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

    周家华

    当时的情景真叫惨。我们赶去宜昌增援的时候，看到山谷中好多尸体，有中国人的，有日本鬼子的。那时候刚刚下了一场雨，一脚踩下去，地面上就留一个深坑，坑里很快就注满了雨水。雨水是红色的，血都把水染红了。

    我们还看到日军被烧毁的半截尸体，日军尸体还没有烧完，就逃走了，说明日军逃走得很匆忙。连长说，赶紧追，追得慢了，人家吃肉，咱连汤都喝不上了。我们追到半夜，和一股增援的日军发生了遭遇战，黑灯瞎火的，本来什么都看不清，可是双方打枪放炮，把天空都照红了，对面站个人，头发丝都能够看清楚，你就能想到炮火有多猛烈。天快亮了的时候，我们这边撑不住了，有人向后退，连长说：“后面有人监视，退回去的更要死。”没有人敢退。天亮后，我们这边来了增援部队，就把日军打退了。

    你问日军是什么番号？当时漫山遍野，没黑没明地打仗，谁能知道啊。反正仗一直在打，翻过一座山，是战场；再翻过一座山，还是战场。那尸体啊，多得没法数，人摞人。

    我们打了好多天，也不知道多少天，没人记日子，最少也有半个月。有一天，抬头一看，看到茫茫一片水，居然打到了长江边上，这才听说日本鬼子逃走了。

    熊胜华

    上战场前，我们先把灵牌写好。有人说，如果我死了，你以后逢年过节的，就给我烧张纸。事情过去了六七十年，但我总能想到当年的情景。

    石牌保卫战的时候，双方的军队在一个名叫王家大包的地方打过几仗，打得很激烈。我主要在这个地方打。我参加过几次敢死队，偷袭日军。我们偷袭都是选择在天快亮的时候，这时候最容易得手，一是日军警戒了一夜，困乏了；二是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最容易潜伏到日军的鼻子底下。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上去，一直摸到距离日军只有几米远的草丛里，然后用刺刀解决了日军的哨兵，他连哼一声都没有。

    我和日军面对面拼过刺刀，还是在潜伏途中，被日军发现了，一开始就是肉搏战。一个鬼子站在我后面，端着刺刀捅向我，我一扭腰，他刺了个空。我手臂一摆，手中的枪托就打在了他的脸上，打得他满脸都是血，他吓得哇哇怪叫，逃跑了。

    还有一次，也是在潜伏途中，我们见到几个落单的鬼子，打不打？打了就暴露目标，不打就便宜了这几个鬼子。我们头对头凑在一起商量，就决定用刺刀解决，我们跟在这几个鬼子后面，很快就送他们回老家了。

    冉宏图

    石牌这个地方很重要，群山连绵，江水激荡，地理位置险要，中国军队在这里拼死坚守，所以日军就占不到便宜。

    山峰和山峰之间距离很近，日军的飞机一俯冲下来，还来不及升起来，就会碰到对面的山头。所以，日军飞机只能从高空中投弹，而高空投弹又不够准确，对中国军队构成不了多大威胁。这一段的长江江面狭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所以，中国军队在江面上布雷，还在两边的悬崖上构筑防御工事，日军的军舰也很难通过。空军和海军都不行，怎么办呢？日军就想要派遣陆军占领石牌的这个大转弯，然后肃清长江两岸的中国军队，军舰就可以逆流而上，打到重庆。

    鄂西会战，说到底就是要守住石牌这个大转弯，石牌如果丢失了，形势就很危险。

    所以，这场战役就打得非常惨烈，非常惨烈。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打着赤脚赶往石牌，路上听到前方有一个营的中国军人全部阵亡，鬼子来势汹汹，我们不能硬碰硬，就决定诱敌深入，把鬼子诱到深山老林里再歼灭。我们不能距离鬼子太近了，也不能太远了。太近就会被咬死，太远就会带丢了。我们把鬼子一直引诱到了一个叫渔洋关的地方，这里埋伏着兄弟部队，最终将日军消灭了。

    冯雪秀

    那一天下午，村里的人说前面打仗打得很紧，缺少弹药，动员大家给山上送弹药，我就跟着村里的男人去了。我从小没缠足，所以能和男人一样干体力活。记得我们那几天送弹药的，有五六个女人。仗打到了那个份上，男人都不够用了，女人就要上战场。

