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巡抚名实颠倒，究竟怎么一回事呢？这就得说到鄂尔泰其人，他并非一般大吏，而是与田文镜、李卫齐名的雍正朝“模范三督抚”之一。实际上，雍正对鄂尔泰的器重和喜爱程度还要超过田、李，本来鄂尔泰刚刚才从江苏布政使晋升为广西巡抚，但在赴任途中，雍正觉得他仍可大用，想命其节制云贵，可是又不好让在总督位子上屁股都还没焐热的杨名时马上腾出交椅，于是这才有了安排鄂尔泰“以巡抚职管总督事”的非常规做法。
鄂尔泰系满洲镶蓝旗人，其先人投归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与田文镜、李卫以及很多不学无术的满洲八旗子弟不同，鄂尔泰是正宗科举出身，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不过他只是把科举作为敲门砖，在靠中举获得进入仕途的资格后，就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转入了对真实学问的钻研和掌握。
拒绝与被拒绝
鄂尔泰最初在官场上得到的职位是袭佐领世职，在宫廷充当侍卫。这是一项清闲差使，鄂尔泰就利用其间的余暇进行学习，每当到内廷值班时，他都必定要带去两本书，“手不释卷，竟夜忘寝达旦”。鄂尔泰自己后来也说，他入仕前读书其实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并未认真研习过学问，“生平得力，全在禁廷直宿之时”。
鄂尔泰少年登科，但在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却好像是进入了一个仕途的瓶颈期，怎么都升不上去。直到三十七岁时，他才得以出任内务府员外郎，可是往后去又停滞不前了。
鄂尔泰的这一遭遇与田文镜颇有相仿之处，原因或许也都可以归结到性格上去，就是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和田文镜很相像，都比较刚正，不太会趋炎附势的一套。
据记载，康熙朝时有一个暴戾的郡王，强命鄂尔泰替他徇私舞弊，鄂尔泰不从，郡王就把他叫过去，要予以杖击。鄂尔泰去是去了，但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匕首，眼看将受杖击之辱，他当场将匕首掏出来，声明如果要当场打他，那他宁可自杀，“士可杀，不可辱！”鄂尔泰毕竟也是一个朝廷命官，郡王本来就心怀鬼胎，见事情可能闹大，连忙让属下收起刑具，并且亲自向他道歉。
如鄂尔泰、田文镜这种类型的官吏，在康熙朝并不受青睐。一晃五六年过去了，鄂尔泰依旧还在内务府当着他的小郎官，这使他的内心很是苦闷。四十二岁的时候，他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吟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怀才不遇、悲观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是雍正完全改变了鄂尔泰的人生走向，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遇到雍正，至少“模范三督抚”中的鄂、田都将注定蹉跎到老，更不用说在史册上留下印记了。
有人以为“模范三督抚”是雍邸旧僚，所以才受宠，其实包括鄂尔泰在内，三人在雍正登基前和他都没有任何特别的历史关系。当然鄂尔泰其实与雍邸时期的雍正也有过接触，只不过这种接触是外人看起来很不愉快的“拒绝与被拒绝”——雍正想托鄂尔泰利用公务之便为他办点分外之事（也有说他是想拉拢鄂尔泰），但遭到了鄂尔泰的严辞拒绝：“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
换别人，可能恼羞成怒，即便当时不能拿鄂尔泰如何，也一定会记在心里，等着日后有机会再给他小鞋穿，然而雍正到底非同一般，他在碰了钉子后，不但没有记恨鄂尔泰，反而很欣赏他这种耿直的作风，认为这是一种忠臣的品格和资质，对皇帝的统治有好处。
雍正登基后，特召鄂尔泰入宫，说：“你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郎官，可是却敢上拒皇子，说明守法意志甚坚。现在朕任命你为大臣，想来你也一定不会私下受他人之请托。”
因为雍正的不计前嫌和豁达大度，鄂尔泰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终于在仕途上走出了泥潭。
康雍时期的不少满洲大员文化都不高，或不识字或不通汉文，只能靠幕客为其起草和阅读文件，雍正有时也会在朱批中好奇地问对方：“听说你竟然不识字，怎么送来的奏折都如此通顺妥当呢？”他有时更会叹息某某大臣其他什么都好，可惜就是一字不识，平时离不开某某幕客，故难以大用。鄂尔泰不仅是正宗科举出身，而且有着广博学识，像他这样的人才，在当时的满洲大员中委实比较罕见，一旦被选拔出来使用，想不脱颖而出都难，于是仅仅几个月后，鄂尔泰又被越级提拔为江苏布政使，成为了地方大员。
在得到雍正的重用后，鄂尔泰精神大振，又作诗两首，一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一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
在忠于国君的前提下，鄂尔泰誓言要以济世为己任，以先贤诸葛亮为榜样，敢作敢为，大展宏图，除此之外，他也仍保持和坚守着他固有的为官准则，即不趋炎附势，不畏强暴，哪怕可能危害到自己的仕途乃至生命安全也在所不惜。
在年羹尧势力最盛的时候，就连他的家奴都到处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而地方大员慑于年氏淫威，大多不敢予以得罪。鄂尔泰偏不就范，有一次，年羹尧的家奴路过江苏，鄂尔泰虽开门迎客，但在家奴进门后，他却连站都没有站起来，只是高坐堂上问道：“你主子还好吗？”见鄂尔泰一副凌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家奴情知占不到便宜，只得“屈膝出”，灰溜溜地滚蛋了。
鄂尔泰“行为反常”，反而让年羹尧不知所措。他知道鄂尔泰也得到皇帝宠幸，可是又不知道宠幸到了哪一步，为此他不仅不敢拿鄂尔泰怎样，还极力保荐他升官。隆科多那段时间都是在跟风走，年羹尧保他也保。
此时的雍正已对年羹尧、隆科多产生怀疑和不满，原本他因为对鄂尔泰在江苏的政绩感到满意，已打算提拔鄂尔泰做巡抚，年、隆如此做法，倒让他误会鄂尔泰是依附年门之人，与年、隆有所牵连。他通过朱批告诉江苏巡抚张楷：“鄂尔泰做官甚好，朕所以不给他做巡抚，是因为年羹尧、隆科多极力保荐，必是他附托于人。你可以传朕的谕旨给他，令其改过，实心办事，朕自加任。”
之后雍正很快了解到了真实情况，对鄂尔泰逾加欣赏，仅仅几个月后，即升他为广西巡抚，在其赴任途中又调其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
改土归流
在鄂尔泰节制云贵之前，有一件西南要务始终让雍正决断不下，这就是“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的“土”是指土司制度，主要施行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下的土司，即统治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头目，他们与内地的州县官不同，是世袭的，并非由中央政府所委派。当然土司也经过国家封授，一般情况下分两种，如果授的是武职，统称土司，比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如果授的是文职，统称土官，比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
古代中国的很多制度和办法，一开始都有其特定的作用，后来则往往弊端丛生。土司制始自于元朝，元朝疆域空前广阔，超过了历史上以往的任何朝代，在当时条件下，直接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是很困难的，而土司制的创制，至少做到了用最省力的方式把这些地区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
明代承袭了土司制，但也正是从明朝起，土司制的弊端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当时对于土司们单方面制定的法令，中央都不能过问，同时多数土司手中还掌握着军队，有的甚至达到数万人之多。不少朝廷官员为之忧心，认为必须设法遏制土司这种“小者视子男，大者竟数倍于公侯”的趋势。
