此生最美的遇见。

    可是现在，那男子已悄然远去，只留她在原地，落得满心凄凉。她没想到，那样的倾城之恋，竟然会在短短几年以后，变作这副模样。她食不甘味，姑姑说，没有哪个男子值得她这样。她听不进去，任由自己憔悴。

    回到上海后的八九个月，张爱玲和胡兰成还偶尔通信。胡兰成多半是有人去上海时顺便捎个纸条，张爱玲则是在信之外还寄些现金捎些衣物，担心他在流亡之中受苦。不过，无论如何，往日那些飞扬恣肆、青春流彩的日子，是回不来了。

    他们的情缘，已所剩无几。

    胡兰成在乡下撰写他的《武汉记》，记述他与小周那场惊心动魄的爱情。身边有个柔情似水的范秀美伴着，他哪里还能想起冷冷清清的张爱玲？他终究是自私的，他不知道，自己的负情薄幸，会让张爱玲永远悲伤。当然，他从不认为自己薄幸。在他看来，所有女子，都不过是路上的风景。他不曾为谁，流连忘返。

    后来，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感觉，终于由眷恋转向了反感，继而是厌恶。那些只影人间的日子，她想了许多事情。以前，她虽然知道胡兰成风流，但因为他懂得她，她选择了放下清冷孤傲，以尘埃般的姿态，与他相爱。她总是不舍得他为她搭建的那场充满诗情画意的爱情。但是那些日子，她彻底明白了，胡兰成只喜欢走马观花，在他的世界里，从来没有不离不弃。

    张爱玲，终于绝望了。爱情，有时候只如海市蜃楼。

    终于，他们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胡兰成因为躲避温州的户口检查，再次躲藏到诸暨斯家，挨了几个月才回到温州。回温州的时候，他取道上海，去了张爱玲的公寓。这次胡兰成由诸暨到上海，是由斯君送行的，所以斯君也随着胡兰成到张爱玲住处待了片刻。送走斯君，胡兰成就责怪张爱玲不会招待客人。

    张爱玲本就郁结在心，而且生来就是冷傲的，此时两人感情几近落幕，于是她当即就进行了反驳。她说，她本来也是招待不来人的，他本来也原谅，她并不觉得自己有哪桩事做错了。胡兰成惊住了。他不知道，张爱玲早已忍到了极点。

    其实，张爱玲在文学的世界里，是旷世的才女，可以以文字而倾国倾城。但是在生活中，她却显得笨拙。我想，大凡天赋异禀之人，都不太愿意理会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事情。从世俗的标准看，张爱玲显然不是好的妻子。

    张爱玲好强冷傲，不善操持家务，胡兰成自然也是知道的。但在两人花前月下的那些日子里，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此时，他早已有了新欢，便觉得张爱玲身上的许多个性和习惯都是不该有的。或许，正如张爱玲自己所写，此时她在他心中，几乎就是饭粒子或者蚊子血。多可悲！

    而张爱玲自己亦是矛盾的。她喜欢诗酒流连，却不喜柴米油盐，所以，她渴望的天长地久，本来就是奢望。

    胡兰成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已经走到了终点。他不但将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和盘托出，还让张爱玲看他的《武汉记》。张爱玲气愤不语，她的心中只剩绝望，只是尽力压制怒气而已。胡兰成以为她是耍性子，于是想和她开玩笑，拿手去打她手背，没想到张爱玲异常震怒。

    当晚两人分居就寝，各怀心事。对这场爱情，张爱玲是彻底死心了。忆起从前，所有欢情俱如云烟。不管怎样，她倾情地爱过，甚至忘记了自己；不管怎样，她有过那段爱情，在年华正好的时候。想着想着，已是泪流满面。

    爱情幻灭，竟如深渊。

    飘渺的人间，化作尘埃，爱得刻骨铭心，或许没有错。

    但，想起往事，却又觉得，步步皆是错。

    天亮的时候，她已然明了。该去的总要去，她不想再留恋。她是率直而决绝的，只是为了爱情，才变得这样不舍不断。胡兰成乘船回了温州，张爱玲将他以前存放在她那里的几笔钱都还给了他。

