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别人的目标都不是我
曾经，我以为自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初中时期，学校附近常常有小混混出没，他们总是游荡在学生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拦住学生劫钱。我自己其实很少被拦住，因为我从小好动，小学二年级就被选入体校。得益于体校的训练，我的体格当时显得还比较健壮，看着“不太好惹”，而小混混则专喜欢挑“软柿子”捏。
然而，正因为我经受过体校的训练，对自己的体能很有自信，加上我自认为一直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好打抱不平，尤其在初中时期，我又对学校、班集体有很强的认同感，见不得自己的同学被欺负，这些因素加起来，促使我经常卷入和小混混的斗殴中。每次人家的目标都不是我，我却常因为路见不平成为打架的中心。
我骨子里有冲动的一面，有时候头脑一热，往往忘记分析形势。这种情形直到我在法国留学时还时有发生。有一回我独自走在法国的一条小巷里，当时周围静极了，有些诡异，突然从拐角处闪出一个人来，一把就把我的包抢走了。我不由分说，上去就给了那人一拳，把包抢了回来。当时觉得自己挺英勇，还和人吹嘘，结果人家跟我说：“真险啊，万一那人有枪呢？”我这时才觉得后怕，法国的确有很多劫匪身上有枪，万一当时那人掏出枪来对我开上两枪，我不就完了吗？
然而，我的反省从来都是不深刻的，很快“后怕”就被抛到脑后。再遇到一些危险情况，我还是常常热血上涌，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想，我的这种性格，有一部分或许是源于天生。
我前面提到过，母亲当年开“阿兰酒家”时，店里时有吃霸王餐的流氓恶霸。一次，一群人吃完饭不给钱，母亲上前阻止，对方登时掏出枪来，抵住母亲的后脑。那次经历真是后怕，稍有差池，母亲就完了。总之，我想我肯定继承了母亲的一部分基因，这种性格往好了说是临危不惧，往坏了说叫不顾后果。后来我常想，以这种态度生活，一直能活到30多岁，真是太不容易了，真要好好感谢上天。
我性格中好打抱不平的部分，也受到了后天环境的影响。
我父亲虽然性格比较内敛，但是个极讲义气的人，也因此有许多交情深厚的朋友。我不知父亲是何时与公安局的一些人结缘的，我只记得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家里就常有许多公安局的叔叔过来做客。我自己也常常跟父亲去公安局玩儿，和许多公安局的叔叔都混得很熟。其中有一位叔叔叫阮增义，后来他连续多年担任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他在任期间破获了北京市多起刑事大案。父亲与阮增义叔叔是故交，我一直对阮叔叔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因此受到熏染，在骨子里种下了某种英雄主义情结。这可能也是我容易正义感爆棚，喜欢“路见不平”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逞一时之勇的冲动和阮叔叔那种真正的英勇差别很大，尽管我表面上一直表现出“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但那些离“坚强”二字其实差得很远。我只是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只是有“匹夫之勇”罢了。只是那个时候，我分辨不出二者的区别，还觉得那些因为冲动受的伤、挂的彩，都是证明自己勇气的“功勋章”。
有很多年，一上了高速路，我就爱敞开了开快车，不知危险为何物。那时候的自己真是个“愣头青”，忘记自己还有母亲，还有家人，总怀着一种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心态，喜欢贪图一时的爽快。
其实，一个男人内心的强大，应该体现在保护家人的时刻，在真正应该挺身而出的时候绝不后退，毅然决然地站在妻儿前面，承担迎面而来的风雨，这才是一个真正坚强、成熟的男人应该做的。这是我在后来结婚后才领悟到的道理。
是我的婚姻帮助我面对了一些自己一直不愿面对的东西：深埋心底的不安全感、孤独感，时常在心头搅动的躁动不安……这些自我童年起就一直在。我想，其实这些才是促使我经常不顾后果，冲动行事的根源所在。
