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和谐”失败了吗？
社会和谐或不和谐，因素很多。主要的现象在民间，主要的前提却不在民间。
百姓其实都是巴望和谐的。因为一切导致社会不和谐状态，首先必使人民的生活乃至生存丧失保障。
比如战争，比如动乱，比如枉法，比如苛政，比如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血流漂杵，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于金”；“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边城多健（青壮年）少，内舍多寡妇”；“梦中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这样的社会，是断没法和谐的。
片言折狱，严刑诬服，荣势破理，屈诛无辜；万全之利，权者以小不便而废；百世之患，贵者图小利而不顾——这样的社会，也是断没法和谐的。苛政猛于虎，百姓如刍狗；朱门酒肉臭，路有暴尸殍——在如此这般的社会状况下，“孔子”们那些教化庶民的话，不管多么中听，根本就是废话。倘什么人还喋喋不休地向民间念教化经，那确乎可恶了。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成主流的社会风潮，运动者们固然有偏激之处，孔老夫子委实也有点儿冤枉，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却并不能说这是文化人士根本不负责任的胡闹。
不久前与几位同龄辈闲聊，有人言：“除了‘文革’十年，建国凡五十余载，竟无内战，无论如何，该说是中国人的福。”皆肃然，遂纷纷点头。想想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可能比今天的伊拉克还要悲惨。凡中国人，不可能不由而庆幸。
窃以为，今日之中国，民间也来总结和谐的经验，吸取不和谐的教训，还是有了不少可行性的前提的。虽然发生在我们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谐，对于社会只不过是细节，且与什么大前提无关。但有时却会令当事人目瞪欲裂，血脉贲张，甚而真的向社会溅出血去，更甚而闹出人命来……有次我在某市碰到这样一件事——上午我散步时，见一环卫工正在清理垃圾桶，旁边一女子在遛狗。那狗突然拉了屎，女子倒也自觉，而且分明有所准备，从兜里掏出卫生纸，包起狗屎打算扔进垃圾桶里。而那环卫工不知为什么不高兴了，将垃圾桶的盖子一盖，不许女子将狗屎扔进去。那女子手捏着一纸包狗屎，也不高兴了。
她质问：“为什么不许我扔进去？”环卫工理直气壮：“这是垃圾桶，不是扔狗屎的地方。”我想，那环卫工之所以不高兴，恐怕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尊重环卫工人的人格和他们的劳动，甚而蓄意伤害他们自尊心的事也确实屡屡发生）——我干这么脏的活儿，我每月那么少的工资，我整天默默地为你们城里人服务，你们城里人何时正眼瞅过我们一次？我这儿正在扎塑料袋口呢，你偏赶这会儿当我面儿往袋里扔狗屎……这么一想，自然就有点儿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都讲要换位思考，我想，如果那女子当时能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只消一句自嘲言语，环卫工心里的气肯定顷刻全无。
但那女子却手捏着一纸包狗屎认真起来。
“难道狗屎不是垃圾！”
“垃圾是垃圾，狗屎是狗屎！难道我是专门清理狗屎的人？！”“狗屎也是垃圾！”
“狗屎不是垃圾！垃圾是生活废弃物！”“狗屎就是废弃物！”“这叫垃圾桶，不叫狗屎桶！”“你胡搅蛮缠！”
“你才胡搅蛮缠！”这时，对于那女子，怎么样才能扔掉狗屎似乎已不重要了，似乎理论明白狗屎究竟属不属于垃圾更为重要了。她的思维逻辑显然是这样的——只有通过理直气壮的辩论，迫使环卫工承认狗屎也是垃圾，手中的狗屎才会顺利扔掉。她肯定还觉得很委屈——自己的狗在道上拉了屎，自己并没牵着狗一走了之，而是掏出纸包拾了起来，却偏偏遇到一名犯浑的环卫工不许自己往垃圾桶里扔！她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那小狗蹲于地，看着一男一女两个人恶色相向，不明所以，一脸困惑。我见他们越吵越凶，趋前劝之。我是有立场倾向的——暂且不论狗屎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垃圾，看一个女人一直拿在手里总不是回事儿，所以侧重于劝那环卫工退让一步……环卫工则指着那女人说：“你看她那凶样子！反倒来劝我？今天我偏陪她较这个真，你别管闲事！”斯时那女人的样子确实已快失控——换位替她想想，手里一直捏着一纸包狗屎呢，样子能和谐得了吗？劝解无效，我只得去散我的步。
半小时后再经过原地，环卫工不见了，被警车拉走了；女子也不见了，被救护车拉走了。满地血点子，一名警察在向些个人了解流血事件的过程。而我听到的情况是这样——后来那女子将狗屎摔到了环卫工的脸上，后者用垃圾桶的盖子狠狠拍了她……才半个小时，倒也算是速战速决。
我还听到有人评论道：“唉，这个女子也是死心眼儿，不许往垃圾桶里扔，走几步扔那片草坪上得了嘛，正好做肥料。”闲人们皆道：“是啊，是啊。”
我心里边就有点儿自责，怪自己半小时前没想到，所以劝得也不得法。若那么劝了，一场街头流血事件不就避免了吗？
紧接着又有人说：“没见草坪那儿正有人推着剪草机剪草吗？我要是那人，往草坪扔狗屎，我还不许呢！”
想想，这话也是有预见性的。那，狗屎除了往人脸上摔，还能怎么个“处理”法呢？我困惑。
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我在家附近的元大都遗址公园散步，见一高个子和一中等个子的公园保安正与一对中年夫妇理论。公园管理处有一条新规定——不得在公园内进行“大规模”摄影。这无疑是一条好规定。若此公园成了随便拍广告、影视外景的地方，显然会影响人们晨练、健身，也必增加管理难度。那对中年夫妇是推辆幼儿车到公园里来的，车里的孩子看上去还不满周岁，中年得子，多高兴的事儿，丈夫想多拍几张照片，散步的人们于是都绕开走，他们很能理解那一对夫妇的愉快心情。但是两名保安不知为什么对此事认真起来，上前阻止他们拍照。他们自然要问：“为什么？”
答曰：“有规定，禁止‘大规模’摄影。”那丈夫诧异了：“我们这是‘大规模’摄影？”高个子保安肯定地说：“对。因为你架三角架了，架三角架就算‘大规模’摄影。”
“可我这三角架这么小，只不过是为了相机稳定和能够自拍。”“别跟我们说这么多，我们在执行规定。”
“哪儿规定的？”“上级。”“你们的上级是哪儿？”
“这你就无权过问了。”
“我要找你们上级提出抗议。”“我们又没侵犯你的人权，只不过是在执行规定，所以有理由不告诉你。”“你们侵犯了我的人权！”
“我们怎么侵犯你的人权了？”“你们凭什么不许我们拍照？！”“凭规定。”“你看那儿，那儿，他们都在照！”“他们没支三角架。”
“支这么个小三角架就算‘大规模’摄影了？！”那丈夫吼起来了。“对，我们这么认为。”高个子保安的口吻听来一点儿商量都没有。于是引起围观。几位息事宁人的老者对两名保安说：“别这么较真嘛，什么都不影响，一会儿就照完了呀！”我也附和着那么说。高个子保安却坚定地摇头：“不许。”
看得出他当保安有些年头了，还看得出那中等个子的保安是新人，一直沉默不语，仅仅以不反对高个子保安的态度表现他的支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类以不反对的态度表现的支持，我们已司空见惯。而那高个子的保安，似乎要为中等个子的保安做铁面无私之榜样。
那女人妥协了，她说：“那就别用三角架了，合影时请别人给照一张算了。”而那丈夫势不两立起来了，掏出手机大声嚷嚷：“我还偏不信这个邪！
我通知电视台！”接着一通拨手机。
高个子保安冷冷一笑：“我奉陪。”两保安一动不动站在原地，监视着那一对夫妇。婴儿车里的婴儿却始终甜甜地睡着，对于大人们的冲突浑然不觉。
我不愿劝人不成，自取其辱，便转身走开了，但也不想回家。我打定主意，要看这一件事究竟怎么个了结。当我绕了一圈又经过那儿时，那丈夫不给电视台打电话了，开始给派出所打电话……
我又绕了一圈，派出所来了两名年轻的民警，在听双方各执一词……我绕了第三圈回来，两名年轻的民警同志还在那儿调解。看得出，就这么一件小事，还真使他们感到为难。一方据理力争的是正当的公民权，抗议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方寸步不让的是执法权威，坚持有章必行。至于那规定本身，不用说初衷肯定是好的，是为了维护大多数公民的利益。
但事情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我那时又忘了友人们经常对我进行的闲事莫管的教导，指着那高个子保安厉喝：“住口吧你！就为不许人家照几张相，你们两名保安站在这儿都四十几分钟了，成心犯浑啊！”
这时保安队长闻讯赶来了，也冲我嚷嚷：“这儿正调解呢，你多的什么嘴？”
我大声说：“看不过眼去的事，每个公民都有说话的权利！”于是围观者七言八语，都说事情根本不值得那么较真儿。而两名派出所的同志趁机将保安们推走了。那一对夫妇终于可以照相了，但他们并没开始照——脸上的表情那么不悦，照出来的效果会好吗？回到家里的我，却吃不下早点了，为自己所见的事生气，却又不知究竟该生哪一方的气。虽然我当时认为保安们不对，但冷静一想，他们都那么年轻，而且是外地人，能在北京当上保安那也不容易，如果上司确曾对他们说过“支起三角架即算‘大规模’摄影”——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他们明明看见了有人在支起三角架摄影，不禁止行吗？万一管他们的人看到了，斥责他们失职，兴许还会开了他们，那他们又怎么担当得起呢？因为小小的过失开一两名保安，还不是家常便饭吗？这么一想，我不免又理解起两名保安小伙子了，并因为我对他们的态度感到深深的内疚和羞惭。
那么说来说去，是那一对中年夫妇有什么不对喽？可他们究竟又有什么不对呢？我看得出来他们并不住在附近。想想吧，在星期日的上午，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前来公园，本打算为孩子拍几张纪念照，只因为架起了不足一米高的三角架却被视为进行“大规模”摄影，再三辩说也不许照，那么多人帮之说情也无济于事——换了谁，都不会乖乖地服从。
但如果哪一方都无错可责，又怎么会在一个明媚的上午，在一处美丽而又人气和谐的公园里，双方大煞风景地僵持四十几分钟，以至于不得不呼来派出所的民警呢？
孰是孰非，又像“狗屎究竟算不算垃圾”一样，似乎成了“斯蒂芬斯之谜”。此事使我联想起另一件事——前不久，我的一外省友人在电话中告诉我，他险入一次鬼门关，所幸阳寿未尽，又回转到现世来了。他是一位70余岁的老先生，什么事都循规蹈矩，唯恐给别人留下为老不尊的不良印象。但他说起他的遭遇，竟异常激动：某日10点左右，忽觉头疼，起初并不在意，然其疼与时俱增，挨至中午，已甚剧烈。情知不妙，赶紧打的去医院。及至，下午各科的号已全挂满，只有专家门诊尚可加号，于是挂了一个专家号。
我问：“为什么不挂急诊啊？”他说他是有些常识的，估计自己可能是脑血管方面出了问题，那么首先要拍脑部的血流片子。急诊也必如此，专家门诊也必如此。与其在急诊部排队，莫如在专家门诊加个号，只开上拍片的单子，也就最多半分钟的事儿，并不耽误别人就诊，自己也能很快进入拍片室。
问题就出在了他的这一种想法上。挂号处给他开的是32号，这意味着他要坐在专家门诊室处等很久。
可那时他的头更疼了，几乎忍受不住了。专家门诊室外有专门监管秩序的护士。他上前央求：“能不能先照顾我一下啊，就半分钟，啊？”
护士断然拒绝：“不行，都得按号看病。”“我头疼得厉害，快忍不住了啦。”“那去看急诊。”“可我已经挂了专家号。”“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
70余岁的老人便再无话可说。还说什么呢？
以他的年龄，以他的修养，是断不会硬闯入专家门诊室去的。万一和是自己孙女辈的小护士拉拉扯扯起来，成何体统呢？
于是他转而去分号台那儿央求。可人家说只管分号，不管别的事。想要受到优先照顾，还是得跟在专家门诊室外监管秩序的护士去说。他便又回到了专家门诊室那儿，再次央求。
小护士还是不肯给予照顾，且振振有词：“我站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就是负责监管秩序的。有秩序对大家都公平，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破坏了公平。你头疼，别人就哪儿都好好的吗？老先生，还是耐心坐在那儿等着吧。既然给你开了号，下班前就准能轮到你……”
小护士对他谆谆教导，听来那一番话不能说毫无道理。医院专门安排几名护士在专家门诊前监管秩序，那也确实是对大多数看病的人负责任的一种措施，而那小护士分明也是想认认真真地负起自己那一份职责。
但是对于我的友人，那一种认真却未免近于冷酷无情。出于热爱自己生命的本能，趁一个看病的人刚从专家门诊室出来，他便顾不了许多地硬往里闯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小护士还真拽住了他。“姑娘，我不骗你，我的头……”老人家一急，话没说完，竟身子猛烈一抖，随之往后便倒。老先生脑血管因堵塞而破裂，幸而抢救及时，进行了开颅手术，捡回一条命。
在我们普通人所终日生活的社会细节里，如此这般的些个事举不胜举。若想从这类事中分清孰对孰错，是很难的。若想完全避开这类事，也是很难的。这类事和腐败没有什么关系，和官僚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和所谓的社会公平正义更没有什么关系，但它却也是那么影响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现实生活是否值得我们热爱，往往也由这类事对我们生活情绪的影响而定。以我自己为例，我大致归纳了一下，倘从我18岁成年以后算起，大约有1/3使我大动肝火的事，其实正是以上一类事。这类事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大能替人民操心得到的，也是任何一个法官都难以断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环卫部门都不曾对狗屎究竟算不算垃圾做出过权威结论。难以想象的是，有时一条好的规定、一项好的措施竟会使人和人的关系反而不和谐了。
关键还是在人。正如我们常说的：“规章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而这句话在人口少的国家是一回事，在我们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是另一回事。
如果元大都遗址公园每天早晨健身的人少了一半，那两名太过认真的保安对那一对中年夫妇也不会那么认真了吧？
如果我们的医院不都像集市一样，那么太过认真的小护士也会对我的友人予以照顾了吧？
13亿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口真是太多了。以至于在我们社会的每一条褶皱里，每一个细节中，都时常会发生些本不该发生的事。
我喋喋不休地讲述以上几件事其实并非为辨明是非，而只不过想使我自己和我的读者更加明了——生活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里，每一个普通人最好都夹起尾巴做人。管别人的人，不要总习惯于对别人像牧人对待羊群中的一只羊一样；被管的人，遇到了太过认真的人，应像车遇到了拦路石一样，明确地绕行。即使忍气吞声，该忍则忍，该吞则吞吧！
否则和谐那还有望吗？！
2.速成的劣等“贵族”
这些个“速成”起来的中国“贵族”，对平民百姓的轻蔑，毫无感情，毫无体恤，毫无慈悲，据我所知，据我看来，是比巴尔扎克笔下的某些贵族人物对平民百姓的恶劣的“阶级立场”尤甚的。
“培养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的教养。”——众所周知，这是巴尔扎克的名言。
我想，一个人是不是贵族，或者像不像贵族，至少有一条标准——那就是看他或她的言谈举止、待人处事是否达到了所谓“贵族”的风范。比如是否斯文，做派是否优雅，是否深谙“上流社会”的礼仪要求，等等。
巴尔扎克的名言曾被我们中国人广泛引用，原因是“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了。他们行有名车代步，坐有靓女相陪，大小官员常是他们的座上客，这个星那个星常是他们的至爱亲朋。他们每每出手阔绰，一掷万金、几万金、十几万金，以搏奢斗豪为乐为荣，因而便都俨然贵族起来了似的。而有些人则指责他们还算不上真正的贵族，所持的根据就是巴尔扎克的名言，我也引用过巴尔扎克的名言，但是现在我不太相信“巴先生”此名言的正确性了。
《百万英镑》这部电影，就具体、形象、生动地颠覆了“巴先生”的名言。一个落魄到走投无路的青年，一旦拥有了百万英镑，不是在很短的日子里，便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由一个穷光蛋嬗变为一位贵族的过程了吗？
美国还有一部电影《不公平的游戏》，讲的是两位老资本家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打了一次十美元的赌——一个要使一名怎么也谋不到职业、整日流浪街头乞讨的黑人青年迅速成为大亨，从里到外贵族起来；一个要使一位踌躇满志、不久将成为自己乘龙快婿的“准贵族”白人青年，从贵族的高门槛外一个筋斗跌到贫民窟去。结果两位老资本家都不费吹灰之力地达到了他们之目的。
至于什么风度啦、礼仪常识啦、言谈举止啦，那都是完全可以在人指导下“速成”的，所需时间绝不比一个厨子的“速成”期长。反正两部电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信不信由你。别说贵族了，国王也是可以“速成”的。还有一部外国影片似乎叫《金头盔》，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王后生了双胞胎，由于某些大臣们的野心暗中起作用，将本该按老国王遗嘱继承王位的哥哥送出了王宫，沦为穷乡村里的贫儿，使弟弟成功地篡了位。二十几年后，另一些大臣出于同样的权势野心，将哥哥寻找到了，暗中加紧“培训”，当然是按国王的言谈举止、风度和威仪进行“培养”的。“速成”之后，绑架国王，取而代之。弟弟从此由王而囚，并被戴上了金头盔至死。
可见，“巴先生”的名言，的确是不足信的。波斯王一世居鲁士大帝出身于平民。按说，他的儿子该是平民的孙子。
可其毫无平民情感，在历史上是臭名昭著的。他在宫廷里自小就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不可一世。
有次他因对其父王无礼，遭居鲁士训斥。居鲁士说：“从前我跟我父亲讲话，绝不像你现在跟我讲话的样子。”小居鲁士仰脸叉腰地说：“你只是平民的儿子，而我，是居鲁士大帝的儿子，咱们两个是可以相比的吗？”老居鲁士非但未怒，反而异常高兴，他将儿子搂在怀中，连连夸奖：“说得有理，说得有理，果然不愧是居鲁士大帝的儿子！”一位大帝的儿子，是多么容易否认自己也是平民的孙子啊！对平民阶级，又是多么自然而然地就予以轻蔑了啊！哪里需要三代之久才能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呢？
环视我们的生活，谁都不难发现——中国正“速成”地派生着一茬又一茬的大小“贵族”。长则十几年内，短则几年内，再短甚至一年内、几个月内、几天内，一些原本朴朴实实的老百姓的孙儿孙女，就摇身一变，成为“大款”、“富豪”，起码是什么“老板”的公子或千金了。这一种变当然也是好事，总比他们永远是老百姓的孙儿孙女，甚至不幸沦为贫儿妓女要好。但遗憾的是，他们一旦“贵族”起来，在风度、礼仪、言谈举止方面，反而变得越发地缺少甚至没有教养，变得像小居鲁士一样。而他们的成了“大款”、“富豪”或“老板”的父辈，也那么自然而然地便忘了自己其实是——可能不久前仍是老百姓的儿子。他们对他们自己像小居鲁士一样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不可一世，专善比阔比奢的儿子，又往往是那么地沾沾自喜。
这些个“速成”起来的中国“贵族”，对平民百姓的轻蔑，毫无感情，毫无体恤，毫无慈悲，据我所知，据我看来，是比巴尔扎克笔下的某些贵族人物对平民百姓的恶劣的“阶级立场”尤甚的。
所以中国有话道是“千好万好，不如有个好爸”。所以当代中国人一般只比“爸”而不怎么比“爷”。因为一比祖父，现今的许多达官新贵、才子精英、文人学士、名媛淑女，则也许统统都只不过是农民的孙儿孙女了。所以，巴尔扎克的名言，放之于中国而不准也。培养一个劣等贵族是极容易的！
3.大人与孩子的非正常关系
有一所小学校的校长，在倡导孩子们自觉培养读书习惯的时候，脱口说出一句话——如果截止到某月某日，大家的读书量都达到了15万字，那么我将会高兴地从家里爬到学校去。
也许孩子们都巴望着看到他们的校长是怎么样从家里爬到学校来的吧，总之，到了那一个日子，每人的读书量都达到了15万字，有的孩子还超过了。于是他们在学校里给校长打电话，问他是否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当然，首先是通报了他们的读书情况。校长听了很高兴，欣然答道：“那么你们等着吧，我这就从家里爬到学校去！”
于是他开始了他平生第一次长距离的爬行。马路上自然是不允许一个能够行走的人按自己的路线爬行的，他只得绕路从一块草坪爬向另一块草坪，曲折接近学校。过往车辆的司机们明白了他为什么爬行后，纷纷鸣笛向他致意，为他加油。许多孩子得知自己的校长说到做到，离开学校迎接他，陪伴他爬行。
他磨破了几双手套，磨破了裤子，磨破了膝盖。三个多小时以后，他终于爬到了学校，全校学生为之欢呼，争着与他亲吻、拥抱。
这件事发生在美国。
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它登在《译林》杂志2007年第10期，非原发之文，摘自《天津日报》。很短，题目是《信守承诺》。
有些短文受我喜欢，乃因使我联想多多。此短文便使我联想多多，而且都与信守承诺的榜样无关。首先我想到的是孩子们和大人们的关系。说到底，我们人类社会也是由几种人类关系构成的，主要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其次是“治”和“被治”的关系；再其次是强者和弱者的关系；当然，还有穷与富的关系；精英者与平凡者的关系等等，不一而足。
所有之人类关系，说到底无非是两种关系，即现实关系和心理关系。现实关系主要由政治和经济所决定，心理关系则大受文化的影响。有时文化对人类之心理关系的影响，反而要强大过由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现实关系。进言之，没有文化作用的介入，人类对和谐社会的祈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不仅是政治纲领，更是文化纲领。
