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2月13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乘巨大的战舰“乔治·华盛顿”号前往欧洲大陆。自世界肇始还没这样一艘船，这样一个人受到成百万人怀着如此之多的希望翘首期盼。欧洲各国四年来在嗜血厮杀，它们杀死了成百万最优秀的、风华正茂的青年，用机枪、大炮、火焰喷射器和毒气弹。四年来它们相互之间说的话和写的文字只是仇恨和恶毒的攻击，但是所有被煽动起来的激愤无法使人们心中一种神秘的声音沉默下来：它们所做的和它们所说的都是荒谬的，都是对我们世纪的一种亵渎。所有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人，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都私下里知道了，人类已经跌回到未开化的和早已消失的野蛮世纪。
这是从世界的另一部分，从美国传来的一种声音，它响彻在依然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空，提出了要求：“永远不再有战争。”永远不再有分裂，永远不再有罪恶的秘密外交，正是这种外交把既不知情也不情愿的人民大众驱向屠宰场，要求一个新的和更美好的世界秩序，“依法执政，其基础是被治理者的赞同，并得到人类有组织的舆论支持”。令人惊奇的是，在所有国家和语言中，人们立即理解了这种声音。战争，昨天还是为了一片领土，为了边界，为了原料和矿藏而进行战争，突然间就有了一种更为高尚的，几乎是宗教的意义：永远的和平，公正和人道主义的救世主[2]的国家。骤然间成百万人的鲜血不再无辜地流淌了；遭受苦难的这样一个族类，因此就不再在我们的地球上受苦受难了。被一种信赖的狂喜所主宰，数以百万计的声音在呼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威尔逊，他要使胜利者和被战胜者和解，从而缔造一种公正的和平。他，威尔逊，另一个摩西[3]，让陷于迷途的各个国家坐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联盟。在很短的几周之内，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变成了一种宗教救世主的力量。街道、建筑物和孩子以他命名；每一个处在困境或感到受到岐视的国家都向他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数以千计的含有建议、请求、期盼的书信和电报，从地球五大洲纷至沓来，还有整箱整箱的装在船上驶向欧洲，整个欧洲、整个地球都异口同声地要求这个人做他们争吵的最终仲裁人，达成他们梦寐以求的最终和解。
威尔逊不能抗拒这种呼声。他在美国的朋友劝他不要亲自前来参加这次和会。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肩负义务，不能离开他的国家，最好是从远处来领导谈判。但伍德罗·威尔逊不为所动。对他说来，即使是他的国家的最高尊严，合众国的总统职位比起这项要求他履行的任务也是无足轻重的。他要为之服务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大洲，而是整个人类；不是为了一个瞬间，而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要代表的不是狭隘的美国利益，因为“利益不能使人团结，利益使人分裂”，他代表是所有人的利益。他觉得，他本人必须十分警觉，不能让外交家和军人再次控制民族激情，人类联合起来对于他们险恶的职业就意味着敲响了丧钟。他本人必须是保证人，“逼使与会人说出的话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们领袖的意志，面对世界他们在这次人类最后一次也是最终一次的和会上说的每一句话，应当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
