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掌大权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荒唐而短命的汉哀帝驾崩。哀帝无子，收拾残局的重任又落到了年迈但仍然健康的元后王政君身上。大司马董贤对办理丧事事宜一无所知，于是元后命王莽协助董贤办理哀帝丧礼，同时，又将兵符、百官奏事及中黄门、期门等卫兵的统帅权交给王莽，实际就是把汉皇朝的军国大权都委托给了王莽。正所谓：“其提携刘氏之天下授之王氏，在指顾之间耳。”
王莽重掌朝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逼死董贤。王莽以元后的名义劾奏董贤，罢去董贤的大司马之职。董贤知道王莽不会放过自己，罢黜当日就与妻子一起自杀了。罢免董贤后，王莽任大司马，领尚书事，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辅政大臣。
王莽做的第二件大事，是立新帝。因哀帝无嗣，元帝的直系重孙辈只有中山孝王的儿子刘衎。元寿二年的七月，刘衎即位，他就是汉平帝，时年9岁。因其年幼，元后临朝称制，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职务专擅了一切。
王莽做的第三件大事，是清除异己。王莽以牵强的罪名迫令成帝皇后赵飞燕和哀帝傅皇后自杀，并把傅、丁两家外戚及其亲族一律赶出京师，去除了一批可能对王莽专权构成障碍的人；同时，王莽还任名儒、孔子嫡孙孔光的女婿甄丰为侍中奉车部尉，作为自己的得力爪牙。凡朝中大臣不为王莽所用者，皆被捏造罪名，“傅致其罪”，或杀或罢，悉加扫除；王莽的叔父王立、王仁这时只是闲住于京师，王莽也感到他们可能构成自己专权的障碍，就凭空给他们加上一连串罪名，挟持元后下令让他们离开京师回到自己的封地。
哀帝死后，王莽短期之内就做了以上数件大事，从而为他将来代汉打下基础。
第二次登台秉政的王莽，其气势和威严远远超过第一次任大司马时的境况。此时，对王莽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王莽自己也有些飘飘然了，他认为自己应该有一个与现在的权力相当的名分。于是，他利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附会《尚书》记载的越裳氏向周天子献白雉的古例，指示益州官员向朝廷进献白雉、黑雉，以便据此加以发挥，谋取新的名号。
王莽的党徒此时都纷纷向元后上书，一致称颂王莽的功德，请求像周成王封周公那样封王莽为“安汉公”。王莽对此却几次谦让，直到封赏了孔光等人后，王莽才接受了元后对他进行的西汉历史上空前隆重的封赏：
“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功德为忠臣宗，化流海内，远人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复其后嗣，畴其爵邑，封功如萧相国。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
这次的封赏，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使王莽高升了一步，成为两汉历史上享此殊荣的第一人。王莽一人当汉朝之大任，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王莽得到“安汉公”的封号后，更加不厌其烦地用歌功颂德的办法来讨元后的欢心。他一方面以关心元后的健康为名，悄悄地承袭了元后的权力。王莽首先指使其爪牙上疏元后，说太后至尊，不易操劳过度，元后于是下了一道诏旨，王莽就此把朝廷的选官用人的大权拿到了自己手里。此后，王莽利用这一权力，在中央和地方进一步网罗爪牙，结党营私，一个以王氏外戚为当权核心的局面最终形成了。另一方面，王莽还想方设法为元后博取“爱民”和“节俭”的美名。他先让元后下一个“衣缯衣，颇损膳，以视天下”的诏令；之后，再率群臣向元后上疏，说太后尊贵，要元后保持太后的衣饰和膳食制度。王莽导演的这幕丑剧，取得了一箭双雕的效果：元后“勤俭爱民”的美名倾动朝野，讨元后欢心的目的达到了；王莽“忠孝”的美名再次倾动朝野，他自己沽名钓誉的目的也达到了。
