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自由的观念同时问世。论理讲，“人权”和“经济权”在哲学立场看来都是神话。这些本来都只是往昔与今日人类深信的东西。像上帝和灵魂一样，这些“权利”是不能证明的。我们要到迫切时，便创设名词，托之上帝，说是受之于天。这人权与“国王的神权”一样，只是直截了当不待证明的一句话而已。海涅称国王的神权为“削发庸僧的胡言”。所以人权也有个宗教根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人权是“不言自明”的东西，而且我们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这些权利“不可剥夺的”，所以在玄学上说来，国王上帝都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些权利。可是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呢？我们不过是相信如此罢了。可是卢梭的野人和自然人之幼稚说法，早已为科学所驳倒【卢梭言自然人本极自由，今日社会学否认之】。所谓人类“出世自由”，不过是出于热情的信仰的一种说法，像“国王的神权”一样，并无科学或逻辑的根据；人们如果预备弃掉它，只消去其神道学的根据。翻阅历史，便可知若干国家曾说起它们在别国的“经商权”“贸易权”，同时主张别国在自己国内并无贸易或工作之权。征服国说起“扩张权”或“取得生存空间之权”；有人更进一步，发现自己有统治某地之“天命”。渔业国家则谈起“捕捉沙门鱼之权”。
同样的，到了需要职业实在急迫的时候，我们将提倡“取得工作的神权”，或取得薪水或养老金之权，甚或主张人类“出世便该有职业”，而有时候“出世便该有职业”较“天生平等”“出世自由”还要重要。如果不留神，有一天我们将发明“出世便有一张购物券之权利”“天赋有取得购物券不可剥夺之权”，并谓在玄学上，无人能夺我此权。根本上，这是我们放弃人权而觅取经济权的原因。
于是精神的“价值”都销声匿迹，剩下了一个真空。自由、平等、博爱，已失去了它们的救世意义。平等的原则已为人怀疑。民主价值、经济价值，都搅作一团落在女巫的大锅中，蒸出来一股带着浓厚的独裁味儿的臭蒸气。钻入这真空的，便是各色各门的政治观念，而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都在黑暗中挥拳交锋，打作一团，到底也不知道谁在打谁。斯大林称苏维埃联邦政府为“民主国”，同时纽约“美国人”日报（N.Y.Journl-American）可能称大英康得伯雷的大主教为“赤化”党徒。至于贝当，他的政府无需政治观念，既非法西斯主义，又非社会主义，更非共和；他不是元首，也不是首相，也不是独裁者，更不是总统。他就喘着气说：“工作，家，国！”不，欧洲看情形不像有和平的可能。大好的旧道德、旧观念，已经消失了。
正在讨论自由之性质以及观察人类自由的观念已否改变的时候，我们惊觉一个更严重更基本的局势，这局势来得神不知鬼不觉。这就是，原来意志的自由已失踪了。除非我们能恢复意志的自由，就没有力量恢复人类的自由。除非我们能恢复人类的自由，即使取得四大自由，也是徒然。然而意志的自由为什么失踪了？
化物篇第二十
——此篇言明现代机械心理之所由来推论人文科学袭用自然科学之结果及指陈自由意志人生意义为唯物观所消灭
