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简单的看法，依这看法，在亚洲树立人间正义和永久和平是可能的——其可能的程度，决不亚于西葡二帝国瓦解后南美的情形。原来和平在亚洲可能，在南美北美可能，在非洲也可能。
和平只有在欧洲才不可能。亚洲如抄袭欧洲抗衡势力的式样，那便无法和平了。世界五大洲中，只有欧洲尚未学会如何相安无事。欧洲乃是世界传染病的中心，帝国主义乃是传染疾病的毒菌。余毒所至，把整个世界都缠得通身是病，病！
现在且看一看依照若干盟国领袖看法所见的一篇糊涂账。你如果知道其中全盘真况，一定会食不能下咽，睡难合眼。一人如果必须在每次临睡前向床底下窥望一下，生活还有什么意味？但是有些人的头脑组织特别。外交家床底下暗伏的刺客，不止一个，可能有三四个。有大妖魔作祟，大妖魔又生小妖魔。如果我们相信外交家的话，他们将在我们左右搅缠不休，直到我们的头脑也进化到外交家的田地为止。
前面说过，事实总复杂难明，唯是非原则有定。现在且放弃是非，专谈“事实”。
第一个感觉，是极度的彷徨不安，因为有一件事，我们不能确定。苏联心怀何意？中国心怀何意？在外交家的立场上看来，我们应该预防不测。中国如果走上自立强盛之道，岂不给印度提供一个坏榜样？你敢断言中国没有帝国野心？日本武力消灭，中国建立了空军以后，你便不能担保了。所以到了和平时期，连雏形的空军都不能让她建立。或许不让日本完全溃败，也是一计。白色权力应该在亚洲采取什么措置，不让白种人被逐出亚洲大陆？其次，如果我们在无意中把日本先希特勒而击败，那时候欧洲问题仍未解决，可能有什么事发生？美国的势力可不要在亚洲称雄，正像目前在北非称雄一样？我们同希特勒算账的时候，荷属东印度和缅甸岂不能像脱笼鸟般自由行动，甚至明目张胆起来？日军撤退以后，新加坡与香港将怎样？……
殖民地的问题，煞是复杂。英国难道一定在此刻就得决定应否守住印度、缅甸、马来亚、香港？答案不论是否，皆极令人难堪。如果英国守住属地，怎能叫荷兰放弃她的属地？如果我们把属地问题迁延到战后再谈，对这次自由之战中的民气，岂不较为有益，因为仗打完了，便无需乎民气。
在事实上，中英二国的意见已渐趋不合。丘吉尔说得特别清楚肯定，他并不在“低首下心”，而“处理英国殖民地”，乃英国“单独之责任”。这就是叫美国莫管闲事。反之，蒋也说得同样的清楚肯定，中国并不要人家的领土，而要收回全部失地。这两个政策，必在香港问题上发生冲突。中国愿意为九龙租界——像上海天津租界同一性质的租借地——同英方开谈判。英国拒绝谈判。人家以为拖延下去，乃是处理难题最好的方法，直到它自己爆发时再说。我深信英国如不肯归还香港，和平会议必因之不欢而散。……中国人民就说得爽直，五百万士兵之死，并不是为了替英国保守香港——鸦片之战的战利品，英皇冕上第二颗最亮的珍珠。
但是【依外交家看法】事实的真相，较你所想象的更复杂。想想看苏联，那西方民主国家所最猜疑惧怕的对象。今日什么问题都含有世界性，我们凡事也得有世界眼光。苏联拒绝向日本宣战，她知道她在干的是什么。日本是她的制胜牌，她不要打出去，而要留在手中。苏联如果同希特勒、日本联手，那怎么办？是不是苏联的意思让日本在一面作战，她可以在欧洲随心所欲？我们觉得苏联如同日本联手，别的盟友为什么不能依样画葫芦呢？到底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希特勒……其次，如果苏联要留日本打倒我们，我们为什么不留日本打倒苏联呢？日本的军力消灭后，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岂不会因此膨胀？……中国会不会来一场恶作剧，同日本媾和？不，感谢苍天，这一点绝对不会，可以放心！中国是诚实可靠的。所以不必理她……我们高兴给她什么，她就消受什么……但愿苏联开一声口——她弄得人家太疑神疑鬼，心神不定！其次，苏联可能同中国印度联合起来，操纵地略政治家所说的欧亚“心地”以及全球一半的人口。那真是地略政治家的梦魇实现了！哦，苏联为什么不开一声口呢？