    他们，从此再未见面。但是离别，竟好像没有伤怀。彻底看透的张爱玲，洒脱地送走了胡兰成。此后，他们仍有书信往来，张爱玲仍会寄钱过去。在爱情里，她做到了仁至义尽。

    不久后，抓捕汉奸的风声渐渐过去，胡兰成又开始做复出中原的梦。避居期间，他完成了《山河岁月》，颇为自得。他化名将书稿寄给当时的文化名宿梁簌溟，梁先生觉得不错，还在信中邀请他北上议事。但胡兰成考虑到身份可能败露，不敢北上，仍然留在温州。后来，他经人推荐，在温州中学任教，处境渐渐好了起来。他把这些情况都写信告诉了张爱玲。

    1947年6月，张爱玲知道胡兰成已完全脱离险境，终于写去了绝情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张爱玲向来如此，恩怨分明，不喜拖泥带水。过去，她该做的都已做了，无怨无悔；未来，该结束的必须结束，不必多言。

    胡兰成逃难期间，一直都是她接济的，这次又随信附了30万元，是她最近写的两部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费。她爱得彻底，却也了得利落。她既不想把自己的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亦不想在被置于爱情荒野的时候还患得患失。此时，既知胡兰成境况安然，她就必须为那段爱情，做个彻底的了断。

    不要来找我，亦不要写信，陌上红尘，你我已是路人。这就是张爱玲，开始的时候纵然再华美，结束的时候也该云淡风轻。她的话语，决绝而冷漠。决定了结束，她仍是那个冷傲的乱世才女。

    她已向过去告了别，胡兰成却未能彻底忘怀于她。后来，他取道上海前往香港，犹豫再三，还是去了赫德路公寓。然而，张爱玲已搬走多时。这里的许多往事，已经尘封在岁月里。

    那封绝情信后，张爱玲便不再是以前的张爱玲了。她不再喜欢飞扬恣肆，亦不再追求极致完美。她知道，世间没有完美，尘埃总会落地。她开始渴望和寻找宁静与超脱，变得沉默不语。留在她身后的，是那段如歌往事。

    至于后来张爱玲向胡兰成借几本书做资料等事，不过是人生断章，与爱恨无关。张爱玲从未就这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她知道，往事不堪回首，大概也不该言说。

    缘起即灭，缘生已空。

    但她，的确倾心地爱过。以年华，以美丽。

    她的悲情，落地成霜。岁月早已没了声响。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撒哈拉的故事

    流年滚滚，尘世喧嚣。爱恨情仇，不休不止。

    此时的我，身在撒哈拉沙漠，是你们熟悉的三毛。于我，这里仿佛红尘彼岸，尽管荒凉，却很自在。我可以让自己彻底静下来，将人间万事想个明白。当然，我知道，我是想不明白的，毕竟，世事如谜。

    有荷西在身边，我从不觉得冷。我始终觉得，与他相逢，是情理之中最美的意外。撒哈拉沙漠上，我们相濡以沫，过着简单散淡的日子。撒哈拉沙漠，绝不是梦里的桃花源，但我喜欢这简单的日子。

    我们的房子在阿尤恩阿雍镇坟场区金河大道上，没有门牌，每月要一万西币的租金。这对于荷西来说，实在是不小的数目，但他从未抱怨。纯真的荷西，真让人心疼。

    进门，是短短的走廊，走廊顶上有一块四方形的大洞，可见天空，这是当地居民的特点。沙漠久旱无雨，不怕漏水。走廊尽头，便是居室，共两间，大间临街，约二十平米，小间只能放下一张大床。我们买不起床，在沙漠里，床是奢侈品。

    另有厨房和浴室。厨房只有三四平米，里面的水槽早已裂开；浴室有抽水马桶和洗脸池，但没有水箱。我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不是水，是几滴浓绿的液体。水泥地高低不平，空心砖砌的墙，没涂石灰，砖的接缝处全是干水泥。屋顶光秃秃地吊着的灯泡很小，电线上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墙的左上角有个缺口，风不断地吹进来。

    说实话，这是我生命中住过最简陋的房子。但我并不怎么介意。沙漠之中，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便已足够。而沙漠，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喜欢这辽阔天地间的无拘无束。

    更何况，有个痴心的男子可以依靠，我实在没什么好抱怨。良田广厦，锦衣华服，都是身外之物。男耕女织，布衣荆钗，自有几分安闲与写意。与之相比，香车宝马，玉盘珍馐，就显得俗不可耐。

    我可以随遇而安，但是远方的父母却心痛不已。父亲了解我的性格，并没有反对，而是给我寄来一笔生活费。但是对于这笔钱，荷西却不愿使用。他的自尊心很强，坚持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为我搭建温馨的家。

