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紧绷的小街
迄今，我在北京住过三处地方了。第一处自然是从前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自1977年始，我在这里住了12年筒子楼。往往一星期没出过北影大门，家、食堂、编导室办公楼，白天晚上数次往返于三点之间，像继续着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出了筒子楼半分钟就到食堂了，从食堂到办公室才五六分钟的路，比之于今天在上下班路上耗去两三个小时的人，上班那么近实在是一大福气了。
1988年底我调到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次年夏季搬到童影宿舍。这里有一条小街，小街的长度不会超过从北影的前门到后门，很窄，一侧是元大都的一段土城墙。当年城墙遗址杂草丛生，相当荒野。小街尽头是总参的某干休所，所谓“死胡同”，车辆不能通行。当年有车人家寥寥无几，“打的”也是一件挺奢侈的事，进出于小街的车辆除了出租车便是干休所的车了。小街上每见住在北影院内的老导演老演员们的身影，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或骑电动小三轮车，车后座上坐着他们的老伴儿。他们一位位的名字在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掷地有声。当年北影的后门刚刚改造不久，小街曾很幽静。
又一年，小街上有了摆摊的。渐渐，就形成了街市，几乎卖什么的都有了。别的地方难得一见的东西，在小街上也可以买到。我在小街买过野蜂窝，朋友说是人造的，用糖浆加糖精再加凝固剂灌在蜂窝形的模子里，做出的“野蜂窝”要多像有多像，过程极容易。我还买过一条一尺来长的蜥蜴，卖的人说用黄酒活泡了，那酒于是滋补。我是个连闻到酒味儿都会醉的人，从不信什么滋补之道，只不过买了养着玩儿，不久就放生了。我当街理过发，花20元当街享受了半小时的推拿，推拿汉子一时兴起，强烈要求我脱掉背心，我拗他不过，只得照办，吸引了不少围观者。我以10元钱买过三件据卖的人说是纯棉的出口转内销的背心。也买过五六种印有我的名字、我的照片的盗版书，其中一本的书名是《爱与恨的交织》，而我根本没写过那么一本书。当时的我穿着背心、裤衩，趿着破拖鞋，刚剃过光头，几天没刮胡子。我蹲在书摊前，看着那一本厚厚的书，吞吞吐吐地竟说：“这本书是假的。”
卖书的外地小伙子瞪我一眼，老反感地顶我：“书还有假的么？假的你看半天？到底买不买？”
我说我就是梁晓声，而我从没出版过这么一本书。他说：“我看你还是假的梁晓声呢！”旁边有认识我的人说中国有多少叫梁晓声的不敢肯定，但他肯定是作家梁晓声。
小伙子夺去那本书，啪地往书摊上一放，说：“难道全中国只许你一个叫梁晓声的人是作家？！”
我居然产生了保存那本书的念头，想买。小伙子说冲我刚才说是假的，一分钱也不便宜给我，爱买不买。我不愿扫了他的兴又扫我自己的兴，二话没说就买下了。待我站在楼口，小伙子追了上来，还跟着一个小女子，手拿照相机。小伙子说她是他媳妇儿，说：“既然你是真的梁晓声，那证明咱俩太有缘分了，大叔，咱俩合影留念吧！”人家说得那么诚恳，我怎么可以拒绝呢？于是合影，恰巧走来人，小伙子又央那人为我们三个合影，自然是我站中间，一对小夫妻一左一右，都挽我手臂。
使小街变脏的首先是那类现做现卖的食品摊——煎饼、油条、粥、炒肝、炸春卷、馄饨、烤肉串，再加上卖菜的，再加上杀鸡宰鸭剖鱼的……早市一结束，满街狼藉，人行道和街面都是油腻的，走时粘鞋底儿。一下雨，街上淌的像刷锅水，黑水上漂着烂菜叶，间或漂着油花儿。
我在那条小街上与人发生了三次冲突。前两次互相都挺君子，没动手。第三次对方挨了两记耳光，不过不是我扇的，是童影厂当年的青年导演孙诚替我扇的。那时的小街，早六七点至九十点钟内，已是水泄不通，如节假日的庙会。即使一只黄鼬，在那种情况之下企图蹿过街去也是不大可能的。某日清晨，我在家中听到汽车喇叭响个不停，俯窗一看，见一辆自行车横在一辆出租车前，自行车两边一男一女，皆三十来岁，衣着体面。出租车后，是一辆搬家公司的厢式大车。两辆车一被堵住，一概人只有侧身梭行。
我出了楼，挤过去，请自行车的主人将自行车顺一下。那人瞪着我怒斥：“你他妈少管闲事！”我问出租车司机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刮蹭着人家了？出租车司机说绝对没有，他也不知对方为什么要挡住他的车。那女的骂道：“你他妈装糊涂！你按喇叭按得我们心烦，今天非堵你到早市散了不可！”我听得来气，将自行车一顺，想要指挥出租车通过。对方一掌推开我，复将自行车横在出租车前。我与他如是三番，他从车上取下了链锁，威胁地朝我扬起来。
正那时，他脸上啪地挨了一大嘴巴子。还没等我看清扇他的是谁，耳畔又听啪的一声。待我认出扇他的是孙诚，那男的已乖乖地推着自行车便走，那女的也相跟而去，两个都一次没回头……至今我也不甚明白那一对男女为什么会是那么一种德性。
两年后“自由市场”被取缔，据说是总参干休所通过军方出面起了作用。如今我已在牡丹园北里又住了十多年，这里也有一条小街，这条小街起初也很幽静，现在也变成了一条市场街，是出租汽车司机极不情愿去的地方。
它的情形变得与十年前我家住过的那条小街又差不多了。闷热的夏日，空气中弥漫着腐败腥臭的气味儿。路面重铺了两次，过不了多久又粘鞋底儿了。下雨时，流水也像刷锅水似的了，像解放前财主家阴沟里淌出的油腻的刷锅水，某几处路面的油腻程度可用铲子铲下一层来。人行道名存实亡，差不多被一家紧挨一家的小店铺完全占据。今非昔比，今胜过昔，街道两侧一辆紧挨一辆停满了廉价车辆，间或也会看到一辆特高级的。
早晨7点左右“商业活动”开始，于是满街油炸烟味儿。上班族行色匆匆，有的边吃边走。买早点的老人步履缓慢，出租车或私家车明智地停住，耐心可嘉地等老人们蹒跚而过。8点左右街上已乱作一团，人是更多了，车辆也多起来。如今买一辆廉价的二手车才一两万元，租了门面房开小店铺的外地小老板十之五六也都有车，早晨是他们忙着上货的时候。太平庄那儿一家“国美”商城的免费接送车在小街上兜了一圈又一圈，相对于对开两辆小汽车已勉为其难的街宽，“国美”那辆大客车是庞然大物。倘一辆小汽车迎头遭遇了它，并且各自没了倒车的余地，那么堵塞半小时、一小时是家常便饭。“国美”大客车是出租车司机和驾私家车的人打内心里厌烦的，但因为免费，它却是老人们的最爱。真的堵塞住了，已坐上了它或急着想要坐上它的老人们，往往会不拿好眼色瞪着出租车或私家车，显然他们认为一大早添乱的是后者们。
傍晚的情形比早上的情形更糟糕。6点左右，小饭店的桌椅已摆到人行道上了，仿佛人行道根本就是自家的。人行道摆满了，沿马路边再摆一排。烤肉的出现了，烤海鲜的出现了，烤玉米烤土豆片地瓜片的也出现了。时代进步了，人们的吃法新颖了，小街上还曾出现过烤茄子、青椒和木瓜的摊贩。最火的是一家海鲜店，每晚在人行道上摆二十几套桌椅，居然有开着“宝马”或“奥迪”前来大快朵颐的男女，往往一吃便吃到深夜。某些男子直吃得脱掉衣衫，赤裸上身，汗流浃背，喝五吆六，划拳行令，旁若无人。乌烟瘴气中，行人嫌恶开车的；开车的嫌恶摆摊的；摆摊的嫌恶开店面的；开店面的嫌恶出租店面的——租金又涨了，占道经营等于变相地扩大门面，也只有这样赚得才多点儿。通货膨胀使他们来到北京打拼人生的成本大大提高了，不多赚点儿怎么行呢？而原住居民嫌恶一概之外地人——当初这条小街是多么地幽静啊，看现在，外地人将这条小街搞成什么样子了？！那一时段，在这条小街，几乎所有人都在内心里嫌恶同胞……而在那一时段，居然还有成心堵车的！有次我回家，见一辆“奥迪”斜停在菜摊前。那么一斜停，三分之一的街面被占了，两边都堵住了三四辆车，喇叭声此起彼伏。车里坐一男人，听着音乐，悠悠然地吸着烟。
我忍无可忍，走到车窗旁冲他大吼：“你他妈聋啦？！”他这才弹掉烟灰，不情愿地将车尾顺直。于是，堵塞消除。原来，他等一个在菜摊前挑挑捡捡买菜的女人。那一时段，这条街上的菜最便宜。可是，就为买几斤便宜的菜，至于开着“奥迪”到这么一条小街上来添乱吗？我们的某些同胞多么难以理解！
那男人开车前，瞪着我气势汹汹地问：“你刚才骂谁？”我顺手从人行道上的货摊中操起一把拖布，比他更气势汹汹地说：“骂的就是你，混蛋！”也许见我是老者，也许见我一脸怒气，并且猜不到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还自知理亏，他也骂我一句，将车开走了……能说他不是成心堵车吗？！可他为什么要那样呢？我至今也想不明白。
还有一次——一辆旧的白色“捷达”横在一个小区的车辆进出口，将院里街上的车堵住了十几辆，小街仿佛变成了停车场，连行人都要从车隙间侧身而过。车里却无人，锁了，有个认得我的人小声告诉我——对面人行道上，一个穿T恤衫的吸着烟的男人便是车主。我见他望西洋景似的望着堵得一塌糊涂的场面幸灾乐祸地笑。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车主。也可以肯定，他成心使坏是因为与出入口那儿的保安发生过什么不快。
那时的我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倘身处古代，倘我武艺了得，定然奔将过去，大打出手，管他娘的什么君子不君子！然我已老了，全没了打斗的能力和勇气。但骂的勇气却还残存着几分。于是撇掉斯文，瞪住那人，大骂一通混蛋王八蛋狗娘养的！我的骂自然丝毫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交警支队的人，但那已是一个多小时以后的事了。在那一个多小时内，坐在人行道露天餐桌四周的人们，吃着喝着看着“热闹”，似乎堵塞之事与人行道被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十余年前，我住童影宿舍所在的那一条小街时，曾听到有人这么说——真希望哪天大家集资买几百袋强力洗衣粉、几十把钢丝刷子，再雇一辆喷水车，发起一场义务劳动，将咱们这条油腻肮脏的小街彻底冲刷一遍！
如今，我听到过有人这么说——某时真想开一辆坦克，从街头一路压到街尾！这样的一条街住久了会使人发疯的！
在这条小街上，不仅经常引起同胞对同胞的嫌恶，还经常引起同胞对同胞的怨毒气，还经常造成同胞与同胞之间的紧张感。互相嫌恶，却也互相不敢轻易冒犯。谁都是弱者，谁都有底线。大多数人都活得很隐忍，小心翼翼。
街道委员会对这条小街束手无策。他们说他们没有执法权。城管部门对这条小街也束手无策。他们说要治理，非来“硬”的不可，但北京是“首善之都”，怎么能来“硬”的呢？新闻单位被什么人请来过，却一次也没进行报道。他们说，我们的原则是报道可以解决的事，明摆着这条小街的现状根本没法解决啊！有人给市长热线一次次地打电话，最终居委会的同志找到了打电话的人，劝说——容易解决不是早解决了吗？实在忍受不了你干脆搬走吧！有人也要求我这个区人大代表应该履责，我却从没向区政府反映过这条小街的情况。我的看法乃是——每一处摊位，每一处门面，背后都是一户人家的生计、生活甚至生存问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在小街的另一街口，一行大红字标志着一个所在是“城市美化与管理学院”。相隔几米的街对面，人行道上搭着快餐摊棚。下水道口近在咫尺，夏季臭气冲鼻，情形令人作呕。
城管并不是毫不作为的。他们干脆将那下水道口用水泥封了，于是那儿摆着一个盛泔水的大盆了。至晚，泔水被倒往附近的下水道口，于是另一个下水道口也臭气冲鼻，情形令人作呕了。
又几步远，曾是一处卖油炸食物的摊点。经年累月，油锅上方的高压线挂满油烟嘟噜了，如同南方农家灶口上方挂了许多年的腊肠。架子上的变压器也早已熏黑了。某夜，城管发起“突击”，将那么一处的地面砖重铺了，围上了栏杆，栏杆内搭起“执法亭”了。白天，摊主见大势已去，也躺在地上闹过，但最终以和平方式告终。
本就很窄的街面，在一侧的人行道旁，又隔了一道80公分宽的栏杆，使那一侧无法停车了。理论上是这样一道算式——斜停车辆占路面1.5米宽即150公分的话，如此一来，无法停车了，约等于路面被少占了70公分。两害相比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一种精神上的“胜利”。这条极可能经常发生城管人员与占道经营、无照经营、不卫生经营者之间的严峻斗争的小街，十余年来，其实并没发生过什么斗争事件。斗争不能使这一条小街变得稍好一些，相反，恐怕将月无宁日，日无宁时。这是双方都明白的，所以都尽量地互相理解，互相体恤。
也不是所有的门面和摊位都会使街道肮脏不堪。小街上有多家理发店、照相馆、洗衣店、打印社，还有茶店、糕点店、眼镜店、鲜花店、房屋中介公司、手工做鞋和卖鞋的小铺面；它们除了方便于居民，可以说毫无负面的环境影响。我经常去的两家打印社，主人都是农村来的。他们的铺面月租金五六千元，而据他们说，每年还有五六万的纯收入。
这是多么养人的一条小街啊！出租者和租者每年都有五六万的收入，而且或是城市底层人家，或是农村来的同胞，这是一切道理之上最硬的道理啊！其他一切道理，难道还不应该服从这一道理吗？
在一处拐角，有一位无照经营的大娘，她几乎每天据守着一平方米多一点儿的摊位卖咸鸭蛋。一年四季，寒暑无阻，已在那儿据守了十余年了。一天才能挣几多钱啊！如果那点儿收入对她不是很需要，七十多岁的人了，想必不会坚持了吧。
大娘的对面是一位东北农村来的姑娘，去年冬天她开始在拐角那儿卖大馇子粥。一碗3元钱，玉米很新鲜，那粥香啊！她也只不过占了一平方米多一点儿的人行道路面。占道经营自然是违章经营，可是据她说，每月也能挣四五千元！因为玉米是自家地里产的，除了点儿运费，几乎再无另外的成本。她曾对我说：“我都27了还没结婚呢，我对象家穷，我得出来帮他挣钱，才能盖起新房啊！要不咋办呢？”
再往前走十几步，有一位农家妇女用三轮平板车卖豆浆、豆腐，也在那儿坚持十余年了。旁边，是用橱架车卖烧饼的一对夫妻，丈夫做，妻子卖，同样是小街上的老生意人。寒暑假期间，两家的两个都是小学生的女孩也来帮大人忙生计。炎夏之日，小脸儿晒得黑红。而寒冬时，小手冻得肿乎乎的。两个女孩儿的脸上，都呈现着历世的早熟的沧桑了。
有次我问其中一个：“你俩肯定早就认识了，一块儿玩不？”她竟说：“也没空儿呀，再说也没心情！”回答得特实在，实在得令人听了心疼。“五一”节前，拐角那儿出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外地汉子，挤在卖咸鸭蛋的大娘与卖鞋垫的大娘之间，仅占了一尺来宽的一小块儿地方，蹲在那儿，守着装了硬海绵的小木匣，其上插五六支风轮，彩色闪光纸做的风轮。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卖成本那么低、肯定也挣不了几个小钱的东西，还因为他右手戴着原本是白色、现已脏成了黑色的线手套，一种廉价的劳保手套。
我心想：“你这外地汉子呀，北京再能谋到生计，这条街再养得活人，你靠卖风轮那也还是挣不出一天的饭钱的呀！你这大男人脑子进水啦？找份什么活儿干不行，非得蹲这儿卖风轮？”然而，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地看到他挤在两位大娘之间，蹲在那儿，5月份快过去了他才消失。
我买鞋垫时问大娘：“那人的风轮卖得好吗？”大娘说：“好什么呀！快一个月了只卖出几支，一支才卖一元钱，比我这鞋垫儿还少伍角钱！”
卖咸鸭蛋的大娘接言道：“他在老家农村干活儿时，一条手臂砸断了，残了，右手是只假手。不是觉得他可怜，我俩还不愿让他挤中间呢……”
我顿时默然。卖咸鸭蛋的大娘又说，其实她一个月也卖不了多少咸鸭蛋，只能挣五六百元而已。这五六百元还仅归她一半儿。农村有养鸭的亲戚，负责每月给她送来鸭蛋，她负责腌，负责卖。
“儿女们挣的都少，如今供孩子上学花费太高，我们这种没工作过也没退休金的老人，”——她指指旁边卖鞋垫的大娘，“哪怕每月能给第三代挣出点儿零花钱，那也算儿女们不白养活我们呀……”