威尔逊站在船上，望着从雾霭中显露出的欧洲海岸，它模糊不定、欲隐欲现，就像他自己的那个未来各国人民博爱的迷梦那样。他立起身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面庞刚毅，眼镜后那双眸子锐利清澈，下颚前突，是美国式的强劲有力的，但肥厚的双唇紧闭。他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他身上有父辈和祖父辈人的严厉和狭隘，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种真理，他们笃定地只知道一种真理。在他的血液和加尔文信仰的热情中充满了虔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先人的渴求，他从领路人和导师那里得到了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任务，在他的身上异教徒和殉难者的固执理念在顽强地起作用。他们宁愿为了信仰而焚身，也不愿离开圣经退让半步。对他，一个民主主义者、学者而言，人性、人类、自然、和平等概念不是冷冰冰的字眼，而是他父辈的福音书；对他而言，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空洞的概念，而是宗教的信条。他决心去保卫这信条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就像他的祖辈保卫福音书那样。他进行过许多战斗；他感觉到了，正如这片欧洲国土在他眼前越来越清晰，这将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他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为新秩序而斗争，我们能够取得一致，我们必然会有分歧”。
但不久他眺望远方的目光中，严峻和缓了下来。布雷斯特港仅是按照联邦共和国总统的规格用礼炮和旗帜欢迎他、尊敬他；但是从岸上爆发出来对他的欢呼声，他觉得，这不是台面上组织起来的接待，而是整个民族火一般的激情。凡是列车经过的地方，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每一幢房屋，都挥动希望的旗帜，向他伸出双手，在他四周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呼喊声。当他穿过香榭丽舍大街时，热情的声浪从马路两侧形成的人墙上方翻腾起来。巴黎人民，法兰西人民是欧洲远处每一个国家人民的象征，他们喊叫，他们欢呼，他们向他表达他们的希望。他的面容越来越放松下来，他露出了他的牙齿，绽放出一种自由的、幸福的、几乎是陶醉的微笑。他向左边、向右边挥动帽子，好像他要向所有欢迎者，向整个世界致意。是的，他做对了，自己前来这里；只有鲜活的意志才能取得对僵冷的法律的胜利。一座这样幸福的城市，一个充满热望的人类，难道不能、难道不应当永远为他们、为所有人劳作吗？还有一夜的时间安下心来和进行休息，随之明天立即就要开始了，给世界以和平，这是世界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和平，这是一个为尘世人完成的最最伟大的事业。
在法国政府给他安排下榻的宫殿前，在外交部的走廊里，在克里荣饭店，美国代表团的驻地，挤满了焦急不耐烦的记者，仅这批人就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单是从北美来的就有一百五十人之多，每个国家、每座城市都派来了记者，他们都要求取得参加所有会议的入场证。参加所有的会议！因为大会已向世界全体公众郑重做出了承诺，这一次没有秘密会议或者秘密协定。“十四条纲领”的第一条明文规定：“公开的和平条约，公开地缔结，缔结后不应有任何种类的秘密国际谅解。”秘密条约要求更多的死者，远比瘟疫要多，它应当通过威尔逊式“公开外交”的新的免疫血清而被彻底清除。
但令这些蜂拥而至的记者们失望的是令人尴尬的推诿、搪塞。当然，他们被允许参加所有大型的会议，这些公共会议的记录——实际上所有紧要部分都进行了化学式的消毒——向世界发布，但是首先还没有得到任何通报。首要的是必须确定谈判程序。失望的记者必然感到，一定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但是会议的发言人说的不是完全不真实的。事关谈判程序，在这个问题上威尔逊在第一次讲话时，就觉察到协约国四大首脑的反对：不能什么都加以公开，且理由十足。在所有参战国的文件柜和公文包里都装有秘密的条约，确保每一个国家都得到它们那一部分和战利品，这都是秘而不宣的私货。为了不致会议前就爆出丑闻，某些事情就得先闭起门来磋商和解决。但不仅在会议程序上有分歧，也在更深层次上矛盾重重。基本上一清二楚地分成两派：美国的和欧洲的，立场鲜明，一个是左，一个是右。在这次会议上缔结的不是和平约定，实际上有两种和平，所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和约。一种和平是暂时性的，是现时的，战争要同放下武器被战胜的德国一道结束。与此同时的另一种和平是未来的，它应当使未来战争永远成为不可能。一方要和平按照古老严酷的方式，另一方要新的威尔逊式条款的和平，这是国际联盟要缔结的和平约定。哪一种该首先进行谈判呢？