但是归根结底，更大的问题，还是中国。察看强权政治思想的基本趋势，或根据强权政治家的远见，不可解决的难题，已经产生。史班克孟教授警告我们：“一个前进昌盛、军备充实，人口达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不仅将威胁日本，并将威胁西方列强在亚洲地中海【指南洋一带】的地位。”“所以不仅因为我们在战略原料【橡皮与锡】方面的利益关系，且有鉴于势力不平衡对世界大局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必须保持平衡势力。”因此，照史班克孟教授说来，为在远东维持适合时宜的均衡势力计，“美国须对日本采取保护政策”，像她现在对英国所采取的政策一样。可是现在我们都在颠倒乾坤，协助我们的远东大敌中国向我们远东畏友日本作战。这真是荒谬透顶、令人费解的鬼话。我们必须救济中国，不让她为人击倒，但是也不可让她强得在战后可以自立门户，同人争分高低。同时，我们必须击败日本，取得胜利，但是不可击得太凶，不给她一个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机会。
要说得更天花乱坠一些也不难。史班克孟教授所建议的半弱半强的中国和半弱半强的日本，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所以必须以精明手腕操纵局面，实行挑拨离间，叫这两国永远互相残杀，以致两败俱伤，好让西方安心。可是十年之后，日本同中国或许会忽然醒悟，察破这位耶鲁大学教授的狡计，而大叫上当。两个仇敌共同觉察他们都做了一个不怀好意的第三者的牺牲品，那不是促成她们重归和好的最大因素？等到史班克孟教授的政治高论通行于战后天下之时，大小诸国都要失望呻吟，忘尽真正世界合作的道理，而拿经济政治利欲主义做国家基本政策了。
可是两个半强的国家，可能并成一个十足有力的国家。在事实上，主张英美操纵太平洋区的作家，已领会此点。他们必须张开眼睛，不可让中日和好，要达到此目的，只能采取军事监视中国的方法。反之，中国亦可要求对英国采取军事监视方法，因为英德重归和好的可能性，远较中日重归和好的可能性为大。不让英德携手，乃是中国的责任，因为每次英德携手，德国的黩武政策便复活崛兴，立下世界大战的杀机。中国有权要求欧洲安全，正像英国有权要求远东安全一样……中国人好礼，可是并不是傻瓜。他们不玩强权政治的枪花，可是人家在玩的时候，他们也懂得。
这些乃是细察我们强权政治家的话而推得的必然形势。他们卖弄他们的“现实主义”，洋洋得意，而把我们这班对亚洲之将来简单看法的人民，称为不识时务的傻子、说梦呓的人。依强权政治思想推论亚洲的将来，就成上文所说这一派形势。
以上所说也许是外交家所指他们“知道”的事实，也许不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上面所说这些“事实”，都是人所不知，并不得而知的。在黑暗中，什么蠕动的东西，都可能是老鼠尾巴。不论如何，这些“事实”，都是我们自己行动招致的结果，可有可无，与自然科学中的客观事实不同，所以不该有科学之威严。但是外交家思想所依据者在此，所防患恐惧者在此，所焦心烦恼者亦在此。中国不能参加任何同盟国作战会议，中国不可自建空军，日本不可击败得太早，珍珠港事变迄今已二年有余，而尚可不必拟定联合对日作战的战略——这类政策就是根据那些人所不知亦不可得知的事实。我们未能并肩协力作战、共商战后建设大计，就是因为那些畏惧。
二千年前在小亚细亚，乡野牧童听人说“人间友谊”与“地上和平”有关，但是二十世纪的人在科学上前进得太远，反而看不出其中真谛，而日趋于混乱。孔子岂不曾说过，“民无信不立”？世界亦然。
卷三 征象
强权篇第十四
——此篇举美国论战后世界新书数种证明强权思想之未泯灭
此后我们将撇开亚洲前程的问题，专谈战后世界。或许我们撇不开亚洲，因为世界是一个，到处都避不掉亚洲。我们将先在表面上探究人家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渐渐深入人类思想的烂疮，直到发现内部精神的溃烂为止，看见当代人心何以如此颓丧不振、蒙蔽聪明，然后如用爱克司光透视一般，察看破毁这时代精神相貌的癞菌。
说到底，和平的问题原是人类本性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全在下面这二个人道问题上：（一）借用霍金教授的话，人类已把人类如何改变？（二）人类可以如何改进人类？[1]