卖鞋垫的大娘就一个劲儿点头。我不禁联想到了卖豆制品的和卖烧饼的。他们的女儿，已在帮着他们挣钱了。父母但凡工作着，小儿女每月就必定得有些零花钱——城里人家尤其是北京人家的小儿女，与外地农村人家的小儿女相比，似乎永远是有区别的。
我的脾气，如今竟变好了。小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教育了我，逐渐使我明白我的坏脾气与这一条小街是多么的不相宜。再遇到使我怒从心起之事，每能强压怒火，上前好言排解了。若竟懒得，则命令自己装没看见，扭头一走了之。
而这条小街少了我的骂声，情形却也并没更糟到哪儿去。正如我大骂过几遭，情形并没有因而就变好点儿。
我觉得不少人都变得和我一样好脾气了。有次我碰到了那位曾说恨不得开辆坦克从街头压到街尾的熟人。我说：“你看我们这条小街还有法儿治吗？”他苦笑道：“能有什么法儿呀？理解万岁呗，讲体恤呗，讲和谐呗……”由他的话，我忽然意识到，紧绷了十余年的这一条小街，它竟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种品格，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体恤。所谓和谐，对于这一条小街，首先却是容忍。
有些同胞生计、生活、生存之艰难辛苦，在这一条小街呈现得历历在目。
小街上还有所小学——瓷砖围墙上，镶着陶行知的头像及“爱满天下”四个大字。墙根低矮的冬青丛中藏污纳垢，叶上经常粘着痰。行知先生终日从墙上望着这条小街，我每觉他的目光似乎越来越忧郁，却也似乎越来越温柔了。
尽管时而紧张，但十余年来，却又未发生什么溅血的暴力冲突——这也真是一条品格令人钦佩的小街！
发生在小街上的一些可恨之事，往细一想，终究是人心可以容忍的。发生在中国的一些可恨之事，却断不能以“容忍”二字轻描淡写地对待。“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聃此言胜千言万语也！
2.演员与看客
此刻，他出现在舞台右侧，坐高脚凳上，酒吧里常见的那种。高脚凳在前一名演员的表演中当成过道具。他一足踏地，一足踏凳撑上，特悠闲的样子，微眯双眼，漠漠然地望着台下的看客，如同厌倦的牧羊人漠漠然地望着羊群。牧羊人对羊群大抵持两种态度——倘是自己的，望着时目光往往是欣慰的，甚或是喜悦的；若只不过是替雇主在放牧，通常便是漠漠然的。
我觉得，对于他，台下包括我在内的看客，似乎只不过是二百几十只品种特殊的羊而已，不值得多么尊重的，正如看客们也不可能多么尊重他。而此点，乃是这一处也叫做剧场的地方，与其他剧场里的情形完全不同的方面。显然的，他对此点心知肚明并习以为常，处之泰然。
这是台上台下互无敬意的一个所在。一个心照不宣的营造低俗乐子的空间。台上的靠表演，台下的靠掌声。某些人观看低俗的渴望，能在这里获得较大的满足。某些一向因太过正经而疲劳了的人，在这里完全可以显现其实并不怎么正经的原形。在这里，台上的表演者拿台下的看客搞笑一通是家常便饭，台下的男性看客用语言挑逗台上的女表演者亦在允许范围。
羊群的常态是安静的，但台下的看客时而呼嗷乱叫，时而将手中的“掌拍”弄出大的响声。“现代”无孔不入，现代人连拍手也懒得拍了，于是商家发明了观赏演出时用的那种手形的塑料东西，免费提供，体现着人性化的周到。那东西该怎么确切地称呼呢？我竟不知。也许可叫“义手”的吧？既然假肢的另一种叫法是“义肢”，那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叫“义手”呢？如此说来，不用“义手”鼓掌，确实意味着是“亲自鼓掌”了吧？
对于他，以及所有在这一空间进行表演的艺人，我本是不打算称为演员的。但若叫艺人，依我看来，又都没什么艺可言，那就还是称他们为演员吧。毕竟，他们皆在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简直也可以说是亢奋地鞠躬尽瘁般地进行着表演。他们的表演状态毫无疑问地体现着一种敬业精神。尽管场地有天壤之别，舞台有天壤之别，表演品质有天壤之别，但是论到敬业精神，我这一个看客不得不发乎真心地承认，他们与某些明星们、大腕们乃至大师们是不分高低的。这一点当时深深地感动了我。
该剧场是很封闭的空间，处处旧陋，近于破败：在一条老街上，门面算是那条街上有特点的，乍看像老北京的牌楼，却是水泥的，灰色的。一灰到底，除了红色匾字，再无别色。即使红色的匾字，也早已褪尽了鲜艳，看去泛着隐黑了。简陋的座椅，简陋的舞台。紫色幕布相当旧了，在舞台的顶灯光下，浮尘可见。而舞台的木质边沿，这儿那儿油漆剥落了。舞台左边是厕所，右边是安全出口。厕所也罢，安全出口也罢，门楣皆低，门框皆窄，地势明显下陷。所谓剧场，空气凝滞，似乎没有通风系统，整体给我以处处不洁的印象。
在如此这般的场所，如此这般的舞台上，一些是所谓“二人转”演员的人，极投入地、极敬业地各自表演低俗甚至下流的节目，给二百几十位形形色色身份混杂的男女看。
我在着实被感动了的同时，也着实地心生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
简直不能不被感动。
也简直不能不忧伤。那名坐在舞台右侧的演员，他大约有三十二三岁，一米七五或七六的身高，国字脸，五官端正，眉清目朗，宽肩，细腰。对于男子而言，称得上一表人才了。舞台上灯光明亮，我坐第二排，对他的一举一动，乃至他表情的细微变化，看得清清楚楚。他已换了一件短袖的白衬衫，浅蓝色西服裤，衬衫下襟扎在裤腰里。衣裤合体，使他看去很精神。他脚上那双皮鞋分明还新着，似乎是名牌。他稳重地坐在那儿，姿势未曾怎么改变过，脸上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闲定平静，仿佛足以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色变，猛虎啸于后而不心惊。目光也仍那么的漠然。这与他方才生猛异常，亢奋且厚颜无耻地表演着的那个自己截然相反，判若两人。这会儿的他，如同一位资深的铁匠、木匠、石匠，或面包师傅、裁缝师傅、园林修剪师傅，忙碌劳累了一大通之后，终于可以歇会儿了，于是坐下呆望街景。那时，寒碜的舞台似乎便是他的铺子，而台口是他的铺子门口，或公园里的一处亭子；台下的看客们，则如同集体歇脚的行人、商帮。方才是他在台上表演，众人看他。现在他也可以闲定又漠然地看众人了，虽然众人并不表演，但他却如同偏能不动声色地看出什么微相表演来，目光中投出研究的意味，觉得挺耐看似的。
在他之前，舞台右侧已坐着两个人了，一个是司鼓者，一个是操控电子音响的。司鼓者四十余岁，肤黑且瘦，穿一套20世纪80年代的蓝制服，上衣有两个外兜，叫“中山装”的那一种，也是毛泽东特别喜欢穿的那一种。事实上不仅毛泽东喜欢穿，大多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都喜欢穿。不晓得司鼓者为什么也穿那么一套衣服，是为了勾起看客们的怀旧心理吗？也许吧。而操控电子音响的青年刚二十岁出头。以我的眼看来，他和司鼓者容貌有相似之处，说不定是父子，或者叔侄。三十几岁的那名演员坐在青年旁边。青年面向舞台左侧，而他面向台下。他并不与青年说话，仿佛身旁无人。我不知他为什么演完了节目却还要坐在台上那么显眼的地方，但是猜测到一会儿台上准还有需要他的时候，我得承认，他出现在那儿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我对解放前东北“二人转”艺人们的演艺人生一直颇感兴趣，写一部那样的长篇小说也一直是我的打算。春季我回哈尔滨，请朋友带我看一场当下的“二人转”，为的是补充一些感性的印象。身为东北人，我此前还从没看过在舞台上表演的传统“二人转”。
朋友说：传统的吗？那早过气了，现而今哪儿还有人那么演？有人那么演也没人稀罕看啊！现代人嘛，想看也要看现代的“二人转”！
我问怎么个现代法呢？他说他也没看过，只听说特“另类”。
于是，在他的陪同下，我俩坐在了这么一处地方。他说他打听了，这里每晚上演的“二人转”比一般性的“另类”更“另类”。
第一位上场的是小伙子，二十五六岁，挺帅气。嗓音颇高，唱了几句歌，“小沈阳”飚高音的那种唱法，以证明嗓音所能达到的高度，分明还自认为在此点上并不逊于“小沈阳”。他飚唱时获得了一阵“义手”的掌声。掌声中他明智地收了高音，不再唱下去。飚唱几句高音歌词是一回事，气量充沛饱满地唱完一首高音歌曲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他收声收得明智。接着，他开始说了。上海的周立波自诩说的是“清口”，他说的却几乎是成段成段的“荤口”。看着听着形象那么帅气那么阳光的青年不住嘴地说出一句比一句“荤”的“荤口”，如同看着听着一个长着可爱的模样像是极有教养的孩子一句句说脏话，给人以愕然不已的印象，令我大不适应。我想我背后的一排排看客也未必就多么适应，因为并无掌声，亦无喝彩。甚至，也没人起哄。
我入场时留意地扫视过，看客们的年龄多在30至50岁之间，十之八九是男人，极少数女人觉察出我的扫视，一个个颇不自在，或低下头去，或侧转了脸。而我，在那天晚上，是年龄最大的一个看客。坐在第二排的票价是80元。朋友悄悄告诉我，第一排的票价100元，他居然没买到。而坐在第一排的，多是有本地人相陪的外地看客。和我一样，好奇心使他们到这种地方来的。我在北京就已经听说时下的“二人转”挺火，那时我明白了，心照不宣地坐在这一处猥亵场所的看客，对“黄”和“荤”的好奇心，比满足欣赏的欲念要强烈得多。然而来是来了，坐是稳坐下去了，但一听到下流“段子”就大鼓其掌或冲口喝彩，毕竟不太好意思，忌讳着原形毕露之嫌。纵然正中下怀，大觉过瘾，也还是放不太开的。由是，我认为台上台下之间的一种误会，那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看出小伙子迷惘了，困惑了。甚至，有几分惶了。他大概是刚出道的新手，没怎么经历过台下看客们那种矜持的沉默，沉默的矜持。怎么都不呼应啊，这是些什么来路的观众啊？怎么全都跟冷面大爷似的呢？出于对演员的同情心也该多少给点儿掌声啊！花钱不就是专冲着听这个来的吗？爷们儿想听的我说了呀！还要多“黄”多“荤”才合你们的胃口呢？
显然的小伙子想不明白了，暗自焦急了。于是他又讲了一段更“荤”的“段子”。看客们依然暧昧地沉默。
“拿酒来！”——他以好汉临刑般的悲壮气概吼了一嗓子，也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白衣白裙的姑娘应声而起，将五瓶啤酒一瓶接一瓶摆在了舞台上。我落座之前注意到了她，她面前的桌上放着十几瓶啤酒，还有爆米花。谁家的姑娘竟到这里来，而且花100元买一排的票！难道她要一边看一边喝光那十几瓶啤酒么？那不是将上吉尼斯纪录了吗？莫非舞台上将出现她所倾慕的白马王子？当时她也令我大生疑惑，并生腹诽。倾慕尽管倾慕，献花也可，犯不着边看边酗酒啊！又没人相陪，倘烂醉如泥，那会是多么丢人现眼的结果呢？她总不至于是酗而不醉的酒神之化身吧。及至她起身往台上摆酒，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演出团队之一员，专为伺酒坐在那儿的。
小伙子牙口有力，咬掉瓶盖，高仰起头，众目睽睽之下一饮而尽。他将空瓶往舞台左侧一扔，倏转身，开始用语言作贱起肯定与他父亲同辈的司鼓者来。无非还是“荤”、“黄”的“段子”，连司鼓者的父亲也一并捎带着作贱了一通。之后又喝光了一瓶啤酒，转而作贱操控音响的青年，同样连对方的父亲的人格尊严也不放过。而那两位，默默听着罢了，只不过偶而面呈怒色，算是一种配合性的表情反应。事实上，音响并没怎么用，鼓也没敲过几下。也显然的，他俩坐在那儿，分明是专供被作贱的，那大约才是他们的“角色定位”。至于音响设备和鼓，作用倒在其次了。那种语言作贱，倘非是在舞台上，而是在日常情况之下，往往一两句就会导致恼羞成怒，大打出手的……操控音响的青年脸上那股子浑不在乎听之任之的表情越来越挂不住了，他嘟哝了一句。后排肯定是听不到的，但坐在第二排的我听得真切。他是这么骂了一句：“你他妈嘴上搂着点儿啊！”
一味儿以作贱他为能事的小伙子一愣，随即大声训斥：“怎么，受不了啦？受不了也得受！这是咱们这一行的规矩你不懂？入了这一行，那就得习惯了受着！台下的三老四少，人家花钱来听的就是这种段子！”
他的话说得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掺半。我听得心上顿时一疼。我也是“三老四少”之一，不由得感觉罪过起来。
他灌下了第三瓶啤酒，突然往台口一跪，像信徒祈祷般举起双手，大声乞求：“老少爷们儿行行好，多少给点儿掌声吧！怎么要你们点儿掌声就那么难啊？老板雇人监视着台上呢，掌声多少决定分我多少钱啊！一点儿掌声没有，我明天晚上没脸还来这儿了，后天不知道去哪儿挣钱解决吃住问题了……”
是表演风格？还是真情告白？我竟难以判断了。
“好！”后排响起一嗓子瓮声瓮气的喝彩。这怎么就好呢？好在哪儿呢？我不解，却没回头看，径自困惑罢了。
然而，终究是起了掌声。不怎么齐，也不多，但总归有了。“义手”拍出的那种掌声。
小伙子获得激励，一跃而起，又大声说：“感谢爷们儿，太难得啦，太难得了！冲刚才的掌声，现在我要拿出看家本领……”
他灌下去了第四瓶啤酒。
他腾空翻了两个斤斗，一个大劈叉，双腿笔直地叉开在台上。
“好！”台下齐发一阵喝彩。
我也赶紧举起“义手”弄出疑似的掌声，放下“手”时，顿觉罪过感被自己作为看客的热情抵消了些。
小伙子脸上呈现大为满足的表情了。他站到了一把椅子上，将一条腿搬起，呈金鸡独立的姿势，随即身体一倒，一足椅上，一足着地，来了一次悬空大劈叉！
“好！”许多嗓子齐声喝彩。响起一片疑似的“掌声”。
他一口气喝光最后一瓶酒，又站在一张桌子上，重复了一次刚才的动作。那自然是极危险的动作，倒也算不上有什么高难的含量，但确乎的极危险。若有闪失，轻则伤筋，重则必定当场断骨。
小伙子脸已彤红，并且淌下汗来。最终，他带着颇有征服成就感的表情，在掌声中跑下台去。他在台上坚持了半小时左右的表演，跪了三次，一饮而尽地接连喝光了五瓶啤酒，打出了六七个响亮的酒嗝……朋友小声对我说，他们每人都有“看家本领”，或曰“绝活儿”。而所谓“绝活儿”，一律在最后时段才奉献的，为的是能在掌声中结束。
我问：为什么还喝酒呢？朋友说，为了忘却羞耻感啊！如果艺技有限，那么只能靠“荤”的“黄”
的“段子”撑台。他们都那么年轻，在台上一味儿当众说那些，你以为他们就完全没有羞耻感吗？有的！怎么办呢？开始时说“黄”的，“黄”的越来越冷场，那就只能来“荤”的了。而几瓶啤酒灌下去，多“荤”的“段子”说起来，也只不过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着些无意识的醉话了，没想到吧……我说：没想到……又觉心上一疼。
坐在舞台右侧那个三十二三岁的人，他是第二个登台的演员。他化了妆，涂了白鼻梁，双唇正中抹得血红，戴蓝帽子，上穿白色无领半袖背心，下穿肥腰肥腿的蓝色吊带工作裤，有前胸兜兜的那一种。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机床车间里，男女工人大抵穿那种工作裤，现而今早已归于“戏装”了。那一套穿戴，肯定是他每次登台演出的行头无疑。他是企图在形象上唤起人们对卓别林的亲切记忆，也唤起人们对早年中国工人阶级的良好情愫。但是呢，又不愿太像卓别林，还要体现出点儿“中国特色”，看去便不伦不类。但不伦不类也许正是他的追求、他的创意、他的“专利”，更是他所依赖的形象看点。
这人对自己的舞台造型是颇动了一番心思的。我一这么想，不得不承认，他是多么地敬业啊！
此时的我已不记得他表演了些什么了。只记得他一上台就说，说来说去都是“荤口”，比“黄色”更“黄”的，赤裸裸的与性事有关的“段子”。自然，他也一瓶接一瓶地灌啤酒。我知道，在东北，那么一种喝法叫“吹喇叭”，酒桌上每简言之为“吹一个”。
他也作贱那司鼓的和操弄音响的。因为他说的是比“黄色”更黄的“荤口”，所以那司鼓的和操弄音响的，表现出了更加巨大的涵养。我对他们二位那一种涵养不禁肃然起敬。我小声说：他们二位也很敬业。朋友说：当然。我说：他们那么大的涵养我做不到。