    那炮声很大，一发炮弹打过去，耳朵边一直嗡嗡响，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响。村里就有人建议说，给炮兵送炮弹的时候，用棉花把耳朵塞住。可是这样也不行，因为你听不到炮弹飞来的声音，反而更危险。有一次，日军一发炮弹打过来，就在前面十多米的地方爆炸了，爆炸的气浪把我掀出了几米远，好在没有受伤。但是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同伴就被埋在了土坑里，我们紧挖慢挖，挖出来的时候，她已经闭气了。

    要给山上送炮弹，路非常难走，把人累得趴在地上直喘气，我看到旁边有人嘴里吐着白沫子，眼睛发直。我都以为他起不来了，没想到过会儿他喘过气，又扛着弹药向山上爬。

    那些年打仗，不停地打，太可怕了。和平年代多好啊！

    1700年后的夷陵之战

    1943年春天的阳光照耀在长江三峡的上空，日夜不息的江水默默地流向东方，空气中充满了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和躁动。

    一天午后，十几架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的上空，隆隆的机声震耳欲聋，浓密的树林在机翼下东倒西歪，树枝和树叶都在痛苦地挣扎着。石牌村的人四散奔逃，抬起头来，能够看到飞机上的膏药标志，以及日军飞行员戴着风镜的面孔。山顶上，中国军队的机枪响了，声音急促地连成一片。日军飞机丢下了几枚炸弹，村头的一个柴火垛着火了，浓烟滚滚，遮没了半个天空。一头耕牛沿着江边乱跑，一声爆炸响过，耕牛倒了下去。

    1943年，冯雪秀15岁。那天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上空时，她也跟着村人逃避，她躲避在了一条石缝里，看着日军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

    黄昏时分，冯雪秀才从石缝里钻出来，回到村子里。村子里哭声一片，中国军队的军人们帮着村人掩埋尸体。就在这天下午，日军飞机炸毁了学校，死了很多学生娃。

    时隔不久，村子里的人都搬到了山顶上，因为山顶上视线开阔，日军飞机一从地平线上露面，放哨的人就看到了。更重要的是，山顶上有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和这些穿着军装的自己人在一起，农民们放心。

    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山顶上还有人居住，那些躲避敌机的农民，在这里居住已逾三代。

    冯雪秀说，日军第一次轰炸是从前一年，也就是1942年的冬至开始的，此后，日军飞机轰炸不断，中国军队的还击炮声也连续不断。日军曾经乘着军舰登上岸来，中国军队又将他们赶下江去。一直到大半年后，日军从这里撤走，才再没有见到有膏药标志的日军飞机。

    冯雪秀老人不知道，她所见证的，就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石牌保卫战”的战役。

    这场保卫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即将被湮没在漫漫的历史烟尘中，就像那场战争中的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战斗一样。

    石牌是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的一座村庄，位于长江南岸，北岸是峭壁千仞。长江从重庆流入湖北宜昌，在石牌村外转了一个直角弯，石牌村就在这个直角的弯尖上。稍微懂得军事知识的人，一到石牌村，就知道它的地理位置是何等重要。

    石牌位于长江三峡东端，为长江三峡要塞炮台群的最前线，是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

    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日军占据了首都南京后，如果再占据陪都重庆，中国的抗战形势将发生逆转。

    守卫石牌村的，是18军11师师长胡琏。石牌保卫战，让胡琏登上了战争前台。

    1700年前，就是在这里，爆发了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蜀国的刘备举全国之力与吴国的孙权一决雌雄，却被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一举击败，史称“夷陵之战”。三国时期有三大决定性的战役，官渡之战让曹操一举平定北方，他的陆军独步天下；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孙权的水军无人能敌；夷陵之战让刘备此后一蹶不振，尽管踞险坚守，蜀国仍然是三国中最先遭到灭亡的。

    1700年后，还是在这里，中日双方聚齐精锐，在这里一决雌雄，史称“鄂西会战”。鄂西会战中最关键的就是石牌保卫战。

    胡琏会不会成为陆逊？

    和陆逊一样，胡琏也是书生出身。

    胡琏出生在陕西省华县的一座村庄，距离我的家乡不过百里。

    胡琏18岁离开陕西后，就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将星闪烁，是历届黄埔军校中所涌现的杰出人物最多的一届。红军中出自黄埔军校第四期的著名战将有林彪、刘志丹、段德昌等，国军中出自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有：胡琏、张灵甫、陈明仁、李弥、谢晋元等。

