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是因知识而变的。例如,柯白尼“太阳居中说”,同后来的达尔文的“人猿同祖说”发明以后,世界人类的人生观起绝大变动,这是无可疑的历史事实。若人生观是直觉的,无因的,何以随自然界的知识而变更呢?
我们因为深信人生观是因知识经验而变换的,所以深信宣传与教育的效果可以使人类的人生观得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一致。
最重要的问题是:拿什么东西来做人生观的“最低限度的一致”呢?
我的答案是:拿今日科学家平心静气地,破除成见地,公同承认的“科学的人生观”来做人类人生观的最低限度的一致。
宗教的功效已曾使有神论和灵魂不灭论统一欧洲(其实何止欧洲?)的人生观至千余年之久。假使我们信仰的“科学的人生观”将来靠教育与宣传的功效,也能有“有神论”和“灵魂不灭论”在中世欧洲那样的风行,那样的普遍,那也可算是我所谓“大同小异的一致”了。
我们若要希望人类的人生观逐渐做到大同小异的一致,我们应该准备替这个新人生观作长期的奋斗。我们所谓“奋斗”,并不是像林宰平先生形容的“摩哈默得式”的武力统一;只是用光明磊落的态度,诚恳的言论,宣传我们的“新信仰”,继续不断的宣传,要使今日少数人的信仰逐渐变成将来大多数人的信仰。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作战”,因为新信仰总免不了和旧信仰冲突的事;但我们总希望作战的人都能尊重对方人格,都能承认那些和我们信仰不同的人不一定都是笨人与坏人,都能在作战之中保持一种“容忍”(Toleration)的态度:我们总希望那些反对我们的新信仰的人,也能用“容忍”的态度来对我们,用研究的态度来考察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真正敌人不是对方;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成见”,是“不思想”。我们向旧思想和旧信仰作战,其实只是很诚恳地请求旧思想和旧信仰势力之下的朋友们起来向“成见”和“不思想”作战。凡是肯用思想来考察他的成见的人,都是我们的同盟!
总而言之,我们以后的作战计划是宣传我们的新信仰,是宣传我们的新人生观(我所谓“人生观”,依唐擘黄先生的界说。包括吴稚晖先生所谓“宇宙观”)。这个新人生观的大旨,吴稚晖先生已宣布过了。我们总括他的大意,加上一点扩充和补充,在这里再提出这个新人生观的轮廓:
一、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二、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三、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四、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五、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六、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七、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八、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九、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十、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这种新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我们也许可以给他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但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我主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在那无穷之大的空间里,在那无穷之长的时间里,这个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寿不过百年的两手动物——人——真是一个藐乎其小的微生物了。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的了。然而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的这个渺小的两手动物却也有他的相当的地位和相当的价值。他用的两手和一个大脑,居然能做出许多器具,想出许多方法,造成一点文化。他不但驯服了许多禽兽,他还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这些法则来驾驭天行,到现在他居然能叫电气给他赶车,以太给他送信了。他的智慧的长进就是他的能力的增加;然而智慧的长进却又使他的胸襟扩大,想像力提高。他也曾拜物拜畜生,也曾怕神怕鬼,但他现在渐渐脱离了这种种幼稚的时期,他现在渐渐明白:空间之大只增加他对于宇宙的美感;时间之长只使他格外明了祖宗创业之艰难;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甚至于因果律的笼罩一切,也并不见得束缚他的自由,因为因果律的作用一方面使他可以由因求果,由果推因,解释过去,预测未来;一方面又使他可以运用他的智慧,创造新因以求新果。甚至于生存竞争的观念也并不见得就使他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畜生,也许还可以格外增加他对于同类的同情心,格外使他深信互助的重要,格外使他注重人为的努力以减免天然竞争的惨酷与浪费。——总而言之,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