为了解决土司制的问题，明代出现了流官，所谓流官，是指由中央政府派任，定期调动和更换的官员，明代政府拟在有条件的地方用流官来代替土司，此即“改土归流”，但“改土归流”在明代只是偶有实行，区域也不大，只是零星式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明朝中后期，土司制问题已相当严峻。有些翅膀长硬了的土司仅在名义上接受中央政府的封号，暗地里却进行分裂活动，“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个别胆大妄为的土司甚至还发动了叛乱，土司由此成为西南地区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朝政府被迫大举用兵。正统年间，兵部尚书王骥总督云南军务，率部在八年时间里，先后三次征讨麓川土司的叛乱，每次出兵都达到十几万的规模。虽然明军最后占领孟养并直抵孟那海，但并未抓到土司头目，也没能在孟养设置流官，等于前功尽弃。更可怕的是，明朝国力受到极大削弱和牵制，乃至有土木堡之变，重蹈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因征南诏而使盛唐走向没落的覆辙。
与唐朝在没落后也曾出现中兴一样，明朝到万历时有所谓“万历中兴”。在国力复振的情况下，明军兵分八路，平定了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这就是“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此役明军投入兵力总计达到二十万以上，糜饷超过两百万，虽然取得完胜，但也被认为严重消耗了中央政府的财力，“白骨山积，海内骚动”，成为压垮明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土司制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嘉靖年间的御史杨鹤在上疏中曾指出：“（土司制）将来尾大不掉，实可寒心。”他的预言很快得到验证，崇祯时西南各省的土司叛乱不断，令自身已经陷于四面楚歌中的明朝政府雪上加霜。当时明军到处扑火，本来就不够用，可仅仅为了对付其中阿迷州土司发动的叛乱，便在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调动了四名将军所指挥的五万兵马，“劳师动众，转饷万里之外”。
明军并没有能够把土司叛乱完全遏制住，清初当吴三桂率大军西进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仍基本处于动乱状态。吴三桂在进兵的过程中也没少吃土司的苦头，曾因弹尽援绝，受困两个月之久，好在最后总算把大的叛乱给镇压下去了。
从吴三桂镇守云南到康熙讨平三藩之乱，中央政府都无力顾及西南，只得沿用土司制度，其间虽然也在少数地区试行过“改土归流”，但其规模和动静与明代相仿，都属于隔靴搔痒，小打小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雍正登基之初，土司势力仍在继续恶性膨胀，出现了许多辖地数百里，拥兵数万或数十万的大土司。这些土司不仅拥有大量的世袭领地和军队，还有自己的官吏、法庭和监狱，致使属民“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者久矣”。
高度集权、大一统是清代政治体制的两个关键词，雍正一手把他的皇朝带入了集权统一的巅峰期，他当然很难容忍这些“国中之国”和土皇帝、割据者的长期存在，除此之外，关于土司制其他弊端的报告也让他感到极为恼火。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清代土司必须向中央政府缴纳贡赋。纳贡采用实物折成银两的形式，一般是三年一次，而且不多。赋税是每年都有，但也很轻，这其中纳赋最多的是云南车里宣慰司，也不过才每年一千多石。可是在土司的“国中之国”内，赋税却是“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远超土司要缴纳中央的贡赋。比如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翰，他在雍正初年每年进贡银三十六两，米一百石，而向属民征收的是银两千多两，米一千多石，二者竟相差十倍至五六十倍。
土司不仅在辖区内横征暴敛，而且可以对属民“任意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士民受其渔肉，敢怒而不敢言”。更有甚者，土司还可以像对待牲畜一样，将属民任意转让，或杀死敬神祭祖。
很多年后，西方传教士涉足当时尚存的土司区域，惊叹这是“一片充满阴谋、法律不行、道德败坏、劫掠、强奸、谋杀及大量其他类似行为的土地”，“中国文明中的一处污渍”。在西南活动的传教士大多见多识广，各种野蛮现象不是没看到过，但他们对土司区域描绘最多的仍只有“恐怖”两个字，“它的恐怖气氛不由得令人沉思，若是贴近它去体验一下，还将感知更大恐怖气氛”。
雍正对土司区域属民的悲惨生活了解得非常清楚，他在上谕中感慨，土司属民也都是“朕之赤子”，可是就在其他地区百姓安享太平之乐的时候，属民却仍过着跟牛马一般的生活，每每想到这些，“朕心深为不忍”。
土司制也一直严重影响着西南的社会安定，清代土司虽然已不至于像明朝那样发动对中央的战争，但由他们所触发的战争、仇杀仍持续不断：有的土司支系不明，私相传接，再加上地方官从中偏袒作弊，导致土司内部为了争夺继承权，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土司之间围绕争夺土地、人畜的战争相当频繁，有的甚至经年不解，世代为仇；土司到邻近州县抢劫、屠杀汉民的事屡屡发生，因此造成了土司属民与汉民的对立，属民往往成群结队骚扰汉民，有的还在夜间乘汉民不备，焚屋屠戮，而汉民也对他们恨之入骨，常有属民一离开村寨就被汉民杀掉的例子。
雍正初年，随着国内政局渐趋稳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土归流”已成众望所归。一方面，部分属民不堪虐待，本身就有脱离土司统治的愿望，有的已全村离开土司，呈请改归地方政府统辖。另一方面，汉民中要求改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人甚至直接指出，土司制“名为羁縻”，实为“天地间之缺陷”，若任其继续存在下去，“诚恐数十年后，边人终未得高枕而卧也”。
处于这种新形势下，云贵总督高其倬、广西提督韩良辅曾先后上疏，提议在云南威远和广西的土司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然而当时朝中对此有不同意见，广西巡抚李绂就认为土司虽然为恶，但还不至于非改土归流不可。
大臣们出现争议，最终都要由皇帝来衡量和裁断。雍正是注重实际的实干家，他考虑到，土司制毕竟横跨元明清三个朝代，已有数百年历史，树大根深，要予以取缔，必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唐朝征南昭而衰，明朝征麓川而亡”的教训可以说是历历在目。再加上，他当时的皇位还没彻底稳固，朝中、边疆一些更紧要的军政大事亟须处理，所以支持了李绂等人的意见。
在李绂的奏折上，雍正这样阐述自己的看法：“土官相袭已久，若一旦无故夺其职守，改土为流，谁不惊疑？”此后对于西南官吏一再奏报的土司不法情况，他只能一面叹息谴责，一面用朱批告诫众人不得轻举妄动：“柔远之道，安边为要，万万不可贪利图功，轻启衅端。”
等到雍正逐步解决了朝中、边疆那些棘手的大事，皇位也坐稳当了，他的态度仍不是很积极，久而久之，也就没人再敢提及改土归流这四个字了。
不能半途而废
雍正年间的西南是朝廷眼中的未开化或半开化地区，那里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苗疆”，连中央政府承认的土司都没有，只受该族头人统领，这些头领可称为土舍。实行土舍制的苗疆往往被邻近土司所控制，其弊病与土司区域相比，有多无少，所以官方习惯于把土舍、土司问题放在一起对待处理。
苗疆顾名思义是以苗族为主的聚居区，但此处的“苗”或“苗民”并不仅仅包括苗族，还有彝族等其他少数民族。自明代以来，各种史籍中又常常把“苗”划分为“熟苗”和“生苗”。所谓熟苗，是指邻近汉区或与汉民杂居，能讲汉话，其生活习俗也同汉民比较接近的苗民。在苗疆里生活的多为生苗，他们一般居住在偏僻山区，由于言语不通，生活习俗差异大，所以不仅与汉民关系疏远，有时矛盾还相当尖锐。