朋友说：他们靠这一行生存，解决吃住的现实问题，成家了的也靠这一行养家糊口。你从未面临如此现实的问题，当然做不到。
我倒羞耻了。因为自己的话，更因为朋友的话。我这一个看客，坐在第二排的看客，心情不由得不忧伤。
我说：那，咱们走吧？
朋友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坐着看，该鼓掌就鼓掌。这是另类人生，你要多接地气！
是的，我真的已不记得他究竟表演了些什么。“二人转”变成了当下这样，是我不身临其境怎么也想不到的。但是台上那位说的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我才不像刚才那位跪着要掌声！干吗那么下贱？爷始终站着也要让你们鼓掌！”果然起了掌声。
他傲然地又说：“听，要到了吧？”那是小丑扮相的一个人的傲然，一位敬业的低俗“节目”表演者的傲然。
正因为是那样，他的话让我挺震撼。“你们花钱不就是来寻开心的吗？平均下来一张票才二三十元，看高雅的能这个价吗？我在台上逗呗，疯呗，胡闹呗，哄你们开心不就对得起你们那二三十元了嘛！我们是什么人？演员？甭抬举我们了！我们都是在台上耍狗蹦子呢！但看我们耍狗蹦子那也不能白看呀！谁都得挣钱过生活是不是？就算助人为乐你们也得给点儿掌声吧……”
于是掌声又起。在掌声中，我的心疼。
他居然把话说得那么实在。仅仅那么几句实在话，居然还获得了掌声，更是出我预料。
难道对于看客们，几句实在话是具有艺术欣赏性的吗？我迷惘了，就像第一个登台表演的小伙子遭遇冷场时也迷惘了。他醉意醺醺地学“小沈阳”出场时的步态，走一步说一句：“10万、20万、30万……大家好，哼嗯……讨厌……”学得惟妙惟肖，神形兼备。于是引发了笑声。
他重走一遍，边说：“我们这样的呢，10元、20元、30元……60元！
没往死了挣你们的呀！”便又引发了笑声。
我想那时，可能不少人心上都疼了一下。也许，只生出快意，并不疼的。我问朋友：他们每场只挣60元吗？朋友说：那肯定不止。看起来他出道时间不短了，每场怎么也挣二三百块吧……
我替他感到了大的慰藉，心情却还是没法不忧郁。文艺在这个空间里变质了，表演在这个空间里意味着下流。然而，同时却也体现着敬业精神。而此点，正是使人连厌恶都于心不忍的一点。人头脑中的理性在这种地方发生扭曲了，如同巧克力、糖浆和臭酱搅在一起了。
我不记得他是怎样离开舞台的了，似乎是被他的一位女搭档拖下台去的。也似乎，他真的有几分醉了。
真的吗？我不能肯定。
或许，那醉态只不过是表演。他的女搭档，却堪称一位美丽的女郎。高挑的个子，亭亭玉立，穿得相当暴露，灯光之下皮肤白皙得发亮。东北三省，即使在农村，也往往会生出那类美人。正如时下人们惯说的，“一不小心”，不知哪家就出现了一个。她们的美丽，一点儿也不逊于某些女明星或名模。然而，她们的命运，则往往另当别论了。
朋友认为他和她是夫妻。这使我又不由得替他感到幸运、幸福……现在，他显出了他性情的本真——一个天生喜欢安静的、内向的、沉默寡言的男人。甚至，竟还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
我以小说家观察人的经验看出了这一点。
我想，如果我们在社交场合面对他那样一个人，他会给我们以极绅士的印象。如果我们给他名片，他会是那种用双手来接的男人。如果不主动给，他会是那种绝不至于主动开口要的男人，不管我们是谁。
他的舞台经历，似乎已使他将人世及人性的真相参透。即使不是完全参透了，肯定也参得半透了。
他安安静静，稳稳重重地坐在那儿，漠然地望着台下的看客。漠然而却又具有研究的意味，似乎在望着低于人的一群动物。
是的，确实那样——我觉得他望着台下包括我在内的些个看客，真的像是在望着二百几十只疑似人的猴子。如许多疑是人的猴子精神饥渴地希望台上的表演者喂给东西。笑声也罢，掌声也罢，都体现着精神之口一口接住囫囵吞下的快感。他刚才是“喂”过我们了，他的任务已完成了，可以坐于一侧歇会儿，看别人接着怎么“喂”我们，以及我们接着呈现的种种“吃”相了。
刚才是别人花了钱在看他。现在是他不花钱在看别人。看得饶有兴趣似的，漠然且有耐性。他发现了我在观察他，微微眯了一下眼睛，也定定地看了我几秒钟。之后，目光滑转，望向别人了。那时他仿佛是一只猫，显示出猫的宠辱不惊淡定自若。那会儿在台上表演着的是一个瘦高青年。也照例唱了几句歌，飚出几声高音，之后便说出“段子”来。他的“绝活儿”是坐于地，将双腿扳起，置于肩上，像只大蛙般地在台上蹦了一圈儿……又上台的也是个瘦高青年，其“绝活儿”难得一见——他掏出一只橡胶手套，使劲撑开后套在头上。手套五指竖立着了，像白色的冠。却没将嘴也套入进去，嘴在外边，大口吸气，鼻孔出气。一吸一出，手套渐渐被气充大，胀薄。大如轮时，薄至透明，可见其内面目。表演者似乎已气力不济，仰倒台上，磨转翻滚，似受苦刑，状态可怜。有几秒钟，竟一动不动。
坐在舞台右侧那个人站了起来，面有不安，欲上前去。鸦雀无声的看客间一阵骚动，我的左右也有人站了起来，踮足引颈向台上呆望。
猝然一声爆响，碎片四飞，有一片落于台下，表演者同时一跃而起。
“好！”一声喝彩，喊出特江湖的意味，听来很古代。于是一阵“义手”拍出掌声。
掌声中，我的观察对象退回原处，重新坐下。那时我见他微微摇一下头，面呈一丝苦笑。
他的举动，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他的苦笑，在我看来挺沧桑。依次上台的是一对搭档。女子矮胖，扎羊角冲天辫儿，穿花衣裤，擦红了脸蛋，一副阿福的模样。而男青年则穿唐装，戴瓜皮帽，分明亦属不伦不类，使人顿生“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时光倒错之感。
那会儿我在想着一些事了，没注意他俩在表演什么。我首先想到，看来自己打算创作的电视剧，是没必要动笔了。因为诚如朋友所言，那种边转边唱边舞彩帕的传统“二人转”，现今的人们有几个还喜欢看呢？并且也必然塑造不出女主人公表演时那种大俗成绝的泼辣劲儿了呀！我笔下再自由，也总不能将“黄”的“荤”的一股脑儿往剧本里塞呀！与台上那些表演相比，传统“二人转”的“俗”岂不是简直太“文”了吗？便一时郁闷了。
又联想到了《巴黎圣母院》——舞台上的表演，也许与雨果笔下巴黎愚人节草根社区的狂欢胡闹差不多吧？在雨果笔下，美丽的风情万种的艾丝美塔拉的舞蹈，以及伴她左右的那只具有灵性的白色小山羊，毕竟还是放浪形骸的胡闹氛围中的美艺奉献。尽管充满诱惑，却连那诱惑也是美的。可在这儿，舞台上表演的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内容呢？连点儿诱惑之美也没有呀！
还联想到了莫扎特。在他成为宫廷乐师后，每乔装了溜到草根社区去，混迹于下等酒吧，与民间艺人和妓女们纵情声色。但即使在那种地方，也还是能听到美的歌，赏到美的舞，看到不失水准的魔术和杂耍。往往，还有民间诗人激情澎湃或一吟三叹地朗读他们的诗——起码，我所读过的一些书籍是那么告诉我的。
可这个舞台上，却只有恶搞和胡闹而已。
然而，每一位表演者都是在多么敬业地恶搞，多么敬业地胡闹啊！仅有少数内容，还勉强算得上是节目。偏偏又是那勉强算得上是节目的表演，却又难以获得掌声与喝彩。
在这个空间，所谓“文艺”，有着另外的标准。一种越庸俗堕落越厚颜无耻越好似的标准。
这儿的舞台，更像是生存场。每一位表演者，或许都有类似祥子和小福子的命境以及梦想。他们的人生况味，非是台下的看客们所知晓的。他们的苦辣酸甜，肯定最不愿道予看客们听的。他们需要看客，然而依我想来，未必就不鄙视和嫌恶着看客。如果他们的入行、出道只不过是权衡下的沦落，那么几乎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看客迫使他们堕落的——我猜，他们下台之后，也许都会这么想。
这里的舞台如《生死场》。不知怎么一来，台上的“阿福”，在用鞋底儿一记接一记扇着“来喜”
的耳光了，边扇边呵斥：“会不会说话啊？！”“来喜”诺诺连声，解释了一句什么，结果又是“阿福”不爱听的话，颊就又挨了一鞋底儿。“好！”有人大喝其彩。一阵疑似的“掌”声。
喝彩之声和掌声，如针扎我心。朋友小声说：“我数着呢，都十六下了！那女的是不是来真的了呀？”啪！——第十七记扇在“来喜”颊上。“好！”——几条嗓子同时喊的。
更长的一阵“掌”声。坐在台右侧那个人走到了一对搭档之间，他劝“阿福”。然而“阿福”
却不依不饶，越发泼悍，“来喜”惧怕得绕着台躲。连第一个小伙子也上台相劝了。他脸不红了，酒劲儿过去了。并且，也换了身合体的衣服。那时的小伙子，委实有股子帅劲儿。
“不羡神仙羡少年”——我头脑中闪过了一句古诗。那会儿的台上，如同街头闹剧。我的目光，一会儿望向那三十二三岁的男子，一会儿望向小伙子。而他俩，一位像是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在劝架，特知识分子劲儿地劝着，却总劝一句话：“别这样，别这样。”像不会劝，不得不劝。小伙子则像是他的学生，与老师同行至街口，遇到特殊情况了，老师已在示范着相劝，自己又怎能不实习着劝呢？也总劝一句：“得啦，得啦……”
我诧异——因为那会儿，我从小伙子脸上看出了腼腆！那个敬业地结束了表演的小伙子，他又出现在台上时，将他的真性情也带在脸上了。正如那个三十二三岁的，这会儿像是大学历史系或哲学系教授的男子，将他刚才表演时必戴不可的丑俗假面留弃在后台了。
我忘了他们都是怎样下台去的。我也不记得整场节目是怎么结束的。
我只注意观察那些与“二人转”没什么关系却又不得不打着“二人转”招牌卖艺的人们的脸了。
当朋友跟我说话时，剧场里已只剩我俩还坐在座位上了。朋友问：印象如何？
我说：一种忧伤。朋友又问：忧伤？那，能接受吗？我说：根本不能。
可，在东北三省，他们是一个不小的“族群”呢！据说，有两三千人。两三千个家庭，靠他们这么挣钱过生活，脱贫。除了这一行，没有另外一行，能使他们每月挣六七千、一万多。不过他们的收入极不稳定，一旦没人招聘，那就没有收入了。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表演那些。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样的表演场所被取缔了……所以我忧伤。如果你是文化官员，会严令取缔吗？
不。你呢？
也不。不忍。取缔了叫他们一时去干什么？目前工作这么难找，失业的人在增加……祝他们目前的人生顺遂吧！当某现象与某些人的生存之道连在了一起，如果那现象并不构成对社会和对别人的犯罪性危害，如果“某些人”是人数不少的人，则我就会对“生存”二字执敬畏的态度，将文人清高的一己之见收敛不宣了。
在此点上，我承认我是“分裂”的。并且，不以为自己多么的随俗可耻。
当我和朋友走出剧场时，马路上已清静了。剧场门口，伫立着几个人。朋友小声说：是他们。
我也看出来了。我忽然很想吸支烟，却只带了烟，没带打火机。我问他们：谁能借个火？
有人掏出了打火机，并且按着，一手拢着伸向我。我吸着烟后，看他一眼，见是那个曾在台上将橡胶手套往头上套的瘦高的小伙子。
我说：谢谢。他说：不客气。
我问：几点了？——为的是能再端详他们一番。一个姑娘打开手机看一眼说：差5分10点了。台下的他们，真性情的他们，依我的眼看来，竟皆是平静之人、沉默寡言之人、内向之人、腼腆之人、彬彬有礼之人，甚至，斯文之人。似乎也皆是，有道德感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以小说家自认为敏锐的眼，望着那样的一张张年轻而心存隐忧的脸，想要对他们微笑一下，却面肌发僵，没笑成。又来了几个骑摩托或自行车的人，也是他们一伙的。于是他们被摩托和自行车带走了。
有人临去还对我们说：再见……我转身看那剧场的门面，又一次联想到了《生死场》。心情，便又被难以言说的忧郁所浸淫。朋友说：他们是去公共浴池赶场了。那种地方晚上都成了价格便宜的旅店，这个时间，他们还能在那种地方继续表演……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有缄默。远处忽然传来了沉闷的雷声。霎时起一阵大风，要下雨了。
3.一位地税员的自白
在列车上，他与我对面铺。车开不久，我们聊了起来。他是某省某地级市的一名地税征收员，50余岁了，戴眼镜，健谈。若他自己不说是地税征收员，我以为他是中学教师，且是教数学的。因他手拿纸笔，聊前在认真演算一本杂志上的数学题。
他说他从小学起数学就好，中学和高中一向是班里的数学尖子生，物理化学的成绩也不错，但语文成绩却挺差劲儿，最令他头疼的是作文。当年若不是语文分数拖了后腿，他说他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而非是本省一所普通高校。那么，现在他就不至于还是一名老地税征收员了。
他说当年他们那座城市的人，根本不将税务征收员当成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待。他说当年在他们那儿，市委和市政府紧挨着，各部、委、局、办，不是和市委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就是和市政府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国税、地税两个单位却另在别处，合用一座很旧的小楼。而前者们才受尊敬，往往被另眼相看。至于出入他们那座小楼的人，被叫做“挎包包收钱的”。有不少人甚至分不清公检法制服与税务员制服的区别。某时自己被误认为是公检法的人，心里那份儿感觉怪舒服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你也肯定没太注意。当年和小商小贩冲突的还不是城管人员，而是我们收税员。个体经营合法，我们南方的农民，忽啦一下就涌入了大小城市，卖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中国农民太迫切地想要挣点儿现钱呀！当年每天能在城里挣十来元钱，那就足以令他们谢天谢地了。当年城里人也特欢迎他们，因为可以买到便宜的、新鲜的、以前买不到的东西了。当年我们南方农村并不多么普遍地使用化肥，因为当年农民负担重，觉得化肥贵，非万不得已，那是舍不得花钱买化肥的。所以当年农药对农产品的污染还不是个大问题。城里人买的，基本上也是农民们日常吃的，所以城里人买得放心，吃得放心。不像现在，农民们自己吃的是一小块地里长的，卖给城里人吃的是另一大块地里长的。当年城里下岗的、待业的，见农民到城里来摆摊都能挣到点儿钱，便也加入了小商小贩的大军。城里一些人，头脑自然比农民活络，有的一两年就成了万元户，骑着摩托背着秤了。当年一些中小城市的官们乐了，有更多的税可收了呀！至于弄脏了街道，那算什么呀，雇些人勤扫扫得了呗！官们不太在乎，市民们也不太计较。那时我们比现在忙！哪里有摆摊的，哪里有我们。自由市场上更是少不了我们的身影。带上发票一沓，四面八方收税。现在的城管是撵小商小贩们走，当年我们不撵他们，我们只伸手要钱。领导下达了指标，完不成任务还行？小商小贩们挣点儿钱不容易，觉得收多了他们当然不高兴。还没挣几元钱呢，你还伸手要钱，当然更不高兴。冲突常常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我们收税的很辛苦呀！我们那个区一级税务所，当年只有两辆公用自行车，归领导们骑。我们收税员，要么骑家里的自行车，要么靠两条腿匆匆忙忙地从这儿转移到那儿。当年我们收的是现钱，每人发一个双层书包，收到了钱就往书包里塞。一层装发票，一层装钱。回到所里，财会人员按你撕去了多少发票算你该收回多少钱。钱不够，那你得补上。你撕发票时不经意，多撕了一两张，那是你倒霉，要怨怨自己，也得补上。大家将书包里的钱往各自的桌面上一倒时，别人收的都挺多，唯独你自己收的少，证明工作能力不强啊，脸上不光彩呀！在这种压力的促使之下，你明天能不挣回点儿面子？这一挣面子，明天和小商小贩就可能发生冲突了。他恼火你不体恤他，你还恼火他不体恤你呢！结果呢，可能就都动了手了。甚至，还可能动了刀了。那时收税员不够用，各所都扩编。没有正式名额便招临时的，临时的经验不足，或素质差，经常就和小商小贩打起来了。一打起来，市民们向着的是他们。因为在市民眼里，他们明显的是弱者。何况，他们是就近满足市民日常生活需求的人……”
