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守旧的，我不能欣赏艺术的颓废或道德犬儒主义的美的魔力。我甚至喜欢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巴掌，它不会使身体受伤，却能在孩子们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一种错误与羞耻感。公平地说，我认为英国以一个社会而论，在那里不可见的标准仍然有效。在英国社会，某些理想及价值仍然存在，不是存在于纸上，而是存在于人的实际行动中。没有一个人类社会是完美的，但在英国，“绅士”一词不就是不只存在于纸上，而是具体表现在一种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理想之上吗？我们对人还有什么更高的期望呢？不是在世上某些地方——或者在英国——人类的教养已经达到真正文明的阶段，有一种始终一贯且可持久的明确的理想，而使那些幼小者可以瞻望着它来成长吗？这不是真正教养的精华吗？教养的精华不是在优良的形式中见到美吗？而那些理想不存在的地方，受苦的不是整个社会吗？
道德热情的逐渐消失，以像是一种对甜美与光明矫揉造作的畏惧姿态开始，人们可以将之归因于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大战也确实可能促成这样的后果。因此，凡尔赛之后造成失望，波茨坦之后造成“垮掉的一代”。“垮掉”的这一代，自称为“被打垮”，只是指出他们已发现一个道德的空隙，缺乏值得为它而活、为它而战的可信、善良、新颖的东西。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悲剧是，今天美国人没有为它而战的东西。自由主义在三十年或四十年前并非如此。自由主义是一个孩子，必须有东西玩弄来使他免于恶作剧。没有为它而战的东西，且发现时间沉重地压在它手上，自由主义，甚至教会的自由主义，正在战斗。道德的价值在哪里？一个善良的基督教竟不重视判定千万人去受极权主义的奴役。似乎没有任何道德原则被涉及，即使有，他们也因被教以“客观地”想而不觉得。但为什么惊奇呢？道德原则在我们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已经消失了。没有一个领袖试图令我们觉得我们打仗是为了使世界安于民主，严格地说，我们是在为野蛮的生存而战，为无条件投降而战，而不是为以民族自决作为一种主义而战。“二战”中道德原则的模糊，和“一战”领袖们公开宣言的明朗比较，它的本身是道德犬儒主义逐渐增进的一个表征。
我认为道德的混乱是违背人类本能的。我认为人喜欢拥有一种强有力的生活理想。一个有清楚理想的社会，是比没有理想的社会更易于生活的。它产生较少的神经衰弱者、较少的挫败感及较少的精神崩溃。我相信崇拜某些东西的本能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不存在于一个不崇拜任何东西的社会，甚至一个无神的社会也是有崇拜对象的。
高尚信仰的断代——这是我们已达到的虚无。现代自由主义似乎已被虚无所吸引。自由主义自觉不自在。而我们知道大自然痛恨真空。在这个世界上，真空是最危险的一种东西。不是在可怕的黑暗中某些地方有光来拯救人类了吗？孔子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第八节 大光的威严
“把蜡烛吹熄，太阳升起来。”当尧帝登位的时候，一位隐遁的大先知说。这是当人类看见一个无可比拟的光芒时很自然的反应。耶稣的世界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及一切学者比较起来，是阳光下的世界。像在积雪世界的冰河之上，且似乎已接触到天本身的瑞士少女峰，耶稣的教训直接、清楚，又简易，使想认识上帝或寻求上帝者一切其他的努力感到羞愧。
把耶稣放入一切人类教师中，他那种独特的、炫目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如爱默生所称道的耶稣吸引人的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以为这种光、这种力（炫目的光常有力）和耶稣教训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而是来自他教训的态度与声音，来自他自身的典范。耶稣说话时不像任何教师。耶稣从来没有解释他的信仰，从来没有申论它的理由。他用了解知识的平易与确信的态度来说话。他最多是说：“你们怎么还不觉悟呢？”他教人不用假设，也不用辩论。他用极度自然和优美的态度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用完全简易的态度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统统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新的声音，一种从前没有听过的声音：“孩子们啊，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你们要找我，但是我对犹太人说过，现在也照样对你们说：‘我去的地方，是你们不能去的。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和他后来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同一种声音。这种简明的话非常有力，例如下文：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
它拥有一种高贵的声调，例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会使你得安息。”这是耶稣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一种最近两千年来超过人所能支配的声音。
