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你们急切想知道的并非实际的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指导，而是要了解精神分析治疗的一般方法内容与大致的成就。当然，没有谁可以否认你们有权利知道这些事情；不过，我可不想告诉你们，我更主张你们自己摸索了解。
大家请想一想，但凡重要的事实，从病症产生的各种起因到种种症状与患者内心的因素，你们都已了解了吧。那么，究竟哪一点上可接受分析治疗的影响呢？首先是遗传的倾向，这个问题在别的学科那里所讲的已是足够，我们不再详述，而且也没有新的内容可以讨论。然而，你们不要因此而认为我们可以轻视它；我们研究精神分析，自然相当了解这个问题的影响力。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使遗传发生改变；这是一种既定的事实，使我们努力的范围有所限定。其次，是儿时经验的影响，这在精神分析常常是最为重要的材料；它们都是过去式的，我们对此当是无可奈何。第三，是其生命里的一切不幸遭遇，即“现实上的挫折”，由此引起生命过程里爱的缺失如贫穷、家庭失和、婚姻失败、愤世嫉俗及道德苛求，等等。虽然在这些方面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不过它也必须遵照维也纳传说中的约瑟王施恩降祸的老办法，指人以路才能使人尽顺从，灾难从而烟消云散；但是我们都是何等样人，也能广施治疗法的恩惠于患者吗？我们只是凭医术来谋求生计，在社会上堪称既无权又无势，又不像其他医生那样医治穷人，我们的治疗方法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精神。但是，你们坚定地认为，我们之前所讲的种种因素必然有一种可接受治疗的可能。假如是社会道德剥夺了患者的快乐，我们在治疗时可告知并鼓励患者冲出这些障碍的樊篱，不惜放弃理想去换取快乐和健康，理想尽管备受推崇，而世上弃之不顾的也不乏其人。然而，健康或许由于“任性的生活”而得，精神分析必然会因此而沾染不符合道德的污点：使个人受益却于社会有碍。
这种关于精神分析的错误的印象你们是从何处得来的呢？当然，精神分析疗法中有劝人“随心所欲地生活”的部分，那是由于对患者而言，原欲的欲望与性的压制，或者说纵欲与禁欲之间其感官有一种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并非以其中一方压倒另一方便可以解决了。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虽然禁欲主义能一时获胜，那些被忽视的压抑性的生活的力量转而去病症里求得满足的补偿；反之亦然。这两种方法皆不能使心中的矛盾予以消解，总有一方无法求得满足。而那些矛盾冲突并不激烈，医生的劝告也能稍稍有效的病例实属少见，并且这样的情形就用不着精神分析了。那些容易感受医生影响的人们，即便没有影响也必然可自求解决。事实上，假如某个禁欲的男人想要非法的性交，或者某位性生活不满足的妻子想要找位情人，他们绝不需要医生或精神分析家的应允。
往往，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容易忽略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即精神病患者致病的矛盾与正常人的各种矛盾冲突争衡是不同的，正常争衡的两种相反的冲动处于同一个心理领域，而引起精神病的矛盾中，两种力量必有其一进入了前意识或意识的平面中，另外一种则被禁止于潜意识领域里。所以，这种矛盾并非任何一方所能了结的；这两种敌对势力，在实际上，无异于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如果使矛盾消解，便必须两者相遇于同一领域。我认为这便是精神分析的工作。
此外，假如你们还认为精神分析治疗对于劝导人生或指示行为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你们不免又走进了一个误区。事实上，我们竭力避免成为导师的角色，我们所期望的是患者自行解救。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往往劝说患者，在对其进行分析疗法时，暂且不要对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做出决断，例如，事业、婚姻或离婚等，且等治疗结束再说。或许你们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吧。关于那些年轻人或无法自立的人自然不做此限制。他们所需要的便是医生兼教育家的角色，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此时我们应深知肩负重任，处理问题也格外慎重了。