在云贵两省的苗疆中，以贵州省广顺州长寨的“仲苗”势力为最强。长寨地处“各苗之腹”，乃周围大小苗寨的核心，有一呼百应的作用和效果。“仲苗”土司屡屡向官府挑衅，但因其地势险要，又有大小各寨的呼应支援，数百年来历朝历代都无可奈何，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1724年，“仲苗”土舍阿近自称苗王，再次倚险作乱，云贵总督高其倬设计诱擒阿近，平息了这次叛乱。之后他经雍正批准，在当地设立军队戍防地，以控制前后左右各寨，开始将苗疆置于政府的军事控制之下。
“仲苗”并不甘心，两年后，土舍阿革、阿纪派人用大石块堵塞路口，不让官军建房进驻。在朝命无法得以执行的情况下，署理贵州巡抚石礼哈、提督马会伯先后上奏，向雍正提出用兵请求。雍正尽管内心很赞同他们的意见，但又怕他们年轻鲁莽，谋虑不周，不能成功，反倒把事情搞砸，故而还是将他们的奏请压了下来。
不久，石礼哈因为与李卫闹矛盾而去职，又重新回到了威宁总兵官任上，新任黔抚何世璂反对用兵，奏请对长寨土司进行招抚，雍正内心虽不以为然，但还是同意让他一试。结果证明何世璂过于书生气，一直都拿不出好的招抚办法，事情仍然一无成效，这也间接促使雍正下决心召高其倬入京，在进一步了解云贵少数民族情况的同时，就长寨问题的处理征询其意见。
高其倬的态度与何世璂相左，与石礼哈、马会伯相近，也主张用兵征剿。雍正一时犹疑不定，难以决定，遂又下旨向“以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的鄂尔泰进行询问。
此时阿革、阿纪更加猖狂，已开始焚烧官军营房。见事态严重，鄂尔泰在回复雍正的询问时力主必须用兵，“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再犯”。
收到奏折，雍正内心为之一宽，在朱批中，他说自己深知鄂尔泰乃“才德兼优之督臣”，必能承担重任，因此完全赞同鄂尔泰用武力开辟边疆的建议。他鼓励鄂尔泰全力以赴，将来事定，“当以军功赏叙”，本来石礼哈已调用广州将军，雍正也让其暂停赴粤，待配合鄂尔泰完成任务后，再履新任。
获得雍正的批准后，鄂尔泰立即兵分三路，向长寨进兵。在会攻的开始阶段，官军虽拿下了长寨，并焚其附属七寨，但没有抓到为首的阿革、阿纪，副将刘业濬所部也在苗兵的反击下被迫撤退。
政府内部因而再起争执，何世璂主张适可而止，鄂尔泰坚持不能半途而废，总兵官丁士杰从“柔远”“安边”角度，提出“三不可剿”，鄂尔泰则答复以“三不可不剿”。
官司打到雍正那里，雍正认为鄂尔泰做得对，何世璂是书生之气，他要做的不是对鄂尔泰的决策和指挥说三道四，而是要努力协助鄂尔泰完成此役。丁士杰也遭到一番数落，雍正说他见解谬妄，失于怯懦因循。
当初鄂尔泰赴任西南，便被雍正寄予厚望。知道他身体不适，染有微恙，雍正亲自派人为之推算命理，得大寿八字才安心：“朕之心病已痊愈矣。”接着又特命其乘御舆前往西南任所，沿途还命所经各地长官，随时呈报鄂尔泰的健康状况。
当鄂尔泰途中自己报告已恢复健康时，雍正欣喜不已，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所致。”
乾隆当时虽然还未接老子的班，但对鄂尔泰已有所了解，也弄懂了为什么皇父会那么器重鄂尔泰。他继位后评价说：“当年鄂尔泰、田文镜、李卫都是督抚中最为皇考所称许的人，但其实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
政治家的品格
鄂尔泰胜过田文镜、李卫和其他人之处，在于他其实是雍正朝大臣中少有的政治家。清代尤其是前期，在国事方面虽然有大的发展，但由于皇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所以使得臣下难以发挥政治家那样的作用，当然也就不容易产生像明代张居正那样的政治家了。田文镜、李卫再实心任事，也就是实施雍正的新政特别得力而已，距离政治家的标准还很远。
没有大局量和大胸怀，就做不成大事业，政治家的品格之一就是要有容人之量。鄂尔泰赴任前，李卫曾当着面让他提防石礼哈，鄂尔泰马上答道：“人须自防，何用防人！”李卫听了悻悻然，他虽然不得不承认鄂尔泰言之有理，然而最后还是撂下一句：“你去了就知道了。”
鄂尔泰赴任经过贵州时，自然要与石礼哈见面。尽管石礼哈躁动好斗的名声在外，李卫又预先打了“预防针”，但鄂尔泰在会见石礼哈时，并没有对他表现出任何芥蒂或防范。石礼哈刚被降职，很怕新上司对他另眼相看，鄂尔泰的态度当然让他感到安心，于是一改桀骜不驯的脾气，对鄂尔泰“相待甚恭”。
鄂尔泰正式上任后依旧和石礼哈相处融洽。令人佩服的是，他并不是为融洽而融洽，作为上司，他既能看到石礼哈敢作敢为，颇具胆略的一面，又深知其恃才任气，有时做事“过于勇往直前”的缺陷，因此经常进行提醒劝诫。以后直到石礼哈被调往广州，鄂尔泰和他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始终都处理得很好，石礼哈的缺点也在不知不觉中改进了不少。
与石礼哈相比，鄂尔泰与杨名时之间似乎要难相处得多。在外人看来，杨名时有总督身份却只能去管巡抚之事，心里面多少都会有点想法，两人在平时也免不了要磕磕碰碰，但事实上他们一直配合得不错，不说关系有多密切吧，至少相安无事，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争端或矛盾，要知道，就算没有雍正的超常规安排，总督巡抚之间要做到这样也不容易。
鄂尔泰有一句名言：“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这就是说为人处世要明辨大是大非，而不要太在意和理会某些与大局无关的琐事。张廷玉与鄂尔泰私下有竞争关系，但亦服其见识，说鄂尔泰的这句话“最有味，宜静思之”。
知人善任是作为政治家的另一个重要品格。在用人观上，雍正、鄂尔泰君臣极其投契，首先他们都认同“为政首在用人”，其次在用人标准上，都认为用人应以能力为宗旨，在对德和才的要求上，才是第一位的，有才无德的人可以信任，但不可以重用，以免妨碍政事。
鄂尔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说，国家设官定职，出发点是为了办好事，不是为用人而用人，尤其不能为养闲而设职。一句话，谁能把事情办好就应当用谁，而不必管他原本是所谓的君子还是小人。当然，这不是说对有缺点的人才就可以放纵，实际更应该“惜之，教之”，从而让人才从自身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更好地施展他的才能。
雍正在看了鄂尔泰对用人观的阐述后，也不由得击节赞叹，称赞鄂尔泰的说理“实可开拓人的胸襟”。
鄂尔泰用人唯才的思想不是光嘴上说说，而是自始至终贯彻于其实践当中，对石礼哈是这样，对其余下属的任用也是如此。史载，鄂尔泰“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
贵州威宁镇游击哈元生勇猛善战，在1724年平定“仲苗”土舍阿近的那场战争中，就已立下过战功。因为哈元生行伍出身，地位不高，所以那次出征还是由石礼哈推荐的，此次鄂尔泰则大胆任用人才，继副将刘业濬折戟后，破格让哈元生替代他统领全军。
鄂尔泰没有看走眼，哈元生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将才。有他在前线指挥，官军势如破竹，不但攻下多次险要苗寨，而且还将阿革、阿纪及其党羽七十余人生擒活捉，长寨之役也终以官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破点
长寨之役结束后，鄂尔泰不辞辛劳，亲自来到贵州，用五天时间巡视和踏勘了长寨等地。他发现此役共克五十七寨，不算在内的小寨也有数十个之多，但缴获的刀弩却只有百余。显然，能够与官军剧烈对抗的苗兵绝不可能仅仅拥有这点武器，鄂尔泰下令重新搜查，结果在三天内共搜缴弓弩四千余张，毒箭三万余只，皮盔皮甲刀标各数百，由此消除了潜藏于长寨的一大隐患。
与窝藏武器相应，鄂尔泰在用兵期间就发现土舍很狡猾，他们往往会在官军进攻时或逃跑，或伪装投降，可是等到军队一撤，又故态复萌，兴风作浪。于是鄂尔泰又在长寨设立参将营，分别扼守险要地区，并推行保甲法，稽查田户，巩固既得成果。
换作其他人，可能多数都不会这么做，对于他们来说，仗打赢了也就可以见好就收，回去邀功请赏了。副将刘业濬就是如此，他极力劝谏鄂尔泰不可在长寨安营，结果遭到了鄂尔泰一顿训斥。
鄂尔泰主张对长寨用兵，不是临事治标，也不是看到哪里起火就往哪里浇水。他是政治家，拥有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全局观和政治眼光，他拿下长寨，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事端，更要“破点”。