这些经文之所以是这种语气，是因为圣约翰把它们收入他的作品，对此我想该不会有任何争论。的确，这些话由四福音书的作者之一圣约翰写下来，而且不是一字不漏的抄录，却是圣约翰所听的，或在多年后还回忆得起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正如苏格拉底的对话也不是苏格拉底一字无误的话。我常会想到柏拉图所作的《斐多篇》与《约翰福音[17]》十三至十七章，因为它是谈两位大思想家临死时交谈的最动人的一段，虽然圣约翰不是一个像柏拉图一样的作者，但在这五章《约翰福音》里却是无可比拟的、最令人感动的东西。它们和《斐多篇》不同，理由很简单，它们包含一种卓越的美，一种这个世界自耶稣死后再也没听过的美声。让我们姑且承认圣约翰在写他的福音书时已懂希腊的逻辑哲学，像“我就是道路、真理及生命”这样的经文可能是希腊哲学（马太也谈到同样的信息，但没有记载在《马太福音》中）。可是在《约翰福音》中有令人惊异的笔触，例如，当耶稣开始洗门徒的脚的时候，或当在言语上有突然转变的时候，耶稣称他的门徒为“朋友”，“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因此我称你们为朋友。”这并不是说约翰可能把它虚构。在他的福音中可以读出一种可靠性，正如某些小说给我们的感觉。
因此，在耶稣的世界中包含着力量与某些其他的东西——绝对明朗的光，没有孔子的自制、佛的心智的分析或庄子的神秘主义。在别人推理的地方，耶稣施教；在别人施教的地方，耶稣命令。他说出对上帝的最圆满的认识与爱心。耶稣传达对上帝的直接认识与爱慕，而进一步直接地并无条件地把对上帝的爱和遵守他的诫命，即彼此相爱的爱，视为相同。如果一切大真理都是简单的，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简单真理的面前，而这真理包含一切人类发展原则的种子，那就够了。
他的教训是属于一个与以往哲学家的教训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不再是孔子的实证主义及常识，不再是他的只对人与人的关系持续的研究，或他的逐渐自我教育的忠言；不再是道家的一个不断变形的世界的幻影，及它的对于无的复归；也不再是佛的强烈的理智主义，以及他在逃入无限与绝对之中的英勇努力。所有这些都曾对于人类的心飞进神圣的真理的较高层有所贡献，对于试图解释生与死的性质有价值。儒家显然是实际的，不抽象的，容易遵行及了解的，但它妨碍对人生与宇宙的真正性质作任何进一步的审察。它教人以忠诚、责任感及一种向着我们人类的至善的继续努力。道家与佛教刚好相反，它们教人要以灵性的自由作为最终目标。二者之中，佛教除了禅宗之外，是智识的多过神秘的。不错，庄子的道家，最直接地有助于灵性的解放。他有一种很难在一般理性哲学家中看到的大悟。庄子的立足点，像帕斯卡一样，是真正宗教的，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老子有时在他对爱与谦卑的力量的信念中，在他因给予人类和平而蔑视一切人类的措施，如政府、刑罚，及战争中，升到非常高的层次。老子和耶稣在精神上是兄弟。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而老子说：“守其雌，为天下溪。”二者都建立在灵性贫乏的国上，一句使尼采发怒的话，但耶稣用为门徒洗脚来示范，那是一件老子在意料中可能做过的事，但没有他曾这样做的记录。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中，一个道德犬儒主义而且正当是人类理想崩溃的世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人类理想的崩溃付出代价。以我们常因为改良这个世界来提高生活标准而接受种种观念而论，以现代思想家建议用经济的设施来解决社会的病态而论，大体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唯物主义的时代是不错的。当然，西方世界也相信两种灵性的价值，民主与自由，但都给二者加上了限制。一般的假定是白种人需要自由，黄种人需要米，这直接地显示白种人并不知道自由是天赋的本能，而只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特殊的灵性渴望。现代的学者一再断言亚洲人最关切的是米，而不知道自由的意义是什么，也不关心它。所以白种人痛恨暴政，黄种人却可容忍。这只足以证明西方的观察是如何唯物主义及普遍肤浅的，而他们对亚洲人心态的了解是多么的错误。按这个标准，西方的思想家比孔子更唯物主义，因为后者说一个国家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弃兵，甚至可以弃食，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缺少信仰而立足。
这是唯物主义做不到的。我们知道，除了耶稣的基本教义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它。孔子说：“声色之于化民，末也。”孔子，如我所曾试图显示的，与耶稣共信沉默的改革，从人的内部开始的改革，而孔子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施韦泽是伟大的基督徒，一九三二年，他在歌德百年纪念祭的演说中说：
在一千种不同的方法中，人类曾被劝诱放弃他和实在的自然关系，而在某种经济与社会巫术的魔法中寻求福利。用这种方法，只会使他自己摆脱经济与社会的困苦的可能性更为渺茫。
无论它们是属于哪一种经济与社会的巫术，那些魔法的悲剧意义常只是如此，就是个人必须放弃他自己物质与灵性的人格，且必须只活得像精神不安的唯物主义的群众之一。
雷南，耶稣的另一个伟大的学生说：
一切人类的社会革命，应像果树接枝一样，被接在“上帝国”那个名词之上。
我们所需要的是深度，而我们所欠缺的就是深度。
只要有一天西方人相信自由与民主，他们会直接地追随耶稣的教训的核心，虽然西方人并非完全相信。如果阿拉斯加的自由受到威胁，美国将会为此而战，但如果匈牙利人或俄罗斯人的自由被牺牲，我们却不敢相信他们会在乎。因此自由仍然没有成为世界性的，它至少在现在十余年间不是一种深切的信仰。这种自由、民主的世界性宗教的根是在乎耶稣的话，这一点他们有一天将会感觉到这二者有何关系，我将在下文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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