    1943年，注定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全面抗战已经打了六年，中国的精锐几乎要消耗殆尽。一位“二战”史专家分析说，到这一年，抗日将士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二，中国军队急需新兵进行补充。那时候，十二三岁的孩子也穿着肥大的军装上战场，他们的个子还没有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枪高。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18军是正面战场五大主力之一，另外四大主力是：整编74军、5军、新一军、新六军。18军即整编11师，整编11师是18军前期的名称。

    18军11师在石牌保卫战之前，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淞沪会战中的表现。在淞沪会战中，11师和兄弟部队，与强寇松井石根的第3师团在罗店鏖战一个月，致使日军遗尸两千具。日军将罗店称为“血肉磨坊”。第3师团是日军的甲种师团，日军师团中，排名越靠前的，战斗力越强。当然，大阪商贩们组成的第4师团除外，这个师团的军人上战场前先算经济账，据说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胜仗。

    此时，当18军11师死守石牌要塞时，另外的四大主力在干什么？王耀武和张灵甫所在的74军此刻在湖南石门阻击日军驰援鄂西。石牌保卫战，是鄂西会战的一部分，几个月后，74军的余程万部则要揭开震惊中外的常德会战的序幕；杜聿明的第5军经历了缅甸惨败，翻越了亘古无人的野人山，一路逶迤败退回国，死伤惨重，此战被杜聿明引为一生之耻辱；孙立人的新一军从缅甸撤入印度，厉兵秣马，立志报仇雪恨；廖耀湘的新六军，那时候还没有从新一军中派生出来。

    中国海军的悲壮抗战

    胡琏面对的，是实力超过他的海陆空立体作战的日军。

    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所以他们历来对海军建设尤为重视，日本的海军，和陆军一样强大。日本航空兵的军事实力，当时也位居世界前列，而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抗战一开始就消耗殆尽。

    中国军人，只能靠在水面上布雷和架起拦江铁索，来阻挡日本舰队的前进。

    冯长明是长江上的一个船夫，他和妻子开着一辆柴油机木船，依靠在长江上摆渡为生，他的爷爷当初就在长江上和中国军队一起布雷。

    冯长明小时候听爷爷说，从石牌村向下游，20公里的水域间布满了水雷。水雷是中国军队对付日军舰队的最有力的武器。那一年，长江两岸的很多老百姓都跟着中国军队一起布雷，因为布雷是个技术活，他们干不了，就给军队抬雷，划着舢板送饭。一个水雷少说也有五六十斤重，两个人抬着，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爬，也非常吃力。

    由于长江下游已经被日军占领，所以，布雷就危机重重。日军的快艇经常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进行巡逻，一见到可疑目标，就开枪放炮。而从武汉到宜昌的长江两岸，更是布满了日军的炮楼，白天有瞭望哨，夜晚有探照灯，要想在江面上布雷，谈何容易。

    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石牌村距离武汉的水路仅有数百公里。而武汉早在四年前的1939年，就已经失守。

    为了躲避日军，布雷队只能选择恶劣的天气行动，大风大雨，道路泥泞，夜黑如墨，鬼影憧憧，也只有在这时候，日军的巡逻才会减少，布雷队才会等来时机。每一颗水雷由四个人抬着，两人一组，冒着瓢泼大雨，踩着倾斜湿滑的山路，一步一挪地靠近日军控制的水域，遇到陡峭的山体无法攀缘，他们只能将水雷小心地放在水中，在后面推着浮游，而等到在朦胧的天色中看到山路，又将水雷抬上岸边。水面上，经常会突然驶来日军的巡逻艇，巡逻艇上的探照灯打开，几百米范围内的景物都看得一清二楚。

    布雷不能布在岸边，而必须布在水中央。长江三峡，举世闻名，悬崖峭壁，山势陡峭，而三峡最东边就在宜昌段，布雷也在宜昌段。那时候，经常有游击队埋伏在两岸密密实实的丛林和刀砍斧凿一样的山缝中，向过往的日军船只放冷枪打冷炮，所以，日军的船只担心受到游击队的袭扰，在武汉到宜昌段的江面上航行，都会沿着水中央航行。将水雷埋在岸边，徒劳无益。

