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爱缘何不再动人？
在中国，在当代，爱情或曰情爱之所以不动人了，也还因为我们常说的那种“缘”，也就是那种似乎在冥冥中引导两颗心彼此找寻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于是爱情不但变得简单、容易，而变成了内容最浅薄、最无意味儿可言的事情。
少年的我，对爱情之向往，最初由“牛郎织女”一则故事而萌发。当年哥哥高一的“文学”课本上便有，而且配着美丽的插图。
此前母亲曾对我们讲过的，但因并未形容过织女怎么好看，所以听了以后，也就并未有过弗洛伊德的心思产生，倒是很被牛郎那一头老牛所感动。那是一头多无私的老牛啊！活着默默地干活，死了还要嘱咐牛郎将自己的皮剥下，为能帮助牛郎和他的一儿一女乘着升天，去追赶被王母娘娘召回天庭的织女……曾因那老牛的无私和善良落过少年泪。又由于自己也是属牛的，更似乎引起一种同类的相怜，缘此对牛的敬意倍增，并巴望自己快快长大，以后也弄一头牛养着，不定哪天它也开口和自己说起话来。
常在梦里梦到自己拥有了那么一头牛……及至偷看过哥哥的课本，插图中织女的形象就深深印在头脑中了。于是梦里梦到的不再是一头牛，善良的不如好看的。人一向记住的是善良的事，好看的人，而不是反过来。以后更加巴望自己快快长大。长大后也能幸运地与天上下凡的织女做夫妻。
不一定非得是织女姊妹中的“老七”。“老七”既已和牛郎做了夫妻，我也就不考虑她了。另外是她的姐姐和妹妹都成的。她很好看，她的姊妹们的模样想必也都错不了。那么一来，不就和牛郎也沾亲了么？少年的我，极愿和牛郎沾亲。
再以后，凡是以我眼里好看的女孩儿，或同学，或邻家的或住一条街的丫头，少年的我，就想象她们是自己未来的“织女”。
于是常做这样的梦——在一处山环水绕四季如春的美丽地方，有两间草房，一间是牛郎家，一间是我家；有两个好看的女子，一个是牛郎的媳妇儿，一个是我媳妇儿，不消说我媳妇儿当然也是天上下凡的；有两头老牛，牛郎家的会说话，我家那头也会说话；有四个孩子，牛郎家一儿一女，我家一儿一女，他们长大了正好可以互相婚配……我所向往的美好爱情生活的背景，时至今日，几乎总在农村。我并非一个城市文明的彻底的否定主义者。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连自己也解释不清自己。有一天下午，我在社区的小公园里独自散步，终于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之一：公园里早晨和傍晚“人满为患”，所以我去那里散步，每每于下午3点钟左右，图的是眼净。那一天下着微微的细雨，我想整个公园也许该独属于我了。不期然在林中走着走着，猛地发现几步远处的地上撑开着一柄伞。如果不是一低头发现得早，不是驻步及时，非一脚踩到伞上不可！那伞下铺着一块塑料布，伸出四条纠缠在一起的腿，情形令我联想到一只触爪不完整的大墨斗鱼。莺声牛喘两相入耳，我紧急转身悄悄遁去……没走几步，又见类似镜头。从公园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凡见六七组矣。有的情形尚雅，但多数情形一见之下，心里不禁地骂自己一句：“你可真讨厌！怎么偏偏这时候出来散步？”
回到家里遂想到——爱情是多么需要空间的一件事啊！城市太拥挤了，爱情没了躲人视野的去处。近年城市兴起了咖啡屋，光顾的大抵是钟情男女。
咖啡屋替这些男女尽量营造有情调的气氛。大天白日要低垂着窗幔，晚上不开灯而燃蜡烛。又有些电影院设了双人座，虽然不公开叫“情侣座”，但实际上是。我在上海读大学时的20世纪70年代，外滩堪称大上海的“爱情码头”。一米余长的石凳上，晚间每每坐两对儿。乡下的孩子们便拿了些草编的坐垫出租。还有租“隔音板”的，其实是普通的一方合成板块，比现如今的地板块儿大不了多少。两对中的两个男人通常居中并坐，各举一块“隔音板”，免得说话和举动相互干扰。那久了也是会累的。当年使我联想到《红旗谱》的下集《播火记》中的一个情节——反动派活捉了朱老忠们的一个革命的农民兄弟，迫他双手高举一根苞谷秸。只要他手一落下，便拉出去枪毙。其举关乎性命，他也不过就举了两个多小时……上海当年还曾有过“露天新房”——在夏季，在公园里，在夜晚，在树丛间，在自制的“帐篷”里，便有着男女合欢。戴红袖标的治安管理员常常“光顾”之前隔帐盘问，于是一条男人的手臂会从中伸出，晃一晃结婚证。没结婚证可摆晃的，自然要被带到派出所去。
如今许多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虽然相对减缓了城市人的住房危机，但也同时占去了城市本就有限的园林绿地。就连我家对面那野趣盎然的小园林，也早有房地产商在觊觎着了。并且，前不久已在一端破土动工，几位政协委员强烈干预，才不得不停止。
爱情，或反过来说情爱，如流浪汉，寻找到一处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并不那么容易。白天只有一处传统的地方是公园，或电影院，晚上是咖啡屋，或歌舞厅。再不然干脆臂挽着臂满大街闲逛，北方人又叫“压马路”，香港叫“轧马路”，都是谈情说爱的意思。
在国外，也有将车开到郊区去，停在隐蔽处，就在车里亲热的。好处是省了一笔去饭店开房间的房钱，不便处是车内的空间毕竟有限。
电影院里太黑，歌舞厅太闹，公园里的椅子都在明眼处，咖啡屋往往专宰情侣们。
于是情侣们最无顾忌的选择还是家。但既曰情侣，非是夫妻，那家也就不单单是自己们的。要趁其他家庭成员都不在的时间占用，于是不免地有些偷偷摸摸苟苟且且……当然，如今有钱的中国人多了。他们从西方学来的方式是在大饭店里包房间。这方式高级了许多，但据我看来，仍有些类似偷情。姑且先不论那是婚前恋，还是不怎么敢光明正大的婚外恋……城市人口的密度是越来越大了，城市的自由空间是越来越狭小了。情爱在城市里如一柄冬季的雨伞，往哪儿挂看着都不顺眼似的……相比于城市，农村真是情爱的“广阔天地”呢！情爱放在农村的大背景里，似乎才多少恢复了点儿美感，似乎才有了诗意和画意。生活在农村里的青年男女当然永远也不会这么感觉。而认为男的穿得像绅士，女的穿得很新潮，往公园的长椅上双双一坐，耳鬓厮磨；或在咖啡屋里，在幽幽的烛光下眼睛凝视着眼睛，手握着手，那才有谈情说爱的滋味儿啊！
但一个事实却是——摄影、绘画、诗、文学、影视，其美化情爱的艺术功能，历来在农村，在有山有水有桥有林间小路有田野的自然的背景中和环境里，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魅力。
艺术若表现城市里的情爱，可充分玩赏其高贵，其奢华，其绅男淑女的风度气质以及优雅举止；也可以尽量的煽情，尽量的缠绵，尽量的难舍难分，但就是不能传达出情爱那份儿可以说是天然的美感来。在城市，污染情爱的非天然因素太多太多太多。情爱仿佛被“克隆”化了。
比之“牛郎织女”、“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中的爱情其实是没有什么美感的。缠绵是缠绵得可以，但是美感无从说起。幸而那爱情还是发生在“园”里，若发生在一座城市的一户达官贵人的居家大楼里，贾宝玉整天价乘着电梯上上下下地周旋于薛林二位姑娘之间，也就俗不可耐了。无论是《安娜·卡列尼娜》，还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几乎其他的一切西方经典小说，当它们的相爱着的男女主人公远离了城市去到乡间，或暂时隐居在他们的私人庄园里，差不多都会一改压抑着的情绪，情爱也只有在那些时候才显出了一些天然的美感。
麦秸垛后的农村青年男女的初吻，在我看来，的确要比楼梯拐角暗处搂抱着的一对儿“美观”些……村子外，月光下，小河旁相依相偎的身影，在我看来，比大饭店包房里的幽会也要令人向往得多……我是知青的时候，有次从团里步行回连队，登上一座必经的山头后，蓦然俯瞰到山下的草地间有一对男女知青在相互追逐。隐约地，能听到她的笑声。他终于追上了她，于是她靠在他怀里了，于是他们彼此拥抱着，亲吻着，一齐缓缓倒下在草地上……一群羊四散于周围，安闲地吃着草……那时世界仿佛完全属于他们两个。仿佛他们就代表着最初的人类，就是夏娃和亚当。
我的眼睛，是唯一的第三者的眼睛。回到连队，我在日记中写下了几句话：
天上没有夏娃，地上没有亚当。我们就是夏娃，我们就是亚当。喝令三山五岳听着，我们来了！
……
这几句所篡改的，是一首“大跃进”时代的民歌。连里的一名“老高三”，从我日记中发现了说好，就谱了曲，于是不久在男知青中传唱开了。有女知青听到了，并且晓得亚当和夏娃的“人物关系”，汇报到连里，于是连里召开了批判会。那女知青在批判中说：“你们男知青都想充亚当，可我们女知青并不愿做夏娃！”又有女知青在批判中说：“还喝令三山五岳听着，我们来了！来了又怎么样？想干什么呀？”
一名男知青没忍住笑出了声，于是所有的男知青都哈哈大笑。
会后指导员单独问我——你那么篡改究竟是什么意思嘛？
我说——唉，我想，在这么广阔的天地里不允许知青恋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白白浪费。
爱情或曰情爱乃是人类最古老的表现。我觉得它是那种一旦框在现代的框子里就会变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东西”。城市越来越是使它变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框子”，它在越接近着大自然的地方才越与人性天然吻合。酒盛在金樽里起码仍是酒，衣服印上商标起码仍是衣服。而情爱一旦经过包装和标价，它天然古朴的美感就被污染了。城市杂乱的背景上终日流动着种种强烈的欲望，情爱有时需要能突出它为唯一意义的时空，需要十分单纯又恬静的背景。需要两个人像树、像鸟、像河流像云霞一样完全回归自然又享受自然之美的机会。对情爱，城市不提供这样的时空、背景和机会，城市为情爱提供的唯一不滋扰的地方叫做“室内”。而我们都知道“室内”的门刚一关上，情爱往往迫不及待地进展着什么。
电影《拿破仑传》为此作了最精彩的说明：征战前的拿破仑忙里偷闲遁入秘室，他的情人——一位宫廷贵妇正一团情浓地期待着他。
拿破仑一边从腰间摘下宝剑抛在地上一边催促：“快点儿！快点儿！你怎么居然还穿着衣服？要知道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是的，情爱在城市里几乎成了一桩必须忙里偷闲的事情，一件仓促得粗鄙的事情。
所以我常想，农村里相爱着的青年男女们，有理由抱怨贫穷。有理由感慨生活的艰辛。羡慕城里人所享有的物质条件的心情，也当然是最应该予以体恤的。但是却应该在这样一点上明白自己们其实是优于城里人的，那就是——当城里人为情爱四处寻找叫做“室内”的那一种地方时，农村里相爱着的青年男女们却正可以双双迈出家门。那时天和地几乎都完全属于他们的好心情，风为情爱而吹拂，鸟儿为情爱而唱歌，大树为情爱而遮荫，野花为情爱而芳香……那时他们不妨想象自己们是亚当和夏娃，这世界除了相爱的他们还没第三者诞生呢。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和一个姑娘相爱已三年了。由于没住处，婚期一推再推。
他曾对我抱怨：“每次和她幽会，我都有种上医院的感觉。”我困惑地问他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说：“你想啊，总得找个供我俩单独待在一起的地方吧？”我说：“去看电影。”他说：“都爱了三年了！如今还在电影院的黑暗里……那像干什么？不是初恋那会儿了，连我们自己都感到下作了……”
我说：“那就去逛公园。秋天里的公园正美着。”他说：“还逛公园？三年里都逛了一百多次了！北京的大小公园都逛遍了……”
我说：“要不就去饭店吃一顿。”他说：“去饭店吃一顿不是我们最想的事！”我说：“那你们想怎样？”
他说：“这话问的！我们也是正常男女啊！每次我都因为找个供我俩单独待的地方发愁。一旦找到，不管多远，找辆‘的’就去，去了就直奔主题！你别笑！实事求是，那就是我俩心中所想嘛！一完事儿就彼此瞪着发呆。那还不像上医院么？起个大早去挂号，排一上午，终于挨到叫号了，5分钟后就被门诊大夫给打发了……”
我同情地看了他片刻，将家里的钥匙交给他说：“后天下午我有活动，1点后6点前我家归你们。怎么样？时间够充分的吧？”
不料他说：“我们已经吹了，彼此腻歪了，都觉得没劲儿透了……”在城市里，对于许多相爱的青年男女而言，“室内”的价格，无论租或买，都是极其昂贵的。求“室内”而不可得，求“室外”而必远足，于是情爱颇似城市里的“盲流”。
人类的情爱不再动人了，还是由于情爱被“后工业”的现代性彻底地与劳动“离间”了？
情爱在劳动中的美感最为各种艺术形式所欣赏。
如今除了农业劳动，在其他一切脑体力劳动中，情爱都是被严格禁止的。
而且只能被严格禁止，流水线需要每个劳动者全神贯注，男女混杂的劳动情形越来越成为历史。
但是农业的劳动还例外着，农业的劳动依然可以伴着歌声和笑声。在田野中，在晒麦场上，在磨房里，在菜畦间，歌声和笑声非但不影响劳动的质量和效率，而且使劳动变得相对愉快。
农业的劳动最繁忙的一项乃收获。如果是丰年，收获的繁忙注入着巨大的喜悦。这时的农人们是很累的。他们顾不上唱歌也顾不上说笑了，他们的腰被收割累得快直不起来了，他们的手臂在捆麦时被划出了一条条血道儿，他们的衣被汗水湿透了，他们的头被烈日晒晕了……瞧，一个小伙子割到了地头，也不歇口气儿，转身便去帮另一垅的那姑娘……他们终于会合了。他们相望一眼，双双坐在麦铺子上了。他掏出手绢儿替她擦汗。倘他真有手绢，那也肯定是一团皱巴巴的脏手绢儿。但姑娘并不嫌那手绢儿有他的汗味儿，她报以甜甜的一笑……几乎只有在农业的劳动中，男人女人之间还传达出这种动人的爱意。这爱意的确是美的，又寻常又美。
我在城市里一直企图发现男人女人之间那种又寻常又美的爱意的流露，却至今没发现过。