王莽入仕二十多年来，不择手段地猎取美名，换取权力，以便在朝野形成天下非莽莫属的局面。他的一切作为都围绕着篡汉自立这一轴心进行。
（二）嫁女固权
王莽是在王氏外戚专擅朝政的氛围中发迹的，他自然最清楚其家族以及自己的权力与姑母元后的关系。而在哀帝当政时期他从大司马位子上被赶下台的事，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外戚的重要。因此，对于汉平帝选皇后一事，他必须全力干预。
王莽想到了一条长久之计，他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帝当皇后，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平帝12岁了，考论“五经”，12岁正是娶亲的年龄。王莽上书元后，要求候选皇后的女子必须是圣帝、名王、周公、孔子、列侯的后代，这种家庭有限，而且还必须是在长安居住的，是正妻生的适龄女子。这样，可选择的范围就更小了。
实际上，王莽就是按自己女儿的情况提出这些标准的。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很多上报的候选女子是王氏家族的，也都符合要求。
王莽看到许多王氏宗族的女子列名其中，很怕她们与自己的女儿竞争，于是就假意上书元后，说王氏女儿“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元后没有领会王莽的真实意思，就下了一道“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的诏令。当然，王莽的女儿也在排斥之列。
王莽不便明言反对，只得唆使其党徒向元后上书，要求选自己的女儿为皇后。于是所有的人都跑到元后面前，要求以安汉公之女为天下母。这些人之所以把国脉民命系于一个14岁的女孩身上，是因为在这个女孩的背后站着的是掌握了汉朝最高权力的王莽。
当王莽党徒制造的上书雪片般地飞到元后面前时，元后总算明白了王莽的心思。血自然浓于水，她也完全同意选自己娘家的女儿为皇后。
王莽的女儿做平帝皇后已是铁定的事了。这时有许多人为了讨好王莽，开始上书元后，要给王莽加封赏。正当王莽一心等待加赏的时候，发生了使他心惊肉跳的吕宽一案，封赏之事只能搁置了。
平帝即位时只有9岁，但王莽不允许平帝的外戚进京。王莽的长子王宇认为王莽如此对待平帝及其外戚不妥，惧怕一旦平帝长大亲政后会怨恨王莽，危及王氏宗族的安全。于是就派吕宽把鲜血洒在王莽宅第的大门上，以此来恐吓王莽。谁料吕宽办事不利，被守门人发现。王莽知道后十分生气，他再一次“大义灭亲”，把王宇送入监狱，逼他饮药而死；念在王宇妻子有孕在身，先将她关进监狱，待孩子出生再处死；王莽还诛杀了与本案有直接联系的平帝母亲卫后家族，而且把中央到地方的异己都指为吕宽党羽，逮捕治罪。受此案牵连被处死者达数百人，全国为之震惊。
一直以来，王莽虽然生活在自己制造的血雨腥风中，把一批一批的异己送上了断头台，但是，他一刻也没忘记陈崇等人在上书中提出的封赏自己的建议。
元始四年（公元4年）四月，王莽的女儿正式册立为皇后，与此同时，各地官吏和百姓八千多人上书朝廷，要求给王莽以“上公”的封赏。王莽一再辞谢后，向元后要了一颗“宰衡太傅大司马印”。一颗印章虽然只是形式，却是王莽前进道路上的新标志，也是他行使宰衡权力的一个凭据。宰衡这个官职是王莽及其党徒创造的，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官职。宰是主宰，衡是公正，王莽取此官名并任之，就是宣布自己已成为大汉皇朝的主宰，由此也暴露了他欲取而代之的野心。
由于王莽的声名已经远播朝野，他争取“官心”和“民心”的举措招招奏效，他的党徒们再次纷纷上书，为王莽歌功颂德。元始五年（公元5年），元后亲临未央宫，为王莽举行了加九锡的大典。封赏的策文是根据《六艺》《周官》《礼记》等典籍的记载损益而成。这次封赏后，王莽从服饰、冠冕、甲胄、弓矢，到礼器、门卫、属员、车骑、府第等，都一一更新换代。至此，就王莽的气派、排场、威仪和权力来说，只需改个称谓，他就是名副其实的皇帝了。
（三）杀帝摄权
随着汉平帝一天天的长大，王莽发现这个将届成年的小皇帝因为外戚被诛灭而对自己怀有怨心，更具威胁的是，不出四五年，平帝就要亲政，王莽的当权梦就做不成了。为了消除这个隐患，王莽策划了一条毒计。