我问当年收现钱是否容易产生贪污行为。他说也容易，也不容易。当年也仅是对小商小贩们收现钱，总不能指望他们主动把钱交到所里去吧？辛辛苦苦挣5元交1元，挣10元交3元，那得多高的觉悟啊！要求他们有那么高的觉悟不实际，也不应该呀！我们背着书包走到他们跟前去收，不是也体现着工作的主动性吗？说贪污不容易，是因为有发票联数限制着。说也容易，是因为即使规定了一处摊位只收2元，你可以说他卖的是鸡鸭鱼蛋肉，不同于卖蔬菜的，获利高，理应多收几元。如果对方是老实巴交的人，听你振振有词地一说，认了，多收那几元不就是你的了吗？但也有那较真的，打听清楚了收税一律按摊位面积算，于是揭发了你，你的贪污行为不就暴露了么？当年他那个所里，有一名同事就用以上方法，每天贪污十来元，积少成多，两年多里贪污了六七千元，结果东窗事发，不但被开除了公职，还被判了刑。
“当年我大学毕业后成了收税员，心里特郁闷，我们所长就经常从思想上帮助我。他曾经对我讲，当年，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在国外处处抠门得很，谁都不给住地服务员小费，光用英语多说谢谢。联合国大会还没结束，中国人的抠门已在住地服务员中出了名，哪儿像现在……”
我猜到了他心里怎么想的，明知故问：“哪儿又不像现在了呢？”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狡黠地一笑：“你是北京人，你知道的比我多，别只我自己说起来没完！聊天嘛，你也说给我听听啊！”
我装糊涂，反问说什么呀。
他就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现在咱们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出国前肯定不只往卡里打两万美元吧？他们买一个高级的包儿不是都几万美元吗？和刚改革开放那时候比，只比美元的话，不是可以说富可敌国了吗？那是人家自己的钱，爱在哪儿花在哪儿花，姑且不论。单说那些公款出国的，大小是个官儿，哪一拨儿不住最高级的地方？更有的，多宰人的外国饭店也非去吃一餐！多贵的外国酒也开几瓶！反正是公款，不享受白不享受。还都有说词——不享受丢祖国的脸！真他妈不是人话！不过那么造也造不了多少钱，是吧？最令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心疼的是，搞一个什么伟大建筑，就非得请外国佬设计不可！人家有言在先，说那可贵呀！咱们那些出国招标的人却说，不谈钱的问题，钱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听听，是人话吗？那花的可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收上来的人民的血汗钱！即使表面看问题，我们也收缴了一些大老板的税，可说到底，就血汗二字而言，税钱上沾的还是干活儿的同胞的血汗。老板们挣钱只费心机，不流血汗……”
我说标识性建筑请不请外国设计师往往也不是政府决定得了的。他说总而言之，他觉得中国某类人一穷就酸，一富就奢侈。奢侈也是一种淫，淫金钱。某些官员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动辄扬言，搞就搞全国最大的、世界一流的，全不顾许许多多百姓的生活水平还处在世界三流四流末流国家的水平，所以说是一富就奢，就淫……“1986年，我们所长退休前出事了，被一家餐馆的老板举报有索贿行为。那家餐馆不算大，才二十几套餐桌。我们所长一向对他挺关照，他的税额是我们所长定的，定得偏低。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但高低也就不过每月差个一两千元的事儿。我们所长暗中答应他，以后也不会提高他的税额。可那一年，上边下达的税额指标又增加了，全所完成指标太有压力了，所长就亲笔调高了他的纳税额。但事先没顾上和他打招呼，结果他翻脸了，揭发信写到了市纪委，说我们所长儿子结婚时，向他借过一万元钱，三年多了还没还，分明是企图赖着不还。幸亏有借据证明是借，法院没按索贿来判。否则，我们所长就惨了。但那也搞得我们所长名誉扫地，提前几个月就退休了……”
他说那件事对他影响很深。那一年他们那一座小城市还是县级市，每到春节，县委县政府慰问退休老干部，正科级的人也在慰问名单上的。在县城，谁熬到正科级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可所长退休后，像是臭豆腐了，县委县政府的团拜车从不在他家门前停。连因为贪污受贿一百多万判了刑保外就医的一位副县长还经常有人背地里去看望呢，可除了所里的人，所长这个人似乎早死了，不存在了，被一切与他共事过的人彻底忘了。
“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挺怕什么吗？怕老领导退休了或高升了，派来一个新的头儿。2000年后，全中国的CIP每年以8%到10%的速度增长着，最高也不过12%、13%，可上级下达的征税指标却一年比一年高，少则15%，多则高到20%，有一年高到30%！老领导没太大上进心了，也有经验了，一般不会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可新来的头儿不同，年轻的必有上进心。新官上任三把火嘛，能力、政绩都要通过超额完成指标来证明、来体现嘛！本年度超额了，上边就会认为还有潜力，于是下一年在超额的基础上再提高指标。指标得由我们收税员去完成啊，我们就等于被逼上前线，得与纳税商户们刺刀见红了。我们老所长退休后，新来的就是那么一个急赤白脸一心往上爬的主儿，大家终于全都被压力压得苦不堪言，心头冒火了，就抓住他的一件作风问题搞个沸沸扬扬，强烈要求上级把他调走了。接着来的一位头儿就很受我们欢迎。大家也努力工作了，还是没完成上级的指标怎么办呢？他从不跟我们下边犯叽歪，亲自出马，多说好话，央求某些大税户提前将下一年的税交上来几个月的，寅吃卯粮，下一年再说下一年的。要是超额了呢，也不上缴，压住预留在明年的税金里。下一年头几个月不征或少征税，商家们也念我们的好，再逢不得不寅吃卯粮的情况，商家们还愿意帮我们一把。他很有思想，常跟我们说，咱们收地税的，在咱们这么一个一百来万人的城市，没什么大公司大老板，面对的主要是中小商家，绝不能征税把他们征瘦了，征垮了。他老早就有藏富于民于地方的意识了。他还打过一个比方，说即使将这些中小商户当成绵羊，那也还是以使他们大起来肥起来为好，那样才能可持续地为国家从他们身上剪下毛来，才是真的替国家作长远的考虑。
你认为我们的所长怎么样……”我说：“是位好所长。”他说：“也快退休了。”——很忧愁的样子。
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你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当年算是高学历，参加工作时间也这么长了，怎么就没熬个一官半职呢？”
他半苦涩半欣慰地笑道：“快了。上级跟我谈过了，我们所长一退，确定我接他的班。我错过了一次机会，要不10年前就当上了。刚才我不是说过，我们老所长退了以后派来一个急着往上爬的主儿吗？那时我的收税范围内有一处砖厂。新所长要求当年务必超额，说砖厂的税额定低了，指示我提高。还说厂子有避税嫌疑，得一并调查清楚。砖厂属于生产企业，税额是根据销售单征收的，有什么高低呢？那砖厂用自己生产的砖盖了一处仓库，还盖了两排工人宿舍，这样的一批砖该不该收税，国家那时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我就没有收税的依据嘛。我拖着没照他的指示去办。硬收能不能收上来呢？估计也能。归根结底，企业怕我们，而不是反过来。但硬收那一定收得人家心里别扭，不服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必须为砖厂的工人们考虑。那时都10月份了，那些工人都是农民。砖厂老板心里一窝火，也许就拖欠工人们的工资，给他们打白条，那他们就不能带着钱回家过年了。我这么考虑也对吧……”
“对。”我心里开始对他起敬意了。
他说他一拖，就将所长拖来气了。有一天所长没鼻子没脸地当众训他，他一拍桌子与所长大吵起来。他说他当时也知道，自己快被提拔为副所长了。结果那一吵，副所长没当成。
我问：“后悔不？”他说：“有什么可后悔的呀！不就是副科级嘛，一半芝麻粒似的个官儿！
吵了还痛快了呢！谁图一时痛快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叫事理，这点儿事理我是懂得的。当年不后悔，如今更看得开了。神马不是浮云？都是浮云！
该来的好事儿，谁都挡不住。像是就要落在自己头上，最终落在别人头上了，那是别人的造化，是自己的机缘还没真的到来。比如现在，要直接提我当所长了，我一个劲儿声明自己能力不行。可上级说，你行！有什么不行的？考察来考察去，没人说你不行，非你莫属了……”
他笑了，满脸呈现大自信。而我，由衷地说了几句祝贺的话。不仅对他起敬意，还觉得他特可爱了。
有时，我们对别人的第一感觉是可爱，以后才渐觉可敬。这个过程往往很长。往往，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始终是可爱，至于可敬，猫在哪儿似的就是不出现。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第一感觉如果是可敬，那么也许他的三言两语，一个小动作，或一种表情，忽然地就会使我们觉得一个人也可爱了。
我对他的感觉便是如此。由可爱到可敬，似铁树开花；由可敬到可爱，却似华丽转身。“身为税收员，我这人也不是惯于送顺水人情，不讲原则。以前税收制度和条例都不太严，确实存在送顺水人情的空间。现在不同了，严多了，谁想送那也不太容易送成，除非互相勾结，以身试法。大的问题上，我比谁都讲原则，谁想阻挡都不行。我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前年，一个搞房地产的老板，盖好了一幢楼，我耐心等着他把楼卖完好收税。不料有天他说，他不卖楼了，他要将楼作为股份，与别人合伙搞什么会所。以物代资与别人合伙搞项目，这当然是合法的，不属于销售，当然也就不必纳税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在搞鬼。他说会所开张后需要服务员，你有什么三亲六戚尽管介绍来吧。你介绍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了。我又明白了，这是在拉拢我呀！我说谢了，我的三亲六戚不劳您费心了。二百几十万的税呢！想逃避就那么简简单单地让你心想事成了？美的你！跟我来这套？那我就替国家盯死你了！半年后，他又对我说合作不愉快，他已经撤股了。入股时是一幢楼，撤股时是现金转账。行，算你高，这是合伙人之间两厢情愿的事，我也干涉不着。
但别当我是傻瓜，我没闲着呀，我暗中调查过了，那合伙人是他小舅子，是个影子合伙人，真实身份是某县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在职公务员不得以任何方式经商，这是党纪！你小舅子犯了党纪了，你们的合伙不合法！税的事儿以后再说，先罚！重罚！那么多人说情，我一律不给面子。一份报告打到市纪委，纪委一调查，情况属实，把他小舅子给撤职了。什么会所，不存在了。你贷款了，卖不卖？卖我就照章收税！不卖你就扛着贷款利息！你拖得起，我也等得起……”
他说时，杂志卷在手中，一下下拍向小茶案。看来，他这人脾气还不小。我说了我的这一种感觉。
他却否认，说他基本上是个没脾气的人。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一向讲和谐。偶尔露峥嵘，兴许一两年才露一次。但那通常是三五分钟的事，脾气来得快，消得也快。消就是消了，绝不久搁在心里。
“以后当所长了，更不能轻易发脾气了。当领导要有领导的涵养，是吧？我认为，有一种中国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中国，当法官的，往往摇身一变成律师了。当官的，往往退休以后成私企顾问了。如今呢，税务师所也顺势而生，渐成雨后春笋了。又往往呢，老税务员、税务干部，退休后被税务所聘去当高级税务师、当顾问了。好的一面是，有他们这种高级的专业的人士顾着问着，能增强企业和商家的纳税意识，我们省心了。不好的一面是，他们要是出高级的点子专教企业和商家怎么样钻税法的空子‘合理避税’，那我们的工作难度以后就大了，收税像是棋逢对手的赛事了。你认为哪种可能大些？”
我沉吟半晌，老实承认，自己所知有限，实在是不敢妄下断言。他将脸转向了窗外，自言自语：“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许多事，要特色到哪一天为止呢？”这时，列车为了抢回在始发站误点的时间，分明提速了。
4.玉顺嫂的股
九月出头，北方已有些凉。我在村外的河边散步时，晨雾从对岸铺过来。庄稼地里，割倒的苞谷秸不见了，一节卡车的挂斗车厢也被隐去了轮，像江面上的一条船。这边的河岸蕤生着狗尾草，草穗的长绒毛吸着显而易见的露珠，刚浇过水似的。四五只红色或黄色的蜻蜓落在上边，翅子低垂，有一只的翅膀几乎是在搂抱着草穗。它们肯定昨晚就那么落着了，一夜的霜露弄湿了翅膀，分明也冻得够呛。不等到太阳出来晒干双翅，大约是飞不起来的。我竟信手捏住了一只的翅膀，指尖感觉到了微微的水湿。可怜的小东西们接近着麻木了，由麻木而极其麻痹。那一只在我手中听天由命地缓缓地转动着玻璃球似的头，我看着这种世界上眼睛最大的昆虫因为秋寒到来而丧失了起码的警觉，一时心生出忧伤来。“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季节过去了，它们的好日子已然不多，这是确定无疑的。它们不变得那样还能怎样呢？我轻轻将那只蜻蜓放在草穗上，而小东西随即又垂拢翅膀搂抱着草穗了。河边土地肥沃且水分充足，狗尾草占尽生长优势，草穗粗长，草籽饱满，看去更像狗尾巴了。
“梁先生……”我一转身，见是个少年。雾已漫过河来，他如在云中，我也是。我在村中见到过他。
我问：“有事？”他说：“我干妈派我，请您到她家去一次。”我又问：“你干妈是谁？”
他腼腆了，讷讷地说：“就是……就是……村里的大人都叫她玉顺嫂那个……我干妈说您认识她……”
我立刻就知道他干妈是谁了。这是个极寻常的小村，才三十几户人家，不起眼。除了村外这条河算是特点，此外再没什么吸引人的方面。我来到这里，是由于盛情难却。我的一位朋友在此出生，他的老父母还生活在村里。村里有一位民间医生善推拿，朋友说治颈椎病是他的“绝招”。我每次回哈尔滨，那朋友是必定得见的。而每次见后，他总是极其热情地陪我回来治疗颈椎病。效果姑且不谈，其盛情却是只有服从的。算这一次，我已来过三次，已认识不少村人了。玉顺嫂是我第二次来时认识的——那是冬季，也在河边。我要过河那边去，她要过河这边来，我俩相遇在桥中间。
“是梁先生吧？”——她背一大捆苞谷秸，望着我站住，一脸的虔敬。我说是。她说要向我请教问题。我说那您放下苞谷秸吧。她说背着没事儿，不太沉，就几句话。“你们北京人知道的情况多，据你看来，咱们国家的股市，前景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不由一愣，如同鲁迅在听祥林嫂问他：人死后究竟是有灵魂的吗？她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是从不炒股的。然每天不想听也会听到几耳，所以也算了解点儿情况。我说：“不怎么乐观。”“是么？”——她的双眉顿时紧皱起来了。同时，她的身子似乎顿时矮了，仿佛背着的苞谷秸一下子沉了几十斤。那不是由于弯腰所致，事实上她仍尽量在我面前挺直着腰。给我的感觉不是她的腰弯了，而是她的骨架转瞬间缩巴了。