不过，当我们为鼓励精神病患者“随心所欲地生活”受指责而辩解时，请不要误解我们就是传统道德的卫道士了。它们都与我们的治疗目的无关。我们只是观察者而不是社会改良家；所谓的观察当然离不开批判，所以，我们不可能对传统的道德坚决拥护或者对社会关于性的问题的处置予以赞美。我们不难了解所谓的社会道德常常是付出了过多的牺牲，也明白所谓道德的行为必然难免虚伪，并且毫无智慧。我们对于患者是不会隐瞒道德的欺骗性的，务必使他们对性的问题的看法同其他各种问题一样，思考问题时习惯于摒弃偏见；假如他们在治疗结束以后，可以在纵欲和禁欲之间协调适中，则无论结果怎样，我们便不至于受良心的谴责了。不管哪一个人，在经过训练而认识了真理之后，便可能抵抗种种不符合道德的危险力量了，或许他的道德标准的某个方面与其他人并不一致。关于禁欲所引起的精神病症，我们无须过高地作出评价；而那些为数不多的因原欲的积累而致病的种种症状，则在不必费力的性交中便可解决。
所以，我们不能假设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必然要患者放纵性生活；我们必须寻求别的解释。还记得我在对你们的这个想象作辩解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也许能使你们获得正确的理解。精神分析之所以有疗效，乃是用一种意识的事物替代了某种潜意识的事物，因而把潜意识的思想转换成意识的思想。你们若是这样想，就掌握了问题的关键。我们将潜意识转化为意识，即潜意识扩大而进入了意识领域，因此压抑作用消除，症候于是被消解，那么两种致病的冲突势力总能成为正常状态下的矛盾。精神分析所做的便是使得患者出现这种心理的改造，这样的改造能达到什么程度，那么患者也将得到同样程度的利益。假如，压抑作用消失或类似于压抑的心理过程也全部解除了，则我们的治疗便宣告完成。
现在，我们将努力的目标以各种不同的公式表达出来：即潜意识转化为意识，解除压抑作用，或者填补缺失了的记忆等，实际上它们所指的皆是一件事。或许你们并不满意这种说法，认为精神病患者的恢复应该大不一样，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以后他应该变成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人物；不过你们也了解，整个分析治疗的过程只是使潜意识的材料较以前稍减，而意识的材料稍增多而已。或许你们对这种改造内心的重要性不甚了解。接受了分析治疗的精神病患者虽然在骨子里与以前相同，然而他的确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即，如今的他可以配合自己的条件转变成最好的状态。如此便不是一件无所谓的事件了。假如，你们了解我们的所有成果，就能了解我们以最大的努力来引发这种在心里看似不起眼的改造，那么你们便会理解各个阶段心理差异的重要性了。
现在，让我暂且离开主题，来跟你们谈谈所谓的“原因疗法”有哪些意义。一种治疗方法，如果抛开病症的外在表现，而寻求一个切入点来消解它的病源，便称之为“原因疗法”。那么，精神分析是否就是一种原因疗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不过我们也由此深信这类问题的不切实际。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自然不是直接消除疾病的症候，它与原因疗法的实施大体一致。然而，在其他的方面二者也不相同，我们寻求病源病因，要大大超出压抑作用本身，深入其本能的倾向及结构，直到这些本能的发展的失常等。假如我们能以化学的方法来实施心理机制的改造，可随时增减原欲的分量或牺牲一种冲动而使得另一种冲动增强，这便是真正的原因疗法，我们的精神分析便成为观察原因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步的工作。不过，你们也了解如今还没有一种影响可达到原欲的心理过程；精神分析疗法所选的便是朝向因果系列的另一点上进攻，它不在症候之上，而是在于较远的症候的下层；这个地方只有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我们才可接近它们。