    不过，初到沙漠的日子，简直让人不敢回首。沙漠的夜晚，气温低到零度以下，我缩在睡袋里，荷西包着毯子，我们就在地上铺一块帆布睡下。那样寒风刺骨的夜晚，让人终身难忘。

    第二日，我们去市政府申请送水。在路上，我们顺便购买生活用品。沙漠的东西贵的惊人，买了些生活用品之后，我们的钱就已所剩无几了。

    水更昂贵，一汽油桶水，需九十块西币。买水是苦役，在沙漠近五十度的高温下，从卖水的地方拎着水桶走到家里，停停走走，仿佛是在横穿万里荒漠。煤气用完了，我没有力气拖着空瓶到镇上换气，只得借来邻居的铁皮炉子，蹲在门外扇火，浓烟总是呛得我流泪不止。

    这样清苦的日子，我只能默然接受。选择沙漠，就必然要面对这样的境况。世间的许多事都是如此，不选择就不知去向何处，选择了就要坦然面对。当我感到疲惫不堪的时候，至少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为何来此。

    于我，沙漠几乎是神圣的字眼。来到沙漠，我可以遇见自己；离开沙漠，我可以忘记自己。或许，也可以忘记喧嚷。人生本就是修行，苦乐酸甜都经历过，才会明白，万丈红尘不过是一页纸，写满聚散离合。而我们，只是尘埃。

    结婚以后，荷西开始担当家中木匠，他的手很巧，给家里做了许多十分像样的家具和小装饰。每每做成一件装饰，他都会兴高采烈地问我是否喜欢。很多时候，他都是个孩子。而我，又何尝不是！

    我们攒钱买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汽车，尽情享受着爱情的快乐。这是最真实的烟火人间的生活，清苦而浪漫。对我来说，与所爱之人相依，纵然村野茅庐，亦是快意的。

    有人说，因为沙漠生活太过艰苦和寂寞，我才会与荷西相濡以沫，我不屑争辩。在我心中，爱情是无比神圣的，不含半点杂质，我不可能因寂寞而相爱。沙漠之中，日子虽艰辛，但我们自得其乐，便已足够。

    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无所顾忌地打嗝、放屁、挖耳朵、流鼻涕；真正爱你的人，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见到的人。

    这就是我对于爱情的理解。爱情里，应有几分诗情画意，但是更多的，还是细水长流的寻常生活。所以，人们说，风花雪月，敌不过柴米油盐。

    在最苦涩的日子里，能够不离不弃，我想这就是纯粹而深沉的爱情。于是我庆幸，能够在人海里遇见荷西。若非有他，沙漠的日子，真不知该如何度过。

    当然，平静的日子里，也总会有意外。1974年夏，我忽然发现家门前有一个奇怪的项链：一条麻绳，穿着一个小布包、一个心形果核和一块铜片。从小喜欢拾荒的我，并未想太多，就将这项链捡回了家中。

    后来的日子，我发现了这条项链的神奇之处。但凡是铜片接触过的地方，都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优美的音乐突然顿住，录音机里的磁带缠绕成一团；刹车失灵，车技娴熟的荷西，险些让大卡车撞翻了车；车门跷起，将我的两根手指夹得鲜血直流；甚至还发生了咖啡浇灭火苗，让我们差点煤气中毒。

    此外，以前的许多病症，也都在一天之内并发：过敏性鼻炎、头晕、胃痛等等。医院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无法将我治好，最后只得让我出院。荷西和我都不明白为何会如此。后来，邻居帮我们找到了病因，不是别的，正是那条项链。那并非普通项链，而是撒哈拉威人最恶毒的符咒。邻居为我们请来当地长老，才让我转危为安。

    当然，我也经常吃当地人的小亏。家里的水桶、拖把，都莫名其妙地成为邻居们的公共财产，有时候，那些东西从清晨传到黄昏，始终轮不到真正的主人来使用。随时都有人来借灯泡、汽油、电线等，说是借，事实上完全不可能归还。

    尽管如此，我还是宁可与他们待在一起，也不愿同那些高级职员的白人太太们谈笑。在她们身上，我只能看到虚伪。相反，撒哈拉威人活得真实而有趣。他们之所以表现出排他性，不过是害怕家园被侵犯而已。

