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要欧化世界，欧化什么东西呢？维他命、卫生营养、保育儿童、看护产妇种种进步的知识，及妇女的衬裙内裤之改良。这些都不必着急。土耳其、阿拉伯、波斯、中国及非洲康戈的女人都会感激你们，称颂欧洲文化无疑。但是你要欧化什么东西呢？自然是欧化生活程度。也奇怪，并不说欧化道德。没人敢倡说，东方或西方的道德程度须得提高。不，经济时代的人所宣的圣道，不是“思想华丽，生活鄙朴”八个大字（十九世纪初叶，诗人华姿华斯语），而是“生活华丽，思想鄙朴”——比如这种鄙顽朴陋思想，说货物愈多，人类便愈乐，或是说实业时代的工人比手艺工人安乐。说提高生活程度的人的意思，清清楚楚是指洗衣较便利，洗碗扫地用电较轻快，也许还有一天四杯牛奶给霍屯督野人。是指较少用手足人力做事。是指有一辆汽车，一礼拜看一回电影。清清楚楚是指这些。
所谓提高世界生活也者，乃要叫【纽约】东城区的人都搬到公园路去住。但是比方东城区的人不愿意搬入公园路富宅，愿意依然故我便如何？所失者何，关系多大？比如霍屯督野人不喜欢你的牛奶而特喜吃香蕉便如何？比方东方对于用人力手足做事的看法与你不同，而东方女人以为到溪畸捣衣一面同邻家谈笑，比关在高楼大厦充满水汽热腾腾的地窖里洗衣舒服便如何？比方东方人以为在稻田赤足耕种，半膝污泥，或是儿子在前老父在后犁田倒很不错便如何？也许他相信用手做事用脚走路于心身都有益。也许一个推小车的人住在一间茅屋而因此“生活程度”较低，不一定便如游东方的旅客所设想，是过“猪猡”生活。也许他有他的礼俗文化懂得人情规矩。也许他相信摇划荡船，而不喜欢坐轮船，坐轮船便觉得学西洋腐化。也许他主张老婆应当自己做布鞋，而不应穿城中富妇才买得起的高跟鞋。也许他主张女人应该给小孩喂奶，就是给人瞧也不妨。也许他相信喂奶给人看见，不一定如海司【Will Hays，好莱坞的检查处】所定的条文，认为邪秽不正，淫荡无耻，因为他心中对于女人奶奶的天经地义的作用还未走入邪道。【按西洋女人晚装露奶戏台露奶皆高尚贞节，独喂奶认为无耻下流。留美半世，也难看得到一次西妇喂奶。盖喂奶者，所谓“房事”一类东西，是关起房门干的。况喂奶则伤胸部之美，西妇不愿生育大有理由在。】也许他悟到人身的妙理，知道人身极善调剂环境，美衣美食惯了也就觉得平常，而勤苦生活也许比闲荡生活快乐。也许“第七重天”【电影名】是巴黎亭子间，要拾黯淡的石级登上去。也许人生本有至理，街上卖报小孩的儿童时代生活，在身体上、心理上、精神上的快乐，胜过公园路富家子弟，由跟班詹姆士及司阍查理一人一旁扶着教他学跑冰。换一句话，也许物质的程度不值得提高——如果同时要引起阶级仇恨，集团主义趋势，失去个人自由，及几年一次须征调十八岁青年入役死战疆场。
说穿了，我相信欧洲人与亚洲人一样的迷信。现代知识界最风行，众人所公奉的迷信，便是科学定命论，说人根本是一只动物，由物质环境掌管播弄改造，一点无可奈何，除了这定命论的最高神明以外，还有现代人所崇拜的偶像。凡所信非真，谓之迷信，凡崇奉过分谓之偶像。欧人的三位偶像，就是白薯、户口与强权（“the Potato fetish， population fetish and power fetish”），因为这些委实为现代人所崇拜。人类总是迷信的，你不让他拜偶像，就得拜别的。盖一人心中，不得不有了精神上的归宿。一人什么都不崇拜，其人就完了。就是无神论者，也得崇拜他小老婆的脚盘。