她又说：“是么？”——目光牢牢地锁定我，竟有些发直，我一时后悔。“您……也炒股？”“是啊，可……你说不怎么乐观是什么意思呢？不怎么好？还是很糟糕？
就算暂时不好，以后必定又会好的吧？村里人都说会的。他们说专家们一致是看好的。你的话，使我不知该信谁了……只要沉住气，最终还是会好的吧？”
她一连串的发问，使我根本无言以对。也根本料想不到，在这么一个仅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里，会一不小心遇到一名股民，还是农妇！
我明智地又说：“当然，别人们的看法肯定是对的……至于专家们，他们比我有眼光。我对股市行情太缺乏研究，完全是外行，您千万别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否极泰来，否极泰来……”
“我不明白……”“就是……总而言之，要镇定，保持乐观的心态是正确的……”我敷衍了几句，匆匆走过桥去，接近着逃掉。在朋友家，他听我讲了经过，颇为不安地说：“肯定是玉顺嫂，你说了不该那么说的话……”朋友的老父母也不安了，都说那可咋办？那可咋办？
朋友告诉我，村里人家多是王姓，如果从爷爷辈论，皆五服内的亲戚关系，也皆闯关东的山东人后代，祖父辈的人将五服内的亲戚关系带到了东北。排论起来，他得叫玉顺嫂姑。只不过，如今不那么细论了，概以近便的乡亲关系相处。三年前，玉顺嫂的丈夫王玉顺在自家地里起土豆时，一头栽倒死去了。那一年他们的儿子在上技校，他们夫妻已攒下了8万多元钱，是预备翻盖房子的钱。村里大部分人家的房子都翻盖过了，只她家和另外三四家住的还是从前的土坯房。丈夫一死，玉顺嫂没了翻盖房子的心思。偏偏那时，村里人家几乎都炒起股来。村里的炒股热，是由一个叫王仪的人煽乎起来的。那王仪曾是某大村里的中学的老师，教数学，且教得一向极有水平，培养出了不少尖子生，他们屡屡在全县甚至全省的数学竞赛中取得名次及获奖。他退休后，几名考上了大学的学生表达师恩，凑钱买了一台挺高级的笔记本电脑送给他。不知从何日起，他便靠那台电脑在家炒起股来，逢人每喜滋滋地说：赚了一笔又赚了一笔。村人们被他的话拨弄得眼红心动，于是有人就将存款委托给他代炒。他则一一爽诺，表示肯定会使乡亲们都富起来。委托之人渐多，玉顺嫂最终也把持不住欲望，将自家的8万多元钱悉数交付给他全权代理了。起初人们还是相信他经常报告的好消息的。但消息再闭塞的一个小村，还是会有些外界的情况说法挤入的。于是有人起疑了，天天晚上也看起电视里的《财经频道》来。以前，人们是从不看那类频道的，每晚只选电视剧看。开始看那类频道了，疑心难免增大，有天晚上大家便相约了到王仪家郑重“咨询”。王仪倒也态度老实，坦率承认他代每一户人家买的股票全都损失惨重。还承认，其实他自己也将他们两口子多年辛苦挣下的十几万全赔进去了。他煽乎大家参与炒股，是想运用大家的钱将自家损失的钱捞回来……他这么替自己辩护：我真的赚过！一次没赚过我也不会有那种想法。我利用了大家的钱确实不对，但从理论上讲，我和大家双赢的可能也不是一点儿没有！
愤怒了的大家哪里还愿多听他“从理论上”讲什么呢？就在他家里，当着他老婆孩子的面，委托给他的钱数大或较大的人，对他采取了暴烈的行动，把他揍得也挺惨。即使对于农民，当今也非仓里有粮，心中不慌的时代，而同样是钱钞为王的时代了。他们是中国挣钱最不容易的人。明知钱钞天天在贬值已够忧心忡忡的，一听说各家的血汗钱几乎等于打了水漂儿，又怎么可能不急眼呢？兹事体大，什么“五服”内“五服”外的关系，当时对于拳脚丝毫不是障碍了。第二天王仪离家出走了，以后就再没在村里出现过。他的家人说，连他们也不知他的下落了。各家惶惶地将所剩无几的股渣清了仓。
从此，这小村的农民们闻股变色，如同真实存在的股市是真真实实的蟒蛇精，专化形成性感异常的美女，生吞活咽幻想“共享富裕”的人。但人们转而一想，也就只有认命。可不嘛，些个农民炒的什么股呢？说到底自己被忽悠了也得怨自己，好比自己割肉喂猛兽了，而且是猛兽并没扑向自己，自己主动割上赶着喂的，疼得要哭叫起来也只能背着人哭到旷野上去叫呀！
有的人，一见到或一想到玉顺嫂，心里还会倍受道义的拷问与折磨——大家是都认命清仓了，却唯独玉顺嫂仍蒙在鼓里！仍在做着股票升值的美梦！仍整天沉浸于她当初那8万多元已经涨到了20多万的幸福感之中。告诉她8万多元已损失到1万多了也赶紧清仓吧，于心不忍，怕死了丈夫不久的她承受不住真话的沉重打击；不告诉呢，又都觉得自己简直不是人了！我的朋友及他的老父母尤其受此折磨，因为他们家与玉顺嫂的关系真的在“五服”之内，是更亲近的。
朋友正讲着，玉顺嫂来了。朋友一反常态，当着玉顺嫂的面一句接一句数落我，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无非说我这个人一向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由于长期被严重的颈椎病所纠缠，看什么事都变成了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云云。朋友的老父母也参与演戏，说我也曾炒过股，亏了几次，所以一谈到股市心里就没好气，自然念衰败经。我呢，只有嘿嘿讪笑，尽量表现出承认自己正是那样的。
玉顺嫂是很容易骗的女人。她高兴了，劝我要多住几天。说大冬天的，按摩加上每晚睡热乎乎的火炕，颈椎病会有减轻。
我说是的是的，我感觉痛苦症状减轻多了，这个村简直是我的吉祥地……玉顺嫂走后，我和朋友互相看看，良久无话。我想苦笑，却连一个苦的笑都没笑成。
朋友的老父母则都喃喃自语。一个说：“这算干什么？这算干什么……”另一个说：“往后还咋办？还咋办……”
……我跟那礼貌的少年来到玉顺嫂家，见她躺在炕上。
她一边坐起来一边说：“还真把你给请来了，我病着，不下炕了，你别见怪啊……”
那少年将桌前的一把椅子摆正，我看出那是让我坐的地方，笑笑，坐了下去。
我说不知道她病了。如果知道，会主动来探望她的。她叹口气，说她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一检查出来已很严重，地里的活儿是根本干不了啦，只能慢慢腾腾地自己给自己弄口饭吃了。我心一沉，问她儿子目前在哪儿。
她说儿子已从技校毕业，在南方打工。知道家里把钱买成了股票后，跟她吵了一架，赌气又一走，连电话也很少打给她了。我心不但一沉，竟还疼了一下。她望着少年又说，多亏有他这个干儿子，经常来帮她做点儿事。接着问少年：“是叫的梁先生吗？”我替少年回答是的，夸了他一句。
玉顺嫂也夸了他几句，话题一转，说她是请我来写遗嘱的。我一愕，急安慰她不要悲观，不要思虑太多，没必要嘛。玉顺嫂又叹口气，坚决地说：有必要啊！你别安慰我了，安慰我的话我听多了，没一句能对我起作用的。何况你梁先生是一个悲观的人，悲观的人劝别人不要悲观，那更不起作用了！你来都来了，便耽误你点儿时间，这会儿就替我把遗嘱写完吧……那少年从抽屉里取出纸、笔以及印泥盒，一一摆在桌上。在玉顺嫂那种充满信赖的目光的注视之下，我犹犹豫豫地拿起了笔。按照她的遗嘱，子虚乌有的22万多元钱，20万留给她的儿子，1万元捐给村里的小学，1万元办她的葬事，包括修修她丈夫的坟，余下3000多元，归她的干儿子……我接着替她给儿子写了封遗书，她嘱咐儿子务必用那20万元给自己修一处农村的家园，说在农村没有了家园的农民的儿子，人生总归是堪忧的。并嘱咐儿子千万不要也炒股，那份儿提心吊胆的滋味实在不好……我回到朋友家里，将写遗嘱之事一说，朋友长叹道：“我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希望由你这位作家替她写遗嘱，成了她最大的心愿……”
我张张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序、家信、情书、起诉状、辩护书，我都替人写过不少。连悼词，也曾写过几次的。遗嘱却是第一次写，然而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份遗嘱啊！值得欣慰的是，同时代人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遗书；一位母亲留给儿子的遗书；一封对得住作家的文字水平的遗书……这么一想，我心情稍好了点儿。
第二天下起了雨。第三天也是雨天。
第四天上午，天终于放晴，朋友正欲陪我回哈尔滨，几个村人匆匆来了，他们说玉顺嫂死在炕上。
朋友说：“我不能陪你走了……”他眼睛红了。
我说：“那我也留下来送玉顺嫂入土吧，我毕竟是替她写过遗嘱的人。”村人们凑钱将玉顺嫂埋在了她自家的地头她丈夫的坟旁，也凑钱替她丈夫修了坟。她儿子没赶回来，唯一能与之联系的手机号码被告诉停机了。没人敢做主取出玉顺嫂的股钱来用，怕被她那脾气不好的儿子回来时问责，惹出麻烦。那是一场极简单的丧事，却还是有人哭了。
葬事结束，我见那少年悄悄问我的朋友：“叔，干妈留给我的那份儿钱，我该跟谁要呢？”
朋友默默看着少年，仿佛聋了，哑了。他求助地将目光望向我。我胸中一大团纠结，郁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同样不知说什么好。路边草丛之下，遍地死蜻蜓。一场秋雨一场寒……
5.这个时代的“三套车”
我这个出生在哈尔滨市的人，下乡之前没见到过真的骆驼。当年哈尔滨的动物园里没有。据说也是有过一头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我下乡之前没去过几次动物园，总之是没见到过真的骆驼。当年中国人家也没电视，便是骆驼的活动影像也没见过。然而骆驼之于我，却并非陌生动物。当年不少男孩子喜欢收集烟盒，我也是。一名小学同学曾向我炫耀过“骆驼”牌卷烟的烟盒，实际上不是什么烟盒，而是外层的包装纸。划开胶缝，压平了的包装纸，其上印着英文。当年的我们不识得什么英文不英文的，只说成是“外国字”。当年的烟不时兴“硬包装”，再高级的烟，也无例外地是“软包装”。故严格讲，不管什么人，在中国境内能收集到的都是烟纸。烟盒是我按“硬包装时代”的现在来说的。
那“骆驼”牌卷烟的烟纸上，自然是有着一头骆驼的。但那烟纸令我们一些孩子大开眼界的其实倒还不是骆驼，而是因为“外国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国的东西，竟有种被震撼的感觉。当年的孩子是没什么崇洋意识的。但依我们想来，那肯定是在中国极为稀少的烟纸。物以稀为贵。对于喜欢收集烟纸的我们，是珍品啊！有的孩子愿用数张“中华”、“牡丹”、“凤凰”等当年也特高级的卷烟的烟纸来换，遭断然拒绝。于是在我们看来，那烟纸更加宝贵。
“文革”中，那男孩的父亲自杀了。正是由于“骆驼”牌的烟纸祸起萧墙。他的一位堂兄在国外，还算是较富的人。逢年过节，每给他寄点儿东西，包裹里常有几盒“骆驼”烟。“造反派”据此认定他里通外国无疑……而那男孩的母亲为了表明与他父亲划清界限，连他也遗弃了，将他送到了奶奶家，自己不久改嫁。
故我当年一看到“骆驼”二字，或一联想到骆驼，心底便生出替我那少年朋友的悲哀来。
后来我下乡，上大学，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竟再没见到“骆驼”二字，也没再联想到它。
落户北京的第一年，带同事的孩子去了一次动物园，我才见到了真的骆驼，数匹，有卧着的，有站着的，极安静极闲适的样子，像是有骆峰的巨大的羊。
肥倒是挺肥的，却分明被养懒了，未必仍具有在烈日炎炎之下不饮不食还能够长途跋涉的毅忍精神和耐力了。那一见之下，我对“沙漠之舟”残余的敬意和神秘感荡然无存。
后来我到新疆出差，乘吉普车行于荒野时，又见到了骆驼。秋末冬初时节，当地气候已冷，吉普车从戈壁地带驶近沙漠地带。夕阳西下，大如轮，红似血，特圆特圆地浮在地平线上。
陪行者忽然指着窗外大声说：“看，看，野骆驼！”于是吉普车停住，包括我在内的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朝窗外望。外边风势猛，没人推开窗。三匹骆驼屹立风中，也从十几米外望着我们。它们颈下的毛很长，如美髯，在风中飘扬。峰也很挺，不像我在动物园里见到的同类，峰向一边软塌塌地歪着。但皆瘦，都昂着头，姿态镇定，使我觉得眼神里有种高傲劲儿，介于牛马和狮虎之间的一种眼神。事实上人是很难从骆眼中捕捉到眼神的。我竟有那种自以为是的感觉，大约是由于它们镇定自若的姿势给予我那么一种印象罢了。
我问它们为什么不怕车？有人回答说这条公路上运输车辆不断，它们见惯了。我又问这儿骆驼草都没一棵，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离公路这么近的地方呢？
有人说它们是在寻找道班房，如果寻找到了，养路工会给它们水喝。我说骆驼也不能只喝水呀，它们还需要吃东西啊！新疆的冬天非常寒冷，肚子里不缺食的牛羊都往往会被冻死，它们找到几丛骆驼草实属不易，岂不是也会冻死吗？
有人说：当然啦！有人说：骆驼天生是苦命的，野骆驼比家骆驼的命还苦，被家养反倒是它们的福分，起码有吃有喝。还有人说：这三头骆驼也未必便是名符其实的野骆驼，很可能曾是家骆驼。主人养它们，原本是靠它们驮运货物来谋生的。自从汽车运输普及了，骆驼的用途渐渐过时，主人继续养它们就赔钱了，得不偿失，反而成负担了。
可又不忍干脆杀了它们吃它们的肉，于是骑到离家远的地方，趁它们不注意，搭上汽车走了，便将它们抛弃了，使它们由家骆驼变成了野骆驼。而骆驼的记忆力是很强的，是完全可以回到主人家的。但骆驼又像人一样，是有自尊心的。它们能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所以宁肯渴死饿死冻死，也不会重返主人的家园。但它们对人毕竟养成了一种信任心，即使成了野骆驼，见了人还是挺亲的……果然，三头骆驼向吉普车走来。最终有人说：“咱们车上没水没吃的，别让它们空欢喜一场！”我们的车便开走了。那一次在野外近距离见到了骆驼以后，我才真的对它们心怀敬意了，主要因它们的自尊心。动物而有自尊心，虽为动物，在人看来，便也担得起“高贵”二字了。
后来我从一本书中读到一小段关于骆驼的文字——有时它们的脾气竟也大得很，往往是由于倍感屈辱。那时它们的脾气比所谓“牛脾气”大多了，连主人也会十分害怕。有经验的主人便赶紧脱下一件衣服扔给它们，任它们践踏任它们咬。待它们发泄够了，主人拍拍它们，抚摸它们，给它们喝的吃的，它们便又服服帖帖的了。
毕竟，在它们的意识中，习惯于主人是它们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久前，我在内蒙的一处景点骑到了一头骆驼背上。那景点养有一百几十头骆驼，专供游人骑着过把瘾。但须一头连一头，连成一长串，集体行动。我觉有东西拱我的肩，勉强侧身一看，见是我后边的骆驼翻着肥唇，张大着嘴。它的牙比马的牙大多了。我怕它咬我，可又无奈。我骑的骆驼夹在前后两匹骆驼之间，拴在一起，想躲也躲不开它。倘它一口咬住我的肩或后颈，那我的下场就惨啦。我只得尽量向前俯身，但无济于事。骆驼的脖子那么长，它的嘴仍能轻而易举地拱到我。有几次，我感觉到它柔软的唇贴在了我的脖梗上，甚至感觉到它那排坚硬的大牙也碰着我的脖梗了。倏忽间我于害怕中明白——它是渴了，它要喝水。而我，一手扶鞍，另一只手举着一瓶还没拧开盖的饮料。既明白了，我当然是乐意给它喝的。可驼队正行进在波浪般起伏的沙地间，我不敢放开扶鞍的手，如果掉下去会被后边的骆驼踩着的。就算我能拧开瓶盖，也还是没法将饮料倒进它嘴里啊，那我得有好骑手在马背上扭身的本领，我没那种本领。我也不敢将饮料瓶扔在沙地上由它自己叼起来，倘它连塑料瓶也嚼碎了咽下去，我怕锐利的塑料片会划伤它的胃肠。真是怕极了，也无奈到家了。
它却不拱我了。我背后竟响起了喘息之声。那骆驼的喘息，类人的喘息，如同负重的老汉紧跟在我身后，又累又渴，希望我给“他”喝一口水。而我明明手拿一瓶水，却偏不给“他”喝上一口。