我这样粗枝大叶的叙述,定然不能使信仰的读者满意,或使不信仰的读者心服。这个新人生观的满意的叙述与发挥,那正是这本书和这篇序所期望能引起的。
十二,十一,二十九,在上海。
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节选)
我将这次的讲演看得很重,主要的是这个题目太大,尤其是这两个大的学术机构出这样大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从昨天晚上十点钟起,到今天上午六点钟,都在想这个讲演如何的讲法?直到六点半钟才睡觉,八点半钟就起来了。
这样大的一个题目我从前讲过好几次,今天我本想换换方式和[用]新的材料来讲,但是,正如中国的一个古话:“老狗教不出新把戏。”所以,我讲来讲去,是那一些老话。“科学精神”我拿“拿证据来”四个字来讲,“科学方法”我拿“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来讲,一共拿十四个字来讲“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这十四个字我想了好久。现在先讲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的四个字就是“拿证据来”。《中庸》上有句话说:“无徵则不信。”把这句话翻成白话,就是“拿证据来”,也就是说,给我证据我就相信,没有证据我就不相信。
英国有一位科学家赫胥黎(Huxley),他曾说过一句话,就是“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赫胥黎说:“我年纪越大,越分明认得人生最神圣的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重的惩罚,都是跟着这句话来的。”近来我的年纪越大,也越觉得赫胥黎这句话非常有意义。正因为赫胥黎说的“我相信什么”和“我不相信什么”是人生最神圣的举动,所以,我们更可以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必须建筑在充分的证据上的。
有许多人说,科学的精神是寻求真理。这句话虽然对,但太广泛,没有“拿证据来”四个字来得简单扼要。所谓求真理,在《约翰福音》里曾讲过,当耶稣被一批人将他抓起来送到罗马总督彼拉多的面前时,彼拉多询问耶稣,耶稣说他是给真理作见证。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理?这正如你说科学的精神是寻求真理。人家也会问你真理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很难答复。所以还是用“拿证据来”这一句话比较适当。所谓寻求真理,如果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寻求真理这个问题,就成了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什么是我们应该相信的,什么是我们不应该相信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分消极和积极两方面说。消极方面的说法,就是“无徵则不信”,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充分证据,我们就不信。积极方面的说法,就是要拿出证据来,要跟着证据走,不论他 带我们到什么危险可怕的地方去,我们也要去。这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也是我们当今处世与求学的一种常识的态度。
我的老师杜威先生说过一句话:“当真理和信仰动摇的时候,形式的论理学(Logic)才有用处。”在我们中国讲论理学的,要算墨子。墨家的根本是一个尊天祀鬼的宗教,他相信天和鬼,用三表法来做标准。各位看看《墨子》的《非命篇》就可以知道。至于印度的论理学,它是相信咒语,但都无大用处,不如“拿证据来”四个字来得有用处。
我们家乡有句话:“打破砂锅纹到底”(现在大家把“纹”字改作“问”字,这是用同音的字作戏语的。英文里的Pun字,就是双关的意思,崔东壁的着作中曾经提起过)和“三个不信,跌个不倒跟”。“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处处要问到底,处处要找证据,证据不够时还要再找的意思。“三个不信,跌个不倒跟”这句话,我想把它改几个字,成为“三个不相信,可以做学问”。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前些时候,报上登了大陆死了一个很有名的佛教大和尚,他死的时候,一百二十多岁。一个人活了一百二十多岁,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这个和尚生前曾有一本《年谱》,详细记载他一生的事迹。《年谱》里他俗姓萧,他的父亲名叫玉堂,做过福建三府的知府。这位大和尚出生时,他父亲正做某一府的知府,他就生在知府衙门里。他三岁时,父亲调某府[任]知府;他五六岁时,父亲又调某府[任]知府。这些话是很容易考据的。在他所说的这三府的《府志》,我曾查了两府。这两《府志》对那大和尚所说的他父亲在任的年代都有明白的记载,但知府的姓名中并没有姓萧名玉堂的。因此,我就不敢相信这大和尚真是活了一百二十多岁。