我身上存在一种矛盾：一方面我常常冲动，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另一方面我其实又一直渴望一种安定，一种内心的平和。究竟什么才是我真正需要的？当我还是个“愣头小子”的时候，哪会考虑这些呢？
我和我老婆的婚姻已经持续了8年，时间越久，一种踏实感越在我心中生根，这种踏实、安定的感觉像和煦的春风，温和而持久地抚慰着我内心的缺失，正是来自婚姻、家庭的支持，才让我逐步摆脱了青年时期的毛躁、冲动，让我一点点真正感悟到了何为成熟，何为坚强。
80年代，父母双双下海的家庭不止我一个，父母离异的情况其实也不鲜见，但在小范围内，我的家庭多少还是被视为少数、个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的成长环境很特殊。
就像我前面写的，我爸创业后，事业发展情况一直不是很稳定，工作压力很大。我妈常常对我爸“忠言逆耳”，却更刺激了父亲的自尊心。在我家那30平米不到的小屋里，总是充斥着他们的吵架声。我常伴随着他们的吵架声入睡，在他们的吵架声中醒来，成日不得安宁。
除此之外，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妈妈一直照顾他。老人总是很容易埋怨身边照顾自己的人，谁对他越好，他就越容易和谁吵。因此那会儿爷爷也常常和妈妈吵；妈妈被说得受不了了，又反过来跟爷爷吵。
我的老祖儿爱和老祖爷吵。老祖爷呢？或许是因为年纪大了，稍微有些糊涂，受了气没处撒，就和我吵。
周末，去姥姥姥爷家时会稍稍安静些。但姥姥和姥爷也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时有争执。
那时我当然不明白，成年人的世界多复杂，多辛苦。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也有各自尚未处理好的伤痛。而我既然不明白那些争执背后的缘由和苦衷，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逃避了。
回想起来，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有意无意地寻找着平和安宁的环境，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初到台湾时，会对那里温馨热闹的气氛一见钟情，也对温柔爱笑的我老婆产生了深深迷恋的原因吧。只不过在结婚前，我较少审视自己，对于自己内心深处时而浮现出来的渴求，我是迷惑的，忽视的，就算偶尔有察觉，我也没法将那些感受看明白，说清楚。结果是，我常常会反其道而行之：骨子里，我本不喜欢刺激，却又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总是让自己卷入危险。
在旁人眼中，我从小衣食无忧，学业顺风顺水，长大后的事业也有母亲在前面铺路，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这些终归只是局外人的“想当然”，而他们更加无法了解的是，我内心深处那份对安宁和温情的渴望。
结婚八年，我总要往返于北京和台北之间。这条空中航线，已经飞了几百回。只要全家聚在一起，哪怕是各干各的，我也觉得很温馨、很满足。有时姐姐和弟弟互抢玩具，打得不可开交，哭声震天；有时他们把冰淇淋吃得到处都是，玩具丢得到处都是……可是这乱糟糟的一切在我心里，都是殷实的幸福。
我感谢老天给我和幸福相遇的机会，要知道，当我遇到幸福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如果不是遇见我老婆，我不知道自己还要没头没脑漫无目的地寻找多久，茫然多久。
写这段文字的此时，想起不久前我在台北，一个人开车带小玥儿去海边玩儿。回来的路上，要经过一条很长很长的隧道。那条隧道足足有15公里，路上车很多，60公里的时速，开出隧道需要15分钟。小玥儿在我旁边高高兴兴地东看西看，不时吃点儿零食，和我聊天儿。我却一直很紧张，绷着精神，车开得小心翼翼。
时光倒退五年，我还是个经常在京承高速开快车的主儿，尤其遇到什么急事，一脚油门，不管不顾。现在，我却一路留意着隧道四周的逃生通道标识，时刻做好准备，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一准儿抱起小玥儿跳车就跑。
那条隧道叫雪隧，2012年曾因内部起火，发生过一场后果很严重的交通事故。想到这些，我更加谨慎。小玥儿在我旁边，哪怕有一丝一毫出事儿的可能，我都承受不起。
