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ck从未来过中国，联系方式只有一个邮箱。这样一位大师级的设计师，仅凭发邮件，我实在没有信心能联系到他。没想到他竟然回应了！接受我们的邀请后，Starck不日便来到中国勘察场地。

    沉入谷底，而后重生

    2004年12月底，我回到了北京。

    虽然之前学校放假时我也曾短暂回国，但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约各个朋友同学聚了一圈儿会，时间也就差不多过去了。这一次，我才真正有了“回归故里”的感觉——这次是真回来了，不用再走了。

    在家短暂休息后，我便打了个车，往国贸“俏江南”去。

    我刚出国那会儿，北京遍地跑的还是“面的”，2004年时，“面的”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仅这一个变化，就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

    北京的道路拓宽了，路上的车也多了，出租车在二环路上堵着，缓缓地前行。出租车司机师傅跟我一路侃，大到国际时局，小到路边菜价，什么都能侃一点儿。侃着侃着，他把头伸出车窗外往后看，感叹一句：“嚯，堵得真长！”

    迈入21世纪的中国，加入了WTO，申奥成功，鸟巢和水立方破土动工，杨利伟乘着“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飞上了太空……这些历史性的大事，都还是我在国外时从电视上看到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一个海外游子得知这些事时的心情：独在异乡，身为异客，忽闻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真的会激动万分，热泪盈眶，恨不得马上撂下一切飞回祖国。

    我家也在这些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00年，第一家“俏江南”在国贸开业。我母亲凭借多年从事餐饮行业的经验、精准的市场定位和独具特色的设计构思，不到5年，“俏江南”就成为了名气响彻全国的大型餐饮连锁店。母亲的事业乃至人生，一下子走向了巅峰。

    但在这次“崛起”前，我家发生了一件大事，不得不说。这件事，曾经使母亲跌入人生的谷底，这件事，是我们全家的灾难。

    自从母亲创业，经营起“阿兰酒家”，我舅舅就一直在她身边协助她工作。我曾写过，舅舅从小和母亲很亲，母亲既把舅舅当成自己的弟弟，又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而舅舅常在母亲身边，自然和我的关系也很近，我也一直很喜欢舅舅。

    1999年暑假，我带着两双从法国买的皮鞋回国，想送给舅舅。舅舅一向喜好时尚，我猜他一定会喜欢那两双鞋，我一下飞机就打电话到“阿兰酒家”，想第一时间把鞋送到舅舅手里。舅舅在电话里说：“改天吧，这两天很忙。”

    舅舅管着“阿兰酒家”的账，每到开工资的那几天，他都忙得焦头烂额，我回来那天正好赶上月末，正是忙的时候。我怕打扰他，便提着鞋先回家了。谁料，那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舅舅的声音。

    那天晚上，舅舅被歹徒杀害了。

    后来，这群歹徒被逮捕归案后，我才知道，他们曾犯下过多起命案，是当时京城有名的犯罪团伙，专盯所谓的“有钱人”，而我母亲是当时京城小有名气的女老板，自然成了他们的“重点目标”。可是那段时间，母亲去法国探望我，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歹徒就盯上了舅舅。舅舅以前学过拳脚，就有些大意轻敌了，他和那些歹徒搏斗了几个回合，谁料歹徒掏出刀来，凶残地在舅舅身上捅了十六刀，而后逍遥法外。

    舅舅没了。那是我第一次经历生离死别，失去的还是从小跟我那么亲的舅舅——带着我去团结湖捉蛐蛐，满胡同乱串的舅舅；能做出纳米兹级航空母舰的巧手的舅舅；和我一起去金盏，帮父亲卖豆腐的舅舅；我离家出走，深夜在崇文门找到我，把我带回家去的舅舅……一向爱我、疼我、保护我的舅舅，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在街上看到救护车的时候，我都不禁茫然地想，现在躺在救护车上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感受呢？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还活着，而这个人却要死了。他死了，他的世界就消失了，他将与所有人隔绝，那个时候，他不孤独吗？不恐惧吗？

    舅舅走了，他活着的时候所做过的、说过的、经历过的一切，在这个世上都找不到切实的证据了，只有我记得，母亲记得，曾经认识他的人记得。但那一切变得像一场梦，一个人从世上消失，逝去的不仅仅是生命而已，还有许多记忆中的细节，许多藏在舅舅心中不为人知的东西。