这只不过举个例说明:要人相信,就“拿证据来”的科学精神而已。
至于科学方法,我只讲十个字,那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合起来是一个口号,一个标语,一个缩写。我把许多很复杂的问题,给他缩写成这十个大字。
在美国有一位很有地位的科学家,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康纳脱(Dr.James B.Conant)博士,他是有名的化学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内,负了很重要的科学发展责任。他在十多年来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论懂得科学》(On Under-standing Science),一九四七年出版;另一本是《科学与常识》(Science and Common Sense),一九五一年出版。这两本书都是用十七、十八两[个]世纪的科学史来说明科学的性质的。他又和哈佛的一班科学教授编纂了一套《哈佛大学的实验科学的专案史料》,这套书现在已经出了八册。这八册书,第一册是说气体学,第二册是说火素理论的推翻。康纳脱博士不但在他所着的那两本书中都说他不相信有某个方法可以叫做“科学方法”。同时在这一套《实验科学的专案史料》中,他所做的《总序》里,还特别指出:“研究这些专案史料”,就可以明白,并没有“科学方法”这个东西。他说科学的进展,是从无数事实里演变出来的。这些事实,一面是从实用的技术呈现出来的,一面是科学家的实验与观察发现的;所以没有某一种概念系统,也没有某一套规律可以指出下一步进展如何产生的。
但是我看了康纳脱两部书和这些[实验科学与专案史料]之后,深深感觉奇怪。觉得康纳脱所举的科学实例,几乎没有一个例子不是说明所谓“科学的方法”的。康纳脱在他的《科学与常识》里有段话说:
照我解释科学的发展史,十七世纪里忽然产生一种大活动,当时人叫做“新哲学”或“实验哲学”,只是思想上与行动上三个潮流的汇合的结果。这三个潮流是:(一)一些玄想的普通观念;(二)演绎的推理;(三)老老实实的实验。
康纳脱所说的三个潮流,就是我刚才讲的两个缩短的标语,——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康纳脱所讲的玄想,就是假设,不管大胆的假设,小胆的假设,无胆的假设,对的假设,错的假设,都是玄想的理论;演绎的推理,和老老实实的实验,就是“小心的求证”。求证必须从假设里演绎出来。譬如说,假设有三个,你就必须用演绎的想法,去推想它的结果。如果第一个假设是对的,那么这个[假设]里面应该有A、B、C三种结果,或者A、B两种结果,或者A、B、C、D四种结果,把某一个假设所包含应该的结果都想出来,然后再作实验求证。如果第二个假设是对的,那么应该产生甲、乙、丙三种,或者甲、乙两种,或者甲、乙、丙、丁四种的结果。如果第三种假设是对的,同样产生一、二、三或一、二或一、二、三、四[四]种结果,把结果想出来以后,看看能不能解决你所要解决的困难。所谓实验科学,就是这个意思。康纳脱先生所讲的三步骤,也都是有方法的。他的意思是说,近代三百年[的]科学历史,是乱得很,有的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也是属于假设的一种,因为假设可以错误,所以必须要小心的求证。我刚刚举的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一定把康纳脱先生高举起来做我的同道,我只是举他的例子,可以说没有一条不可以用我所讲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解释的。假设不妨大胆,而求证就要特别小心。
康纳脱先生讲到化学革命。在十八世纪晚期,有一位了不得的科学大家,就是发现氧气的拉瓦西埃。他首先打倒火烃老的假设,而建设了一个新的假设。在空气里很重要的成分,一个是氮气,还有一个就是氧气。没有氧气,我们的呼吸就要出毛病了,我们的生物、植物、动物就不能生存,火也烧不起来。当时几个大科学家都没有敢提出这个大胆的假设。从前我们中国道士炼金丹,是用朱砂来炼制的,因为朱砂是水银与氧的化合物。拉瓦西埃利用放大镜把太阳光的热能集中在朱砂上,把朱砂烧热,一部分变成水银,一部分刚将氧气还原。他用许许多多的试[验]品,种种方法证明,来规定他的性质。拉瓦西埃可以说是化学的大祖师,不幸得很,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恐怖时期,死在断头台上。这是科学家在乱世时代的牺牲者。再举一个例:十九世纪下半叶,即在一八九二年,我只有一岁,那时我正在台湾,有一位英国化学家罗普莱利,从事于各种氧气密度的实验工作。当时已经有很精密的仪器,精密的程度可以到万分之一。罗普莱利发现在空气里,把氧气赶掉,再用各种方法提出氮气,其中有一种方法比其他方法提制密度至少有一千分之一的差别。于是他写信给化学学会,请他们帮忙找出答案。以后屡次实验,又发现密度比以前还多,有二百分之一。后来英国有一位有名的化学家蓝姗西,他用更精密的仪器把氮气赶走,还剩下所谓二百分之一的第三种气体,叫做氩气。以上举的例子,说明要战战兢兢的小心去求证。
