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的：早晨九时半他大驾莅临。二十年前必具风姿的女秘书，一望便知信实可靠、封口如瓶；她蹑足入内，抑低的声音道：“巴西C君同大人有约，已在等候。”“请他到C室稍候。”外交家说。“主任秘书在那儿同教会会督商论梵蒂冈的来信。”“那么请他到B室。”外交家说。“B室也有人。陆军武官同索姆挪弗里的约翰上尉在密谈。”“引他到A室。”那上了年纪的女秘书竖起眉毛，铅笔放在口唇前，说：“大人真的要同他在A室谈话？那间房坐东背西，晨光直射而入，只有低级速记员在那里见客，很不方便。”当天的第一大问题产生了，但是时间尚早，他不要找麻烦，便发下一道命令：“请他这里来！”
女秘书蹑足而出，巴西C君蹑足而入。你能听见钢针落地的声音，外交家听见他自己的硬衬衫随着呼吸与内衣磨擦而发出索索细声。他们的谈话以“天气很好，是不是？”开始，结尾是：“啊，有趣，多有趣！”
第二第三次会客，结尾都是声音更低的：“有趣！”这个世界真是有趣。瑞典京城来一个长途电话，把它弄得更有趣。现在是绝对惊人了，他摇长途电话到安哥拉。可不得了。他生平从没有在一天之内得到这么许多秘讯密息。他记起在那儿看到的一句中国古语：“秀才不出户，能知天下事。”深深领会其中意义。他确信他已知道全盘事实——诚然，他知道得太多了。如何处理这些事实，乃是问题。
下午五时，他从荷京接到一个密电，秘书刚替他译出。正在喃语：“多有趣！”他突被女秘书提醒，五点一刻须出席记者招待会，不禁蹙额。他该说些什么呢？这真使他焦急。他不可泄漏秘密。“你不能对他们说有喉咙痛吗？”他正在问教于女秘书了。“那不行。哦，你这个大人，你知道该说些什么？”桃乐赛爱慕地说道。“我知道的事实太多了，头脑有些糊涂了——不是，有些昏胀。’他仍不知所从。桃乐赛望着他光亮的头发说：“你头脑的内部，似乎不及外部的整齐……大人，放些勇气出来，应付那些家伙。你也是老手了，说几句不着边际的漂亮话，总不碍事。有什么难答的话，可以推说战事秘密……”说到最后一字她的声音也高些了。
怀了这军事秘密当武器，他出去作战了。舌战群雄，他决不会败北。到了紧张关头，他便竭声急叫：“我知道全盘事实。”对方便哑口无言了。外交家知道全盘事实，报界却不知道，所以人民觉得在这场实力不均的角力中败北了。外交家不能把事实宣告世人，只能在四年后发表白皮书，那时候报纸记者可以随意抨击……这样日复一日的下去，心中总是在想：“啊！多么有趣！”
多年来便有如此多么有趣的事实。1931年东北事件发生，外交家知道全盘事实。西班牙内战，他也知道全盘事实。阿比西尼亚被侵，他也知道全盘事实。希特勒进兵鲁尔区，他也知道全盘事实。慕尼黑会议，他也知道全盘事实。潘奈号被炸、海南岛被侵、日军进犯安南、计划袭击珍珠港，他也知道全盘事实。天啊，没有人怀疑你的事实。问题是，外交家知道了这些事实以后作何措置呢？
但是人民蒙在鼓里，事情却一一接踵而至，外交家缺少老百姓所有的大义原则，所以每遇一件新事实、一桩新事情，就愈无法处理。我们且只管事实，莫谈主义——打胜了仗再说。但是北非之战，产生了有趣的问题，应付却缺乏根本原则。苏军自斯大林格勒逐退德军，这是一个新问题。苏军收复库尔斯克及卡尔科夫，苏联强大的黑影，愈来愈大了。苏军收复罗斯托夫问题更紧迫了。苏军会在边陲停止作战吗？那还了得？苏军会直扑柏林吗？更不得了！波兰流亡政府同薜考雪基关系破裂。多么有趣的事！捷克当局意见纷纷。又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斯大林发表每日公告——这是一件事实，可是不太有趣，因为大家都已知道。巴本到土京，多么有趣。斯大林催促波兰游击队开始出动，伦敦的流亡政府却命令游击队不必出动，以守实力，又是一件有趣的事！小声些、小声些……于是事实留落在千变万化的前进时势的背后，外交家留落在事实的背后，民众又留落在外交家背后，比时总要迟个一年六月，而我们的领袖仍旧说：“打了胜仗再说！且只管事实！”