元始五年十二月腊日，王莽借该日向皇帝供奉椒酒之机，在酒中下了慢性毒药，平帝饮用后，感到不适，卧床不起。
小皇帝病倒了，却意外地给王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政治表演机会。王莽想到了《尚书·金縢》中所载的周公为成王祷告的故事。现在王莽要模仿周公，为平帝去祈祷。他冥思苦想，写了一篇祷文，然后跑到“泰畴”去祷告神灵，献上贵重的玉器，发誓以己身代平帝去死，祷告完毕，也把祷文藏在金匣子里，置于神殿之前，并且再三命令随行的官臣不要声张。整个过程与古书记载的情节一模一样。
但模仿毕竟是模仿。没过多久，14岁的汉平帝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王莽不仅除去了眼中钉，而且还借此又把自己的形象抬高了一层，大大地捞了一笔政治资本。
平帝死后，元帝的后嗣断绝了，元帝的父亲宣帝倒是有许多曾孙。但是王莽考虑到，14岁的小皇帝都敢对他发脾气，如果立一个成年人做皇帝，他就失去了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力，他苦心建立起来的政治势力就会垮掉。于是，王莽借口这些曾孙辈的人与平帝是兄弟辈，不好做继承人，就从玄孙辈中选了最年幼的广戚侯子婴做继承人。这个子婴只有两岁，王莽却说子婴命相最吉。
两岁的孩子做皇帝，自然做不出任何决策，而王莽官为宰衡，权倾朝野，当然都是他说了算。实际上，王莽已经掌握了皇帝的权力，只是没有做名义上的“皇帝”。
王莽是想做皇帝的，但皇帝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的，那是要有“天命”的，这是西汉时代的社会意识。以前，王莽想达到什么目的，就可以让党徒为他上书。官居极品以后，他不好再让黎民百姓和文武百官拥护自己篡汉当皇帝。但是，善于揣摩的官员投其所好，及时制造了“天命”。
平帝葬礼后不久，前辉光（王莽于公元4年改京师为前辉光与后承烈）谢嚣上奏，说他的下属武功（今陕西周至西）长孟通在浚井时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有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字。
元后对于这一消息持否定态度，她坚决维护汉朝纲纪，认为这种符命是“诬罔天下，不可施行”；而拥护王莽的一派则认为汉朝已经不行了，应该换掉。王莽正想篡汉，得此符命，正中下怀。结果，元后被逼无奈，只好下诏同意王莽“居摄”。群臣从《尚书》和《周礼》中找到周公居摄的规矩，然后提出了王莽居摄的形式。主要内容有王莽穿天子的服饰，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马出入都要像天子的制度；祭天、祭祖、祭神的时候，赞词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自称“予”，决定朝廷的一切事物。这些规定跟“真皇帝”已经没有多大区别。
居摄元年（公元6年）正月，王莽完全以皇帝的礼仪到南郊躬祀上帝，又到东郊迎春，赴明堂行大射礼，亲养三老五更，然后返宫，场面十分热闹。三月，立子婴为太子，王莽从此做起了其在中国历史上首创的摄皇帝。摄皇帝实权在握，真皇子徒有虚名，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政治现象，因此，摄皇帝与真皇子是不能长期共存的。
（四）称帝篡权
王莽称“摄皇帝”，为正式篡夺皇位的前奏，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因此，王莽居摄才一个月，便有刘氏宗室安众侯刘崇起兵讨伐。刘崇认为王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率领百余人造反，喊出了反对王莽的第一声。但是此次起义毕竟势单力薄，攻宛城不下，很快就失败了，刘崇也死于乱军之中。此时对王莽的反抗还是个别的，大多数吏民百姓还不会立即参加到反抗王莽的行列中来，相反，一些与刘崇有牵连的人还主动向王莽输诚，以表示与乱军划清界限。