科学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科学,一类是实验科学。历史科学同样也要求证,但他的证据是一去不返的。实验科学是先要有假设,然后根据假设来推想,再在推想之下产生结果。无论对历史科学也好,对实验科学也好,总之,第一步必须要提[出]问题,第二步把问题的中心和重点指出,第三步去假设,第四步用演绎的方法把假设某种结果推想出来,第五步去找证据或从实验中来证实它,这就是科学的方法,也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科学的人生观(一)
今天讲的题目,就是“科学的人生观”,研究人是什么东西?在宇宙中占据什么地位?人生究竟有何意味?因为少年人近来觉得很烦闷,自杀、颓废的都有,我比较至少多吃了几斤盐,几担米,所以来计划计划,研究自身人的问题。至于人生观,各人不同,都随环境而必变,不可以一个人的人生观去统理一切;因为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我们至少要以科学的立场,去研究它,解决它。“科学的人生观”有两个意思:第一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第二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
现在先讲第一点,就是人生是什么?人生是啥物事?拿科学的研究结果来讲,我在民国十二年发表了十条,这十条就是武昌有一个主教,称为新的十诫,说我是中华基督教的危险物的。十条内容如下:
一、要知道空间的大。拿天文、物理考察,得着宇宙之大;从前孙行者翻筋斗,一翻翻到南天门,一翻翻到下界,天的观念,何等的小?现在从地球到银河中间的最近的一个星,中间距离,照孙行者一秒钟翻十万八千里的速率计算,恐怕翻一万万年也翻不到,宇宙是何等的大?地球是宇宙间的沧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我们人类,更是小,真是不成东西的东西!以前看得人的地位太重了,以为是万物之灵,同大地并行,凡是政治不良,就有彗星、地震的征象,这是错的。从前王充很能见得到,说:“一个虱子不能改变那裤子里的空气,和那人类不能改变皇天一样。”所以我们眼光要大。
二、时间是无穷的长。从地质学、生物学的研究,晓得时间是无穷的长,以前开口五千年,闭口五千年,以为目空一切;不料世界太阳系的存在,有几万万年的历史,地球也有几万万年,生物至少有几千万年,人类也有二三百万年,所以五千年占很小的地位。明白了时间之长,就可以看见各种进步的演变,不是上帝一刻可以造成的。
三、宇宙间自然的行动。根据了一切科学,知道宇宙、万物都有一定不变的自然行动。“自然自己,也是如此”,就是自己自然如此,各物自己如此的行动,并没有一种背后的指示,或是一个主宰去规范他们。明白了这点,对于月食是月亮被天狗所吞的种种迷信,可以打破了。
四、物竞天择的原理。从生物学的知识,可以看到物竞天择的原理。鲫鱼下卵有几百万个,但是变鱼的只有几个;否则就要变成“鱼世界”了!大的吃小的,小的又吃更小的,人类都是如此。从此晓得人生不受安排,是自己如此的行动;否则要安排起来,为什么不安排一个完善的世界呢?
五、人是什么东西。从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方面去看,人是什么东西?吴稚晖先生说:“人是两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与其他的不同,只在程度上的区别罢了。”人类的手,与鸡、鸭的掌差不多,实是他们的弟兄辈。
六、人类是演进的。根据了人种学来看,人类是演进的;因为要应付环境,所以要慢慢地变;不变不能生存,要灭亡了。所以从下等的动物,慢慢演进到高等的动物,现在还是演进。
七、心理受因果律的支配。根据了心理学、生物学来讲,心理现状是有因果律的。思想、做梦,都受因果律的支配,是心理、生理的现象,和头痛一般;所以人的心理说是超过一切,是不对的。
八、道德、礼教的变迁。照生理学、社会学来讲,人类道德、礼教也变迁的。以前以为脚小是美观,但是现在脚小要装大了。所以道德、礼教的观念,正在改进。以二十年、二百年或两千年以前的标准,来判断二十年、二百年、两千年后的状况,是格格不相入的。
九、各物都有反应。照物理、化学来讲,物质是活的,原子分为电子,是动的。石头倘然加了化学品,就有反应,像人打了一记,就有反应一样。不同的,只在程度不同罢了。
十、人的不朽。根据一切科学知识,人是要死的,物质上的腐败,和猫死狗死一般。但是个人不朽的工作,是功德:在立德,立功,立言。善恶都是不朽。一块痰中,有微生物,这菌能散布到空间,使空气都恶化了;人的言语,也是一样。凡是功业、思想,都能传之无穷;匹夫匹妇,都有其不朽的存在。
我们要看破人世间、时间之伟大,历史的无穷,人是最小的动物,处处都在演进,要去掉那小我的主张,但是那小小的人类,居然现在对于制度、政治各种都有进步。