我们姑且这样说：强权政治是火药政治，火药政治结果必定出于爆炸。强权政治与势力的均衡，有如两支炭精，渐渐自两端凑合。机器前进，蓄力渐增，最后的爆炸力必大。现在这个时期，强权政治之爆炸，必遍达全球。玩弄强权政治，就像玩火，同时，我们道德发展却落在背后；我们的思想是国家化而不是世界化的。现在我们认识，世界政治乃是强权政治，这是我们唯一所知、唯一能实行的政治；毫无疑问，不管权力的集合如何变化，我们总在向更大的战争冲突迈进。我们对此形势所恃的态度，只是说命运如此，无可奈何。我们须承认，我们的政治家都是强权政治家，我们的战争行为与和平观念都是以武力原则为根据。我们相信武力仍将横行天下。史班克孟教授大概说得不错，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要继续旧工作，世界政治仍将以武力为基础。如果我们接受这话，必促成更大的战争，直到最后一个暴君出而霸持天下为止。或许未到这个田地，欧洲文明便早已瓦解。
但是如果你问，强权政治之结果既已昭然若揭，为什么还要继续玩弄强权政治，答案是我们的人生观已趋机械化——我们的生活观念已含有机械的必然性，虽想阻止它，却是无可奈何，只好听之。我们吸收之自然主义，相信国家生存竞争之说；我们跳不出物质主义的背景，我们在无意之中借取了受机械公例所统制的物理世界的定数论，移用成为人事上的定数论。这些观点都带着“科学”的气味，所以自有其尊严。于是强权政治不托庇于神权论，而托庇于科学的门下了。如此一来，政治的“现实主义”，便是明晰的科学思想；带有感情的理想主义，便被人说是“低能儿”的见识。这种机械化的人生观，结果当然是绝望：说来说去，人的社会原是一座荒林，大家为了生存战斗。这不啻是说：“我们情愿为国家争取权力，而作生死之斗，开着眼步入地狱，决不愿做梦想和平天堂的傻瓜——人自为战罢！”
今代人的思想，怎会弄到这个田地？心理分析家叫病人回想童年的事，在灵魂的阴处寻出挫抑、凝固和错综的起源，俾能了解自己。回忆过去的事，容易维持客观的立场，并了解个中真况，了解个中真况，则能自我解放。我们且回顾过去数百年的事，这对我们一定有益，而今日的世界，亦可藉此了解自己，我们怎样变成自然主义、定数论和物质主义的信徒。
科学的摧命手抓住了西方，科学或客观的研究方法，已染化了人的思想，引进了自然主义、定数论和物质主义。所以说，科学已毁灭了人道。自然主义【信仰竞争】已毁灭了行善与合作的信仰。物质主义已毁灭了玄通知远的见识及超物境的认识信仰。定数论已毁灭了一切希望。
我敢说我不会触犯自然科学家；反之，他们一定同意我的话，而大声抗议说人家偷了他们的观点方法应用在错误的地方，他们不能负责。自然科学与人的问题，其中界线应该重划，两边真理标准亦该重定。科学的对象是实况，人类问题的对象是是非，双方不必彼此抄袭技术。科学依其定义处理“精确的、分立部门的知识”，而有一大部分的人类知识无法精确，难立部门。如果科学及其玻璃管化学材料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欢喜你？”人类关系的问题又怎能解决？
可是我们却把自然问题和人的问题混在一起了，结果产生了一个危险的局面。自然科学家仅仅说道：“上帝、自由、善性，并不是精确的问题，不在我研究范围之内。”但是非自然科学家的人文教授说：“上帝、自由、善性，都在我的范围之内，但是不能以科学方法研究，而我是一个科学家，又必要做科学家，所以我只能置之不理，另外寻取机械律。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得上前进的标准而保持我的饭碗。其次，科学既然不能发现上帝、灵魂和人类的善性，或许它们并不存在。”由此愈来愈乱了。自然科学家说：“我的兴趣，只在事实上。”只有被迫研究人的价值问题，而企图模仿科学技术的不自然科学家才说：“我的兴趣也在事实上，上帝、自由、灵魂，都不是可以证明的事实。我们没有方法应付它们，所以只能置之不理，除非它们有一个物体。”自然科学家说：“我测量电流、音波，并画图线。”非自然科学家说；“我也要测量，也要画图线。我要测量希望、理想、意念、上帝、自由，可是不能。但是我能测量人口、生产率、粮食的供给、刺激的机械反应、诗句中的子音母音、进出口货物的数字，以及物质环境的影响。我成为科学家，希望全在这条路上。”
