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9世纪中期开始，由于自然科学声望的飞速提升，人类研究的所有分支都开始自诩为“科学”。“有机物”、“自然法则”、“起源”和“进化”这样的术语应用到了文学和历史研究之中。奥古斯特·科姆特把他的新社会学叫做“社会物理学”，把社会称为“一种有机物”，开创了这一风气的先河。他说的“社会是一种有机物”是什么意思，谁也搞不清。甚至在文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也存在名副其实的“本质法则”狂欢。泰恩把它们应用到文学史，马克思应用到经济学，左拉应用到小说，甚至把他的文学和传记研究叫做“灵魂科学”。不过，没必要再回溯到历史中去谈这一现象，现代就有许多此类例子。J.B.沃森博士一天作出了惊人的发现，有可能不用思想和感觉就可对人的思维进行研究。他认为，他正要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采用的方法是消除掉中世纪术语，如“意识”、“意志”、“情感”、“记忆”和“知觉”，把心理学局限于机械冲动和反应的衡度。他的灵感显然来自他对动物心理学的研究。一个世纪发展的结果，人们只需想想西奥多·德莱塞关于人的观点，他把人视为一种化学合成物、一个落入陷阱的动物，在盲目的机会、盲目的冲动和驱动以及无道德责任的巨大混乱中四处走动。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4]
可以证明，由于侵蚀我们的文学和思想的科学物质主义产生的直接后果，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碎片。人文学教授已经降低到了发现机械法则统治人类行为的地位，而且，越是证明“自然法则”的森严，就越能证明意志自由是一个假想怪兽，教授的智力愉悦就越大。因此，对于历史的经济阐释，是把历史设想为决定主义者的牢笼，把人设想为关在里面的二足动物，在笼子里朝食物的方向走去。马克思当然以他的“唯物主义”和历史机械观而自豪，因为科学唯物主义一定意味着决定论，决定论一定意味着绝望。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最受钦佩的精神——不是最伟大但是最时尚——是悲观主义，这绝非偶然。我们国际上的混乱建立在哲学绝望的基础之上：波德莱尔的绝望、于斯曼的绝望、哈代的绝望、德莱塞的绝望、T.S.爱略特的绝望、普鲁斯特的永恒遗憾、塞缪尔·巴特勒、迪安·英奇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轻度悲观主义，还有毕加索、立体派、超现实主义者、弗洛伊德的暴力绝望。只有像沃尔特·惠特曼这样的强健大脑没有受到科学精神的折磨，与生活和伟大的人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样的人可以在普通人身上保有巨大的爱和信任。说新英格兰文化的花朵跟中国的特别相近，这非常有趣。惠特曼的神秘主义和他对血肉人性的爱，罗素的和平主义和乡村理想，爱默生的洞察力和机敏智慧。这朵花不再盛放了，因为工业主义精神粉碎了它。
然而，因为方法和材料的差异，人文学的这种伪科学自然主义一定永远不会充分，而且令人悲哀。把母爱追溯到卵巢，从人类生活的本性上看，一定不会充分，而且事实上是这种伪科学的一个最邪恶的谎言。老母鼠在注射卵巢分泌物时确实恢复了母爱的魔力；但人类的母爱除了相当短时间的哺育之外，还必须依赖其他东西——每天的亲子交往，也许有常见的贫困挣扎、记忆力的储存、语言习惯或一些根深蒂固的怪癖，使儿子对母亲很眷恋，母亲对儿子也很亲近。老鼠的母子关系并没有这个时期。那没有卵巢腺的父亲怎么样呢？他怎样爱自己的孩子呢？科学必须永远弃绝下面的可能性，即证明在母亲孕育孩子时期，父亲会产生任何特殊的分泌物。同样，男女之间的爱情价值论也被这种科学破坏了，开始是把爱情和性爱混为一谈，后来就只是以性爱来阐释爱情了。爱情已经从它的显要地位给废黜下台。这一点我们得感谢弗洛伊德们：
心灵与身体的隐私不再；
心理史的学生已剥开了无花果叶，
驱散了所有的神秘，
把赤裸颤动的灵魂送到食器洗涤处，
洗手间成了公共画廊；
他们已经愚钝了爱的魔力，
把浪漫的美酒变酸，
摘下骄傲的羽毛，
露出赤裸的眼光，
至高心灵的内心圣所，
从他的坛上罢黜，
为显贵的力比多加冕。
我们的人性观已被歪曲和贬低。底线已经给淘汰出了人类宇宙，结构也招架不住了，有些东西必须打碎。必须从现代知识的碎片里建立一个新世界，东西方必须构建在一起。
在每部分序言中，我对中国部分的不同选篇分别进行介绍。道教和佛教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我在这儿想说的是，对于这个好斗的现代世界的即时问题而言，读老子的著作要比读孔子的著作更为重要。我自己不得不作了许多新译，包括翻译老子的《道德经》。了解《尚书》和《孟子》对于理解中国民主思想非常有必要，而西方对此知之甚少。但在家书和谚语中，特别是在《浮生六记》中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可能具有同样的启迪作用。因为“中国文明的精神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要在《浮生六记》里找到，在中国人生活的画面中找到。中国人的生活不是中国思想家认为的生活应该那样度过，而是普通人所过的那种真实生活。《浮生六记》，还有《中国诗人家书》，使我们可以近距离地一窥中国人的生活。《浮生六记》很有价值，因为这是自传而非小说，是一位中国人为中国读者撰写的。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美丑在这儿，书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是中国精神的根本气质，其抗争、其渴望、其屈从、其生活道路上的随意几瞥都在这儿，这是一位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普通中国人真诚记录下来的，尽管他的绘画或他作为商业旅游者的小职业并不太成功。