曾经的我，可以为了义气玩儿命，现在却变得特别惜命。我知道家里还有人等着我，我得平安到家，我肩上有责任。
与其说婚姻改变了我，不如说婚姻让我重新发现了自己，更清楚地了解了自己真正需要的，真正想追求的东西。
“你这个人，神了！”
前面提到过，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兰会所”作为指定接待外宾场所，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重量级人物。那年我27岁，年轻气盛，有机会和众多政商领袖、超级巨星近距离接触交流，于我而言，那既是一份幸运，又是一种考验。风光中，其实暗藏着风险。
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叫作“自我延伸”，就是当一个人接触过很厉害的人后，尤其当和很厉害的人成为了朋友后，就会感觉到那个人是自己“自我的延伸”，仿佛自己也拥有了和那个人一样的地位、才华、力量。生活中经常有人会炫耀自己“认识某某”“和某某是朋友”，因为自己能身处某些圈子而倍感荣耀，这些都是“自我延伸”的体现。
但其实延伸的那部分并不是真实的自我，如果一个人能冷静地审视，就会发现自己无论认识多少厉害的人，自己始终还是自己。自己的才华、能力不会因为认识多少厉害的人而改变。如果认不清这一点，心态就很容易膨胀。
那时的自己多少就有些膨胀了，感觉自己光环加身，心渐渐飘了起来。很多人、很多事，我都不再放在眼里，总觉得自己什么都见识过。
老天真的很神秘，在我飘得快忘记自己姓什么的时候，一系列意外找上了我。我也因这些意外，重新找回了自己，真是祸福相倚啊。
第一次意外发生在2009年大年三十下午，我撞车了。好在是起小事故，人没大事儿，就是心里别扭。说来也很神奇，事故刚发生，我母亲在不丹结识的一位仁波切忽然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最近好吗，并说他很担心我。
我跟他讲了撞车的事，他告诫我这一年开车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慢。电话那头再三叮咛，我一一应允。
紧接着，春节放假，我不知动了什么念，心血来潮拉着“兰会所”的一群男孩组了两支足球队，踢比赛。还当自己是军体委员呢，热衷于“团队建设”。
可能是太久不剧烈运动所致，踢球过程中，我的动作有些生疏，一个不留神，我被一个男孩铲了一下。我一下跌倒在地，一时间天旋地转，待我定了定神，脚踝处立即传来剧痛。
我一看，这一下扭的，脚掌都快翻过来了，跑不了是骨折了。那男孩慌张地问我：“汪总，您没事儿吧？”我看他紧张得都快哭了。
不想让他太有心理负担，我还强装笑颜开了个玩笑：“你小子，跟我有仇是不？你这一下可够狠的！”
我去望京医院拍了片子，果不其然，右脚脚踝骨折了。
打上了石膏，我开始了漫长的“卧床休息”，为什么说是“漫长”呢，我后面会细说。
2009年对我来说是很古怪的一年，那一年前后，我整整伤了四次，三次骨折，一次严重扭伤。踢球这次，只是一个开始。
三次骨折，我去的都是望京医院，找的同一个大夫。后来连他都忍不住啧啧称奇，说：“你这个人，神了，我当医生这么多年，没见过你这样儿的，刚走，又来了。”
从头到脚，遍体鳞伤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兰会所”刚刚经历奥运会的辉煌时刻，就忽遇严寒。措手不及的低潮，汹涌而来。
“兰会所”主要面向的群体是高端商务人士，股票大跌、崩盘，诸多外企撤资避祸，均对“兰会所”的影响巨大。我的脚因踢球骨折那会儿，“兰会所”的业绩已经开始往下掉了，我却因受伤不得不卧病在床，满心的焦急无处释放，一身的劲儿无处使，不觉感到有些身心失衡。
人生像波浪一样，涌起之后，总要落下，落下之余，还会涌起，总是起起伏伏，才会向前滚动，如果真的平静下来，反而就变成一潭死水了。可那时候心还飘在天上的我，还沉浸在奥运会的成功喜悦中，甚至还怀着一种“无所不能”的错觉，幻想着自己今后事业的一片坦途。人品尝过成功的滋味后，对失败往往更加难以承受。
养脚伤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一天晚上，家人都出去了，我一人在浴室里泡澡。我把受伤的脚翘起来，搁在浴缸边上，合着双目，哼着小曲，整个人觉得颇为享受。正享受着呢，突然一下，周围全黑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忘交电费导致断电了。