这里两种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威尔逊对暂时的和平没有多大兴趣。边界的划定，战争赔款数额，都应当基于十四条纲领确定的原则由专家和委员会处理。这是次要的工作，是附带的工作，是专家的工作。国家领导人的任务则相反，是创造新与变，是国家的统一体，是永久和平。每一派都极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欧洲协约国理由十足地指责说，经过四年的战争世界已精疲力竭，满目疮痍，不能月复一月地等待和平，否则欧洲将会一片混乱。首先是现实的事情，边界的问题和赔款事宜要解决好，那些还持武器的男人要回到他们妻子和孩子的身边，稳定货币，恢复贸易和交通，然后在一个巩固的地球上，让威尔逊的海市蜃楼大放光华。正如威尔逊内心对一种现时的和平不感兴趣一样，克里孟梭[4]、劳合·乔治[5]、索尼诺[6]这些狡猾的策略家和谈判高手从内心深处对威尔逊的要求十分冷淡。他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部分也出于对他发自内心的同情，于是为他的人性的要求和理念鼓掌喝彩。因为他们不管是否知道，一种不谋私利的原则，在他们国家的人民那里会成为一种极富魅力和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因此，他们准备用某种弱化和附加条款来讨论他的计划。首先是与德国的和平，作为战争的结束，然后讨论纲领。可威尔逊本人是个高手，他知道通过拖延能使一个生机勃勃的要求枯萎破灭。他知道如何摆脱这些纠缠不休的质问，不是只凭理想主义就能当上美国总统的。因此，他毫不屈服地坚持他的立场，必须先制定国际联盟的章程，他甚至要求逐字逐句写进对德和约中去。他的要求有机地形成了第二个冲突。因为这些原则的建立对协约国而言，负有罪责的德国预先就得到了它不该得到的未来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奖赏，而就是德国入侵比利时，野蛮地侵犯人权，霍夫曼[7]将军用铁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创下了依恃暴力的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他们要求，首先用老钱来清账，然后才谈新规。土地还一片狼藉，整个城市满是残垣断壁；为了使威尔逊印象深刻，他们要他亲自视察。但威尔逊，这个不实际的人，有意在废墟旁一晃而过。他只望向未来，他忽视被毁坏了的高楼大厦，他要看到的是永久的建筑。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废除旧的秩序，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尽管他的顾问蓝辛和豪斯反对，他也毫不动摇地、顽固地坚持他的要求。首先是国际联盟的盟约，全人类的事业，然后才是各个国家的利益。
斗争十分激烈，充满灾难性地显现出来，耗费了许多时间。伍德罗·威尔逊不幸地耽搁了预先把他的梦的形式固定成形。他带来的纲领方案没有最终确定的版本，而只是一个初稿，它首先得在无数次的会议上加以改动，润饰，强化和弱化。此外，礼仪要求他在此期间前往巴黎以及他的同盟伙伴国家的首都进行访问。于是威尔逊前往伦敦，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前往罗马；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其他的政治家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乐趣和爱心关注方案的进展。一个多月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在第一次和会召开之前的一个月里，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巴尔干半岛、达尔马提亚的边界上不时发生正规军和民兵的占领边界的战斗，在维也纳饥饿蔓延，在俄国事态更为尖锐，令人忧心。
