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林语堂作品典藏版-老子的智慧(纪念典藏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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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自然)主义常使得有理性的人害怕,主要是由于某些皈依者的放肆言行所致。但老子、惠特曼、爱丁顿的神秘(自然)主义却非如此。

    以方程式操作的科学工具——数学,除了给我们方程式及物质空虚论的新知外,别无它用。老庄虽谈道之“捉摸不到”,却并非意味着他们就是神秘主义者,我们只能说他们是观察生命入微的人。

    这两者关系,就好像一位在实验室里思考的科学家,突然碰到生命“捉摸不定”的本质正在进行,科学家拼命敲门,没有得到回音,这时正是他急欲发现生命秘密的时刻,而生命之门却关闭了。他搜索物质,竟在电子中失去了它;他探索生命,又在原形质中失去它;他追寻意识,却又在脑波中失去它。然而,当他面对数学方程式时,一切又都显得那么清楚明白。

    忍耐、坚毅、意义、爱、美和意识,均无法以科学的方法去探讨;直觉和数学的观念永不相遇,因为它们所依恃的是不同的平面。数学是人类心灵的工具,透过心灵察觉物质现象的一种表达法,此外毫无他途可循;直觉却不同于此,它不是数学或其他象征知识的附属品,无法以方程式表达出来。

    耶鲁大学的教授诺思罗普(F.S.C.Northrop)了解认知直觉知识——美学的重要,这类知识比区别理性心灵的知识还要来得现实。老子常警告人们抵御“分”所带来的危险,或许是这个缘故吧!庄子尤其声言:

    “所恶乎分者,其分也以备;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故出而不反,见其鬼,出而得,是谓得死。灭而有实,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16]

    由于需要,物理学家必须谨慎地控制自己去观察形态、物质和活动等现象,他坦承数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得留给非科学家去处理。因此,对我们来说,能够远离科学的大门,确是非常幸运的事。

    爱丁顿以严密的“不法之地”,即意义和价值的范围为例,描绘出科学性的“象征性知识”和由生活体验得来的“精湛知识”之间的不同。

    他机智地反驳那些称其神秘的观点为“胡说”或“该死”的批评家,他问道:“物理的基础能胡说些什么?”某些评论家有权批评他“胡说”,而平实主义者却无权如此,胡说和该死都属于价值观的领域,站在平实的立场,那确实是不合逻辑的。

    “在醚或电子的世界中,我们或可邂逅胡说,但绝非该死。”[17]所以,我们虽离开了科学的大门,却拥有了意义和价值的世界。

    “身为科学家,我们了解颜色只是波长的颤动,但它并没有因反射在波长5300的色彩特别微弱,就驱散了反射在波长4800的强烈视感。”

    美国科学界领袖密立根(Robert A.Millikan)阅读了1947年4月29日美国物理协会出版的刊物后,就宗教方面发表了极为重要的声明:

    “我以为,纯粹的物质哲学是极为无知的,因为每个时代的智者,都有使自己的心对任何事均充满虔诚和敬意。借用爱因斯坦的名言:‘沉思不朽的生命之秘密,熟虑微观的宇宙之构造,谦卑地接受出现在自然界的极为微小的启示等,对我而言,这些就足够了。’那就是我最需要的‘上帝’之定义。”

    “我很少将自己的‘明断’认为是我个人的荣誉,为什么呢?当上帝把早期的进化的过程,展现在我们眼前时,他所创造的万物便开始以惊人的步伐迈入进化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责任只是尽可能地扮演好我们的角色。”

    不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智者,似乎都已看到宇宙伟大的真理。虽然密立根、爱因斯坦、爱丁顿、爱默生、老子和庄子等人的背景和知识不大相同,但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几乎都回归到同样的一桩事——自然上。

    相信前面有关信仰的陈述,近代有思想的人必然都能接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我思足矣”、“自然表达的智慧”、“我们能微微地察觉”、“他的一部分变成了我们”,及爱默生所说,他是“自然神”的一部分。

    爱默生百年前所写的东西至今仍是真理:“我们每个人都需具备左右世界宗教的正确观念,刻意在牧场、池中的船、林中鸟儿的对答声中寻找寄托,那是绝对看不到基督教的。”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站着的地方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所在。

    老子也说:“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18]

    四

    1942年,我翻译了《道德经》和《庄子》三十三篇中的十一篇,收录在《中国印度之智慧》这本书内。后来我修改过一部分,并将庄子的余篇翻译了出来,本书为庄子的精选,堪称是庄子作品及思想的代表。

