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暗示是指根据症候采用直接抗拒的暗示，它是你的权威与疾病的动机间的一种挑战。在这种挑战里，你不必过问这些动机，只要患者不显示任何的病症。或者说，你是不是将患者催眠，便是毫无差别。伯恩海姆独具慧眼，多次指出暗示在实质上具有一种催眠的材质，催眠本身就是暗示的结果，是一种受到暗示的状态；伯恩海姆喜欢清醒时实施暗示，这种暗示和催眠下的暗示结果完全相同。
现在，我究竟是先讲述经验的结果呢，还是先进行理论的探讨？
那么，我们先从经验开始吧。1889年，我去南锡拜访伯恩海姆先生，成为他的一名学生，并将他的关于暗示的著作译成了德文。多年来，我都在采用暗示的治疗，一开始采用“禁止性暗示”，到后来，我结合了布洛伊尔的查问病人心理的询问法，所以，我已有充足的经验进行推论暗示或催眠疗法的结论了。
根据古人对于医学的见解，最为理想的治疗方法必须迅速而有效，结果值得信赖，并且不被患者所厌恶。伯恩海姆的暗示法完全符合其中的两项要求。这种方法比分析法要迅捷，并且不会使患者产生不愉快的情感。然而，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到底单调许多；无论怎样的患者它所采用的方法皆相同，只是阻止各种不同病症的发生，并不去了解各种症候的意义或是否重要。这样的治疗是机械的而不是科学的，染有江湖术士的欺骗色彩，然而为了患者的健康，我们则不必计较太多。不过，从这种理想治疗法的第三个条件来说，催眠术堪称绝对失败了，其结果并不可靠。一些病症可采用这种治疗法，一些却不能；有些病症采用这种治疗方法效果显著，另一些病症则收效甚微，其原因却不得而知。不过，最令人遗憾的乃是治疗的结果并不能持久，经过了一段时间，再向患者谈及，总会出现病情复发或转为其他病症的情况，这时候便需要再次的催眠。不过，有经验丰富者便会警告患者，劝阻他不要由于多次的睡眠而使自己好像服用麻醉药那样，失去自我的独立性，嗜此成癖。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实施催眠疗法后，有时便达到了以最少的付出收到完全治愈的效果；不过收效的条件却难以理解。有一次，我有了较短时间的催眠治疗，医好了一位病患，那是一位妇女，突然她对我很敌视，并且是没有缘故的，结果病情复发；再后来，我与她达成和解并医好了她的病，然而，她突然又对我恨之入骨。另外一次，我治疗一位患者，也是一位妇女，病症十分顽固，我曾经多次解除她的精神病的症候，不过在我进行诊断时，她突然张开双臂环抱我的颈项。不管你是否喜欢，鉴于这种情形的出现，我们便不能不对暗示性权威的起源和性质加以研究了。
关于经验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综上所述可知，抛开直接暗示法，未必不能以其他方法取而代之。现在，我将这些事实联系起来加以解释。暗示疗法对医生的要求稍多些，而对患者的要求则较少。这种方法大多数的医生都表示接受。医生曾对神经过敏的患者说：“你只是有些神经过敏而已，没有什么病，而我可以在五分钟内简单说几句话，便可令你们的症状完全消失。”不过，这里有一个最低程度的限制的努力，并不适用任何的治疗方法便可完全治好一种重疾，这未免有些违背我们力所能及的普通信仰了。假如可以把各种疾病的症候加以比较，则由经验来看，直接暗示的疗法并不能治愈精神病。不过我也了解这个论点并不是完美而无懈可击的，例外的事件也总是有的。
依据对精神分析的经验可以了解到，催眠的暗示与精神分析的暗示有以下几点区别：一，催眠技术的治疗必然粉饰患者心中隐秘的事件；而精神分析则暴露隐事而后予以消除。前者是伪装，后者则是实施手术。前者并不直接暗示症状，反而增加了压抑作用的力量，也不能改变症候形成的一切历程。后者则由分析引起症候的冲突之中寻求病发的原因所在；利用暗示，改变这些冲突的最后结局。催眠疗法则不允许患者做任何活动，当然也不作任何改变，所以一旦出现新的诱因，更无法抵抗了。精神分析要求患者像医生那样去努力从而使得内心的压抑作用可以消失，这种压抑如能克服，则患者的心理生活便有了持久的改变，并有较高级的发展，于是对旧病复发便有了抵御的力量。使压抑作用产生的抗拒得以消失便是精神分析疗法的主要成就；患者须有这样的能力，医生才可以用“教育性”的暗示实施治疗以帮助患者。因此，我们说，精神分析疗法可称为“再教育性”的治疗。