但是，甚至在1919年1月18日举行的第一次和会上，也只是理论上确定了方案应当是和平条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件还一直没有定稿，还一直没有在讨论中轮流阅看，从一个政府转到另一个政府手中。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欧洲陷入极端恐怖的骚动不安之中，它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正的和平；直到2月14日，停火的三个月之后，威尔逊拿出了国际联盟章程的最后版本，它也被一致通过。
世界又一次欢呼起来，威尔逊的事业胜利了，未来和平的保证不是通过暴力和恐怖，而是通过谅解和对一种至高无上的公正的信念得到的。当威尔逊离开凡尔赛宫时，他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呼。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骄傲地、面带幸福微笑地望向拥在他周围的人群，感受到在这个民族后面的其他民族，他们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感受到这一代人后面的一代人，未来的人，由于这项最终的保证永不会知道战争的灾祸、签下的屈辱条约和独裁者的专政。这是伟大的一天，也是他幸福的最后一天。因为威尔逊自己毁掉了他的胜利，他过早离开他的战场凯旋了，就在翌日，2月15日他返回美国，以便向他的选民，向他的同胞送上这份保证永久和平的大宪章，在他归来之前他签下了另一份，最后的战争和约。
当“乔治·华盛顿”号从布雷斯特启航时，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礼炮声。可是拥挤的人群不是那么多人了，也冷淡多了。巨大的充满激情的紧张感，各民族对救世主般的期望都有些冷却下来，因为威尔逊离开了欧洲。就是在纽约他受到了冷冰冰的接待。没有飞机在归来的战舰上空盘旋，没有暴风雨般的欢呼，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参议院里，在国会上，在自己的党内，在自己的民众中间，人们向他表示欢迎，但目光里含着深深的疑虑。欧洲不满意，因为威尔逊走得不够远。美国不满意，因为他走得过远了。欧洲觉得，他远没有达到把各种对立的利益联合在一起成为普遍的人类利益；在美国，有人正觊觎下一届总统位置的人选，他的政敌在进行煽动，称他没有权力把新大洲与一个骚动不安的和难以捉摸的欧洲在政治上结合得太紧，而这是有悖于国家政策，有悖于门罗主义的。人们急迫地提醒伍德罗·威尔逊，他不是一个未来的梦的国度的创建者，不应当去思考外国的事，而应当首先想到美国人，是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选举他为总统。这样一来，威尔逊，这个因欧洲的谈判而精疲力竭的人，必须开始进行新的谈判，同他自己党内的伙伴，同他政治上的对手。他首先必须在这座自己为之骄傲的国际联盟大厦——他认为建立起的这座大厦，是不可侵犯和无法攻占的——补开一个后门，这是为美国退出这个国际联盟而采取的危险性的预防措施。美国在它愿意的时候可随时退出。这样一来，从这座为永恒所设计的国际联盟大厦中挖掉了第一块基石，大墙上的第一道裂缝出现了，它是灾难性的，导致这座大厦最终坍塌。
但是，尽管有些限制性条款和修正，威尔逊的大宪章像在欧洲那样在美国获得了通过，可这顶多算是半个胜利。不像第一次赴欧那样，不再是那么怡然自得，不再是那么自信笃定，威尔逊返回欧洲去完成他的任务的第二部分。战舰再次驶向布雷斯特海港，他不再拥有那样充满希望的目光，他曾用这样的目光望向这片海岸。他变得衰老了，疲倦了，因为他失望了，在这短暂几周里他的脸绷得更紧了，变得更僵硬了，在他的嘴部四周流露出一种苦涩而冷峻的表情，他的左颊时而抽搐，这是身患疾病的一道警告性的闪电。陪伴他的医生不错过任何机会提醒他得保重身体。这是一场新的，或许更为残酷的斗争。他知道，贯彻原则比制定原则要困难得多。但他是坚定的，决不牺牲他纲领上的任何一个条款。不是全有就是全无，不是永久和平就是没有和平。