    暑假结束后，我必须要返回法国完成我的学业。那之后的几年，每当我一个人走在国外的街道上，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时，心里便常常生出一种恐慌，担心自己忽然出什么事，客死他乡。

    舅舅的死带给我巨大的冲击，让我很长一段时间纠结于生死的命题，但同时也促使我思考人生的意义，活着的意义。过去，我总想着回国后要“做出成绩”，给中国人长脸，但怎样算“做出成绩”，怎样算“长脸”呢？人人都想挣钱，挣钱又是为了什么呢？那时候，一连串的疑问常常在我脑海中徘徊，那些都是很难有答案的疑问，但我一直不能遏止地思索着，纠结着，直到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想法，那是在我长久地困惑于那些问题后的某一天，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回国后，我想在临终关怀方面做一些事。我希望能带给那些生命垂危的人一点安慰，让他们能在最后的时光过得舒服一些，少一点痛苦。

    我因此生出了一个奋斗的目标，它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其实我并没有一回国就着手这件事，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因忙于各种俗务，将这个目标忘记了。但这颗种子当时已经种下了，在适当的时机，经人引导，它还是渐渐发芽了。这是后话。

    1999年，舅舅遇害后，母亲一度沉浸在悲伤中不能自拔，不仅把“阿兰烤鸭大酒楼”和“百鸟园花园鱼翅海鲜大酒楼”转让了，还把她苦心经营近十年的“阿兰酒家”变卖了。她把大量时间都花在追查杀害我舅舅的凶手上，誓要为舅舅的死讨个公道。半年后，这个犯罪团伙终于落网。

    母亲决心从痛苦中站起来，重新开始。她用投资赚的钱和变卖餐厅的资金在国贸租了店面，开设了第一家“俏江南”……

    回到2004年那个冬日，到了国贸，我走进店面，正值用餐时间，店里生意红火，人声鼎沸。母亲看到我，笑着招呼我过去。

    “怎么样，好看吧？和外国的高级餐厅比，水准不差多少吧？”母亲骄傲地说。

    那时，母亲的脸上神采飞扬，我知道，她已经把失去舅舅的痛苦埋在心底，凭借她顽强的生命力，置之死地而后生，重新打出了一片天。

    母亲的创业之路，坎坷很多，她经历的又一个坎儿，是2003年的“非典”。

    “非典”肆虐时，北京是重灾区。原本繁华的国贸变得空荡荡的，街上都没几个人了，一个个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片刻都不愿在外面逗留，更别提去饭馆吃饭了。饭馆的客流量大多骤减，许多店干脆歇业，让员工都回老家休息，也省了水费电费。

    “俏江南”刚开不到3年，刚做得有些起色，谁想到会遇到这种灾难？

    “停业吧，鸡蛋都涨到2块1个了。”当时，“俏江南”的执行总裁——我母亲的得力工作伙伴安勇无奈地说，“那么多饭馆都停业了，食材的成本太高了，客流量也少，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亏很多。”

    母亲当时也有些犹豫，安总说得不无道理，除了经营成本大幅度提高，客流量剧减外，店里其实也人心惶惶。员工们虽然坚守着，但平日的言谈中也流露出对“非典”肆虐的担心。那时候，很多人因怕感染，都会减少出门，要员工每天坚持来上班，真的可以吗？

    当时，店里虽然整体客流量减少，但有一类顾客却是增多的，那便是附近写字楼的白领。那时周围的饭馆大多停业了，可还有一些单位尚未放假，很多白领无处可去，便都来“俏江南”吃午饭了。看到这儿，母亲做了一个决定：“亏损再多，也要坚持下去！至少让这些还在上班的人有地方吃饭啊！”

    “非典”期间，很多企业为了节约成本，给员工的工资减半，要大家“共克时艰”，而母亲没有少发员工一分钱。为了激励大家，她还送给每位高管一支“万宝龙”钢笔。

    一次，母亲召集所有员工开会，她宣布，想回家的人随时可以走，“非典”疫情过去后再回来，随时欢迎。可是那天，竟没有一个员工提出回家。母亲放了一首《真心英雄》，歌到高潮处，所有人不禁跟着唱起来，很多人被当时的气氛感动，热泪盈眶。