如此，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使得患者的潜意识进入到意识之中呢？之前我们认为事情很简单，只要把这种潜意识的材料告知患者便可完事了。不过，现在我们了解到此乃谬误，皆因目光短浅所致。我们所了解的他的潜意识与患者自己所知道的潜意识二者并不同一。即便我们将这些潜意识信息告诉患者，他也不可能予以同化来代替自己潜意识里的思想，充其量也只是兼容，实际上极少改变。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求其他如形势的观点来处理潜意识的信息；从患者的记忆里寻求最初产生压抑作用的因素。首先必须使这种压抑作用消失，然后，潜意识的思想转换为意识的思想的工作才能立即完成。然而，该如何使得压抑作用消失呢？于是，我们的工作便进入下一阶段，即消除压抑作用赖以维持的抵抗力。如此，第一阶段发现压抑，第二阶段消除压抑。
那么，这个抵抗力要怎样才能消除呢？方法仍然是首先找出抵抗力的根源，告知患者。关于抵抗力都是为抵抗一种不舒适的冲动所引起，或是我们要消除的压抑，或是更早活动的压抑。所以，我们要做的也只是重复以前的方式，即进行分析和验证之后告知患者。然而，此时我们要适得正道以行。那些抵抗力乃是自我本能，并不属于潜意识的，因此，自我本能必须与我们合作，即便它不属于意识也无妨。之前我们了解到“潜意识”在这里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种现象，二是指一个系统。听起来它好像模糊不清，不过也只是在重复我们之前讲的内容而已。在前面的演讲中我们早已谈到，假如我们通过分析而发现这种反抗力的所在，便可望这种抵抗力可以消失，抗拒作用因此而消解。然而，我们有何种本能的动力可供支配，来推动这件事的成功呢？首先是患者渴求恢复健康的欲望，使其甘愿配合我们；其次是理智的作用，我们的分析可增强病人理智的力量。如果我们对他稍作提示，他就很容易地运用理智发现抵抗力，从而在潜意识里寻到与抵抗力相当的观念。假使我告诉你：“仰头看天，就会看见一个氢气球”，或者假使我只请你抬头看天，问你能看见什么，那当然是在前一种条件下，较容易看见氢气球。正如学生初次使用显微镜观察事物，教授们必须告知所看为何物，不然的话，即便镜下有物，他也看不出什么来。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些事实。关于精神病的各种形式，例如，癔症、焦虑性精神病，强迫性精神病等，我们的理论非常可靠。我们用这个方法所寻得的压抑、抵抗力以及受压抑作用控制的观念在何处，就可以使得抵抗力和压抑消失，从而使潜意识的思想进入意识之中。我们在实施这种方法时，立刻便感到每当克服了一种阻力时，患者的内心就有一种激烈的决斗如火如荼，处于同一领域的心理冲突的常态争衡，此方为援助抵抗力的动力，彼方则是打消抵抗力的动机。我们希望由此解决这个矛盾，消除症候。因此，我们成功地将之前由于压抑作用而暂时和解的争斗再度引起，作为我们的新贡献。那就是：首先，要使患者明白旧的方法足以致病，而新的方法必然恢复健康；其次，告知病人那些本能的冲动在遭到抗拒之后，情形已大不相同。彼时自我尚且柔弱，恐惧于原欲的诸多危险而试图退缩；如今的自我非常强大且经验丰富，并且幸得医生相助。所以，我们希望再次引发这种矛盾，使之比压抑作用有更圆满的结果；若是你们尚有怀疑，我们便列举在癔症、焦虑性精神病及强迫性精神病中治疗成功的事例作为证明。
除此之外，关于其他类型的精神病，虽然情形相似，然而我们的治疗方法却不能奏效。在这些病症之中，自我及原欲之间也发生一种冲突而形成了压抑，而形成压抑的这种冲突与转移性精神病的冲突在形势上略有区别。同样的，我们也由患者的生活中追溯压抑所发生的那个点；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胸有成竹，给予他同样的帮助，告知他所要求得到的事情；并且，现在与压抑作用形成时的时间差距恰好对冲突的良好结局很有利。但是，我们却不能成功地克服一种阻碍作用，使一种抵抗力消失。例如，妄想症、抑郁症及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或许他们不受精神分析的影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智力的不足吗？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需要有一定的智力，不过，对于那些最聪明的、能进行演绎推论的妄想症患者而言，其智力不如他人吗？而其他的动力都没有欠缺；抑郁症患者与妄想症患者有所不同，他们对自己的痛苦认识深刻，只是这并不能促使他们易于接受精神分析的影响。所以，我们遇到了一种完全没有了解的事情，我们不能不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了解并治疗其他精神病。