以前都是拿科学去答复一切,现在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人生,就是哪哼生活?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但是,至少要有那科学的方法、精神、态度去做。分四点来讲:
一、怀疑。第一点是怀疑。三个弗相信的态度,人生问题就很多。有了怀疑的态度,就不会上当。以前我们幼时的知识,都从阿金、阿狗、阿毛等黄包车夫、娘姨处学来;但是现在自己要反省,问问以前的知识是否靠得住?有此态度,对于什么主义都不致盲从了。
二、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像贴贴标语,什么打倒田中义一等,都仅务虚名,像豆腐店里生意不好,看看“对我生财”泄闷一样。又像是以前的画符,一画符病就好的思想。贴了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真个打倒了么?这不对,我们应做切实的工作,奋力的做去。
三、证据。怀疑以后,相信总要相信,但是相信的条件,就是拿凭据来。有了这一句,论理学诸书,都可以不读。赫胥尔的儿子死了以后,宗教家去劝他信教,但是他很坚决地说,“拿有上帝的证据来!”有了这种态度,就不会上当。
四、真理。朝夕的去求真理,不一定要成功,因为真理无穷,宇宙无穷;我们去寻求,是尽一点责任,希望在总分上,加上万万分之一,胜固是可喜,败也不足忧。明知赛跑,只有个人第一,我们还要跑去,不是为我为私,是为大家。发明不是为发财,是为人类。英国有一个医生,发明了一种治肺的药。但是因为自秘,就被医学会开除了。
所以科学家是为求真理。庄子虽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的话头,但是我们还要向上做去,得一分就是一分,一寸就是一寸,可以有亚基米特氏发现浮力时叫Eureka的快活。有了这种精神,做人就不会失望。所以人生的意味,全靠你自己的工作;你要它圆就圆,方就方,是有意味;因为真理无穷,趣味无穷,进步快活也无穷尽。
(本文系胡适1928年5月在苏州青年会的演讲,原载1928年6月1日、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科学的人生观(二)
这个题目,自从民国十年夏间我在暨南学校讲演以来,前后共讲过五次;我因为不敢自信,至今不敢发表。去年我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此题,笔记的共有七份,由原笔记人法专,《晨报副刊》记者三处转交给我修改,我都压抑下了,不敢让他们发表。今年看了科学与玄学战争的许多文章之后,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稍稍有所修正;八月十二日在浙江暑期学校讲演此题,力求明显浅近,不能不刊落一切枝叶,专注重我所认为今日我们必不可不有的几个要点。山中无书,深感不便。我希望将来有细细修正的机会。
十二,八,廿二,胡适
什么叫做人生观?一百天的科学玄学之战,虽然起于 “人生观”的问题,不幸双方都不曾给“人生观”下一个明白清楚的定义。只有丁在君先生在《努力》五十五号上曾说:
一个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
又有唐擘黄先生在《努力》五十六号上曾说:
人生观不过是一个人对于世界万物同人类的态度。
在内容的方面,这两个定义也许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一个人的知识是他对于世界万物和人的知识,情感也只是对于世界万物和人的态度。然而从文字和论理方面说来,唐先生的定义似乎说得更明白些,更浅近些,更不容易引起误解。所以我们在这里只采用唐先生的定义。
从字面上去看,“人生观”自然是一个人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见解。但“人生”不是孤立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跟着一个人对于世界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决定的。我们平常说人生的价值,其实我们的意思只是说人生在这天地万物之中占一个什么地位,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生观”就是我们估计人生在世界万物里占何地位,有何意义的种种见解。比如前人说,“人为万物之灵”,“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与天地参”……这都是把人生和宇宙万物比较来的人生观。所以唐擘黄先生又说:
人生观是因知识而变的。例如,柯白尼的太阳居中说,同后来达尔文的人猿同祖说发明以后,世界人类的人生观起绝大变动。这是无可疑的历史事实。
这是很不错的。人生观是我们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态度;我们对于宇宙万物有了正当的了解,自然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有了正当的了解。这是唐先生下的定义的解释。
怎样才是科学的人生观呢?我们所谓“科学的人生观”,有两个意思:一是充分采纳科学对于宇宙万物的解释,使这些科学研究的结果成为我们的人生观的一部分。一是随时随地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应付一切人生问题。