    渐渐的，我结交了许多撒哈拉威人朋友，其中甚至还有生死之交的朋友，警察奥菲鲁阿，以及他的哥哥巴西里和嫂子沙伊达。巴西里是撒哈拉威游击队的领袖，沙伊达是我最欣赏的高雅脱俗的土著姑娘。这三个朋友，后来惨死在西撒哈拉的民族战争中。也正是那场战争，让我不得不离开撒哈拉。

    但是现在，我仍然在撒哈拉沙漠，有荷西陪着，过着寻常日子。

    我们并不沮丧。相反，我们非常幸福。

    看不尽的夕阳欲晚，说不完的人间聚散。

    云淡风轻，细水长流，何止君子之交。

    爱情不也是如此，才叫落花流水，天上人间？

    告别荒漠

    红尘似苦海，岁月如挽歌。

    我们在时光里摆渡，却终不知去向何方。

    在沙漠的日子，我有大把时间来思考。我希望自己能将聚散离合看透。后来我才知道，看得太透，便只剩孤独。原来，世间浮沉悲喜，不过水月镜花。我们终究只是红尘岁月里匆忙的路人。

    当然，我也有大把时间来写作。我想，任何时候，文字都是最好的伴侣。无论是身居田园还是身处天涯，无论是醉卧花间还是飘零荒野，有文字，便不算太孤单。沙漠时光单调，我却可以在文字的世界里，转出万千的山水渔歌来。

    三毛。这是我的新笔名，来源于幼年钟爱的那本《三毛流浪记》。我喜欢简单，不喜欢用那些文绉绉或者故作高深的名字。所以，我很随意地用了这个笔名。很庆幸，多年以后，仍有人记得三毛。

    1974年5月，我在沙漠写了《中国饭店》。所谓饭店，不过是我与荷西的家。这个陈设简陋的地方，却盛放着我们的许多时光。在这里，或者说，在人间，我们可谓是，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不知为何，我对家事向来痛恨，却对煮菜十分感兴趣。我总觉得，下厨烹饪是居家修身养性的好途径。几片肉，几片菜，变出一个菜来，我很欣赏这种艺术。最早下厨的经验是做西餐西点，后来，母亲从台湾空运来一些中式家常菜的原料，譬如粉丝、紫菜、冬菇等，我便开始沉迷于自己的“中国饭店”，以慰寂寥。

    其实，我烹饪的手艺并不高明，但荷西却总是赞不绝口。他说，做菜亦如人生，简单就好。后来，我们还邀请许多朋友来家中吃饭，荒漠之中，这是难得的温馨时光。

    《中国饭店》写的都是我与荷西之间的故事。我的敏感任性，荷西的笃厚豁达，尽在书中。当然，更多的是幸福。若没有幸福，我们绝不会在沙漠里居住几年。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这当然是极美的景致。但是沙漠之中，更多的还是寂寥与清苦，若非彼此支撑，实在无法承受。

    不久之后，这篇文章发表了，更名为《沙漠中的饭店》。那日，我接到从台湾寄来的《联合日报》航空版，看见文章登出来，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欣喜来得太快。停笔许多年后，我的文章再次发表，那样的喜悦难以言说。

    我拿着报纸，朝着荷西工作的地方径直走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那是个寻常的日子，却又很不寻常。沙漠之中，我的文字落地开花，荷西甚至比我还高兴。而实际上，他根本看不懂中文。他只是单纯地为我高兴。

    《中国饭店》发表后，我的写作兴致更是难以抑制。1976年，《撒哈拉的故事》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收集的文章有：《沙漠中的饭店》《结婚记》《悬壶济世》《娃娃新娘》《荒山之夜》《沙漠观浴记》《爱的寻求》《芳邻》《素人渔夫》《死果》《天梯》《白手起家》等。此后，该书不断出版，共出了三十七版。

    《撒哈拉的故事》出版后，在台湾的文艺界风靡了起来。很快，台湾的男女青年都开始阅读这本书，三毛这个名字被许多人知晓。突然之间，我成了畅销书作家。于我，这是红尘路上的静默花开。

    我虽然喜欢寂静，但我也喜欢别人因我的故事而感动。我的文字并不深刻，这和我的人生态度相通，活在人间，我但求简单纯粹，所以文字也尽量清浅简淡。很庆幸，人们喜欢这些纯净的文字。