    那段时间，别的饭馆都缩减了业务范围，能简则简，而母亲却反其道而行之，推出了“送餐服务”，结果周边很多人都在那段时间成为了“俏江南”的常驻顾客。那段时期，“俏江南”虽有亏损，但却为长久而稳定的客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品牌也因此更加深入人心。店里很多员工因为共同经历过那段艰难时期，变得更加团结，更有凝聚力。“非典”的劫难，在我母亲的坚持下，反而成了一次转机。

    “非典”结束后，“俏江南”马上就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业绩呈爆发式增长，非典期间的亏损，很快就被填补上了。

    母亲在危难时期的决心和毅力都令我钦佩。她非常善于激励人，而且自身就散发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自信。很多员工跟了她十多年，死心塌地，这和她的能力和个人魅力都是分不开的。

    在店里，我环顾周围，看着员工们个个积极地投入在工作中，手脚勤快利索，看着店里满座、门口排队的盛况，不由得感叹：这就是我母亲的“俏江南”，我母亲的事业。而我呢，我今后的路要怎么走呢？

    母亲远远地看到我，笑意盈盈，忽然看到一桌客人走了，服务员还没到位，她对我喊了声：“小菲，帮我收下盘子！”

    一瞬间，仿佛回到了10年前，我每天放学后在“阿兰酒家”写作业，写完作业帮母亲收盘子、打扫卫生的时候。

    事业的第一站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充满设计感的、个性十足的酒店。我在国外学过酒店管理，当时就爱上了这个领域。加上巴黎是艺术之都，我在那里结交了许多热爱艺术、从事设计工作的朋友，自己也学了一点设计方面的东西，因而对设计工作也兴趣浓厚。起初，我怀着满腔热诚与抱负，希望能快速开展自己的事业。

    涉足餐饮行业，我有先天的优势——从小就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回国后又常常听母亲聊她的“生意经”，开一家餐饮店或协助母亲经营“俏江南”，对当时的我来说似乎都是更稳妥的选择。

    然而，面对当时已经极具规模的“俏江南”，我却有些犹豫。我不讨厌做餐饮，但我心里总有股执拗，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我对母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母亲笑笑说：“‘俏江南’不是家族企业，我没想让你当‘继承人’。‘俏江南’是能者则上，你才回国，没什么实践经验，你掌握的那些都是理论，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门道。很多事你现在想着容易，实际做两天，你就明白了。”

    母亲的话更让我坚定了“自己干”的决心。然而我还是迷茫，那年我才23岁，总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但真的去做时，却又不知从何处下手，从哪里开头。

    那时，2008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列入日程，很多关于未来发展计划、投资计划的讨论都围绕着奥运会。这是北京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想要做些什么的想法，自然萦绕在我和母亲的心头。母亲有一个愿景——开办一家国际化的会所，这家会所将会非常漂亮、极具设计感。2008年奥运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都会在这家会所汇聚一堂——她的愿景日后实现了，“兰会所”孕育而生。

    我在外语上有优势，对设计方面的工作又很感兴趣，母亲希望聘请国际知名设计师为这家会所做设计，需要人进行沟通、对接。母亲找到了我，让我“帮忙”。我义不容辞，何况，设计是我一直很喜欢的领域。

    “兰会所”建成后，一直由我负责经营管理。从根源上说，这是母亲给我的机会，但具体怎么经营，母亲大多让我放手去做，可以说它是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事业。

    “兰会所”，与大师缘分的纽带

    2006年，北京第一家“兰会所”正式开业。负责设计工作的是来自巴黎的设计大师Philippe Starck，熟悉设计领域的人都知道，Philippe Starck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设计天才。法国前总统François Mitterrand（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居所和Steve Jobs（史蒂夫·乔布斯）的游艇，以及纽约、日本、香港等一些知名酒店、餐厅，都是他的杰作，他的作品涉及各个领域，遍布全世界。借由设计“兰会所”这个契机，我与这位大师级的前辈建立了信任和友谊，后来“S Hotel”也有幸由他亲自操刀设计。

    Starck从未来过中国，联系方式只有一个邮箱。这样一位大师级的设计师，仅凭发邮件，我实在没有信心能联系到他。没想到他竟然回应了！接受我们的邀请后，Starck不日便来到中国勘察场地。