而孩子们和大人们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人这儿，虽然当下已被研究很多，关系很多，但基本立场往往是大人们的立场，即强者和优势者的立场。一方面，大人们对孩子们的越来越自我中心，甚至越来越霸悍忧虑重重；另一方面，孩子们却一向觉得，相对于大人，他们普遍是弱者，是“被治”之人。从心理学上分析，全世界的孩子都或多或少有一种接近着受大人们“压迫”的“小人儿”心态。这一种心态所巴望的，往往不是“再多爱我几分”或“我们是平等的”，有时直接就变弱为强，让大人们也尝尝弱者“下场”的机会。连所谓“女权主义”的产生，那也根本不是因为全世界的男人爱女人爱得不够了，或人类社会到了近当代，男女平等的意识反而比古代还倒退了，它也直接就是女人们企图“也让男人们尝一尝弱者滋味”之心理的社会反映。
女人们尚且如此“耍小孩儿脾气”，何况孩子们本身？美国的孩子们伺机“报复”大人们的心理最强烈。美国佬深谙他们的孩子们的此种心理，他们以大人们的“老谋深算”应对之，方式方法之一便是以大量的娱乐文化加以抵消，所以美国拍出了世界上最多的儿童电影。而在不少美国版的儿童电影中，儿童不但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还是强者、优势者、大人们的同情者、爱者和义不容辞的拯救者。他们足智多谋、临危不惧、举重若轻、英勇果敢，往往比大人更有责任感、使命感、道义精神。那一类美国儿童电影的主题一言以蔽之便是——“感谢孩子们！没有孩子们，大人们可怎么办？美国可怎么办？”甚至，“世界可怎么办？”
同时，一切类型的、形形色色的、通常不被普遍的孩子们所喜欢尤其被他们所嫌恶的大人们，又尤其是在大人们看来也很坏的大人们，几乎皆在影片中被调侃过、捉弄过、帮助教育过和被惩罚过了。
再回到《信守承诺》这一篇短文来谈——老实说，我不太相信那是一件真事，猜测其很可能是某一部影视剧中的情节。但不管其真实与否，都不妨碍我们借此来分析一下孩子们的心理。
为什么当校长承诺“自己将会高兴地从家里爬到学校去”，孩子们读书的“热忱”就那么高涨、那么一致起来了呢？
起码有一部分孩子，肯定是为了看到校长从家里爬到了学校才决心读书读够15万字的。
于是事情成了一场心理战争，许多是小学生的孩子和一位是小学校长的大人之间的心理战争。在许多孩子一方，为了看到他们生活中的一号权威人物在光天化日之下爬行，他们宁愿完成一项他们自己并不情愿完成的“任务”。在校长亦即大人一方，你寄希望于某种结果，你就得为自己那一种希望付出一定代价。
这是那些小学生们头脑里的公平法则。在大人一方，初衷是良好的。在“小人儿”们一方，心理很有些“吊诡”。而结果呢，同样是良好的，可谓“双赢”。并且，每一方都获得了双份的正面收获。于“小人儿”们，皆读了15万字的书籍（我想那位校长的希望是以读好书为前提的），还被大人信守承诺的诚意所感动了。于那一位校长，他倡导孩子们自觉培养读书习惯的愿望实现了（起码实现了一次），同时还提高了声望，赢得了意料之外的爱戴。
结果怎么会这么良好呢？结果当然会这么良好！因为绝大数孩子们的心灵本色是良好的。
还因为世事往往有自己的法则。那法则有时其实并不多么复杂，倒是某些人的头脑太过复杂，于是将有些世事也搅得复杂了。
比如还是以上一件事，倘发生在中国，将会变得怎样呢？首先身为小学校长之人那一句话，就难免会引起腹诽或公开的非议：“当校长的人是可以跟学生那么随便说话的吗？太没水平！”接着兴许就会有孩子告密：“×××同学和×××同学暗中串联了许多同学，他们准备在某月某日集体向校长发难，专等着看校长的笑话！”不幸得很，我们的不少孩子认为只要能在老师和校长心目中成为好孩子，揭发其他孩子的“劣迹”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光荣的。再接着就会有大人们郑重其事所进行的调查，很可能如同有关方面调查贪污受贿一样严肃认真。再再接着大人们就会习惯性地施展大人们的谋略，对孩子们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举揪出主谋。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家长们也会被动员起来，与校方统一认识，配合行动。孩子们迫于压力，那也一定会互相揭发，彼此推诿“罪责”，都力争使大人们相信，自己只不过是盲从，绝不是主谋，并指证主谋是张三或李四。
然而主谋必定是要揪出来的。一经“坐实”，遂成“反面教员”——公开检查，当众警告……从此是“主谋”的孩子，成了老师们眼里的“坏孩子”。起码，是“问题孩子”。于是，仿佛他们有了“前科”。他们以后的一言一行，将受到好孩子和老师们的格外关注。他们等于上了“黑名单”。学校再发生什么不良事件，他们首先是被怀疑的对象。而年终总结的时候，此事将被重点提及，记载入册，自我评价为“一场争夺孩子们心灵的硬仗”云云……也许，还会被当成“经验”，四处介绍。不消说，有的学生和老师将因而受到表扬。如果事情并不是这么发展的，以上过程都没有发生——到了某月某日，某一位中国的小学校长，也像那一位美国的小学校长一样，信守承诺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家里往学校爬去，结果又会怎样呢？能够以理解、包容的心态笑对之的人又会有多少呢？趁机起哄对其羞辱、大行恶搞之能事的人又会有多少呢？有人会把他当成疯子吗？交警或治安警察会将他怎么样呢？当一切混乱过后，传媒会甘于寂寞吗？家长、教师、学生、学者，将会有多少人介入此一番大讨论、大辩论之中呢？教育官员们会站出来表态的吧？那将会是怎样的表态呢？当一切传媒也沉寂了下去，他将在本校学生和老师心目中变成了一位怎样的校长呢？依我想来，普遍的中国人将认为他是本年度最拙劣之“作秀”的人吧？那除了是“作秀”，还会是什么呢？于是这一位小学校长差不多也就接近着是小丑了吧？那么他以后还怎么能当好一位小学校长呢？
同样一件事，总体的民族心性不同，文化成因不同，文化的日常形态不同，日常熏染也不同，结果将多么的大相径庭啊！套用一句当下说法——在别人那儿起码是“好玩儿”的事，在我们这儿将被弄得一点儿幽默感都没有了，一点儿都“不好玩儿”了……然而有人讽刺我的推测纯系“强迫型思考症”，属于精神病的一种。讽刺我的人是犬子。他说——你以为中国的小学生们会像美国的小学生们那么弱智，那么意气用事吗？
我问此话怎讲。犬子又道：“我大中华民族的当代小学生才不那么容易集体地情绪化呢！
别说爬到学校了，就是像朝圣者那么一路磕头磕到学校，只要不是硬性要求，也和考试没有关系，那么那一位校长的话对于小学生就等于根本没说，也就等于不给他留半点儿一厢情愿地爬到学校的可能性。所以说了也白说，其后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
我沉默少顷，意觉欣慰。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总比发生某些太“中国特色”的事儿好……
4.我讨厌不干净的厕所和精英荟萃的沙龙
我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太精英荟萃的沙龙。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场合说，就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同样的一个意思，用用没的词语去表达，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创收取代发财，其实还是发财的那点儿意思，但听着比发财就现代多了，而且还格外体现出了靠诚实的劳动赚取金钱的庄重。
在我们的生活中，自私自利和个性独立像劣酒和酒精一样常被混为一谈，这真可耻。
娱记们将记者这一原本还不至于令人嫌恶的职业近十年间自行地搞到了有那么点儿让人鄙视的地步，有些商业广告接近着厚颜无耻，比如某些房地产广告，比如某些珠宝钻戒广告，它们的意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多便宜呀。
离婚二字以往的年代惯是男人威胁妻子的话，现在她们听了，往往不再惧怕了，离就离，一句话就把丈夫们顶得哑口无言。
竞争同一职业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字写得漂亮不如脸儿漂亮的，从业经验不如乖巧的做人经验。
不知哪一年代开始，我们中国人惯以饮食的标准来衡量生活。水平的高低仿佛嘴上不亏便是人生的大福。有些弱点有些缺点改正起来真是很难，在你明明知道是弱点，是缺点，但因它对人起保护作用，你便渐渐习惯了把它当成你的铠甲，好比秃头和假发，很难说是假发伪装了秃头，还是秃头使假发变得重要……出国定居是一种时髦，是摇身一变仿佛成高等华人的途径。娱乐本身也是分高低俗雅的，打麻将小赌小博是一种娱乐，打台球也是一种娱乐；好比满汉全席可以是一种讲究，青菜、豆腐别有风味，也可是一种讲究。
公开的下流也是一种快感，目前一部分人都巴不得有公开下流的权利和获得公开下流的快感呢。
克隆一只绵羊其实并不怎么地足以令人震惊，克隆人实验也并不怎么地足以令人震惊，倒是人类还保持着为什么事震惊一下的本能，这一点使我惊喜地震了一下。仅仅几年前，还有女性公开声明非大学生不嫁。不承想才几年后，某些年轻漂亮的女性们却往往这么说了：“切，穷大学毕业生有什么了不起，硕士又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一边儿稍息，等我实在找不着中意的了，再考虑他们。”
丧失了羞涩本能的少女是可怕的。20世纪不少西方人到中国冒险，如今某些中国姑娘到西方冒险的世纪，似乎开始了。
过去说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人类真是绝顶聪明的动物，个人和个人，群体和群体的关系变了，却只要发明一个暧昧的词，似乎也就掩盖起了关系遭变的实质了。
情爱之于现代国人越来越变得接近生意，而生意是这世界上每时每刻、每处都在忙忙碌碌地做着的，更像股票、像期货、像债券、像地摊儿交易、像拍卖行的拍卖……在当代影视戏剧小说中，爱可以自成喜剧，自成闹剧，自成讽刺剧，自成肥皂剧、连续剧，爱可以伴随着商业情节、政治情节、冒险情节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但的的确确，爱就是不感人了、不动人了、不美了。
爱，这个词被我们文人说得最多，书写得最多，应用得最多，却不见得在我们心灵里也同样地多。
5.“生前曾是副部级提拔对象”
这世上有很多人，而在我看来，很多人又大致可分为三种人。一种人，一言以蔽之，是一心想要“怎么样”的人。“怎么样”在此处表意为动词。好比双方摩拳擦掌就要争凶斗狠，一方还不停地叫号：“你能把我（或老子）怎么样？！”——我们常见的这一情形。
一种人，是不打算“怎么样”的人。相对于前者，每显得动力不足。还以上边的情形为例，即使对方指额戳颐，反应也不激烈，或许还往后退，且声明——“我可没想把你怎么样”。
这时便有第三种人出现，催促后一种人，并怂恿：“上！怕什么？别装熊啊！”
而后一种人，反应仍不激烈。他并不怯懦，只不过“懒得”。“懒得”是形容“不作为”的状态，或曰“无为”。“无为”也许是审时度势、韬光养晦的策略，也许干脆就是一种看透，于是不争。不争在这一种人心思里，体现为不进不取。别人尽可以认为他意志消沉了，丧失活力了。其实，也可能是他形成一种与进取相反的人生观了。
20世纪80年代，作家谌容大姐曾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中篇小说《懒得离婚》。
离婚不计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那是何等来劲儿之事。即使当事人并不来劲儿，那也总还是十分要劲儿的事。本该来劲儿也往往特要劲儿的事，却也“懒得”了，足见是看得较透了。谌容大姐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由于顾虑什么才懒得离婚，正是因为人生观的原因才懒得离婚。“离了又怎么样呢？”——主人公的朋友回答不了她这一个问题，恐怕所有的别人也都是回答不了的。而她自己，看不到离婚或不离婚于她有什么区别。或进一步说，那区别并不足以令她激动，亦不能又点燃她内心里的一支什么希望之光、欲念之烛。于是她对“离婚”这一件事宁可放弃主动作为，取一种无为的顺其自然的态度。
是的，我认为，一心想要“怎么样”的人，和不打算“怎么样”的人，在我们的周围都是随处可见的。相比而言，前者多一些，后者少一些。前者中，年轻人多一些；后者中，老年人多一些。基本规律如此，却也不乏反规律的现象——某些老者的一生，始终是想要“怎么样”的一生。“怎么样”对应的是目的，或目标，只要一息尚存，那目的，那目标，便几乎是唯一所见。相比于此，别的事往往不在眼里，于是也不在心里。而某些年轻人却想得也开看得也开，宠辱不惊，随遇而安，于是活得超然。年轻而又活得超然的人是少的，少往往也属“另类”。
一心想要“怎么样”，发誓非“怎么样”了而绝不罢休，是谓执著，当然也可能是偏执。人和目的、目标的关系太偏执了，就很容易迷失了自我。目的也罢，目标也罢，对于一个偏执的迷失了自我的人，其实不是近了，而是远了。
从来不打算“怎么样”的人，倘还是人生观使然，那么这样的人常是令我们刮目相看的。以下一则外国的小品文，诠释的正是令我们刮目相看之人的人生观：
他正在湖畔垂钓，他的朋友来劝他，认为他不应终日虚度光阴，而要抖擞起人生的精神，大有作为。
他问：“那我该做什么呢？”他的朋友指点迷津，建议他做这个，做那个，都是有出息、成功了便可高人一等令人羡慕的事。可这人很难开窍，还问：“为什么呢？”
朋友就耐心地告诉他，那样他的人生就会变得怎么怎么样，比现在好一百倍了……他却说：“我现在面对水光山色，心无杂欲，欣赏着美景，呼吸着沁我肺腑的优质空气，得以摆脱许多烦恼之事，已觉很好了啊！”
这一种恬淡的人生观未尝不可取，但这一则小品本身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它缺少一个前提，即不打算怎么样的人，必得有不打算怎么样的资格。那资格便是一个人不和自己的人生较劲儿似的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他以及他一家人的生活起码是过得下去的，而且在起码的水平上是可持续的，比较稳定的。白天有三顿饭吃，晚上有个地方睡觉，这自然是起码过得下去的生活，却不是当代人的，而接近着是原始人的。对于生活水平很原始而又不生活在原始部落的人，老庄哲学是不起作用的，任何宗教劝慰也都是不起作用的。何况只有极少数人是在这个世界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人，绝大数人是家庭一员，于是不仅对自己，对家庭也负着份摆脱不了的责任。光是那一种责任，往往便使他们非得怎么怎么样不可。想要不怎么怎么样而根本不能够的人，是令人心疼的。比如简·芳汀之卖淫，许三官之卖血。又比如今天之农民矿工，大抵是为了一份沉重的家庭责任才充牛当马的。而大学学子毕业了，一脚迈出校门非得尽快找到一份工作，乃因倘不，人生便没了着落，反哺家庭的意愿便无从谈起。
一个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的人，倘他的目的或目标是和改变别人甚至千万人的苦难命运的动机紧密连在一起的，那么他们的执著便有了崇高性。比如甘地，比如林肯，比如中国的抗日英雄们。即使壮志未酬身先死，他们的执著，那也还是会受到后人应有的尊敬的。
另有某些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的人，他们之目的、目标和动机，纯粹是为了要实现个人的虚荣心。虚荣心人皆有之，膨胀而专执一念，就成了野心。野心最初大抵是隐目的，隐目标，隐动机，是不可告人的，需尽量掩盖的，唯恐被别人看穿的。一旦被别人看穿，是会恼羞成怒怀恨在心的。这样的人是相当可怕的。比如他正处心积虑，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偏偏有人多此一举地劝他何必非要怎么怎么样，最终怎么怎么样了又如何——那么简直等于引火烧身了。因为既劝，就意味着看穿了他。他那么善于掩盖却被看穿了，由而恨生。可悲的是相劝者往往被恨着了自己还浑然不知，因为觉得自己是出于善意，不至于被恨。
我曾认识过这么一个人，五十余岁，官至局级。按说，对于草根阶层出身的人，一无背景，二无靠山，是应该聊以自慰的了。也就是说，有可以不再非要怎么怎么样的资格了。但他升官的欲望更炽，早就不错眼珠地盯着一把副部级的交椅了，而且自认为非他莫属了。于是呢，加紧表现。每会必到，每到必大发其言，激昂慷慨，专挑上司爱听的话说，说得又是那么的肉麻，每令同僚大皱其眉，逐渐集体地心生鄙夷。机会就在眼前，那时的他，其野心已顾不得继续加以隐，暴露无遗也。以往的隐，乃是为了有朝一日蓄势而发，此野心之规律。他认为他到了不该再隐，而需一鼓作气的时候了。然而最终他还是没坐上那一把副部级的交椅，而是被一位才四十几岁的同僚坐上了。这一下他急眼了，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几乎就要怎么怎么样了，却偏偏没能怎么怎么样，他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觉得自己的人生太失败了。于是四处投书，申诉自己最具有担任副部级领导的才干，诋毁对方如何如何的不够资格，指责组织部门如何如何有眼无珠，一时间搞得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横向竖向都很紧张。他毕竟也有几个朋友，朋友们眼见他走火入魔似的，都不忍袖手旁观，一致决定分头劝劝他。现而今，像他这样的人居然还能有几个对他那么负责的朋友，本该是他谢天谢地的事。然而他却以怨报德，认为朋友们是在合起伙来，阻挠他实现人生的最后一个大目标。一位朋友问：“你就是当上了‘副部’又怎么样啊？”他以结死扣地说：“那太不一样了！”又一个朋友苦口婆心地规劝：“你千万不要再那么没完没了地闹腾下去了！”他却越发固执：“不闹腾我不就这么样了吗？”朋友不解：“这么样又怎么了啊？”他说出一番自己的感受：“如果我早就甘心这么样了，以前我又何必时时处处那么样？我付出了，要有所得！否则就痛苦……”
仅仅是不听劝，还则罢了，他还做出了令朋友们寒心而又恐惧的事。现而今，谁对现实还没有点儿意见？相劝之间，话题一宽，有的朋友口无遮掩，难免说了些对上级或对现实不满的话，就被他偷偷录下音来了，接着写成了汇报材料，借以证明自己政治上的忠诚。结果，他的朋友们麻烦就来了。一来，可就是不小的麻烦。某些对现实的牢骚、不满和讽刺，今天由老百姓的口中说出，已不至于引起严厉的追究。但由官场之人的口中说出，铁定是政治性质的问题无疑。于是他那几位朋友，有的写检讨，有的受处分，有的被降了职，有的还失去了工作，被划为“多余者”而“挂起来”了。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人无完人，那一个四十几岁刚当上副部级干部的人，自然也不是完人。婚外恋，一夜情，确乎是有过的。不知怎么一来，被他暗中调查了解了个一清二楚。于是写一封揭发信，寄给了纪委……对方终于被他从副部级的交椅上搞倒了，但他自己却依然没能坐上去。对他的“忠诚”，组织部门是没有评论的。但对他的品格，则拿不大准了。现而今，组织部门提拔干部，除了“忠诚”，也重视品格。他这一位五十几岁的局长，一心还想要怎么怎么样，到头来非但没能怎么怎么样，反而众叛亲离，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将自己的人生弄得很不怎么样了。不久他患了癌症。除了家人，没谁曾去看他。他自知来日无多，某日强撑着，亲笔给上级领导写了最后一封信，重申自己的政治忠诚。字里行间，失落多多。最后提出要求，希望组织念他虽无功劳，还有苦劳，在追悼词中加添一句——“生前曾是副部级干部提拔对象”。领导阅信后，苦笑而已。征求其家属开追悼会的方式，家属已深感他人际的毁败，表示后事无需单位张罗了。
一个人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依我看来，别人就根本不要相劝了，只将这样的一个人当成反面教材就行了。
某次，有学子问我孔孟之道和老庄哲学的不同。我寻思有顷，作如下回答：孔孟之道，论及人生观的方面，总体而言，无非是要教人怎么怎么样，而又合情合理地对待人生，大抵是相对于青年人和中年人来说的，是引导人去争取和实现的说教。故青年人和中年人，读一点儿孔孟对修养是有益的。而老庄哲学，却主要是教人不怎么怎么样，而又合情合理地“放下”和摆脱的哲学，是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哲学。孔子曰：“六十而耳顺，七十而心所欲，不逾矩。”除此而外，几乎没有再讲过老年人该怎么对待人生的问题。他到了老年，也还是主张“克己复礼”，足见自己便是一个非怎么怎么样而不可的人。对于一位老人，“克己复礼”的活法是与“从心所欲”的活法自相矛盾的。孔子到了老年也还是活得很放不下，但是像他那么睿智的一位老人，嘴上虽放不下，内心里却是悟得透的。一生都在诲人不倦地教人怎么怎么样，悟透了也不能说的。由自己口中说出了老庄哲学的意思，岂不是等于自我否定自我颠覆了吗？故仅留下了那么短短的两句话，点到为止。我们由此可以推测，“耳顺”以后的孔子，头脑里肯定也是会每每生出虚无的思想来的。普天下的老人有共性，孔子孟子也不例外。他们二位的导师是岁数。岁数一到，对人生的态度，自然就会发生变化。所幸现在留传下来的，主要是他们二位针对青年人和中年人而言的人生观。因为他们的学生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如果他们终日所面对的皆是老年人，那么就会有他们关于老年人的许多思想也留传下来。果而如此，后来老子和庄子的思想角色，大约也就由他们一揽子充当了。正由于情况不是那样，老子也罢，庄子也罢，才得以也成为古代思想家。老庄的思想，是告诉人们不怎么怎么样也合乎人生和人性道理的思想。比如在庄子那儿，人和“礼”的关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礼”随人性，自然才更符合他的思想。而在老子那儿，则又可能变成这么一个问题——人本天地间一生灵，天不加我于“礼”，地不迫我于“礼”，别人凭什么用“礼”来烦我？他们的“礼”，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的需要。我自由于那社会关系之外，那“礼”于我何干？
庄子的哲学思想智慧，充满了形而上的思辨。乃是一种相当纯粹的思辨，实用性是较少的，具有少年思想家的特点，浪漫而又质疑多多。
孔孟之道，无论言说社会还是言说人生，都是很现实的。大多数青年人和中年人，不可能不重视人和现实的关系。故孔孟之道在从前的中国，成为青年人和中年人的人生教科书实属必然。
老子的思想是“中年后”的思想，古今中外，大多数人到了中年以后，头脑里都会自然而然地生出自己只不过是世上匆匆一过客的思想。老子将人这一种自然而然的思想予以归纳总结，使之在思想逻辑上合情合理了。
“白发渔樵江渚上，对酒当歌，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白发渔樵也许从没听说过老子，但与老子在思想上有相通处。何以然？
人类的天生悟性使然。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倘又衣食无忧，却还是一门心思地非要将自己的人生提升到怎么怎么样的程度不可的话，这样的人，其人生的悟性，连白发渔樵也不如了。若说孔孟之道有毒害人心的负面作用，这样的人便是一例了。即使他从没读过什么孔孟的书，那也是一例。因为其毒几千年来遗传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成了一种思想环境——官本位。