容我先解释一番，否则人家要说我凭空捏造，与流行此时的战后思想没有关系。
实证之多，见了令人心慌。克拉斯·斯屈脱和诺门·安琪尔辈，与其说他们拥护世界合作政策，倒不如说他们反对美国孤立。安全、合作、自由等漂亮名词，都被拖进来作英美霸权的幌子。莱诺·格尔贝（Lionel Gelbers）和史蒂芬·金霍尔（Stephen King-Hall）更明目张胆，或则公开称道此次战争乃“夺取权力之战争”，或则主张国际警察必须由“英美和平军”组成，其中第三国籍之警士，必须向司令宣誓效忠，换句话说，即须向英皇和美总统宣誓效忠。伊黎·古尔柏森（Ely Culbertson）大事发挥国际打勃立治牌戏的数学。史蒂芬·金霍尔步其后尘，拿数学应用到“英美和平军”上。大家都在惋惜承认英美必须为非英语民族留些余地，以符合“国际”秩序之名，但是其中施恩扶济、无可奈何的口吻，都昭然若揭，掩遮不住。
我佩服哈佛系关于战后的意见，佩服霍金教授、贝来教授和康诺校长的高见谠论。我仰慕华莱土副总统和威尔基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但是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个人建议以真正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精神建造战后世界，至少有两人出而提倡强权政治，发挥英美武力，统治全球之必然性。
此时正有一个关于和平的战事在进行。美国及其盟友正站在两条交叉路口：一条通至安全稳固的世界秩序，以各国平等合作为基础；另一条通至英美以武力统治世界的局面。这两种趋势是基本的，互不相容，但是在表面上统治世界的政策，必张着世界合作或世界联邦的旗帜，所以两者势必会合，为人类谋福利。
只有难得一次，有一个莱诺·格尔贝出来干脆地拥护“夺取权力的战争”：“论事实，这次战争乃是夺取权力的战争——为民主强国夺取权力为第一义，为民主主义夺取权力才是第二义。”[2]格尔贝先生拥护凡尔赛条约——“不要新凡尔赛吗？先要问是哪一方胜利后定的新凡尔赛？”他赞成维持现状，认为威尔斯【前外交次长】也不满现状，实是憾事。他甚至赞成世界人类全部之将来隶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人类前程的问题，乃是它隶属于谁，受到何种待遇的问题。在西方手中，即使偶有差错，权力之使用，自成一格；在德国手中，则另成一格。”这个比较把他自己也说得太得意忘形了，所以他又道：“……只有一般浮薄的人，才仍在怀疑这次战争是什么一回事。”最后格尔贝先生假装不懂那个“哑谜”，他认为非常“怪诞”，这谜就是“今日友敌皆共同默认，称此次战争为帝国主义之竞争，即藐视盟国之作战主义……全看你所说的是哪一个的帝国主义”，他大叫，同时又温和地提醒他的读者，意大利帝国主义“令人憎恶，但是加强美国的帝国主义……必为各地头脑清楚的自由人所嘉许”。我以为“头脑清楚”这四个字，就足以推荐他的观点；再添上“自由人”三字，便有画蛇添足之弊，因为根据定义，“各地的自由人”一定是嘉许帝国主义的！
格尔贝先生，我想，年事尚轻，不然必是触动什么灵机；其他阅历较深的人，说话谨慎多了。在世界政府的组织，除了英美之外，他们给别国也留下了余地——但是总脱不了那委屈俯就的口气。史蒂芬·金霍尔先生解释英美“和平军”，语调缓和多了：
英美政府不欲拒绝任何怀有友意的国家分享驱逐侵略者的权利。他们全部希望，即自己负责建立一支军力，须在任何情形下，不论有无他人之助，应付重任。[3]
谈及英美的领袖地位，史班克孟教授在措词上，如不在思想上，颇有学者风度：
在英美两国内，今日已有人谈起一种世界联邦，以英美当领袖为基础，建议多起，所提方式不同，如斯突来脱先生主英美联邦，他人则拥护组织较松之同盟协约。主张英美联邦者，认为英美联邦，乃建立世界联邦之初步，至于其他各国，如行为经证明确实可嘉，日后自可参加。然在此时，英美联邦须居领袖地位，是为事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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