有次我在公园里见到了这样的情形——两拨小伙子为一拨姑娘们争买矿泉水。他们都想自己买到的多些，于是不但争，而且相互推挤，相互谩骂，最后大打出手，直到公园的巡警将他们喝止住。而双方已都有鼻子嘴流血的人了。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望到了那一幕，奇怪他们一人能喝得了几瓶冰镇的矿泉水么？后来望见他们带着那些冰镇的矿泉水回到了各自的姑娘们跟前。原来由于天热，附近没水龙头，姑娘们要解热，所以他们争买矿泉水为姑娘们服务……他们倒拿矿泉水瓶，姑娘们则双手捧接冰镇矿泉水洗脸。有的姑娘费用了一瓶，并不过瘾，接着费用第二瓶。有的小伙子，似觉仅拿一瓶，并不足以显出自己对自己所倾心的姑娘比同伴对同伴的姑娘爱护有加，于是两手各一瓶，左右而倾……他们携带的录音机里，那时刻正播放出流行歌曲，唱的是：
我对你的爱并不简单，这所有的人都已看见。我对你的爱并不容易，为你做的每件事你可牢记……公园里许多人远远地驻足围观着那一幕，情爱的表达在城市，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往往便体现得如此简单，如此容易。
我望着不禁地想到，当年我在北大荒，连队里有一名送水的男知青，他每次挑着水到麦地里，总是趁别人围着桶喝水时，将背在自己身上的一只装了水的军用水壶递给一名身材纤弱的上海女知青。因为她患过肝炎，大家并不认为他对她特殊，仅仅觉得他考虑得周到。她也那么想。麦收的一个多月里，她一直用他的军用水壶喝水。忽然有一天她从别人的话里起了疑点，于是请我陪着，约那名男知青到一个地方当面问他：“我喝的水为什么是甜的？”
“我在壶里放了白糖。”“每人每月才半斤糖，一个多月里你哪儿来那么多白糖往壶里放？”“我用咱们知青发的大衣又向老职工们换了些糖。”“可是……可是为什么……”“因为……因为你肝不好……你的身体比别人更需要糖……”她却凝视着他喃喃地说：“我不明白……我还是不明白……”而他红了脸背转过身去。
此前他们不曾单独在一起说过一句话。我将她扯到一旁，悄悄对她说：“傻丫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他是爱上你了呀！”
她听了我这位知青老大哥的话，似乎不懂，似乎更糊涂了，呆呆地瞪着我。
我又低声说：“现在的问题是，你得决定怎么对待他。”“他为什么要偏偏爱上我呢……他为什么要偏偏爱上我呢……”她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重复着，随即双手捂住脸，哭了，哭得像个在检票口前才发现自己丢了火车票的乡下少女。我对那名男知青说：“哎，你别愣在那儿。哄她该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我离开他们，走了一段路后，想想，又返回去了。因为我虽比较有把握地预料到了结果，但未亲眼所见，心里毕竟还是有些不怎么落实。我悄悄走到原地，发现他们已坐在两堆木材之间的隐蔽处了——她上身斜躺在他怀里，两条手臂揽着他的脖子。他的双手则扣抱于她腰际，头俯下去，一边脸贴着她的一边脸。他们像是那样子睡了，又像是那样子固化了……同样是水，同样与情爱有关，同样表达得简单、容易，但似乎有着质量的区别。
在中国，在当代，爱情或曰情爱之所以不动人了，也还因为我们常说的那种“缘”，也就是那种似乎在冥冥中引导两颗心彼此找寻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于是爱情不但变得简单、容易，而且变成了内容最浅薄，最无意味儿可言的事情。有时浅薄得连“轻佻”的评价都够不上了。“轻佻”纵使不足取，毕竟还多少有点儿意味儿啊！
一个靓妹被招聘在大宾馆里做服务员，于是每天都在想：我之前有不少姐妹被洋人被有钱人相中带走了，但愿这一种好运气也早一天向我招手……而某洋人或富人，住进那里，心中亦常动念：听说从中国带走一位漂亮姑娘，比带出境一只猫或一只狗还容易，但愿我也有些艳福……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相见恨晚，各自遂心如愿。这是否也算是一种“缘”呢？
似乎不能偏说不算是。是否也属于情爱之“缘”呢？似乎不能偏说不配。
本质上相类同的“缘”，在中国比比皆是地涌现着，比随地乱扔的糖纸冰棒签子和四处乱弹的烟头多得多，可谓之曰“缘”的“泡沫”现象。而我所言情爱之“缘”，乃是那么一种男人和女人的命数的“规定”——一旦圆合了，不但从此了却男女于情于爱两个字的种种惆怅和怨叹，而且意识到似乎有天意在成全着，于是满足得肃然，幸福得感激；即或未成眷属，也终生终世回忆着，永难忘怀，于是其情其爱刻骨铭心，上升为直至地老天荒的情愫的拥有，几十年如一日深深感动着你自己，美得哀婉。
这一种“缘”，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当代，是差不多绝灭了。唐开元年间，玄宗命宫女赶制一批军衣，颁赐边塞士卒。一名士兵发现在短袍中夹有一首诗：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
这位战士，便将此诗告之主帅。主帅吟过，铁血之心大恸，将诗上呈玄宗。玄宗阅后，亦生同情，遍示六宫，且传下圣旨：“自招而朕不怪。”
于是有一宫女承认了诗是自己写的，且乞赐离宫，远嫁给边塞的那名士兵。玄宗不但同情，而且感动了，于是厚嫁了那宫女。二人相见，宫女噙泪道：“诗为媒亦天为媒，我与汝结今身缘。”边塞三军将士，无不肃泣者。试想，若主帅见诗不以为然，此“缘”不可圆；若皇上龙颜大怒，兴许将那宫女杀了，此“缘”亦成悲声。然诗中那一缕情，那一腔怜，又谁能漠视之轻蔑之呢？尤其“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二句，读来令人愀然，虽铁血将军而不能不动儿女情肠促成之，虽天子而不能不大发慈悲依顺其愿……此种“缘”既不但动人、感人、哀美，而且似乎具有着某种神圣性。
宋仁宗有次赐宴翰林学士们，一侍宴宫女见翰林中的宋子京眉清目秀，斯文儒雅，顿生爱慕之心。然圣宴之间，岂敢视顾？其后单恋独思而已。两年后，宋子京偶过繁台街，忽然迎面来了几辆皇家车子，正避让，但闻车内娇声一呼“小宋”，懵怔之际，埃尘滚滚，官车已远。回到住处，从此厌茶厌饭，锁眉不悦，后作《鹧鸪天》：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风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栊，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此词很快传到宫中，仁宗嗅出端倪，传旨查问。那宫女承认道：“自从一见翰林面，此心早嫁宋子京。虽死，而不悔。”仁宗虽不悦，但还是大度地召见了宋子京，告以“蓬山不远”，问可愿娶那宫女。
宋子京回答：“蓬山因情而远，故当因缘而近。”于是他们终成眷属。
诗人顾况与一宫女的“缘”就没以上那么圆满了。有次他在洛阳乘门泛舟于花园中，随手捞起一片硕大的梧桐叶子，见叶上题诗曰：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第二天他也在梧叶上题了一首诗：
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
带往上游，放于波中。十几日后，有人于苑中寻春，又自水中得一叶上诗，显然是答顾况的：
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合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
顾况得知，忧思良久，仰天叹曰：“此缘难圆，天意也。虽得二叶，亦当视如多情红颜。”
据说他一直保存那两片叶子至死。情爱之于宫女，实乃精神的奢侈。故她们对情爱的珍惜与向往，每每感人至深。
情爱之于现代人，越来越变得接近着生意。而生意是这世界上每天每时每刻每处都在忙忙碌碌地做着的。更像股票，像期货，像债券，像地摊儿交易，像拍卖行的拍卖，投机性、买卖性、速成性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司空见惯。而且，似乎也越来越等于情爱本身了。于是情爱中那一种动人的、感人的、美的、仿佛天意般的“缘”，也越来越被不少男人的心女人的心理解为和捡钱褡子、中头彩、一锨挖到了金脉同一种造化的事情了。
我在中学时代，曾读过一篇《聊斋》中的故事，题目居然忘了，但内容几十年来依然记得——有一位落魄异乡的读书人，皇试之期将至，然却身无分文，于是怀着满腹才学，沿路乞讨向京城而去。一日黄昏，至一镇外，饥渴难耐，想到路途遥遥，不禁独自哭泣。有一辆华丽的马车从他面前经过而又退回，驾车的绿衣丫鬟问他哭什么，如实相告。于是车中伸出一只纤手，手中拿着一枚金钗，绿衣丫鬟接了递给他说：“我家小姐很同情你，此钗值千金，可卖了速去赶考。”
第二年，还是那个丫鬟驾着那辆车，又见着那读书人，仍是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人，很是奇怪，便下车问他是不是去年落榜了。
他说：不是的啊。以我的才学，断不至于榜上无名的。
又问：那你为什么还是这般地步呢？
答曰：路遇而已，承蒙怜悯，始信世上有善良。便留着金钗作纪念，怎么舍得就卖了去求功名啊。
丫鬟将话传达给车内的小姐，小姐便隔帘与丫鬟耳语了几句。于是那车飞驰而去，俄顷丫鬟独自归来，对他说：我家小姐亦感动于你的痴心，再赠纹银百两，望此次莫错过赴考的机会……而他果然中了举人，做了巡抚。于是府中设了牌位，每日必拜自己的女恩人。一年后，某天那丫鬟突然来到府中，说小姐有事相求——小姐丫鬟，皆属狐类。那一族狐，适逢天劫，要他那一身官袍焚烧了，才可避过灭族大劫。没了官袍，官自然也就做不成。更不要说还焚烧了，那将犯下杀头之罪。
狐仙跪泣曰：小小一钗区区百银，当初助君，实在并没有图报答的想法。今竟来请求你弃官抛位，而且冒杀头之罪救我们的命，真是说不出口哇。但一想到家族中老小百余口的生死，也只能厚着脸面来相求了。你拒绝，我也是完全理解的。而我求你，只不过是尽一种对家族的义务而已。何况，也想再见你一面，你千万不必为难。死前能再见到你，也是你我的一种缘分啊！
那巡抚听罢，当即脱下官袍，挂了官印，与她们一起逃走了……使人不禁地就想起金人元好问《迈陂塘》中的词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直教”二字，后人们一向白话为“竟使”。然而我总固执地认为，古文中某些词句的语意之深之浓之贴切恰当，实非白话所能道清道透道详道尽。某些古文之语意语感，有时真比“外译中”尤难三分。“直教生死相许”中的“直教”二字，又岂是“竟使”二字可以了得的呢？好一个“直教生死相许”，此处“直教”得沉甸甸不可替代啊！
现代人的爱情或曰情爱中，早已缺了这分量，故早已端的是“爱情不能承受之轻”了，或反过来说“爱情不能承受之重”。其爱其情掺入了太多太多的即兑功利，当然也沉甸甸起来了。“情难禁，爱郎不用金”——连这一种起码的人性的洒脱，现代人都做不太到了。钓金龟婿诱摇钱女的世相，其经验其技巧其智谋其逻辑，“直教”小说家戏剧家自叹虚构的本事弗如，创作高于生活的追求，“难于上青天”也。
进而想到，若将以上一篇《聊斋》故事放在现实的背景中，情节会怎么发展呢？收受了金钗的男子，哪里会留作纪念不忍卖而竟误了高考呢？那不是太傻帽儿了么？卖了而不去赴考，直接投作经商的本钱注册个小公司自任小老板也是说不定的。就算也去赴考了，毕业后分到了国家机关，后来当上了处长局长，难道会为了报答当初的情与恩而自断前程么？
如此要求现代人，不是简直有点儿太过分了么？依顺了现代的现实性，爱情或曰情爱的“缘”的美和“义”的美，也就只有在古典中安慰现代人叶公好龙的憧憬了。
故自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从全世界的范围看，除了为爱而弃王冠的温莎公爵一例，无论戏剧中影视文学中，关于爱情的真正感人至深的作品凤毛麟角。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算一部。但是性的描写远远多于情的表现，也就真得失美了。《廊桥遗梦》也算一部。美国电影《人鬼情未了》是当年上座率最高的影片之一。这后两个故事，其实在中国的古典爱情故事中都可以找到痕迹。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它们是“移植”，却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戏剧影视文学中关于爱与情的美质，倘还具有，那么与其说来自于现实，毋宁说是来自于对古典作品的营养的吸收。
这就是为什么《简·爱》《红字》《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以及《牛郎织女》那样的纯朴的民间爱情故事等仍能成为文学的遗产的原因。
电影《钢琴课》和《英国病人》属于另一种爱情故事。那种现代得病态的爱情故事，在类乎心理医生对现代人的心灵所能达到的深处，呈现出一种令现代人自己怜悯自己的失落与失贞，无奈与无助。它们简直也可以说并非什么爱情故事，而是现当代人在与爱字相关的诸方面的人性病症的典型研究报告。
在当代影视戏剧小说中，爱可以自成喜剧自成闹剧自成讽刺剧自成肥皂剧连续剧，爱可以伴随着商业情节政治情节冒险情节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但，的的确确，爱就是不感人了，不动人了，不美了。有时，真想听人给我讲一个感人的、动人的、美的爱情故事呢！不论那是现实中的真人真事，抑或纯粹的虚构，都想听呢……
2.猴子与明星的广告魅力
美国做过一项实验：在猴子、普通人和明星做的同一则广告中，最受欢迎的是猴子，其次是普通人。
广告是什么？——一种广而告之的方式罢了。从国家政令到商业产品，无不需要借助广而告之的方式予以传播。我们这里谈的主要是商业广告，而且是立足于中国来谈。谈它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谈它与中国各类明星们的关系。谈企业家们，主要是国有企业家们做出一项广告决策时健康的或不那么健康的心理。