人事的研究既非成为“科学”不可，我们只能专谈科学技术所能解释的物质因素，而科学也只能在物质世界内周旋。十九、二十世纪学界最显著的贡献，都是关于物质因素的影响。譬如说，亨定顿（Huntington）论气候与历史关系、马克思（Marx）论职业与观点关系、伦波洛索（Lombroso）论遗传与性格关系、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论民族与历史关系、威斯特玛（Westermarck）论环境与伦理关系，还有德国某医生论目力与天才关系，而将来如有历史家证明非洲萝卜根与拿破伦战争的关系，或有先知证明营养与道德之关系，或Riboflavin（维他命B₂）与乐观思想的关系，我们不会觉得奇怪。这是多么摩登、多么渊博的发明！上面诸人对人类思想贡献不可谓小，有的很具卓见，有的也可嘉纳，但是他们的灵眼都似乎患斜睨偏视的毛病。
所以在过去一世纪内，知识界的动向一直照着袭用自然科学的技术，不难明白。但技术一变，宇宙观也必变，结果是产生了对人、对历史、对控制人生力量的唯物观念。每个学术上的贡献造成这偏视斜睨的局面，个别的影响虽小，但是汇合在一起，却有移山倒海之力，我们现在便看得出。
因此便产生尼布尔（Niebuhr）及兰克（Ranke）的搜寻及考核史实的方法、比尔德（Charles A.Beard）的经济史观、翁脱（Wundt）的生理心理、华生（J.B.Watson）的行为心理学、左拉（Zola）的“实验小说”、特拉塞（Dreiser）及法雷耳（Farrell）的验尸态度的“现实主义”、藤恩（Taine）的文学批评、里南（Renan）的“原始”研究、孔德（Comte）的“社会物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某学派的诗学“本体批评”、研究院中的比较文学的“比较”和“研究”、弗洛依德的乱伦错综、心理分析学的在小腹部下搜寻灵魂。我们的种子如果没有屁股座位，整个心理分析的组织便要破灭。而且代表这全部瓦解的象征，有爱略特（T.S.Eliot）的私人僻典、乔易士（James Joyce）的自剖和展览主义、史突文斯基（Stravinsky）的逃避和谐，毕加索（Picasso）的逃避美观、达理（Dali）的逃避逻辑理性、史泰恩（Gertrude Stein）的逃避文法。在世界政治内，有史本格勒（Spengler）的“文化形体”、霍斯何弗的地略政治、赫尔的经济万灵说。其在这次战事，我们可看见应付北非和亚洲的问题，缺乏道义原则。这每一种趋势，都含有“科学”的气味。但是斯文扫地，而人生意义，除了保吃一顿饭，已等于零了。我们所能得唯一的呻吟声乃是：“不安全，毋宁死！送我到监狱去，不成问题，只要给我一张饭票！一张养老保证券！”这在革命家看来是多大的退步，同十八世纪人的勇往直前精神比起来，差别多大！
原来人研究物质太成功，自己也变成了物质的一部分。人性的观念，已经变了。“思想”的力量已为历史所否认。瓦片的研究，已替代了历史上爱憎仇恨人情幻变的研究。我们量了特洛国时代的破砖石的尺寸，便觉得增进了解或考核荷马的程度。历史家研究埃及女皇的宫房夜壶，兴趣大于研究她们的宫闱秘史。收集事实、考核事实，这两项工作一直继续下去。一个历史学教授可以一手拿了一只破古罐，得意忘形叫道：“我们懂得历史了。”
搜寻考证事实的工作继续不断。历史家测量瓦片，教育家测量人的智力，犯罪学家测量人类的脑壳，心理学家测量我们的感情反应，地理学家测量雨水的寸数，地略政治学家测量高加索的油量。如果瓦片能够解释，历史亦可立足；如果知识的单位仔细地测量，教育便成功；如果脑壳、下颚、耳朵，测量过，犯人便可像一架洗衣机般为我们了解；如果感情反应研究得法，人类的灵魂、智力、想象力、意念、欲望、癖好，都可明白；如果雨量算出，文明之盛衰便有解释；如果油源在握，胜利必属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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