不再听到他上岸时的欢呼声了，不再听到巴黎大街上的欢呼声了，报刊在观望，显得冷淡，人们谨慎和疑虑重重。歌德的话又一次变得真实：“热情不是商品，一次可用百年。”只要时间对他有利，无须忙于利用，只要炽热的铸铁还是软的和可塑的，那就不要忙于按自己的意志去锻制：威尔逊让他的欧洲理想计划先僵在那里。他不在的一个月时间里一切都改变了。与此同时，劳合·乔治与他一样，离开会议前去度假，克里孟梭由于遭到一个暗杀者的枪击受伤，两周不能视事，一些党派的头面人物怀着私利，利用这段混乱的时间想挤进各种委员会的会议厅里。最强有力和最危险的是来自军人的——元帅和将军，四年时间里，他们一直站在利益的关键点上，他们的话，他们的决定，他们的专横，四年来使千百万人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他们根本就不愿意退出舞台。一部纲领就剥夺了他们的权力手段：军队。它要求废除军队义务兵制和所有形式的普遍义务兵制，这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此，对这种永久和平的废话必须无条件清除，或者把它推到一条死路上去，因为它要剥夺他们职业的意义。他们进行威胁，要求增加军备，而不是威尔逊要求的裁减军备，要求新的边界和国家保障，而不是超越国家去解决问题；人们不能用十四条纲领在空中画出一幅和平的图画来保证一个国家幸福，而只能武装自己的军队和解除对手的武装。在这些军国主义的后面麇集着一群工业集团的头头，他们要使自己的军火工厂运转，中间商要从中赢利；外交家们越来越动摇不定，在他们背后，反对党在威逼利诱，他们每一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国家增加一块沃地，扩展一块领土。在公众舆论这架钢琴上，灵活的手指按动几次，所有欧洲报纸、美国报纸做帮衬者，各种语言变奏演出同一个主题：威尔逊要用他的胡思乱想拖延和平。他那值得称赞和肯定的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乌托邦阻碍了欧洲的稳定。现在再没有时间浪费在道德的和超道德的考虑上瞻前顾后了！如果现在不立即缔结和约，欧洲将陷入一片混乱。
不幸的是这些指责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威尔逊把他的计划设定为几个世纪，可他测定时间的标准与欧洲的迥然不同。四个月、五个月对于他承担的一项实现千年梦想的任务来说微乎其微。但是在此期间由欧洲东部黑暗势力所组成的一些自由军团在进军，占领了疆土，整个地区还不知道是属于谁的、该属于谁的。德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在四个月后还没有被接纳，在还没被划定边界的后面，民众变得不安起来，迹象清楚地表明，明天的匈牙利，后天的德意志由于绝望会把自己交付给布尔什维克。外交家们催逼应迅速地得到一个结果，缔结一次协定——不管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便成了当务之急，首先要扫清路上的障碍物：第一个障碍就是不幸的国际联盟条约！
在巴黎的头几个小时就足够使威尔逊看到了他在三个月所建造的，在他不在的一个月里被挖空和面临坍塌的一切。福煦元帅[8]几乎成功地使联盟章程从和平条约中消失，头三个月好像是毫无意义地被浪费掉了。但关键时刻，威尔逊显示出钢铁般的坚定，一步也不退缩。翌日，在3月15日，他通过报纸正式宣布，1月25日的协议像此前那样今后依然有效，盟约将成为和平条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这个声明是威尔逊的第一次反击，针对那种要把对德和约建立在协约国秘密达成的条约基础上，而不是以国际联盟章程为依据的企图。威尔逊总统现在很清楚，就是这些此前还郑重其事尊重民族自决权的强国，蓄意要求它们的战利品：法国要得到莱茵和萨尔地区，意大利要得到阜姆港和达尔马提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想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如果他不进行抵抗，那么和平将再次被烙上拿破仑、塔列朗和梅特涅的印记，而不是按照由他所提出和庄严地被采纳的原则所缔结的和平。
在严峻的斗争中，十四天过去了。威尔逊本不愿意法国吞并萨尔地区，因为他把这视为破坏民族自决权的一个先例，其他国家会群起效尤。事实上，意大利的所有要求都是以法国为榜样的，并威胁准备离开大会。法国报纸煽风点火，布尔什维克在匈牙利势头正旺，协约国有理由称，不久布尔什维克就要在整个世界泛滥开来。就是威尔逊的最亲近的顾问豪斯上校和罗伯特·蓝辛，他们的抗拒也越来越明显。甚至他从前的朋友提出劝告，鉴于欧洲现状的混乱，当务之急是尽快缔结和约，哪怕是牺牲一两个理想的要求。威尔逊面临一条统一起来的战线，来自美国由他的政敌和竞争对手所煽动起来的公众舆论在攻击他的后背；某些时刻威尔逊觉得自己精疲力竭。他的一个朋友承认，仅他一个人无法再长时间坚持下去反对众人。他决定，如果他的意志不能贯彻的话，那他离开大会。