这三种偶像统制现代人求治的心理，而形成以下的信条。（一）人类生存专赖白薯，在玄学说来，人是一种觅食白薯的两足动物，而人类文明乃此两足动物因觅白薯而定去向的行动所形成的伟大历史势力【经济史观】。（二）白薯缺乏为战争之原因，白薯充足乃和平的保障。白薯愈充实，世界愈文明，便可大书“财丰物阜，国泰民安”。（三）和平之道，首在求白薯与户口之精确比例。（四）没有强权武力的人须种白薯，而有强权武力的人可以运输、饱食及以他种方法支配消耗别人所种的白薯。（五）依某条自然公例，有武力的人须令无武力的人种植充足的白薯，否则人类就要饿死。所以白薯的资源必定自由采购的原则，且必有经济计划，也得有谁统治这世界。（六）有武力和无武力的人不会引起战争。种白薯的，或农业的一帮人，生性不求进步，不好侵伐；有武力的，或实业发达的一帮人，生性好攘夺、尚竞争、善侵伐。由是观之，种白薯的一部人，很乖巧可爱，有时高兴可以拧他们的脸蛋儿，但可以置之不理。（七）但是战争可因有武力一帮人互相攘夺无武力的人所种的白薯分配不匀而起。（八）由此观之，和平问题也者，仅是如何使有武力一帮人得平分白薯的资源者也。（九）只因有武力一帮人自己互相妒忌猜疑，而商业本性是好攘夺、尚竞争、善侵伐，所以解决之道，显明在于维持一种极微妙极匀称的均势，叫两方都不敢先放枪，虽然也许某方要先放也属可能。（十）惟力之为物，动而非静，故这均势无法永远维持，是故均势须时时改造，阵线须常变更。（十一）时刻防察新权力之起来而作新联络之术，谓之“政治”；背信弃盟，尔诈我虞，延至开枪第一声之道，谓之“外交”；这均势的总推翻谓之“战争”。（十二）这样看来，似乎不大满意，但也想不出其他好法子。（十三）真正满意的办法，是叫某一国或某些联合的几国养成充足兵力，可以在某种世界民主大同盟之中统霸其余。其余有武力的或白薯的国，若不高兴，看他有什办法？我们的兵又多、枪又好。（十四）管他妈的，我们只会说老实话。我们是“实际主义家”，不肯以“神话”欺骄民象，而那些口谈正谊公理的人，只是不合时务的“理想家”。
这便是耶稣降生以后一千九百四十三年世界求治的国际思想之最高峰。这就是今日政治哲学之精华。这些信条尝用于欧洲而引起几百年的流血战乱。但是我们相信用之于全世界，便可教天下太平。这是世界欧化的精义。
愚民篇第十二
——此篇言民主基本信仰在于民并研究今日民主国官吏欺民之方术及真正民意与国策背道而驰之实情
书至此，便有人要发问：我是不是替今日的世界和近代文明绘一幅太阴沉黯淡的画？是否忽略某方面，过于张扬某方面，专画其穷形极相？答案当然是“是的”，但是我是在讨论政治，而政治【西文politics并指党派倾轧】总是任何事物的龌龊方面，任何民族的文化的臀后。可是一个文化有其臀后，也有其光明的正面，也许我不过在踢人家的臀后——愚莫甚焉。
须知欧洲是一条牛，我不过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牛虻”。政府是一条聪明睿智的牛，明达的人，只须做一只牛虻，刺叮大牛的屁股，功劳就不小了。因为老牛在青山绿荫上享受了一番，长得痴肥笨重，往往在危险的环境中茫然睡去。其筋肉日渐松弛，牛皮日渐顽厚。牛虻在四周嗡嗡低鸣，不予老牛安宁；老牛被它叮了数口，感觉疼痛，不禁烦恼起来，或许竖起尾巴，横扫一下，给那小东西知道些厉害。但是只要把智慧的老牛弄醒，目的达到，又何足惜？
不，我很知道任何民族都有他的希望、理想、渴念、善性。这乃是我执笔著书的缘故。如果你有一个如鲜花般美丽的理想，而亲眼看他被人家摧残，就不啻自己心中受创。千万男女都感觉到那痛苦，甚或怨恨那下毒手的人。
因为每一个战争都显示人民的本色。敦扣尔克显示了英国民众的本色，斯大林格勒显示了俄国民众的本色，巴潭一战，显示了美国民众的本色，重庆显示了中国民众的本色。一个民族老百姓往往有若干特点永远为人忘却，只有在战争的烽火中方为人重新觉察。这些老百姓与明争暗斗、心地不正的政客，和萎靡不振、卖弄花巧的文艺家，有霄壤之别。在一个乡村医生诊所中能看到人情之悲喜爱慕、克己牺牲、可歌可泣，以及生命之丰富深隽，岂是任何外交部内所能看到的？而人生就是这些悲喜爱慕、克己牺牲、可歌可泣之事所缀织而成。生命之源流得以继续不息，亦惟是为赖。