但当时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没交电费。我家浴室的窗帘是电动的，一停电则完全打不开了，合得严严实实，外面一点儿光都透不进来，我也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周围伸手不见五指，静得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真有点儿瘆得慌，最要命的是我不方便站起来！我喊了两声，家里的确没人，无助感顿时攀上我的心头。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从浴缸里出来，摸黑找到了浴袍，越着急穿上，我的动作越笨拙。我还记得，我怎么都找不到拖鞋了，只得光着脚，一瘸一拐地，扶着墙挪到楼道里去。那真是太狼狈了！
整个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身体不适带给心灵的影响。我着急、无助，还有点儿羞愧，我想自己这么大个人了，竟然还需要这么依赖别人？身边没个人就不行了？
我一个人站在楼道里，喘着粗气，往墙上一靠。那样一件小事，竟让我心里五味杂陈。2009年年初“兰会所”的业绩下滑了大约1/3，但毕竟还没有亏损，我自信只要努力，一定可以让“兰会所”恢复到几个月前的光景。可无奈动不了，好多需要我跑的事儿，都有心无力。后来想想，老天可能是刻意提醒我，提醒我慢下来，只是我没有明白这份用意，没有利用那段时间停下来好好沉淀、思考，或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又接二连三地受了皮肉之苦。那天，我只有一种无奈的急躁，感觉有人故意要和自己作对，一身的火气撒不出去。
一直到4月，春暖花开，大地回暖，我才终于养好了脚伤，可以丢掉拐杖正常走路了。
这两个月把我窝得，浑身没劲儿，心情也沉郁无比。一朝“刑满释放”，我那颗躁动的心，又不知着了什么魔，竟然想到要去健身房锻炼锻炼，恢复一下活力。
想来也有点儿邪乎，丢掉拐杖的时候，我突然一个闪念：这拐杖要不要留着？万一以后又受伤了，还能用上，这么扔了也挺可惜的……结果，我还真把拐杖留下了。我哪儿想到，自己的预感出奇地灵验，这根拐杖很快就又派上了用场。
我一直有健身的习惯，两个月无法健身，我身上多出许多赘肉，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太好，我想着去健身房练练上肢，不用脚，应该没问题。就这样，我跑到健身房，找了一个教练，我自信脚已经全好了，竟然没告诉教练最近的受伤经历。
教练按部就班地带着我练上肢，开始感觉还好，但一个练背肌的动作需要下蹲，我一蹲，突然觉得腰一酸，人有点儿站不稳。
我伤的是脚，整个锻炼的过程中我都在关注自己的脚，却没太留意腰。我以为是自己太久没练了，有些不习惯，便没把腰酸当回事，还继续练起了哑铃。
一个锻炼肩部肌肉的动作需要用上腰的劲儿，这一下我突然觉得不行了，冷汗直冒，钻心的痛从后腰散到全身。我只得跟教练说今天有点儿不舒服，练不下去了，便惶惶不安地离开了健身房。
怕自己再次倒下，我急切地来到附近一家按摩中心，我以为自己只是太久没运动，一下没留神把腰闪了，按摩按摩就好了，谁想到那次腰伤和之前的脚伤并未痊愈有关，是牵扯到全身的扭伤，不能随意按摩。我同样没告诉按摩师自己的脚刚骨折过，按摩师还当是一般的腰扭伤帮我纾解。按摩室里温度很高，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去了多久，待我睁眼，局部的腰酸似乎好些了，可整个人有点儿说不出的不对劲儿。按摩师跟我说：“先生，已经按摩好了，您看看有没有缓解一些。”
我应声准备起身，谁料，这一动，腰部像触电一样刺痛了一下，随即疼痛就像海浪一样蔓延至全身，我又稍微动了一下，结果我几乎要叫出声来，剧痛过后，我整个下肢几乎都没有知觉了。
按摩师在一旁慌了神，结结巴巴地解释：“您……您没事吧？您不是说腰疼吗？我就给您按摩了一下腰……”
我已经没有力气追究什么，何况确实是我没把脚伤的事说清楚，怨不得人家按摩师。那一刻，我只觉得大脑里一阵轰鸣，满心想的是“这回完了”，我不知道这下自己还得再卧床多久，且不说我的脚伤刚好，刚刚能自如活动，就说我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有的根本耽误不起啊。
越是着急，我越是动弹不得，那天最后，我竟然只能叫救护车，是救护车的担架把我抬回了家。