孔孟作为思想家都很伟大。但是当今之中国人一定要清楚——他们是伟大的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仅此而已。
大学若不能正面地、正确地解惑大学学子之尴尬，大学本身必亦面临尴尬。
然大学一向是能够解惑人类许多尴尬的地方，大学精神于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人类之登月渴望一向停留在梦想时期，是谓尴尬。梦想变为现实，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们的功劳，也是大学的功劳。大学精神于是树立焉，曰“科学探索精神”。人类一向祈求一种相互制衡的权力关系，历经挫折也是尴尬。后在某些国家以某种体制稳定了下来，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们的功劳，也是大学的功劳，曰“政治思想力”。
十几年前，我随中国电影家代表团访日，主人们请我们去一家小餐馆用餐，只五十几平米的营业面积而已，主食面条而已。然四十岁左右的店主夫妇，气质良好，彬彬有礼且不卑不亢。经介绍，丈夫是早稻田大学历史学博士，妻子是东京大学文学硕士。他们跨出大学校门那一年，是日本高学历者就业难的一年。
我问他们开餐馆的感想，答曰：“感激大学母校，使我们与日本许多开小餐馆的人们不同。”
问何以不同。笑未答。
临辞，夫妇二人赠我等中国人他们所著的书，并言那只是他们出版的几种书中的一种。
其书是研究日本民族精神演变的，可谓具有“高深学问”的价值。一所大学出了胡适，自然是大学之荣光。胡适有傅斯年那样的学生，自然是教师的荣光。但，若国运时艰，从大学跨出的学子竟能像那对日本夫妇一样的话，窃以为亦可欣慰了。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中文学子。比之于其他学科，中文能力最应是一种难以限制的能力。中文与大学精神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大学精神，说到底，文化精神耳。
最后，我借雨果的三句话表达我对大学精神的当下理解：“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改革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进步，才是人应该有的现象。”如斯，亦即我所言之思想意识上的不普通者也……
6.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
“如果在30岁以前，最迟在35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以上，是我和一大一男生的对话。那是一所较著名的大学，我被邀讲座。
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然此后我常思考一个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却是真的。
按《新华词典》的解释，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华词典》特别在括号内加注——泛指区别于贵族和特权阶层的人。
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丧么？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宁35岁以前自杀么？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话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虽说得郑重，其实听的人倒是不必太认真的。
但我既思考了，于是觉出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着的种种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普遍之中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贴画了，这种宣扬尤其广告兜售几乎随处可见。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在如此这般的文化那儿，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以怎样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很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摆脱平凡了。同样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现过类似的文化倾向。区别乃是，在他们的文化那儿，是花边，是文化的副产品；而在我们这儿，在八九十年后的今天，却仿佛地渐成文化的主流。这一种文化理念的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谁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谁是狗熊。并且，每有俨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别“与时俱进”似的知识分子，话里话外地帮衬着造势，暗示出更其伤害平凡人的一种逻辑，那就是——一个时事造英雄的时代已然到来，多好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不是已经争先恐后地不平凡起来了么？你居然还平凡着，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词地说，此种文化倾向，是一种文化的反动倾向。和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的疯话一样，是漠视、甚至鄙视和辱谩平凡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人生意义的文化倾向。是反众生的，是与文化的最基本社会作用相悖的，是对于社会和时代的人文成分结构具有破坏性的。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下一代，如果他们普遍认为最远35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许任何意识之形态动摇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许它的第一位置被颠覆，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场，像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样神圣。当然，这里所指的，是那种极其清醒的、冷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能够在任何时代都“锁定”人类社会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嫌贫爱富的、每被金钱的作用左右得晕头转向的文化。那种文化只不过是文化的泡沫，像制糖厂的糖浆池里泛起的糖浆沫。造假的人往往将其收集了浇在模子里，于是“生产”出以假乱真的“野蜂窝”。
文化的“野蜂窝”比街头巷尾地摊上卖的“野蜂窝”更是对人有害的东西。后者只不过使人腹泻，而前者紊乱社会的神经。
平凡的人们，那普通的人们，即古罗马阶段划分中的平民。在平民之下，只有奴隶。平民的社会地位之上，是僧侣、骑士、贵族。
但是，即使在古罗马，那个封建的强大帝国的大脑，也从未敢漠视社会地位仅仅高于奴隶的平民。作为它的最精英的思想的传播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他们虽然一致不屑地视奴隶为“会说话的工具”，但却不敢轻佻地发任何怀疑平民之社会地位的言论。恰恰相反，对于平民，他们的思想中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共同点——平民是城邦的主体，平民是国家的主体。没有平民的作用，便没有罗马为强大帝国的前提。
恺撒被谋杀了，布鲁诺斯要到广场上去向平民们解释自己参与了的行为——“我爱恺撒，但更爱罗马”。
为什么呢？因为那行为若不能得到平民的理解，就不能成为正确的行为。安东尼奥顺利接替了恺撒，因为他利用了平民的不满，觉得那是他的机会。屋大维招兵募将，从安东尼奥手中夺去了摄政权，因为他调查了解到，平民将支持他。
古罗马帝国一度称雄于世，靠的是平民中蕴藏着的改朝换代的伟力。它的衰亡，也首先是由于平民抛弃了它。僧侣加上骑士加上贵族，构不成罗马帝国，因为他们的总数只不过是平民的千万分之几。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没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们的承认，任何一国的任何宪法没有任何意义。“公民”一词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为荒诞可笑之词。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们，关注着体恤“元元”们的记载举不胜举。比如《诗经·大雅·民劳》中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应该努力使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书·五子之歌》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如果不解决好“元元”们的生存现状，国将不国。而孟子干脆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而《三国志·吴书》中进一步强调：“财经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
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苍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们是也。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民们的某些下一代那儿，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由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另类”同行的交谈。我问他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答曰：“为了出人头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们不平凡那么一点点，而文学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径。”见我怔愣，又说：“在中国，当普通百姓实在太难。”屈指算来，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十几年前，我认为，正像他说的那样，平凡的中国人平凡是平凡着，却十之七八平凡又迷惘着。这乃是民们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症结。于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她问我：“近年到中国，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觉到，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那是什么？”我说：“也许大家心里都在怕着一种平凡的东西。”她追问：“究竟是什么？”我说：“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
她惊讶地说：“太不可理解了，我们大多数美国人可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过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们中国人真的认为平凡不好到应该与可怕的东西归在一起么？”
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我告诉她，国情不同，故所谓平凡之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不能同日而语。我说你是出身于几代的中产阶级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当然是中产阶级人士。中产阶级在你们那儿是多数，平民反而是少数。美国这架国家机器，一向特别在乎你们中产阶级，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们的感觉。我说你们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车的生活。而一个人只要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那样的生活并不特别难。居然不能，倒是不怎么平凡的现象了。而在我们中国，那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征。对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态度，是两国的平均生活水平所决定了的。正如中国的知识化了的青年做梦都想到美国去，自己和别人以为将会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实际上，即使跻身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了，也只不过是追求到了一种美国的平凡之人的人生罢了……当时联想到了本文开篇那名学子的话，不禁替平凡着、普通着的中国人，心生出种种的悲凉。想那学子，必也出身于寒门；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断不至于对平凡那么的慌恐。
也联想到了我十几年前伴两位老作家出访法国，通过翻译与马赛市一名50余岁的清洁工的交谈。
我问他算是法国的哪一种人。他说，他自然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我问他羡慕那些资产阶级么？
他奇怪地反问为什么。是啊，他的奇怪一点儿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带花园的漂亮的二层小房子；他有两辆车，一辆是环境部门配给他的小卡车，一辆是他自己的小卧车；他的工作性质在别人眼里并不低下，每天给城市各处的鲜花浇水和换下电线杆上那些枯萎的花来而已；他受到应有的尊敬，人们叫他“马赛的美容师”。
所以，他才既平凡着，又满足着。甚而，简直还可以说活得不无幸福感。
我也联想到了德国某市那位每周定时为市民扫烟囱的市长。不知德国究竟有几位市长兼干那一种活计，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因为有另一位同样干那一种活计的市长到过中国，还访问过我。因为他除了给市民扫烟囱，还是作家。他会几句中国话，向我耸着肩诚实地说——市长的薪水并不高，所以需要为家庭多挣一笔钱。那么说时，他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马赛的一名清洁工，你能说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么？德国的一位市长，你能说他极其普通么？然而在这两种人之间，平凡与不平凡的差异缩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谓社会地位上，接近着实质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们那儿不怎么会成为一个困扰人心的问题。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基本拥有愿望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当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人生能动性，在社会转型期受到惯力的严重甩掷，失去重心而处于茫然状态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处于社会第一位置的人们了。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都首先是以他们的存在为存在的先决条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于平凡的人之间。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同样的。因而平凡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为不平凡的人们的心理基因。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们其实是失败的人们，这的确能使某些平凡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变成较为“不平凡”的人；而从广大的心理健康的、乐观的、豁达的、平凡的人们的阶层中，也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较为“不平凡”的人们。
后一种“不平凡”的人们，综合素质将比前一种“不平凡”的人们方方面面都优良许多。因为他们之所以“不平凡”起来，并非由于害怕平凡。所以他们“不平凡”起来以后，也仍会觉得自己其实很平凡。
而一个由不平凡的人们都觉得自己们其实很平凡的人们组成的国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无量的。反之，若一个国家里有太多这样的人——只不过将在别国极平凡的人生的状态，当成在本国证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样板，那么这个国家是患着虚热症的。好比一个人脸色红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结核晕。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们了，而且，最终往往的，对他们的“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以至于某些呼风唤雨于一时的“不平凡”的人，转眼就变成了些行径苟且的、欺世盗名的、甚至罪状重叠的人。
一个许许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会，必层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第一位置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起来的人们大唱赞歌了，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于是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
7.当怀才不遇者遭遇暴发户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前几年抓住了某种人生机遇，当上了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公司奇迹般地发展壮大，于是本人也成了一个令别人羡煞的人物——家庭富丽堂皇，豪华轿车代步，三天两头出国一次。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非“五星”级宾馆是不屑于住的。于是几乎在一切人前颐指气使，常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还有一个中学同学，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人。每每嗟叹错过了某些人生机遇，满肚子的愤世不平。当然，他顶瞧不起的，是我那当上了董事长的同学，又瞧不起又羡煞。其实他很有心攀附于对方，可对方似曾暗示他——攀附也是白攀附，绝不会因此而给他什么好处。于是他心里只剩下了瞧不起，又瞧不起又嫉恨。
实事求是地说，当了董事长的同学，确有许多“暴发者”的劣迹。而又瞧不起他又嫉恨他的同学，渐渐地便将收集他的种种劣迹，当成了自己的一件很重要、很主要、很正经的事。收集自然是为了宣扬，宣扬自然是为了搞臭对方。虽然人微言轻，势单力薄，并不能达到搞臭之目的，但讽之谤之，总是一种宣泄，总是一种快感，心理也多少获得些许暂时的平衡，仿佛连世界在这一时刻，都暂时变得公正了些。
几年来，一方在不断地发达，一方在不断地攻讦。一方根本不把另一方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儿，另一方却把对方的存在当成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似的，总盼着某一天看到对方彻底垮台……其实对方总有一天要垮台，乃是许许多多的人早已预见到了的。
果不其然，当董事长的那一位东窗事发，一变而为“严打”对象，仓仓促促地逃亡国外了。其家人亲眷、三朋四友，不是成了“阶下囚”，便是成了“网中人”。他那一个偌大的公司，当然也就垮得更彻底。
此后我又见到了那个“怀才不遇”的同学。我问他：“今后，你心情该舒畅些了吧？”他却郁郁地说：“有什么可舒畅的？”
我说：“被你言中，×××和他的公司终于彻底垮了，你的心情还有什么不舒畅的？”
他苦笑一下，说：“高兴是高兴了几天，可是……”
嗫嗫嚅嚅，分明地有许多难言隐衷。