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起兵反对王莽，拉起的队伍达十多万人，郡国震动。这次真的把王莽吓坏了，整天抱着4岁的孺子婴到郊庙祈祷，并向各郡国承诺，自己会像周公那样，摄政只是暂时的，同时派遣各路兵马前去镇压。十二月，翟义军西进至圉县，被官军围住，经过一番激战，起义军彻底失败。
两次暴动的顺利平息，使王莽对自己的力量更加充满信心。正当王莽准备实施篡汉的最后一个步骤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而此时，这位曾经以大孝享誉朝野的王莽，却没有丝毫的悲哀。使他感到为难的是，究竟该为母亲举行什么形式的葬礼。如果王莽仍是一个摄皇帝，他的母亲就仅有一个与侯爵相当的功显君的封号。只有王莽做了真皇帝，他的母亲才有皇太后的名分。这件事情被经学大师刘歆解决了，他为王莽这个四不像的皇帝提出了一套四不像的服丧办法，即让王莽以皇帝对待诸侯王的礼仪为其母亲治丧。这表明，在孝与权发生冲突时，孝便成了牺牲品。王莽宁愿断绝血缘关系，也一定要抓住摄皇帝的名号和位子。
葬仪上的尴尬局面，使王莽的篡位势在必行。在王莽夺权的过程中，除了对付武力反抗，一般都不使用大规模的杀伐手段。因此，篡汉的最后一幕，王莽决定继续使用老办法，让符瑞来昭示天意，高奏胜利的凯歌。
居摄三年（公元8年）十一月，窥透王莽心思的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扈云、大保属臧鸿，分别奏上显示天意要求王莽做皇帝的符瑞。后来，又有太学生哀章献两签铜匮的事。
铜匮的符瑞使王莽十分高兴，坚定了他应天命做皇帝的决心。于是，王莽迫不及待地来到未央宫，在党徒的欢呼声中登上龙座，宣布了即天子位的诏书。诏书共一百八十三个字，首先讲王莽是黄帝、舜之后，是元后的亲属，是龙种；其次讲神授，皇天上帝和汉高祖都授权王莽，王莽不好违抗，只得接受；第三讲改制，首要的是改国号，“汉”换“新”。正朔十二月为正月，居摄年号刚改为初始，马上又改为始建国。这一诏书就是王莽篡汉的诏书。
接着，王莽就办了交接手续。封孺子婴为定安公，将平原郡的五个县作为定安国，在国中立汉祖宗之庙，世代祭祀。平帝的皇后，即王莽的女儿，被改称定安太后，居住在定陶馆。让孺子婴居住在一批门卫把守的府第，不许任何人跟他说话。孺子婴长大后，什么也不懂，连话都不会说。王莽还把王宇的女儿，自己的孙女嫁给这个饱受摧残的人。王莽又牺牲了一个亲孙女！
王莽对自己这边也要做安排。首先立妻子为皇后，立儿子王临为皇太子，封儿子王安为新嘉辟，王宇的六个儿子也被封为公。又按铜匮上所说的，让王舜、平晏、刘歆、哀章做四辅，地位最高；封甄邯、王寻、王邑为三公；封甄丰、王兴、孙建、王盛为四将。共十一公。另外还封了新官数百人。
王莽得了帝位，成了一朝开国之君，终遂心愿，只是传国玉玺还在太皇太后手中，于是王莽就派王舜向元后索要玉玺。元后怒骂王莽，但又别无他法，不得已取出玉玺，狠命摔在地上。经这么一摔，玉玺缺了一角，王莽就用金修补了。
王莽做了皇帝，建立了一个与汉皇朝异统的“新”皇朝。但元后是汉朝的太皇太后，佩戴的是汉朝的玺绶，这与新朝是很不协调的，于是王莽开始考虑如何去掉元后的旧号。后来张永献符命铜璧，文字称：“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这个尊号很有技巧，既不用改掉“太皇太后”，又体现了由汉改新的变化。
废掉元后，王莽也感到有愧于这位姑母，于是为之起庙。元后的最后几年是在失国的悲愤中度过的，她与自己的官属都保持着汉朝的生活习惯，以此表示对汉朝的纪念。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元后含着恋主的哀愁，带着失国的悲痛，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元旦，王莽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到此为止，王莽已经完全建成“新”的朝廷，他确确实实地当上了皇帝，篡汉成了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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