忙忙乱乱，待一切终于消停了，我躺在床上深吸了一口气，气得一拳打在床上，一打，剧痛又缠上全身，这下，我彻底无奈了。想怨，没处怨，我这是自作孽，不可活，纯属活该！谁让我脚伤刚好就跑到健身房去锻炼，谁让我不跟按摩师提脚伤的事儿？我这一系列的行动，犹如鬼使神差，真邪了。回想起仁波切给我打的那通电话，我更浑身发凉，感觉这些都是冥冥中注定，2009年注定是个灾年！
但其实我后来冷静下来回想，便意识到，那一年发生的种种并不是因为“流年不利”，也不是“灾年”所致，只是我冲动、不顾后果的个性的映照，是多年来累积的内因结成的果。这种内在的“心火”在我取得成功之时聚得最为炽烈，待达到最顶峰后，如果我不懂得沉淀、反省，“心火”便会继续蔓延，招致祸端，叫我品尝到苦果。
所谓“命运”，难道不就是当内因积累到一定程度，被某些外因触发，结成的看似“命中注定”的果吗？人要想把握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被“命运”牵着鼻子走，则需要时时反省，时时总结，观照自己内心的“因”，在“因”上不断下功夫，而不是把一切都归于“时运”，归于外界。
这些是我后来渐渐明白的道理，只是当年，我的心还被不久前的成功囚困，又一味地为眼前的经济危机发愁，腾不出心力和眼界去思考，去反省。我觉得自己像被藤蔓缠住的野兽一样，使出浑身力气挣扎，藤蔓却越收越紧。我深陷于“时运”的大潮，只能埋怨外界，埋怨一切都是“运气不好”。
腰受伤那周，我刚好安排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兰会所”必须尽快谋求新的发展策略，以扭转当时业绩下跌的趋势。在美国洛杉矶比佛利山庄，有一家同样是Philippe Starck设计的酒店，叫SLS酒店，这家酒店里有一个叫The Bazaar by José Andrés的餐厅，做得很成功。当时我想和对方聊一聊，一方面是希望取取经，一方面是想寻求一些合作。
我本来正因要去开会，希望自己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才冒失地跑到健身房，结果却事与愿违。这回别说形象了，我连去都成问题。
几天后，我身上带着十几片止疼片，坐了12小时的飞机——犹如在地狱走了一遭——勉强来到了洛杉矶。那种时候，我想的已经不是如何与对方会谈了，满脑子想的全都是“我该怎么熬过这段时间”。
怕什么来什么，我越是希望一切尽可能顺利，越是莫名其妙地遇到一些困境。SLS希望能在给“兰会所”投资的同时收一些管理费，并想对“兰会所”的厨房和菜单进行彻底改造，全部换成西餐，这与我和母亲最初创立“中国的高端餐饮”的初衷相背离，因而会谈不是很顺利，我只得无功而返。
但最狼狈的，还是我到洛杉矶的那天晚上。那晚，我先和SLS的人勉强吃了晚饭，随后便跌跌撞撞地回到酒店房间，原想好好休息一晚，次日以最好的精神面貌进行会谈，结果半夜，我的腰痛忽然严重起来，几乎跟按摩那天动不了的程度差不多了，偏在这个时刻，晚饭在我腹中作祟，我想上厕所！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第一次体验到上个厕所都像极限挑战的感觉。下床就已经很困难了，我站不起来，只能一点点爬到厕所。四下一片漆黑，我根本按不到灯的开关，只得摸着洗手池的边缘，勉强撑起身子，上了有生以来最难的一次厕所。回去的路，又犹如万里长征。
最窘迫的时刻来了，回到床边，我发现床太高，怎么都上不去。无奈，我在地上坐了一宿，这一晚给我折腾得，基本就没睡。
次日清晨，腰比夜里的情况好了些，我可以起身了。我扶着墙，挪到酒店一层的SPA，当地的理疗师用石头热敷我的肩膀、后背、大腿，我的腰才稍有缓解，这才勉强参加了会谈。会谈之前，因我的状态不佳，我便对结果已有预感，最终果然是失望而归。
我一个板儿砖就拍了过去
噩梦般的3月、4月终于过去，国际经济有回暖之势，“兰会所”的生意状况也有所好转，脚伤腰伤也终于离我远去。
那时都说2009年的金融危机快过去了，大家对未来估计得比较乐观。我伤痛痊愈，也想让自己放松放松，于是，又一次掉以轻心。
一天晚上，兰会所来了几个外国人，他们都是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亲属，都很年轻，爱玩儿，平日里哪儿热闹就往哪儿跑。那晚兰会所正在开一场Party，他们便闻讯而至。
夜深了，但年轻人们的精神头儿丝毫不减，Party正要进入高潮阶段。我去洗手间方便一下，这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菲哥你快出来，他们要打我！”是“兰会所”的一个男孩。
