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林语堂作品典藏版-啼笑皆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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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的头脑已弄昏了,我们不敢自信。谁敢非议专家处理印度或北非问题的方法?甘地是一个妥协主义者,抑或是一个圣哲?北非的人民拥护达尔朗呢,还是拥护戴高乐?我们老百姓怎能知道呢?缄口不言,岂不是智慧的表示?不,人民的感觉总不会错,因为人民最凭是非原则,而天下简单明晰者,只有原则。此外,历史中之事实,决无人全盘领悟。试听麦弗氏(Robert Murphy)之话,再看北非通信记者之话,便能知道拥护达尔朗之“人民”,是有钱的皇族难民,抑或是真正的法国人民,无法断定。政治家能发表日记回忆,新闻家能记录访问会谈,但是你尽管放心,所谓社会事实——譬如说,北非民情之向背,利用良好领袖发挥此情绪之方法,及两种不同政策在法国国内所产生之心理反响——乃是凭断、偏见和杂零消息的混合物。一般外交家察看历史事实,正如凡人肉眼仰视月球。一个人罚咒说月亮中有一只兔子,一个人说有一只猴子,再有一个人说有一只青蛙。外交家所知道的“全盘”事实,就是这种“事实”。事实是,那几个坐井观天的家伙,争论着月球中有兔子、有猴子、有青蛙,对于真相的糊涂,同我们不分伯仲,而因为仰首凝视太久的缘故,视线或许较我们更模糊。他们要说服你,对你说:“我告诉你,其中有一只兔子。”你固然怀疑不信,但也应该给他面子,在暗中对你自己说:“他们的眼睛已看花了。”你应该保持自己的正悟,知道月亮中有亮光、有幽影。达尔朗、毕鲁东、维希官吏都是幽影,法国的人民乃是亮光。明白是非,鉴识正反,你便不会错了。你知道你是老百姓的一分子,而老百姓总不会错,尽可放心。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无需四大自由,一个自由便够了——摆脱欺诳的自由。今日的大欺诳,就是说只要通悉事实,便可丢开主义原则。但请记住一件事,专家们知道图表事实,然而老百姓都能识别是非。这个信心不可动摇,因为一旦动摇,民主政治便会堕入专家手中,一经堕入专家手中,便寿终正寝。上帝的发言人是老百姓,独此一家,别无分出。

    个人觉得上帝行事,总由老百姓代表。归根结底,老百姓有一种神圣的权利。我的灵感并不一定源于《书经》这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源于直觉的鉴察以及研究历史兴亡之迹的结果。老百姓怨望,便是上帝怨望。老百姓动怒,便是上帝动怒。老百姓要暴动,发明断头台【法国革命】,便是上帝认为暴动发明断头台的时机已到。老百姓犹豫未决,便是上帝犹豫未决。老百姓回家卖刀买牛,安居乐业,上帝便得意微笑。

    所以如果人民排斥某项政策,其实是上帝在排斥。大众反抗希特勒的霸道,其实是上帝在反抗。只要记得,上帝借人民说话行事,魔鬼借专家说话行事,报告他们“全盘事实”,谁敢说美国官吏所知道关于北非的“事实”,不是魔鬼使用妖术,偷放在衣柜内吓人?我们都听惯训教礼貌的寓言。在商店内,顾客的话不可非议;在帝制国家,国王的话不可非议;在民主国家,外交部的话不可非议。原来老百姓相信光明行事,重视主义原则,而外交家在黑夜中偷偷摸摸,诡异莫测,有如猫头鹰一般,在黑暗中最能显弄本事。不论何地,人民与外交家的争斗,必是上帝与魔鬼,光明与黑暗之争斗。

    冤杀西班牙政府军,把他们捉到集中营去的,并不是英法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组织不干涉委员会,纵任希墨两魔公开动手干涉【西班牙】的,并不是英美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真正的“事实”,乃是英国的克莱夫登派和法国赖伐尔辈畏恶共产主义之心,远深于畏恶希特勒之心。停止供给西班牙共和军汽油的,并不是美国的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放任日本自由侵略满洲,听任墨索里尼自由侵略阿比西尼亚的,并不是英国人民,而是国联的吏曹。迟迟不肯发表战后人民自由之意义,而说“打了胜仗再说”的,并不是老百姓,而是他们的政府。

    我决难相信,天下顽夫庸人都生在过去时代,而当代所见,都是圣明。历史事迹屡证政府措置之荒谬愚笨,人民意见之正确可靠,而如果以往的政府能犯错致乱,今日的政府也能犯错致乱。所以就做一个牛虻罢,把政府刺醒!