我做不到的呀！我盼着驼队转眼走到终点，那我就可以拧开瓶盖，恭恭敬敬地将一瓶饮料全倒入它口中了。可驼队刚行走不久，离终点还远呢！我一向以为，牛啦、马啦、骡啦、驴啦，包括驼和象，它们不论干多么劳累的活都是不会喘息的。那一天那一时刻我才终于知道我以前是大错特错了。
既然骆驼累了是会喘息的，那么一切受我们人所役使的牲畜或动物肯定也会的，只不过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罢了。
举着一瓶饮料的我，心里又内疚又难受。那骆驼不但喘息，而且还咳嗽了，一种类人的咳嗽，又渴又累的一个老汉似的咳嗽。
我生平第一次听到骆驼的咳嗽声……一到终点，我双脚刚一着地，立刻拧开瓶盖要使那头骆驼喝到饮料。偏巧这时管骆驼队的小伙子走来，阻止了我。因为我手中拿的不是一瓶矿泉水，而是一瓶葡萄汁。我急躁地问：“为什么非得是矿泉水？葡萄汁怎么了？怎么啦？！”小伙子讷讷地说，他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总之饲养骆驼的人强调过不许给骆驼喝果汁型饮料。
我问他这头骆驼为什么又喘又咳嗽的。
他说它老了，说是旅游点买一整群骆驼时白“搭给”的。我说它既然老了，那就让它养老吧，还非指望这么一头老骆驼每天挣一份钱啊？
小伙子说你不懂，骆驼它是恋群的。如果驼群每天集体行动，单将它关在圈里，不让它跟随，它会自卑，它会郁闷的。而它一旦那样了，不久就容易病倒的……我无话可说，无话可问了。老驼尚未卧下，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瞪着双眼睇视我，说不清望的究竟是我，还是我手中的饮料。我经不住它那种望，转身便走。
我们几个人中，还有著名编剧王兴东。我将自己听到那老驼的喘息和咳嗽的感受，以及那小伙子的话讲给他听，他说他骑的骆驼就在那头老驼后边，他也听到了。
不料他还说：“梁晓声，那会儿我恨死你了！”我惊诧。
他谴责道：“不就一瓶饮料吗？你怎么就舍不得给它喝？”我便解释那是因为我当时根本做不到的。何况我有严重的颈椎病，扭身对我是件困难的事。他愣了愣，又自责道：“是我骑在它身上就好了，是我骑在它身上就好了！
我多次骑过马，你当时做不到的，我能做到……”我顿时觉他可爱起来。暗想，这个王兴东，我今后当引为朋友。几个月过去了，我耳畔仍每每听到那头老驼的喘息和咳嗽，眼前也每每浮现它睇视我的样子。由那老驼，我竟还每每联想到中国许许多多被“啃老”的老父亲老母亲们。
他们之被“啃老”，通常也是儿女们的无奈。但，儿女们手中那瓶“亲情饮料”，儿女们是否也想到了那正是老父老母们巴望饮上一口的呢？而在日常生活中，那是比在驼背上扭身容易做到的啊！
天地间，倘没有一概的动物，自远古时代便唯有人类。我想，那么人类在情感和思维方面肯定还蒙昧着呢？万物皆可开悟于人啊！
6.兄长
如果，谁面对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长”二字的话，那么大抵，谁已老了。并且，谁的“兄长”肯定更老了。
这个“谁”，倘是女性，那时刻她眼里，几乎会漫出泪来；而若是男人，表面即使不动声色，内心里也往往百感交集。男人也罢，女人也罢，这种情况之下的他或她以及兄长，又往往早已是没了父母的人了。即使这个人曾有多位兄长，那时大概也只剩对面或身旁那唯一的一个了。于是同时觉得变成了老孤儿，便更加互生怜悯了。老人而有老孤儿的感觉，这一种忧伤最是别人难以理解和无法安慰的，儿女的孝心只能减轻它，冲淡它，却不能完全抵消它。
有哥的人的一生里，心底是不大会经常冒出“兄长”二字的。“兄长”二字太过文化了，它一旦从人的心底冒了出来，会使人觉得，所谓手足之情类似一种宗教情愫，于是几乎想要告解一番，仿佛只有那样才能驱散忧伤……几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对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长”二字。那时我忧伤无比，如果附近有教堂，我将哥哥送回病房之后，肯定会前去祈祷一番的。我的祷词将会很简单，也很直接：“主啊，请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长……”我一点儿也不会因为这样的祈求而感到羞耻。
我的兄长大我6岁，今年已经68周岁了。从20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当我是一个退休之人了，他才会有自由。我祈祷他起码再活10年，不病不瘫地再活10年。我不奢望上苍赐他更长久的生命。因为照他现在的健康情况看来，那分明是不实际的乞求。我也祈祷上苍眷顾于我，使我再有10年的无病岁月。
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他才能过上10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较自由的生活。
对于一个48年中大部分岁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过的，并且至今还被软禁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我认为我的乞求毫不过分。如果有上帝、佛主或其他神明，我愿与诸神达成约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准了，哪怕在我的兄长离开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也必结束的话，那我也宁愿，绝不后悔！
在我头脑中，我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记忆就一件事：大约是我三四岁时，我大病了一场，高烧，母亲后来是这么说的。我却只记得这样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对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我的母亲说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过春节时吃到过一块，觉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外边下着瓢泼大雨，母亲保证说雨一停，就让我哥去为我买两块。当年，在街头的小铺子里，点心乃至糖果也是可以论块买的。我却哭了起来，闹着说立刻就要吃。于是当年十来岁的哥哥脱了鞋、上衣和裤子，只穿裤衩，戴上一顶破草帽，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雨去为我买回来。母亲被我哭闹得无奈，给了哥哥一角几分钱，于心不忍地看着哥哥冒雨冲出了家门。外边又是闪电又是惊雷的，母亲表现得很不安，不时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望。我觉得似乎过了挺长的钟点哥哥才回来，他进家门时的样子特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上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铺子才买到的。说着，哭着，弯了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时刻他不是像什么落汤鸡，而是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那时刻他也有点儿像在变戏法，是被强迫着变出蛋糕来的。变是终归变出来了两块，却委实变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约因为觉得自己笨。
母亲说：“你可真死心眼儿，有长白糕就买长白糕嘛，何必多跑两家铺子非买到蛋糕不可呢？”
他说：“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长白糕嘛！”
还说，母亲给他的钱，买三块蛋糕是不够的，买两块还剩下几分钱，他自作主张，还为我买了两块酥糖……“妈，你别批评我没经过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时都摔倒了。”其实对于我，长白糕和蛋糕是一样好吃的东西。我已几顿没吃饭了，转眼就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而母亲却发现，哥哥的胳膊肘、膝盖破皮了，正滴着血。当母亲替哥哥用盐水擦过了伤口，对我说也给你哥吃一块糖时，我连最后一块糖也嚼在嘴里了……是的，我头脑中只不过就保留了对这么一件事的记忆。某些时候我试图回忆起更多几件类似的事，却从没回忆起过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时，当年他那种像娃娃鱼又像变戏法的少年的样子，就会逐渐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内心里的恨意也就会逐渐地软化了，像北方人家从前的冻干粮，上锅一蒸，就暄腾了。只不过在我心里，热气是回忆产生的。
是的——此前我许多次地恨过哥哥。那一种恨，可以说是到了憎恨的程度。也有不少次，我曾这么祈祷：上帝呵，让他死吧！并且，毫无罪过感。
我虽非教徒，但由于青少年时读过较多的外国小说，大受书中人物影响，倍感郁闷、压抑了，往往也会像那些人物似的对所谓上帝发出求助的祈祷。
千真万确，我是多次憎恨过我的哥哥的。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哥哥已经在读初三了，而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三年里，正是哥哥从高一到高三的阶段。那时，我又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而实际上，家中似乎只有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四个孩子。除了过年过节和星期日，我们四个平时白天是不太见得到哥哥的。即使星期日，他也不常在家里。我们能见到母亲的时候，并不比能见到哥哥的时候多一些。而是建筑工人的父亲，则远在大西南。某几年这一省，某几年那一省。从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起，父亲就援建“大三线”去了——每隔两三年才得以与全家团圆一次，每次12天的假期。那对父亲如同独自一人的万里长征，尽管一路有长途汽车和列车可乘坐，但中途多次转车，从大西南的深山里回到哈尔滨的家里，每次都要经历五六天的疲惫途程。父亲的工资当年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自己花用10余元，每月再攒10余元。如果不攒，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带些钱回到家里了。到过我家里的父亲的工友曾同情地对母亲说：“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二分钱一块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那话，我是亲耳听到了的。父亲寄回家的钱，十之八九是我去邮局取的。从那以后，每次看着邮局的人点钱给我，我的心情不是高兴，而竟特别地难受。正是由于那种难受使我暗下决心，初中毕业后，但凡能找到份工作，我一定不读书了，早日为家里挣钱才更要紧！
那话，哥哥也是当面听到了的。父亲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亲已经当着来人的面落过泪了，见哥哥一哭，便这么劝：儿子别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学对不对？家里的日子再难，妈也要想方设法供你到大学毕业！等你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缓了吗？爸妈不就会得你的济了吗？弟弟妹妹不就会沾你的光了吗……从那以后，我们见到哥哥的时候就更少了，学校几乎成了他的家了。从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学习尖子生，也是学生会和团的干部，他属于那种多项荣誉加于一身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在当年，少接受一种荣誉也不可能，那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事。将学校当成家，一半是出于无奈，一半也是根本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我们的家太小太破烂不堪，如同城市里的土坯窝棚。在那样的家里学习，要想始终保持全校尖子生的成绩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整天在学校里，为那些给予他的荣誉尽着尽不完的义务，也为考上大学刻苦学习。
每月40元的生活费，是不够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度日的。母亲四处央求人为自己找工作。谢天谢地，那几年临时工作还比较好找。母亲最常干的是连男人们也会叫苦不迭的累活儿脏活儿。然而母亲是吃得了苦的。只要能挣到份儿钱，再苦再累再脏的活儿，她也会高高兴兴地去干。每月只不过能挣二十来元吧。那二十来元，对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们的每一天差不多总是这样开始的：当我们醒来，母亲已不在家里，不知何时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里了，不知何时上学去了。倘是冬季，那时北方的天还没亮。或者，炉火不知何时已生着了，锅里已煮熟一锅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只不过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着煮。也或者，锅火并没生，屋里冷森森的，锅里是空的，须我来为弟弟妹妹们弄顿早饭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来不及了的，只有现生火，煮锅玉米面粥……我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开始做饭、担水、收拾屋子，做几乎一切的家务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挑回家一担水是不容易的。我家离自来水站较远，不挑水也要走十来分钟。对于才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来分钟了，因为中途还要歇两三歇。我是绝然挑不起两满桶水的，一次只能挑半桶。如果我早上起来，发现水缸里居然已快没水了，我对哥哥是很恼火的。我认为挑水这一项家务，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哥哥的事。但哥哥的心思几乎全扑在学习上了，只有星期日他才会想到自己也该挑水的，一想到就会连挑两担，那便足以使水满缸了。而我呢，其实内心里也挺期待他大学毕业以后，能分配到较令别人羡慕的工作，挣较多的钱，使全家人过上较幸福的生活。这种期待，往往很有效地消解了我对他的恼火。