事实总是复杂的，是非原则总是简单的，若无是非原则，我们必为事实所困住，直到盟国代表坐下和平会议的长桌时为止。事实实不可明，我们所能明知确定者，乃是原则主义。这道理足以解释没有原则而行事的人，因何必坠入五里雾中。地心吸力之原则，解释了天空星日之行动，相爱的原则，解释了宇宙万物之生长；而只有诚心正义的原则，才能解决人间的政治问题。这时代需要道德上的领袖，以原则主义为柱梁。这时代需要一个头脑如林肯那般清纯严正的人。可是我们都忙于砌砖起墙，建造二三层楼，情愿把屋基置之不顾，回头再说。但是看见昨日耗费多少精力堆起的墙，今日已倾斜欲倒，我们又诧异起来。
所以苏联的问题，把我们吓倒了。波兰的问题，把我们吓倒了。印度和香港的问题，把我们吓倒了。最后，应用大西洋宪章的方法，把我们吓倒了。我们的意思是先打胜仗，再谈和平。但是时间不肯等候，和平不肯等候。时间前进不等候人，民主国的领袖也不能例外。我们的外交家是一头毛薄的小羊，我们只能祈求上帝稍杀风势。
歧路篇第十三
——此篇言“亚洲之将来”之两种看法
一为正义和平的看法
一为强权政治的看法以揭露亚洲政策之真相
事与愿违，上帝不肯稍杀风势。可怜的羊，赶快长你的毛罢。
在亚洲，我只见饥馑、混乱、流血。我知道我们在亚洲的政策，在战争未结束之前，必更趋紊乱而终致产生悲剧。今日的同盟作战会议中，有一点大家都茫茫无睹，那便是亚洲。1943年3月6日安诺德将军在马特逊公园演说中所显出的对亚洲事件之记忆衰弱，亦将成为盟国此后对亚洲政策的特征。正像我们现在拒绝考虑战后问题一样，我们也拒绝讨论亚洲的问题，到战争结束后再说。安诺德将军说：“六星期前，在卡萨布兰卡……我向远东出发。动身前罗斯福总统对我简括地说：‘中国的口岸，已封锁了，滇缅路又叫日军占住。我们怎样才能增加空军？怎样建造一个较大的作战力？’”我原以为罗斯福总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前一年，便知道中国的口岸已被敌人封锁。这种有心，实在等于无心。我原以为凡花过一分钟研究中国对日作战战略的人，都明白这一点。远东是地图上最明显的一角，怎会忘记？甚至对日作战，为什么到现在尚无计划把中国当做战友的一分子，甚至尚无草拟计划的本意？
安诺德将军在同一演词中，又说得十分明晰，空运难于增加，因若增强中印线空防，势必削减其他战区的实力。为了平定民气计，将多送几架飞机到中国，但是基本策略，不能变更。他们将对我们说，一切有待于滇缅路重开，但是抱歉得很，此刻不能调动英国海军载运军队到仰光去登陆。困难的事现在干，不可能的事且慢一会儿。接济中国乃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又敬仰中国。
但是飘风将起，罗斯福总统宣布拟用中国为对日反攻基地——唯一合理的基地；但是从宣布意思到实际擘划，中间又要相差数年。事情变幻莫测，复杂之局面，可能更趋复杂，但是我们却在说远东什么事都不成问题，打倒了希特勒再说。世人现在已经觉悟滇缅路陷敌，就等于隔绝中国，并已承认伦敦不早让中国军队入缅甸，实是大错。但是不到加尔各答或昆明失陷的这步田地，世人不会觉察继续这因循犹豫，敷衍塞责的政策的愚笨。须知罗斯福总统宣布拟用中国作侵日基地的时候，日本亦在谛听。其次，即使他人不谙远东地图，日本却知道得很周详。
同时，盟国在亚洲联合行动的机构何在？轰炸东京前，中国政府请求美方延迟轰炸一月，俾能巩固金华机场外围之阵地，但是杜立特将军不顾中国之请求而往炸日本，亚洲最大的空军基地，连带地下钢骨水泥的机库，遂此作原可避免的牺牲。魏菲尔将军不同重庆取得联络，便独自出兵阿恰布。联合行动的机构何在？中国在1943年之任务，为什么要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中决定？我们不得不寻根问由，探一个清楚。