我问：“可是什么啊？讲出来，别闷在心里嘛！”他吞吐片刻，说出的一句话是：“可是我他妈的还是我啊！眼瞅着快往五十奔了，才混到一个副科级，这世道太黑暗了！”我望着他，竟不知怎样安慰。他任的是一个闲职，没什么权力，自然也没什么责任，却有的是时间，无所谓上班，经常在单位四方八面地打电话，怂恿熟悉的人们“撮一顿”。只要有人埋单，不管在多远的地方，不管是在什么街角旮旯的饭馆，不管相聚的是些什么人，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雨，蹬辆破自行车，总是要赶去的。每次必醉。以前，吃喝着的同时，还可以骂骂我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醉了还可以骂骂这社会。而我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逃亡国外以后，在国内连一个可供他骂骂出气的具体人物也没有了。倘偏要继续骂，听者觉得无聊，自己也觉得怪索然的。醉了骂这社会呢，又似乎骂不出多少道理了。倘说社会先前不公，皆因将他压根儿瞧不起的一个小子抬举成了什么董事长的话，社会不是已然彻底收回对那个小子的宠爱，很令他解恨地惩罚那个小子了么？倘要求社会也让他当上一位什么董事长才显得更公正的话，他又分明地没多少“硬性”理由可摆，说不出口。于是呢，诅咒失去了具体之目标，嫉恨失去了具体之目标，仇视也失去了具体之目标。须知原先的他，几乎是将诅咒、嫉恨、收集一个具体之人的劣迹并广为传播当成自己生活的重要的主要的意义的。现在他似乎反倒觉得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意义，很缺少目的性了，反倒觉得活得更无聊、更空虚、更失意了。话说得少了，酒却喝得更多了，于是更常醉醺醺的了，人也更无精打彩、更自卑、更颓废了……同学们认为他这样子长此下去是不行的，都劝他应该想想自己还能做什么，还能做好什么，还能怎样向社会证实自己的个人价值。可他，其实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于是呢，也便没有什么大的机遇向他招手微笑，小的机遇又一次次被他眼睁睁地从自己身旁错过……后来听说他病了，去医院检查了几次，没查出什么了不得的病，但又确实是在病着。有经常见到他的同学跟我说，一副活不了多久的老病号的恹恹苟活的样子……再后来我回哈尔滨市，众同学聚首，自然又见着了他。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状态并不像某些同学说的那样糟。相反，他气色挺不错，情绪也很好，整个人的精神极为亢奋，酒量更见长了。
“他妈的，就那个王八蛋，他也配当局长？他哪点儿比我强？你们说他哪点儿比我强？啊？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当副科长时，他不过是我手底下一催巴儿！”
我悄悄问身旁的同学：“他这又骂谁呢？”答曰：“咱们当年的同学中，有一个当上了局长……”我暗想——原来他又找到了某种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性。进而想，也许他肯定比我们大家都活得长，因为那么一种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性，今天实在是太容易找到了。即使一度丧失，那也不过是暂时的，导致的空虚也就不会太长久。
“有一天我在一家大饭店里碰见了他，衣冠楚楚的，人五人六的，见我爱搭理不搭理的，身后还跟着一位女秘书！我今天把话撂这儿，过不了多久，他准一个筋斗从局长的交椅上栽下来，成为×××第二……”
他说得很激昂，很慷慨，颈上的额上的青筋凸起，唾沫四溅……
8.站直了，不容易
像世界上一切封建帝王统治史漫长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官本位”影响深厚久远的国家。于今，其影响虽已缩敛，但仍强劲地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大小知识分子的命运状况。故中国人，以及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头脑中一再滋生出犬儒思想的陋芽，并玩世地将犬儒思想的方式当成一种成熟、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一种潇洒似的活法，委实也是可以理解，甚至应予体恤的。在“官本位”的巨大投影之下，从献身于官体制的官们，到依存于官体制的大小知识分子们，到受治于官体制的庶民百姓们，谁想站直了，都非是容易之事。相反，千万别站直了，倒真的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表现。而且，只要习惯了，感觉也不是多么的不好，有时甚至会获得较好的很好的感觉，会获得比企图站直了还好的感觉。
由这一种见怪不怪的现实，又每使我联想到谢甫琴科。众所周知，谢氏生长在农奴家庭，从小失去双亲，孤苦伶仃，实际上便开始做一个小农奴。尽管他的身份似乎比农奴高一等，叫“使唤人”。
后来，他成为乌克兰民族的画家和诗人，名声远播，于是受到沙皇的召见。其刻，宫殿上文武百官都向沙皇三躬其腰，口出颂词，唯谢甫琴科一人挺身于旁，神情漠然。沙皇愠怒，问：“你是什么人？”
诗人平静地回答：“我是塔拉斯·格里戈耶维奇·谢甫琴科。”沙皇又问：“你不向我弯腰致敬，想证明什么？”诗人不卑不亢地回答：“陛下，不是我要见您，是您要见我。如果我也像您面前这些人一样深深地弯下腰，您又怎么能看得清我呢？”这一次召见，决定了诗人一生的命运。如果，他和沙皇面前的那些人一样；如果，他哪怕稍微装出一点儿卑躬屈膝——这在当时实在算不上什么耻辱，许多比他声名显赫的人物都以被沙皇召见过为莫大荣幸——那么他也许将从此成为沙皇的宠儿。
但是由于他的桀骜不驯（这乃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从一开始就在他内心里种下了轻蔑王权的种子），使他几乎一生都成为让沙皇耿耿于怀的人。
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无论什么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价。谢氏为此付出过代价。
法国的雨果也为此付出过代价。
还有俄国的普希金。
还有许许多多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企图站直了的人……民主之所以对于人民毕竟是好事，就在于它彻底驱散了王权的巨大投影之后，使人人都有可能从心理上获得解放，弯腰与不弯腰，完全出于自愿，出于敬意的有无，而根本不必假装作戏。倒是反过来了，有权之人，每每在人民面前作秀，以获得人民的好感。因为人民几乎无时无刻都有资格以民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说：“你的权力是我们给的，我们想收回给予别人，便可以那样做！”
王权巨大投影之下的任何人，却不得不经常告诫自己：“我现有的一切是王权的代表者们给的，他们想把它缩减到多么小的程度，就可以把它缩减到多么小的程度。他们一旦想收回它，不愁没有正当的理由。”
中国的民主局面、法制成就，近年发展得很快，有目共睹。但我们中国人毕竟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弯腰弯得太久了，似乎成了一种遗传病，鼓励站直了，许多人可能一时反而不习惯，感觉反而不自然。
扫描社会，观察这一种现象，所见是非常有趣的。“我认识××厂长！”
“我认识××处长！”“我认识××局长！”“我认识××部长！”
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时常会听到这样一种炫耀。而其炫耀，效果往往又立竿见影。仿佛炫耀者本身，顿时脑后呈现七彩光环似的。倘不直接认识官员们，那么认识他们的秘书、儿女、三亲六戚，也似乎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尤以认识官员们的夫人，最是资本。
中国人公开宣布自己拥有这些特殊关系时，其实是想证明——我是一个有条件站直了的人！但所认识的官员一旦“趴下”了，或从官体制中隐退，一度站直了的某些中国人，又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弯下腰。于是他赶紧弯下腰去认识另外的官。因为他毕竟曾靠认识官而站直过，体验了站直的感觉之良好……
如今，一个中国人站直了，已不须付出以往时代那种代价。那种代价太沉重，有时甚至很惨重。在中国以往的时代，只有几千万分之一的人尝试过。
但如今，一个随时准备弯下腰的中国人，依然肯定地比一个随时准备“站直”了的中国人获益多多。
某一天这种情况反过来，中国就将成为一个前途更为光明的国家了。
9.中国档案制度质疑
事实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两份户口，一份证明身份，一份记载个人历史。那第二份“户口”，即每一个中国人的档案。它从我们的中学时代开始由别人们为我们“建立”了，以后将伴随我们的一生。两份户口都与中国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十余年前，又简直可以说驾驭着我们的一生。
第一份户口就不多说了。当年对一个城市人最严厉的处罚，便是注销户口，这种处罚每与刑律同时执行。现在不这样了，乃是法律的进步。现在某些城市，已开始松动户口限制，乃是时代的进步。
这里谈谈我对中国人的另一份“户口”的看法。倘谁的档案中，被以组织（比如团支部、团委、党支部、党委）的名义，或单位或单位领导个人的名义塞入一份材料，对谁一贯的或某一时期的工作表现、生活作风、道德品质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面作歪曲的、甚而带有恶意的某种所谓“结论”，更甚而编造了情节，而其人始终蒙在鼓里，全然不知……倘此类事发生在从前，即“文革”结束以前，恐怕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觉得惊讶的。我们从前的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已是见惯不怪。从前中国人档案里的种种材料，因为代表着组织、单位或领导，其真实性简直是不容产生丝毫怀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实也真实。
复旦大学有一位老师，“文革”前所开几次会上，“有幸”与某人同室，某怕鬼，却又爱听鬼故事，偏那位老师擅讲鬼故事。在央求下，讲了几则给某听。“文革”中就成了审查对象，审得他稀里糊涂。因为某人已是大领导。后来终于明白，档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写着“对领导怀有不良心理”。“领导”怕鬼，还讲鬼故事给领导听，当然是“怀有不良心理”了。再后来经暗示方恍然大悟，于是从实招来，结果因而被定为“坏人”。再再后来被下放农村改造，贫下中农以为他惯耍流氓，一点儿好颜色也没给过他……我们原童影厂的一位老大姐，年轻时档案里被塞入半页纸，其上仅一行字——“常与华侨出双入对，勾勾搭搭”。
就那么半页纸，就那么一行字，无章，无署名，无日期，然而起着对她的认识作用。看过她档案的领导皆以为她“作风不正派”。后来人们才搞清楚，其实她仅“经常”与一位华侨“出双入对”，而且那华侨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亲……电影界的一位老同志去世，我为其写小传，接触到其档案（已故之人的档案就不那么保密了），内中一封信使我大为奇怪——那不过是她年轻时写给她亲兄的一封亲情信，纸页已变黄脆。只因其兄当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政治嫌疑”的证据入了她的档案……但，倘诸如此类的事发生在“文革”后呢？暴露于今天呢？人们也许就不太相信了。然而这是真的，并且就发生在我身上。
有一份材料于1990年4月被塞入我的档案12年之久，我在不久前因工作调动才得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打印着“本人完全认可”。不但“认可”，还“完全”。而12年间，从无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向我核实过。其上打印着我的名字，代表我的签字。也打印着当时童影厂厂长的名字，代表领导签字。而那位厂长和我一样，12年来全然不知此事。并且盖着单位的章。但除一位当年主管人事的副厂长已故，一切任过童影厂厂级领导的人皆全然不知。现已查明，是一份冒用单位名义及厂长名义的材料，是一份严重违背人事纪律和原则的材料。甚而，可以认为是一件违法的事。
这一份材料，怎样的不实事求是，有着什么歪曲之处，什么无中生有之处，也就不必细说了。仅说一点——我的做人原则，我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诲，我成长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在某些时候，是一定会采取担当责任的态度和做法的。何况，我当时在厂里的职务角色也决定了，我不能眼见群众陷于互相揭发的局面。由我担当，比之无人担当，无论当时或现在看来，非是不良企图。然而那材料却连这一点也干脆歪曲了……不必说此事使我当年的所有厂级领导们多么震惊，多么生气……不必说显然的，当年领导班子内部的一些矛盾，怎样成了导致那样一份材料被制造为一种“事实”的诸因素……不必说此后某些事体现在我身上我曾也觉困惑……倒是想说，我也给不少人做过所谓“政治结论”，且至今都在他们的档案里。那就是“文革”时期，我下乡前，以班级“勤务员”资格，与军宣队一道，给我全班五十几名同学做过“文革”表现之鉴定。算我两名学生，一名军宣队员，还有一位是校“革委会”成员的老师。那样的一份鉴定，对我的全班同学们后来十年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没有利用我当时的“特权”挟私以报。恰恰几名曾欺负过我的同学，将可能因某些莫须有的言行被列入政治另册。我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在他们到外地打小工的时候，替他们多方取证，使他们未被列入另册……正是由于我那样做，老师和军宣队才在我的档案中写下了“责人宽，克己严”一条。
由此我想到，在将来，我们目前的档案制度，是要改变改变为好的。起码，谁自己的档案里记载了些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由谁们记载的，谁自己应是有权一清二楚的。并且，有权想什么时候看一下就看一下，想提出质疑就可以提出质疑，可以要求重新调查了解。当然，如果某人被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分子，另当别论。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改变改变呢？
因为现在，我年龄以上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档案中，古古怪怪的记载仍在其中，而自己们仍不知。不知倒也好。果而都知道了，该怎么想，怎么说呢？历史的痕迹，莫如就那样保持原状。
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档案则要简明得多了。古古怪怪的记载，大抵是没有了。即或有什么污点，本人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本人要过目，要亲笔签名。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在近十几年，实属个别现象。我希望那么一天早一些到来——一切的中国人，看自己的档案，随时了解自己的档案之中记载了些什么，能像到图书馆上借一本工具书一样，成为一种最一般的权利。
而这一天的到来，肯定标志着中国的进步又达到了更高的层面……
10.文化的报应
某年某月某日，上海市某小区内，一名女大学生爬上四楼的窗台欲跳楼，引得楼下围观群众起哄，他们说着冷言冷语，或讥讽或嘲笑。最终，女孩纵身从四楼跳下，幸运的是，她落在已经铺好的气垫上，只有点轻伤。而令人寒心的，竟然有围观者说：“这么矮，根本摔不死。”
这种面对生命如此冷漠和麻木的情境，不禁使人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国民的劣根性在作祟？
这是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当下，比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拿镜子照一下自己，自己是否就是“看客”中的一员，甚至是“帮凶”呢？
一个人帮助别人，你就相信他是一个好心人就够了。相信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这里被解构了。我们总是把这种现象延伸到“社会出现了问题”，说社会使人们感到郁闷，因此导致这种现象。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思维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是在一个受到长久的良好的文明和文化影响的国度里，即使社会存在的问题很多，人民也不会是这样的。即使在有阶级冲突的社会里，有品性的文化所张扬的也是一种超阶级的“人性当善”的力量。而我们的文化人文含量太少，因此我不赞同把这都归结为社会问题。即使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作为一个人，他的做人底线也不应该是看着自己的同胞将死，而当成乐子围观之。
我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看过一部苏联的小说《前面是急转弯》，这故事讲的是一个驾车者遇到别人出车祸了，到底是救还是不救的问题。不救者最后失去爱情，失去友谊，失去别人对他的尊重。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半个世纪前已经拍过这样的电影，说明这个国家相对地比较在意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说来惭愧，做得非常不够。从鲁迅的小说《药》始，到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响我们的民族，似乎也没别的办法了。这将是漫长的文化任务，但也应是文化知识分子必须担起的任务。
我们文化的启迪影响力不够。我很担心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受到文化的报应。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到现在如果还不赶紧真诚地补上人文这一课的话，有一天，文化的缺失会给我们带来悔之晚矣的后果。
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这个时期，我们其实是仅仅将文化当做政治的工具在利用，一种宣传的工具，而且这种宣传并不指向人心。那时文化只是一种政治的齿轮和螺丝钉，并没有把文化作为一种保证社会和谐运转的机器中的一环来看待。这个时期过去后，我们又转为一种沮丧的想法，觉得文化起不到那个作用了，甚至想干脆就放弃此种文化作用，因此现在的文化变成不起人文作用的文化了，丧失了文化的自觉性。
有些现象表面看起来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人性和心理层面的问题。一个当代人有时可能并不明白自己的心理是不健康的，邪性的，而恰恰心理不健康的人最可能拒绝承认这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靠一般的说教是没有用的，但是文艺有这种功能。文艺像一面镜子，不仅能照出人的容貌，还能照出人的内心。
现在很流行两个字——“作秀”。我们中国人每将任何人的任何言行都冠以“作秀”二字，那么我们还相信什么不是“作秀”呢？我们没有愿意去相信的东西。按照我们的这种思维，华盛顿拒绝连任总统回家当木匠，是在作秀；林肯的简朴也是作秀；马丁·路德·金的演说更是作秀。如果一切的行为在中国人的眼里都是作秀的话，那么最后的叩问就是：“中国人到底信什么？”而世上原本是有很多可以相信的东西的，只要你简单地去相信它就好。一个人帮助别人，你就相信他是一个好心人就够了。相信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这里却被解构了。
某青年往往因感情问题而萌发轻生之念。我不愿过多地责备他们。一个人到了要自杀的地步，一定是心理承受巨大痛苦的人，应该体现出人文关怀。
一个公民，应当具有自由、公平、正义的公民理念，公民社会的核心原则当是“我予人善，人待我仁”，我们不能把自己当做看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的主人。社会好的话，有我们的一份功劳；社会不好的话，也有我们的一份责任。我们在骂社会、骂政府、骂别人的时候，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应该负有的责任。
11.暧昧的情人节
据我想来，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情人节”永远不会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日子。这是一个暧昧的灰色的日子，这世界上没多少人会真正喜欢这个日子。
春节前，《北京青年报》下属之《青年月刊》的一位记者到家中采访我。预先虽通过了几次电话，时日也虽一拖再拖，但心里还是并不十分清楚她究竟要采访些什么。某些记者，尤其女记者，是很积累了些采访经验的，她们估计到被采访之人，可能对她们的采访内容不感兴趣，所以那预先单方面“内定”了的话题，是有意经过语言“包装”了的，使被采访之人听了不至于干脆地拒绝。
她和我面对面坐定，翻开记录本儿，持笔在手，作出洗耳恭听之状，从容老练地说——过几天便是“情人节”了，请您就“情人节”谈点儿感想。“情人节”？——我不禁地皱起了眉头，以一种质疑的口吻问——我们在电话里确定的是这个话题么？她肯定地回答——是。我同意这个话题了么？
对。我一时有些怔愣。
我想，在春节前那么忙乱的日子里，我怎么竟同意就“情人节”这么青春嗲嗲的话题接受采访呢？
那时刻，上午明媚的阳光，正透过我为了迎接春节刚刚擦过的亮堂堂的窗子照耀进来。那是我最愿独自在家的时刻，也是我在家里最感到美好的时刻。
“情人节”……它究竟在哪一天？