    冯长明的爷爷一直有关节炎，关节炎的毛病陪伴了老人终生，这就是当初布雷时留下的病根。

    由于缺少船只，更由于日军防守严密，布雷队只能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沿着岸边走到合适的水域后，才将水雷放进江水中，人在后面边推边浮游。这样的危险性非常大，如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水雷与暗礁相撞，就会引起爆炸。还有，因为在水中不辨方向，无法查看水流，湍急的江水会将水雷和布雷者一起冲往下游，最后雷毁人亡。

    1943年的春天，异常寒冷，冯长明的爷爷跟着布雷队下水布雷，患下了终生未愈的关节炎。

    小学毕业的冯长明想不明白的是，那时候的日军舰船在长江上巡逻扫荡，日军飞机在天空中轰炸扫射，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哪里？

    中国的海军在抗战一开始，就逐舰打光；中国的空军也是在抗战一开始，就逐机打光。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和日本关系密切。19世纪四五十年代，当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时候，日本也遭受了同样的侵略，不同的是，当清政府在要不要改革中像个钟摆一样摇摆不定的时候，日本立即进行了军事和政治改革。当清政府穿着长袍马褂慢腾腾地考虑着以哪一种符合礼仪的姿态转身的时候，日本却已经抢先起跑了。

    日本和中国同时遭受了漂洋过海的舰队侵略，他们同时意识到了发展海军的重要性。在李鸿章的北洋海军时代，中国的海军舰队位列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而日本的海军舰队才呱呱坠地、蹒跚学步。然而，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痛心疾首，发誓此后不再登陆日本，即使他老先生从美国回来，要在日本换船的时候，也在两支船舷上搭块木板，靴子上不沾日本一粒土。

    甲午海战，中国战败，日本狮子大张口，中国被迫答应战争赔偿，国库因之告罄。日本拿着中国的赔款大力发展军事，觊觎中国地大物博。他们叫嚣：欲征服世界，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洲。日本口中的满洲，就是清政府的发祥地——东北。

    当日本人励精图治、厉兵秣马，准备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在干什么？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1911年，清王朝灭亡；1912年到1931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31年到1937年，东北被放弃，日本依托东北的优厚资源，军事力量倍增。

    在这40年里，日本举国一心，欲图中国，军事力量步步增强；中国四分五裂，各方军阀混战不止。

    就这样，一个巨人变成了侏儒，一个侏儒长成了巨人。

    所以，当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中日两国的差别已经呈几何等级。日军步步进逼，气焰嚣张；国民党军队步步设防，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先失华北，又失东南，最后退缩西南一隅。

    那时候，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又是什么样子？

    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日本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日本的钢铁年产量是中国的145倍，石油年产量是中国的128倍。日本这一年生产飞机1580架，生产大口径火炮748门，生产坦克330辆，生产汽车三万辆，生产舰艇吨位达52422吨，而中国，却没有生产能力。

    1937年，中国海军舰艇的总吨位，还不及日本海军的4%。当日军已经有了多艘航空母舰的时候，而中国最好、最大的舰艇都在超期服役，最陈旧的舰艇还是甲午海战中侥幸逃生的破烂货。而且，中国最好、最大的四艘舰艇，总吨位还不及日本一艘普通的巡洋舰。想要购买，没钱。当时的很多抗战士兵，上战场的时候，每人配不上一杆最简陋的汉阳造。我们这样贫穷的国家，又哪里有钱去购置舰艇。

    想想看，如果用这样原始简陋的舰艇与拥有航空母舰的日本作战，那无异于飞蛾扑火。

    所以，当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大使馆武官就敢威胁海军上将陈绍宽说，如果你们不参战，日舰不会主动攻击；如果你们参战，就将你们全部击沉。

    中国海军参战了。

    然而，用这样的一支舰队与强悍的日军舰队激战，那是以卵击石。

    中国海军采用了最悲壮的自杀式战斗：沉船。

    卢沟桥事变后，淞沪会战前，骄横无比的日本海军有70多艘军舰和7000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员，游弋在长江航线，向中国军民示威，他们沿着长江上溯，一直到达武汉、宜昌和重庆。中国海军落后的军舰无法与精良的日本海军抗衡，但是，中国海军做出了自杀式攻击：沉船。