    有人说，读我的文字，如在微风中品茗。我为此暗喜不已。我的文字，就是我的生活。从锅碗瓢盆到清风明月，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从不故作深沉，从不装腔作势。当然，我的人生阅历，也不允许我写那种让人敬畏的文字。我是简单和纯粹的三毛，不求青史留名，只愿活得自在。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我被人熟知，不算早亦不算晚。无论如何，我为此高兴。而更高兴的是远方的父母。当时，许多亲朋好友，以及读者朋友，纷纷给他们写信和打电话，让他们十分感动。《白手起家》出版后，任何地方都能听到谈论三毛何许人也，他们更是引以自豪。于是，父母在信中说，这是我给他们最大的安慰。

    我是个任性的人，曾让父母无比伤心。但是现在，他们可以因我而快乐。为此，我很是欣慰。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我喜欢这日光下的清朗时光。

    有人说，三毛作品里的荷西，是虚构出来的，真实世界并不存在。我感到滑稽，亦不屑争辩。许多事，越争辩就越纷乱。我想说的是，荷西其人，诚实憨厚，热情粗犷，又有西班牙人特有的幽默。他可以为爱孤独等待六年，也可以为爱远赴撒哈拉沙漠。这是个痴情的男子，值得我生死不离。

    有人说，我书中所写的三毛，只是我在思想中的投影，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或许有几分道理，毕竟，我曾是个阁楼中的自闭少女，曾经几次厌世自杀。而书中的三毛，开朗快乐，潇洒自然，很少被困难打倒。其实，多年以后，我再不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孩，经历了生活的磨难，经历了人世的苦楚，我已坦然了许多。虽然看上去矛盾，但我必须说，三毛就是三毛。

    在撒哈拉沙漠，我和荷西还合作翻译了一本西班牙漫画书：《娃娃看天下》。整整八个月时间，我们吃完晚饭，就把电视关掉，门锁起来不许人进来，开个小灯，荷西坐在我对面，开始翻译这本书。后来，这本书在港台出版，受到了很大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没想到，多年以后，这本书会成为我怀念荷西的唯一珍藏。

    如果可以，我大概会在撒哈拉沙漠度过余生。可惜，世事多变。撒哈拉沙漠，终究不是我的归宿。

    突然之间，居住在撒哈拉的土著民族，一改往昔的散漫和悠闲，不再满足于眼前的生活，开始利用种种斗争手段，力图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我和荷西很被动地被划入了西班牙的阵营，尽管我们对这些殖民者没有任何的好感。

    其实，我们在精神上是站在土著居民这边的。然而，由于身份所在，仍被当成了殖民者。所以，当斗争愈演愈烈，我们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当地土著居民的威胁。

    1975年10月17日，海牙国际法庭做出判决：西属撒哈拉，由当地居民自决。撒哈拉威人欢庆胜利的时候，殖民者们并未放弃。很快，摩洛哥人的军队开始进军西撒哈拉。这片曾经安详的大地，变得水深火热。

    撒哈拉沙漠，是我前世的乡愁，也是我梦里的情人。这里，寄托了我许多的梦幻与念想。但是现在，我不得不离开这里。战火之中，梦想与希冀，美丽与哀愁，都无足轻重。

    我必须带着遗憾，离开撒哈拉，从流浪到流浪。

    登上飞机，沙漠越来越远，终于消失于视野。

    可我，毕竟在这里，停留了许久。

    幸好，我们的故事还未结束。

    他是荷西，我是三毛。

    世事多变幻

    在这世上，我总希望能活出点不同的意味。当别人都在种麦子，我退出来，去种玫瑰。

    其实未必是玫瑰，也可以是梅花，也可以是菊花，甚至是云彩，或者斜阳。

    喜欢流浪。我以为，最忠诚的朋友莫过于长路。无论你走多远，它都在那里，给你更远的远方，偶尔为你铺满烟光和云霞。

    在撒哈拉的日子，清淡却又不失滋味。这是最辽阔也最荒凉的地方，人们常说天涯路远，只有来到沙漠，才会真正明白，所谓天涯，其实是望不到边的岁月无声。

    两个人的地老天荒，这就是我和荷西的生活。不只是沙漠，在任何地方，我们都会不离不弃。若非如此，当初的相逢相识，便是人生的错误。

    现在，我们被迫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但我不愿就此远离沙漠，所以我并未回到马德里，而是来到了西班牙在北非的另一块殖民地，大西洋中的大加纳利群岛。这个地方，与撒哈拉只有一水之隔。