    《道德经》修改得并不多,主要是将“爱”、“德”易以“仁”、“性”。由此,我把《道德经》重新分成七篇,相信必可帮助读者把握住每一章的主要思想。

    简言之,本书前半部的四十章为哲学原理,余则为功用论——可直接作用于人类的各种问题。在解读庄子的精选时,我曾竭力为老庄澄清彼此的关系,并指出其间的重点,避免加入我个人的意见。

    由庄子来介绍老庄时代的思想背景和特性,实是再恰当不过。

    一九四八年八月

    【注释】

    [1]请参阅《中国印度之智慧》对《道德经》的介绍。

    [2]《扬雄、韩非之生活》。

    [3]有某些例外。从历史上来看,道家文体在公元3世纪至4世纪时,曾经风行一时,至唐朝(8—10世纪),连皇帝也正式鼓励人们研究老、庄之学。

    我开始接触道家的思想,是由于看了王先谦的著作。他花了半生时间为《庄子》注解,却在1908年,故意在序文中反对庄子,借以贬低自己的作品。魏源对《老子》的注释也是如此。舆论本就认为儒家的学说是最好的,而对庄子的评价一向不高。

    [4]请参看杨树达的《老子古义》一书,1922年出版,1923年修订,除自《庄子》中取三四例为《老子》作直接引句外,他省去了《庄子》其余的部分。

    [5]苏东坡认为《庄子》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等章,皆不是庄子的作品,而是后人加进去的篇幅,这个说法较为学者所接受。

    [6]请参阅第三十三章之三。

    [7]请参阅第三十三章之四。

    [8]请参阅第五十章之六。

    [9]请参阅第五十章之三。

    [10]请参阅第五十章之一。

    [11]请参阅第五十章之二。

    [12]请参阅《想象的孔老会谈》之五。

    [13]见爱丁顿所著《大自然的物质世界》。

    [14]同前。

    [15]同前。

    [16]请参阅第五十二章之二。

    [17]反证。

    [18]《想象的孔老会谈》之二。

    序文

    主要的思想潮流

    若想了解中国的思想,多少知道一些老庄时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背景和杂学的兴起是非常有益的。但是,由于很少有人将中国的思想介绍给西方,因此我认为“详释老子”这桩有意义的工作,借庄子的说明,比经由近代作家之手,更易受到人们的重视。

    庄子以才华横溢的手笔、简洁深刻的思想,写《天下》一文,为当时思想潮流的主要学派勾画出一个有价值的轮廓。

    为这篇摘要加附注是件很有趣的工作,因为孔子的弟子和杨朱学派皆跃然纸上,而以神奇姿态出现的列子,却未以道家身份出现在本文。我将此文分成几个段落,为便于读者阅读起见,并加添了标题。

    尤其在第三段,读者将可看到许多出于老、庄的道家思想,如天道、弃智、顺其自然等,为集于齐地的“稷下派”所适用。

    以庄子的列名及其自我评价看来,若读者深知庄子的个性,当不致怀疑这篇文章是不是他亲笔所写。

    简单地说,本文一、二、六段描写的是墨家,其中一、六两段并提到别墨,三、四、五段叙述的则是道家的思想。

    天下研究方术的人非常多,都认为自己的学说是最好的。那么古代所称的道术,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答案是:“无所不在。”既然是无所不在,那么神圣是从何而降?明王又是从何出现的呢?答:“圣有其降生的缘由,王有其成功的因素,来源都是出于纯一的道体。”

    早期哲学的范围

    不离开道之根本的叫天人;不脱离道之精微的叫神人;不背弃道之真理的叫至人;以自然为主,以纯德为本,以道体为门,超脱穷通、死生、变化的叫圣人;用仁来施行恩惠,用义来建立条理,用礼来规范行为,用乐来调和性情,用温和、慈蔼、仁爱的态度来感化世人的,便叫做君子。

    用法度来分别,用名号来表明,用比较来考验,用稽考来决断,知一、二、三、四等清楚的条例来分析事理,乃是百官掌理政事的顺序。而把耕作视为日常的要事,致力生计衣食,使物产丰富,财源充足,并关心老、弱、孤、寡,使他们都能得到抚养,便是治理人民,为人民谋生计。

    古代的圣人,对于这些道术都已全备,所以他们能够配合神明,取法天地,化育万物,调和天下,恩泽普及百姓,并以仁义为治国的根本,这样才不会和法度相离。同时,他们能通达阴、阳、风、雨、晦、明等六气,畅行于东西南北四方,甚至支配一切小、大、精、粗等事物的运行。