第一部分 中国的玄学
老子《道德经》
序言
我个人认为，整个东方文学中最该先读的书，应该是老子的《道德经》。如果有哪本书可以说本身为我们阐释了东方精神，或对理解中国人的行为特征非常重要，包括实际上“那些隐秘的方面”，这本书就是《道德经》。因为老子的书包含了世上第一个清晰的隐匿哲学，它的教义有大智若愚，大胜若败，弱即为强，隐匿的强处，向对手让步之益以及争权夺利之害。实际上，这本书阐释了中国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中可以看到的任何成熟内容。谁要是把这本书读透了，那么他会自动获解中国人的习惯和做法。再进一步而言，谁要是问我在东方文学和哲学中可以找到什么解毒剂，去疗治这一论争的现代世界那根深蒂固地笃信武力和斗争可以获取权力的念头，我会说出大约在2400年前写就的这本“五千言”小书的书名。因为老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70年）有能耐让希特勒和梦想统治世界的其他人显得愚蠢可笑。我认为，现代世界的混乱是因为生活节奏哲学或者任何与其相似的遥远思想的完全缺失，而这些内容可以在老子和他出众的门徒庄子那儿看到。再说，如果有哪本书提出反对现代人五花八门的活动和无用的忙碌，我又会说是老子的《道德经》。这是世界哲学中最深刻的书籍之一。
这本书寓意简单，其中十几个思想以洗练精辟的形式反复重复。简言之，其思想为：生活节奏，世界现象与人类现象的统一，返璞归真的重要性，过分统治和干涉人的俭朴生活的危险，无为即“不作为”教义——最好阐释为“不为”，正好等同于“放任主义”（lassez-faire）一词，灵的普遍影响，谦卑、宁静和平和的教导以及武力、傲慢和骄横的愚蠢。要是把生活节奏读懂了，那书中其他所有内容都可以读得明白。老子的思想深刻明晰，神秘实用。
本书中一些最大的悖论有：“不敢为天下先（67）。”“大巧若拙，大辩若讷（45）。”“其出弥远，其知弥少（47）。”“抗兵相加，哀者胜矣（69）。”“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31）。”“战胜以丧礼处之（31）。”“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67）。”“既以与人己愈多（81）。”“报怨以德（63）。”“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48）。”“知者不言，言者不知（56）。”（关于放任主义）“治大国，若烹小鲜（60）。”事实上，整部书都包含这样的悖论。
自公元前二世纪以来，传统上，《道德经》分为两部分。事实上，原来的集子包含各种各样的警句，如果读者读到不同篇章的发展和关系，就可以看到甚至连篇章的划分也不是最初的。（《道德经》最近一些版本已经不分章节了。）总体而言，可以进行粗略的划分。第一章至第十章描述一般教义特征；第十一章至第二十章阐发了无为教义；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八章讲到“道的模式”，是最具神秘主义的章节；第二十九章至三十一章对于使用武力发出了有力的警告；第三十二章至三十七章讲到生活节奏。第二编，第三十八章至四十九章强调柔弱、简朴和宁静。第五十章至五十六章跟养生有关。从第五十七章起，主题更为具体。第五十七章至六十七章明确劝告对人类事件的控制和管理。第六十八章至六十九章又触及战争和隐匿。第七十二章至七十五章有老子关于罪与罚的名言。最后六章即第七十六章至八十一章，又给出一些关于弱的强处的一般原则，第七十九章是有关和解的适当建议。事实上，如果和平大会上的代表团必须阅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章节的话，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对于大国和小国（第六十一章）的建议似乎也很完美。
一般来说，每章开头是个悖论，以一些平行句式展开，以“故”字开头，采用平行句式展开。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何使用“故”这个字，因为西方读者经常认为它放错了地方，看不出文中有真正的逻辑关联。然而，应该清楚的是，中国的逻辑既是不确定的，又是同步的，而不像西方逻辑那样是确定的、排他的和连续的。因此，原因可能是结果，结果可能是部分原因，这通常更为接近真理。中国人的因果并不是连续的，而是同一真理的平行方面。在中文里，“故”跟“因”几乎难以区分。老子、庄子和中国许多作家都是如此。我们对因果的区分难道不是显得有点孩子气吗？如果试图去找当今战争爆发的原因，将会发现许多关于这种原因逻辑的东西。
老子的文本已经有许多有益的批评和校订，特别是俞樾、王念孙等人的文本复原。另一方面，关于当代中国著作家所作的词语和段落的转换和章节重分，也有许多无用的争论。这些校正和替代似乎是从小学校长批改学生作文的艺术而来，为了达到似乎更好的风格效果，这儿去掉一个重复，那儿换掉一个句子。平行结构似乎必须一块儿放在一个段落里，而且一定不能在书中另外一处出现。任何一位好作家都明晓这样的事实：一篇好文章永远不会遵循校长的提纲，而且在文章思想的基本统一之处，编辑可以掉换一下句子，把它置于另一文章的适当位置，使自己感到满意。而这种校正在古代作者的文本复原上毫无地位。在这方面，我是个“保守主义者”。
因此，认识到这种章节划分并非原初，我还是遵循把《道德经》分为八十一章的保守划分法。这些批评家另一个有趣的缺点是假定这些分法是原始的，然后抱怨说章节缺乏“行文一致性”。当今老子文本的存在形式相当令人满意，因而这样的掉换和重分毫无必要。我并非毫不犹豫地遵循甚至最著名的王念孙复原文本，因为该本并没对悖论之处进行修改完善，而是拿掉了事。传统文本有“良器者，不祥之器”这句话，王相当好地证明了“良”是另一词的误写，就好像英语的连接副词“于是”一样。但正是因为“良的”东西就不是“不祥的”，而去问悖论大师老子怎样表达“良器者，不祥之器”，这简直愚蠢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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