广告同时也有文化的属性，而且对于公众喜闻乐见的大文化圈产生或有益或有害的影响。“迎进乌面秀士，送走白面书生”——从前的许多理发铺门两旁都挂这一副对子，这大约该算是理发铺的较早的广告词了。四川才子魏明伦为“巴国布衣”饭店所作之“铭”，奇思驰骋，文采飞扬，妙论排接，佳句似锦，诚可谓一篇“美铭”。
也有些广告是做得不好的。我在外地，曾见一家酒店，高悬着一副刻在木上的对子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日是与非”。我想，那些家有终日酩酊大醉的父亲、儿子或丈夫的人们，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不要和李白比。李白醉了诗兴勃发，留给后人许多诗中瑰宝。而我们大多数后人，其实醉了只会吐，只会耍酒疯，只能使我们的儿女、父母和妻子伤心垂泪而又对我们绝望。为了盈利之目的，以不利的广告词作招徕的方式，文明点儿说是不道德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可斥之曰“缺德！”
在有电视以前，广告当然是以文字的方式主要靠报刊传播。上个世纪的英国小说家毛姆为推销自己的小说，就曾挖空心思地在报上刊登了一则大幅的《征婚启事》。启事云：“本人是年轻而有教养的百万富翁，由于知音难觅，目前犹孑然一身。特公开征求终身伴侣，其女须与毛姆小说中女主人公们有相同之点。”于是伦敦各大书店中毛姆的小说洛阳纸贵。足见文人若为名利二字开动脑筋，智商并不在一心只想赚钱而不顾忌其他的“威尼斯商人”之下。电视普及以后，广告业空前繁荣，广告行为也五花八门起来。大约二十年前，美国一家万能胶厂，请一名杂技演员做了这样一则广告——将自己鞋底儿上抹了万能胶，头朝下倒粘在天花板上，历时半个钟头。而且有公证人从旁公证——操作过程乃是真的。另一家生产万能胶的厂不甘示弱，招募到了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人，将自己用万能胶粘在一架飞机的翅膀底下，飞机飞上万米高空不算，还在架于另一架飞机上的摄影镜头里翻了几串筋斗……的确，广告从来和经济效益紧密连在一起。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明星和名人的广告时代自然来临。
中国各类明星们的广告行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先是酬金几万，后来十几万，再后来几十万、一百万，目前最高价是三百万。据悉，有一家国有企业策划出资一千万，同时请两位明星做一则广告，以显示“实力”之雄厚，以扬厂名，以创“名牌”。
不错，名牌需借明星们的广告行为广而告之。但名牌绝非是靠明星们的名气“创”出来的，恐怕也是没什么可争辩的。
关于明星广告的魅力究竟有多大效应，美国国家经济信息研究所在1992年做过一项实验，安排一位明星、一位普通人和一只猴子同时做了一则商品广告，结果表明，猴子得票最多，超过明星一倍。其次是普通人，第三才是明星。他们的专家是这样分析此种现象的——广告的魅力在于新颖，故猴子得票最多。广告的意义在于诚信，故普通人得票第二多。因为，消费公众此时的心理是——明星是被商家重金所雇的人，他们纯粹是为了钱才做广告的。与其信明星，莫如信普通人。信明星有一种受辱感。这类广告策划之中，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意识在主导着——大明星们饮的酒、穿的衣、用的东西，你们千千万万的小百姓还不赶紧地跟着饮、跟着穿、跟着用么？这是让公众一旦动心一想就极反感的，所以公众宁肯信普通人。
谈到广告的诚信二字，我联想到日本的一家布商，他们连年请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做广告。而她每次总是按照要求声明——“遗憾的是，这些漂亮的布匹中的红色，染色技术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理想标准，请多包涵。我们一定尽快提高技术水平，不辜负您的期望！”诚信若此，孰不可信？
自从电脑的黄金时代到来以后，在国外，明星广告的效应大受其挫。因为，不管你是名气多么大的明星，对一种新产品的说明和介绍，你都没法儿做得比电脑更优更好。明星在广告中话多了，显得碎嘴子。话少了，说不清道不明。而成熟了的消费公众，才不管你是不是明星呐，他们要了解的，更是那产品的质量、性能。如果是药品，他们要了解的是成分和疗效。如果是食品，他们要了解的是原料和保存期。电脑通过图像、文字和广告词所作的说明与介绍，历历在目，一清二白，而又饶有趣味儿，明星们根本没法儿与之相比。我们目前从电视中所见到的，说明与介绍性俱佳的广告，十之七八与明星们无关。电脑是目前世界上最伟大的最有魅力的广告“明星”，但却绝非身价最高的“明星”，至少与某些身价极高的明星相比是这样。
那么又回到了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某些企业，为什么偏偏要花极高的价钱，去劳某些身价数百万的明星的大驾呢？
困惑的事情总是耐人寻味的。我曾与两位企业老板谈过这个话题。
一个说：“是么？广告有这么多学问么？以前不懂，也没精力想。对方找上门来，或者下级一出主意，正赶上心情好，签个字也就批了！”
他不太懂。我告诉他——广告的优劣在于创意。而请明星在广告中亮相，说些不伦不类的话，是最无创意可言的。几百万员工的剩余价值因此而付，是最愚蠢的。倘我是他，有人给我出这个主意，我会板起脸回答：“头脑里还能不能想出更好的创意？想不出来的话，玩蛋去！”
另一位国有企业的老板这样说：“我为国家创造了巨额利润，我手里攥着几千万，说不是我的我有一定范围内的支配权，说是我的又不敢往自己兜里揣，有时真他妈委屈！所以，心血来潮，愿怎么花怎么花，想怎么花怎么花。我是堂堂法人代表，别人干涉不了！你不是大明星么？你眼里不是可能没我么？我花几百万请你做个广告，你还对我另眼相看不？明星从我手中接支票时，明星的表情使我心理好生满足！我的自我感觉使我心情愉快。反正又不是我私人的钱。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
难怪的，有些国有企业的老板非要某某男明星或女明星亲自到他的办公室去接取现款或支票，而且还要设宴招待。
后来，我和这家伙绝交了。我没法儿不厌恶这位“老板”。他思想上有一个严重的误区——他的企业的利润，似乎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似乎与众多工人的辛勤劳动无关。这家伙使我联想到另一件事——在某次影视活动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企业老板，在他的“公关部主任”的陪同之下，在我们下榻的宾馆的大堂坐了很久，只为请一位女影星赴宴。而斯时，她正在自己房间谈笑风生。别人告诉她有人在大堂坐等她，她说：“我知道是谁！让他多等会儿，讨厌劲儿的！”
我真替某些老板们感到害臊！感到跌份儿！感到可耻！感到恶心！按说，中国的大多数企业都正在经济困境里挣扎。经济效益好了的，即使无力援助同行业，也总可以给同行业做出某些好的表率吧？但我们仅仅从广告意识和行为中，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令人深感忧患的不良倾向。赠别墅、送车、几百万一掷若轻的现象，真好像要掀起“比、学、赶、超”的“大跃进”！
而我们稍作调查就清楚——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尤其是外国独资企业，是绝无此类行径的。合资企业若也请中国明星做广告，大抵也是被某些中国人的“策划”意图所左右了。就说那些经济效益好起来的企业，员工的平均收入也高不到哪儿去。好的效益也是用员工的血汗换来的。想想他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辛苦，以及与他们的辛苦并不相称的工资，几百万一掷若轻，又于心何忍？
我曾与一位韩国老板就他所乘坐的专车进行过以下对话：“您乘坐韩国轿车，而不乘坐更高级的外国轿车，是基于爱国主义么？”“有点爱国主义的原因，但不完全是。我也愿意坐‘奔驰’、‘宝马’、‘劳斯莱斯’呀！但我的工人们会有意见的！”“您是大老板，您坐高级轿车，是花自己的钱买，与工人们何干？您怎么反而在乎他们的意见呢？”“话不能这么说。我买过一辆高级的外国车，没坐几天，玻璃被工人砸了。
这件事对我教训很大，使我明白，我的钱，是我的工人们帮我挣的。不是我生下来以前，上帝就替我存在那儿的！”
“您的企业也请明星做广告么？”“目前还没这打算，但我从不反对请明星做广告。明星只有知名度并不适于做广告，第一要看那明星是否受广大公众所喜爱。明星有知名度没什么了不起，明星受广大公众喜爱非常不容易，请这样的明星做广告才值得。否则，不是事与愿违么？”
当时听了他的话，我陷入久久的沉思。以后我扳着指头遍数中国的各类明星——除了马季先生我有把握认为肯定是受广大公众所喜爱的，其他一概皆没多大把握了。而且，以前曾一度受广大公众所喜爱的，不知为什么，目前声誉普遍下跌。这是我与各阶层人们不失时机地交谈中获得的“信息”。可能他们自己有很大的把握自信仍受着广大公众的喜爱，那我提供的“信息”当然就太煞风景了。倘遭他们憎恨，我也没什么可怨的了。
马季先生是一个特例，可惜他已经逝世了。我从是孩子时起就听他的相声。只要他的形象在电视里一出现，立刻使几代人回忆起他的笑声曾带给自己的愉快。在中国他有太深厚太深厚的人文背景垫着，绝非后来者们可相提并论的。他在广告中大声说：“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我们心里笑他：“马大哥，言过其实了！”可一点儿也不反感。别的明星们，不服你这么来一次试试！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明星们，既在中国，既还不够资格到外国的广告中去竞身价，那么，请考虑一下中国的国情，别把自己的身价标得太离谱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老板们，广告当然还是要做的。请明星们做广告本也无可厚非，但当他们或她们狮子般张大口时，请想明白了——一位韩国的私营老板都自言他的钱中有员工的血汗，你一掷若轻给出去的几百万中，也有你手下的员工们的血汗啊！值不值得？有没有更好的，也就是比请明星花钱少，而又对说明、介绍和宣传自己的产品效益更好的创意？如果有，你身为企业的法人，有什么权力用带有员工血汗的大笔的钱，去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快感？你不纯粹是以广大员工对你的信赖大充“快乐的傻帽”么？
最后，我想说，我一点儿也不寄希望于我这篇文字竟会影响明星们真的愿意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自甘将身价降下点儿来。已然被哄抬高了的身价，谁还甘愿再降下来呢？我也不怎么寄希望于某些患了“追星症”的老板们。因为他们的心理的形成，也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的、个人素质的原因在起作用，非是我一篇文章影响得了的。
我仅将希望寄托于我们广大的、成熟了的消费公众。连我们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们都不像前几年那么头脑单纯地“追星”了，难道我们反而会听了明星们在电视广告中说几句不伦不类的顺口溜儿，就盲目地进行消费么？那我们还有何颜面教诲我们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们早日成熟起来？
猴子也罢，明星也罢，普通人也罢，电脑也罢——谁新颖，谁诚信，谁创意好，谁对产品的说明和介绍比较清楚明白，我们就信谁的。
否则，我倒宁愿受猴子做的广告的影响。广大消费公众，你们呢？
3.商业的本质是寂寞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像我这一代中的许多人一样，在大学时期——亦即1974年至1977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之前，我已经是一名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抵牾分子了。在当时的复旦校园，谁思想上若是这样，一旦被揭发或自我“暴露”，个人命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文革”后期的专制政治对于“思想异类”分子的惩办是冷酷无情的，从教师到学生，任谁都不得不更加言行谨慎地自我保护。我的表现也毫不例外，只不过与别人相比，常因口舌放纵招致政治嫌疑罢了。我十分感激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当年遮挡着我，我也许注定了会作牺牲品的。而实际情况乃是——十之七八的人，都和我一样，早已是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背叛者了。又好比一幕大戏，在接近尾声的紧锣密鼓中，众多的角色都渐显出了背叛的意识。“凤头、象肚、豹尾”，形容大文章的这六个字，用以形容“文革”最恰当不过了。它的开始是那么的独特，它的过程所包容的事件是那么的复杂丰富，它的结尾又是那么的精彩，典型的“史笔”风格。