她告诉了我，接着反问——您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节？我说我当然知道的，知道它是一个“洋节”，知道现在有些中国人心里也有它的位置了。我说据我想来，既曰“情人节”，似乎应是些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或是一些身为情人们的男女才格外惦记着的日子吧？而我已48岁，做丈夫16年了，做父亲15年了，我意识里根本没有这个“情人节”的存在。对国庆节、建军节、儿童节、劳动节、青年节、妇女节、新年、春节、十五、端午等等这些节，我还会多多少少谈出一点儿感想，唯独对这个“情人节”，我简直没什么感想可谈……她说——那，您就围绕“情人节”，谈谈你对爱情二字的感想也行。我说——干吗非围绕着“情人节”谈呢？爱情二字当然和“情人节”有点儿联系。但我看联系不是那么大。这就有点儿像“抬杠”，不像在愉快地接受采访了。那……您愿意怎么谈就怎么谈吧！这……真对不起，我心里也不常琢磨爱情两个字。就这两个字，你有什么好问的么？
我采访过的几位男人和女人，他们和她们认为——爱情几乎不存在了……存在啊。几乎普遍地存在着呀！
真的？您真的这么认为？真的。我真的这么认为。您指的是婚姻吧？
我指的是那类极普遍的、寻常的、很实际的爱情。正是这类爱情，组成寻常的、很实际的家庭。
您说爱情是寻常的？对。还说爱情是很实际的？
一点儿不错。照您的话说来，那种男女间四目一对，心灵立刻像通了电一样，从此念念不忘的……事儿，又该算是什么事儿呢？
哈，哈！那种事儿，满世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也配叫爱情么？
……
关于爱
爱这个字，在语言中，有时处于谓语的位置，有时处于主语的位置。前面加“做”、加“求”、加“示”、加“乞”，“爱”就处在谓语的位置，“做爱”、“求爱”、“示爱”、“乞爱”，皆行为动词也。
“做爱”乃天伦之乐，乃上帝赐与一切男女的最普遍的权利，是男人和女人最赤裸裸的行为。那一时刻，尊卑贵贱，无有区分。行为本质，无有差别。很难说权大无限的国王，与他倾国倾城的王后，或总统与总统夫人的那一时刻，一定比一个年轻的强壮的农民，与他的年轻的健康的爱妻在他们的破屋土炕上发生的那一时刻更快活些。也许是一样的。也许恰恰反过来。
“求爱”乃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为了婚姻，有时为了一次或几次“做爱”的许可。传统上是为了婚姻。在反传统的男女们那儿，往往是为了做爱的许可。当然，那许可证，一般是由男人所求，是由女人“签发”的。无论为了婚姻之目的，还是为了一次或几次“做爱”之目的，这个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省略了，婚姻就是另外性质的事了，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为抢婚。“做爱”也可能是另外性质的事了，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为强奸。
“求爱”既曰手段，古今中外，自然都是讲究方式方法的。因而也最能显出尊卑贵贱的区分，以及贫富俗雅的差别。这些，乃是由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文化背景、门第高低、心性追求的不同造成的。
在我看来，“尊”者“贵”者“求爱”的方式方法未见得就“雅”，未见得就值得称道。“卑”者“贱”者“求爱”的方式方法未见得就“俗”，未见得就理应轻蔑。比如某些“大款”，一掷万金十万金几十万金，俨然是当今之世的“贵”者似的了。他们“求爱”的方式方法，横竖不过便是赠女子以洋房、别墅、名车、金钻珠宝。古今中外，老一套，基本上不曾改变过的，乃是俗得很的方式方法。而民间百姓的一些传统的“求爱”的方式方法，尤其一些少数民族的“求爱”的方式方法，比如对山歌以定情，在我看来，倒是美好得很。
献一枝玫瑰以“求爱”是雅的方式方法。而动用飞机，朝女人的家宅自空中播下几亩地的玫瑰，在我看来就不但俗不可耐，而且简直就是做作到家的“求爱”的表演了。我至今认为，以书信的方式方法“求爱”，虽然古老，却仍不失为最好的方式方法之一。倘我还是未婚青年，一定仍以此法向我所钟情的姑娘“求爱”。不消声明，我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和她结婚，而非像流行歌曲唱的——“只求此一刻互相拥有”。
至于以情诗的方式方法“求爱”，那就不但古老，而且非常之古典了。无庸讳言，我是给我所初恋的姑娘写过情诗的。我们最终没有成为夫妻。不是我当年不想，而实在是因为不能。以情诗的方式方法“求爱”，是我最为欣赏的方式方法。现代社会“求爱”的方式方法五花八门，古典意味儿却几乎丁点全无了。这是现代社会的遗憾，也是现代人的悲哀。在我看来，这使爱情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值得以后回忆了！现代人极善于将自己的家或某些大饭店小餐馆装修得很古典，也极善于穿戴得很古典。我们越是煞有介事地外在地体现得很古典，越证明我们心灵里太缺少它了。心灵里缺少的，爱情中便也注定了缺少。爱情中缺少了古典的因素，好比乐章中缺少柔情浪漫的音部……“示爱”是“求爱”的序曲，也是千差万别的。古今中外，“求爱”总是难免多少有点儿程式化的，“示爱”却往往是极其个性化的，有的含蓄，有的热烈，有的当面殷勤，有的暗中呵护。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大多数而言，少女们对意中人的“示爱”，在我看来是最为美好动人的。因为她们对意中人的“示爱”，往往流露于自然。哪怕性情最热烈的她们，那时刻也是会表现出几分本能的羞涩的。羞涩使她们那一种热烈很纯洁，使她们那一时刻显得尤其妩媚。丧失了羞涩本能的少女是可怕的。她们的“示爱”无异于娼妓的卖俏，会被吸引的则往往是类似嫖客的男人。或者，是理性太差，一点儿也经不起诱惑的男人。丧失了羞涩本能的少女，其实是丧失了作为少女最美最美的年龄本色，她们不但可怕，也很可怜。
对于成年男女，“示爱”已带有经验性，已无多少美感可言，只不过是相互的试探罢了。以含蓄为得体，以不失分寸为原则。含蓄也体现着一种自重，只有极少数的男人会对不自重的女人抱有好感。不失分寸才不使对方讨厌。反过来，男人对女人也一样。不管不顾，不达目的不罢休，一味儿地大献殷勤，其实等于是一种纠缠，一种滋扰，一种侵犯。不要误以为对方的冷淡反应是不明白，或是一种故作的姿态。这两种情况当然也是有的，但为数实在极少。与其推测对方不明白，莫如分析自己为什么装糊涂。与其怀疑对方故作姿态，莫如问问自己是否太一厢情愿强求缘分。
在所有一切“爱”这个字处于谓语位置的行为中，依我看来——“乞爱”是最劣等的行为。于男人是下贱，于女人是卑贱。倘人真的有十次命的轮回，我再活九次，也绝不“乞爱”一次。我想，必要之时，我对于一切我非常想要获得的东西，都是肯于放弃斯文不妨一乞的。比如在饥寒情况下乞食乞衣，在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情况下乞宿乞钱，在遭受欺辱的情况下乞怜乞助……但绝不“乞爱”。
我认为——如前所言，“爱”是可能会乞到一两次的，但爱情是乞不到的。一时如愿以偿，最终也必竹篮打水一场空……现在，我们谈到“爱情”了……
因为爱情
在爱这个字的后面，加上“情”、加上“心”、加上“意”，爱就处在主语的位置了。“爱意”是所有世间情意中最温馨的一种。使人感觉到，那乃是对方在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种情况下，所能给予自己的临界极限的情意。再多给予一点点，就超越了极限。超越了极限，便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因为在极限上，所以具有着相当特殊的令我们深为感动的意味儿和意义。
在我曾是知青的当年，在我接连遭受种种摧挫心灰意冷的日子，曾有姑娘以她充满“爱意”的目光抚慰过我。那绝不仅仅是同情的目光，绝不仅仅是怜悯的目光。那一种目光中，的的确确包含有类似亲情，但比亲情还亲，临界在亲爱的极限上的内容。在那一种目光的注视之下，你明白，她对你的抚慰没法儿再温柔了。她将她能给予你的抚慰压缩了，通过她的凝眸注视，全部的都一总儿给予你了！我们正是因此而被深深感动。
只有丝毫也不自重的人，那一时刻居然还想获得更多的什么。充满“爱意”的目光，乃是从女人的极其善良的爱心中自然流露的。它具有母性的成分。误将此当做和“爱”或和“爱情”有关的表达去理解，不是女人们的错，是男人们的错。据此进一步产生非分之想的男人，则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
“爱心”是高尚又伟大的心境。“爱心”在人类的心灵里常驻不衰，人类才不至于退化回动物世界。
“爱心”产生于博爱之心。绝大多数的人心难以常达此境。我们只能在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种情况下某一件具体的事上，半麻木不麻木的“爱心”才被唤醒一次。我们一旦能以“爱心”对人对事，我们又将会对自己多么的倍感欣慰啊！
我最尊崇的人，正是一个充满博爱之心的人。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会羞惭得什么话都不敢说了。我遇到过这样的人，非是在文人和知识者中，而是在普通百姓中。我常不禁地想象，这样的人，乃是“隐于市”的大隐者，或幻化了形貌的菩萨。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儿，卧在那儿伸手乞钱。而又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儿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儿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的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人也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将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地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
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想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
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了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了，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蛋。有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买她的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她：“您认识那老头？”
她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儿，他哪儿去了？”我也只有以摇头作为回答。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善良是“爱心”的基础。
“爱心”是具有自然而然的影响力的。除非人拒绝它的影响，排斥它的影响，抵触它的影响。
是的，我真的认为，“爱心”这个词，乃是“爱”这个字处在主语位置时，所能组成的最应该引起我们由衷敬意的词。这个词，被我们文人和知识者说道得最多，书写得最多，应用得最多，却不见得在我们心灵里也同样地多。
我们只要愿意发现，就不难发现，并且不得不承认，往往是从最普通的某些人们身上，亦即寻常百姓中的某些人们身上，一再地闪耀出“爱心”的动人的光晕。在寻常百姓的阶层里，充满“爱心”的故事，产生得比其他一切阶层多得多。形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也许是这样的——其他一切社会阶层，足以直接地或间接地，靠权力的垄断，财富的垄断，文化的艺术的垄断，使自己们活得更滋润更优越起来。而寻常百姓，却几乎只有本能地祈求“爱心”的普遍，才似乎更可能使自己们的生活增添温馨的色彩。因而其他阶层说道得多，实际付出得少。寻常百姓说道得少，实际需要得多。他们这一种实际需要，其实较难从别的阶层获得，所以他们在自己的阶层里互相给予。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其他一切阶层都更加懂得要想获得必首先付出的道理。当然，另一个事实是——中国寻常百姓阶层的“爱心”互予的传统，历来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污染。这一污染在当今空前的严重。“爱心”之于百姓阶层，原本是用不着官僚阶层煞有介事地号召，文人碰头巴脑假模假式引经据典的论说，知识者高高在上的所谓启蒙的。究竟应该谁启蒙谁，是很值得商榷的。倒是官僚们的腐败，文人们为了名利攀附权贵的心理，知识者们为了明哲保身放弃社会正义感早已习惯于说假话的行径，对中国百姓阶层原本形成传统的“爱心”互予的生活形态的破坏，是很值得忧虑的呢！
除了“爱心”这个词，在“爱”这个字处于主语位置的一切词中，“爱情”这个词就是最令人怦然动心的美好的词了。
“爱情”也如“爱心”一样，普遍地存在于寻常百姓阶层之中。某些文人和知识者最不能容忍我这一种观点。他们必认为我指的根本不是“爱情”，只不过是“婚姻”。
而我固执地认为，“爱情”若不走向“婚姻”，必不是完美的“爱情”。天下有情人当然不可能全都终成眷属。但从一开始就排斥“婚姻”目的之“爱情”，成分是可疑的，起码是暧昧的。
甚至，可能从一开始本质上便是虚假的。美国现代舞蹈大师与俄国戏剧理论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在她和他将要做爱之际，他忽然问：“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呢？”她一怔，继而哈哈大笑，继而索然，匆匆穿衣离去。她要的是爱。正如流行歌曲唱的——“只求此时此刻互相拥有”。
而他考虑到了将来对子女的责任问题。他是将她对他的“爱”，误当成“爱情”来接受的。
没有任何责任感为前提的男女性关系，不是“爱情”，充其量是“爱”，甚至可能仅仅是“性”。
渥伦斯基第一次见到安娜时，正如时下许多男士女士们所言的那样——心中像被电击中了似的，安娜心中当时有同样的感觉。这是异性相吸现象，这现象在生活中频频发生，这是“爱”的现象。
当安娜坠入爱河以后，她毅然提出与自己的丈夫卡若林离婚。她不顾上流社会的谴责，毅然决定与渥伦斯基结婚。这时，“爱”在安娜心里，上升为“爱情”了。她期待着他为他们的“爱情”负起“婚姻”的责任。她自己能做的，她已做到了。但是渥伦斯基并不打算真的负起什么责任。他要的只不过就是“爱”，而且获得到了。责任使他厌烦透顶，因而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因而绝望的安娜只有卧轨自杀……渥伦斯基“爱”安娜是真的。安娜对他的“爱情”也是真的。
悲剧是由二人所要求的东西在本质上不同造成的——安娜要有责任感的“爱情”，它必然与“婚姻”连在一起，成为完整的要求。渥伦斯基仅要不附加任何责任前提的“爱”，他认为有爱已足够了。连安娜为他们的“爱”而毅然离婚，在他看来都是愚蠢的，不明智的。
“007”系列电影中，英国大侦探詹姆斯邦，每片必与国籍不同肤色不同的女角床上云雨枕畔温柔，但那都是“爱”，过后拉倒的事儿。
而《简·爱》中那个其貌不扬的小女子，之所以跨世纪地感动着我们，正由于她所专执一念追求的，不仅仅是“爱”，而是“爱情”。如果仅仅是“爱”，她早就能在那庄园中获得到了。当然，后人也就没了《简·爱》这一部传世之著可读。
当今世界，“爱”在泛滥着，使“爱情”更需谨慎，更面临危机，也更值得以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责任感加以维护了。
一个现象是——某些大谈“爱情”至上的男士们，其实本意要的仅仅是“爱”。“爱”当然也是美好的，其美好仅次于“爱情”。男人宁多多益善地要没有责任前提的“爱”，并且故意将“爱”与“爱情”混为一谈向女人们娓娓动听地尽说尽说，证明着男人们在起码的责任感方面毫无信心。这是一个男人们为女人们预设的圈套。他们的种种“至上”的论调，说穿了，其实是他们贪婪而又不愿付出的需求“至上”。女人们若不甘做“007”系列片中那些詹姆斯邦的女配角，不愿落安娜那一种下场的话，就不应该钻入他们的圈套。
但另一个现象是——渐多起来的女人们，也开始为男人们预设圈套了。她们以自己为饵，钓男人们的钱财。她们一谈起居家过日子的平凡生活，委屈而牢骚满腹。仿佛平凡的家庭生活，将她们理想中的“爱情”王国整个儿捣毁了。但是她们为了钱财、权力去引诱男人们的时候，又是那么心安理得天经地义。她们要的其实连“爱”都不是，直接要的便是钱财和权力。这样的女人，尽管不足取，但对绝大多数男人其实没有什么危险性。因为他们不进入她们猎获的视野。但是钱财并不雄厚，权力也没大到定能满足她们虚荣心的不自量的男人，若一厢情愿地将她们当成了理想伴侣苦苦追求，那也是愚不可及。
牛郎织女式的夫妻，在寻常百姓中一对儿一对儿的依然很多很多。他们的生活里离不开生儿育女，离不开萝卜白菜。离不开吵架拌嘴，但也离不开责任感。责任感是他们组成家庭之前的最神圣的相互承诺。谁主内，谁主外，大的开销究竟谁说了算，小的花费谁有自主权，诸如此类一切某些男士和女士嗤之以鼻的内容，在他们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是据我看来，这些俗内容，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一对儿一对儿的夫妻恩爱着。
恋爱结婚——这是寻常百姓的定式。这定式给他们安全感，所以他们世世代代遵循着，其实并不以为是什么枷锁。
恋爱而不结婚——这是某些特殊的男人和女人的定式。他们在这种状态中获得到的幸福，其实未见得比牛郎织女式的百姓夫妻多一点儿。也许恰恰少得多。
在没有婚姻为载体的“爱情”中，到头来，遍体鳞伤的几乎注定了是女人。她们获得过的某些欢乐、某些幸福，往往被最终的悲伤抵消得一干二净。
在没有婚礼为载体的“爱情”中，女人扮演的只能是“情妇”的角色。而古今中外，这一角色，乃女人最不甘的角色，也是最不符合男女之间自然关系的角色。即或那些专以猎名流傍权贵傍“大款”为能事的女人，一旦觉得巩固了“情妇”的地位，也还是要产生颠覆“情夫”既有家庭取代对方妻子的野心的。这时的男人用他们“爱至上”那一套哄她们是根本没用的。所谓哄得了一时，哄不了一辈子。结果男人大抵只有三个选择——要么离婚，承认自己“爱至上”那一套论调的破产，面对既又“爱”了，就还是免不了结婚“至上”的现实。要么给她们以多多的钱财，多到她们终于满足了不打算“造反有理”为止。要么，被逼得走投无路，狗急跳墙，杀了她们，或反过来被她们所杀。这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各所监狱里，几乎每天都被关进因此而犯死罪的男人女人。
所以，据我想来，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情人节”永远不会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日子。这是一个暧昧的灰色的日子，这世界上没多少人会真正喜欢这个日子。真的处在正常的热恋关系中的男女，每一个日子都可以是他们的“情人节”。他们在那一天的拥抱和亲吻，不见得比在别的日子更温存更热烈。而既是“情妇”或“情夫”，又是丈夫或妻子的男女，肯定的，恰恰是很避讳那一天的。即使瞒天过海凑在一起了，各自心里的感受和感想也会很苦涩。
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情人节”，让这个日子拉倒去吧！一个节不被足够数量的人承认，其实便不是一个节。
以上，是为答记者问，追记成文。“爱”与“爱情”等等诸词，本是无须加引号的。加之，格外强调而已……
12.国与国的竞赛，乃是女人与女人们的竞赛
新世纪以来，中国妇女未经什么“妇女解放运动”，总体迅然“现代”起来。从农村到城市，从女孩到大婶，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比，女性“主体意识”明显亢扬。这里所言之“现代”，非指素质文明的高程度，首先是说与时代物质水平并驾齐驱的潮流意识。
某次我在摊床买水果，卖水果的四十几岁的农妇让我等会儿，并问“忧愁”二字怎写？——她在发手机短信。斯时我还没用手机，更不晓得怎样发一条短信。那手机看去很糙，估计是山寨版，据说七八十元便可成交。而从前的农村人，不论男女，从南到北，愁只说愁，大抵前边是不加“忧”的。愁乃日常语，“忧愁”可算是文词了。
还有一次，我走在回家路上，适逢小学放学，见一四五年级男孩跟随一女孩，央求她将QQ告诉他。我不上网，但也知道他说的是网上的聊天工具。
女孩不怎么情愿。男孩竟说：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一个霸王杀毒软件！听小学生们说QQ，说杀毒软件，令我大讶。
我的一位朋友是与电脑共舞者，但出了一点儿小故障自己也不能排除，于是向他不到20岁的侄女求助。而其侄女实乃农家女，毕业于计算机方面的技校，在北京某网络公司打工，几是一位修电脑的专家，组装一台电脑不在话下。
时代的职业多样化改变了中国女性。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上九流下九流之说。“上九流”皆达官贵人，意味着社会地位居高层，也当然是指职业。服官政怎么不是一种职业呢？而“下九流”，则意味着卑贱性，故“下九流”又是轻蔑语。文人、教书先生，归于“下九流”，地位排在农、工、商之后，仅在流民也就是“氓”与娼妓们的前边，所以“文革”中被辱为“臭老九”。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五行八作之说，是对“下九流”的职业细分。而包罗万象的概括说法，也不过是三十六行、七十二业。
而200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职业如翻江倒海——海底世界千般百种的水族，一下子被大浪掀到了陆地上似的。而水族的种类，远远多于陆地生物的种类。时代的乾坤鞭，指山山动，点海海翻，直教新女性随鞭弄清影，“新样靓妆，艳溢香浓”，争舞婆娑。
据说，全幅《清明上河图》有千余形形色色的人物。若其上每一人物代表一类从业者，也还是要比2000年以后之中国的洋洋职业大观少得多。
在如此众多的职业中，几乎每一行每一业都有中国当代女性的身影。而且，在许多业界中，女性大展身手，她们竞比能力的自信表现，每使男子自愧弗如。
对于中国，巾帼不让须眉的时代，仿佛轰隆一声当空而落。普法教育改变了中国女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所进行的那一场普法教育当然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但法律意识一向比男性更为淡薄，依法维权的诉求一向比男性更为自抑的女性，一旦觉醒，打官司对于她们便不再是“丢人”之事了。她们开始明白，该打官司而不打官司，反而会让人瞧不起的。她们决定打起官司来所表现的勇往直前，每使成了被告的男人们后悔不迭，也每使别的男人告诫自己——以后当处处小心着点，千万别栽在她们手里。