现在，我希望你们已经了解精神分析采用的暗示和催眠疗法的暗示有所不同了；前者只以此作为辅助治疗，后者则专靠暗示。我们既然已把暗示的影响追溯至情感转移的作用上，因此你们应更加清楚催眠治疗的结果多么不可靠，精神分析疗法自然也是较为持久了。催眠术治疗成功与否，全凭患者的情感转移作用的条件而定，这些条件不受我们的影响；某个接受催眠的患者对于情感转移的作用常常很消极，充其量也是两极性的或者采取特殊的态度来抗拒着情感的转移，我们毫无把握。而精神分析则是直接作用于情感转移的作用，使之自由发展从而为治疗施以援手。所以，我们尽可能利用暗示进行控制；患者便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自由支配其暗示接受性，如果他有接受暗示的可能，我们便对这种暗示接受性进行利导。
现在，你们也许认为，不管精神分析背后的原动力是情感转移或是暗示，它对患者的影响都使我们对所发现的客观性及准确性产生了怀疑。“治疗有利而研究有害”，这是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常说的话；尽管这些话很无理，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弃之不顾。假如它是有一点道理的，精神分析便成为暗示治疗技术里最为特殊的变式，因而也是最有成效的一种；那些关于患者的以往的经验、心理的动机和潜意识等的理念便不必被重视了。的确，那些反对者都是如此想的；他们认为那些所谓的性的经验，都由我们事先设想出来的，然后再将这些经验的意义或其本身“注入患者的心灵之中”。要反驳这些指责，用经验的证据要比用理论的力量更使人满意。实施过精神分析的任何人都深知这种方法是不能给予患者任何暗示的。当然，想要使患者成为某种理论的信徒，误信医生，仿佛医生的弟子一样，做到这些并不难。但是，在这种情境下，我们采取这种方法只是影响他的智力，而对他的病情却不产生作用。然而，在我们要求他叙述自己内心所寻找的事情时，与他自己的内心实际存在的事情相当，他就可以解决冲突从而克服抵抗力。精神分析在进行时，将把医生的错误推想逐渐地消灭，而以正确的意见取而代之。我们的目标在于应用一种很慎重的分析技术，阻止因暗示所形成的暂时的成功，不过即便成功也无妨，我们并不将最初的疗效即视为满足。我们认为，如果各处疑难的症状问题没有解决、缺失的记忆无法补充、压抑作用的原因尚未找到，那么，精神分析的工作便没有完成；假如时机尚未成熟，过早地产生结果，我们便要把这些视为精神分析的工作障碍，而不是精神分析的推动力，因此，我们必然要不断地解除形成这些障碍的情感转移的作用，并否认已经取得的治疗效果。总之，精神分析的特点，足以使分析疗法与纯粹的暗示法区别开，而分析疗法所取得的效果也有别于暗示所取得的疗效。在其他的暗示疗法中，情感转移作用都完好地保存起来，而只有精神分析疗法情感转移本身便是治疗的对象，并经常不断地对它的各种形式进行剖析和研究。在分析治疗结束时，情感转移的作用本身也将因此而消灭，因此，治疗结束后的效果是持久的成功的，不过这个成功必定不以暗示为基础，而是因为患者的内心已发生的转换，其内心的抵抗力在暗示的协助下已被克服了。
在分析治疗时，预防暗示所产生的片面的影响就必然要不断地与抵抗力战斗，这些抵抗力较易于将自己伪装成消极的敌视情感。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论证：分析疗法可有众多的结果，或由怀疑及暗示所引起，事实上可用其他材料以佐证并非如此。例如痴呆症患者及妄想症患者，便没有被暗示所影响的可能了。不过，这类患者所说的侵扰意识里的幻想与象征的转化，等等，都与我们所研究的转移性精神病患者的潜意识的结果相一致，因此，我们的分析尽管常遭到质疑，也的确为客观的证据所证实。我认为，如果你们信赖这些方面的分析，必然不至于出现多大差错。
现在，我们要用原欲说的理论完成精神分析的治疗作用的论述。精神病患者既没有享乐的能力，也缺乏成事的能力；因为他的原欲所依附的本非实物，最后由于将原欲保护在压抑作用之下而消耗了过多的能力，其所剩无几的能力就不足以表现自我了。假如其原欲与自我不再有冲突，自我又可以支配原欲，他就不会再有病了。因此说，我们的治疗工作在于释放原欲，使他摆脱以前的迷恋之物（当然我们接触不到这些迷恋之物），从而重新服务自我。那么，精神病患者的原欲究竟在何处？要找到它很容易，它依附于病患的症候之上，症候给予它替代性的满足，满足当下的一切要求。所以，我们务必要控制患者的症候并予以消灭，而这些恰恰是患者所求于我们的工作。不过，要想消灭症候，则要先追溯至症候的源起之处，诊察它们之前的矛盾冲突，然后借助推动力的作用将这些冲突及矛盾引导至另一条出路上。如果我们要对压抑作用加以考察，便需要利用引起压抑作用的记忆的线索方可有一些效果。尤为重要的是，注意患者与医生的关系及情感转移的作用，使得早期的那些冲动再度重演，患者将会尽可能地仿效以前的行为，因此，我们引导他激发其内心所有的可用力量，寻得另一条出路。如此，情感转移的作用好像一个各种力量角逐争斗的决斗场。