    但是论世故人情,我们只能刺叮瞑目作古的政治家如张伯伦辈,却不能用同样方式对付今日活着的大人物。岁月消逝,孽祸已成陈迹,人民之痛苦悲哀已变成回忆后,指责抨击,乃是态度镇静,感慨系之的历史家的特权。然而今日目睹政治家走上歧路,重蹈覆辙,而昭告世人当前危机,热血沸腾的爱国者必动怒而大兴问罪之师。

    虽然如此,在民主国内,总还有一线之望,因为在民主国内,做领袖者,只须踏步走,随人民之意志转动。一个伟大的领袖,总是踏步走,向右一望,向左一瞧,四面机敏张顾。如果右边把他推得够重,他便偏到左面,左面的人把他推得够重,他便斜倚右面。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人民。如果他老是顺着我们的意思转动,我们便称他为“大人物”。我喜爱民主政治,就因为我喜欢推拉我们的领袖,我厌恶暴君,因为我不欢喜被人推拉。民主政治还有希望,因为此次如果我们老百姓用力推他一下,或能有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应时而出,亦未可知。将来或许有一本白皮书发表,像老年健忘的演员埋怨提示者多嘴一样,它会在好戏收场后对人民说:“你们这些多管闲事的傻瓜!我在干些什么,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人民会像后台的提示者那样对他说:“不错。好莱兄,你总是顶出色的。”

    这就是我著本书的原因——做一些提示工作,学牛虻刺人家一下,把我们的领袖向他们的命运和青史上的牌位推去。等到胜利到手,他们会站在戏台上向我们得意微笑,我们会在台下拍手喝彩,他们会挥帽致意。但是在喝他们彩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喝自己的彩;我们觉得他们顺着我们的意思进退,心中自然高兴。民主政治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便是真正为战争出力而取得胜利者,乃是我们人民——风头可以让才华盖世的大人物出。

    除了将一国政治交出给一个不出面的、无名无姓、享受特别权利的政治团体一弊病外,尚有一个完全政治性质的巧术,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内,亦可以用来做违背民意躲避民意的事。在最前进的民主国家——美国——我注意到民意和国策的接触,发觉少数一群,有的闻名全国,有的默默无名,竟能对人民随便敷衍哄骗,丢开外交政策不谈,甚或采用与民情完全背道而驰的外交政策,真是有趣。即使言论绝对自由,要大众找出政府在干什么事,仍费时日,结果便是政府每落在民意后头,或则六月,或则一年;如果手段高明、方法灵敏,这前后相差可延长至数年。

    国策与民意相差每赶不上,不仅是自然的,且已成为今日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不妨举一个实例研究一下。有人觉得奇怪,美国人民援华之热情,竟能被人如此巧妙地搁起六年不理。只要看其中方法,我们便会彻悟。美国人民要知道罗斯福在干些什么,不在干些什么,总得费上一年功夫,罗斯福总统要知道人民不能容忍什么局势,也得花上一年功夫。此处须说明,不佞客居美国,遵守客礼,无权批评他国政府的内政国策,但我相信,凡战时同盟国的国民,都有责任与义务去批评同盟政府处理共同的战争的办法,尤其是影响及其本国的事的办法。我更觉得,这种的互相批评,不仅可行,而且断然有益,比虚伪的客套好。我欢迎同盟国人士批评我国政府有关盟国作战之措置,本此意义,我才敢批评盟国政府对于直接影响及我国抗战事项之措置。老实说,如有盟国人士指出我国政府某项措置有损对日作战力量,因而在胜利来临之前得以减少万千同胞生命的牺牲,我真要感激不尽了。我相信国际间真正的谅解的唯一基础,乃是坦白诚挚地交换意见。

    接济日本铁片汽油,用以轰炸中国妇孺,经过四年后,人民醒悟,舆论哗然,不得不用些脑筋了。于是发明一个“执照”办法。大众以为禁止接济侵略国之方法已经实施,便不出声了。足足一年后,人民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人请求执照,国务院有求必应,结果运往日本的汽油,非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了三倍。人民不敢说话,因为国务院“知道全盘事实”,秘而不宣而已。后来事实揭穿,就停止接济日本了。