……(缺) 都可以用传记材料来解释,丝毫没有什么可以惊讶的。
今日的最大病根在于一点,就是哲学赶不上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在二百年中,已把许多关于世界万物和人类的问题逐渐解答了。但一班哲学家还在那里谈玄说妙,寻他们所谓“最后之因”,寻他们所谓“绝对的”,寻他们所谓“命根”。这个现象,在西洋固然不免,在中国尤其显着。张君劢先生说“国人迷信科学”,其实我们的国人只有迷信,那有科学?旧式的学者,仍旧在那里高谈“太极”、“阴阳”、“精、气、神”、“理、性”;时髦的学者,或者摭拾佛家的唯识一派的心理学,认为天地间稀有的宝贝,也不睁眼看看现代心理学进步到什么地位了;或者摭拾西洋几个反科学的玄学家的余论,以为人生是超科学的而智慧是不能了解人生真义的,也就认为“天经地义”了。谈哲学的人如此,更下一层的普通老百姓自然更不消说了。同善社、悟善社的努力弥漫于全国,济颠、吕祖的照片公然出售于北京、杭州的市上。我们可以大胆说,今日的中国还只是迷信的世界,科学的知识还不曾在一般人的人生观上发生丝毫影响。
换句话说,现在一般中国人的人生观,全不配称作二十世纪的人应该有的人生观,因为这些人虽然生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然而他们的人生观还只是依据他们的太高祖时代的模糊影响的经验和信仰,全不曾受着科学的影响,全不曾容纳科学的结果。他们为什么深信济颠、吕祖的鬼照相呢?因为“鬼”是他们太高祖以来相传的迷信,是他们懂得的;而“照相”是科学的出产品,是他们不懂得的。他们不懂得照相,只懂得鬼,所以他们谈“鬼照相”,其实只是谈鬼。
我们今日最大的急务,是要把科学的常识宣传出去,叫他变成人人的人生观的一部分。人生观既如我们上面说的,不过是一个人对于世界万物和人类的态度;两三百年来科学对于世界万物和人类的问题已有一部分的答案是已经证实无可疑的了;何以人们——懒惰顽固的人们!——还只顾尽力宣传他们太高祖传下来的宗教迷信,而不肯尽量容受科学的新知识呢?在这里,我们可不能不责备那班学科学的人了。他们教科学的时候,只把那教科书式的科学知识教给学生,每一种科学好像各自成一个特别世界,和人们的现实世界好像全没有关系,全没有交涉。所以学校里的学生们至多也只学了一个点线面的世界,一个鸦扞轮盘的世界,一个氢氧钠钾的世界,一个花岗石英的世界,一个微菌细胞的世界,一个飞走胎卵的世界……却全不明白这种种知识都只是科学帮助我们解释世界万物和人的材料。都只是科学给我们的一个人生观的底子。
科学的人生观
(一)人生观 是我们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见解。但人生不是孤立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都不能单就人生一方面来决定。人生总不能离开他的环境,“环境”一个字包括很多,大之可泛指宇宙,小之可包个人的种种信仰和知识。我们平常说人生的意义,意思总是说人生在宇宙里有什么意义;说人生的价值,也只是说人生在宇宙里有什么价值,或是对于宇宙有什么价值,绝不是悬空说那孤立的人生有何意义或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生观”就是我们估计人生在宇宙里占何地位,有何意义的种种见解。比如前人说“人为万物之灵”,“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与天地参”,“堂堂地在天地之间做一个人”,这都是把人和宇宙万物相比较,然后得来的人生观。我们在今日见解虽和古人不同,但无论怎样不厄,我们的人生观仍旧脱不了宇宙的限制;我们的人生观仍旧只是我们的宇宙观的一个方面,只是他的产儿。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人生的真意义和价值,必须作以下的分析,方才可以免掉模糊笼统的见解:
(1)人生在空间的位置。
康德、叔本华、弥儿——他们都是博大精深的学者,虽主张各有不同,然而我们不能不认他们的人生观也都是根据他们当日对于宇宙万物的经验和知识。简单一句话,稍有价值的内省和冥想,无一不是用经验和学问做底子的。不过这些人都是有很强的个性的;他们各人的神经组织和早年环境的影响(包括教育),使他们不自由地戴上一副有颜色的眼镜来解释各人的经验和知识。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便不同了。老子与孔子先后同时,而他们的人生观显然有区别。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原因,只不过我们今日不能深知老子、孔子的历史,所以好像神秘了。我们看到近代的思想家,如康德和弥儿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一生事实,所以不觉得他们思想的不同有什么可怪了。康德生长在一个德国虔诚派的宗教家庭里,受过神学和玄学的训练,一生没有离开他的本乡克尼虚堡。弥儿生长在一个自由思想的英国家庭里,父亲是一个开通的大学者,他早年就很受边沁的乐利主义的影响。后来康德的人生哲学注重行为的动机,注重他所谓“无条件的良心命令”,而弥儿的人生哲学注[重]行为的结果,注重他所谓“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种根本的不同,……(缺)
(3)人生在物质界的位置。