    古时易见的道术有三项:关于仁义法度,历史上已有许多的记载;关于诗书礼乐,邹、鲁两地的读书人,和政界官僚们,也大多知道:《诗》为通达心志,《书》为记明事理,《礼》为节制行为,《乐》为调和性情,《易》为研究阴阳,《春秋》则为正定名分;这些分散在天下,施行在中国的典章,常为诸子百家所引用或称道。

    以后天下大乱,圣贤之士大都隐居起来,于是百家各倡道德的学说,使得人们对道德的观念已不像从前那么执着。天下的人多半各执己见而自以为是;譬如耳朵、眼睛、鼻子和嘴各有功能,却不能相互替用,就好像派别不同的学问,和不同的技能一样,各有所专,各有所用,但是却不能包括全部,不能普遍周全。

    这些各执己见的人,剖解天地的纯美,分析万物的道理。古时全德的人尚且很少具备天地之纯美和适合神明的要求,何况这些心存偏见的人呢?所以圣人明王的大道,幽暗而不能彰明,闭塞而不能光大,天下的人都自认为自己所偏好的见解就是大道。

    可叹啊!诸子百家各走极端,执迷不悟,必然是不能和古时的大道相合了。后世的学者何其不幸,不但见不到天地纯一的真相,更无法得窥古人思想的全貌。道术就这样被天下人分裂了。

    一、苦行者:墨翟[1]的门人

    古代的道术有这样一派:不使后世风俗奢华,不浪万物,不炫耀典章制度,而以法度来勉励自己,帮助世人。墨翟和禽滑厘听到这种风尚极为欢喜,但是他们做得太过分,太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墨子的《非乐篇》主张“节俭”和“人生下来时不必唱歌,死后也不必悲泣”。他还广传博爱之教,竭力为他人谋福利,一心反对战争。所以他的学说是教人温和不愠。此外,他不但自己好学,更希望其他的人和自己一样,也能努力求知。他和古代的圣王大不相同,他觉得他们太过奢侈,所以主张毁弃古代的礼节和音乐。

    关于古代的音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作《武乐》。至于古代的丧礼,贵贱有一定的礼仪,上下有一定等级,像天子的棺木有七层,诸侯的五层,大夫的三层,读书人的则为两层,便是一例。

    如今独有墨子主张生时不唱歌,死后不悲泣,只用三寸的桐棺,定为通行的仪式制度。但是,以这个道去教人,恐怕不是爱人的道理吧!即使自己实行,实在也不是爱自己的道理。

    我并不是要攻击墨子的学说,只是,在应该唱歌的时候,他反对唱歌;应该哭泣的时候,他反对哭泣;应该快乐的时候,他反对快乐,难道这样就和人情相合了吗?

    人生而劳苦一世,死后又不能厚葬,墨子的道未免太枯寂了!这样的道只令人忧愁悲伤,若要付诸实行,实非易事,它违反了人性。天下只有极少的人能够忍受得了的道,又怎能算做圣人的大道?尽管墨子本人能够实践这种学说,天下人不能做到,又有何用?一旦离开了人性,距离王道也就愈遥远了。

    墨子曾说:“从前大禹治水,开决江河,使水流通于全国各地的时候,大川有三百,支流有三千,小河不计其数;而禹亲自拿着盛土的器具和掘土的锄头,将小川的水聚合顺利流到大川里,以至小腿上的汗毛都被磨光了。他冒着大雨,迎向暴风,不停地奋斗,终于得建大国。禹是大圣人,尚且为天下人如此劳苦,何况你我?”

    因而,后来的墨者把穿粗服、草鞋,日夜不休的工作当做最高的理想。还说道:“无法做到这样,就不是禹的道,就不配做墨子的学生。”

    以后相里勤的弟子,和南方的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等人,都是研究墨子学说的。但其怪异之处又和原来的墨子学说不同,他们互称对方为墨子的别派。这些人用坚、白、同、异的辩论来互相攻击,以奇异的理论相互应和,推举本派中的巨子为圣人,并拥护他做领袖,一心希望继墨学的传统,所以直到现在,墨子之教仍是纷争不绝。

    墨翟、禽滑厘的用心是对的,但是实行的方法却有些偏差。因为那样,将会使后世的墨者只以磨光腿上的汗毛为奋斗的目标,彼此互相竞争标榜。结果反而变成扰乱天下的罪多,治理天下的功少。

    不论如何,墨子确实是极爱天下的人,想在世上找到像他这样的人实在也不容易。以他刻苦到面目枯槁也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来看,他确可称得上是“才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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