在这一人反对众人的斗争期间又来了一个最后的敌人，来自内部，来自他自己的身体。在4月3日，恰恰是在血腥的现实和尚未成形的理想之间的斗争处于决定性的时刻，威尔逊无法再保持稳定的状态了。流行性感冒逼使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卧床养息。但是，时间的紧迫性比他发烧的血液更为强烈，它使病人得不到安歇；灾难性的报告如同从阴云密布天空不停射出的闪电；4月5日，共产主义在巴伐利亚掌握了政权，在慕尼黑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半饥饿状态和夹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巴伐利亚和一个布尔什维克匈牙利之间的奥地利，随时都可能与之合并。这种一人为了大众的责任感，随着每一个小时的抗拒也变得强烈起来。人们到床边来催促来逼迫这个业已身心俱疲的人。在病榻邻室，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豪斯上校在磋商，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得出一个结果。而威尔逊的要求和他的理想就是要付出的代价；现在所有的人一致要求他必须撤回他的“持久和平”“长久和平”，因为这样的和平关闭了真正的、军事的、物质的和平之路。
但威尔逊尽管精疲力尽，健康受到疾病的损害，受到舆论的攻击——把和约的迟迟不能签订归罪于他，尽管他烦躁不安，被自己的顾问离弃，被其他政府的代表攻击，但他一直不放弃。他觉得，当他使这样一个和约与非军事化的、持久的、未来的和平相符时，当他为了唯一能拯救欧洲的“世界秩序”而竭尽全力时，他不能言而无信，他只能为这样一个和约去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刚从床上下来，他就采取果断的行动。4月7日，他给华盛顿的海军部发去一封电报：“‘乔治·华盛顿’号最早何时能驶向法国布雷斯特港？最快抵达布雷斯特港是什么时间？总统希望这艘船尽快启航。”与此同时向世界宣布，威尔逊总统已指令他的乘船前来欧洲。
这个消息犹如一声霹雳，立即就被理解了。地球上的人都知道了：威尔逊总统拒绝哪怕只是损害国际联盟章程上一个条款的和约，并决定宁可离开大会也不屈服。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它决定了欧洲和世界几十年和几百年的命运。威尔逊在会议的席位上站了起来，随即一个陈旧的世界秩序崩溃了，混乱开始了，但也许一颗新星从中诞生了。欧洲焦急地战栗不安：难道其他的会议参加者来承担这份责任吗？难道他自己来承担这份责任吗？关键的几分钟啊。
关键的几分钟。在这一瞬间，伍德罗·威尔逊仍屹立不动，决不妥协，决不屈服，决不要“冷酷无情的和平”，而是“公正的和平”。不是把萨尔给法国，不是把阜姆港给意大利，不是把土耳其肢解，不是民族的迁徙交换。正义战胜强权，理想战胜现实，未来战胜当前！“正义必须走自己的路，世界应该沉沦。”[9]这短暂的时刻使威尔逊变得伟大，更为伟大，更为人性，是他更为英勇的瞬间：如果他有力量使这瞬间持续下去，那他的名字在屈指可数的真正的人类之友的名册上永占一席之地，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功绩。但是在这一时刻，这一瞬间之后是这样的一周，各种事务从各个方面涌向他催逼他；法国的、英国的和意大利的报纸在抱怨他，称这位和平的创造者由于理论上的和神学的僵化思想而破坏了和平，为一种个人的乌托邦而牺牲了现实世界。甚至对他抱有众多希望的德国，由于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迅猛发展转而反对他。他自己的同胞豪斯上校和蓝辛不断恳求他撤回自己的决定，他的国务秘书图马尔蒂几天前从华盛顿发来电报鼓舞他：“只有通过总统的勇敢一击，欧洲甚至世界才能得到拯救。”可现在他又通过海底电缆发来电文，因为威尔逊挥动了勇敢的一击，华盛顿陷入一片惶恐：“退出和会是不智之举，可能会给国内和国外带来极大的危险……总统应当把中断大会的责任推给原本应负责任的那些人……在这个时候退出会议会被看作一种逃跑。”