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曾积极自觉地充当“思想解放”的马前卒。尽管，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大棋盘上，本无须我起什么作用。我是一颗企图自行地从棋子盒里蹦上棋盘硬充马前卒的棋子。这当然很可笑，但也很真诚。非是为了实现什么个人野心，是受一种政治热忱的驱使。当年哪一个30多岁的中国小知识分子不曾受过这一种政治热忱的激励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比积极自觉地充当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马前卒更能体现兴国责任感的事么？这难道不也是中国小知识分子的一份儿时代荣耀么？如果说当年也有杂念的话，那杂念的成分分析一百遍，不过便是这样罢了……我和我这一代中的许多人，站在距中国政治大舞台最远最远的边缘击鼓呐喊，不遗余力，自是为了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稍微起一点儿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我并不能明了，“改革开放”最终要呼唤来的乃是一个商业时代。我想我的许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实我们呼唤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建国以后“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暂的中国梦的片断。它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乌托邦的美好光彩。我们希望在我们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些主宰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高明地将它剪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后面。这是我这一代中不少人的思想局限性。我是头脑里残存着这一种局限性的他们中的一个。
然而如今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商业时代。它如同大潮过后，从海底渐渐隆起的又一块大陆。它使我们陌生使我们愕然的同时，我们已经随潮被推到它的脊背上了，已不可能退回到原先的陆地上。商业时代！它光怪陆离，它浮华而又浮躁，它使人欲膨胀，它使人心贪婪，它使官员腐败的现象如同倒片机使蝴蝶从银幕上变成毛虫一样令人厌恶，它使一小部分人暴发，暴发之后甚至为富不仁，它砸烂了许多人的“铁饭碗”，砸烂之后甚至使他们懵懂无措地陷入不知出路在何方的窘况……所要的和已面临的根本不是一码事！这恐怕便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迷惘、困惑、失落与愤懑的原因罢。我和他们一齐诅咒过它。我诅咒时，甚至并不能明了，我所诅咒的究竟是商业时代本身，还是它有时被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方式移置在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溃烂……但是，现在我已经能极冷静地凝视商业时代了。
首先我终于明白，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短暂而又充满憧憬的早期中国梦的片断，剪辑在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20世纪80年代的后面，构成的将依然是一部“剪辑错了的故事”。
其次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当时代宣布改变了以后，绝大多数人是只能也随着改变的。若时代变而人不变，那得有极其雄厚的资本和异乎寻常的资格。你如果企图超脱于商业时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传的产业足够养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费祖业的方式，也必是商业时代的方式。
你的消费倾向，也必受商业时代的影响。你如果不得不以商业时代的规则谋职谋薪，不管你思想上以多么激烈的姿态抵抗它，你实际上已经屈服于它了。最广大的工人，包括那些失业的下岗工人，最终是注定了都不得不归依于它的。农民也是。几乎百分之百的大小知识分子也是。我也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资本和资格。我的“抗衡”，倘非用“抗衡”一词的话，恐怕也只能体现在如下方面——远避它的奢华一面，因为那非是为我营造的风景。控制住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创作的倾向不过分的商业化，因为那我自己便会觉得我变成了一个专门糟蹋文学的人。但同时又必须容忍艺术、文学、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被某种程度地蒙上商业色彩的现象。
谈到我自己的作品，这是有时连我自己也做不了主的。“某种程度”，应以不辜负广大喜爱文学的读者的期望为前提，而不仅仅以发表或出版的官方限制为前提。后一种前提是对自己的低标准要求而非高标准要求。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我将原谅自己的“偶尔失足”，我自己对自己的原谅无疑会比广大读者对我的原谅稍微宽厚点儿，但我一定约制自己不由“偶尔”滑到“再三再四”的程度。因为我所坚持的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宗旨是面对现实的文学性“发言”，包括文学性的指判式“发言”。我清楚，我若再“失足”，我的现实主义“发言权”也就由自己取消了。纵观世界，非商业色彩的艺术和文学已属凤毛麟角。我不想声明我一定加入凤毛麟角，因为我做不到，还因为我不认为只要带有商业色彩了，艺术便不再艺术，文学便不再文学了。清高如郑板桥者，也是为自己的画明码标价过的。更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一个商业时代的小说家，靠稿费尽家庭经济责任，而又能相对严肃地进行长久的创作，乃是很“诚实的劳动”之一种。比之不能这样，而不得不向国家伸手讨索，讨索不到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强。比我年轻的一批作家、编剧，某些人是很善于经营自己的。他们理当更善于经营自己。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作家从国家获得到的，比如房子、基本工资、职称，他们将不再那么容易获得到了。我到上海时，李子云大姐问我是否已是作家中的富翁，我只有笑笑，问她何以会这样想。她说都在传你《年轮》拿了几十万，《浮城》一书又拿了几十万，那你不已是百万富翁了么？我只好又笑。我创作《年轮》电视剧，每集含税2500元。我交《浮城》稿时，编辑说每千字80元，我吓了一大跳。因为闻所未闻。自己主动提出不要比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高出那么多，高出一点儿。每千字40元就满足了。发行得好，愿补就再给补些。发行得很好。但我的稿酬是按每千字40元外加印数稿酬算的。当时我甚至分不清印数稿酬和版税有什么区别，还曾打电话去向张抗抗请教。此前我的三四百万字的作品，乃是由每千字7元、10元、13元、15元、20元至30元出版的。
我真的不希望比我年轻的作家们向我说，这除了是“迂”不再是别的什么。他们以后的命运将和我们大为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不得不变为脱离体制的自由职业者，他们不比我多些商品意识情形将会很糟糕……一个成熟的商业时代也许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理性最明智的选择，起码目前是这样。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的保障，需要国内政治稳定的保障。这两个商业时代的保障，其实首先已是与老百姓利益相关的重要保障。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是一种大寂寞。和平使国际外交主要成为外交家们的事，政治意识淡薄使政治主要成为政治家们的事。商业时代的惊心动魄的大决策，几乎无一不与商业相关，而且仅仅反映在极小一部分人之间。有钱的开始有闲，有闲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钱的疲于奔命地挣钱，也就顾不上寂寞。连寂寞都顾不上的活法，无疑简单乏味到极点了。商业社会的特征，的的确确乃是金钱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命运的特征。它有时太令人厌恶。但细想想，又不见得比政治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的命运更不堪承受到哪儿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业化恰恰是成熟的商业时代的标志。商业时代的文学也将是寂寞的，因为成熟的商业时代将善于调解和处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给文学剩下的仅仅是“社会题材”的“边角料”。文学不屑于咀嚼这些“边角料”，因而归于人的心灵。但面对寂寞的人的心灵，文学还没形成文学以前，便先自倍感寂寞了。成熟的商业时代是断难产生史诗性文学的时代……现在的中国，当然非是成熟的商业时代。一部分人仿佛被摈弃在它们的门外，进不去，又退回不到原来的社会坐标上，这是它趋向成熟，还是夭折在混沌状态的大问号。进不去又退不回的人越来越多，它的混沌状态将越持久。而持久对它是危险的……目前文学针对现实发出的种种感应之声，是中国的另一足也迈入商业时代之前的尴尬的诉说乃至呼号。而之后，几乎一切艺术和文学的品格，都必须或深或浅地印上商业的编号。当中国也果真成熟为一个商业时代了，文学对现实的感应之声也就越来越微弱了。那时它不那样是不可能的。正如目前要求它对时代本身的尴尬性放弃诉说和呼号是不可能的。
那时的作家将比文学更其寂寞。但是人民却会渐渐安于一个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寂寞。归根结底，对某一时代的优劣的评估，主要是以人民而非作家们的感觉来判断。相对于人民，时代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作家们的感觉不予理睬，而且不丧失它什么最基本的原则。
4.资本的玫瑰天生带刺
在商业的无序阶段，往往几年就可以成全一位资本家。而在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千百万个家庭中，几辈子也产生不了一个资本家了，尽管可以产生不少官员、硕士、博士、作家和教授等等有身份的人。“当年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除了意味着是牢骚，不再意味着别的。牢骚中连当年的轻蔑和不屑也所剩不多了。
商业时代赏给那些最早就亢奋地不顾一切地跃身到它的光影里的人最大最多的实惠。
这便是它的公平原则。它几乎从来只持这一种原则。
当年的“二道贩子”也罢，“倒爷”也罢，对中国商业时代的复归，对唤醒中国人之商业意识，是不无功绩的。
而且，细分析之，他们的行为，也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贻害无穷。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进行贿赂，当年其实也只能塞些钱给小官吏们和小掌权者罢了。当年他们都还没成气候，他们的身份使他们较难接近大官吏，也根本拿不出几十万几百万去收买大官吏大掌权者。与后来商业领域内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相比，他们的行为倒显得较为单纯，不那么卑污和触目惊心耸人听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里，中国的商业时代曾呈现出最乌烟瘴气的现象。商业不择手段只顾赚钱、其他似乎什么都不顾了的贪婪性也暴露得最为淋漓尽致，“假冒伪劣”商品正是在那几年里泛滥成灾，比比皆是，仿佛到了无法可治的地步。
那几年，是中国商业时代第二阶段的开始，也是中国商业时代第一阶段的结束。表象上是第二阶段的开始，本质上是第一阶段的结束。因为它在本质上是第一阶段而非第二阶段的高潮。正是高潮宣布着前一“情节”的终止。而后一“情节”，乃是在这一宕伏之际“趁虚而入”的。
第二阶段的高潮究竟如何，商业时代这支大手笔，又究竟会让我们看到些怎样的大矛盾、大冲突、大内容、大阵势、大戏文和大演唱，我们则就是只能拭目以待了！
中国人对玫瑰的刺究竟领教多少？诚如爱默生所言——“商业是像玫瑰花一样美丽的”。但他的话意味着——你要玫瑰，就得同时连它的刺一起要。这世界上还没培育出无刺的玫瑰。
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商业时代“美丽”到像爱默生所盛赞的程度。
商业这支玫瑰的刺，有时确实是含有毒素的。它蜇人之后，人的痛疼的后果，比被马蜂蜇了一下严重得多。它的气味儿充满社会，社会仿佛就变成了一个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了。而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甘愿生活在一个类似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的社会里。这的确也是商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一面。