每在电影上看见俄国农妇协助军队捍卫国家，英国防空人员和女警看护执行职务，美国女人替军队赶制皮鞋，每见一般人民、志愿军、看护、工人、汽车夫、钢铁工人、机械匠，在机轮前、船坞中、俱乐部、工厂、渡轮内工作，便知道此乃人民意志的自然表现，出自人民的心坎，而使我尊敬感动。他们不仅口说为了建设较公正完美之新世界新社会而作战，并且在心中深信不疑。他们不仅需要新世界新社会，而且热望其早临，为之牺牲精力生命，亦在所不惜。
在美国如此，在英国如此，在中国、苏联也如此。民众要和平，正义的和平，并希望大家和好。人民之间，不无友善之意。任何人民，尤其是不学无知的乡民，都有若干经久的宝贵品德，能识别是非，明鉴责任。这次战争发现了中国的老百姓、苏联的乡民、英国的平民，以及美国的民众，真正的民众。他们不管你什么帝国主义，只喁喁望天下之安治、人间之太平。天下百姓都要太平。为什么不让他们享太平？
所以我们碰到今日的民主政治的闷哑谜了。如果人民的胸怀既然不错，祈望和平，而同时又生在民主国，他们的愿望为什么不能实现？有人在欺骗他们吗？欺骗者是谁？他用了什么方法、什么手腕，来欺骗今日民主社会中的人民？简括说来，近来有一种倾向，把政府由人民手中交给少数吏曹和“专家”手中，他们说他们知道“全盘事实”，老百姓不知道其中真况，所以不必过问。鉴于现代问题之复杂，这不足为怪，但是这也就是说我们对老百姓日渐失去信仰——一个不健全、不民主化的倾向。
所以我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今日世界上的平民，见了一般专家，至少有些畏惧，尤其是那些知道人民所不知道的“全盘事实”的吏曹专家。这是近世民主政治的一个怪现象；只须大叫一声，“我知道全盘事实”，便能吓倒老百姓，叫他们自封其口，不敢随便说话。这些事实，虽与客观的科学不相干，却借顶科学之名。官场吏曹自称通悉“全盘事实”，便把科学的威严加在自己头上，并在其头上发一道灵光。除非我们把历史中的“事实”仔细分析一下，分别清楚自然科学事实和社会事实的不同，近世民主政治下的人民，要永远听政治经济专家所欺愚播弄，那末世事便不堪过问了。老百姓是建议某件事该如何办理的人，专家是告诉你事情无法办理的人。由此推论，和平专家便是告诉你天下无和平可言的人。所以若把和平问题交给他们处理，世界便非永远厮杀下去不可。
很明显的，自然事实同社会事实或政治事实，性质迥异。氧与碳合成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是无可置疑的自然事实。可是社会事实则不然。譬如说，法庭审判案子。姑谓一切有关的证据，已尽极人力收集在案，问题是犯人有罪无罪。前后经过已经审问，双方辩论完毕，法官宣读案情摘要，最后十二个陪审官围坐讨论，判决被告或则有罪，或则无罪。然此判决结果，不能与碳与氧混合结果相提并论。审判案件时，或许七个陪审官认为被告有罪，五个认为被告无罪，而一项化学物，则不能召集若干科学家于一室投票判定其为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在严格的科学立场说来，被告之罪，不过是近情之猜度或假设而已，或则合理，或则无稽，不得而知。所以不同者，一个自然科学家对某物或某现象，可以暂时存疑不论，而在人事上，一事却非于某月某日讨一个取决不可。
再者，在人类关系中，某桩单独的事实可用科学方法证实肯定，但是一桩社会事实始终不过是一个推论，如审判官之判决“有罪”或“无罪”。当然，一人如在纽约时报馆附近行凶，而当场被捕，可说是一桩事实，甚至可说是科学事实。不幸得很，外交家与专家自称在握的“事实”，并非此类事实，而实在是对复杂错综之社会局势的臆测悬断。这种局势，都有许多不同的方面可以加各种色彩，作各种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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