现在，我们如果专心讨论癔症和强迫性精神病，立刻便会遇到第二个出乎意料的事实。患者在接受简单的分析治疗以后，对于我们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为。我们认为已对影响治疗的一切力量，都予以相当的关注，并且对患者和医生之间的情境进行了充分的考量，从而得到一个最为可靠的方案；然而，好像有什么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因素突然入侵。这个新的意外现象本身乃是复杂异常；因此，我首先列举若干常见而又简单的事例加以略述。
作为患者，原本应该只关心自己的心理冲突是否解决，他却逐渐对医生产生一种特殊的兴趣。所有与医生有关的事情对他而言，似乎比自己的事都更加重要，于是他不再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病情。一时间，他特别顺从医生的安排，竭力表示感激之情，与医生的关系也变得很和善，处处显现出人意料的美德。因此，分析家对于患者也很有好感，深感能治疗如此和善的患者多么幸运。病人对精神分析家也赞不绝口，认为他集各种美德于一身，他若有机会见到患者的亲属，也会听到对他的尊重称赞之词；亲属们告诉他：“他对您非常敬佩，非常信任；您说的话对他来讲无异于天理。”这时候，或许有明眼人插入一句话：“除了您之外，他不会说任何其他的事，他总是引用您说的话，简直令人讨厌。”
当然，医生此时非常谦逊，认为患者尊重他无非是希望他治愈他的病症，再者便是治疗的过程，使患者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在这种情形之下，分析治疗呈现出惊人的进展，对于医生的暗示患者很是了解并集中注意力于症候的治疗，因此，分析时需要的材料，即他的回忆及联想唾手可得；而他的解释也正确可靠以致分析家也深感惊奇，认为外界对这些新的心理学理论多为反对，而患者却是甘愿接受，简直是令人兴奋不已。既然分析治疗如此和睦，患者的病情自然渐渐好转。
但是，这种好光景并不会长久，终有一天愁云惨淡。于是，分析治疗遇到了停滞，患者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陈述的了。我们无疑地觉得有他对于这种工作没了兴趣；有时候让他表达出心中所想的事情而不必有意见，他也充耳不闻。此时，治疗情境不再能影响他的言行；就像他从不曾与医生有过合作的承诺或契约什么的；从表面上看，显然他被那不可告人的意图分散了注意力。这种状况下治疗很难继续，原因就在于有一种新的抵抗力产生了。事情的详细经过究竟怎样呢？
假如这种状况是可以了解的，那么这种扰乱的原因就是患者对于医生本人的那种强烈的友爱的情感，医生的行为及医患关系都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及目标，应该因两人的情形而不尽相同。假如是一位少女和一个年轻的男子，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一位少女常与一位男子独处，谈的又都是心腹之事，并且男子处在指导者的位置，因此她对他心生爱慕，实在自然不过了；不过，一位精神病女子的爱的表现难免有些许程度的非常态情形，这些事实暂且不论。如果两个人之间的情境与上述假设的例子距离越大，那么这种倾慕之情也就更加不可解。假如有位年轻的少妇婚姻不幸，医生也尚未有所爱，她对他有强烈的感情而甘愿离婚与他结合，或者离婚之事已不可能而与他私下相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除了精神分析以外，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境里，女子或妇女常常有这种惊人的供述，她们对于病情的治疗也秉持一种特殊的态度：她们知道，除了爱情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治疗她们，她们最初就希望，从这样的关系中或最终可以获得现实生活中所缺乏的安慰。有了这种期望，她们容忍精神分析的诸多麻烦，不惜剖析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下：“因此，对于那些难以接受的事情才会更加了解。”但是这些供述实在令我们惊骇，我们的一切考量全部化为乌有了。在整个问题中，我们将这个最为重要的元素忽略掉了吗？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并且我们的经验越丰富，这种新元素也更不易否认，它改变了整个问题，也羞煞了我们的科学估算。我们想到，最初几次时我们认为那只是分析治疗所面临的一个意外的阻碍。然而，这种对医生的垂爱即便在最不合理或最荒唐可笑的情境之中，也丝毫不见所谓的引诱可言，如一位老妇人和白发苍苍的医生之间，亦不可免。如此，我们就不能再把这些事视为意外，而是必须承认它其实与症候的性质确实密切相关。
