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者相信反面的。他相信如果那些最谦卑的人得到了米，便一切都妥当了。真诚的唯物主义者如果必须在二者之间作选择，他是赞成更公平地分配财富而反对个人更大的自由的。人如果有了米，就必然快乐。
我相信任何人研究耶稣的教训，即使只认他是人类的一名教师，一定会惊异于没有人曾像耶稣那样教导人。甚至以雷南而论，我们可在他身上做一种绝对客观的公平考验，但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生平与教训逼得这个法国的学者说：“耶稣为人类留下了一个道德重整的用之不竭的原则。”他在他那本书结尾的时候综述了耶稣的生平，真的可成为耶稣的代言，即使他否认基督的神性：
这位崇高的人物，每天仍监管着这个世界的命运。我们可称其为神，意思不是说耶稣已吸收一切神性，或他已堪称为神，而是因为耶稣是一个领导他的同伴大步趋向神的人物。以人类全体而论，表现出的是一群低级存在——自私，其较高于动物的地方只是他的自私是较为深沉的而已。在这一片平凡之中，有一些升向天空的柱，证明人类可能有较高贵的天命。耶稣是这些柱子中最高的一根，对人显示他是来自何处及他应趋向何处。在我们性格中的一切善良与崇高都浓缩在他的身上。……
至于我们，这些永远不长进的孩子，像我们这样无力的人，劳苦而没有收获，播种而永远看不见果实的人，俯伏在这些半神的面前吧。他们能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创造、断言及行动。伟大的创造力将会再生，这个世界将会遵由古代勇敢的创造者所开辟的路而从此满足它自己吗？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将来无法预料的现象如何，耶稣都无法被超越。对他的崇拜将经常更新他的青年。而他的生平故事将不断使人流泪。他的受苦将使最好的心变软，世世代代将在人类的子孙中宣传他。比耶稣更伟大的人物永远不会产生。
雷南写到耶稣的死：
现在安息在光荣中，高贵的创始者。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你的神性已经建立。不必再怕你努力建筑的大厦会因一条裂缝而崩解。自此以后，在脆弱的人类所能及之外，你将从你的神性和平的高处，显现在你行为的无限影响中。
在数小时的苦难代价之下（这种苦难甚至未触及你伟大的灵魂），你已经获得了最完全的永生。千万年后，这个世界也颂扬你。我们反抗的大旗，你将成为猛烈战争环绕着你而进行的记号。自从你死了之后，你比你在这世界旅行时更活跃一千倍，更可爱一千倍，你将成为人性的屋隅首石。那些想把你的名字从世界除去的，将会被击破。
除了细腻深沉的法国之外，还有谁能把这段表达得这么美好、这么动人的？
无论哪一种神学，都常削弱了耶稣教训的力量与平易。不错，这使信徒经常产生许多问题与答案。在耶稣自己的话中却没有要询问的事情，甚至没有野蛮人不懂的事情。在耶稣的话中没有神秘的定义，没有危险的推论。分析它们，等于杀了它们；改善它们，等于毁了它们。如果那些神学家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该多好！因为没有哪位神学家（无论他是怎样的伟大）有耶稣的心地。只要他加入讨论，情调和声音都马上改变了。我们谈论灵性时，必定好像它们是物质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超越自己。
我们中有些人必须学习莎士比亚，而得到的却是永远对莎士比亚倒胃口，使我们终生不愿意再接触他的作品。于是有一天约翰·基尔吉或罗兰斯·欧里维亚进来，他不教授莎士比亚，只宣告莎士比亚自己的话，我们眼中的翳膜就除去了，我们拒绝相信这就是莎士比亚。为什么莎士比亚是美的？为什么我们在学校里从来不欣赏他呢？我曾和耶稣的教训保持距离，正像学生对莎士比亚产生永久的畏惧一样。我曾觉得被神学家的信条包围的耶稣的教训，是像雷姆卜兰特的肖像用一个一角半钱的框子镶起来一样。那个一角半钱的框子，削弱且遮蔽了雷姆卜兰特的德行。我曾说过，在耶稣的话中没有任何一点是文盲无法明白的。如果有些表达不大清楚，并不重要；如果詹姆士王的《圣经》译本有点晦暗，那等于相片阴影的一部分。我们要修复它吗？我喜欢它原来的样子。