    荷西是与公司一起撤离的。所以，十五天之后，他才来到岛上，与我相聚。那是极其漫长的十五天，几年的相濡以沫，让我对他产生了本能的依赖。在等待他的那些日子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晦暗的，内心充满了不安。

    我原本是很独立的，即使是独自穿越长夜，或者是独自走过荒野，也不觉得忐忑。而如今，经历了爱情里的若干岁月，竟变得柔弱起来。那些天，我每天抽三包烟，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实在是难言的滋味。

    当荷西来到身边，我早已憔悴不堪。这不是特立独行的三毛该有的模样，但事实上就是如此。等待与思念，最是折磨人。相聚之后，我仿佛经历了重生。

    荷西深爱着大海，不愿放弃自己的工作。而我也不愿与婆婆共同生活，所以我们没有回马德里，我们就在加纳利群岛居住了下来。因为在撒哈拉沙漠的正对面，这儿可说是终年不雨，阳光普照，四季如春，没有什么明显的气候变化。一千五百三十二平方公里的面积，居住了近五十万的居民，如果拿候鸟似的来度冬的游客来比较，它倒是游客比居民要多多了。

    荷西希望在岛上找到潜水的工作，却并未如愿。于是，他只好回到撒哈拉沙漠继续之前的工作。这时候，摩洛哥军队已经开始在沙漠征战，整个西属撒哈拉都笼罩在战火之中。这样的情况荷西当然清楚，但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生活，他还是选择了毅然前去。

    谁都知道，战火无情。战争之中，所有的生命只如草芥尘埃，生死只在瞬间。荷西大概不知道，在他冒死工作的时候，在不远处的我，日日都在恐惧中生活。荷西每次回家，对我来说，都仿佛是重大的节日。在确定的两天之前，我就开始兴奋。相聚之后，荷西总会立刻抱住我的腿，把头埋进我的牛仔裤里，不愿让我看见他的眼泪。

    幸运的是，荷西并未发生什么意外。而我，却因为日日担忧而心神恍惚，不小心在岛上出了一场车祸，伤到了脊椎，住进了医院。荷西不得不辞掉工作来照顾我。出院以后，我不愿再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死也不让荷西再回到撒哈拉。荷西答应了我，但也因此，我们开始面临失业的生活。

    我们住进了离城二十多里的海边社区。这里是一片纯白色傍山建造的居民区，山坡对着蔚蓝色的海洋，坡上一幢幢西班牙式民居错落有致。

    我们的家是一幢白色的平房，连着一个小花园。从窗口向外望，可以看见一艘艘轮船在海风中飘荡。这里远离繁华，仿佛遗世独立，有我喜欢的宁静与安详。所以，尽管价钱昂贵，但我们还是住了进去。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悠闲地观海景，吹海风，在如画的景致里谈笑风生。但是不久后，日子就变得拮据起来。毕竟，我们都是凡人，都要生活。我们都可以在精神的世界里肆意来去，不管别人如何看待，却也要吃五谷杂粮，也要交水电费。

    任何鄙薄物质的人，都不可能远离物质而生活。

    任何以梦为马的人，都不可能吸风饮露羽化成仙。

    人间就是人间，尘世就是尘世。

    我可以将远方当做故乡，但是身处实实在在的生活中，柴米油盐仍是个问题。荷西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我安稳的生活。他到处求职，却总不如意。无奈之下，我甚至写信给蒋经国，信中说荷西是中国女婿，想在台湾找到一份工作，待遇不计。然而，蒋经国回信道歉，称台湾无适合荷西的工作。

    日子越来越艰难。我们的生活费只剩下我来自台湾的稿费，虽然不多，却可以让我们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荷西很难过，他自尊心很强，无法接受靠我生活的现实。倘若继续下去，他的精神恐怕会垮掉。

    让人欣慰的是，我们的爱情，在这样的窘境之中，仍旧如初。

    最贫苦的日子，我们都坚守着，给彼此温暖和力量。

    若不能风雨同舟，便不配花前月下。

    爱情，就应是荒凉岁月里的不离不弃。

    后来，我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不得不回台湾疗养些许时日。因为生活窘迫，荷西不敢面对我的父母，所以并没有随我回台湾。在我离开的时候，他的落寞显而易见。

    没想到，在台湾，我竟有了无数的追随者。旅居海外，虽然写了不少文字，也知道自己已被许多人熟知，却不曾体会过众星捧月的感觉。数不清的鲜花、不断出现的记者、应接不暇的读者签名、没完没了的饭局，都如潮般向我涌来。我很不适应，却也只能应付。