所有的原欲及原欲的一切反抗力都集中于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之中；所以，必须将原欲由症候中剥离出来，患者似乎将这种人工获得的情感转移作用或移情的错乱取代原来的病症，因而出现了所谓的医生的“幻想对象”，取代各种非现实的原欲的对象。因此，他借助于分析家的暗示，为这一对象进行新的争斗，并上升至最高层面的心理领域，其结果便转化成一种正常的心理冲突。所以，此时新的压抑作用得以避免，自我与原欲的反抗也至此结束，患者的内心自然恢复了一致性。原欲既然摆脱了那个暂时的对象即分析家，便也不能返回之前的对象，就回归自我服务了。在分析治疗时，我们所克服的力量，一方面当是自我对于原欲倾向的厌恶，并以压抑的倾向来表示；另一方面因为原欲的执著，不愿离开之前依恋的对象。
所以，分析治疗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迫使原欲从症候中剥离出来，集中于情感转移的作用；第二，全力攻击移情作用释放原欲以获得自由。想要这种新的冲突有成功的结局，必然要消除压抑作用，使得原欲不再脱离自我而逃入潜意识里。由于患者的自我在分析家暗示的帮助下已发生改变，因此可望这件事获得成功。鉴于经潜意识的材料引入意识里的说明作用，使自我由于潜意识的消失而渐渐扩大自己的范围，教育因素的植入使它与原欲获得和解，因此自我亦自愿给予原欲某种程度的满足；自我也由于部分原欲的升华获得自由，对于原欲所求的畏惧也逐渐减少。我们所进行的分析治疗的经过越接近于这种理想的描述，那么治疗的效果便越大。这种治疗效果的唯一的障碍就是：其一，原欲缺少动力，不愿由客体离开；其二，乃是患者的自恋症，禁止某些客体情感转移的发展。那么，这个治愈过程的动力学将更为清晰地表述如下：我们经情感转移的作用使部分的原欲移至我们身边，于是便集合了原欲摆脱自我控制的全部力量了。
在这里，我们要了解由于分析治疗所引起的原欲的分配，还不能直接推断患者病发前的原欲倾向的性质。假如某个患者将自己对父亲的情感转移到分析家身上，并且疾病得以治愈，那么，我们切莫认为，因为他对父亲有一种潜意识的爱恋而致病的。“父爱的情感转移”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决斗场，让我们对其原欲重新控制而已；关于其来源却是另有他处。敌人最重要的堡垒不必然就是决斗场；敌人要保卫首都，也不必然于都门前摆开战场。在情感转移的作用解除以后，我们便可以由想象里推断曾因疾病而被压抑的原欲的支配权了。
现在，我们再借助原欲说的理论来谈和梦相关的事。精神病患者的梦，与他的过失及自由联想相同，都将有助于求得症候的意义，从而发现原欲的倾向。在种种倾向上，欲望求得满足的形式将显示出，哪一种欲望的冲动受到了压抑作用，以及原欲离开自我以后依附于哪种客体。因此，梦的解析在精神分析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单指数量上，梦又是长期分析的最重要的工具。之前，我们已了解睡眠本身已使压抑作用得到减弱，因此被压抑的欲望便在梦里有着更加清楚的表达，比白天更甚。因此，梦的研究乃是一种研究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最为便捷的方法，被压抑的潜意识也就脱离了自我的原欲寄托之处。
不过，精神病患者的梦与健康者的梦二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表面上看它们根本无法区分。因此，我们关于精神病患者的梦的解析，不适用于对常人的梦加以说明，不免有违逻辑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断定精神病与正常人的区别就是只在白天才可看出，梦的生活则没有两样。于是，我们便把精神病患者的梦与症候之间所得的结论应用于健康者，我们必须承认，在健康人的精神生活里也存在某些致梦或致病的因素；因此健康人也可以形成压抑作用，并且需要一定的精力予以维持，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蕴藏着强有力的被压抑的冲动，其中部分的原欲也已脱离了自我的支配。