    后来滇缅路又听他封闭。人民要继续供应中国作战物资,罗斯福总统乃说美国决计寻找替代滇缅路的工具。人民以为政府已在采用,空运接济方法至少已在计划中,乃不出声了,政府的宣传说空运一旦准备完毕,可以及得上滇缅路的运输量。1943年1月,罗总统为了要安慰人民起见,声言今日空运接济之吨量,已与滇缅路不分上下。这句话有些像旁氏美容霜的广告语:“她已订婚,她搽用旁氏美容霜。”没有一个人敢揭露空运输入中国的吨量;可是我知道,昆明许多国人、印度许多通讯记者也知道。人民直到一二个月后,方明白罗总统的话是什么一回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政府已承认局势太不像话,非想办法不可了。如果一架飞机能载一双拖鞋,十架飞机便能载十双,可是政府宣传恰巧反过来了。罗总统以及其他一般人完全推翻了一年前他们自己的话。现在我们听说喜马拉雅山太高,每架飞机都得携带来回路程的汽油,风雨时至,困难甚多,只有陆路方能担任此项任务。运输机当然会多添几架,薪以平息民意,并且可以说一声,我们空运的货物,“较已有详细报告之最后一月增加”。但是我们必须等滇缅路重开。

    大众以为反攻之计划早已拟定,所以又沉默下去,何况魏非尔将军又单独出兵阿恰布,把民众要求动兵的呼声压住。现在政府与民意相差又尾追不及了,一年之后【本书著于1943年春】大众才能发觉,在滇缅路断绝足足一年后,盟方原来并无采取联合策略,反攻缅甸的计划。大家都知道非联合攻势不足以成大事,反攻缅甸,非借重英国海军出兵孟加拉湾不可。罗斯福总统说如果上帝开恩,我们可以马上接济中国。人民哪知道,而罗斯福并未解释,上帝姓丘名吉尔。总要等上一年,民众才会觉察。

    不论怎样,美国人民对我国虽然热情涌溢、爱护备至,美政府的政策行动,给与人一种印象,对于珍珠港事变前后的中国六年抗战,不够热忱,有时甚至漠不关心。卡萨布兰卡会议,仍以同样之冷漠态度,判决中国再受四年苦刑。中国首先出战法西斯国,单独抵抗六年,对日须作战十年,在此后四年中将受到更不可忍之磨难,通货膨胀、养营不足、遭受敌人自东面封锁、友邦在西南封锁——这些事实,钻不进西方民主政府的头脑。但是,我在1940年已向国内同胞说过,我们必须把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评判,正如我们必须把德国政府与德国人民分开评判。

    此处更须说明,那种对中国接济敷衍拖延的方法,如果应用于日本,必可同样成功,那么日本今日用以对美国作战的汽油,会减少几千万加仑,头等废铁会减少七百万吨。反之,供应中国之踊跃及速度,如只及美国国务院供应日本汽油废铁之踊跃及速度之一半,而供应中国之机构,其工作如自1939年来即与供应日本之机构同样爽快,中国今日的军力,或许早已能把日军逐至海内,不用牺牲美国男儿的性命了。

    我要声明,我并不是一个天生欢喜怪张怨李的人。人家援助我们,我未尝不感激万分。中国抗战初年,苏联接济中国最为踊跃、迅速、慷慨;德国接济中国,亦称踊跃、迅速、慷慨。该做的,都做得头头是道,特别是德国的接济方式,完全是德国典型,什么零件琐碎,都准备得完妥无遗,所附零件军火油类,足够一年之用,图样说明、装配专家,应有尽有。反之,美国P40给与中国,却不配置无线电,只好由一家中国公司另办承装。而如果你知道中国当局如何寻找一个装配专家到印度去装合一架飞机之困难,你真要流泪了。1939年9月之后,中国没有美国的许可,连一根头发针都不能向华盛顿借取,什么东西的优先权都归英国。

    在作战期间,另外有一个人造的国策与民意的相差。照我们的领袖们来说,除了东方日出,什么都是“军事秘密”。深长的走廊旁有森严的房间,里面进行着鬼鬼祟祟、告不得人的事。大人们端庄沉默地居于其内,喃语谈话。外交政策是像一个娇弱多病的婴孩一般,只能用轻微的声音谈论它,若为大众稍闻风声,必定夭折。可怜的孩子,紧裹于不适之襁褓内,四周空气闷热窒息。他的父亲乃是一个手戴白套、足登革履、额流汗珠的外交家。哦,外交家父亲,把孩子交人民,他的母亲吧。拉起百页窗,让她看得清楚些。或许在黑黝黝的襁褓内,外交政策和军事秘密所孕育出来的东西,乃是一头吱吱不休的小老鼠或金花鼠!

    威尔逊说得不错:天下不应该有秘密外交。然而威尔逊错了:天下不会有公开的外交。让我们察看一下“事实”,好知道外交家如何在黑暗中不借“愚民”之帮助孕育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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