韩非子曾说过：“妇人拾蚕，渔者握鳝，利之所在，忘其所恶。”意思是——鳝似蛇，蚕似虿，人见蛇则惊骇，见虿则毛乍，然而因利，“皆为孟贲”，都成了勇士。古文中又曾说过：“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饲蚕养鳝，劳动者谋生之计，其实无可厚非。何况，对于见惯了蚕的妇女，见惯了鳝的渔夫，并不觉得蚕和鳝很可怕。蚕还被南方的女人们叫做“蚕宝宝”呢。百姓的谋生，和商人的谋利，是有极大区别的。所以我虽引用了韩非子的话，倒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只不过算做介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利的看法罢了。
我的观点是——人为谋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实是可敬的。商人为谋利而勇，是不是同样可敬，就得具体分析了。比如开棺材铺的老板，如果整天都在巴望着闹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我内心里就难以对他有什么好印象了。当然那古文的原意，指的不是这样的老板，而是做棺材的匠人。“不憎人死”，也不过是不在乎自己的行当与死人的紧密关系罢了。
但现实生活中，许多商人的心理，又确确实实和某些开棺材铺的老板是一样的，又确确实实整天都在巴望着闹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莎翁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就对他们进行了入骨三分的写照。
……利己是商业的原则。投机是商业的智谋。昨兮今兮，亘古如兹。
1861年，一个移居英国的日本人某天早晨读报时，看到了英国王子病情恶化的消息，于是大喜过望，他知道发财的机会来了，他奔走于伦敦和附近的城市，低价抢购黑衣服黑布。几天后，王子去世了，在全英国的悲痛气氛中，他高价抛卖黑衣服黑布，一转手赚了约合九千万日元。
商业的利润几乎总是伴着商人的投机行为源源滚入他们的钱柜。一个不善于投机的商人几乎不配是一个商人，起码不配是一个好商人。
商业的利己原则往往是与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背道而驰的，它有时伤害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确实像流氓强奸少女一样。
商人和商人之间为了竞争，有时还会做出些异想天开，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事。20世纪90年代初，两名未成年的少女参与大宗毒品走私，由国外缉拿归案，下机伊始，她们立即被众多的人包围。除了新闻记者，还有为数不少的电影制片商、书刊商、电视节目承包人，争先恐后与之签约，打算将她们的犯罪经历拍成电影、电视剧，或写成畅销书，忙得她们不亦乐乎。未出机场，已各自身价数百万，俨然世界冠军载誉归来或阿姆斯特朗刚从月球归来。这一闹剧震惊美国朝野，引起公众极大愤慨。但此事又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发生的。直至公众忍无可忍，意欲组织游行示威，以抗议商人逐利的无耻行径，当局才出面对商人们予以制止。
所以美国有一则讽刺商人的幽默讲的是——书商出了一本书，赠送总统，不久探问总统看了没有。总统秘书说看了，总统觉得很有意思。于是紧随其后的大批再版此书的扉页上都印了这样一行字——总统看了觉得很有意思的书。又有书商效仿之，也赠了一本新书给总统。总统接受上一次教训，说：“没意思。”“没意思”三个字也可以做广告。再版此书的扉页上印了这样一行字——总统看了说没意思的书。第三位书商见前两位的发行很是成功，央人硬送给总统一本书。这一次总统根本不看了。而此书的扉页上印的是——这是一本总统连看都不愿看的书。商人有时要利用什么人什么事大赚其钱，往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表现得极端厚颜无耻。
公而论之，美国的商业相当成熟相当法制化，因而也是相当规范相当文明的商业。文明的“玫瑰”的“刺”，有时也如此这般地令他人反感令社会不耻，不能不说商业确有“恶习难改”的一面。
在中国，从商业时代的初级阶段到现在，闹剧、俗剧、丑剧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从动物园里租了老虎囚于店堂招徕顾客便是一例。报载，某省某市商场开张大吉之日。为了营造轰动效应，意租用一架直升机，打算来个“天女散花”，自空中撒下数万元人民币。其他拉大旗作虎皮的事例也屡屡出现。我知道这样一件事：某“个体企业家”为了高攀上层人物，赞助某社会公益活动150万。条件只有一个——名字见报，形象上电视，但一定要坐在某某领导身旁。一切疏通就绪，他却在头一天晚上因嫖娼被公安机关拘留，此时他的衣袋里还揣着第二天上午的请柬。于是活动不得不取消。
5.贫富的起源与后果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奥古斯丁、莎士比亚、培根、爱迪生、林肯、萧伯纳、卢梭、马克思、罗斯金、罗素、梭洛……古今中外，几乎一切思想者都思想过贫与富的问题。以上所列是外国的。至于吾国，不但更多，而且最能概括他们立场和观点的某些言论，千百年来，早已为国人所熟知。不提也罢。
都是受命于人类的愿望进行思想的。从前思想，乃因构成世界上的财富的东西种类欠丰，数量也不充足，必然产生分配和占有的矛盾；现在思想，乃因贫富问题，依然是世界上最敏感的问题——尽管财富的种类空前丰富了，数量空前充足了。
这世界上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以及改朝换代的大事件，一半左右与贫富问题相关。有时表面看来无关，归根结底还是有关。那些大事件皆由背景因素酝酿，阶级与阶级、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贫富问题常是幕后锣鼓、事件主题。
贫富悬殊是造成年代动荡不安的飓风。经济现象是形成那飓风的气候。
从前那飓风往往掀起暴乱和革命，就像灾难席卷之后发生瘟疫一样自然而然合乎规律。
从前处于贫穷之境无望无助的一部分人类，需要比克服灾难和瘟疫大得多的理性，才能克服揭竿而起的冲动。
从前“调查”贫富悬殊的是仇恨，现在是经济水平。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连宗教也无法保持人类灵魂问题的立场，或成为可利用的旗帜，或成为被利用的旗帜。一个阶层富到了它认为可以的程度，几乎必然产生由其代表人物主宰一个国家长久命运的野心。那野心是它的放心。一个国家富到了它认为可以的程度，几乎必然产生由其元首主宰世界长久命运的野心。那野心也是它的放心。符合着这样的一种逻辑——能做的，则敢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史满是如此这般的血腥的章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其实不是由胜败来决定的，是由卷入大战之诸国的经济问题决定的。诸国严重的经济虚症频频报警，结束大战对诸国都是明智的。“二战”的起因是世界性的贫富问题，这一点体现于德日两国最为典型，英美当时的富强使它们既羡慕又自卑。对于德日两国，在最短的时间里最快地富强起来的“方式”只有一种，在它们想来只有一种，那是一种凶恶的“方式”，它们凶恶地选择了。
希特勒信誓旦旦地向德国保证，几年内使每户德国人家至少拥有一辆小汽车；东条英机则以中国东北广袤肥沃的土地、无边无际的森林以及丰富的地下资源诱惑日本国民，那些父母为了日本将自己的儿子送往军队……海湾战争是贫富之战，占世界最大份额的石油蕴藏在科威特的领土之下，在伊拉克看来是不公平的；巴以战争说到底也是民族与民族的贫富之战。对巴勒斯坦而言，没有一个像样的国都，便没有民族富强的出头之日；对以色列，耶路撒冷既是精神财富，也是将不断升值的有形财富；柏林墙的倒塌、韩朝的握手，不仅证明着统一的人类愿望毕竟强烈于分裂的歧见，而且证明着希望富强的无可比拟的说服力；克林顿的支持率始终不减，乃因他是使美国经济增长指数连年平稳上升的总统；
欧盟之所以一直存在，并且活动频频，还发行了统一的欧元，乃因成员国们认为——在胜者通吃的世界经济新态势前，要在贫富这架国际天平上保持住第二等级国的往昔地位，只有联盟起来才能给自己的信心充气；阿尔诺德曾说过这样的话：“几乎没有人像现在大多数英国人持有这么坚定的信念，即我们的国家以其充足的财富证明了她的伟大和她的福利精神。”但狄更斯这位英国作家和萧伯纳这位英国戏剧家笔下的英国可不像阿尔诺德说的那样。历史告诉我们，“日不落帝国”曾经的富强与它武力的殖民扩张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阿尔诺德所说的那一种“坚定的信念”，似乎更成了美国人的美国信念而不是英国人的英国信念。美国今日的富强是一枚由投机和荣耀组合成的徽章。从前它靠的是军火，后来它靠的是科技。
一个国家在它的内部相对公平地解决了或解决着贫富问题，它就会日益地在国际上显示出它的富强。哪怕它的先天资源不足以使其富，但是它起码不会因此而继续贫穷下去。
中国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显著的成果，不是终于也和别国一样产生了多少富豪，而是各个城市都在大面积地拆除溃疡一般的贫民区。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正在解决着贫穷人口问题的国家。否则它根本没有在世界面前夸耀什么的资本，正如一位子女众多的母亲，仅仅给其中的一两个穿上漂亮的衣裳而且炫示于人，那么其虚荣是可笑的。
贫富的问题一旦从国际谈到国家内部，先哲们不但态度和观点相左，有时甚至水火相克誓不两立。
耶稣对一位富人说：“你若愿意做仁德之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财富分给穷人。”否则呢，耶稣又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门还容易呢。”耶稣虽不是尘世中人，但是他的话代表着古代的人对贫富问题的一种愿望。
比之一部分人类后来的“革命”思想，那是一个温和的愿望。比之一部分人类后来在发展生产力以消除贫穷现象方面的成就，那是一个简单又懒惰的愿望。
人类的贫穷是天然而古老的问题。因为人类走出森林住进山洞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比其他动物富有。一部分人类的富有靠的是人类总体的生产力的提高。全人类解决贫穷现象还要靠此点，靠富人的仁德解决不了这一点。
苏格拉底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啊！可是他告诉他的学生阿德曼托斯：当一个工匠富了以后，他的技艺必大大退化。他并以此说明富人多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危害。他的学生当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思想，然而也没有反对。
但事实是，一个工匠富了以后，可以开办技艺学校、技艺工厂，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那些产品吸引和提高着人们的消费，甚至可引领消费时尚。人们为了买得起那些产品，必得在自己的行业中加倍工作……人类社会基本上是按这一经济的规律发展的。因而我们有根据认为苏格拉底错了。
最著名的古典神学者阿奎那不但赞成苏格拉底，而且比苏氏的看法更激烈。他说：“追求财富的欲望是全部罪恶的总根源。”
如果人类的大多数真的至今这么认为，那么比尔·盖茨当被烧死100次了。但是财富和权力一样，当被某一个人几乎无限地垄断时，即使那人对财富所持的思想无可指责，构成其现象的合法性也还是会引起普遍的不安，并深受怀疑。
普通的美国人自然不可能同意阿奎那的神学布道，但是连明智的美国也要限制“微软”的发展。幸而美国对此早有预见，美国法律已为限制留下了依据。
比尔·盖茨其实是无辜的，“微软”其实也没有什么“罪恶”。是合法的“游戏规则”导演出了罕见的经济奇迹，而那奇迹有可能反过来破坏“游戏规则”。
美国限制的是美国式的奇迹本身。凡奇迹都有非正常性。
一个国家的成熟的理性正体现在这里。培根不是神学权威。但睿智的培根在财富问题上却与阿奎那“英雄所见略同”。连他也说：“致富之术很多，其中大多数是卑污的。”他的话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的另一句话——（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所积累的每一枚钱币，无不沾染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按照培根的话，比尔·盖茨是卑污的。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他并不卑污。
按照马克思的话，美元该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了。但是连我们中国人，也开始用美元来计算国家财政的虚实了。而且，一个中国富豪积累人民币的过程，就今天看来，其正派的程度，肯定比一个美国人积累美元的过程可疑得多。因为一个中国富豪积累人民币的过程，太容易是与中国的某些当权者的“合作”过程了。
美国前总统约翰逊说：“所有证明贫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贫困是一种罪恶。”