这个我们必须承认的新的事实可称为“转移作用”，是指患者转移情感移至医生身上，由于接受治疗时的情境，势必无法解释这种情感的起源。我们更怀疑的是，这种情感起源于其他的方面，即它先前已经在患者内心形成，之后趁此机会转移至医生。这种情感转移的表达可以一种热烈的方式求爱，也可以是比较温柔的方式。如一位少妇与一位老翁，尽管她不想成为其妻子或情人，也极可能想成为其女儿，原欲的欲望稍作改变，就可成为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的友谊的期望。一些妇女了解怎样使自己的情感转移得到升华，使这种情感的存在天经地义；另一些人仅以较粗放的、原始的甚至几乎不可能的形式来表达。不过，其本质基本相同，有着共同的起源，乃是有目共睹的。
假如要对这个新的事实限制以范围，须作一点补充说明。例如，男性患者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在这里，我们希望至少不存在性别或性的吸引的麻烦。不过，他们的情形基本上与妇人相仿；同样对医生产生仰慕之心，极力夸赞他的品质，顺从他的一切安排，也对所有与他相关的人心怀妒意。情感转移的升华多发生在同性的男子之间，并且极少有直接的性爱，正如患者所表现的同性爱恋的倾向都可转换为其他方式来表达。男性患者有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乃是分析家所常见的；这种方式乍看似乎与上述的情形适得其反，那便是一种消极的或反抗性的情感转移。
转移作用在治疗开始时便于患者内心产生，而成为最强大的动力。它的结果如果是促使患者积极合作，那么便有利于治疗的进行，自然也不易引人注意或被发现；相反，如果成为一种抵抗力量，就不得不引人注目了；此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心理活动使得患者改变对于治疗的态度：其一，情爱的力量过于强烈，肉欲之势崭露头角，因此便引起内心对自我的反抗；其二，友爱的情感一时间变成了敌视。大体上看，敌视情感的发生往往比友爱情感较晚，并隐藏于友爱的情感背后；假如两种情感同时发生，就会成为情绪冲突的好例子，这种情绪的冲突支配着人们的所有最亲近的关系。因此，敌视或友爱的情感都是依恋情感的一种表达形式，正如反抗与服从虽然相反，却都依赖于他人而存在。患者对于分析者的敌视当然也属于一种情感转移，由于治疗的情境并非这种情感产生的原因，以此来看待消极的情感转移，与上面所说的积极的情感转移的观点是一致的。
这种转移作用的起源究竟在何处？它将给我们的精神分析带来怎样的困难？我们又将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又将因此而获得什么样的便利？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专门讨论精神分析疗法时，再逐一论述。患者因为受到转移作用的影响而对我们有所要求，当然我们要顺从他们的要求；否则，如果横加斥责，则未免太蠢了。假如要使他克服转移作用，不妨直接以事实告知，向他解释他的倾慕并非在现在的情境中产生的，自然与医生毫无关系，只是他的某种过去的再现而已。所以，我们要求他把这种再现重新归到回忆里。这时，看似为治疗的最大障碍的转移作用，不管是友爱的或敌视的，都可转变成于治疗有利的最便利工具，来揭露其心灵最深处的事情。但是，这种意外的现象不免使你们惊异万分，于是，我还要就因此而产生的不愉快的现象约略说上几句。你们要记得，我们所分析的患者的病情并不能说是已告结束，它正如生物体那样不停地发展着。而开始的治疗并不足以制止这个发展，因此患者一旦接受治疗，便集中所有的注意力于一个方向。所以，转移作用就好像是一棵树表皮层与木材层之间的新生层，它有新的组织得以形成而使树的半径逐渐扩大。情感的转移作用如果发展为这种情形，那么患者的回忆及联想便退居次要的位置。这时，我们要将旧的症候抛开，转向新症候的治疗上来。关于这些旧病的新版本，分析家们可以追溯到它的起始、发展和变化，由于他本人便是这件事的核心目标，于是他对这个经过非常熟悉。患者的所有症候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代之以新的意义；这个新意义包含于症候对于转移作用之中；否则，只有那些可作为这种适应的症候才没有被消灭。假如我们可望治愈这种新型的精神病，即等于将原有的症候也一并治愈，也就是说，我们完成了治疗的所有工作。患者与医生如果能恢复正常的关系，并摆脱压抑的本能倾向的影响，那么在离开了医生之后，也能得到长期的健康。