    我喜欢安静，向来厌恶喧嚷。我知道，那些追捧与吹嘘背后，有太多虚伪与欲求。在虚荣心得到满足后，那样的场面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让我无比高兴的是，在某次宴会上，我遇见了老作家徐訏。因为谈得投机，便拜他为干父亲。徐訏是那年代有名的作家，写过不少作品，如《鬼恋》《江湖行》《吉普赛的诱惑》《风萧萧》等。很早的时候，我就读过他的作品。没想到，多年以后，我们会有这样的缘分。世事如谜，果然如此。

    徐老先生很珍视这段半途的亲情，在我离开台湾后，还常给我写信，这让我觉得无比温暖。后来，老先生去世，我悲痛欲绝。很可惜，我们相遇得太晚。

    病愈之后，我便离开台湾，回到了大加纳利岛。我知道思念的滋味，所以不愿让荷西等太久。此时，荷西已经找到一份工作，尽管十分辛苦，对他而言，却是聊胜于无。为了多赚钱，荷西拼命地干活。不过，老板却是个投机分子，只顾眼前利益。他的那点小聪明，全都放在了投机与压榨员工上面了。

    荷西除了拼命工作，别无他想。于是，老板更加拼命压榨他，不但拖着薪水不发，甚至还将他的护照扣下来，让他无法离开。我不能容忍荷西受这样的苦，更无法容忍他被唯利是图的小人欺负，于是去找那个老板理论，终于为荷西讨回了薪水。

    此时，我的稿费越来越多。困境终于过去了。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闲情，终于悄然而生。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到底有多久。

    世事多变幻。

    生死只在刹那

    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

    总是这样，还没有看够万千风景，人生就已经到了尽头；总是这样，还没有体会沧桑变幻，红尘就已经成了远方。人生便是这样，仿佛只是瞬间，青春已经谢幕，年华已经老去。匆忙的旅程，遇见什么，错过什么，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

    1977年底，荷西在丹娜丽芙岛上找到一份工作。他的任务是建造一片人造海滩来作为旅游景点。对荷西而言，这是一份浪漫和富有诗意的工作，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让愁苦许久的荷西终于重拾笑容。丹娜丽芙岛距离加纳利岛并不遥远，但我仍不愿面对分离的苦楚，于是在那里租了房子，住了过去。

    那是很自在很写意的一年。没有了经济的烦忧，我们终于有了悠然之心，看海听风，临窗赏月。尽管我们不能如古代的诗性男女那样，吟诗作赋，赌书泼茶，但是可以依偎着，听时光滴落的声响，也是十分的惬意。

    一年以后，荷西的人造海滩建成了。他将一个普通的小岛变得浪漫多情，如诗如画，我为此开心不已。他是这样的男子，粗犷中有细腻，狂放中有浪漫。如果可以，我真希望这个温厚的男子，可以伴着我，走完人生，直到来生，甚至更长。

    但是生活，总喜欢捉弄世人。

    总是在不经意间，生活就变了模样和色彩。

    我们能做的，只是在被生活愚弄和劫掠之后，变得从容。

    某个上午，阳光满满，风轻云淡，我在院子里悠闲地浇花，有人送来一封电报。荷西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他将去拉帕尔玛岛报到。这个岛我们曾经去过，岛上风景秀美，生长着许多的树木，宛如人间桃源。

    但是，那时候，在这个岛上，却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一个不知从何处来的神秘女巫，莫名其妙地朝着我们扑了过来，揪下了我的头发和荷西的胡子。我们本能地反抗，女巫毫不畏惧，做完这些之后，便又猝然离开了。

    我总觉得，这是个不祥的预兆。所以，在荷西去拉帕尔玛岛工作一周以后，我也跟随而去。刚到那里，就看到了两座大火山，让我心里无比沉重，莫名的烦闷，让我极其难受。我说这个岛不对劲，荷西并不在意。他知道，我是个敏感的人。

    来到岛上以后，我住进了荷西安排的旅馆。没想到，在后面的日子里，我总是做同样的噩梦。梦里，我仿佛置身空旷的大厦，莫名地惊慌和恐惧。四周围着我的是一群影子似的亲人，我看不清谁是谁，其中没有荷西，因为没有他在的感觉。我无法与周围的人们交谈，我们没有语言。我知道，我将被送走。没有人推我，我却被巨大的力量迫着往前走。前面是空的，我无比害怕，却不能叫喊，步子停不下来，每一步都是空的。