中国男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女人委实的不好惹了，更不可欺辱了。中国当年的普法教育是成功的法律启蒙，是三十年来，中国做得较好的大事之一。我认为比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世博”于中国的正面影响深远多了。
尽管，现在犯法案件一点儿也没减少，甚至可以说五花八门，判不胜判了。但基本上都非因为不懂法，而皆明明是知法犯法。
不懂法而犯法，是法律的悲哀。
知法犯法，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折射，也是人本身劣性化人的现象。
对于大学扩招，校方、学者与专家们，至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一方认为——扩招无疑降低了教学水准。而且，并未真的缓解就业压力。另一方认为——即使同样面临就业难题，是大学生、硕士生的青年群体，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洞察机会的敏感、抓住机会的快速反应，那也还是要高过未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
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比较而已。我教过的大本生，尽管毕业前迷惘多多，我也忧心重重。但一年以后再一了解，绝大多数还是找到了工作的。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青年只有望洋兴叹。比如当记者、当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起码的应聘资格是大学本科。
我所带过的研究生们，总体上说，中文从业能力无疑是高过本科生的。毕竟又在大学的环境中多熏陶了三年，毕竟与导师又讨论过某些文化问题；哪怕仅仅为了写出一篇通得过的论文，也毕竟是要再多读些书，多作些思考的——倘言“根本白读”了，是不客观的。
我教过的大学本科生，带过的研究生中，是农家女的不在少数。由于她们成了大学生、研究生，她们的家族中，便终于有一个被文化所“化”的人了，那意味着脱胎换骨。
诚然，她们对已从事的工作不尽满意。她们原本的愿景要理想得多。她们对工资尤其大为抱怨。她们不得不租房住，那么工资所剩无几。她们有心反哺父母，回报家庭，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算种想法。她们是断然买不起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她们的公敌，房价是她们所憎恨的。
但，她们总还是要结婚的。并且早几年毕业的，确乎大多数已结婚了，也多数在租房子住。他们不敢轻率做父母，做父母之后的人生注定更加沉重而艰难。
然她们并不都打算做丁克族。那么，迟早是要做父母的。
那时，与她们相比，她们的孩子出生以后的命运将有先天区别。
她们曾是农家女，而她们的孩子是知识分子的后代了。尽管清贫，那也还是知识分子的后代，而不再是农家儿女。
她们的农民父母，当年除了竭尽全力供她们上大学、读研，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无法给予她们哪怕一点点帮助。
而她们则不同。她们不但也会竭尽全力供儿女上大学、读研，更可以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给予儿女胜任有余的帮助。即使并不执着地、刻意地，那种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的给予，对于她们儿女已属幸事。最主要的——由于她们已成为事实上的城市人了，她们的儿女的成长过程是城市化的。而城市给予她们的下一代的种种文艺的、科技的、人文的信息量，肯定要比农村巨大得多。负面成长影响无疑是会有的，但与有益的成长影响相比，利大于弊是无须争论的。
大学教育改变了她们，她们则在下一代出生以后就改变着下一代了——这一点对中国的影响也将是很深远的。
文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有几位作家、诗人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当时的青年、中年女性产生过相当普遍并被证实相当长久的心性影响。并且其影响是良好的——起码她们一直这么认为。
舒婷的诗在当年对广大青年女性的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前不久我因创作电视剧《返城年代》重读我这位好友的诗，仍不免被一行行真挚的、温暖的或滚烫的、深情的或庄严的诗句所感动。舒婷的诗总体是温暖而深情的。不多的几首气质庄严的诗，证明她不但是女诗人，还是时代思想的义不容辞的发言者、传播者。比如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墙》《一代人的呼声》。
当年中国颇多具有广泛诗歌影响力的杰出的诗人——北岛、江河、梁小斌、海子、食指、顾城、杨炼等等，不一而足。
舒婷与他们齐名，正如李清照与她那个时代的男性诗词大家们并列。对于青年女性们的影响，她在他们之上。
重读舒婷的诗集，方悟为什么她的诗在当年深深感动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女性——除了她用诗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天赋才华而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她相信这个世界终究是可以变好的，只要大多数人们不放弃使自己的心灵首先美好起来的愿望。而这种相信，于她似乎是一种信仰。
舒婷的诗具有信仰的魅力和能量。当年的中国青年女性，尤其是青年知识女性，需要拥抱信仰——不论对爱情，还是对人生和国家。我一直心怀敬意的两位作家大姐谌容和张洁，她们的文学作品在当年也都对文学读者中的女性影响巨大且深远。她们是具有极深刻的反思自觉和批判精神的作家，她们的作品当年唤起了中青年女性们关注国家前途的热忱也是不容置疑的。
两位男性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当年对中国女性尤其青年女性的影响也值得一提——一位是路遥，一位是张弦。
路遥《人生》中的巧珍，使青年女性读者们既同情又尊敬。巧珍当年是她们心目中的“圣女子”。而《平凡的世界》既不但是农村男青年们的“圣经”，也使许许多多农村女青年从中寻找到了并非高不可攀的精神热爱的偶像。
我认为我早已逝去的朋友张弦是一位被评论关注得很不够的作家，并且认为，当年没有几位男作家的作品，能像他的作品那么唤起过中国女性的命运思索。比如他的《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
俱往矣。当年的青年女性，现在都已是老年女性了。
但当年的文化，化过了她们，在她们身上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她们是中国最后一批保留了部分传统心性特征的女性。传统的，也可以说是正统的。因为当年的文化，一传播起人性美点来，即使自认为“现代”，根子上仍是传统的。只不过是一种松梆了的传统而已。我这样认为，并没有否定的意思。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承认关于人的心性确需一些普世价值的滋养，那么以上几位诗人和作家，其实正是通过作品与读者交流对普世价值的认同的。鲁彦舟的《天云山传奇》当年也堪称女性们的灵魂教科书。当年是一个普遍的中国人寻找和重新界定、诠释普世价值的时代。
而2000年以后的文化，缺少的乃是传达普世价值的真挚和热忱。偶有呈现的作品，也每被文化泡沫所淹没。
故从总体上打量80后及90后，不论情愿与否，都不得不承认——前者们仿佛早产儿，被时代锐利的剪刀以老谋深算的心理剪断了脐带——它原本连接着人文文化亦即普世价值的胎盘。而90后则根本是在另一时代的文化子宫里受孕的，这其后的文化子宫充满时尚文化、娱乐文化、嘻哈文化，总而言之是快餐文化的羊水。任何一对精子和卵子，都不太可能结合成基因非是快餐文化的胚胎。
快餐文化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特征。不同的是，有些国家的新人，所遗传了的基因是人文的，故虽然同样消费着快餐文化，但基因并不会被快餐文化异化。而在我们的国度，快餐文化直接便是文化基因。好比习惯于以可口可乐解渴，血管里流的差不多也是可口可乐成分的文化血浆。
故结果如此——同为人类科技时代的新人，我们的新人与欧美国家的新人却又是极为不同的。与同属亚裔的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诸国的新人相比较，也顿时就能感觉到极为不同来。即使与同属一宗的香港、台湾之新人相比较，还是会不消一日就会得出极为不同的印象。
我们的新人特中国特色，也可以说是具有“特别特”的新人特征。一种“被文化”的新人特征。并且，“被文化”而又浑然不觉，没有多么不适的反应，“被文化”得挺快乐。
还每每反过来以为，是快餐文化之消费上帝，于是文化其实从属于自己们。新人中的新女性，似乎尤其感觉如此。她们消费快餐文化的热忱比男性新青年更洋溢——因为她们既享受着，又常由别人们结账。凡需掏钱夹的快餐文化，起码会有一心取悦于她们的男性新青年买单。
以我的眼来洞察，情形基本是这样的——新人中的新女性，或曰“被文化”的新女性，她们乃是一概之快餐文化的消费主体，而男性新青年，有的与她们文化趣味相投，成为她们的“文化伴侣”；有的虽与她们之文化趣味相左，但为了取悦于她们，不得不充当她们的“文化侍从”。倘一个男性新青年，正追求着一个女性快餐文化的热衷消费者，结果会怎样呢？
无非——他爱屋及乌，也为她自觉异化为一个快餐文化的被动消费者。或——倘他竟是一个有品质的文化的寻觅者（这样的文化在当下确乎是需要寻觅的，且需“众里寻他千百度”方有缘寻到），定会感到充当快餐文化的一味不变的消费者的文化侍从之郁闷，终于不得不说“拜拜”。
这样的例子是有的。但不多。在第二种情况下，通常是——他尽量将“侍从”角色充当得令她满意，给予高分，然后用私房钱去进行有品质的文化的消费，十之八九那消费也只不过是买一本有品质的书。
一部有品质的好书问世，国内作者的书也罢，引进的译著也罢，读它的女青年与男青年的人数是差不了太多的。
当年有女青年买了《山坳上的中国》《权力论》这类书送给她所爱的爱读书的男青年。
现在还会有多少女青年买那类书送给她男友呢？——除非那类书是他写论文所必须参考的，或考公务员应该翻翻的。
当年曾有一位姑娘求我买一本书《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位西方记者所著的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实类书。她求我买那本书之目的特单纯——与所爱的男友共同了解一个曾与中国类似的国家所发生的类似的革命的真相。
现在，还会为爱人尤其为自己到处寻觅一本值得一读的书籍的新女性越来越少了。
人生苦短，故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所以然，当活出几分清醒。好书可以化愚。
这样的好书，几乎在任何一家书店里都还是有的。
但被快餐文化所愚的眼是看不到的。当年，有多少新女性的眼，并未被快餐文化的翳所愚呢？网络改变了中国女性。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便也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于是有世界上最多的女性网民。女网民无疑以女青年为主。网上每有谣言迅播。
谢天谢地，大多数女网民并不会以一时成功地造了一条谣言而觉快哉，更不会有多大成就感。
但某些她们被快餐文化、垃圾文化所翳的眼，寻觅谣言颇有乐趣分明是事实。
她们一般并不推波助澜，只不过默观。默观也势必提高点击率，于是客观上成为围观之众。
当谣言被澄清，若问她们的看法，她们又差不多皆持反感的态度。其后上网，她们的眼首先寻觅的仍是那类吸引眼球的标题。而对于清醒的眼，那类标题并不具有非要点击一下看个究竟的吸引力。
和男性网民一样，绯闻也是她们格外青睐的。其实古今中外，全世界的绯闻一向是内容雷同的。
假如从某一日起，关注绯闻的女网民少了，在网上态度严肃地参与国是民生之讨论的中国女性多了，那么——网络改变女性，就将可喜地进步向女性改变中国的时代了。
网上也往往骂声一片。更要谢天谢地，女网民一边看一边敲上去的脏话肯定是少的。我不上网我也深信这一点。而此点，基于我对于全世界女性之为“女”的人性特征的深信不疑。毕竟，从古代起，骂脏话不是女性表达态度时的一贯作风。也基于我对中国教育的起码作用的深信不疑。
试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少从大学毕业了二亿多学子吧？其中女性学子起码占半数啊。她们是中国女性网民的主体。
若连她们面对电脑上的骂阵，也都迫不及待地敲出污言秽语火上烧油而乐此不疲，那中国还有希望吗？中国的孩子们还有希望吗？那当教师的中国人，还好意思当众承认自己是教师吗？
那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岂不该全都放火烧了吗？故我深信，正由于中国有人数众多的女性网民，网上的骂声才也会同时被一定量的理性的、知识化了的、女性特有的文化语言表达所对冲。正如这世界往往由浮躁得暴烈了的男性卷起咆哮般的声浪，而女性那时偏偏会本能地用歌声慰藉他们。普遍的女性，尤其知识女性占了多数的她们，即使浮躁之时，也往往表现得很“女”。
上帝使这个世界上有女人，他老人家是用心良苦的。但“文革”时除外。因那时的中国，中国人造出了另一位“上帝”。我在指导我的女研究生写论文时，曾进行过如下对话：“最近常去图书馆吧？”“不，几乎每天都上四五个小时的网。”“上网？难道参考书都在网上？”“网上浏览起来快捷啊！”
“要爱护眼睛。我认为上网四五个小时，要比看书四五个小时更会使眼睛疲劳。”
“其实，也不是想上那么长时间的网。但往往一上去，下不来了。”“那倒也不是……”
她不好意思了。我也明白了——往往一上去就下不来了，盖因网上吸引眼球的内容太多了。
虽然，快餐文化的时代是由美国敲响锣揭牌的，欧美各国的电影节，也一向由本国女性的参与来烘托人气。但近三十年，由于电影越来越少文化元素、人文关怀，越来越商业化、泛娱乐化，各电影节的人气越来越小了，气氛越来越冷清了，女性身影越来越少了。
他们的女人成熟了，清醒了。何时，中国追星现场的新女性身影也少了点儿，上网成瘾的新女性也少了一点儿；看肥皂剧的新女性也少了一点儿——而相应的，图书馆里的新女性身影多了一点儿；书店里寻觅值得一读的书籍的新女性身影多了一点儿；坐在电视机前看世界新闻、文史钩沉和时事讨论节目的新女性多了一点儿——那么，有理由为中国新女性竖大拇指了。
国家与国家的竞赛，其实也是女人和女人们的竞赛。新女性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从前的世界，乃是男权主宰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更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权纳入“三纲五常”之道统礼教，那是相当理直气壮的控制，也可以说是全面控制，由“夫为妇纲”。并且，将女性对男性的服从，标榜为“三从四德”，以无条件的服从为楷模。
1949年后，虽然一直反封建，但男权社会的基本权力主体并未怎样改变。新世纪后，情况大为不同——女干部女领导渐多。在中国官场，不成文法乃是，处以下（含处级）称干部，处以上称领导，省部以上称首长。女性在中国权力场的人数明显增加，无疑解构了男权社会的权力主体。尽管她们作为第一把手呼风唤雨的情况凤毛麟角，但实际操权握柄，进而决定属下男性“进步”与否的现象已司空见惯。也于是，大展领导才干者有之，独断专行，似“武皇”、“吕后”、“慈禧”者亦不乏其人。
但新女性中，尤其特年轻的一代新女性中，令人肃然起敬者亦大有人在。如上海市某中学几名女生集体卖淫的报导相对应的最新的两条新闻，给了我们对80后、90后女孩们刮目相看的理由——山东24岁的龙口姑娘刁娜，于车流中救起被车撞倒在路中央的伤者；南昌市12岁的初二女生夏娟，在发现大火骤起时并未独自逃生，而是逐一拍开邻居的门，唤醒至少15名居民，使他们因而幸免于难……她们身上，闪耀着中国未来的希望之光。女性对于一个国家的最伟大的作用乃在于由她们传承爱的火炬，社会仁义的火炬，较之男性，对孩子们具有更胜于公德宣传的威召力。
13.上帝总在做实验
（1）
有一天，上帝从天庭上俯瞰着人间，胡思乱想，头脑之中忽然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是男人更爱女人一些呢，还是女人更爱男人一些呢？
上帝因自己头脑之中竟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暗觉羞惭。很明显，对于上帝而言，它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意思。
但是上帝竟不能摆脱开它了。正如我们人一样，上帝被一个无聊的问题纠缠住了。对于头脑，有时越是无聊的问题，越具有占领性。无论人的头脑，还是上帝的头脑。
于是上帝将亚当和夏娃召来了。他故作庄严地问：“亚当，你诚实地回答——是你更爱夏娃一些呢，还是夏娃更爱你一些？”亚当看了夏娃一眼，态度极其郑重地说：“上帝啊，你创造了我，不就是为了要我爱夏娃的吗？我一直是遵照你的意志这样做的。当然是我更爱夏娃一些啦！”
上帝又问夏娃：“那么女人，你怎么说？”
夏娃迫不及待地回答：“上帝呀，亚当他在对你撒谎。他只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才爱我，而我……”
上帝打断了她的话：“他不是一向强调你是他的另一半吗？”夏娃委屈地说：“壁虎的尾巴也差不多是壁虎的另一半。难道壁虎不是经常断掉它的尾巴以保全自身吗？”亚当感到受了侮辱，便急赤白脸地与夏娃争辩起来。上帝看出，他们其实已不是一对深深相爱着的男女了，并且开始烦他们了，便将他们叱去了。上帝又召来了爱神。
他问：“丘比特，也许你最有资格回答我的问题——是男人更爱女人一些呢，还是女人更爱男人一些呢？”
丘比特回答，他虽然司着向人间布爱的神职，但是对于上帝的问题也曾产生过同样的困惑。他说据他看来，有时候男人更爱女人一些，有时候女人更爱男人一些……上帝更烦了，愠道：“凡事总该有一个接近真相的答案，你等于并没回答我的问题。”
丘比特沉吟片刻，建议上帝做一个实验，让事实来回答。于是上帝将某男人弄到了一个连棵野果树都没有，甚至也没有任何可充饥的野蘑野菜的荒岛上。
那男人顿时显出杯弓蛇影、心惊胆颤、惶不知所措的样子。上帝奇怪地问丘比特：“那是什么？”丘比特说：“那正是一个男人啊。”上帝说：“你敢肯定吗？我一万多年以前创造的男人不是这种无能的样子啊。他为什么如此胆小？既没有狼嚎，也没有虎啸，他怕的什么劲儿呢？”丘比特回答：“上帝啊，他们胆小，是因为他们已经特别的现代了。他们不知所措，是因为他们从一出生便习惯了怎样占有地球上比比皆是的现成的东西，而这个荒岛上几乎什么现成的东西都没有呀！”
上帝沮丧地说：“那，他们还莫如不现代的好！”此时，男人的头脑中产生了第一种需要——烟。他习惯地一摸兜，上帝立刻使他的兜里有着半包烟和打火机了。男人吸了几口烟，头脑中产生了第二种需要——如果能有幢房子，今晚睡觉就安全了。上帝立刻使他面前出现了一幢大房子。
男人走进房子，又想——现在睡的问题是解决了，该为吃的问题发愁了……于是上帝使桌上有了足够他饱餐一顿的面包、香肠。甚至，还赐给了他一瓶酒。
男人酒足饭饱以后，奢侈地想——这房子里最好有浴室。于是上帝控制着他的意识，让他在房子里找到了浴室，洗了个痛痛快快的澡。
男人躺在宽大舒适的床上，不再那么的心惊胆颤那么的惶不知所措了。他一边悠然地吸着烟一边想——我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呢？寂寞呀！现在，身旁要是躺着一个美丽的女人多好哇……于是上帝使他身旁依偎着一个美丽的女人……男人欣喜若狂，拥抱她，吻她，和她做爱……上帝从天庭上看着，皱眉批评道：“这个男人刚才心里想要的为什么不是他的妻子呢？如果是，我明明会成全他的。”丘比特说：“上帝啊，难道你还不清楚你创造的男人们一向如此吗？他们在不同的时候需要不同的女人啊。比如此时此刻，他们是由于孤独和寂寞才需要女人的。何况，他在荒岛上，他的妻子在城市里，在他温馨的家里，境况值得同情的是他自己。所以他需要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安慰。我看你赐给他的女人其实比已经和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妻子更能安慰他。他所表现的正是你所创造的人的人性之一点啊！”
上帝严肃地纠正道：“第一，那只是男人的人性之一点；第二，并不是我创造他们时希望他们具有的。”丘比特见上帝不高兴了，便明智地缄默了。上帝掩口打了个哈欠，嘟哝道：“今天的实验就到此为止吧，让我们看看明天他的头脑之中会产生些什么样的要求……”第二天，上帝赐给了男人一柄刀、一把锄、一袋粮种，都是男人所想要的。丘比特评论：“上帝，男人有了女人才想要一柄刀来保卫他的女人，唯恐她被夺走；男人因为有了女人才又开始重新变得勤劳，为了不使他的女人对生存忧虑。这就是爱对人类的贡献啊，也是我喜欢我的‘工作’的原因呀！”
上帝却说：“难道他就不是为了保卫他自己才需要一柄刀？难道他就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生存而需要一把锄和一袋粮种？不过丘比特，我不想和你辩论，总之女人使这个男人和昨天刚到荒岛上时不一样了，他似乎有了某种自信。如果这也是男人的人性之一点，那么我承认我比较欣慰。”
后来那男人又希望有冰箱，有彩电，有微波炉以及许多书。他的希望已不再仅仅与他自己的生存有关。显然，也是为了他的女人的满意。真的，男人有了女人以后，男人想要的东西既不但五花八门，而且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为女人才想要的了。像歌里唱的那样，他开始感觉着她的感觉，忧伤着她的忧伤，快乐着她的快乐了……上帝也高兴起来。上帝一高兴，反而将他的“实验”朝反面进行下去了。他让丘比特变成某种不可抗力的化身——一个狰狞的高大的魔鬼，每天向男人索回他已拥有的一样东西。男人舍弃彩电、舍弃冰箱……最终连房子也舍弃了。他似乎打定主意，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舍弃他的女人。当他和他的女人不但一无所有而且像亚当和夏娃当初一样赤身裸体的时候，双双逃到了一处绝壁那儿。他们脸上都流着泪，紧紧地搂抱着对方，准备跳下海去。那结果对于他们只能是死。
丘比特说：“上帝，你该相信了吧？”
上帝明知故问：“相信什么？”丘比特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呀！”
上帝说：“我见的情形也向我证明，女人的一半是男人。这倒是挺令我感动的。”