中国人民现在看明白了，封锁中国的接济路线，原由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中国人民如一度有什么怀疑，都叫丘吉尔在1943年3月21日的演词说得烟消云散了。局势已趋明朗，英国是国力日强、安若泰山的了。3月17日，发表演说的前四天，英相强调声明：“处理英国属地之政治问题”——包括印度、缅甸、马来亚、星岛、香港——“仍系英国一人之责任”。现在他说得更清楚，亚洲必须当做一个殖民地系统看待。击败希特勒，乃是“战争的光荣峰顶”，过后乃开始“新任务”——对日作战，收复亚洲，到那时候，只有到那时候——或许是1945年之后，中国已被封锁了多年——方才能开始“拯救中国”，把中国拉出由于伦敦政府故意按照计划任凭滇缅路二次封锁而产生的水深火热的局面。“拯救出来的中国”不能成为“胜利的领导国”，战争结束后，亚洲不可有“领导”或“胜利”的大国，这样白色帝国主义才能栖安乐窝。一个“亚洲会议”必将成立，有“我们的荷属盟友”参加，也可能有法国盟友。我们可以放胆相信，在此“亚洲会议”中，为了维持“法律、正义、人道”，拥有最多亚洲属地的统治者，必有最大的发言权。【上所引为丘首相1943年3月17日演词，即两次连称战后有“三大列强”之名篇也。】
由此看来，什么都清楚了。1939年以后的封锁中国可以了解。封闭滇缅路、削弱中国实力，可以了解。不容中国建立自己的空军，也可以完全了解。站在帝国主义的战略立场看来，真是精彩绝伦，令人拍案称妙。论手腕、论气魄、论眼光、论天才，维多利亚女皇也没有更出色的首相、更忠心的老仆。
为什么这样畏惧中国、亚洲呢？亚洲把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吓坏了。论正义原则，她不会威吓人家，但是论强权政治原则，她确真把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吓坏了。据不佞看来，如果采取正义原则，那么战后和平会议席上的亚洲问题，实在简单得令人难信。反之，如果采用强权政治原则，其复杂的程度，就不亚于中欧问题了，甚至可使中国在同盟国作战会议中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若处置不得其法，亚洲政治之复杂，非但可能类似一场梦魇，简直真的可以转为梦魇。
据说畏惧乃是人类最大原动力之一。闺妇怕老鼠，外交家怕小鸟，而我怕外交家。所以外交家为什么不能怕一个兴隆昌盛的亚洲呢？譬如说，耶鲁大学的尼哥拉·约翰·史班克孟教授十分怕中国统一强盛，及怕欧洲各国和好团结，我十分怕尼哥拉·约翰·史班克孟教授。
试一远眺亚洲将来，我们可看见的是什么？日本是捣乱乾坤的罪魁，但是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威胁便可消除。那么我们在亚洲有什么问题要顾虑？有中国——一个爱好和平的大国，饱受人道、民主、和平等主义的熏陶，与美国的民族性最近。还有印度，决心从事于自由运动，非他人所应干涉，其政党组织之严密、范围之广遍，不亚于中国国民党，领袖之热心爱国、贤明精干、高瞻远瞩、足为楷模，及民主性格，不亚于我国。中国与印度毗邻四千年，未尝开战过一次。
种族间的仇恨、猜疑、战争，在亚洲不见得有如在欧洲所见的国家间的旧恨深仇那种的背景。而大致说来，亚洲的人民，又没有欧洲一半那么好战。苏联不会打中国，中国也不会打苏联。在中美两国人民看来，亚洲之将来，甚为简单。美国不致有问题，因为美国肯让菲律宾独立。心中若无贪念，人家的珠宝便不会使你辗转不寐。诸基督教国家如肯让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泰国、安南、缅甸、印度各走其路，问题莫不可迎刃而解。她们都希望独立自治，不会扰乱他人秩序。如果你不让他们做主子而要她们做奴才，就会生出麻烦。你一旦觊觎人家的土地、锡矿、橡皮，必受良心驱使，而出兵防卫，以期避免内乱战斗流血，而你的大小麻烦，也便肇端。但是流谁的血？爪哇人、印度人、缅甸人，可会威胁英美？流血岂不是因为西洋人要争取他们的锡、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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