我一听，敢在“兰会所”打人？赶忙冲出来，看见那几个外国孩子围着给我打电话那个男孩，果真是要揍他的架势。
当时，几个外国孩子也喝了不少，酒劲儿上头。好几个人围着我们那个男孩，不知之前发生了什么，他们就是不依不饶。
我平日便对这些外国孩子在北京的种种行径心怀不满，这些孩子仗着他们的老爹，狂傲得很，整日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却又没人管得了。在别处闹也就算了，今天竟然要找我店里员工的麻烦，我不能忍，便上前劝，说话语气重了些：“干吗呢这是？要打架啊？还没完了？”
谁想，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个领头的外国男孩，一拳招呼过来，正打中我的鼻子！他们一脸的爱谁谁、混不吝，仿佛天底下没有谁能制住他们。那一刻，愤怒涌上我的头顶，不仅仅因为莫名其妙地挨了一拳，还因为心里有种压抑已久的愤慨，我的情绪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好，你们爱谁谁，我也爱谁谁！我反手便是一拳，这下，他们急了，叫嚣着向我攻来，我店里的几个男孩也冲了上来，双方混战，一下成了群架。许多昂贵的杯盘，在斗殴中摔得粉碎，情急之下，名贵的桌椅都成了武器，向对方招呼过去。
不知战了多少回合，对方打不过我们，落荒而逃。剩下店里狼藉一片，损失惨重。一个店员劝我：“小菲哥，你也快跑吧，万一一会儿警察来了呢。”
我当时有些糊涂了，听了他的话，跑了，可是跑到半路，忽觉得不对劲，明明是他们先动手，我劝架被打，我凭什么跑？我怕警察？我还没报警呢！气不过，我折了回去，沿途经过一片工地，我抄起一块砖头，脚下像乘了风似的，往“兰会所”狂奔。
我在外国留学时，中国人在国外并未受到平等待遇，很多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可是现在外国人在中国，却像大爷一样，走到哪儿都要中国人为他们让路。凭什么？难道我们在自己的地盘也要被欺负吗？那时候翻腾在我心里的，不仅仅是那一场争斗，还有多年积压在心里的有关民族自尊的情绪。当时我想，不管你们跑到哪儿，我都要追到你们。我一定要你们向我道歉！我要让你们明白，不能随便在中国打架、闹事，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当时，我跑到“兰会所”楼下的停车场，正看见领头打架的那个男孩站在那里，旁边站着的成年人约莫是他的父亲，这一老一小正和一个警察抱怨，说我们打人！真是恶人先告状！不过我猜他们还是有些心虚，因为他们一回头，看见我过来了，顿时顾不上说了，两人钻上车，一脚油门就跑。我追在后面，鼓足了劲儿把手里的砖头扔了出去，“咣当”一下拍在了他们车子后备箱上，砸出一个大坑。
我跳上自己的车，疯了似的追他们。警察在一边儿都看愣了，不敢插手。当时在北京，涉及外国人的事，警察们总是要犹豫一下的，怕挑起国家间的矛盾。我开着车，油门踩到底，从那个警察面前飞驰而过，他亦没有阻拦。
长安街上，风驰电掣，我发了疯似的追那对父子，势要讨个说法。仁波切对我说的话，早就随着风飞到了脑后，不久前受伤的惨状，也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开着车在城里兜了一圈，终究没追上他们。我的鼻梁不时发出阵阵生疼，后来我去验伤才知道，原来刚才那莫名飞来的一拳把我的鼻梁打骨折了！
可我哪儿顾得上鼻子，几个小时后，天刚擦亮，我便去找我的一个朋友。我的那个朋友平日和使馆工作人员的家人们走得挺近，我料他一定熟悉那几个孩子的行踪。果然，朋友听我一描述，就大致知道是哪几个人。他带着我去了那几个孩子的住处，结果他们不在家。朋友推测，他们爱玩，一般都要玩一个通宵，他们很可能又去哪儿接着参加Party去了。
我一听，气得够呛，他们在我店里大闹一场，把我鼻梁骨打骨折了，现在还能这么逍遥？我开车迅速到达朋友说的Party现场，进去找了一圈，结果没找到。我便又找到朋友，让他帮我递句话，我说：“你要是看见他们，就跟他们说，让他们马上去警察局自首！”
朋友边应边安慰我：“行，我一定转达到。”
我怒气冲冲地接着说：“你告诉他们，5点前他们不来自首，被我抓到，咱们就死磕吧！”
接着，我便去了警察局，在那儿等着他们来自首，等到天快大亮了，真来了三个人，我一看，就是那三个打架的外国孩子，警察跟着他们，远远地踱步而来。可来是来了，走近了，他们脸上却一点儿抱歉的神色都没有。仿佛来警察局，就是玩儿一趟的，见了我，还趾高气扬地又笑又骂。要不是在警察面前，我真的想一拳抡上去，堵上他们的嘴。