(4)人生在生物界的位置。
这些问题有了答案,我们方才有一个明了的人生观。
(二)科学的人生观 人生观所含的种种问题,有许多现在都是已经有了科学的答案的了。古人空谈人生,大都是闭户冥想,向壁虚造,所以有许多答案在今日看来已不值得一驳了。我们在今日研究人生,自然应该充分利用科学家已得的结果来做我们研究的资料,来解答人生在空间、时间、物界、生物界的位置的种种问题。科学家认为已经证实了的,我们应该尽量接收,作为我们人生观的已解答的部分。科学家还没有认为可以解决的,我们也只可悬为疑案,存而不论,切不可妄作聪明,下没有证据的武断。凡能这样充分容受科学的结果的人生观,我们就叫他做“科学的人生观”。凡关于科学不曾解决的人生问题,虽没有科学的结果可以引用,但我们若能随时随地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解决,也可以帮助得到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因为凡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来研究的,都可以叫做“科学的”。
所以我们说的“科学的人生观”有两层意思:这种天人感应论是无量数迷信的大本营;从这里出来的占星禳星之说,有日食地震的迷信,有求雨求雪求晴的迷信,有《廿四史》上的各种《五行志》、《天文志》所代表的一切迷信;直到今日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我们还不断地看见“天祸中国”、“天降丧乱”的鬼话!就是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偶然出门遇着风雨,也不知不觉地要骂天咒地,好像天地真和我作对!汉朝有个王充,痛恨这种天人感应的人生观。总想把他打倒;他也知道这种迷信是由于不明人生在空间的位置,所以他一面提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一面还要人知道人在天地间实在是眇乎其小的东西。他说,人生天地之间就好像裤裆里一个虱子,一个虱子跳来跳去不能变动裤裆里的空气,一个眇乎其小的人的行为,怎能感动那无穷无际的天地呢?
王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豪杰,但他用裤裆里的虮虱来比喻天地间的人,还是太恭维人们了。你们现在承认天文学的结果,知道我们所住的地球不过是太阳系里的一颗小星球,知道那太阳系的小宇宙已是一个绝大的空间,从海王星轨道的一头,放一炮弹,须五百年始能达到轨道的那一头。至于我们在星光的夜里所见的那个“大宇宙”,从一端到那一端,就是那每秒钟行十八万六千英里的光速,也须走五万年,方才走得到;假定孙行者一秒钟翻一个筋斗,行十万八千里,他也须翻二十五万年的筋斗,方才可以从大宇宙的这一头翻到那一头!在这一个无穷大的宇宙之中,我们这些平均高五尺八寸的倮虫——人们——还能老着脸皮,妄想感动天地吗?
不但天地的形体的知识可以使我们明了人生在空间的位置,最要紧的是天文学进步以后,我们明白了宇宙间各天体流行的法则,深切着明地懂得了天行皆有常度,无论月食日食,彗星的出没,皆可以正确推算。这种知识逐渐深入人心之后,逐渐变成人人的常识以后,一切迷信的天人感应的人生观自然消灭。那才是“科学的人生观”的第一步。
(6)人生与时间。
诸位看过吴稚晖先生的《上下古今谈》吗?他在那书的《自序》里有一段说:
忆戊戌变法之际,朝旨欲即寺观为学校,当时之舆论不相入。曾见一卖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论于市人曰:“寺观为从古所有,乌可议废者!”呜呼,“从古所有”,岂独寺观!攘臂怒目,为“从古所有”争者,岂独卖菜男子!故笃旧而诚一者,非必有所缘,坐解“从古所有”误耳。
这话说得又忠厚,又痛切。“从古所有”四个字,是正当的人生观的最大障碍。从一般人的眼里看来,什么都是“从古所有”的;缠小脚是从古所有的,皇帝是从古所有的,小老婆是从古所有的。其实小脚不过是一千年的东西,小老婆和皇帝也不过是几千年的东西。原来这个“古”字,最不容易说。我们一开口就是五千年古国,老先生们一开口就是古尧古舜:谈到了尧舜,似乎终够“古”了!一切守旧,一切顽固,一切妄自尊大,都从这个错误的“古”字见解出来。我们要知道,在现今科学家的眼里看来,古人真不曾懂得什么叫做古,现在绝大多数的人也不曾懂得什么叫做古。因为不懂得古,所以也不懂得今。
我们现在要充分采纳科学家对于时间的研究的结果,方才能了解人生在时间的位置。据地质学家的推算,我们这个太阳系从星气时代到今日,可算是二千兆(20万万)年;从太阳脱出了地球,到今也差不多有十万万年了。这十万万年之中,经过了六万万年地球方变为火球;又经过三万万年,方变成浆球;又经过一万万年,地球方变为现在的硬球。这一万万年之中,前半的五千万年是地球结成里面的硬壳的时期,后半的五千万年是地球硬壳上,逐渐结成各层岩石的时期。在这五千万年的初期,地球上只有一些海草和软虫,没有别的生物。以后生物逐渐加多,直到一百万年前,才有我们的老祖宗“猴人”出现;到了三十万年前,方才有一种“野人”出现,渐渐的能造石器了。从十万年前到两万年前,我们的老祖宗还不曾脱离那石器和新石器的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后,方才渐渐有文化可说。人类的历史虽有那 么长久,但那时文字记载的历史却至多不过五千年;那五千年之中,可认为“信史”的,只不过两千五百年;至于我们所谓“科学的文明”只不过是三百年的事。我们现在且不提那太阳系的二十万万年,也不提那地球的十万万年。我们可把地球始有生物以来那五千万年的时间画作一个时辰钟,每一点钟代表四百多万年。每一分钟代表七万年。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只钟上敲过十一点五十五分,地球上方才有稍微像个人样的“野人”出现。这只钟走到了十一点五十九分五十六秒,方才有历史可纪。所以我们平时开口自夸的“五千年历史”,在那只大钟上只占了四秒的时间;至于近世的科学文明,还够不上半秒钟呢!