    种种兴奋难以言喻，我在法国留学多年，自然知道Starck在设计界的分量，能够请到他，哪怕他只是看过场地后随便画两笔，我觉得都值了！

    不过，Starck对待工作的态度极为认真，大到整体设计规划，小到每一只水晶杯，Starck都有自己明确的要求，并且会一直跟进落实。他的工作效率惊人，勘察过场地后的当天，只过了一夜，Starck就拿出了“兰会所”的设计初稿。后来他为我设计S Hotel时，亦是如此。

    明确项目后，他的创意便源源不绝地涌出，建成后的“兰会所”处处闪耀着大师创意的光辉：Baccarat水晶杯、拿破仑时期皇室风格的高背座椅、悬挂在天花板上的300余幅巴洛克时期名画，各式各样的珍藏古董，还有种种独特而新奇的设施和装饰，融合成独具特色的混搭风格，繁而不杂，极具视觉冲击力。看似无序的摆放背后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秩序，各不相关的陈列营造出完美的和谐。Starck像是有魔力，不仅有无穷的设计灵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能将自己的想法快速联结成一个整体，在现实中实现。

    有了Starck的杰出设计，又有“俏江南”的品牌积淀，“兰会所”一开业就轰动了京城。与“俏江南”面向白领和家庭不同，“兰会所”主要面向的是高端商务人群，顾客来“兰会所”主要是在这里宴请宾客，或是进行商务谈判。

    那年，我25岁，那是我第一次较为独立地管理一家店，我在国外所学的那些管理方面的知识、理论，也第一次有了实践的平台。

    起初，母亲还是希望将“俏江南”的菜品引入“兰会所”，我对此持反对态度。这也是头一次，我在经营理念上和母亲有了冲突。

    我认为，既然“兰会所”的设计风格、面向人群和“俏江南”不一样，那就不该引入同样的菜单，否则“兰会所”的菜品该如何定价就成了问题。价格定得和“俏江南”一样，显然和“兰会所”的定位不符。而且从顾客来“兰会所”的主要目的来看，“俏江南”的菜品也显得有些不匹配。价格定得比“俏江南”高，那顾客为什么要来“兰会所”而不直接去“俏江南”呢？所以，“兰会所”一定要根据自身的风格和定位，推出属于自己的菜单。

    母亲和我争论了几回，最终她同意了我的想法，叫我放手去做。

    于是，一场菜单的“改革”开始了。

    当时的中餐师傅大多比较传统，不太擅长摆盘。为此，我经常购买国外的美食书籍和杂志，看到自己觉得不错的菜品介绍，就将它翻译成中文，给师傅们看。在国外吃到觉得不错的菜品，我也会把创意记下来，回去后给师傅们讲。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不少灵感。

    一次，我在国外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厅吃到一道菜，印象很深。那是一条鱼，但却蕴含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原来在鱼做好装盘后，厨师在鱼上喷了一层茉莉花茶制成的香氛。我将这个创意记在心里，回北京后，我在“兰会所”的一道“宫保大明虾”上加以借鉴改良，用龙井代替茉莉花茶，制成了“龙井宫保大明虾”。这道菜问世后，立即受到欢迎。

    有一次，我自己也突发奇想，发明了一道叫“文房四宝”的菜。那其实是一道烤鸭，“笔”是用来刷酱的刷子，“墨”即是用于蘸的酱，“纸”则是卷烤鸭的饼，而烤鸭本身则充当了“砚”。这道菜因为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看着也挺奇巧，所以也很快成了“兰会所”一道人气菜品。

    经过我和“兰会所”所有工作人员的一点点摸索，“兰会所”的菜单逐渐丰富，服务流程也逐步建立起来。我在管理“兰会所”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着经验，这里的营收日益增长，势头很好。

    就这样，“兰会所”就在成长的过程中迎来了它的时运——2007年，北京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母亲最初的愿景，是希望“兰会所”能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张“名片”，为北京“长脸”。“兰会所”建成后，因着Philippe Starck的名气，它很快就被各界名流所关注——一次，董建华夫妇来到“兰会所”，对这里的环境十分认可，随后，便陆续有领导来“兰会所”视察，最终，“兰会所”正式被确定为北京奥运会指定接待外宾的场地。

    Philippe Starck的杰出才华渗透在“兰会所”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细节，这里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一种吸引力，是一种杂糅了东方的古典优雅与西方的热情奔放的混合的魅力，我对它有着绝对的自信，相信“兰会所”可以当此重任。