对于癔症、焦虑性精神病和强迫性精神病等而言，转移作用对它们的治疗绝对重要，所以这些病症都同属于“转移性精神病”。无论是谁，如果能从精神分析的经验之中获得一个关于情感转移的事实的准确的印象，就不至于再对那些通过症候求得发泄的被压抑的冲动有什么样的性质；这些冲动有着原欲的意味，此外再找不出更强有力的证据了。因此，我们说在研究了情感转移的现象以后，我们更加深信症候的意义确实为原欲的替代的满足。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应该将之前对于治疗作用的概念加以更正，来求得与这个新发现互相一致。在我们应用精神分析法而求得以抵抗力来解决正常的冲突时，他渴求一种强大的力量，帮助他达到我们对他的要求，进而恢复健康。不然，他必然将重蹈覆辙，使进入到意识里的观念重又为压抑作用所制。斗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他的理解力，因为他的理解力不够强大，又没有自由，不足以取得此般成就；而是取决于他与医生的关系。如果情感的转移作用为积极的，他就会认为医生是权威的代表，对于他的观点深信不疑。假如没有引起转移作用或者转移作用是消极的，那么，分析家和他的观察就很难再引起患者的注意了。信赖的来源便是爱，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如果不是由所爱的人提出的，就不会被列入重要事件而考虑。没有了爱作为他的支撑，就不能对大部分的人产生影响。因此，一个人在智力方面来说，只有在原欲作用于客体时，才会被他人所影响；我们认为对于有自恋倾向的人们来说，最优良的精神分析，恐怕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样的观点是相当有道理的。
当然，每个正常人都有一种能力可以把自己的原欲作用于他人；精神病患者的这种转移情感的倾向只是这一共性中较为突出的现象而已。如此重要的普遍的共性，竟然没有引起关注或被利用，难道不是很奇怪吗？事实上，已经有人注意到它并进行利用了。伯恩海姆凭着他敏锐的思维而建立的“催眠说”理论体系，前提便是依据人类多少都受到暗示或具有“可接受暗示”的可能。他所说的“可接受暗示性”也就是一种情感转移的倾向，不过他把这种倾向的范围大大缩小了，致使这种消极的转移作用被排除在外了。但是，伯恩海姆却不曾说过什么是暗示，它是如何起源的；他认为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也不了解“可接受暗示性”依赖于性的或原欲的活动。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为了在转移作用里发现暗示的性质，我们必须放弃在催眠的状态中进行治疗。
现在，我要暂时停下来，让你们对之前的讨论加以回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相信，此时你们的思想必然会有一种强烈的抗议，若是不给你们发言的机会，恐怕大家将无心听讲了。你们肯定想要说：“如此你是承认了和催眠专家那样向暗示来求助了。我们一向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你们为什么如此曲折地去寻求以往的经验，创造了潜意识的材料，分析种种伪装作用，消磨了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钱财，最后还不是要用暗示来作为有效的帮助吗？为什么你也要用暗示来治疗精神病的症候呢？再者，假如你仍然用如此曲折的方式治疗，可使得直接暗示背后所隐藏的诸多重要的心理学现象显现出来，那又有谁来证实这些事实的可信呢？它们同样也是暗示或意外暗示的产物，不是吗？你难道不能采用这种方式，来让患者接受你所认为正确的一切事物吗？”
你们这些异议很耐人寻味，当然我必须予以回答。不过今天不行了，时间已晚，且等下次再作详述。你们要相信我是必然要作答复的。那么，现在我必须对今天所讲的内容作一结束。我曾答应你们以情感转移的作用，来分析我们的治疗为什么对自恋精神病未能有效。
这种现象我用几句话加以说明就足够了，你们就了解这个谜是如何轻易地被猜透，每个事实是怎样圆满巧妙地贯通一气的。经验表明，自恋型精神病患者是没有情感转移能力的，即便有也是具体的、微乎其微的。他们之所以离开医生，非因敌视而是漠视。因此，他们不易受医生的影响；他们对医生的话只是冷漠以对，没什么印象，所以对其他病症有疗效的方法，对他们却没有作用。他们总是依然如故，常常屡次想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健康，反而招致病态的结果，对此我们也是爱莫能助。
根据我们对于这类患者的临床观察，他们必然是将原欲对客体的投注予以放弃了，而把客体的原欲转换成了自我的原欲。这一点我们也曾说过。所以，这种精神病与癔症、焦虑性精神病及强迫性精神病都不同。这个推想也能由他们接受治疗时的行为中得到印证。由于他们的情感转移能力的缺乏，因此，我们无法治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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