然而我开始逃学了。因为头一天晚上没写完作业或根本就没顾得上写，第二天上午忙得顾此失彼，终究还是没得空写——我逃学。因为端起锅时，衣服被锅底灰弄黑了一大片，洗了干不了，不洗再没别的衣服可换（上学穿的一身衣服当然是我最体面的一身衣服了）——我逃学。因为一上午虽然诸事忙碌得还挺顺利，但是背上书包将要出门时，弟弟妹妹眼巴巴地望着我，都显出我一走他们会害怕的表情时——我逃学。因为外边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而家里若炉火旺着，我转身一走不放心；若将炉火压住，家里必也会冷得冻手冻脚——我逃学。
因为外边在下雨，由于房顶处处破损，屋里也下小雨，我走了弟弟妹妹们不知如何是好——我逃学……我对每一次逃学几乎都有自认为正当的辩护理由。而逃学这一种事，是要付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代价的。我头一天若逃学了，晚上会睡不着觉的，唯恐面对老师当着全班同学面的训问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结果第二天又逃学，第三天还逃学。最多时，我连续逃学过一个星期，并且教弟弟妹妹怎样帮我圆谎。纸里包不住火，谎言终究是要被戳穿的。有时是同学受了老师的指派到家里来告知母亲，有时是老师亲自到家里来了。往往的，母亲明白了真相后，会沉默良久。那时我看出，母亲内心里是极其自责的，母亲分明感觉到对不住我这个二儿子。
而哥哥却生气极了，他往往这么谴责我：你为什么要逃学呢？为什么不爱学习呢？上学对于你就是那么不喜欢的事吗？你看你使妈妈多难堪，多难过！你是不对的！还说谎，会给弟弟妹妹们什么影响？！明天我请假，陪你去上学！却往往的，陪我去上学的是母亲。母亲不愿哥哥因为陪我去上学而耽误他的课。
哥哥谴责我时，我并不分辩。我内心里有多种理由，但那不是几句话就自我辩护得明白的。那会儿，我是恨过我的哥哥的。他一贯以学校为家，以学习为“唯此为大”之事。对于家事，却所知甚少。以他那样一名诸荣加身的优秀学生看来，我这样一个弟弟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个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个小学时期，我是同学们经常羞辱的“逃学鬼”，在哥哥眼中是一个令他失望的、想喜欢也喜欢不起来的弟弟。
1962年，我家搬了一次家。饥饿的年头还没过去，我们竟一个也没饿死，几乎算是奇迹。而哥哥对于我和弟弟妹妹，只不过意味着有一个哥哥。他在家也只不过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一年我该考中学了，哥哥将要考大学了。
6月，父亲回来探家了。那一年父亲明显地老了，而且特别瘦，两腮都塌陷了。他快50岁了，为了这个家，每天仍要挑挑抬抬的。他竟没在饥饿的年代饿倒累垮，想来也算是我家的幸事了。一天，屋里只有父亲、母亲和哥哥在的时候，父亲忧郁地说：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却十几年来一分钱没涨，往后怎么办呢？
母亲说：你也别太犯愁，那么多年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再熬几年就熬出头了。父亲说：你这么说是怪容易的，实际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难了吗？我看，千万别鼓励老大考大学了，让他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母亲说：也不是我非鼓励他考大学，他的老师、同学和校领导都来家里做过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学……父亲又对哥哥说：老大，你要为家庭也为弟弟妹妹们做出牺牲！哥哥却说：爸，我想过了，将来上大学的几年，争取做到不必您给我寄钱。父亲火了，大声嚷嚷：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儿子？！难道我在这件事上就一点儿也做不了主了吗？！他们都以为我不在家，其实我只不过趴在外屋小炕上看小说呢。那一时刻，我的同情是倾向于父亲一边的。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托邻居的一种关系，到菜市场去帮着卖菜。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时回到家里，将他一整天卖菜挣到的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后，哭了。那一时刻，我的同情又倾向于哥哥了。他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他天生似乎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华的学生。我也特别地怜悯母亲，要求她在父亲和哥哥之间立场坚定地反对哪一方，对于她都未免太难了。是我和哥哥一道将父亲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车的。
父亲从车窗探出头对哥哥说：老大，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再三考虑吧！
父亲流泪了。
哥哥也流泪了。
列车就在那时开动了。等列车开远，我对哥哥说：“哥，我恨你！”
依我想来，哥哥即使非要考大学不可，那也应该暂且对父亲说句谎话，以使父亲能心情舒畅一点儿地离家上路。可他居然不。
多年以后，我理解哥哥了。母亲是将他作为一个“理想之子”来终日教诲的，说谎骗人在他看来是极为可耻的，那怎么还能用谎话骗自己的父亲呢？
哥哥没再去卖菜，也没重新开始备考。他病了，嗓子肿得说不出话，躺了三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邻居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的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不要听父亲的。连他的中学老师也来了，还带来了退烧消炎的药。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关心我的哥哥，以至于当年使我心生出了几分嫉妒。直至那时，我在街坊四邻和老师同学眼中，仍是一个太不让家长省心的孩子。
哥哥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老俄国时期留下的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道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铁路房。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亲笔信，以严厉到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
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内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我上的中学，恰是哥哥的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师几乎都认得我了。有的老师甚至在课堂上问：“谁是梁绍先的弟弟？”——哥哥虽然考上的不是清华、北大，但他是在发着烧的情况之下去考的呀！而且他放弃了几所保送大学，而且他是为了遵从母命才考唐山铁道学院的！1962年，在哈尔滨市，底层人家出一名大学生，是具有童话色彩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这名初中生的虚荣心在当年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我开始以哥哥为荣，我也暗自发誓要好好学习了。第一个学期几科全考下来，平均成绩九十几分，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饥饿像一只大手，依然攥紧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胃，从草根草籽到树皮树叶，底层中国人几乎将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吃遍了，吃光了，并尝试吃许多自认为可以吃的，以前没吃过不敢吃的东西。父亲在大西北挨饿，哥哥在大学里挨饿，母亲和我们在家里挨饿。哥哥居然还不算学校里家庭生活最困难的学生，他每月仅领到9元钱的助学金。他又成了大学里的学生会干部，故须带头减少口粮定量，据说是为了支援亚非拉人民闹革命。父亲不与哥哥通信，不给他寄钱，也挤不出钱来给他寄。哥哥终于也开始撒谎了——他写信告诉家里，不必为他担什么心，说父亲每月寄给他10元钱。那么，他岂不是每月就有19元的生活费了么？这在当年是挺高的生活费标准了，于是母亲真的放心了，并因父亲终于肯宽恕哥哥上大学的“罪过”而感动。哥哥还在信中说他投稿也能挣到稿费。其实他投稿无数，只不过挣到了一次稿费，后来听哥哥亲口说才3元……哥哥第一个假期没探家，来信说是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探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上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电文是我念给母亲听的。
母亲呆了，我也呆了。邻居家的叔叔婶婶们都到我家来了，传看着电报，陪母亲研究着，讨论着——精神病与疯了是一个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邻居们都说肯定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从旁听着，看出邻居们是出于安慰。我的常识告诉我，那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不忍对母亲说。
母亲一直手拿着电报发呆，一会儿看一眼，一直坐到了天明。而我虽然躺下了，却也彻夜未眠。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老师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的两名男老师。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对母校路熟如家。
我领着哥哥他们往家走时，哥哥不停地问我：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我告诉他母亲并没疯时，不禁泪如泉涌。那时我最大的悲伤是——母亲将如何面对她已经疯了的“理想之子”？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几乎终日喃喃自语。仅仅15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结果情况变得更糟，因为那会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更无法入睡。但母亲宁肯那样。那样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门了，而这不至于使邻居们特别是邻家的孩子们因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惊。如此考虑当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从此过得黑白颠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药的作用下酣睡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尽量补觉。夜晚哥哥喃喃自语开始折磨我们的神经时，我们都凭意志力忍着不烦躁。六口人挤着躺在同一铺炕上，希望听不到是不可能的。当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区，到了夜晚寂静极了。哥哥那种喃喃自语对于家人不啻是一种刑罚。一旦超过两个小时，人的脑仁儿都会剧痛如灼的。而哥哥却似乎一点儿不累，能够整夜自语。他的生物钟也黑白颠倒了。母亲夜里再让他服安眠药，他倒是极听话的，乖乖地接过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疯了，也还是最听母亲话的儿子。除了喃喃自语是他无法自我控制的，在别的方面，母亲要求他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他都表现得很顺从。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互相教着用棉团堵耳朵了。母亲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不久我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于是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当时他害怕极了，不知要将他送到哪里去，对他怎么样。母亲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车。
家人的精神终于得以松弛。而我的学习成绩一败涂地。
我又旷了两天课。也不用服安眠药，在家里睡起了连环觉。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在家中休养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每月能开回35元的代课工资了。据说，那所中学的老师们对他上课的水平评价挺高，学生们也挺喜欢上他的课。
那时母亲已没工作可干了，家里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40元勉强维持。忽一日一下子每月多了35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简直接近着幸福了。那是我家生活的黄金时期。家里还买了鱼缸，养了金鱼。也买了网球拍、象棋、军棋、扑克。在母亲，是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知道这一点的至关重要，都愿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来，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他指导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学习十分得法，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快速地进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特别尊敬他了，他也经常表现出对我们每个弟弟妹妹的关心了。母亲脸上又开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里来，希望能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后，哥哥的代课经历结束了。他想他的大学了。