古代交通以水道和陆路最为紧要，只有控制住其中的点与线，才能真正把交通掌握在手中。以长寨为例，长寨本寨加上后路和周边的苗寨，总计有一百多个苗寨，寨里的苗民全是生苗，数百年来，这些苗寨垄断着黔西南要道，官府根本不敢问津。在鄂尔泰看来，要打通黔西南交通，只需攻破所有苗寨的“点”，然后再安营守之，而用不着一个寨一个寨地大费周章。
石礼哈与鄂尔泰意见一致，在赴广州前竭力协助鄂尔泰在长寨设营，雍正也表示支持，在鄂尔泰的奏报上批道：“甚是，甚当。”其后事情的进展证明了鄂尔泰决策的正确性，见官军在长寨安设大营，附近苗寨纷纷被迫前来就抚，即便僻远一些的苗寨听闻后也不敢不来归附，官军不动一刀一枪，诸多问题就得以迎刃而解。
如果把“长寨经验”复制到其他地方，其实就是要全面推行改土归流，鄂尔泰认为这样做，不但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土司、土舍问题，而且有助于打通西南各省的边境交通，进一步加强朝廷对西南地区的直接控制。
善于抓纲领，重大局，是鄂尔泰为政的一个特点。他后来在云南的继任者尹继善就说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道咸年间的学者钟琦也评价他“识理宏渊，规画久远”。
自奉命管云贵总督事以来，鄂尔泰认为在滇黔两省的行政当中，处理土司问题乃第一要务，是所有事务的点和纲，点破事成，纲举目张。反之，如果土司问题依然存在，作为督抚而言，其他钱粮兵刑等事务即使办理得宜，便还是没能够抓住重点。
1726年9月，鄂尔泰上奏，正式提出了改土归流的建议。据说在他的条陈送到京城时，鉴于此前雍正已明确表示反对改流，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留下，朝堂之上“盈庭失色”，大家都为鄂尔泰捏把汗，认为他这么做有损皇帝权威，极有可能惹得雍正大怒乃至降罪于他。
孰料雍正见到鄂尔泰的条陈后一反常态，不是大怒，而是大悦，还对鄂尔泰赞不绝口，说：“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赐朕也。”
为鄂尔泰担心的人其实都没猜到雍正的心思，他哪里是不想彻底解决土司问题呢，他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得力的官员和妥善的办法罢了！
鄂尔泰在长寨一役中的表现已充分显示其“才必能办寇”，这不就是雍正为了改流而寻寻觅觅不可得的能吏吗？至于改流策略，鄂尔泰更是讲到雍正心坎里去了，那就是既要用兵，又不专恃用兵，快速实现，以及尽量减少波及面和少留后遗症。
看得出，雍正对鄂尔泰的条陈极为满意，他不时在奏折上留下“即此二句，上天鉴之矣”“好”等批语，最后又总批道：“朕内心十分高兴，竟至于多出了这许多感触！也没什么可教谕你的了，好好努力吧。”
鄂尔泰的建议全部获得批准，西南地区开始大规模启动改土归流。1726年10月，雍正实授鄂尔泰云贵总督，并加兵部尚书衔，以利于他更好地在辖区推行改流和其他政策。鄂尔泰在谢恩疏中说，皇上给他的恩已达到了极致，“内外臣工无有如臣者”。雍正朱批道：“内外臣工无有如臣者，卿以受恩而言此九字，朕则单用此九字也。”
鄂尔泰所得到的宠遇与其要承受的压力其实是对等的。他向雍正表示，自己一定竭尽全力地把改流这件事做好，“必诚必敬，矢勤矢慎，时时问心，决不自昧天良”。
重剿不重抚
长寨用兵成为西南改流的开端。鄂尔泰移贵阳同知驻于长寨，在此地设立了长寨厅（今长顺县），隶贵阳府，以流官代替了土司或土舍。紧接着他又乘威招服了长寨东、西、南三面的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余寨，永宁、永丰、安顺生苗一千三百九十八寨，其锋直抵广东边境。
在贵州南、北、西三面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后，鄂尔泰便集中兵力，向黔东南的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进兵。黔东南的这些区域地处要害，是沿江路打通湘黔粤交通要道的关键和前提条件，同时清江两岸及九股一带物产丰富，盛产桐油、白蜡、棉花、毛竹、桅木等物，一旦可以做到“上下舟楫无阻，财货流通”，黔东南的汉民和苗民均将受益匪浅。参与改流事业的大臣方显由此认为，开辟苗疆对于贵州全省都是件大好事，“诚能开辟，则利可兴也”。
对于如何开辟黔东南苗疆，清廷内部起初存在着很大争议。这时像何世璂那样的纯招抚派已无市场，“剿抚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成为共识，但表现在实践中仍有侧重及其先后，具体可区分为重抚派和重剿派。比如方显就是重抚派，他认为必须“先剿后抚，剿平之后仍归于抚”，而鄂尔泰是重剿派，主张“剿在抚先，抚以善其后”，同时强调猛力优先，“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再犯”。
鄂尔泰的这一主张与他的整个改流策略完全一致，为此就算被政敌和反对派加上“严急”“残刻”之名亦在所不顾。他这么做自然有其现实考虑，按照他的观点，土司、土舍既拥有土地、属民、财富，又多储兵械，高筑堡寨以自固，更发展到不受朝廷节制的程度，与分土称王还有什么分别？若以一纸“招抚”空文加之，就指望他们自觉自愿地去掉封号，缴上兵械，向朝廷纳土称臣，解甲归田，岂不等于天方夜谭？
“既未示以军威，亦未晓以法纪，寸铁未缴，一人不杀，而骤望其宁贴，无此理，无此事！”
方显曾“奉饬”招抚清江北岸及九股诸苗寨，先后有六十余寨“就抚”，这被重抚派引为可证明己派正确的典型例子。鄂尔泰则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抚”的这些苗寨只是慑于兵威下的个案，而且也难以保证以后不会复叛。对于大多数苗寨而言，有土司、土舍在背后作祟，就决不会轻轻松松地让你解决问题，他们“纵则啸聚，擒则遁藏，本无能为，实不易治”，而奉命去对付他们的大小文武官弁，“怯懦者托言羁縻，取巧者斟酌利害”，反正谁都不肯当恶人，最后弄得“抚”变成虚应故事，“剿”又失去了时机。
在给雍正的奏疏中，鄂尔泰多次以事实为证，说明若不先下定“剿”的决心，会如何贻误大事：某处未经改剿，某处只用招抚，结果后来还是只好用兵，费力是原来的许多倍；某处的指挥官举棋不定，始而欲“抚”，始而欲“剿”，弄得部队疲于奔命，徒劳无功；某处本已改流，但因未清理土司，导致复叛，已有改流成绩几乎前功尽弃。
“剿在抚先”，重“剿”不重“抚”，也就意味着要多杀人。鄂尔泰解释说他本人并不是个喜欢杀人的杀人狂，“但恐今日不杀少，日后将杀多”，换言之，为了承担历史责任，就决不能苟且偷安，也不能太在乎个人的声名毁誉，“难固不辞，罪亦不避。倘目前惟图苟安，日后又将有事，即迟至十年、二十年，官去身亡，犹有余愧！犹有余恨！”
鄂尔泰的意见得到了雍正的支持，方显等重抚派的“招抚”设想和计划告寝，他们也转而服从于鄂尔泰，在其指挥下着手对黔东南苗疆进行武力开辟。
用将
黔东南苗疆地形险要，山重水复，同时此处苗民全为清一色的生苗，且“蒙昧如昨”，过去这些地区也并不在中央政府的版图之内，连贵州的土司都无钳制和约束之责。当时一般认为有三种难以改流或实在无法改流的情况，即“天时之多雨久雪，地势之万夫莫前，人心之同恶誓死”，而这三种情况，黔东南苗疆全都具备。
官军最初计划由平越路进剿凯里，从而攻占清水江上游水路。这一带的土舍率领苗众埋伏于深山，凭险固守，伏击官军，使得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无法前进的情况下只得撤退。
进剿受挫不但没有使鄂尔泰怯步，反而加强了他打通苗疆的决心。经过分析，他决定在都匀、黎平、镇远三府中分别轻重，次第解决，并选用贵州按察使张广泗率军出征。
张广泗是除哈元生，鄂尔泰在改流进程中所选拔任用的第二位出色将才。雍正因为从未见过张广泗其人，不明底细，曾在上谕中问鄂尔泰：“（张广泗）胸襟立志，不知道是不是开阔坚定？”
鄂尔泰回奏，说张广泗“胸襟亦颇开阔，立志亦颇坚定”，忠于君主，一心向上，而且有统顾全局的能力，“先筹全局，次扼要领，不遗琐细”。
鄂尔泰善于用将，他的分析与张广泗的行事基本相符。张广泗按照鄂尔泰所授机宜，在吸取教训，重新察看地形的基础上，变换了进剿路线，将原先的穿越平越路改成了攻克八寨。
八寨被视为都匀府要隘，八寨既克，官军从八寨出发，沿旱路攻下了大小丹江。这一下就将清水江中游水道予以截断，土舍无法再相互应援，割据凯里的土舍腹背受敌，最终不得不归顺朝廷。
官军沿江而下，直抵镇远府所属的清江。当时土司、土舍身边常有“汉人军师”，他们其实是一些常在苗疆经商走动的汉人小贩，因为自恃既学会了苗语，又懂得一些汉区的规矩，所以能够为土司、土舍们出谋划策，鄂尔泰对此辈非常痛恨，斥之为“汉奸”。清江就有一位这样的“汉奸”，名叫曾文登，他通过散布“改流升科，岁额将增至十倍，且（清江）江深崖险，兵不能入”的言论，鼓动当地的土舍和苗民拒绝改流，与官军对抗。