与其说我讲的是基督教会在教义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我谈的是一切教义上差异的无益探讨。这种讨论太通俗，像是陈列过久的旧货，但最重要的是它们毫无好处。参加这种讨论是把自己降低到烦琐哲学的层次而冒犯真理。我现在所想说的是，妨碍了人认识耶稣的刚好就是这些纯理论家的喋喋不休，就是他们信条的混乱使我离开基督教三十年，而他们一角半钱的神学妨碍了我看见耶稣，且不止我一个人如此。哈兰登，他为承认上帝与基督的神力在人事中运行而竭尽所能地辩论，为什么他却觉得无法参加任何教会呢？一九三二年五月，他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圣马丁教会的午餐座谈会上说：“你们可能知道，我不是任何教会的教友，因为和现存的教会相关联的神学中，有许多我无法接受。”施韦泽也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八日的《基督教世纪》中说：
我现在正想讨论在我们时代灵性生活与文化中的宗教。因此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是：宗教在我们这一世代的灵性生活中有必要存在吗？我用你的及我的名义来回答：“没有。”……但是许多不再属于教会的人却对宗教有一种渴慕。
现在我可以做某些个人观察。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人因教义而信基督教，中国人信教，都是因为和一个基督徒有过亲密的接触，而那个基督徒是遵守基督“彼此相爱的”教训的。当我在清华大学离开基督教的时候，一位正统的孔教徒——我的同学，正改信基督教，怎样信的？不是由于教义问答。我知道孟君，正像其他任何一位知道他的同学一样，他的中文很好，而他是来自一个临近苏州的儒家旧家庭，且因为他姓孟而被戏呼为孟子的后裔。他曾到圣约翰大学学习英语，但他的背景完全与我相反。在清华我们都是英语教员，而且分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每人占一间房，我的房门和他的房门相对。我穿西装，他从来不穿，我常赞赏他整天笔直地坐在他的硬椅子上，这是他严肃的儒家训练的一部分。一种中国家庭彻底严谨的教育培育了他。而他聪明且高度正直，每一个人都尊敬他。在圣约翰大学的时候，我们同笑艾迪的激烈的布道战术。他的诡计之一是突然从他的大衣袋里拉出一面中国国旗（那时候是五色旗），宣告他爱中国，这种通俗剧的手法不适用于我们，因为孟君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有几个学生在演讲完毕时站起来且签名信耶稣。为什么孟君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心理背景再了解不过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女同事领他信了耶稣——一个有圣徒性格，在声调与语言中显示出基督徒的爱的女人。“爱”是一个已被贬值的字眼，这里并没有些微罗曼蒂克的成分。我相信那个女人有五十多岁了，她只是一个善良的女基督徒，而她深切地关怀那些清华学生。她对每一个人的关心是很显而易见的。这个美国女人有基督徒爱的美德。她教孟君《圣经》，而《圣经》赢得了他。这是一个和他所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孟君的儒家家庭生活非常严厉。那是一个负责任、守纪律及受道德训练的世界。他不能不感到那个在他面前开放，其中用基督教的律取代了严肃的儒家生活方式的新世界的温暖。我相信他像起初的基督徒感觉有一种律代替摩西律一样的欢喜。
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看见一个仁慈的基督徒，关切每一个人的基督徒，常带领我对基督教会更亲密一点。没有任何教义的偏方能那么有效。甚至反面也证明了这个定律。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些传教士除了想让中国人信教之外，什么东西也不关心，也不像耶稣那样把人当作个体一样一个一个地爱，其实传教士是应该这样做的。中国人是一个切务实际的民族。我们量度与评判那些传教士，不是凭他们所讲，而是凭他们所为，且把他们简单地分为“好人”或“坏人”。你不能避开最后这些称呼。我童年的时候，有两个女传教士从来没有爱过为她们工作的中国男孩女孩，我想她们这样做，是以为自己为上帝而禁欲。她们给我们一种恶劣的印象，而我们男孩子则用不堪入耳的诨号来给她们命名。她们住在一座俯瞰海滨美丽风景的大厦中，且有中国的轿夫、厨子及女仆服侍。