    我拼命向四周张望，寻找那些亲人，却发觉，他们如影子般后退，飘着在远离。然后，他们的脸变平，没有了五官。神秘的声音告诉我，走的只有我。我觉得冷，空气也变得稀薄，雾气笼罩。然后，雾气消失，我看到一个银灰色的通道，尽头是弧形的洞，我被吸了进去。

    接着，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在一个火车站的门口。眨眼间，我已进去，站在月台上，那儿挂着明显的阿拉伯数字——6号。这是个欧式的老车站，火车在进站，有人上车下车。我又觉得冷，没有行李，不知置身何处，不知去向何方。

    又是那股抑郁的力量压了上来，我被迫上车，无力挣扎。我惊骇地从高处看见自己，挂在火车踏板的把手上，穿着白色衣服，蓝长裤，头发乱飞着，好似在找人。我甚至与另一个自己对望着，看进了自己的眼睛里去。

    接着，我又跌回到躯体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看见一个红衣女子向我跑来，向我挥手，她说了一句中国话：“再见了！要乖乖的呀！”我朝她喊救命，她却仿佛听不见，只是笑吟吟地站定，任火车将我载走。然后，我被快速地带进了一条幽暗的隧道，我还挂在车厢外飘着，我便醒来过来。

    对我来说，这个梦实在是太过诡异。就仿佛某个未名的世界，在准备接我过去，到那里没有光热，没有生命气息的地方去。于是，我的心中有了结论，拉帕尔玛，是个死亡之岛。

    这样的预感，让我十分不安。荷西去上班，我会骑着车子到他工作的地点。当荷西的助手看到我，就会开心地给水底的荷西发信号。于是，荷西就会冒出头来，朝我笑笑。然后，他上岸，我们在海边坐下，吃我刚买来的水果，开心地谈笑。

    阳光，海浪，沙滩。

    多想，就这样坐着，不谈过去，不说未来；

    多想，就这样坐着，悠然写意，不惊不惧。

    然而，造物弄人，谁也没有办法。

    我又突然地病了，所以没去荷西工作的地方。他万分焦急地开着车回到家里，连潜水服都没来得及换下。多年以后，他待我仍如初见。越是如此，我就越不敢想象没有他的日子。

    病倒以后，我又想起了多日以来的预感，我将这些预感告诉了荷西，并且让他答应我，如果我死了，再娶温柔的女孩子。他说，如果我死了，他就会把家烧掉，然后上船去漂到老死。

    然后，我们沉默。生与死，隔得不远。

    某天，台湾《读书人》杂志寄来信向我约稿，题目竟是：《假如你只有三个月可活，你要怎么办》。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在预示着死亡。我将这件事告诉了荷西，他感到好奇，不停追问我，若只有三个月，我会如何度过。我正在揉面，准备包饺子，被问得没办法，就说：“我不肯死，因为我还要替你做饺子。”荷西听完，忽然从后面抱住了我，我回头，见他泪眼迷离。

    显然，这个痴情的男子，也无法面对没有我的日子。所以，他希望我不要去写这篇文章。我答应了，他不喜欢，我就不写。

    不知为何，其后的日子，荷西也变得神经质起来。仿佛笼罩在我心头的死亡预兆，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他开始珍惜我们相依的时光，甚至睡觉都拉着我的手。

    秋天，父母来欧洲旅行，让我无比欣喜，荷西却紧张得不知该如何是好。不过，他的顾虑很快就打消了。虽然是首次见面，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这个西班牙女婿。那段时间，荷西经常骑着摩托车带父亲参观岛上风光。一个月后，父母打算去英国旅行，作为女儿，我理应陪伴前去。

    与荷西告别，看似短别，却是长离。

    几日之后，在英国，我们得到了噩耗。荷西如寻常般潜入海底，却再也没能浮上水面。我和父母立即赶回拉帕尔玛，我请人在海里寻找。后来，荷西的尸体被捞了上来，他被海水浸泡得十分难看。我扑上去，撕心裂肺地叫他的名字。

    但他，永远地沉睡了。1979年9月30日，荷西离我而去。

    我的世界，随之崩塌。所有的欢喜，突然间终结。

    路，仍在尘世弯弯曲曲，连着无尽的悲喜浮沉。

    而我，不见前路，没有退路。

    人间从此，只剩荒凉。

    梦里花落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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