随后，三个男孩被隔离拘留，我再问情况，警察答得也很含糊。涉及到外国人的事，警察通常都很谨慎，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先将几个人拘留着，商量后再定夺。
左等右等，等不到结果，这时，我才察觉到鼻子正一阵阵地窜着痛。
我把此事和我的几个朋友说了，朋友听闻后给我支招儿，说警察不是要先商量吗，我可以先去找法医验伤，拿着验伤结果再来找警察，两头儿不耽误。我听他们的，去了东四环的一处验伤中心，这才知道自己的鼻梁已经骨折了。
鉴定结果是“轻伤”。法律规定致人“轻伤”者可以判6个月到3年有期徒刑，算是很严重的了。
验伤报告拿在手里，我才又去了望京医院，医院的大夫看了看我的伤，说不算大事，随即手法娴熟地把我断了的鼻梁掰回去了，淡定地说：“你这是轻微伤。”
还补了一句，“怎么还没几天呢，又看见你了，你来得还挺勤。”
法律规定“轻微伤”只能拘留几天，我有点儿起急，和大夫解释，说我刚在法医那里鉴定过，是“轻伤”。随后讲了事情原委，那大夫听了，也跟着气不打一处来，连说“怎么能这样”，临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这个，是轻伤！”
得，又变成轻伤了。
三拨人围着我，真够有面子的！
拿着验伤报告，我返回警察局，那时已经是正午，折腾了整整一夜加一个上午，我也有些疲惫。到了警局门口，看见门口站了不少人。随后我了解到，他们是三拨人，美国大使馆的、外交部的、公安局的。没想到这件事让那么多人出面，阵势如此庞大。我警觉地看着他们，精神绷紧了，心想不管你们怎么说，这件事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绝不让步。
一位女士，美国大使馆的，见我来了，立即笑脸相迎地上前，她态度友好并满怀歉意地对我说：“汪先生您好，我是使馆方面的负责人，得知我们同事的家人出事了，就过来想和您沟通沟通，您看……”
我当即摆手，说：“这件事没得沟通。我懂法，打人他就得坐牢啊，官员有外交豁免权，可官员的孩子没有，而且你们这些孩子凭什么打人，把我鼻子都打断了，我刚去鉴定过，法医说是轻伤。你们以为在任何地方都能霸凌人家？你们不用说了，这件事我一定会坚持。”
对方又说：“那咱们和解好吗，您看……”
我说不和解，一定要走法律程序，该判刑就判刑。
对方见说不通，一时语塞，双方僵在那儿了。
并非我得理不饶人，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当事人出面向我道歉。眼前，为了那几个外国孩子，竟然出动了这么多人，这么庞大的阵仗，这么多人面对着我，希望求和。他们的态度再温和，这也不是平等的沟通。我虽然占理，但也同样感受到来自那三拨人的无形压力。母亲和我都经营企业，因而我有一些钱，也有一些朋友，但我终究还是个普通老百姓，这件事放在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上都会觉得愤愤不平，也都会觉得有压力。大使馆、外交部、公安局的人，哪一个都不好得罪。我因而想到，若我没有钱和朋友，解决这件事会更难，我可能会怕，会妥协，会答应和解。曾经在国外留学时，有很多很多时刻，我都感觉自己孤立无援，受了欺负，也只能往肚里吞。这句话说来有些人可能会不理解，甚至觉得可笑，那就是：我比很多人更能感受到，有些时候，我背后是我的祖国。我不仅感受到的是我自身的屈辱，还有国家的屈辱。每一次妥协，每一次迫于压力的和解，都让我感受到有人正在用鞭子抽打我的国家，那些嘲笑我说“你别动不动就国家”的人，就是鲁迅先生当年笔下所写的，砍中国人头时在一旁围观的中国人，他们是帮凶。
我不妥协，对方没办法，但又不愿放弃，他们商量了一阵后，就坐在警察局门口，不说话也不走。
这时，我的几个朋友也来了，陪我坐着。就这样，四拨人都坐在警察局门口，沉默着。警察还在焦头烂额地商量事情怎么解决，也没管我们，大家都这么坐着。本以为会僵持很久，结果没想到，那些大使馆、外交部的人其实也是奉命而来，执行任务，到了下班时间，他们就都撤了，只剩下一人留守，就是一开始跟我说是使馆方面负责人的那位。天色渐晚，我们竟然在警察局门口聊起天来。
那种感觉很奇特，白天你们是敌人，到了晚上，又能像朋友一样畅聊。彼时是4月，晚风有些凉。深夜，灯全熄了，往警察局里面看，黑漆漆一片。周围有一种静谧的气氛，让我忽然有些疑惑：我在这儿究竟是干吗呢？
将近两天两夜没合眼，我累极了，那三个大使的孩子还在警察局里被拘留着，不知现在怎么样了。留下的那个人不时和我聊两句，气氛很平和。