在曾文登的谋划下，土舍佯令老弱少幼苗民出寨迎接官军，归顺朝廷，暗地里却将所有土舍兵武装起来，埋伏于要隘，准备乘夜色袭击官军。
张广泗本身也有探报，得知前方有诈，他索性将计就计，令主力部队夜间暗渡过江，扼其要道，伏击企图劫营的土舍兵。官军在取得大胜后，进而“突捣其巢，填壕拔橛，冒险深入”，给予了土舍兵以摧毁性的打击。
消息传出，苗众“四山号泣”，被迫将曾文登绑缚献出，同时接受归流。自此，清水江上至凯里，下达赤溪，沿岸数百里全部为政府所实际控制。
在打通清水江水路之后，鄂尔泰奏请在清水江、丹江两地设重营，分别屯兵三千驻防，以控江路。他又雇苗船百余艘，在军队的押运护送下，前往湖南购买食盐布匹粮食，这样湘黔两省的商业便迅速发展起来。
接下来官军需要进剿的是黔东南苗疆中心、黎平府的古州。康熙朝平三藩时，吴三桂的部队在湖南与清军作战，战败后由贵州溃往云南，途经古州时曾丢弃大批辎重和武器装备，为古州土舍所得并用于武装自己的部队，再加上山川之险，古州土舍便自以为有了反对归流的资本，于是以群山中的诸葛营为据点，与官军展开对峙。
官军此前不知道攻克了多少苗寨，已经积累出丰富的作战经验。进攻部队特制有西瓜炸炮、火毒群蜂炮、火箭、火砖以及基本备而不用的冲天炮等，用以攻寨，无坚不克。土舍兵虽有部分“大炮重甲火药”，但主要武器不过还是矢石、标杆、枪铳而已。经过半年多的进剿，官军沿都柳江而下，一举攻夺了诸葛营，并将古州土舍分割成两部分，使其被迫分别困守于上江、下江。
见官军势大，又深信官军不会长久住下来，土舍们便表面接受朝廷“招抚”，但却规定官军不能渡江进入其防地。
杯酒释兵权
鄂尔泰之所以重“剿”不重“抚”，就是知道土司、土舍多数都会采取缓兵之计，他马上宣布要在诸葛营建城堡设古州镇，屯兵三千。土舍闻讯，果然“群起拒命”，于是战端重开。
按照鄂尔泰的部署，张广泗一面故意在下江方向虚张声势，一面暗度陈仓，集中力量进剿上江。一天晚上，官军用数百只木船搭成浮桥，抢渡过江，对扼险据守的土舍兵发起突袭，将土舍兵大部予以歼灭。
之后，张广泗率部进入下江。下江两岸崇山峻岭，仰不见日，土舍兵隐蔽于其间，暗中袭击官军。张广泗采取“伐山通道，穷搜窟宅”的手段进行搜剿，使得“神焦鬼烂，百里内外咸震”，直至将都柳江全部打通。
都柳江一通，贵州与两广在水路上便无阻碍，上下游民众可以自由地进行贸易往来，“粤商船直抵古州城外，古州大定”。
黔东南苗疆的整个开辟过程很长，在此期间，因两江总督事务繁剧，雍正曾欲调鄂尔泰往任，并认为“两江非卿不能整理”，他还把鄂尔泰与怡亲王允祥相提并论，说：“怡亲王实不世出之贤王，卿实国家之名器，真皆朕之股肱心膂。”
鄂尔泰则唯恐自己一去，对改流造成不利影响，使其功亏一篑，遂以“云贵极边，关系紧要，一切时宜尚未有头绪”进行辞谢。雍正不但没有不高兴，还十分感动，朱批：“上苍鉴之，朕临御四载，亦只得卿与怡亲王二人耳！勉之一字，朕皆不忍下笔矣！”
坚持不懈的努力必定会换来报偿，经过长达五年的反复进剿，鄂尔泰终于得以先后在八寨、清江、丹江、古州等地设立了由流官主政的六厅，在官方文书和史志中，这六厅被专称为“新疆”。
“新疆”六厅的设置，标志着贵州全省特别是黔东南两江流域的改土归流基本获得成功，其改流设官地区之广，差不多相当于原来州县的一半面积，正如近代大学者魏源在其著述中所云：“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
云南的改流系与贵州同时进行，该省土司势力很大，猖獗万分。镇沅土知府刀翰、沾益土知府安于藩不仅“势众地广，尤滇省土司之难治者”，而且罪恶昭著，其中刀翰强占民田，强奸民妻，安于藩更甚，“视命盗为儿戏，倚贿庇作生涯，私占横争，任其苛索”。
鄂尔泰在云南改流，首先拿刀翰、安于藩开刀，他在发兵将两人擒拿归案后，随即在其地分设镇沅州、沾益州。此后改流中即遵循这样的办法，即对于抗拒朝廷同时又罪大恶极的予以严厉处置，没收他们全部或大部分财产，并施以重刑，但对于其余能够及时看清形势，自动缴印，申请改流者，则既往不咎，按照类似于杯酒释兵权的原则，授职世袭，给以出路。
过去，有些土司、土舍区域地处川滇两省交界，政令难以在其区域内推行，一旦发生事故，一省也无法予以处治。比如四川的东川府就是这样，该府离成都将近三千里，距昆明仅四百里，它在四川的邻境乌蒙土府要攻劫它，东川知府向四川方面报告，请求救援，可是四川方面却无法及时援手，还得另外请云南救护。
东川府虽已于康熙中期改流，然而实际情况与未改差不多，东川土人常到云南境内与之接壤的三土州内抢掠人口牲畜。三土州告到官府，因为隔省审理，四川对东川多有徇私舞弊之举，而且还拖着长年不能结案。
换句话说，这东川、乌蒙两府都不是省油的灯，其中乌蒙土司不仅荼毒东川，而且凡滇、黔、蜀与之接壤之地就没有不受其害的。
早在全面提出改流建议之前，鄂尔泰就向雍正提议应改变滇川两省间这种不合理的行政区划，把东川划归云南。雍正很快就予以批准，在改流正式开始后，又将乌蒙、镇雄二土府也一并划归云南建制，以便鄂尔泰能够统一事权，有步骤地实行改流。
东川既然名义上已经改流，鄂尔泰便名正言顺地派部队进驻，趁势将东川土司全部予以裁革，代之以真正的流官。不久他又亲自坐镇东川，以乌蒙土知府禄万钟攻掠东川府，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助之为虐为由，命哈元生率军讨伐。在四川军队的配合下，讨伐获得全胜，乌蒙、镇雄遂被分别改设为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
1727年底，官军挥师进入茶山、孟养一带。这是明朝兵部尚书王骥征讨麓川土司所到达的极限边界，过了国境线就是越南（时称交趾）、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土司、土舍们在叛乱时会和邻国相互勾结，彼此呼应，向来都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大麻烦。
当年王骥率部到此时，当地人曾大为震撼，说：“自古汗人（即汉人）没有能够来到这里的，实在是天威啊！”可惜王骥连个土司头目都没抓到，流官也未设置，就匆匆忙忙地班师回朝了。鄂尔泰认为正是因为这样虎头蛇尾的做法，才把祸患遗留至今，而他现在绝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鄂尔泰的部署下，官军深入每个敢于对抗朝廷的“凶寨”，逐一进行攻克，最终达到了“贼巢俱破，贼首俱斩，贼党俱擒，群蛮皆愿归附”的目标。
奏报传至京城，雍正朱批：“朕欢庆喜悦的心情，实难笔谕，勉之一字，皆不忍书矣！嘉之一字，实亦有负卿之心也！”
理财高手
鄂尔泰改流的基本策略是将先礼后兵的古语倒过来，以“剿”促“抚”或逼“抚”。“剿”则必先练兵，所谓制苗“尤以练兵为急务”，而练兵又必先筹饷，二者相联密不可分，尤以筹饷最重要。鄂尔泰在西南前后用兵历五六载，兵员在十几万以上，糜饷在四百万以上，但所有官兵都不是来自京师八旗，军饷也主要不是由户部掏腰包。
究其原因，是鄂尔泰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明朝从正统年间王骥领兵征讨麓川土司，到“万历三大征”的播州之役，兵力动辄几十万，调用的全是京师武装，糜饷多的时候超过两百万，全须国库承担，最后削弱国防力量、用空国库且不去说，劳师动众结果还未必得到满意的收获，所谓用力多而成功者少。
雍正朝为盛世，中央可调往西南的八旗军队绝不会弱于明朝，如果鄂尔泰照此向雍正请兵，相信雍正也不会一口否决，但鄂尔泰认为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极盛之世，尤当思患预防，则力半功倍，可谋久远”。
鄂尔泰在组织用于征剿的部队时，都是就地添补调拨，其主体成分为滇、黔、粤西三省的驻防部队及绿营，然后再掺之以土司兵，土司兵的数量与正规官兵相比一般是一半对一半，有的甚至还超过一半。
军饷同样是就地筹集，其中以云南为最多。这也是外界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地方，云贵两省虽幅员辽阔，但作为两个标标准准的穷省，它们每年在赋税方面都入不敷出，就算鄂尔泰把两省的赋税钱粮统统截留下来充作军饷，也是远远不够的。
有人说鄂尔泰是拜了改流所赐，从改流地区得到了这部分钱粮，然后再以当地之粮养当地之兵。实际上，纳粮是在改流之后，为了达到改流的目的，未改之前就必须用兵，而用兵又必须有饷。此为其一；其二，即便在那些不须用兵，自动接受改流的地方，少数民族原先并没有纳粮交税的习惯，现在知道要纳粮交税了，但纳交的数量微不足道，数十至百个苗寨加一起只有数十百两银子，就算数百上千苗寨也不过才数百两银子。更何况，改流后中央政府还会施以免赋、不科粮等优惠政策，因此若要靠在改流区纳粮收税来充作军饷，根本就无济于事。
那么，数额如此巨大的改流费用究竟从何处而来呢？
鄂尔泰不但是政治家，也是个理财高手，他认为“国家政治，只有理财一大事”，田赋、兵车、刑名、教化等各项要务最后都要归结到理财上去，“财不理得，则诸事不振”。