困惑、绝望以及由于这种众口同声的催逼，威尔逊的坚定性动摇了。他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这一边，在会议大厅的所有人都反对他，在他自己的参谋部里所有人都反对他，那千百万无法显身的人，从远方传来恳求他坚定和忠诚的声音，他却无法听到。他预想不到，如果他把他的威胁付诸实现，那他的名字将会世代长存，如果他保持忠诚，那他的未来理想将作为一再更新的要求毫无瑕疵地流传下来。他预料不到，他对贪婪、仇恨和愚昧力量说的这个“不”字会产生怎样的创造性的力量。他只感觉到孤孤单单，太软弱无力去承担这最后的责任。威尔逊就以这种灾难性的方式慢慢地屈服了。他的倔强软化了。豪斯上校牵线搭桥，各方都做出让步，边界的谈判翻来覆去进行了八天。终于在4月15日，历史上黑暗的一天，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和怅然若失的良知，他同意了克里孟梭显然降低了声调的军事上的要求：萨尔地区不是被永远兼并，而只是十五年。这位迄今一直没有妥协的人第一次做出了妥协，翌日巴黎报纸上的声调就像魔术一样，变得迥然不同。昨天他还被当作一个和平的干扰者和世界毁灭者，被大加痛骂，而今天他则被赞誉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但是，这种赞美对他就像是深入到内心的一种谴责。威尔逊知道，他或许真的挽救了和平，这是短暂的和平；但是基于在宽容精神上的持久和平，这唯一应拯救的和平却错过了、丧失了。荒谬战胜良知，狂热战胜理智。在向一种超越时代的理想进行冲锋时，世界被击退了。而他，领袖和旗手输掉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一场反对自己的战役。
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威尔逊做得对还是不对，谁能对此予以评说？不管如何，在这历史性的和不可逆转的一天做出了一个决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几十年和几百年，我们将再次用我们的血、我们的绝望和我们软弱无力的困惑为这个过失付出代价。从这一天起，威尔逊的力量，一种在他的时代道义上无可比拟的力量被撕成碎片。他的威望已失去力量。谁做出一次妥协，就再也不能止步。妥协被迫导向一连串新的妥协。
不忠创造不忠，暴力创造暴力。被威尔逊当作一个完整的梦想的持久和平变得残缺不全，成为一个不完整的产物，因为它不是在未来的思想上形成的，不是由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性的纯洁物质制造出来的。失望的，又一次遭到众神遗弃的世界模糊、迷惘地感受到了一次唯一的机会，也许是历史上最攸关命运的机会，就这样可怜地被浪费掉了。这个曾被看作给世界带来福祉的人得到过欢迎，现在回国了，可没有人再把他当作一个救世主，他除了是一个疲惫的、濒临死亡的人，什么都不是。再没有欢呼声陪伴他，再没有向他挥动的彩旗。当战舰离开欧洲的海岸时，这位失败者背转过身去。他拒绝把他的目光朝向多灾多难的欧洲，它几个世纪以来渴求和平和统一，却从来没有实现过。在迷雾中、在远方，人道主义世界的永久的梦之图画又一次破碎了。
高中甫 译
注释
[1]威尔逊：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提议建立国际联盟，并于1918年1月提出了“公平和持久和平”的十四条纲领。在巴黎和会上，他提出的和约草案几经周折方被接受，但在国内遭到各方反对，最终经过公民投票，修改后通过。他吁请公众支持国际联盟，结果却是提出国际联盟原则的美国不参加。1919年12月，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24年2月3日，他在睡梦中逝世。
[2]救世主：弥赛亚，见《圣经·旧约》中的犹太人期望的复国救主，《圣经·新约》中的救世主。
[3]摩西：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的领袖，他率众逃出埃及，在西奈山接受上帝的十诫，并演示给以色列人。
[4]克里孟梭：1841—1929，时任法国总理。
[5]劳合·乔治：1863—1945，时任英国首相。
[6]索尼诺：西德尼·索尼诺，巴黎和会时的意大利外相。
[7]霍夫曼：德国将军，1918年1月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与苏俄代表谈判时用拳头猛击桌子，要苏俄必须接受强制性的和平。
[8]福煦元帅：1851—1929，第一次世界大战任协约国军总司令，后升为法国元帅。
[9]此处为拉丁语，据说是斐迪南二世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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