精神病院开出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于是他又接着去圆他的大学梦了。那一年哥哥读的桥梁设计专业迁到四川去了，而父亲也仍在四川。父亲的工资涨了几元，他也转变态度，开始支持哥哥上大学了。父亲请假到哥哥的大学里去看望了哥哥一次，还与专业领导们合影了。哥哥居然又当上了学生会干部，他的老师称赞他跟上学习并不成问题，同意他从大三第一学期开始续读。因为他在家里自学得不错，大二补考的成绩还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进展。那一年已经是1965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却没读完——转年“文革”开始，各大学尤其乱得迅猛，乱得彻底。有人“大串联”去了，有人赴京请愿告状了，有人留在学校打“派仗”。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疯子。
他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妈，我不是‘反革命’！”哈尔滨也成了一座骚乱之城，几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动的事发生，也时有悲惨恐怖之事发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经常是，一没留意，哥哥又失踪了。也经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后，每见他是挨过打了。谁打的他，在什么情况下挨的打，我和母亲都不得而知。母亲东借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钱终于凑够了，却住不进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传染病患者一样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极度紧张。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书，准备下的住院费又快花光了。半年后才住上院。那半年里，我和母亲经常在深夜冒着凛冽严寒跟随哥哥满城市四处去“侦察”他幻觉中的“美蒋特务”的活动地点。他说只有他亲自发现了，才能证明自己并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语了。他很可怜地对母亲解释，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样折磨亲人，而是被特务们用仪器操控的结果，还说他的头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亲则只有泪流不止。
在那样的一些日子里，我曾暗自祈祷：上帝啊，让我尽快没了这样的一个哥哥吧！
即使那时我也并没恨过哥哥，只不过太可怜母亲。我怕哪一天母亲也精神崩溃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于我和弟弟妹妹们，母亲才是无比重要的。我们都怕因为哥哥这样了，哪一天再失去母亲。怕极了。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钱，都是母亲借的钱。报销单据寄往大学，杳无回音。大学已经彻底瘫痪了。而续不上住院费，哥哥被母亲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点儿也没减轻。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全家人的精神又倍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胆。哥哥接连失踪过几次，有次被关在某中学的地下室，好心人来报信，我和母亲才找到了他，他的眼眶被打青了。还有一次他几乎被当街打死，据说是因为他当众呼喊了句什么反动口号。也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关押了起来，因为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了笔和纸，写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贴到了公安局门口……“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
每月能挣四十多元钱啊！我要无怨无悔地去挣！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拯救了。
我下乡的第二年，三弟也下乡了。我和三弟省吃俭用寄回家的钱，几乎全都用以支付哥哥的住院费了。后来四弟工作了，再后来小妹也工作了。他俩的学徒工资头三年每月十八元。尽管如此，还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费，因为那每月要八十几元。但毕竟的，我们四个弟弟妹妹都能挣钱了。幸而街道挺体恤我家的，经常给开半费住院的证明。而半费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较排斥的。故每年还有半年的时间，哥哥是住在家里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钉了木板，玻璃所剩无几；镜子、相框，甚至暖壶，一概易碎的东西一件没有了；菜刀、碗和盘子都锁在箱子里。
我发现，母亲额上有了一处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开肉绽所造成的。我还在家里发现了自制的手铐、脚镣、铁链。四弟的工友帮着做的。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都谈虎变色了。四弟说哥哥的病不是从前那种“文疯”的情况了。而母亲含着泪说，她额上的伤疤是被门框撞的。那时刻，我内心里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那时刻，我暗自祈祷：上帝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两次的。第二天一次，临行一次。
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
临行我对四弟留下了斩钉截铁的嘱咐：能不让他回家就不让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亲是民政部的领导，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我托了那种关系。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而我回到兵团的次年，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这件事，我是颇犯过犹豫的。因为我一旦离开兵团，意味着每月不能再往家里寄钱了，并且，还需家里定期接济我一笔生活费。我将这顾虑写信告诉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读书，保证每月可由他给我寄钱。这样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况当时，我自觉身体情况不佳，有些撑不住抬大木那么沉重的劳动了，于是下了离开兵团的决心。
在复旦的三年，我只探过一次家，为了省钱。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为了可持续地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实行到底。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着自己也有了儿子，将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又将母亲接来北京，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问题……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费一事，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1997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在精神病院里……”当天午夜，母亲也“走了”……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
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像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20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哥哥，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一返回北京，我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无稳定工作、稳定住处。我给他开一份工资，由他来照顾哥哥，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由他来替我照顾哥哥，我放心。
于是哥哥的人生，终于接近是一种人生了。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渐胖了。
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却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时，某日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哥哥怔愣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岁了。他除了头脑、话语和行动都变得迟钝了，其实没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哥哥说：我听你的。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了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每月费用4000元左右。
幸而我还有稿费收入，否则，即或身为教授，只怕也还是难以承担。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在我们眼前，几只野猫慵懒大方地横倒竖卧。而在我们对面，另一张长椅上坐着一对老伴儿，他们中间是一名五十来岁的健壮患者，专心致志、大快朵颐地吃烧鸡。那一对老伴儿，看去是从农村赶来的，都七十五六岁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着树杈削成的拐棍。他们身上落了一些尘土，一脸疲惫。
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一种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他看着我苦笑。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
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的化身。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筒，复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想来，那一种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终记着。他显然也一直在盼着。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了，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一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老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几分慌恐、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你忘了吗？”哥哥又问，目光迟滞地望着我。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眼望向了远处。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
对面的大娘问：“是你什么人呀？”我回答：“兄长。”话一出口，自窘起来。现实生活中，谁还说“兄长”
二字啊！
大娘耳背，转脸问大爷：“是他什么人？”大爷大声冲她耳说：“是他老哥！”我问大娘：“你们看望的是什么人啊？”她说：“我儿子。”看儿子一眼，她又说，“儿子，慢点儿吃，别噎着。”大爷说：“为了给他续上住院费，我们把房子卖了。没家了，住女婿家去了……”他们的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似乎老父亲老母亲的话，他一句也没听到。我心接着一疼。这一次，疼得格外锐利。我联想到了电视新闻报道的那件事——一位崩溃了毅忍力的母亲，绝望之下毒死了两个一出生便严重智障的女儿；也联想到了电影前辈秦怡在接受采访时讲述的实情——她的患精神病的儿子一犯病往往劈头盖脸地打她……中国境内，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家里，都有一个有稿费收入的小说家，或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啊！
我又暗自祈祷了：上帝啊，人间有些责任，哪怕是最理所当然之亲情责任，亦绝非每一个家庭只靠伦理情怀便承担得了的！您眷顾他们吧，您拯救他们吧……这一次，在我意识中，上帝不是任何神明，而是——我们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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