因此，一个健康者本质上也可称为一个精神病患者，而他所唯一能形成症状的只有梦而已。实际上，如果你们对正常人醒时的生活进行研究，将发现一些与结论相矛盾的事实，因此，这个健康的生命似乎也有众多微不足道的症状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经质的健康和神经质的病态，也就是精神病的差异可以缩小至一个实际的差别，并且这个差别由实际的结果而定：这个人究竟享受生活到何种程度。这种差异或许可追溯至自由支配的能力在受制于压抑作用下的原欲能力之比；也就是说这只是一个量的差异，并非质的差异而已。因此，这种观点为我们的信念提供了理论支持：精神病尽管基于体质的因素之上，在实质上是有根本治疗的可能的。
所以，我们从健康人的梦与精神病患者的梦的一致，从而推知其健康的属性。不过，仅对梦自身而言，我们还可有以下的推论：第一，梦与精神病的症候有必然的联系；第二，我们不认为梦的基本性质可凝缩为“把思想翻译为古代的表现形式”而已；第三，我们必定以梦来揭开原欲的倾向及支配当时活动的对象的欲望。
现在，我们的演讲即将结束。或许你们感到失望，我们以精神分析疗法为题，而所讲仍然是理论。当然，我也是有所考量的，之所以没有讨论治疗的情形，是因为我向来没有想让你们接受实际训练而实施分析疗法的意图；之所以没有谈到治疗的效果，也有几个方面的动机。在最初开始演讲时，我曾说多次声明，我们在适当的环境下所获的疗效，与其他医学上最光辉的成绩相比都不逊色，我们的成就是其他方法所不能达到的。如此，我在此以外如果夸大，那就有王婆卖瓜之嫌，以抵消那些驳斥的言论。在公共场所集会的医学界朋友常常对精神分析施加种种的恐吓。我们暂且抛开这种行为的恶意，而关于失败材料的收集也未必是一种有效的证据，以此可对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做出估计。你们了解，精神分析疗法尚且年轻，仍然要有很多经验来完善其分析的技术。精神分析疗法的传授也相当不易，因此初学者必须有超出其他专业学生的能力，早年的结论绝不能用以评判分析疗法的最大成就。
精神分析的初期许多的治疗方案难免失败，或许因为当时分析家对于不适用于分析疗法的各种病症也要予以治疗，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因见有某种特征而将这些病症除外了。特征也只能从探索中求得。最初，我们并不知道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症经过了充分的发展，精神分析仍然对此无效；当然我们也可用该疗法医治各种神经错乱的现象。但是早年的失败也并非医生的过失，或因病症的选择或是外界的情形的不利。前面我们只讲了患者的内心无法避免但可以克服的抵抗力，而在患者的生活环境中，有诸多反对分析的外界抗力，在实际中也很重要。精神分析的治疗与外科的手术相同，它必须在最适宜的情形下实施，方可望成功。你们知道，外科医生在做手术前，必然要有各种的布置。试问如果所有的外科手术都在患者家属面前实施，家人围绕而观，惊叫不断，那么还有多少成功的可能呢？关于精神分析，亲友的干涉同样是一种危险，我们还无法应付。患者内心的抵抗力，我们当严加防备，然而这些外界的抵抗力，我们又该做何防御呢？对于那些亲友，任何的解释都不能说服他们，又不能放任他们不管；更不能告之以实情，如此便会失去患者对医生的信仰。作为一个分析家，对于亲友不希望患者康复，不要如此惊讶。假如精神病所由起的原因乃是家庭矛盾，精神分析的治疗必将使其中的邪恶暴露出来，因此，家人对这种治疗绝无好感。所以，我们的努力失败或中断都无须内疚。
所以，现在我只想举出一例加以说明。在这一则病例中，由于职业道德的原因，我选择了逆来顺受。很多年前，我对一位少女作分析的治疗，她长期因为恐惧而不敢走出家门，又不敢独自留在家中。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后她说出了她看见母亲曾与一位富人有私情，从此以后便深感担忧。她不太熟练地或者说很巧妙地，将分析治疗时的讨论对她母亲做出暗示：第一，要求改变自己对于母亲行为的看法；第二，她告诉我说只有母亲可以对她独居的恐惧有帮助；第三，在母亲要出去时，坚决不予开门。她的母亲曾患上神经过敏症，经过水疗法治疗后已在多年前痊愈。更准确地说，她是在水疗院结识了那位男人，后来交往甚密，两情相悦。对于女儿的激烈暗示她不免心怀疑虑，终于她明白了女儿恐惧独处的本意，乃是想将她软禁于家中，剥夺她与情人的自由来往。她于是结束了女儿的分析治疗，把她送往一家精神病患者收容所。很多年来，这位少女一直是“精神分析下的牺牲品”，我也因此遭人毁谤。由于职业道德的束缚，我无法申辩，不能将此秘密公之于世。多年后，我的一位同事访问了那位少女，此时她的母亲已公开与那位富人相交，而她的父亲却也默许了。不过，她的治疗却因此而被毁掉了。