上帝沉思了一会儿，忽然问：“如果在他们之间，我要收回一条命呢？”丘比特以人类学权威的口吻回答：“我敢肯定，他们都宁愿牺牲自己。”上帝又问：“我感兴趣的更是，为什么男人只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才觉得女人重要和宝贵？”丘比特反问：“上帝啊，如果你不再是万能的上帝，而落到像那个男人一样的境地，天后赫拉对你不是也相同地重要和宝贵了吗？若连赫拉也失去了，即使你的生命长久万年，生命对你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上帝板起脸道：“丘比特，你太放肆了。你的话等于是在嘲笑我们天庭里的全体神祇啊！”
丘比特却认真地说：“上帝啊，如果天庭里没有许多美丽的女神，当神真的是神们愉快的事吗？神们互相的恋情能瞒得过我么？他们违背天条，追求人间的漂亮女人的事，你不是也一清二楚吗？”
上帝想到他自己也曾背着赫拉觊觎人间美色，并将一个美丽的少女变成白牛以便蒙蔽赫拉之事曾使天庭满城风雨，不禁面有窘色。他因一向太喜欢丘比特这位顽皮而又机智的童神，才没恼羞成怒起来。
上帝接着将一个女人也同样弄到了另一座生存条件险恶的荒岛上。女人与男人的表现很不同。她当然起初比男人更心惊胆颤更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产生在她头脑中的第一个祈祷，直接的就是希望她的丈夫，而不是随便哪一个男人的出现。上帝清楚，她和她的丈夫虽有感情，但那也不过就是一般夫妻感情罢了，那种感情远谈不上是什么幸福的质量前提。
上帝成心让一个她所根本陌生的男人出现在岛上。他不英俊，也不丑陋，但是相当强壮，能够使她觉得他可以保护她。
令上帝困惑不解的是，女人并没像看到救星一样立刻接近到男人身边去。恰恰相反，女人隐蔽着自己，从暗中观察那男人的一举一动。显然的，因为他不是她的丈夫，她感到他对自己有一定的危险性。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出现，分明是使女人更加不安了……女人觉得那陌生的男人是一头大雄猩猩似的。上帝以他的意志左右那男人寻找到了女人，并强行将女人带到上帝指定的大房子里。在上帝的意志的左右之下，那男人善待她。他端食物和水给她。女人饥渴难耐，却一边吃着，喝着，一边戒备和防范着。傍晚，男人告诉女人浴室是哪一个房间。女人虽然特别需要洗一次澡，却克制住了她强烈的念头。她和衣而眠，睡前再三检查她房间的门插好没有。她不知什么时候偷了一把尖刀，塞在自己枕下。那显然是用来对付男人的。她一夜之间警醒数次，那显然也是同一幢房子里有一个陌生而又强壮的男人的缘故……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上帝都以他的意志左右着那个男人，不使他冒犯那个女人。而丘比特其实也在暗中以他的惯技怂恿着那个男人，诱使他去占有那个女人。理性和情欲在男人的内心里强烈地冲突着，这使男人对女人的言行表现出一种分明是他并不情愿的矜持。但是女人从他的目光里感受到了他对自己的真切念头，于是女人的心里也矛盾极了……她的矛盾其实和所谓贞洁的观念并无什么必然的联系。因为大多数已婚的男人和女人在其一生的过程中，都曾幻想过婚姻以外的性爱。她也不例外。她太不了解那个男人了。她对他一无所知。对于她，他形状上是一个男人，她的同类。恰恰正是这一点，非但不能成为她信赖他的前提，反而时时提醒她应有所戒备。她还是少女时，就已经从人类的社会获得着这样的经验了——人最应戒备的是人。女人最应戒备的尤其是男人。在人类的社会里，男人捕猎女人的事实，比非洲草原上狮子和猎豹捕猎羚鹿的次数要多得多。那经验首先成为她母亲的经验，也必将成为她一生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它一代一代在女人们身上承袭着，渐渐地化其一半为本能，融入了女人们的血液里、基因里。倘他是一匹马，或一条狗，她对自己的命运也许更乐观点儿，但他恰恰是一个强壮又陌生的男人啊！上帝从天庭上将女人的心理看得明明白白。他问丘比特：“你认为接下来的情形会怎样？”丘比特回答：“那要看我介入不介入这件事了。”于是上帝闭上眼睛说：“我困了。丘比特你有什么把戏就对人使出来吧。”于是在斯夜，男人袭击了女人。
女人挣扎，反抗，企图逃到外面去。但是上帝并没有真的打盹。他偷窥着，并使房子的外面夜黑如墨，暴雨倾盆，闪电裂空，霹雳阵阵，而且有猛兽在嚎叫着，有毒蛇从门旁的树上垂下它们的头，它们的眼像红色的炭火……女人的脚步从门口退缩了……女人捂面而泣……
翌日，上帝看到女人和男人已十分亲昵地相处。上帝故作疑惑地问：“丘比特，他们怎么会这样？”丘比特回答：“我使那男人占有了那女人。”上帝说：“你的话听来令我产生暴力的印象。”丘比特说：“上帝，占有如此柔弱的女人还需要暴力吗？何况，她也希望他们的关系有所改变呀。”上帝又问：“我可以认为他们在爱着了吗？”
丘比特耸耸肩：“这一点连我也不能确定。但是你看，女人确实不再害怕那男人了。她从那男人占有她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他将会对她负起保护的责任。”
上帝也耸耸肩道：“女人都这么愚蠢吗？”丘比特以无比严肃的表情和语调说：“不，这个女人一点儿也不愚蠢。
恰恰相反，她对男人的感受十分细腻。不是所有女人都能通过一次非正常的性的过程判断一个男人心性本质的高下，她却做出了判断。”
上帝若有所思，笑而不语。
即日上帝亲自降临在那女人面前，并使她确信他是上帝。
上帝对女人说：“从今天起，我要每天收走一样使你感到安全的东西，包括那个你已信赖了的男人。只要你的头脑中一闪过可以舍弃某一东西的念头，那东西便不复存在了。”
于是房子里的东西一一消失了……于是连房子也消失了……女人和男人带着仅有的一点儿食物和一罐水，暴露在天地之间。上帝从天庭以他的声音威严地问女人：“在食物、水和男人之间，你还舍弃什么？”
于是他们的食物不见了。于是他们的水也不见了。
上帝的声音又问：“现在我还要收走一样东西，你仍不舍弃那男人吗？”女人心里暗想的却是：“我还有一身衣服……”于是上帝连她的一身衣服也一件件收走了，直至使她赤身裸体……上帝看见赤身裸体的女人无地自容地对那男人说：“除了上帝，在这个荒岛上我的希望便是你。男人啊，你发誓别抛弃我吧，你发誓一定要带我离开这个荒岛吧！唯有你能使我回到家里，能使我见到我朝思暮想的儿女呀……”
上帝这才明白那男人对那女人的意义。上帝被女人的母性祈求所感动了。于是那男人脱下自己的上衣披在女人身上。他向她发誓道：“你这女人啊，为了使你能与儿女团圆，我甘愿为你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无所谓。从现在起，我的勇敢、力气、生存能力都是全心全意为你服务的了……”
男人的话还没说完，上帝化身为一只虎从草丛中扑了出来。男人迅速地将女人掩护在身后，并促她爬到树上去。他赤手空拳，与猛虎眈眈对视，准备殊死一搏……“上帝”未忍向男人进攻——猛虎咆哮一声，又跃到草丛后去了……上帝一回到天庭，丘比特就评论道：“上帝，现在我可以说，他们在深深地爱着了。”
上帝问：“那么，你将使他们成为夫妻吗？”丘比特爱莫能助地摇头。上帝追问：“为什么不能？”
丘比特叹道：“爱在记忆里，有时比在婚姻里更适当些。对于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便是这样。”
上帝又若有所思起来。最后，上帝决定使那女人的经历变为她的一场梦。她在几天内每每回想她做过的梦，回想她梦中的男人，觉得她真真实实地又爱了一场似的……男人只有在几乎失去一切后才觉得女人尤其不能再失去，女人却是在不断失去的过程中就已明确地意识到男人对她的重要性了。所以当男人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他的潜意识里其实是将女人物化了的。
“尤物”这一种对美貌女人的比喻说法，诠释了男人们不愿坦率承认的意识。
所以当女人说“女人的一半是男人”时，其话才更由衷。因为在女人的意识里，那时是将男人神化了的。而这是女人所以是女人的可爱的缺点。
普遍的女人都不会将男人物化，正如普遍的男人在具有追求的能力时，首先追求的其实并非女人——不，并非爱情……男人之人性在人类社会的现当代文明中，究竟是上升了，还是坠落了，也许是值得怀疑的呢……有一天，上帝又百无聊赖了，又要拿我们下界的男女做实验开心了。自然，他仍命丘比特这位也常在我们之间制造了许多悲喜剧的爱神陪他。
他先将一个男人依照前次的方式弄到了荒岛上，接着满足他内心里的一切需求。只消他一动念，他的希望立刻实现。
他是一个不吸烟的男人，却是一个血液里习惯了酒精含量的男人。血液里一点儿酒精含量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头脑反而会混沌一片，接近空白，不能进行正常的思维。
上帝使荒岛上的那一夜一开始就狂风大作，冷雨如鞭。那男人抱着双肩缩在草丛中，就像一只皮毛被彻底淋湿了的、无洞可入的耗子。
他头脑中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来一件棉大衣多好哇。幸亏他的血液里还有一点儿酒精的残量，否则他的头脑里连一个念头都产生不出来了。上帝立刻使他身上裹着一件厚厚的棉大衣了。
男人身上刚觉暖和，头脑中随即产生了第二个念头——如果在一顶帐篷里多好。
于是他立刻便在帐篷里了。于是他手中立刻有一瓶开启了盖儿的名酒了。于是他面前立刻有一小桌下酒的菜了。裹着棉大衣，盘腿坐在帐篷里的那一个男人饮了几口酒后，思维能力渐渐开始活跃。
他想，待在帐篷里还是不太安全呀，有野兽或毒虫钻入帐篷袭击他怎么办呢？如果是待在一幢门窗结实的房子里才算幸运啊！于是他就待在一幢门窗结实的房子里了。
酒使他的欲望得寸进尺——房子越变越大，最后变得像几套打通了的总统套房那么豪华又气派了。
那男人将自己泡在浴缸的温水中，一边嘬饮着美酒一边想——为什么我的每一个欲念都能立刻实现呢？莫非我变成神仙了吗？或者有神仙暗中助我？不管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趁我想什么来什么的这会儿，我何不实现我那些生平最大的梦想？
于是他拥有了一份瑞士银行的存折，上面注明有几亿元钱。他瞧着手中的存折，却怎么也不能像瞧着钱那么心里踏实……于是存折变成了满满几大箱人民币，被仆人们抬到他面前……他想人民币迟早是要贬值的，于是人民币变成了美金……他觉得美金也不可能永远坚挺，于是又有仆人抬来了几大箱珠宝钻石。那男人心花怒放，跃出浴缸，忘了羞耻，赤身裸体地指挥仆人们将美金和钻石全都放入随其意而现的巨大保险柜里。他环视着强壮的仆人们心里又想——神明啊，让他们都是无限忠诚的仆人吧！
于是仆人们一齐跪下向他表忠，口中都说甘效犬马之劳，赴汤蹈火死而无怨。
他为了考验他们的忠诚，指着其中一个命令道——“你们，让他死在我面前！”
于是一阵惨无人道的殴打，那可怜的仆人断气了。但他还是不放心仆人们的忠诚程度，暗暗祈祷一番，使所有的仆人都立刻从他面前消失了。于是在每一扇门窗前都随其所想架着机枪了……于是在保险柜前布着种种置人于死地的暗道机关了……男人躺在宽大又舒适的床上以后，头脑之中终于产生了上帝和丘比特都期待得有些失去耐心的那一种想法——现在，神明，请赐我一个美女吧！
上帝问：“这是那家伙的第多少个念头了？”丘比特老老实实地回答：“第三十九个念头，我尊敬的上帝。”上帝嫌恶地眯起眼注视着下界，语调冷冷地说：“可上次被我们实验的那个男人，才第三四个念头要的就是女人了。”丘比特惭愧地说：“我也不喜欢这家伙。”但上帝虽已心生厌恶，还是使一个美女立刻裸卧在男人身旁了。他一夜癫狂……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拥有了宫殿一般豪华的大房子；拥有了一切现代化的生活物品；拥有了几亿美元和数不尽的珠宝钻石；拥有了保护他和他财富安全的几乎万无一失的措施；也拥有了一个百依百顺的美女的男人，便无忧无虑地享受起他的“幸福”来……然而不久他厌倦了。他厌倦的不是他拥有的哪一件东西，而是百依百顺的美女。在他看来，美女也是他所拥有的东西的一件。是的，他恰恰厌倦了她的百依百顺。那男人想，既然他可以再要一个美女就能又拥有一个美女，为什么不？多简单的事啊！何况他还拥有如许多足以使美女们也眉开眼笑的财富……于是第二个美女出现在他面前了，动辄耍小孩儿脾气的一个美女，恰与第一个美女的逆来顺受截然相反。他将终日逗她生气再哄她开心当成最快活之事，当成娱乐。
不久他对第二个美女也厌倦了……于是他的“宫殿”里有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美女……于是他祈祷神明赐予他比超级种马还要强盛的性能力……上帝于是更加厌恶了。他几乎是恶狠狠地问丘比特：“他究竟需要多少个女人才心满意足？”丘比特红了脸嘟哝：“我没有这种预见，亲爱的上帝。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在下界，有一个男人曾拥有一万二千名美女。他是古印度的一位藩王，叫哈里·哈拉二世。即使占有了那么多美女他依然猎色不疲，还想把邻国一名叫帕尔达尔的美人儿占有为他的一万二千零一号宠妾，但被拒绝了，所以他挑起了与强大邻国之间的战争。结果他战败了，王国、财富、生命都丢掉了，一万二千美女皆沦为邻国的女俘，四百余个孩子或为他战死，或成了邻国的奴隶……”
上帝说：“活该！”丘比特脸更红了。
他觉得下界在男女关系上的荒唐，是他自己的神职过失似的。上帝使那个荒岛上的乐不思蜀的男人在拥有了第十个女人以后，色欲自敛了。他拥有的美女有白皮肤的，有黄皮肤的，有黑皮肤的；有天真活泼的，也有性格放纵的；有荡娃式的，也有淑女型的……接着，上帝亲自降临在那男人面前，明确而又威严地告诉他——每日要收回一件曾赐给他的东西。于是他第一天失去了一个女人。就是他所要的第一个女人，百依百顺的那个。由于他首先得到的是她，所以他首先舍弃的也是她。不，用舍弃一词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一点儿也不留恋她。
只能说是抛弃。当时一只小狗正躺在他面前打滚儿，并用两只前爪抱住他一条腿取悦着他……
他心想——是让狗消失还是让她消失呢？他抬头望她，她正安静地坐在窗前看书。她感觉到了他在望她，也回首向他望去。分明的，百依百顺的女人，在用她温柔的表情问他——需要我到你身边去吗？
他心里又想——少了你我还有九个女人呢！而我只有一条小狗。何况我最喜欢的女人最喜欢这条小狗……于是那女人转瞬消失了。她曾捧读过的书掉在地上……上帝极为惊诧——上帝虽然将那男人的心理活动看得一清二楚，但却不明白——何以在一条小狗和一个自己曾爱过的女人之间，那男人宁愿保留一条小狗？
不久第二个女人消失了……再不久第三个女人消失了……一方面是男人的财富。它其实由一样样具体的东西组成。有些东西对于生存很重要，比如房子和食物。有些东西对于生存并不多么重要，比如电视、组合音响、钢琴和一些美观的工艺品；有些东西看似相当重要，但其实没有了人只不过要多些劳作，比如冰箱、电饭煲、吸尘器什么的——另一方面是朝夕相处的女人们。
男人一次次在她们和属于他的一样样东西之间做出弃留的决定。而为了保留住他已然拥有的每一样东西，他一次接一次牺牲她们中的某一个。
因为在他想来——东西每样只有一件，失去了就不可能再有，起码在这个荒岛上无处可买。虽然他有几亿美元，有不计其数的珠宝钻石。唯独女人这一样“东西”，对目前的他来说，是重复拥有。尽管她们的美点各异，性情不同，但毕竟还是重复拥有啊！
何况，他所决定抛弃的，乃是她们中已经使他感到厌倦了的某个，或宠爱程度渐渐降低了的某个。比如说留下电视，可供他与他仍特别宠爱的某个女人共同消磨晚上的时光；比如说留下钢琴，他仍特别宠爱的某个女人就会因他的决定而欣慰，那么他也就会从她的欣慰中体会到愉悦……这么一掂量利弊，一个他已经不怎么宠爱甚至厌倦了的女人，其存在的意义怎么会抵得上电视和钢琴呢？
但是，在女人由十个而六个五个而四个三个后，他的每一次决定都有了难度。他对她们的感情开始介入他的决定了，那也只不过体现为一种犹豫，犹豫后的决定依然是使她们消失而保留他的每一样东西……他一想到他不知还要在荒岛上度过多少日子便心情沮丧，于是每一样东西都对他显得格外宝贵了。
没有了拖鞋洗完澡时穿什么呢？多不方便呀。
唉，唉，当初为什么没产生多要一双拖鞋的欲念呢？有两双拖鞋他也可以迟几天再使一个女人消失啊！于是拖鞋显得比女人重要了。每一次决定既不但是犹豫后的，而且是理念权衡后的。于是只有两个女人存在着了。于是只有一个女人存在着了。
为了保留住那最后一个女人，他不得不开始一样一样“牺牲”他拥有的东西了……
美观的工艺品一天比一天少了，终于全都不见了……电视、音响、钢琴一次次决定后不见了……房间一间一间少了……最终，他只拥有三样东西了——保险柜、一挺机枪、一个女人。因为仅剩下一个女人了，他尤其视她为自己的“东西”了。最终的最终，他连那最后一个女人也不要了。
他想——只要机枪和保险柜在，美元和珠宝钻石就能保住，说不定哪一天有离开荒岛的希望。有美元和珠宝钻石在，不愁不重新拥有更多的美女。他想——这世界上美女总是层出不穷的，而财富却是一向有限的，所以拥有财富才意味着拥有一切啊！他这么想时，十个女人中他最宠爱的那一个就从他眼前消失了，像水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于是，他只剩下了保险柜和机枪……在此二者之间，他必须又做一次决定……如果没有了保险柜，还要一挺机枪干什么？这想法刚一产生在他头脑中，机枪消失了。
荒岛上只剩下他孑然一身，和他的保险柜，和保险柜里的美元及珠宝钻石了……上帝从天庭上指着那男人，恼怒地斥问丘比特：“他哪里配是我的亚当的后代？我创造的男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丘比特分辩道：“上帝呀，不是我的过错。你老人家干吗对我吹胡子瞪眼睛的呢？”
上帝大声说：“住口，丘比特，你还有脸分辩！难道你不是司管人间男女之爱的神吗？难道男人就是这样爱女人的吗？”
丘比特无地自容，委屈得都快哭了，他面红耳赤地继续分辩：“尊敬的上帝，您的亚当被您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对于男人，地球还是一个没有财富可言的世界啊！男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女人的爱，倘不全心全意岂非咄咄怪事了吗？可现在地球已经变了呀，到处都是财富的标志，一切行业的意义几乎最终都要由财富的标志来显示了。男人们从是少年甚至男孩那一天起，就开始将积累和聚敛财富当成自己活着的目的了！与财富相比，女人对他们还算得了什么呢？舍出一千万去要一个女人和舍出一个女人去要一千万，在他们的理念中其实是一回事了呀！他们早已将女人也当成他们财富的标志了呀！而且是当成只会贬值的那一种财富来看待的。下界那个男人的行径，体现的正是当今男人之人性最本真的一面啊。您对下界的事关注得太少了，所以您偶尔看了才大惊小怪……”
上帝厉声道：“丘比特，你啰嗦得让我讨厌了！不管你做何解释，总之我不喜欢亚当的后代变成了那个男人那样！我要他死……”
上帝的话音刚落，在荒岛上，一声虎啸，一只张牙舞爪的猛虎似乎凭空而降，扑向那个男人，不一会儿就将他吃得只剩下几根骨头了……上帝以教训的口吻又对丘比特说：“丘比特，缪斯曾对我朗诵过这样一首诗：
比银子更宝贵的是金子，比金子更宝贵的是珠宝，比珠宝更宝贵的是钻石，比钻石更宝贵的是一个好女人，比一个好女人更宝贵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还从未有过……我要你重新调教下界的男人们，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很愚蠢。并且，也要让女人们认识到，她们已经被男人们的愚蠢搞糊涂了。她们有责任使男人们重新活得清醒起来……”
丘比特低声问：“用什么办法？”
上帝冷冷地说：“轻蔑。倘一个男人的人生理念完全被财富二字左右着了，那么凡女人，皆应轻蔑他。”丘比特默默咀嚼着上帝的话。
上帝又道：“这是我，万能的上帝说的。从今往后，我的话将要通过你在下界应验。五百年后，我要看到亚当的后代们爱女人超过爱一切的情形。否则，我将不惜毁灭地球上的全部已有财富。”
丘比特惴惴不安地说：“五百年的时间太短了。数千年形成的意识，需更长的时间才能改变它……”
上帝几乎是恶狠狠地说：“就五百年！上帝从不收回他说的每句话。”丘比特不禁向下界望去——那塞满美元和珠宝钻石的保险柜，如一块闪光的岩石般摆列在荒岛上。许多只猴子新奇地围绕着保险柜，忽而蹿上，忽而蹿下……而海面上，正有一艘大船向荒岛驶来……
（2）
现在，情形变成这样的了——上帝用他的意念第二次将一个女人从都市里“搬运”到了荒岛上。
她头脑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关于男人的。如果出现一个男人来保护我多好啊——不，她头脑里产生的并非是如此明确的意识。那只能算是一个女人关于男人的一种纯粹的本能的思维讯号。甚至可以说，只不过是关于男人的一种极迅速的印象的反应。因为她想到的非是某一个具体的，叫得出姓名的，有仪表特征的男人，所以那印象又是模糊的。就好比一个孩子在受到威胁时转身便往家里跑那样纯粹的本能。那时家在孩子的头脑里仅仅体现为一个词——安全。而孩子的本能促使他向安全的地方跑……人的行动有时后于人的意识。在头脑的意识网上刚刚反应为思维讯号的，便属于下意识的现象了。那女人当时便是那样。
也许，上帝若不性急，女人接着就会想到某一个具体的，她认为会对她负起保护的责任的男人。如孩子在往家里跑的途中想到会挡住追赶者的爸爸妈妈，或哥哥姐姐……然而上帝对下界的凡人一向缺乏耐心。于是一个男人已随即出现在女人跟前了……起初的一切“情节”是上一次“实验”的重复——他们有了一幢房子，她对那个陌生的男人由戒备、防范而信赖而依靠而亲爱了……她是一位30余岁的未婚女子。她也没有过什么难忘的热恋经历。
因为少了母亲那一种对自己孩子的牵挂，因为“遭遇”到了具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所以她对那荒岛上的生活竟很快地适应起来，还渐渐开始觉得未尝不是别一种幸福。
这女人自然也想到了彩电、冰箱、电饭煲什么的，甚至很奢侈地想到了电脑。电脑是她早希望拥有而没拥有过的——上帝一一满足了她……与男人不同的是，这女人头脑中断然没想过刀剑或机关枪。上帝和丘比特都明白，她认为一个爱她的男人是足以保护她的安全的。她显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倒是那男人将一把尖刀牢牢地绑扎在一根结实的木杆上，制成了一支矛。他那样做时，她深情地望着他，一副感激又幸福的表情。她的头脑中从没想过美元、珠宝和钻石。她没问那男人将用矛来干什么。
因为那是她根本无须问的。上帝奇怪了，问丘比特：“她为什么不想要很多财富呢？”丘比特思考片刻，以权威的口吻回答：“女人对现实的要求一向比男人朴素。”
上帝不以为然地说：“可我认为女人是比男人贪婪的。难道我错了吗？”丘比特说：“上帝哪里会错呢？错的是人类自己罢了。如果人类一直由母系社会发展至今，地球将依然是温馨祥和的人类家园，但是却不能有现在这么伟大的财富。男人们对地球的统治野心鼓动他们夺取了女人对地球的主宰权，男人们对地球做出的成就是以地球损失了女人主宰地球那一种温馨为代价的。正如一位聪明的地球人说的——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这时那女人的头脑里浮现出了一名少年的形象……上帝即刻使那少年出现在女人面前。那少年并非女人的弟弟，而是女人的一位亲密女友的弟弟。她的女友病故以后，少年无人关怀，一直流落街头……在荒岛上那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女人惦记地想到了他……后来那女人又想到了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和她们都与女人有过这种或那种亲密关系，也都是些在人类的社会里缺少生存竞争能力的弱者。女人刚一惦记地想到他们和她们，他们和她们就出现在她面前了……于是她无形中变成了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她深切地感受到了所有人对自己的依赖。她于是心甘情愿地肩负起了保障一个大家庭生存和维护一个大家庭团结的使命，包括指派某人从事某种劳作的义务……她由此获得了尊敬。她感到她的人生价值，并引以为豪。