萧伯纳在他的《巴巴拉少校》的序中则这样说：“穷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让他虚弱，让他无知，让他成为疾病的中心，让他成为丑陋的展品、肮脏的典型，让他们的住所使城市到处是贫民窟，让他们的女儿把花柳病传染给健康的小伙子，让他们的儿子使国家的男子汉变得有瘰症而无尊严，变得胆怯、虚伪、愚昧、残酷，具有一切因压抑和营养不良所生的后果……不论其他任何现象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宽容，但人类的贫穷现象是不能被宽容的。”
而黑格尔的一番话也等于是萧伯纳的话的注脚。他说：“当广大群众的生活低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必须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这种正常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的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他还说：“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必然地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与贫困为伍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此外，与这种情绪相联系的是，由于依赖偶然性，人变得轻佻放浪、嫌恶劳动。这样一来，在他们中便产生了恶习，不以自食其力为荣，而以恳求乞讨为生，并作为自己的‘特权’。没有一个人能对自然界主张权利。但是在社会状态中，怎样解决贫困问题，当然是贫困者人群有理由对国家和政府主张的权利……”
怎样回答他们呢？
林肯l864年在《答美国纽约工人联合会》时说：“一些人注定的富有将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这种个人希望过好生活的愿望，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必对我们的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在一切不合法的致富方式和谋略中，赎买权力或与权力相勾结对社会所产生的坏影响是最恶劣的。
这种坏影响虽然在中国正遭到打击，但仍表现为相当泛滥的现象。我个人的贫富观点是这样的——我承认财富可以使人生变得舒服，但绝不认为财富可以使人生变得优良。一个瘦小的秃顶的老头儿或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娇妻，那必在很大程度上是财富“做媒”。他内心里是否真的确信自己所拥有的幸福，八成是值得怀疑的。对她亦如此，财富可以帮助人实现许多欲望，却难以保证每一种实现了的欲望的质量。
当然，我也绝非那种持轻蔑财富的观点的人。我一向冷静地轻蔑一切关于贫穷的“好处”的言论。
威廉·詹姆士说：“赞美贫穷的歌应该再度大胆地唱起来。我们真的越发地害怕贫穷了，我们蔑视那些选择贫穷来净化和挽救其内心世界的人。然而他们是高尚的，我们是低贱的。”
我觉得他的话即使真诚也是虚假的。我不认为他所推崇的那样的些个人士全都是高尚的，不太相信贫穷是他们情愿选择的。尤其是，不能同意贫穷有助于人“净化和挽救其内心世界”的观点。我对世界的看法是，与富足相比，贫穷更容易使人性情恶劣，更容易使人的内心世界变得黑暗，而且充满沮丧和憎恨。
我这么认为一点儿也不觉得我精神上低贱。中国从古至今便有不少鼓吹贫穷的“好”处的“文化”。最虚假可笑的一则“故事”大约是东汉时期的，讲两名同窗学子锄地，一个发现了一块金子，他捡起后却像扔一块石头似的将金子抛于身后，口中自言自语：“肮脏的东西！”而另一个却如获至宝，揣入怀中……这则“故事”的褒贬是分明的。中国之文人文化的一种病态的传统，便是传播着对金钱的病态的态度。但是我们又知道，中国之文人，一向地对于自身清贫的自哀自怜以及呻吟也最多。倘居然还未大获同情和敬意，便美化甚至诗化了清贫以自恋。而我，则一定要学那个遭贬的揣起了金子的人。倘我的黄金拥有量业已多到了无处放的程度，起码可以送给梦想拥有一块黄金的人。一块金子足可使一户人家度日数年啊！
何况，古文人的“唯有读书高”，最终还不是为了仕途吗？所谓仕途人生，还不是向往着服官装、住豪宅、出马入轿、唤奴使婢、享受俸禄吗？俸禄又是什么呢，金银而已。
我更喜欢《聊斋志异》里那一则关于金子的故事，讲的也是书生夜读，有鬼女以色挑之，识破其伎俩，厉言斥去。遂以大锭之金诱之，掷于窗外……明智的人总不能拿身家性命换一夜之欢、一金之财啊。但若非是鬼女，或虽是，信其意善，则另当别论了。比如我，便人也要，金也要。还是不觉得自己低贱。但我对财富的愿望是实际的。我希望我的收入永远比我的支出高一些，而我的支出与我的消费欲成正比，而我的消费欲与时尚、虚荣、奢靡不发生关系。
不知从哪一年代开始，我们中国人，惯以饮食的标准来衡量生活水平的高低。仿佛嘴上不亏，便是人生的大福。
我认为对于一个民族，这是很令人高兴不起来的标准。我觉得就人而言，居住条件才是首要的生活标准。因为贪馋口福，只不过使人脑满肠肥，血压高，脂肪肝，肥胖。看看我们周围吧，年轻的胖子不是太多了吗？
而居住条件的宽敞明亮或拥挤、低矮、阴暗潮湿，却直接关系到人的精神状态的优劣。
我曾经对儿子说——普通人的生活值得热爱。也许人生最细致的那些幸福，往往体现在普通人的生活情节里。
一对年轻人大学毕业了，不久相爱而结婚了。以他们共同的收入，贷款买下70平米居住面积的商品房并非天方夜谭，以后10年内他们还清贷款也并非白日做梦。之后他们有剩余的钱为他们自己和儿女买各种保险。再之后他们退休了，有一笔积蓄，不但够他们养老，还可每年旅游一次。再再以后，他们双双进入养老院，并且骄傲于非是靠慈善机构的资助……这便是我所言的普通人的人生。
它用公式来表示就是——居住面积70平方米的住房+共同的月收入X元。我知道，在中国，这种“普通人”的人生对90％的当代青年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但毕竟的，对10％左右的青年，已非梦想。
什么时候10％的当代青年已实现了的生活，变成90％的当代青年可以实现的生活，中国就算真的富强了。
贫富之话题也就是多余的话题了……
6.贵贱揭示的心理真相
人类社会一向需要法的禁束、权的治理。既有权的现象存在，便有权贵者族存在，古今中外，一向如此。权大于法，权贵者便超惩处，既不但因权而在地位上贵，亦因权而在人权上贵，是为人上人。或者，只能由权大者监察权小者，权小者监察权微者。凌驾于权贵者之上的，曰帝，曰皇，曰王。中国古代，将他们比做“真龙天子”。既是“龙”，下代则属“龙子龙孙”。“龙子龙孙”们，受庇于帝者王者的福荫，也是超社会惩处的人上人。既曰“天子”，出言即法、即律、即令，无敢违者，无敢抗者。违乃罪，抗乃逆，逆乃大罪，曰逆臣、逆民。不仅中国古代如此，外国亦如此。法在人类社会渐渐形成以后相当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如此。中国古代的法曾明文规定“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不是说法不惩处他们，而仅仅是强调不必用刑拷之。毕竟，这是中国的古法对知识分子最开恩的一面。外国的古法中明文规定过贵族可以不缴一切税，贵族可以合理合法地掳了穷人的妻女去抵穷人欠他们的债，占有之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的近现代，权大于法的现象越来越少了，法高于权的理念越来越成为共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是权贵者之贵不复以往。将高官乃至将首相总统推上被告席，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仅1999年不是就发生几桩吗？法律的权威性，使权贵一词与从前比有了变化。人可因权而殊，比如可以入住豪宅，可以拥有专机、卫队，但却不能因权而贵。要求多多，比一般人更须时时提醒自己——千万别触犯法律。
法保护权者殊，限制权者贵。所以美国总统们的就职演说，千言万语总是化作一句话，那就是——承蒙信赖，我将竭诚为美国效劳！而为国效劳，其实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所以日本的前首相铃木善幸就任前回答记者道：“我的感觉仿佛是应征入伍。”
因权而贵，在当代法制和民主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里已经不太可能，将被视为文明倒退的现象。因权而殊，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其中一项就是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因权而殊，不仅殊在权力待遇方面，也殊在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一点上。其实，向权力代理人提供特殊的生活待遇，也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对于所信托的某一权力本身的重视程度，并体现着人民对某一权力本身的评估意识。故每每以法案的方式确定着，其确定往往证明这样的意义——某一权力的重要性，值得它的代理人获得那一相应的待遇，只要它的代理人同时确乎是值得信赖的。
林肯坚决反对因权而贵。在他任总统后，也时常生气地拒绝因权而殊的待遇。他去了解民情和讲演时，甚至不愿带警卫，结果他不幸被他的政敌们所雇的杀手暗杀。甘地在被拥戴为印度人民的领袖以后，仍居草屋，并在草屋里办公、接待外宾。他是人类现代史上太特殊的一例。他是一位理想的权力圣洁主义者，一位心甘情愿的权力殉道主义者。像他那么意识高尚的人也难免有敌人，他同样死在敌人的子弹之下，他死后被泰戈尔称颂为“圣雄甘地”。
无论因权而殊者，还是受权而不受殊者，只要他是竭诚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都将爱戴他。但，他们的因权而殊，是不可以殊到人民允许以外去的，更是不可以殊及家人及亲属的，因为后者们并非人民的权力信托人。
因贫而“贱”是人类最无奈的现象。人类的某一部分是断不该因贫而被视为“贱”类的。但在从前，他们确曾被权贵者富贵者们蔑称为“贱民”过。我们现在所论的，非他们的人格，而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如果他们缺衣少食，如果他们居住环境肮脏，如果他们的子女因穷困而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如果他们生了病而不能得到医疗，如果他们想有一份工作却差不多是妄想，那么，他们的生存状况，确乎便是“贱”的了。我们这样说，仅取“贱”字“低等”的含意。
处在低等生活状态中的民众，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却断不可以便被论为低等。恰恰相反，比如雨果笔下的冉·阿让。他的心灵，比权贵者高贵，比富贵者高贵。
权贵者富贵者与“贱民”们遭遇的“情节”，历史上多次发生过。那是人类社会黑暗时期的黑暗现象。“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是黑暗的丑陋的不公正的人类现象。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样是。一以权贵而比照贫“贱”，一以富贵而比照贫“贱”。萧伯纳说：“不幸的是，穷困给穷人带来的痛苦，一点儿也不比它给社会带来的痛苦少。”限制权贵是比较容易的，人类社会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卓有成效。消除穷困却要难很多，中国在这方面任重而道远。
约翰逊说：“所有证明穷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穷困是一种罪恶。”
穷困是国家的溃疡。有能力的人们，为消除中国的穷困现象而努力呀！富贵是幸运。富者并非皆不仁。因富则善，因善而仁，因仁而德贵者不乏其人。
他们中有人已被著书而传，已被立碑而纪念。那是他们理应获得的敬意。相反的现象也不应回避——富贵者或由于贪婪，或由于梦想兼而权贵起来，于是以富媚权，傍权不仁，傍权丧德，此时富贵者反而最卑贱。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去贿相府时就一反富贵者常态地很卑贱。同样，受贿的权贵斯时嘴脸也难免卑贱。
全部人类道德的最高标准非其他，而是人道。凡在人道方面堪称榜样的人，都是高贵的人。故我认为，辛德勒是高贵的。不管他真否曾是什么间谍，他已然高贵无疑了。舍一己之生命而拯救众人的人，是高贵的。抗洪抢险中之中国人民子弟兵，是高贵的。英国前王妃戴安娜安抚非洲灾民，以自己的足去步雷区，表明她反战立场的行为，是高贵的。南丁格尔也是高贵的。马丁·路德·金为了他的主张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同样是高贵的。废除黑奴制的林肯当然有一颗高贵的心。中国教育事业的开拓者陶行知也有一颗高贵的心。人类历史中文化中有许多高贵的人。高贵的人不必是圣人，不是圣人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是高贵的人。有一个错误一直在人类的较普遍的意识中存在着，那就是以权、以富、以出身和门第而论高贵。