    奥运会期间，世界各地的政要名流都聚集在这里。那时走进“兰会所”，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场面：以色列总统刚就完餐，正与身边的人笑谈；吧台边，David Beckham（大卫·贝克汉姆）正和朋友觥筹交错；往前没走几步，迎面款款走来，微笑着和周围人打招呼的是Tony Blair（托尼·布莱尔，前英国首相）夫妇。Philippe Starck的杰作在这些政要名流的映衬下，愈发熠熠生辉。

    有一次，“兰会所”接到了一通投诉电话，原来，是一位中东国家的王子来到“兰会所”，却因会所爆满而没有找到座位。

    那时，“兰会所”每日人满为患，通常都需要提前预订座位。有时真会出现某国家的国王、王子到场时都找不到位置的情况。我们之前虽然已经尽可能协调，但仍旧可能因一时疏忽而怠慢了客人。为此，我们给那位中东国家王子写了一封致歉信，并在另外一个时间重新邀请他来“兰会所”。那次“插曲”是我们的失误，但不得不说，出现那种情况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兰会所”在那样的契机的助推下，真可谓释放了它最大的潜力，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

    我之前虽然因母亲工作也曾见过一两次名人，但一下子见到这么多过去只能从报纸、电视上看到的人，我还是觉得像做梦。这些重量级的人物，每个单独出现都是焦点中的焦点，更别提此时聚在一起，只能用“不可思议”形容。推门而入，那场面一定会让你目眩。

    我认为，像奥运会这样的国际大型盛会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奥运会前，中国的经济虽然飞速增长，但世界上还有太多国家对中国了解甚少，还有不少像我在法国留学时遇到的老太太那样对中国怀有误解和偏见的人。（实际现在依然有人问中国“有没有电视机”，你永远不可能彻底消除误解和偏见，只是这样的人在2008年后少了很多。）奥运会前，北京虽然也是中国的首都，虽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它离“国际化都市”还有一段距离，北京作为“中心”，还不够有凝聚力。奥运会召开，有很多外国人惊叹，原来中国已经不像他们想象中那样贫穷、落后，他们来中国的故宫、长城参观旅游，在胡同里骑着自行车穿梭，吹着后海边的和煦微风，第一次亲眼看到了中国的样子，如果没有奥运会这个契机，如果没有奥运会打开的这扇门，很多人还会固执地坚持以前对中国的看法吧。北京也因奥运会脱胎换骨，一跃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自打奥运会召开，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老外”的身影不再是一件新鲜事，北京一下子成了外国人眼里热门的旅游景点，我们的旅游业、服务能力，都因奥运会有了质的提升。“兰会所”当时的盛况就像是北京的一个缩影，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名流汇聚一堂，彼此谈笑风生，其乐融融，除了奥运会，以及不久后的上海世博会，还有什么盛会有这样强大的魔力？

    尽管“兰会所”当时汇聚了那么多难得一见的贵宾，但有一个人的身影仍是我最为关注的，那个人便是我母亲。奥运会期间，她忙完“俏江南”那头的事务，还要来“兰会所”帮忙。她换下工作西装，穿上一身雍容的旗袍，踩着高跟鞋，在“兰会所”帮忙接待客人。我看到，尽管她身体疲惫，但她脸上仍旧焕发着神气与光彩，我知道，这是她梦想实现的重要时刻。

    母亲做餐饮，心中一直怀着一个宏伟的目标，那便是让外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的餐饮文化，让中国的餐饮走向世界。母亲在加拿大打工时，发现国外的很多中餐馆大多规模较小，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店铺，店内硬件设施较差，厨师的烹饪水平也参差不齐。这样的中餐馆，很难给外国人留下“高端”的印象。别说外国人，就连中国人自己都有很多人对本国的餐饮怀有偏见，觉得中餐低端，上不了台面。

    我在法国的时候，发现法国人对自己国家的餐饮很自豪，法餐在世界上也以“高端餐饮”著称。我认为中餐的口味绝不输给法餐，也不输给意大利、日本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美食。

    当然，中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煎炒烹炸”，油烟往往很大，厨房卫生不易保持，传统的中餐师傅也不太注重摆盘，这些都给中餐走向“高端”增加了难度。

    但母亲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追求，她从最初开“阿兰酒家”时就很注重店内的装潢，在保证菜品卫生、美味的同时，也很关注店内的环境。