后来上帝要收回他的慷慨赐给了，他使女人明白并且确信——每一样她要保留住的东西，都将以大家庭的某一成员的消失为前提……女人问：“神明啊，消失是什么意思？”上帝冷冷地说：“女人，消失是另一种死亡，是消亡。在你这方面，绝不至承担任何悖逆人道的罪名。因为闪过在你心里的意识是不会在这世界上留下痕迹的。只要你心里一想某个人应该牺牲，那么该人立刻便消亡了，如一个肥皂泡破灭了一样。在他们和她们方面，我承诺那是绝无任何痛苦的一种死亡……”
女人当即说：“不！神明啊，人在一切物质之中，亦在一切物质之上。
我信奉着这样的观点，怎么会为了保留住某样东西，而牺牲我大家庭的某一成员呢？”
女人的话音刚落，她坐着的椅子不见了，她摔倒在地……后来，房间里的东西一样样失去……最后，连房子也不存在了……女人猜到上帝是不会罢休的。
于是她召集所有大家庭的成员到她面前，讲述了大家庭正经受着怎样的一种考验。
她说：“兄弟姐妹们，除了我们自己，我们已无可失去。显然，神明之目的在于为难我一个人，而不是为难你们。我已决定让神明使我自己消失。我消失了，神明便会停止他的游戏了。我们大家庭的劫难也就过去了……”
所有的人都失声痛哭起来……每一个人都宁愿消失自己而替代她的消失……她的丈夫更是紧紧拥抱着她，心如刀割但又束手无策……那是男人最觉得愧是男人，愧对自己所爱的女人的时刻……她深情地对她的丈夫说：“爱人啊，当我消失以后，希望你能负起对大家庭的一切责任，关心每一个成员，使兄弟姐妹们感到生活在这荒岛上不是一件值得悲观绝望的事……”
人们流着泪认真倾听了她对大家庭的一番嘱咐之后，全都默默离去了……房间里只剩下她和她的丈夫了……她温柔地说：“爱人啊，给我最后一次性爱吧！和我爱的男人做爱，是我一切幸福中最最幸福的事，没有任何一笔财富能抵得上这一种幸福……”之后，她的丈夫也在她的催促之下噙泪离开了她……于是女人平静地躺在床上，心说：“恶作剧的神明啊，我已准备好了，让我消亡吧，只求你再勿以同样的方法对待我大家庭中的别人……”上帝从天庭上望着她，颇受感动地说：“没想到地球上还能生衍出这样的女人。她配在天庭上和神生活在一起。丘比特，你去把她带到天庭上来。”
丘比特犹豫。上帝说：“你敢不执行我的命令吗？”
丘比特忧郁地说：“老爷子啊，我们是否也应替人间考虑考虑呢？如此一个令我和你同样感动的女人，当做人类美好的种子才对呀！”
上帝觉得丘比特的话不无道理，就将那女人和她的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送回到原先的生活中去了……上帝使她和另外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只不过做了一场梦。当她讲述她的梦时，听着的男女都问：“真的你想什么，什么就立刻出现？”
她点头。“你要美元了吗？美元的储蓄利率现在可升了！”她摇头。
“要珠宝了吗？”她摇头。
“要钻石了吗？钻石可是世界上永远也不会贬值的东西！”她摇头。
“那么，你在荒岛上住过的，必定是一座里面应有尽有的华丽的宫殿吧？”她如实说：“不是啊，仅仅是一幢大木房子而已，就像是童话《白雪公主》里七个小矮人住的那一种大木房子，结实而又朴素。”于是听者都笑她傻。
想什么来什么，却几乎什么算得上财富的东西都没想，岂不是傻透了吗？尽管是梦，在梦里富贵一把也过瘾啊！
好梦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做一次的。在众人的调侃之下，她也觉得自己确乎的有点儿傻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对于那个荒岛的梦境记忆渐渐淡薄了。然而她与一个男人似曾真实发生过的荒岛情爱，却每令她梦魂牵绕，向隅唏嘘。她试图从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男人身上获得到同等质量的、值得她以命相托的信赖和安全感，但是她每一次都失望了。他们给她的感觉往往是——为了保留住一样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他们必会一边拥抱着她，吻着她，热烈地说着“我爱你”、“没有你我就不能活下去”之类的话，一边在内心深处与神明交易，让她像一个气泡似的消亡掉……后来她不再试图发现了……承认梦就是梦了……
她的荒岛大家庭里的那些成员们，虽然也认为他们的经历只不过是一场梦，但特别地难忘那一场梦。
尤其难忘的是她这位梦中女人。他们和她们，又重新体会各自命运的沉重、无奈和无助。他们和她们并不试图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她的化身，宁愿她深深地印在他们关于一场梦的回忆之中。并且，他们和她们都确信不疑——在现实生活里“她”也是存在的。这使他们和她们，对现实不再仅仅怀有敌意，有时也怀有几分从前所没有的协作精神了……而在天庭，上帝和丘比特竟一直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
上帝对地球上的男人比女人变得令他嫌恶这一点痛心疾首，发誓要无情地惩罚男人们。
而丘比特因为自己也是男人，则不免地站在男人的立场上替男人们开脱。他对上帝说：“老爷子，你看到的仅仅是男人的人性中最卑污低劣的一面，和女人的人性中最良好无私的一面。假如反过来，那就更有你好瞧的了！”上帝叫道：“要是女人也有卑污低劣的一面，那么肯定是被男人教唆的！”丘比特说：“否！老爷子，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你忘了你造女人之际，从狐、秃鹫和蛇身上各取了一部分糅合成的女人了吗？那就是女人的基因啊……”
上帝怒发冲冠了，挥舞着神杖吼：“这是污蔑！这是地球上的男人们捏造的！信谣可耻，传谣有罪……”
丘比特见上帝大动肝火起来，吓得一展翅膀，飞往太阳背面去了。人类的爱情质量不高了，乃因阳光晃丘比特的眼，使他不能准确地射出他的箭……
14.七答人际关系学
读者是你陌生而熟悉的朋友，你如何与他们交往呢？
我觉得，事实上，一个作家是很难与他或她的读者“们”交往的。纵然作家极想，也不可能。一个相对于天南地北的许多读者，作家若受“交往”之心左右，他就什么都不用干了，那也肯定还是“交往”不过来。所以，只有极少数的读者，非要和某作家交往不可。更多的读者，是比作家本人还明白这一点的。其明白，证明大多数读者对作家这一种职业是体恤的。我相信大多数的作家皆和我一样，内心里最真实的愿望恰恰是拥有充分的独处的时间。究竟能拥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对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时间居然被情愿地或不情愿地压缩到了最少的程度，那么在我看来是值得同情的。
我早就是一个拥有充分的写作时间的作家了，所以我对“社交”二字是最不以为然的，如同一个常处在发烧感冒情况下的人对冬泳不以为然。我每个月的时间往往是这样“瓜分”的——三分之一划归在单位的本职工作和难以推托的活动；三分之一划归“哥们儿”们，他们既非作家、编辑、记者，亦非文学的或我自己的读者，仅仅是些与我有着脐带般的“古老”友情的人。时代剧变，他们的境况都不怎么好。从前他们希望从我这儿求得具体的帮助，从前他们想当然地将一个作家的社会“能量”高估了。现在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也仅仅满足于从我这儿获得友情的安慰以及咨询。这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我这儿是必须优先确保，来者不拒的，否则我对我自己做人的感觉不好。最后的三分之一归于写作、家事、应酬来访的形形色色的不速之客。
我目前“争取”时间的方式是——尽量推托掉几乎一切的活动，包括文学与影视活动。再从睡眠和吃饭时间内挤出一些“补贴”给写作。
所以我对“社交”二字无好感，想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但是由此话题可引出另一话题——有次在某种文学场合，一名记者问我：
一百个读者和一位卓越的评论家，你更看重哪一方对你的书的评价？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一百个读者。对方脸上呈现出了讥笑。
我脸上也呈现出了讥笑。试问在中国，在目前，卓绝的评论家大名阿谁？差不多够个评论家的，我几乎都读过他们的文章，当场对面听过他们的发言。他们中有我极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觉得谁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代作家，没谁担得起“卓越”二字一样。而给我来信的读者们中，有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硕士、博士以及他们的老师、导师；有机关干部甚至“高干”；有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女；有科技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包括商人；还有身份各异的国外华侨……我当然要极其认真地读他们的信，极其认真地思考他们对我的某部书某篇作品“评论”。他们的“评论”直来直去，毫无暧昧之词违心之词。最主要的，那是“干干净净”的“评论”，不掺任何杂质。有的信写得很长。香港的周安达源先生是一位经商者，曾用毛笔给我写来十余页的信谈我作品的得失。他当年毕业于美国某大学，而且是文学硕士。评论和创作一样，在我看首先是职业。职业者，“啖饭道”。
我写任何一篇作品时，头脑中从不曾有任何一位评论家的影子晃来晃去。我起码是为“一百个”读者而写作的，当然同时也为自己。
我给读者回信，常常是在读者通过信向我求援，而我判断写信的人非是骗子，我又能够给予帮助的情况下。如果这也算“交往”，那就算吧！而我认为其实不算的……有的作家善交朋友，如毛姆的朋友圈颇为壮观，有的作家却落落寡合，如卡夫卡喜欢独步遐思，只与最亲近的朋友来往。你呢？
我属于后一类。因为，不但如前所述，时间和精力有限，而且身体也不好。我想毛姆一定精力过剩吧？
另外，从天性上，我喜欢静，喜欢独处。我父亲在世时如此，我高中的儿子亦如此。这是基因所决定的。我一直想弄明白某些人为什么热衷于社交，一直还没太弄明白。
我随团出访马来西亚，几天下来，终因无法独处片刻而不堪忍受，于是坚决请假两日，哪儿也不去，留在住所看看书，记点儿笔记。
独处对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光。我是个低消费者。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比较粗糙。一整日无人来访，吸着烟，安安静静地看一本好书，或一部录像带，对我来说是最大享受。我极反感的事之一便是社交性聚餐。我希望，一切够朋友的人，都能仁慈地照顾到——我也有享受人生最好时光的需要和权利……
鲁迅先生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你最能原谅与最不能原谅的别人的缺点是什么？
鲁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位受伤颇多的作家，所以才说那样激烈的话。鲁迅还说过——跟死神走那一天，“一个也不宽容”。鲁迅的话常使我身冷。我能理解一个人不得不“横着站”内心里那种感觉。
我基本上同意鲁迅的话。但仅限于相对鲁迅而言。
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句话，只有出自拿破仑之口才有深意。
我也是被屡屡损伤“牙眼”的人，但早已习惯了。我认为中国的文坛，一向便充满了“江湖气”。人在江湖，不可太娇。何况，我的“牙眼”被损伤过的程度，大抵都在可以忘却的范围。我被袭击了，就像兽那样，遁躲起来，用自己舌舔自己的伤。如果被小人布设的力紧齿锐的夹子夹住了，我想我会像熊或狼一样啃断自己的爪骨。残了也要好好活着，并且尤要好好写作。好好活着并不等于为了报复活着，不为了报复活着又并不就意味着宽容。
人应该这样——第一不娇。你凭什么就不可以被伤害一次？你有什么特殊的？你有什么特别的？你是文坛王子或公主么？第二要吸取教训。即使你是一头熊，也只有四只爪子。如果被夹掉了一只又被夹掉了一只，报复和宽容实际上对你都没区别了。第三，对于小人的伤害伎俩也可以轻蔑置之。鲁迅先生又曾说过——最大的轻蔑，是连目光也不瞥过去，而轻蔑比实行报复好。文坛之上，没有杀父之仇，没有谁推谁孩子下井的故事，轻蔑也就足够了。第四，主张宽容的人有几种。倘矛盾原来可以化解，后果对其中一方并不关乎身败名裂，可能还有双方意气用事的成分，则主张宽容的人，定比主张报复的人居心良好。倘一方受着严重的伤害，另一方洋洋得意者，有第三者暧味于公理，暧昧于道义，半点儿正直也没有，只对受着严重伤害的一方尽说宽容——这样的“善良”的人，我也是不与接近的。我不见得会反其道而蓄谋报复，但会将他们列在不可做朋友的人一类。
过于自私自利而又毫无正义感可言的男人我不与之交往。玩世不恭的男作家我不与之交往——我不能容忍男人身上的纨绔。玩世不恭加上纨绔放纵，我以为接近着佩戴文人徽章的流氓。过于追求虚荣而又毫无同情心的女人我不与之交往。女人而毫无虚荣是为女神。
女神又是根本没有的。
所以我说“过于”，“过于”的女人在中国现在越来越多了。
我不会主动与任何女人交往。对于男人，我最能原谅的缺点是轻信。
我也不与从没上过当受过骗的男人交往，却不拒绝与革心洗面了的骗子交往。对于女人，我最能原谅的缺点是无知和懦弱。
卡耐基说，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是85％的人际关系加上15％的专业技术，你同意吗？
这个卡耐基纯粹是胡说八道。公关小姐、交际秘书、庸官、直销雇员以及一切专业上没有出息的人，才会拿出85％的时间和精力去搞人际关系。对于此外的人，卡耐基的话反过来才有些正确性。科学、现代技术、医学、艺术，如果从事于这些领域的人们仅仅具有15％的专业能力，而且认为足够了，于是热衷于用85％的头脑去搞人际关系，则人类现在肯定还处在中世纪。即使写作这么庸常的事情，仅靠15％的能力，也是很难从事终生的。
一个人的人际交往的能力真的需要很大很大么？其交往半径真的是越大越好么？
一位教授有必要也跟“追星族”们一样去结交影视明星歌星么？一位学者非得去结交官员么？
一位作家非得和商人过从甚密么？一名年轻人何必到处发名片索名片？
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尽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别人讨厌。依我看谁都不必刻意去获得别人们的喜欢，不令别人讨厌也就足够了。人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已很不容易。因为中国人的劣性之一便是一向嫌恶自己的同胞，这一种由来已久的嫌恶有一百种以上的理由支持着。所以一个中国人要处理好和自己同胞的关系，的确需要多方面的起码的修养。
一个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天天总在那儿按别人们的好恶改变自己，还要做好另外的许多事。所以，达到起码的修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做君子，而是首先避免做小人。我让我初三时的儿子替我寄一封挂号信，他问我到了邮局该说什么。我交代他在我出门后替我给一位朋友回电话，结果他辜负了我的信任——不是因为忘了，而是不敢在电话里跟陌生人说话。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有待培养，必须提高——与人交往的起码能力。提高到什么程度？——能与人正常交往的程度就行了。
我们哈尔滨人，将那种满世界忙忙碌碌地交际的人叫“社会人儿”。而一个人变成了这样，也就太不务正业令人讨厌了。
我可不愿我的儿子将来是一个“社会人儿”。我不主张年轻人培养什么“交际”能力。年纪轻轻的，时间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么“际”？但是起码应该做到，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因自己的存在，那小小的人际环境多了一份安定、一份亲和、一份善良友爱……怎样才算成功的人际交往呢？前人较满足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现代人是不是更看重关系网络四通八达？
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点。得“一帮”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会”了。三五知己可也。这我有——在中学老同学和兵团战友中。我若遭遇什么天灾人祸，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我若中年早逝，他们会悲泪泗流。他们是我的“情感财富”，我满足于此。
关系网络四通八达？——这真可怕。听来可怕，想来更可怕。那样的人还算是一个人么？不成了一台电脑了么？
电脑网络上能产生什么知己？——只能产生有用的人或互利的人罢了。我只知世上有一种友情如陈酿——我珍重这一种友情。我对这一种友情的原则是——绝不利用了来将自己的困难强加于人。
80—90年代的人际关系商品化，60—70年代的人际关系政治化，你同意吗？
基本如此。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人还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权”。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可以不那样。你不愿别人那样滋扰你，你可以远避那样的人。商业时代并不能将它的功利目的强加在任何人身上。定睛细看，所谓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无不是人与人自愿的。而在政治时代，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政治对人的强加带有不可抗性，每一个人都无法置其度外。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已触犯了政治。别人对你那样，也有政治要求作为正当的理由。
在商业时代，人起码拥有这样一种自由——自我隔绝的自由。自己将自己像猴子似的关在笼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无奈。
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关在笼中强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总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日本人，一群人才是一条龙，您同意吗？
实际上这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鲁宾逊不是中国人，孑然一身流落荒岛后，很像一条龙，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中国人陷入绝境，其自救能力一点儿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的人强。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更弱了。日本人也不只有在集群的情况下才像龙，单个的日本人也有很“强大”的。
以上那句话，据我所知，是专指中国人在国外的作为而言的，尤其专指近十几年去国外撞人生幸运的中国人而言的。好机会有限，一个中国人为了强调自己是“最棒”的中国人，往往不惜贬低自己的同胞。大多数的他们初到异域，又往往无依无靠，如鲁宾逊之落荒岛。这时他们正反的种种人生能力就被逼出来了，所以在正反两方面都有点儿像龙了。
同在异域，其他国家的人，一般体现出靠拢倾向和凝聚本能，这一点以日本人、韩国人、黑人为突出，所以说一群日本人像一条龙。而中国人体现出独闯性，怕在好机会面前自己的同胞捷足先登，或怕同胞成了自己的累赘。
如果将一些韩国人、日本人、中国大陆人、中国台湾人、中国香港人“归纳”在同一个竞争平面，那么某一个韩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弱于日本人。倘那日本人居然还在他面前趾高气扬，他也许会辞职；某一个日本人却会这样想：我弱于我的同胞不算什么特别耻辱的事，但我无论如何可不能弱于中国人！而某一个中国大陆人往往会这么立志气：我弱于谁都无所谓，就是别弱于我的那些同胞呀！我一定要向别国人证明我比我的那些同胞强多了；而某一个中国台湾人是不那么甘于居中国香港人之后的，而某一中国香港人的想法是，我起码要证明自己比大陆人强一些吧！
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国外的立足意识是——怎么看待我的同胞便等于怎么看待我，所以我的荣辱和我同胞的荣辱有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相互靠拢。
中国的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立足意识是——我们一向是“另一类”中国人，我们要与中国大陆人保持一定的疏离，别被与中国大陆人混为一谈。
而一个中国大陆人的立足意识也许是——怎么看待我的大陆同胞与我何干？他们越被视为弱者、不争者，则越显出我是强者、优者，则属于我的机会不是越多了么？
近年出国的中国大陆人，几乎皆有学识和专长，个体素质相当高。所以抛却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识，追求实现个人目标的唯我机会。从正面说，个体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普遍强了，显示出一种个体中国人的龙虎之气；从反面说，同胞间的相互排斥、掣肘、倾轧，又总还是民族遗传性的猴气十足的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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