在欧洲大战前几年，常常有许多国家的人纷纷前来就诊，因此，我便不顾他人的毁谤。于是，我制定了一项规则：凡是生活上无法自主的患者我一概不接受，不能代为诊治。精神分析家本来未必要做出此项规定。你们或许以为这是我对于患者的亲友做出的警示，或许我只是为了精神分析起见，使患者离开家庭或只有离家别友的人们才能接受治疗。不过，这么说也未必全对；患者在治疗时如果依然要对日常生活中所加于他的压力进行反抗，则是对于治疗很有利的。那些患者的亲友也必须对自己的言行加以约束，以免破坏了这一有利的条件，最不该的是肆意诋毁医生对其职业的努力。但是，我们要如何做才能使得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做到这一点呢？自然，你们会认为患者的生活环境和社会修养程度对治疗有很大的影响。
即使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治疗的绝大部分失败都是由于外界因素的障碍，然而也免不了使精神分析治疗法的疗效减色不少。支持的人们曾劝告我们可以分析治疗法的成就进行统计，以此来对抗失败的案例。对此我不能赞同，因为统计时若以不同的事例做排列，是毫无价值可言的；而事实上，我所治疗过的很多病例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并且大多数的病例简直没有什么记录。那是因为患者对这些事实严守秘密，康复后也不愿告知于人。他们反对精神分析的最为重要的理由便是：人类在处理事情时都常缺乏条理性，很难受到合理论证的影响。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有时会引起强烈的崇拜，有时则会遭到根本性的怀疑。例如，科克最早公布结核菌的研究成果，以及杰纳的种痘之术，事实上是天降福音，却也为人所反对。对于精神分析最有偏见的是下面的一个例子。我们在治愈了一个其他治疗方法很难奏效的病患之后，有人说：“这算不了什么，这么长的时间，病人自己都会好起来的。”如果患者经过四次的抑郁和狂躁的叠加，并在抑郁症发作后的一周内来这里求诊，三周之后，狂躁症复发了，其亲属与其他的名医都认为狂躁症乃是分析治疗所致。对于偏见，实在无计可施，只有忍耐；且等这些偏见在时间的风沙中消灭于无形。将来某一天，这些人评判同一件事的眼光会大有不同；那么从前的想法为何不同，却是一个不可知的秘密。
现在，或许是反对精神分析疗法的声音渐渐地消失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在许多的国家里传播，采用分析治疗的医生也日益增多了。我年轻时，催眠暗示的疗法正在让医学界人士怒目而视，其程度与现在“头脑清醒”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驳斥一样激烈。催眠术作为一种治疗的手段，却也未能满足人们的期望；现在，我们精神分析可称为催眠术的合法继承人。不过，也不能忘记从催眠术中所获得的鼓励与启发。一般来说，人们对于精神分析的中伤，大多限于分析的拙劣，或因治疗突然中断所导致的矛盾加剧等。你们已了解，我们是如何对待患者的治疗的，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让他们深受其害，你们必然能做出自己的判断。误用分析疗法也是有可能的事情，特别是在没有医德或职业道德的医生手中，情感转移将成为一种危险的工具。不过，医术本身也难免有失误，若不挥动刀子，如何做一名外科医生？
现在，我的演讲要结束了。对于自己演讲中的缺点太多，我深感惭愧与抱歉，这绝对不是礼节性的客套。特别想要抱歉的是，我偶然间提到了一个问题，常常答应你们以后再做细述，然而后来又没机会实践前约。我们所讨论的精神分析，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因此很多地方我都简要略述，有欠完整。也有许多地方，本来已准备作结论，却又未作归纳。我的目的仅在于让你们对精神分析有所了解、有兴趣，而不是想要你们成为精神分析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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