    长江流归大海，必经江阴，江阴江面狭窄，易守难攻，史称江阴要塞。江阴以下，江面宽阔，再无险可守。所以，江阴又有“江河门户”“镇航要塞”之称，自古为军事要地。远在春秋时期，吴国就在江阴江岸修筑烽火台；南宋时，韩世忠、辛弃疾等名将曾在此地驻防御敌。明清两代，这里一直是江防要塞，重兵把守。现在，中国军队就要在这里阻击日军。

    中国海军的想法是，将自己的舰艇在江阴凿沉，封锁江阴江面，然后在江岸两边要塞上布置重炮，等到日军军舰从长江中上游游弋回来，来到江阴，无法前进，两岸重炮齐发，将日舰全部击沉。这种战法叫作“关门打狗”。

    “关门打狗”战法很精妙，可惜，最后功败垂成。

    败在内奸。

    “关门打狗”当时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机密，就连各战区司令长官比如李宗仁、薛岳他们也不知道，只有蒋介石、陈绍宽等有限的几个人知道，可是最后还是泄密了，泄密者是一个小卒。

    这个小卒就是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

    “关门打狗”的机密会议讨论时，有两个人担任会议记录，一个是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另一个是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而黄浚当时已经被日本著名女间谍南造云子发展为内奸，南造云子是抗战初期与川岛芳子齐名的美色女间谍。日军为了侵略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不但有军人，还有间谍，不但有土肥原贤二这样的男间谍，还有南造云子这样的女间谍。这些间谍都非常卖力。当土肥原贤二拿到山西地图时，他手中的地图居然比阎锡山的军用地图还详细；当蒋介石和陈绍宽准备“关门打狗”时，南造云子已经将这个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报告给了日本军方。

    南造云子和黄浚是在一个名叫汤山温泉招待所的色情场所相识相知的。黄浚是一个好色之徒，美色当前，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忠义气节早就丢在脑后。

    淞沪会战8月13日打响，蒋介石算准了游弋在长江的日本军舰会在淞沪会战打响时回援，就提前一天，在12日下令沉船封锁江面。

    于是，八艘舰艇相继凿沉，沉入江底，用来阻挡日本的舰艇。陈绍宽担心这些舰艇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向船舶公司购买了20艘大船，并将其全部凿沉。可是，船舶全部沉入江底后，他们才得知，日本舰艇已于前一天夜晚悄然驶入大海。

    这是当时一起震惊全国的泄密案，蒋介石严令调查，黄浚被查出。南京保卫战前夕，黄浚被枪决。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多艘航空母舰停泊在上海附近海面，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开始轰炸江阴要塞，于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惨烈的海空大战在江阴爆发了。

    一方是拥有航空母舰的先进舰队，一方是服役超期的破烂船只；一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集团机群，一方是少得可怜的飞机，还没有作战经验。

    结果不需预测。

    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役，中国参战海军官兵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以简陋的武器和有限的陈旧船只，与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的日本海军决一死战。

    当时，日本方面参战的是第二、第三舰队，驻扎在青岛的第四舰队，等待观望；而在日本国内，还有更多的舰队整装待发。中国方面，则集聚了所有海军，破釜沉舟，以死相拼。

    然而，现代战争拼的是实力，不是意志。中国海军注定了将会是异常悲壮的结局。

    江阴保卫战开始后的一周里，日军只派遣了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进行轰炸，中国一艘炮艇被炸沉，日本两架飞机被击落。

    陈绍宽预感到日本将会进行血腥报复，而中国的舰艇远远不能与日本抗衡，就来到江阴前线看望这些决战在第一线的官兵，他刚刚介绍完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各舰舰长就齐声表示，誓与舰艇共存亡，决不后退半步。

    他们已退无可退，背后就是南京，而江阴，是南京唯一的水上屏障。江阴丢失，南京危矣。

    这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中日两国的军队都汇集上海一带，史称“淞沪会战”。在崇山峻岭中，在阡陌稻田中，在丘陵浅滩中，一支支衣着破烂的军队饥肠辘辘地奔跑着赶往淞沪前线，川军从四川赶来了，滇军从云南赶来了，湘军从湖南赶来了……而在长江水域，中国几乎所有的战船和民船也赶往江阴，甚至还有吱呀摇橹的运载粮食的舢板……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就是以这样原始的装备，与强大的侵略者抗争。甚至当淞沪会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军队穿着草鞋或者赤脚的川军和滇军还在亟亟赶往上海的路上。当日本能够把他们的每一个士兵用军舰运往中国沿海的每一个港口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却只能依靠双脚来奔赴炮火连天的战场。