鄂尔泰在滇理财和筹措军饷时，紧扣五个环节，即盐务、厂务、庄田、公件、商税。说到盐务，还得夸夸李卫，当年正是由于李卫的一番整顿，才使得云南盐课由亏空转为盈余，鄂尔泰来滇后，又增加了不少盐井，自改流开始，盐课每年都有三十万两银子的盈余。
厂务也就是矿务。西南矿产资源丰富，云南有铜、锡、金、银，贵州有铅、铜，原先各厂因经营不善，非但赢余很少，有的还出现亏损。鄂尔泰到滇后，改善经营方法，各厂都有了大幅赢利，获利较以前有了数倍乃至十倍以上的增长。
庄田也称田庄，是指朝廷划拨各级官府或个人的田地和庄园，有官庄、私庄之分。云南文武衙门大半都各有官庄，此外私庄尤多。鄂尔泰一抵滇任即加以清理，至1727年冬，前后共清出一万五千亩，第二年又清出十一万四千余亩，这还不算无主和以往隐漏的田地。
公件始于前任云贵总督杨名时，杨名时在康熙末年任云南巡抚，当时他宣布取消云南的各种火耗，只保留“公件银”，所以公件银实际也就等同于养廉银，鄂尔泰除酌留一部分办公，尚可节省出一部分。
五大收入来源的最后一个来源是商税。这里的商税不仅包括对工商业所征的税收，还有沿江河口岸关卡所征收的关税，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和道路被打通，西南自由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大，政府所能得到的商税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
总而言之，鄂尔泰是将盐课盈余（盐息）、厂务赢利（铜息）、庄田的田租折银、公件银和商税中节省出来的部分，全部都充作军饷。据统计，自1726年至1731年，即改流最重要的五六年时间里，通过五项收入，共得军饷四百六十万两，其中盐息一项占到总数的一半，鄂尔泰在奏疏中也说：“滇省钱粮，半山盐课。”
与明代相比，鄂尔泰集结的兵力不算多，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地方部队和土司兵，军饷也主要是海绵挤水一样的就地筹措，他胜就胜在计划周密，而且能够抓住重点，做到兵得其力，财尽其用，尤其着眼于打通点和线这一战略，使得改流不仅立竿见影，而且事半功倍。
“鄂尔泰之才之能，有非他人所能及者”，这不仅是历来学者对鄂尔泰在改流中表现的一个定评，恐怕也是雍正本人当时的真切感受。正是因为有了鄂尔泰这个能干且忠诚的大臣，他不仅能完成改流这项古今罕有的大事业，而且也确保了其他国政不受其影响和连累，比如钱粮方面，自始至终，他用来犒劳改流军队的费用，不过才四到十五万两银子。
三十万兵安在
1728年12月初，鉴于广西与两广总督衙门驻地较远，与滇黔两省相近，改流的事务也较多，雍正将广西从两广总督辖下划出，归云贵总督管理，鄂尔泰由此职权扩大，成了云南、贵州、广西的三省总督。
鄂尔泰受命后，考虑到广西与云贵的情况稍有不同，而当地官府长期以来又“吏治因循，营伍废弛”，若贸然强行推动改流，恐怕适得其反，因此请求皇帝容许他在积极料理的同时适当放慢速度。
雍正照准，并且说：“卿自有次第料理措置之道，实在用不着朕为西南之事担心，只是想到卿心神过劳，不免于心不忍！”
广西以泗城的力量为最强，此处方圆两千余里，实力上数倍于乌蒙、镇雄。泗城现任土司岑映宸原本对改流持抗拒态度，为此在南盘江以北地区聚兵四千，但乌蒙改流的消息传出，让他明白此次朝廷的改流是动真格的，于是气焰立刻委顿下去，赶紧撤兵缩回了老窝。
鄂尔泰可不会这么容易就放过他。泗城的土司制有着数百年的承袭历史，土司“举止仪从，盛于制抚”，排场甚至比督抚还要大。按照鄂尔泰所掌握的情报，过去川滇黔粤四省的抢劫凶杀案多由泗城、乌蒙、镇雄三地的土司所主使，现在乌、雄两府既已改流，无论是从彻底消除隐患的角度，还是为广西改流打开局面，势必都要对泗城动手。
按照与鄂尔泰的约定，广西巡抚兼提督韩良辅首先赶到贵州南部的安笼镇，为进剿行动打前站。鄂尔泰随后也亲自赶到安笼，但让韩良辅感到惊异的是，鄂尔泰身边除了护卫部队，竟未携一兵。他忙问究竟怎么一回事，鄂尔泰让他不要担心，“我已携三十万兵矣。”
直到第二天，韩良辅仍未见到进剿大军的影子，不过岑映宸却已未战乞降。韩良辅好奇地追问鄂尔泰：“三十万兵安在？”
“煌煌明诏（即圣旨）当兵十万，乌蒙先亡（指改流）当兵十万，某不才，从诸公后亲莅南笼（安笼），亦可当兵十万，是则强兵三十万也。”
韩良辅等人听后心悦诚服，都感叹鄂尔泰的谋略“深不可测”。
在改流方式上，云贵两省除一部分是以威力相威胁，借其他罪名对土司予以革职，大多通过战争方式解决。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咄咄逼人的大规模用兵对岑映宸起了作用，使得他的心理防线在最后一刻崩坍了。岑映宸乞降后，鄂尔泰即在泗城改设流官，并以南盘江为界，江北划归贵州省，江南仍属广西。
受泗城不战而改的鼓舞，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土民“争备粮请兵”，请求官军前去帮助他们推翻当地酷虐的土舍。在这股民意潮流的推动下，广西各地的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全都得以顺利展开。
西南改流的省份除了滇黔桂，还有与之接壤的湖北、湖南、四川。湘鄂川比较接近内地，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多，汉、土民交往密切，土司、土舍的势力也小，滇黔桂改流、建制的浩大声势给他们造成了猛烈冲击。处于这种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土司们相继呈请交出世袭印信，让出领地。
改流后的原土司及其家属，开始一般仍留于原地。后来云南的刀翰家属闹事，雍正闻讯重新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考虑若将土司及家属留在原地，放松管理的话，他们会闹事，可要是管束太严，这些人又没法生存，于是决定不如远远打发。以后包括刀翰家属在内，土司及其家属便都被从西南迁往内地，尤以皖、苏、赣三省最为集中，雍正要求各地督抚对他们予以关照，及时拨给房屋和土地，但不准他们再潜回原籍。
1731年冬，见改流已有头绪，鄂尔泰奉诏进京任武英殿大学士。其间改流仍在进行，一直到雍正去世那一年即1735年，经过十年的不懈推进（从1726年算起），滇黔桂湘鄂川等西南六省的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才基本实现。这次改土归流历时之长，涉及地区之广，改流之彻底，影响之深远，均为明清乃至有史以来所仅见，它不单单是从政治上取消了世袭土司、土舍，巩固了西南边疆，还伴随着一系列开发西南的经济和文化措施，包括兴修水利、开发交通、广设学校、实行科举等。
尽管其间也存在着许多缺憾和硬伤，但改土归流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变革。作为对雍正朝那个励精图治，文治武功均称一时之盛的时代的直接验证，即便两百年后，当大清作为没落王朝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时，依旧有许多人对此念念不忘，《清宫词本事》中就写道：“文武雍雍共赞襄，滇黔万里靖边疆！”
鸡蛋里挑骨头
自雍正执政以来，如果说治下有哪几个省最让他放心不下，除了西南的滇黔，大概就得算东南的江浙尤其是浙江了，这一点在他的用人和布局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作为最受雍正信任和欣赏的两位封疆大吏，鄂尔泰和李卫一个萝卜一个坑，分别替他控制着这些省份。
雍正不放心浙江，主要是对浙江民风始终抱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满。他认为江南一带自明朝灭亡以来，始终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遗民情结，而浙江的读书人又往往在其中充当着重要角色：隐居者著书讽世，出仕者妄议朝政。
最早给雍正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汪景祺，他在所著的《西征随笔》中说什么“功臣不可为”，还对雍正年号中所含的“正”字说三道四。在雍正看来，这就是妄议朝政，非予以严惩不可，一查汪景祺的籍贯：浙江总督府所在地杭州！
汪景祺之后还有吗？有，此人名叫查嗣庭，浙江海宁人。
海宁查家是个有名的文宦之家，尤其在康熙年间整个家族进入了鼎盛期，有十余人考中进士，五人进入翰林院，后者包括了亲兄弟三人，遂有“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之誉。“兄弟三翰林”就是查嗣庭和他的两个哥哥，三人皆为翰林院编修，其中查嗣庭在雍正登基后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还曾赐以御用衣帽等三次赏赐，对他甚为优待。