    母亲认为，餐馆中环境好，顾客就餐时的心情也会变好，心情好了，连菜都会变得更好吃。如今，几乎每家中餐馆都对店内装潢格外用心，但在80年代那会儿，这种理念算是很超前的。

    母亲一直怀着让中国餐饮走向世界的梦，“兰会所”能有幸参加奥运会，是时运，也是她多年努力的回馈。

    对我来说，“兰会所”从建成到后来经营，是我主要负责的领域，它不仅仅是我事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不仅仅是我成长过程中一段非常可贵的经历，更寄托着我的一种情感。如果我母亲是“圆梦”，对我来说，大约就是帮她“圆梦”吧。

    母亲可以说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非常有行动力的实干家，这么多年来因为崇敬她为人而一直追随着她的人不少。这样一个人，她不仅仅是我母亲，也是值得我尊敬的前辈，对我来说，我要做的就是发挥自己的长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支持她的梦想。

    我们的团队一出场，别人就几乎放弃了

    在家门口召开奥运会，国内大部分餐饮企业都摩拳擦掌，想参与进去分一杯营销宣传的羹。就算没参与进去，也想借着奥运会的热乎气儿做些相关宣传。总之，奥运会对于很多企业而言是一次“营销的盛宴”，它可能蕴含着无限的商机，对于民族品牌而言，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俏江南”当然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但因为历年参与奥运会招标的都是一些国际大型配餐企业，而“俏江南”此前并没有大批配送的经验，一下就参与竞标，当时心里还真有点儿没底。

    投标不是一件小事，这虽然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但也隐藏着许多风险。例如，参加奥运会的人力、物力、精力、时间成本都非常高，单从收支上说，投资远远大于收益，这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要卖，只能卖人气，卖知名度。然而，供应商和投资商有区别，供应商的LOGO是不能在奥运会上曝光的，这一点大大削减了宣传的力度。何况，奥运会期间，“兰会所”势必有诸多事务要忙，到时候我必定会分身乏术，基本帮不上“俏江南”的忙。

    机会是很诱人的，但要不要抓住这次机会，还需要好好考虑考虑。

    彼时奥运会餐饮供应商的招标已近尾声，中标的团队几乎都已尘埃落定，但当时奥组委觉得这次是在家门口召开奥运会，机会实在难得，于是又增加了一轮招标，“俏江南”这才有机会参与竞争。权衡再三，母亲决定报名参加。

    我钦佩母亲的魄力与决心，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中国餐饮扬名。时至今日，听闻一些“地沟油”、“毒奶粉”等新闻，母亲总是深切痛惜。她时常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仅需要政策监管，还需要领头人，需要榜样。每一位从事餐饮业的民族企业家都需要以身作则，唯有如此，中国餐饮才能真正扬名、真正走向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她一定要抓住2008奥运会这次机会的原因，奥运会上，每份食材，精确到猪哪个部位的哪块肉，都要能追溯源头。因而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完善整条供货链就成了很重要也很繁琐的一项工作，需要专门安排人进行调研、登记。母亲希望借由参与奥运会，规范俏江南的食材管控，从源头做起，细致地把控食品安全问题。母亲认为，只有把食品安全问题做好，“俏江南”这个品牌在未来才能走得更远。

    那是2006年1月末，而投标的截止日期是2006年2月7日，留给“俏江南”准备的时间只剩下10天了。10天内，“俏江南”就要拿出像样的投标方案，在竞标大会上与其他几家餐饮公司竞争。

    当时，“俏江南”有位高管叫魏斌，是我母亲的得力助手。母亲把魏总请来，与她配合工作。

    母亲认为这次竞标最重要的还是展现出我们团队的专业性，时间紧迫，她快速列出了几个板块：整个俏江南的基本情况介绍和市场管理运营算一块，要介绍俏江南的基本定位、经营理念，过去所做的工作哪些能在奥运会运用，哪些是自身的长项。母亲多年经营“俏江南”，魏总又常年在“俏江南”的第一线工作，对这块内容自然是如数家珍，介绍起来驾轻就熟。