文明的社会不是导引人人都成为圣人的社会。恰恰相反，文明的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会。文明的社会也是人心低贱的现象很少的社会。人心只有保持对于高贵的崇敬，才能自觉地防止它趋利而躬而鄙而劣，一言以蔽之，而低贱。我们的心保持对于高贵的永远的崇敬，并不至于便使我们活得不自然而又不自由。事实上，人心欣赏高贵恰是自然的，反之是不自然的，病态的。事实上，活得自由的人首先是心情愉快的人。
《悲惨世界》中的沙威是活得不自然的人，也是活得不自由的人。他在人性方面不自然，他在人道方面不自由，故他无愉快之时，他的脸和目光总是阴的。他是被高贵比死的。是的，没人逼他，他只不过是被高贵比死的。贵与“贱”是相对立的。在社会表征上相对立，在文明理念上相平等；在某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则相反。那是贵者赖其贵的表征受检验的时候和情况下，那是“贱”者有机会证明自己心灵本色和品质本色的时候和情况下。权贵相对于贫“贱”应贵在责任和使命，富贵相对于贫“贱”应贵在同情和仁爱。贫“贱”的现象相对于卑贱的行为是不应受歧视的，卑贱相对于高贵更显其卑贱。有资格尊贵的人在权贵者和富贵者面前倘巴结逢迎不择手段不遗余力，那就是低贱了。低贱并非源于自卑，因为自卑者其实本能地避权贵者避富贵者，甚至，也避尊贵者。自卑者唯独不避高贵，因为高贵是存在于外表和服装后面的。高贵是朴素的，平易的，甚至以极普通的方式存在。比如《悲惨世界》中“掩护”了冉·阿让一次的那位慈祥的老神父。自卑者的心相当敏感，他们靠了自己的敏感嗅辨高贵。当然自卑而极端也会在人心中生出邪恶。那时人连善意地帮助自己的人也会嫉恨，那时善不得善报。低贱是拿自尊去换利益和实惠时的行为表现，低贱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就简直是下贱了。
贫“贱”是存在于大地上的问题，所以在大地上就可以逐步解决。卑贱、低贱、下贱之贱都是不必用引号的，因为都是真贱。真贱是存在于人心里的问题。也是只能靠自己去解决的问题。
7.敬畏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
畏是连动物也有的表现。畏极于是害怕，怕极于是恐惧。畏之表现，不敢轻意冒犯耳。此点在动物界，比在人类社会更加司空见惯。因所谓动物界，乃杂类同属。
而人类的社会，毕竟是同类共处。在动物界，大到虎豹狮熊，象犀鳄蟒，小到蜈蝎螳螂，甲虫蝼蚁，若遭遇了个碰头对面，倘都是不好惹的，并且都本能地感到对方是不好惹的，便相畏。常见的情况是，彼此示威一番之后，各自匆匆抹身而去。
在人类，这种情形每被说成是——各自心中掂量再三，皆未敢轻举妄动，明智互避。
确乎，此时之互避，实为明智选择。但如果一方明显强势，一方明显弱势，那么无论在动物界还是在从前的人类社会，后者之畏，不必形容。为什么要强调是从前的社会呢？
乃因从前的社会，人分高低贵贱的种种等级。这一种分，延及种族、姓氏与性别。小官见到大官、大官见到皇帝乃至皇亲国戚，也是不可能不畏的。在种族歧视猖獗时代的美国，黑人远远望见白人，通常总是会退避开去的。大抵如此。
在特别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畏是人类社会的潜规则，也是人类心理的一种遗传基因。故那时的“民”，快乐指数是很低的，须活得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他的天敌不但有动物界凶猛邪毒的大小诸类，还有天降之灾，更有形形色色自己的同类。“宦海多厄”、“如履薄冰”、“官大一级压死人”、“伴君如伴虎”，这些文言俗语，或是受畏压迫的官们的自白，或是看得分明的非官场人士们的观察心得。官们尚且活得如此不潇洒，百姓们又哪里来的多少快乐呢？故很久很久以前的“民”，又被称为“草民”、“愚民”、“贱民”。不仁的权贵者可践踏也，可羞戏也，可欺辱也。
现代了的人类社会的标志之一是人格的互尊，人权的平等。人格是译语，最直接的意思其实是“界”，暗示着彼人也，吾亦人也，同属“人”界，勿犯于我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天赋人权”，人皆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由是，在人类的社会中，人畏人的现象，便渐渐少了许多。
人遭动物的进攻和伤害的几率少了，人对自然灾害的预知能力提高了，抗击能力增强了，控制能力加大了。人对人的畏，如上所述，也几乎全变成历史记忆了——那么，人是否就可以变得天不怕地不怕了呢？
人类感到人类还不应该这样。因为现代了的人类，头脑是更智慧了。而天不怕地不怕是反智慧的，正如宇宙是无边无际的不符合人的思维逻辑。于是我们人类从以往的宗教中、文化中、习俗中，筛选出某些仍有必要保留，保留将有益无害的成果，加以补充，加以修正，加以完善，加以规范，使之成为原则，并以另一种畏的虔诚态度对待之，便是敬畏。
值得人类敬畏的事已经不多了，却更有质量了。比如法律，人类每曰之为“神圣的法律”。法律无情，故人甩之；法律公正，故人敬之；法律的天平一旦歪斜，全社会的心理平衡便紊乱了。所以人需要对法律保持敬畏，这种敬畏符合普遍之人的理性。
但世界上所有的法典加在一起，也还是不能尽然解决人类社会的全部是非问题。有相当多归不进法律的是非问题，依然和人类的心是怎样的有关。
所以除了法律，人类的文化主张还要敬畏良心的谴责。良心者，好的心。善为好，故良心首先是善良的心。倘不善良，一颗搏动了80年的心，即使还像运动健将的心一般跳得强劲有力，那也只能说是一颗好的心脏而已。这样的人，是没良心可言的。没良心可言的人好难以长久，虽不好但也不至于坏的人，其坏是迟早之事。因为，他以为他没犯法，而实际上，他已站在法律电网的边沿，任何一阵诱惑的风，都极可能使他跌入犯法的罪过坑里。并且，站在法律边沿之人，每有一种试探法律权威的冒险念头，以及擦边而过的侥幸者的沾沾自喜，这也都是最终导致其跌下去的原因。
良心不在法律的边上。良心在法律的上空，无时无刻地照耀着法律。故良心又叫“天良”，虽无形，但有质。倘无良心的照耀，连法官也会成为坏法官，结果导致法律腐败。
故，人类也要敬畏天良之谴责。
生命不仅对人只有一次，对一切生物也只有一次。故生命对一切使地球现象丰富的、美好的、有趣的生物，不但是宝贵的，而且具有神圣性。除了不仅有害于人类，同时也有害于绝大多数别种生物的害虫、病菌，人也应对一切生命予以珍视。爱一物之生，怜一物之死，此曰敬畏生死。敬生不等于畏死，畏死乃指不敢于轻生。既不轻人类自己的生，也不轻别种生物的生。并且，连对尸体也当尊重。
“天地有定律，四季有成规，万物有法则。”人还应敬畏于自然界的秩序。急功近利地或无端地破坏自然秩序的行为，将使人类受到严厉惩罚。所幸，今日之人类，对此有共识。
敬畏非是由畏而敬。害怕的心理，其实不能油然转化为敬意。敬畏乃指由敬而生的尊重，不是畏别的，畏己之冒犯之念也。一个人也罢，一个民族也罢，一个国家也罢，倘几乎没有什么敬畏，是很可怕，最终也将是很可悲的。
我们中国，时至今日，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多呢，还是无敬畏之心的人多呢？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必须正视，并且必须作出诚实回答的问题。
由而想到——有轻生少女犹豫于高楼，我同胞围观“白相”者众，且有人喊：“姐们儿快跳啊，别让大家等急了！”
由而想到——七八个大学学子为救溺水儿童，其中三人献出宝贵生命，所谓“捞尸船”上的人，竟以铁钩钩肤、绳索系腕，任几小时前还是朝气青年的尸体浸泡江中，却指手画脚，狮子大张口，在船头、岸上抬高其价！
那三名大学生孩子，真是死得让人心疼，死后还让人心疼！那些个“捞尸人”，那样子对待同胞，那样子对待同胞中的殉身的孩子，还有半点儿天良吗？
这等事，我敢说，除了发生在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断不会再发生于别的任何国家。
鲁迅说：“救救孩子！”而我要说：“救救大人！”
谁帮中国的某些大人们，找回敬畏之心，找回天良？！
连大人都越来越丧失了的，又凭什么指望我们的孩子们会自然而然的有？！
8.政协委员的“中国特色”
我当北京市政协委员以后，每想结合自己的体会给政协委员下一个定义。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之下，在政协委员与“中国特色”的政治关系中，政协委员究竟是中国的什么员？我经常这么问自己。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对于政协委员的这一种角色责任和义务，我自然是明确的。
但我却还是想给政协委员下一个作家思维方式的定义。因为我毕竟是以作家身份而成为政协委员的，毕竟不是中国的一名专职的从政者。对于自己同时也是政协委员的这另外一种特别政治意味的身份，在我这儿，似乎只有转化为作家的思维方式以后，才会理解得较透彻，才会以更主动的姿态去尽那一份政协委员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渐渐地，我形成了如下理解：首先我认为，政协委员应当是中国政治的观察员。
在从前的中国，政治是简单的。有时最高层的，称得上是中国政治家的人物们，也唯恐得出片面的乃至错误的结论。政治已经越来越是一件非常艺术化的事情，也越来越是一个需要观察到细节的事情。政治的细节，我认为，其实往往不显现在高层，而更显现在社会的基层。好比天空电闪雷鸣，雨点和冰雹却肯定落在地面上。又好比中央气象台只能预报出大气象，而乡村气象站的气象员却最有根据具体反馈局部的结果。故我以为，政协委员不脱离基层，经常身在基层之中，才不失其中国特色的角色意义。有时只看到局部，头脑中没有全局的大印象，就不知反馈什么对于全局是更有认知价值的。有时只依赖于头脑中早已形成的大印象去观察局部，不懂得局部之现象反应剧烈到一定程度，也许恰恰证明大印象很可能是虚假的这一道理，就往往会视而不见。两种错误，都是身为政府官员们极容易犯的错误。政协委员是当他们的复眼，替他们观察他们的目光也许观察不到的方面，替他们观察他们的目光也许观察不到的细节，以帮助他们少犯错误。希望别人少犯错误，自己首先要少犯观察的错误。有时观察没错，但结论错了。结论错了，乃因思想方法错。故当好政协委员这一种官员们的，实则也是中国政治的复眼，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是件需要不断学习和勤于思考的事。
我想，首先要了解一点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史，其次要对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做一番理念梳理。是指自己头脑中的那一种理念梳理，而非别人的，更非以现成的官方的代替自己头脑中应进行的。那样，自己就和别人一样了。自己这一种复眼，也就仅仅成了官方的假眼，像赘指或趾一样是多余的，完全没了意义。最后，要懂一点儿社会心理学。这是官方政治的短处。官方政治以后肯定也必然是要补上这一课的，而政协委员则要永远要求自己，在社会心理学的经验方面更优胜于官方政治。身在基层，不脱离基层，加上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两条，应使政协委员有前提比官方政治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心理学经验。否则，政协委员就只不过在思想方法上成为官方政治的政治委员了。
政协委员也当是中国政治的评论员。既有观察感想，就要秉直谏言。谏言不仅仅是告诉的方式，还要有评论的成分。没有评论的成分，对自己这一种复眼观察所得之感想，就等于没有总结。一个人告诉自己的朋友：“你颈上长出了一颗痣。你自己是看不到的，我替你发现了。”这是一种效果。一个人告诉自己的朋友：“你颈上长出了一颗痣，你自己用手摸摸，是不是不小？你应该到医院去动手术除掉。而且，还有必要做切片化验。因为我从前看你颈上并没有一颗痣。这种年龄突然生出痣来，要重视，别和什么癌有关。”这是另一种效果。
人们对于某事的重视程度，皆由现象与结果的关系决定着。敏感之人，无须进一步强调，自己便能凭经验将现象与结果联系起来思想。但这一种联系的本能，不是必然地越来越强的，有时由于长期忙碌，越来越退化了。一经强调，那本能才本能起来。强调就是评论，就是议政。谏言被重视的程度不够，往往与评论不到位有关。评论更体现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水平。当然，耸人听闻是不好的。私心作怪，话到嘴边留三分，虽然明智，也是不好的。而最不可取的，乃是将非政治的事或现象，上升为政治的事或现象并加以强调。其强调一旦被接受，贻害极大。
当前之中国，几乎一切方面的一切现象，最终都将在社会心理的大平台上受到检验。观察了而有感想是很自然的事，有了感想而说出来，也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的事。说出来而使别人的思想受益，则需能力。
做好政协委员这一种中国政治的评论员，该有几分社会思想者的思想水平。有人因是委员、常委了，于是更打算进一步跻身于政治的中心。仿佛由委员而摇身一变为官员了，才不枉当了一回政协委员，仿佛那样才更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我认为，一位有水平的政协委员，最好还是满足于在中国政治的边缘。边缘是最能发挥政协委员复眼和评论员作用的立场。我进一步认为，中国之政治，特别需要一些有思想的人从边缘的立场关注它，关心它。边缘性的评论，往往较之于身处政治的中心，更加清明。
我是将及时反映社情民意，替老百姓利益代言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在观察员和评论员的角色作用中来谈的。此不赘述。至于政协委员的监督作用，不消说，既曰复眼式的观察，并且要谏言，要加以评论，自然也包括着监督的意思。