汪景祺在其人生的大半时间里只不过是个落魄文人，即便成了年羹尧的幕僚，也没能得意到哪里去，与查嗣庭可以说完全没有可比性，但命运就是这么诡异和无常，最终这两个起点不一的文人却遭遇了同样的噩运。
1726年，查嗣庭受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有人告发他所出试题荒谬。雍正仔细看了试题后，认定告发基本属实，遂接连发出上谕，说查嗣庭和汪景祺系浙江同乡，很可能是一党，并下令将查嗣庭予以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明清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合称“三法司”，遇到重大案件，才会由三法司会审，所以也称“三司会审”，足见雍正对查嗣庭案的定性之重。
在后世流传的说法中，查嗣庭所出试题是“维民所止”，此语出自《诗经》，原文为“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思大致是说国君如果不能爱护百姓，国家的面积就是再大也终究会失去。告发者指认查嗣庭把雍正年号中的“正”字变成“止”，是蓄意要削掉雍正的脑袋。
其实查嗣庭所出试题中并没有“维民所止”，给他惹祸的一共是这四道题：第一题出自《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君子不会仅仅因为某人能说会道就提拔他，也不会因为某人有缺点错误就轻易否定他所说过的话；第二题出自《周易·大壮》，“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君子若能懂得正大光明的道理，就能了解天地万物的真相；第三题也出自《周易》，“其旨远，其辞文”，这个人所做的文章，意境深远又富于文采；第四题出自《诗经》，“百室盈止，妇子宁止”，秋天丰收了，上百个粮仓一字排开收粮入库，而且个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妇女儿童喜气洋洋。
不愧是饱学之士，查嗣庭所出的四题皆为四书五经中的名言，而且作为试题，给予考生的发挥空间也很大。那雍正又是如何看出其中毛病来的呢？他认为查嗣庭是在借古喻今，讥讽时事。比如雍正选拔任用官员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在引见过程中与其交谈，凭个人印象对其进行打分，而查嗣庭在首题中就说“君子不以言举人”——朕即国家，你是在反对国家的用人之道吗？
与国家政策唱反调尚在其次，最主要的还是雍正把第二题和第四题结合了起来，又与汪景祺的《历代年号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了更加让人瞠目的结论：《历代年号论》中说“‘正’字有一止之象”，查嗣庭的第二题前用“正”字，第四题后有“止”字，不也就是把“正”字拆成“一止”吗？
第二、四题本来位置相隔，为什么居然可以这样结合起来呢？一向擅长且喜爱逻辑推理的皇帝再次发挥了他的所长，说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的作用就是起承转合，明讲此事，而让你联想到彼事，“寓意欲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悖逆之语相同”。
这真是哪儿跟哪儿啊！雍正也怕外界说他鸡蛋里挑骨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特地指示李卫和浙江将军鄂密达，对查嗣庭的老家进行查抄，以便进一步搜集证据。
月黑见渔灯
雍正既被民间称为“抄家皇帝”，抄家于他是家常便饭，而且早就抄出经验来了。他要求搜查时甚至连墙壁和小洞都不能放过，凡是查嗣庭亲笔所写字迹以及抄录件，一律都要搜出“封固送部”，同时还警告李卫、鄂密达，说你们要是走漏风声，使得查家预先进行藏匿，一定拿你们是问。
李卫等人岂敢怠慢，连夜赶往查府，将查家的里里外外都搜个了遍。在搜出的所有文字资料中，有两部查嗣庭的日记，而正是通过这两件极其重要的证物，雍正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指责查嗣庭通过试题讥讽时事，连雍正自己都担心太过牵强附会，日记就不一样了，查嗣庭通过它们清楚地表露了自己对时政的很多异见，其中康雍两朝都有涉及，雍正斥之为满纸“悖乱、荒唐、怨谤、捏造”。
比如皇帝引见官员，不中意者即行罢斥，查嗣庭说是失去用贤之道，可见他确实是对皇帝选拔官员的方式有意见。又如康熙朝时，翰林戴名世写了一本历史书《南山集》，因书中用南明年号并对“扬州十日”等加以揭露，被康熙问斩，从而酿成康熙朝最大的文字狱“南山案”，查嗣庭直截了当地认为这就是文字之祸。再如雍正登基后最爱大讲特讲所谓祥瑞，出现祥瑞或者灾异与否，也被视为对其政权支持与否的表现，而查嗣庭常在日记中对此反着来，别人称颂风和日丽，他就记“大风大雾大露大雨大电”。
查嗣庭获咎，除了他的试题和日记，以及那被认为“讥刺时事”的思想，实际都离不开更为复杂的背景——查嗣庭与隆科多、蔡珽有私交，他任内阁学士，系由隆科多所荐举，兼任礼部侍郎，则又是出于蔡珽所荐。
说到底，查案不过是汪景祺案的翻版，是作为政治斗争附庸的文字狱。在查嗣庭所获罪状中，他与隆科多、蔡珽、科甲朋党的关系也被加以特别强调，甚至雍正在定罪时，也仍延续了他在处理汪案时的那种欲盖弥彰的手法——先前给汪景祺案定罪，只涉及汪景祺作诗讥刺康熙，而不提《历代年号论》。这次给查嗣庭治罪，也说查嗣庭在日记中所批评的都是康熙朝的事，“于雍正年间之事，不但没有加以诋毁，还有感恩戴德之语”，似乎雍正治罪于查嗣庭，只是为了维护乃父康熙的名声而已。
当查嗣庭案最终审结时，受到巨大惊吓的查嗣庭已在狱中病死，虽仍遭戮尸示众的惩罚，但总算免去了被刑场处决的痛苦和屈辱。古代刑法有连坐的制度，即父母有罪，子女亲属也有罪，按照判决结果，查嗣庭的成年儿子都要被处决，最终其长子病死于狱中，像父亲一样避免了受刑，次子被判斩监候，秋后遭到处决，其余未成年儿子、侄子均被流放三千里，家产也被变卖后充作浙江海塘工程的费用，是名副其实的家破人亡了。
查嗣庭的两个哥哥被判的是“家长失教罪”，二哥查嗣瑮父子被发配至边疆，后来查嗣瑮死在了戍所。大哥查慎行先在京城被关了一年，所幸他诗写得好，雍正很欣赏，说他像杜甫一样忠君，特加宽赦，一年后将其行放归原籍。
当年的“兄弟三翰林”，能够活着回到海宁故乡的，仅查慎行一家四口。“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比曹雪芹家族和《红楼梦》还要更加悲惨的结局，查慎行从此告别官场，一心专注于写诗和藏书，经此一劫，整个查氏家族也都放弃以科举为重心，文学成了他们新的信仰和追求。
查家不再出进士、翰林、大吏，子弟中更多的是没有功名在身的文人，直至近现代，涌现了诗人穆旦、武侠小说家金庸，方才让人们重新关注到这个家族长达六百年的传奇经历。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这是现代小学课本所选录的一首古诗，诗名“舟夜书所见”，作者就是查慎行。它更像是查家命运的一个隐喻，这个家族虽曾遭受极权政治的极度碾压和摧残，但所保存下来那一点萤光，只要有微风拂过，就又立刻化为了倒映于水中的满天明星。
浙江习气
至少在雍正看来，汪景祺、查嗣庭等浙籍文人对朝廷和时政都是不满的，这使他逐渐产生了浙江人“不忠”的印象，并由此诞生出一个专门用以评论浙江人的贬义词：浙江习气。
从雍正的讲话来分析，他所认为的“浙江习气”主要是指绍兴、杭州、嘉兴、湖州四府的“浇漓”民风。
浇漓者，社会风气浅薄不厚道是也。平心而论，当时的浙江民风中的确也有一些阴暗面，为雍正的指责提供了口实。比如绍兴的职业幕僚在雍正年间进入极盛阶段，混迹京城的“绍兴师爷”不少，他们既能像田文镜的幕僚邬思道那样帮助官吏办事，但也会参与各种潜规则和幕后交易，并进而对京城各衙门造成不好的影响。雍正经常听到相关报告，因此他说绍兴地区“生事不法之徒皆出在外”，至于他对杭嘉湖三府的看法，除了被他引为例证的汪景祺、查嗣庭，还可以套用大臣王国栋的话，即“杭州人狂放，湖州人刁健，嘉兴人浮薄”，总之都非良民。
本来只是两个浙江读书人的事情，这下不仅祸及了整个省的读书人，而且让普通民众也跟着倒霉。雍正下谕指责浙江“绅士刁悍浅漓，以强凌弱，相习成风，如汪景祺、查嗣庭，肆行讪谤，目无国法”，他宣布要重点整治杭州府和海宁县，今后这一府一县的最高长官也必须由皇帝亲自选派。