    后来，日军舰艇开赴江阴，战争进一步升级。

    江阴保卫战持续了一个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击落了日军20架飞机，而日本击沉了中国几十艘舰艇，中国海军精华尽失。

    此后，中国海军退出了海战。

    然而，中国海军并没有退出这场战争，他们沿着长江水域布雷，阻挡日军进攻。

    他们中的很多人，永远地沉入了江底。

    抗战开始，日本有多少架飞机？可能现在无法统计，但是仅仅在1944年，日本就生产了24000架飞机。

    当时中国的飞机，还不足1000架。

    中国海军的舰艇吨位是日本的4%，而飞机数量同样少得可怜。

    日军战略部署

    淞沪抗战后的第六年，石牌保卫战开始了。

    石牌保卫战是中国陆军与日本陆海空军作战。

    这六年里，中日之间无日不战，仅仅数十万人以上参加的大会战就有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浙赣会战……中国军队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将军多达百位，牺牲的战士数百万人。如今，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将军的名字，而那些士兵呢？在敌后战场，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队也同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连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也血溅疆场，无数的子弟兵挥舞着大刀长矛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厮杀，倒下去了，成为无名英雄。

    从古到今，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像这样惨烈，像这样悲壮，像这样万众一心，像这样让人悲愤填膺，让人欲哭无泪。

    石牌保卫战开始前，中国军队在不断地布雷，日军在不断地扫雷。这种情景很像多年后的一部妇孺皆知的电影《地雷战》，不同的是，电影演的是地雷，长江水域布的是水雷。

    1943年3月的一天夜晚，几名布雷队员被日军巡逻艇发现，日军俘获了他们。

    中国军队准备营救。

    布雷队员被关在哪里，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营救，关押地点是什么地形，中国军队一无所知。

    于是，11师的谍报队队长陈光林前去刺探情报。

    范一贵是一名小生意人，他经常坐着柴油机船来往于宜昌市夷陵区的长江两岸。陈光林是范一贵的外公。

    陈光林家在距离石牌村20公里的金狮洞，他参军的时候只有20岁，因为出生在本地，对长江三峡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非常熟悉，所以，就自告奋勇前去下游刺探情报。

    想来陈光林以前荣立了很多战功，要不然也不会在强将如云的11师担任谍报队队长。陈光林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能全身而退，而这次，却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我们再也不知道陈光林当时是怎么被日军识破身份的，只知道陈光林牺牲的时候非常悲惨。日军将他绑在树上，严刑拷打，要他供出11师的情报，他大骂日军。后来，日军把周围几个村庄的农民全部集中在一起说，这就是和皇军作对的下场。残暴的日军用刺刀刺向陈光林，每刺一刀，就有鲜血顺着身体流下来。陈光林依然在大骂日军。因为太过残忍，围观的人都不敢观看，有的妇女发出了哭声。日军强行要求每个人都抬起头来，观看这场杀人表演。最后，陈光林遍体刀伤，血尽而亡。

    陈光林的死亡地点是黄柏阿，读音是这样，具体地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这一天是1943年3月18日。

    也就在这一天里，日军后方的江苏北部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这件往事现在也很少有人知晓。

    这是发生在新四军与日军之间的一场血战。

    那时候的中国军队很贫穷。

    而八路军和新四军更贫穷，他们手中的很多步枪，连四发子弹也没有。

    那时候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很多士兵都患上了夜盲症，这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可是，因为武器低劣，我们的军队又不得不选择夜袭，用冷兵器与日军厮杀，所以，尽管很多人患有夜盲症，还是要趁着漆黑的夜晚，冲进敌营，与敌决一死战。

    很多士兵都来自农民，没有文化，他们连左右都不分，更别说瞄准射击，列队冲锋了。所以，每逢打仗的时候，下级军官就身先士卒，阵亡率特别大。每次上阵前，军官都要指定继承人，在自己死后，带着剩下的弟兄继续冲锋杀敌。再反观我们的对手，他们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准备了好多年，蓄意侵略，武器精良，他们的战术素养素质远远超过我们的军人。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认为牺牲前能够杀一个日本人，就赚了。