如果区别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有什么不同的话，我想，除了首先不同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的两种需要而外，大约就体现在评论员这一点上了吧。因为观察员的角色，比普遍的政协委员们更身处基层的人大代表们，也是可以做得很出色的，甚至往往做得更出色。但评论员的义务，政协委员们总体上毫无疑问应做得比人大代表们主动，因为政协委员总体上的知识分子比例多于人大代表。
以上两点，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从前是小说家的我，对自己没此两点要求。偶从作家的立场对时事作文学方式的反映和评论，不过是发一时之感而已。是政协委员以后，我反而较少那样了。因为议政毕竟非是写杂文。对自己的要求一高，才深深觉得，做好一名评论员，亦即以有质量的分析和总结来议政，实在需要往头脑里多装些东西。
9.我们为什么如此倦怠？
依我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如下特征：
人对时代的相对认同
毫无疑问，古往今来，在任何一个国家，人对时代的认同一向是相对的，而且只能以大多数人的态度作为评说依据。我自然是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的，我所依据只不过是日常感受。即使根本错误，甚或相反，也自信我的感受对他人会多少有点儿社会学方面的参考意义。
新中国曾经历两次类似的时代——一次是建国伊始，一次是改革开往初期，第三次，便是现在了。这乃因为，凡30余年间，种种深刻的和巨大的阵痛，已熬过了剧烈的反应期，现今处于“迁延期”。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毕竟开始分享到某些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尽管很少，而且国家的着眼点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到他们了。当年直接经历了那种剧烈的“反应期”的群体，多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社会平面图上的边缘群体。倘他们仍能经常听到替他们的利益而代言的声音，那么他们的心理是会比当初平衡些的。所幸这一种声音在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协仍不绝于耳，并每隔几年总会变成至少一项对他们有利的国策。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被时代所抛弃不顾，他们也已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这一点。
“公民”一词其实是一个分数，他们好比是“分母”，“分母”对时代的不认同性其值越大，公民对时代的认同关系的正值越小。但极易导致人对时代的排斥心理的问题依然不少，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大多数人的人生究竟还能享受到怎样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人在此点上所望到的前景越乐观，人对时代才越认同。“能者多得”只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是“体恤弱者”。为了增强国人对社会的认同，到了该认真对待另一个方面的时候了。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严重，而这意味着新的不认同群体将有可能形成，那么人对时代的认同必将面临新一番考验。
理性原则深入头脑
谈到此点，不能不肯定对国人进行普法教育的巨大成绩，也不能不充分肯定“公检法”系统依法维护社会治安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还不能不对中国底层民众30余年间越来越冷静的理性自觉加以称赞，这乃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民间的悠久熏陶使然，更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对民间教化的一种基因的体现。总而言之，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从“人治”走向“法治”，并不算用了太长的时间。底层民众的理性程度，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理性程度。正如底层民众的文明程度，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底层民众所达到的生活水准，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所达到的生活水准。而最值得正面评说的是——民告官的现象多了；民告政府部门的现象多了；甚至，民告党政部门的现象也不少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国家应感欣慰之事，而不应相反。因为，告是公开的不满，也是对公正的公开的伸张权利。这一权利之有无直接决定人民群众理性选择余地的有无。现在，人民群众终于是有了。虽然还不够大，但已确实证明社会本身的进步。
倦怠感在弥漫
这是相对于30余年间时代的亢奋发展状况而言的。亢奋发展的时代必然在方方面面呈现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因而必然是浮躁的时代。时代发展的突飞猛进，有时与亢奋的急功近利的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混淆在一起，重叠在一起，粘连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其状况作用于人，使人无法不倦怠。在某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倦怠呈现为“匀速”，甚至呈现为有意识的“缓速”发展时期。这是一种主动调整，也是对亢奋的自我抑制。经济发展乃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于是普遍之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从浮躁状况脱出来，转向悠然一点儿的状况。这一种状态还说不上是闲适，但已向闲适靠拢了。在这些城市，真正闲适的生活也仅仅只能是极少数人才过得上的一种生活。然而，大多数的人们，已首先能从心态上解放自己，宁肯放松对物质的更大更强烈的诉求，渐融入有张有弛的生活潮流之中。故那一种倦怠的状况，实则是一种主动，一种对亢奋与浮躁的自觉违反。
而在另一些城市，倦怠是普遍之人们真正的生理和心理的现状，体现为人与时代难以调和的冲突，体现为一种狭路相逢般的遭遇。时代无法满足人们多种多样的利益诉求，人们也几乎不能再向前推进时代这一超重的列车。时代喘息着，人也喘息着。社会的一切方面每天都在照常运行，甚至也有运行的成果不时显示着，但又几乎各阶层各种各样的人们都身心疲塌，精神萎靡，心里不悦。男人倦怠，女人也倦怠，老人倦怠，孩子也倦怠，从公仆到商企界人士到学子，工作状态也罢，学习状态也罢，生活状态也罢，皆不同程度倦怠了。当各阶层人们付极大之努力，却只能获得极少有时甚至是若有若无的利益回报时，倦怠心理不可避免。
在这些城市，倦怠尤其意味着是对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惩处——在不该追随着亢奋的时候也盲目亢奋，在应该悠着长劲儿来图发展的情况下耗竭了本有的能力。好比是万米长跑运动员，却偏要参加百米竞赛，非但没获得好名次，仅而跑“岔气”了，而且跑伤肺了。
倦怠了的人们不能靠刺激振作起来，要耐心地给以时日才能重新缓过劲儿来。回顾一下已经过去了的30余年，几乎天天大讲“抓住机遇”，仿佛一机既失，非生便死，等于是一种催人倦怠的心理暗示。早十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就好了。
亚稳定及其代价
凡事，站在相反的角度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倦怠之众，易成稳定之局。然而毕竟不是正常的稳定，故只能称之为“亚稳定”。好比身心疲塌的人，也是变得很顺从了的人。喝之往东，遂往东也；引之往西，则向西去，全没了热忱反应，也没了真诚，没了对许多事的责任心。对于这样的人，许多事情也都变得极其简单——谁发话？怎么干？反倒谁都宁愿做一个随大流听吆喝的人了，因为那意味着即使错了也可以不负责任。而必须充当手持令旗的角色的人，总还是有的。但连这一种人的责任感，其实也只不过是别犯错误这一底线上的最保险的责任感而已。
若将亚稳定视为稳定实在是一厢情愿的，因为那一种稳定通常只不过是一盘散沙。当需要统一步伐、统一意志之时，步伐倒还是能统一，但意志往往仍是一盘散沙……
原态个人主义
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不是曾盛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那是一种积极的“个人主义”，即每一个人都应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于是提升全社会的发展能量。并且进一步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言“责任”，乃指社会公益责任。
原态的“个人主义”，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指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即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包括非正面能力），以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到此为止的“个人主义”，“个人”惟是一个人，也包括性质不同的“法人”。若希望能力越大的同时责任也越大，“个人主义”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主义”，中国还需经过很多很多年文化的培养……
文化两难
公正地看，1949年以后，中国之文化艺术，从未像今天这般繁荣过。而且其繁荣，是越来越多元化的一种繁荣。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太不平衡，“欧洲加非洲等于中国”，此言虽有夸张意味，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中国不同地区人民大众现实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即使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收入的差距也是令人咂舌的。
“平均收入”以及“平均收入的增长”，在中国其实是喜悦值很小的一种数据。
文化被逼仄在以上差距的峡谷之中，每感两难。电影在全世界都是最大众化的文娱形式，但在中国，13亿人中的十之七八，是舍不得花钱看大片的。无论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支持院线票房的，往多了说也就百分之零点几。对于人民大众，电视节目仍然是最廉价的文娱提供，自然也是他们的最爱。而对于电视台，每一档节目的收视率即是它们的生命线，其内容的娱乐性质与收视率息息相关。
大众分明已经厌烦了一味的娱乐供给，但还没准备好接受非娱乐性质的文艺类型。继续厌烦而又继续娱乐着。电视台也已经腻歪了每天供给大量的娱乐内容，并且有不少娱乐栏目的从业者事实上已经是做好了转型准备的，也是不乏转型潜质的。但转型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电视台，都意味着是在冒险，故他们也只有继续腻歪着又继续供给着。然而，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文化将会依赖其自觉性，整合一切有利能量，最终发生某种“凤凰涅”。
腐败既隐且敛
腐败现象自然还会存在，但明显的、有恃无恐的腐败将越来越少。以上一种腐败，是以权力院落为保护伞的。从北京到其他城市，此种权力院落盘根错节，相互倚重，其不可动摇的权力地位往往固若金汤。此等权力院落保护之下的腐败，有时仿佛畅行无阻。
但，俱往矣。显示着某种史性威严的权力院落，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保护伞也许还是有的，但大抵都够不上威严了。中国毕竟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能见度已不可逆转地渐呈清晰。腐败未经暴露则已，一旦暴露，谁保护谁都是很难的了。无论谁企图充当保护者，都将付出个人代价。
故我们这个时代的腐败，将会变得越来越善于钻法纪的空子，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且越来越具有文明的艺术性，甚至无懈可击的“专业”性。
那么，“反腐”也必将同样具有艺术性和专业性。倘不如此，其反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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