我闭上眼睛，想稍微休息一会儿，可周围静极了，反而让我觉得有些古怪，闭着眼睛，头脑依旧思绪纷飞，这几天白天黑夜连轴转，让我对时间的感觉有些错乱。我想起前夜自己驱车疯狂追那对父子的情景，想起自己一大早去敲朋友的门，然后满世界找那对父子的情景。想着想着，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我在德国机场被扣的那一回，那次，我被囚禁了两天两夜，那时的屈辱和愤怒还在我心里。我想起当时自己被误解，被错怪，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现在一想起来，我的心口还觉得有什么堵着，脑海中还会冒出反驳和解释的话，这些话，当时都没来得及和那些德国警察说。
对这些外国孩子来说，解决这样一件事太过容易，他们甚至不觉得这叫事儿。可是对当时的我来说，却一度陷入绝望的境地。于是，我下定了决心……
我不要钱，我只要一个态度
次日上午，昨天离去的那些人又回来了，见与我和解不成，就继续在警局门口坐着。一下又耗到了正午。那时我已疲惫至极，心想这不是办法。
这次冲突，我自己并非没有责任，我是劝架的，我本该制止双方的斗殴，但我却参与其中。为了追那几个人，我大半夜把车开那么快，也着实危险。
我决定退一步。于是，我走进警察局，跟警察们说：“我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了，但要他们给我道歉，要当面给我道歉。另外一个，我的鼻梁骨折了，加上我店里的损失，我要他们赔偿我20万。什么时候拿出20万，我什么时候签和解书。”
我知道，20万对于这些外交工作人员来说不算小数目，他们其实也是拿正常工资上班的，手头不会有太多现金。然而，相对于我的损失，20万真不多，“兰会所”很多桌子、椅子、杯盘都砸坏了，损失绝不仅仅是20万。
随后我便回家睡觉去了。两天两夜未眠，我倒头便进入了梦乡，再睁眼已是次日中午了。
打开手机一看，屏幕上跃然跳出数个“missing call”，都是警察局的来电。我赶忙回拨过去，对方急切地对我说：“你人呢？条件对方都答应了，你快来吧！”
我一惊，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凑出这20万，当即赶往警察局。只见警察局门口，使馆的工作人员们齐刷刷地站着，那个领头打架的孩子的父亲对我说：“汪先生，这件事实在是对不起，是我们管教不严，我们已经给他们买好了回国的机票，他们不配待在这里。赔偿我们给您带来了……”
我一看，他们果然掏出一沓一沓钱，皱巴巴的，竟然还有50元的钞票，一看就是临时凑的。
他们对我说：“汪先生，我们凑了很久，实在没这么多现金，这是15万，您看行吗？”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竟有些啼笑皆非。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打定主意，我要的只是一个说法，一个诚恳的道歉。对我而言，有些东西不是钱的事，我只是想让那些孩子明白，中国也是有法制的国家，不能随便惹事，闯祸了，就要自己承担责任。
那几个孩子出来了，早就没了一开始的神气，一个个哭成泪人儿，在我面前不住地道歉。
我说：“我不要这15万，你们拿回去吧。家具我自己修，算我认倒霉。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不是在哪儿随随便便都能打人，都能轻易霸凌别人。我只是希望你们能用一个好的态度来解决这件事。钱我不要。”
我话说完了，在场的几个使馆工作人员竟然鼓起掌来，还要求和我合影。
事情结束后，我暗暗得意，觉得自己办了件挺漂亮的事。这几位使馆工作人员之后还经常光临兰会所，我们可谓不打不相识。
事情就这么过了，结果还不错，可是过程呢？为了追那对父子，我把仁波切对我说的话抛到脑后，不顾一切地开快车，这在现在根本不敢想象。那个时候，我还觉得自己挺酷的，逞了回英雄。现在想起来，其实当时我还是很过激的，两天半加两夜没睡觉，鼻梁子骨折着，满城疯跑。如果那时我真的出了什么事，之后的一切都会成为浮空泡影。
如果说那件事的结果不错，我没受到教训，那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便给犹如在高速公路上急速狂奔的我一记重锤。因为那件事，我差点儿丢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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