明白了这一层道理,方才可以打破我们平常的“古”的观念,方才可以打破“从古所有”的神话。因为在这个无穷长的时间上,“古所无有”的东西多着呢!知道了“古所无有”的东西多至无穷数之多,我们就不会用“从古所有”的话来自欺欺人了。
(本文作于1923年8月22日,此系残稿。录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9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
格致与科学
科学初到中国的时候,没有相当的译名,当时的学者就译做“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缩写。《大学》里有一句“致知在格物”,但没有说明“格物”是什么或是怎样做。到了宋朝,一班哲学家都下过“格物”的解说,后来竟有六七十家的不同的界说。其中最有势力的一个解说是程子(程颐)、朱子(朱熹)合作的。他们说,“格就是到”,格物就是到物上去穷究物的理。朱子说得最清楚: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明莫不有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即(就)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致知。这确是科学的目标,所以当时译科学为“格致”是不错的。
有人问程子,格物的“物”有多大的范围,程子答道: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都是物。他又说:一草一木都应该研究。就是近代科学的研究范围也不过如此。
程子、朱子说的格物方法,也很可注意。他们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只要积累多了,自然有豁然贯通的日子。
程子、朱子确是有了科学的目标、范围、方法。何以他们不能建立中国的科学时代呢?
他们失败的大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程子的大哥程颢就曾说过“玩物丧志”的话。他们说要“即物穷理”,其实他们都是长袍大袖的士大夫,从不肯去亲近实物。他们至多能做一点表面的观察和思考,不肯用全部精力去研究自然界的实物。
久而久之,他们也觉得“物”的范围太广泛了,没有法子应付。所以程子首先把“物”的范围缩小到三项:(一)读书穷理,(二)尚论古人,(三)应事接物。后来程朱一派都依着这三项的小范围,把那“凡天下之物”的大范围完全丢了。范围越缩越小,后来竟从“读书穷理”更缩到“居敬穷理”,“静坐穷理”,离科学的境界更远了。
明朝有个理学家王阳明(王守仁),他曾讥笑程子、朱子的格物方法。他说:“即物穷理是走不通的路。我们曾实地试验过来。有一天,一位姓钱的朋友想实行格物,我叫他去格庭前的竹子。钱先生坐在竹子边,格了三天三夜,格不出道理来。我就自己去试试,一连格了七天,也格不出道理 来。我们只好叹口气,说,圣贤是做不成的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格物!”
王阳明这段话最可以表示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研究自然的风气,从来没有实验科学的方法,所以虽然有“格物致知”的理想,终不能实行“即物穷理”,终不能建立科学。
十七世纪以后的“朴学”(又叫做“汉学”),用精密的方法去研究训诂音韵,去校勘古书。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是科学的,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科学的。但他们的范围还跳不出“读书穷理”的小范围,还没有做到那“即物穷理”的科学大范围。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科学遗产只有两件:一是程子、朱子提出的“即物穷理”的科学目标,一是三百年来朴学家实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努力,要把这两项遗产打成一片:要用那朴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方法来实行理学家“即物穷理”的理想。
一九三三,十二,十九
(本文作于1933年12月19日,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9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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