    运营这里，要具体到每个场馆，要明确各个场馆的定位，制定运营方案；采购是一块。奥组委有规定的原材料采购点。采购后如何分配，如何整合，都需要细致规划；食品安全控制这一块则是奥组委考察的重中之重，也是母亲要重点规划的领域；物流是一块，奥运会上可能会产生许多突发状况，遇到堵车怎么办，特殊天气怎么办，有紧急情况怎么办，每个时间点如何规划，都需要落实。这些地方则都是过去“俏江南”涉及较少的新领域，但也是“俏江南”在奥运会期间最能吸纳经验、成长的部分。

    整个过程，我都听母亲介绍，如同亲历，也算是从旁学习、吸取养分。“兰会所”也有许多需要筹措的事务，那段期间，我与母亲都忙得毫无喘息的余地。奥运会召开时，“俏江南”与“兰会所”都要呈现出最好的状态！

    围绕母亲列出的大框架，魏斌迅速组建了几个专项小组，带着他们分工协作，不眠不休地工作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赶在竞标的前一天完成了。标书是母亲请专业公司设计制作的，成品十分精致，像古色古香的典藏本。总共印制了8套，计划分发给奥组委8个部门，每个部门将会针对不同的环节审核。8套放在一起，摞得像小山一样高。竞标那天，团队成员们是用小推车将标书推到现场的。

    竞标那天，“俏江南”的团队满怀自信，意气风发地来到现场。

    标书刚一拿出来，就震惊了全场。甚至有其他团队的人小声嘀咕：“看看人家做的，我们还上去吗？”

    有些团队的标书只有薄薄的几页纸，一下就被“俏江南”的标书镇住了。那次，“俏江南”大获全胜，毫无悬念地取得了奥运会餐饮供应商的资格。

    我没有“金汤匙”

    2008年，奥运会正式开幕，“俏江南”负责五棵松篮球馆、五棵松棒球场、丰台垒球中心、老山山地车场、老山小轮车场、老山自行车馆、北京射击馆、北京飞碟移动靶场八个场馆的餐饮供应，除此之外，还负责饮品零食的贩卖，场馆卫生环境的维护。

    8月的夏天，顶着炎炎酷暑，“俏江南”全体员工齐上阵，上到公司高层，下到保洁员工，都参与到维护场馆的工作中。连我妈在“兰会所”忙碌之余，都亲自在场馆里卖起了爆米花。

    “兰会所”那边也闲不下来，一天要接待好几位外国首脑。有一次忙到夜里两点，还有一位总理要来。我们累得都快趴下了，但必须扛住，绝不允许自己把这难得的机遇搞砸……

    就这样，奥运会成功落幕。

    那一年，我27岁。

    我见过了世界各国首脑、超级巨星、各行各业精英名流，也见过奸商、流氓，甚至黑社会老大。我感受到了餐饮行业的包容度，它可以容纳世界各个层面、各个层级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值得称道的一面，即使是那些世俗所说的“坏人”，也有仁义之处，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缺陷，有自己来到这个世上需要不断修行、努力才能渐渐弥补的地方。后者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成长”。

    经常有人说：“小菲，我可真羡慕你啊，你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你家里有这么好的条件，一路都顺风顺水……”

    我不愿解释太多，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就是顺风顺水。即使后来我和我母亲所拥有的一切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努力换来的，很多人还是宁愿相信我是一出生就有优越的条件。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对于一个人反而是不幸的。因为他就不会努力，不会成长，也就很容易变得软弱，遇到一点点坎坷就承受不了。外界觉得我是“富二代”还是“富一代”，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想成为那种软弱的人。

    所以回国后的这几年，一方面我赶上了好时候，一方面我借着这个好时候拼命向前冲，一直到30岁，我觉得自己冲上了人生的顶点。但是，不代表我内心没有消极和阴影。我觉得成长是一个自我了解、自我接受、自我改变的过程。先是经历，然后了解，了解到自己的长项和不足，然后慢慢消化、接受，做到了上面两步，改变还是很难。

    老一辈人爱说：“你跌的跟头太少。”这句话对当时的我很适用。有些东西，不跌上七八个跟头，不狠狠地摔一下，连意识到都很难，又谈何改变呢？

    我年轻气盛，容易冲动急躁，这个弱点至今还伴随着我，只不过借由自己的不断反省，渐渐有了一些改善。生活一直不断用各种方式提示着一个人哪里是他的弱点，哪里需要做出改变。奥运会结束，一直到2009年末，我连续跌了几个跟头，都是生活对我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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