见皇帝对“浙江习气”如此厌恶，有的大臣也着意迎合，推波助澜地呈上奏折，对浙江民间存在的刁钻、兴讼等情况进行数落。雍正听后更加愤怒，便以浙江风气太坏为由，下令暂停浙江士人的乡试和会试，同时谕令内大臣，向他们征求劝导、惩治浙江风气的办法。
吏部等部门提出，唐太宗贞观年间曾遣使巡行天下，号“观风使”，可为先例，援用于当朝。雍正采纳了这一建议，并略加改变，专设观风整俗使一职，说是要协助地方官改变当地风俗，使其回到正道。
第一个被雍正任命为观风整俗使并派往浙江的，就是点评杭嘉湖三府风气的大臣王国栋。1727年，当他计划去查嗣庭的家乡海宁进行宣讲时，人还没到海宁，当地就传言朝廷将要对海宁进行屠城，吓得城里人争相外逃。及至王国维抵达海宁，当地未逃走的绅士们看到他都战战兢兢，一边叩头谢恩，一边切齿痛骂“查贼”（查嗣庭）。
不光浙江本地的绅民人心惶惶，惴惴不安，就连有些在京的浙籍官员也不能免除被株连的恐惧。礼部左侍郎沈近思是杭州人，尽管平时围绕某个政策上的意见分歧，他都敢于和皇帝当庭辩论，但为了力证自己没有“浙江习气”，仍然忙不迭地上书雍正，建议对母省的“浇漓”民风予以整顿，还说因为出了汪景祺、查嗣庭这样的“逆种”，致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
雍正看了很高兴，夸奖沈近思的奏议切中浙江时弊，而沈近思自己身为浙江人，却无“浙江习气”，已足以“洗越水吴山之羞耻”。他让李卫等人采纳施行，李卫便把沈近思的奏议与相应圣旨一起“贴遍全乡”，用以警示和劝服浙江绅民。
有的清代笔记站在官方立场，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称雍正朝的文字狱其实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严重，“文字之禁，以本朝为最宽”。例证是雍正不像前朝，对自己的名讳颇不在意，见到有臣工为避讳，要用其他字代替他名字中的“禛”，居然还发怒了，说：“朕不就一个名字吗，哪里多出来这许多名字？避讳朕的名字，是对朕的不敬！”
问题是避讳严不严，跟文字狱多不多，完全是两码事，因犯讳而起的案子与清代文字狱也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比如清初八旗臣工奏对时都习惯自称奴才，雍正认为旗籍的奴仆对主人才自称奴才，大臣也自称奴才有些不合体统，遂除被革职官员以外，一律禁止八旗臣工再如此称呼自己。
可是与此同时，雍正本质上却仍然希望臣下能够像“奴才”那样对自己保持绝对忠诚，一旦有八旗臣工敢于越出界限，其下场可能连旗籍的奴仆都不如，年羹尧、隆科多便是明证。
事实是，雍正一朝的文字狱总共有约二十起，比顺治、康熙两朝加起来还多！
不过在清代，雍正尚不是兴文字狱最多的，最多的是他的儿子乾隆。雍正朝最大也是其区别于乾隆朝的特征是，各案中真正因文字贾祸的只是少数，多数其实是政治案件。从早期的汪景祺、钱名世案，再到查嗣庭案，虽都有文字致祸成分，但他们之所以被议罪，首要因素不是文字，而是被怀疑成了年羹尧党或隆科多党。
凡是雍正朝的文人，只要与皇帝的政治对手有瓜葛，也就等于进入了政治斗争的圈子。从争储中杀出来的雍正对于任何政治对手及其附从者都持毫不留情的态度，一俟有机会逮住，必定严惩。他对于年、隆党是这样，对皇子党也是如此，允祉门下的陈梦雷、允禩门下的何焯、允禟门下的秦道然，这些人有的负责出谋划策，有的只是歌功颂德，虽然文字上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但照样都倒了大霉。
投书案
1728年11月的第一个周末，川陕总督岳钟琪自西安向京城发来一份紧急密折，报告说有个叫张熙的人投来一份“逆书”，张熙已被逮捕，正在进行审讯。
雍正君臣后来才知道，写“逆书”的人不是张熙，而是张熙的老师曾静，曾静才是投书案背后的策划人。
李卫亲身涉及了投书案的审案过程，又看过许多关于投书案的通报，对曾静这个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然而当他在杭州乍见曾静时，却发现此人和自己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在上呈雍正的密折中，他颇有些失望地说：“观其（指曾静）相貌谈吐，鄙陋不堪，甚为平常。”
李卫的观感，与案发前曾静的身份和境遇倒是基本相符。曾静是湖南永兴县的一个落第秀才，据他自己说，他所住的村庄位于湘赣交界地带的幽僻谷地之中，离县城很远，包括曾家在内，附近的人们大多非常穷困贫寒，家中都没有什么银子或钱币，平常交易只能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即用稻谷来做买卖。
曾静应试科举的运气不好，学问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但他在社会和政制上却都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中国古代曾有一种井田制，按照通常解释，所谓井田制，是按“井”字形将土地平均划分为若干份，“井”字周围的耕田为私田，每个耕户都拥有其中的一份，中间是公田，由耕户共同耕种，其生产所得用以纳粮交税。虽然井田制在春秋晚期就已经遭到淘汰，但儒家对它非常认可。曾静年轻时读《孟子·滕文公》，看到孟子竭力主张实行井田制，便也对这种土地制度产生出向往之情，“心中觉得快活”。
通过阅读古籍，曾静还相信治理中国的良方莫过于在政治方面实施封建制，即像春秋时代那样，在上有天子进行统治、协调的情况下，让各诸侯国都拥有各自的疆域并实施独立的管理。曾静认为，自秦以后，国家被划分为州、府、县等辖区，官员由朝廷任命，多数官员都不勤政爱民，其责任心和使命感更没法与以前的诸侯国君相比，所以应重新恢复封建制。
站在职业政治家的角度，曾静的观点或许并不难于驳斥。雍正就针对性地指出，历史发展本身会指明新的方向，井田制、封建制既被淘汰已久，就证明它已不合于时代，若硬要实行于现代社会，必定会带来内乱和外患。
尽管如此，一个偏僻乡村的秀才能够想到和坚持这些，就已经说明他的思想深处有不同于他人的地方，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他能够挑起这场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
在曾静那个穷到极致的山沟沟里，他可以称得上是百里挑一的“金凤凰”，因为当地方圆十余里全是山农，像曾静这样的读书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曾静自述，因为父亲死得早，他十八岁便到丈人家入赘，岳丈一见到他，就指着他大声说：“此诗礼大家，方正君子。”岳丈还向别人夸耀自己生平做事，只有挑选女婿这一桩做得最为成功，“眼力高过天下”。
曾静的这位老泰山对现实社会很不满，同时怀念前朝，“极鄙薄当今，屡叹先朝文物衣冠”，这一点和女婿十分投缘契合，他因此当着面称赞曾静：“贤婿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
很多年后，当曾静身陷囹圄时，对于岳丈曾经跟他说过的那些话，他连一个字都没有忘记，可见印象之深刻以及对他本人影响之大。
因为家境贫寒，曾静极少有机会出门远游，除非是去城里应试。正是应试期间，他在州城里偶然读到了理学大师吕留良的著述。
吕留良代表着清初科举考试中解读四书的正宗，被尊为“东海夫子”。他去世后，友人从其笔记中搜罗编纂成《四书讲义》，该书编排适当、论辩精详，连同吕留良生前自己编纂的进士科考文集，一向都是无数科举学子的首选读本。曾静之所以“偶然”读到，实在是因其原先条件太差，无法与人交流所致。
曾静不读吕留良便罢，一读便被吸引住了，他对吕留良在书中的精辟分析佩服得五体投地，相比之下，感到以往所见的相关著作都十分浅薄。吕留良也由此在曾静的心目中奠定了地位，他认为吕留良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以后不管说什么话，写什么文章，都应该以之为范。
在古代，读书识字直至科举入仕，近乎是穷人借以改变境遇、出人头地的唯一希望，可惜曾静寒窗数载，皓首穷经，但除了考到一个秀才，一直未能在科举之路上有所斩获，出于生活所迫，他中年后只得放弃举业，从此以授徒为生。
年轻时的曾静急欲取得功名，主要还是把吕氏著作当成科举考试的敲门砖，对吕留良的为人行事以及其他遗著并不了解。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有时间有耐心重新深入接触吕留良的学说，令他深感震惊的是，他发现吕留良在正统理学家的大众面孔之外，竟然还隐藏着另外一个身份——反清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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