基督教的福音与“白人特权”的并合体是很古怪的。无论哪里有对人的爱心、对别人的关切，人们立刻就可以感觉到，现在我们男孩子在这座房子里面所感觉到的是不断地对中国人的讨厌。而这两个女传教士完全符合我们所称呼的她们的名字。反之，在我异教徒的时代，使我记得另一个世界的，是我和一个女基督徒的相逢。我记得当我横越大西洋的时候，遇见一个想劝我信基督教的女人，而且几乎是因她的谦卑和温柔而成功的。我敢说如果这一次的海上旅程延长十天，我就会在当时当地重回基督教。说到这里，我必须提及一位可敬的妇人，现在她已经九十四岁，住在新泽西州。她在二十世纪初，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了我，当时她是在厦门的一位女传教士。现在这位妇人仍闪耀着关怀别人的基督教的精神。可惊异的是分离了半个世纪之后，她仍用我童年的乳名来称呼我。这证明她完全记得我！我敢断言，我在上文所说的那两位包裹在自己和上帝的交谊中的女传教士，如果她们现在仍活着，一定记不得我的乳名。如果你们记得我的诫命，你们将彼此相爱，就是如此而已。第一次接近这伟大的妇人，我就觉得自己是站在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面前，像一个失去的世界的备忘录一样。换句话说，基督教能产生基督徒，而基督教神学却不能。
我不能太过强调对耶稣教训的核心保持接近的必要性。我十分相信这种精神就是在施韦泽背后督促他到非洲丛林去工作的精神。让我们尊重施韦泽所说，因为他的话非常重要且蕴含着许多意义。
我们现在是在黑暗中，但我们彼此都有向着光明行进的信念。宗教与伦理思想联合的时刻将会再来。这一点是我们所深信、所盼望的，且因此为它工作，我们要维持一种信念，就是如果我们使伦理的理想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作用，人们有一天就会像我们这样做。让我们瞻望那光，且为它反射在为我们准备的任何思想上而感到安慰。
在他非常重要的结语中（这结语是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所应读的），施韦泽关于“思想”的结论如上述所指示，且显示一种不放弃思想而希望有一天再集中人类的思想于人对生命、对上帝及对宇宙关系的一种“新理性主义”。他显示为什么现代人已失去了这种形态的思想的能力，又为什么他做纯理论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时好像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而只是像被安置在近处或从外面来注视它的人一样看人生的问题。但在上面所援引的话中，他还着重指出“宗教与伦理思想”的联合同样重要，且指出怎样去做。在我看来，似乎基督教神学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它把基督放在“结果”及遵行他的诫命的重点，移到某种容易获得且近乎法术的得救方法之上。这种方法不需要个人方面的道德努力，因而是悦耳的。不错，基督教教会也常教诲人忏悔和更生，但在整个看来，重点放在方法上。那方法是：因为某人已经为你死，无论如何你会得救的，只要你信他，或借他的名呼吁“主啊，主啊”便成。赎罪教义的作用显然是机械的，愚人也懂，所以那些祭司想让他的会众们相信它。耶稣所教的却不同。在关于葡萄树、种子及无花果树等的寓言中，他把拯救及赦罪的条件放在“结果”及遵行他的诫命之上。赦罪是不分机械的或简明的。崇拜并不比服务重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错”，“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是耶稣放在伦理生活及个人努力上所强调的。如果一个人不遵行他的爱与宽恕的诫命而只悔改与诚信，羔羊的血绝不能洗去他的罪。拯救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呆板的。一旦这个重心恢复，基督徒在他的生活中“结出果子”，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抗基督教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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