    因为没有枪弹，将士们就苦练冷兵器。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他们的拿手好戏，这就是拼刺刀。可以这么说，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拼刺刀的好手，在平型关战役中，两个鬼子端着刺刀背靠背，七八个八路军也难以近身，而这个时候，两个鬼子背靠背，一个老八路军就能将他们刺个透心凉。为什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增强了。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单兵作战能力，来源于平时的刻苦训练。

    经历了长征和多年抗战的老八路军，个个都是宝贝，百炼成钢。而日本因为多线作战，既在中国战场和中国人作战，还在太平洋战场上和美国人作战，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与英国人作战，兵员严重不足，战斗力急剧下降。可以这样说，先期老鬼子的战斗力，是后期小鬼子的好几倍。

    这时候，虽然鬼子的单兵作战能力降低了，但是鬼子的武器先进了，所以，中国军人和日军作战，仍然很困难。

    鬼子擅长拼刺刀，八路军也喜欢拼刺刀。为什么？鬼子拼刺刀是因为武士道的熏染，八路军拼刺刀是因为缺少弹药。

    在那些黑白老电影中，八路军一包围了鬼子，打上几枪，就吹响冲锋号，战士们纷纷上刺刀，跃出战壕，将鬼子团团围住拼刺刀。当过八路军的外公说，这不是艺术加工，这是实际情况。

    都说鬼子拼刺刀厉害，可是后期的八路军比他们更厉害。因为没有弹药，八路军训练的时候不能实弹演习，只能空枪瞄准，八路军的枪法可能不如鬼子，因为鬼子有大量的子弹可供练习，但是八路军的拼刺刀技术绝不含糊。

    老电影中的八路军长官冲锋的时候，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拿着一把大刀，这也不是艺术加工，这也是实际情况。八路军中的军官，甚至师长、团长，个个都是使大刀的好手，后来成为解放军中将的王近山，外号王疯子，一到战场上，就抡起大刀冲上去，据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就是以王疯子为原型。少林和尚许世友当了军长后，一到战事紧急，还会抡起大刀片带着敢死队上去，气得徐向前威吓说，再遇到许和尚丢下部队只顾自己冲锋，就枪毙了他。正面战场上的一些师长、团长也不含糊。赵登禹在29军132师做师长时，刀法在全军数一数二，死在他刀下的鬼子估计没有上百也有几十。他在战场上抡起大刀片，十几个手持三八大盖的鬼子也不敢近身。而且，29军的官兵刀术都异常精湛，一格一挡，刀锋就奔向了鬼子的脖子，所以，日军只要与29军作战，必定戴上铁围脖，保护脖子。李弥在远征军第8军做副军长时，攻击松山受挫，他手持冲锋枪，身背大刀片，带着几百名敢死队员趁着夜色摸上去了，天亮后，李弥摇摇晃晃地走下松山，全身浴血，体无完肤，只有眼睛是白色的。

    那时候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就是要求战士们多多训练劈杀，掌握高超的劈杀技术。彭德怀，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前线的实际指挥者，总司令朱德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就回了延安。

    八路军武器不如日军，八路军拼杀胜过鬼子，八路军的头脑更远远超过鬼子。

    八路军在与鬼子拼刺刀的时候，不会退下子弹，而鬼子则会退下子弹，握着空枪与八路军拼杀。八路军能拼杀过，则不会浪费子弹；如果处于不利，就会开枪。日军为什么会退下子弹，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日军受武士道精神鼓舞，头脑僵化，要拼杀则不开枪；有人说日本的三八大盖设计有缺陷，拼刺中枪容易走火，会伤了自己人。

    不管怎么说，日军拼刺刀的时候，先退下子弹是不争的事实。

    那时候的欧洲战场上，同为邪恶轴心的德国使用装甲部队作战，而日本还在运用冷兵器和武士道作战。日军遇到了积弱积贫的中国，才这样飞扬跋扈，而在比他武器先进得多的苏联面前，则败得像个龟孙子。

    当初，在东北沦陷时，日本自以为他们无敌天下，准备向西侵占苏联，向南吞并中国，然而，诺门坎一战，让日军认识到了北极熊的厉害，此后，不敢西顾，转而专心南侵。

    日本的武器比中国精良得多，但比苏联落后得多。

    更落后的是日本的战略战术。

    八路军的骑兵和日本的骑兵曾有一场恶战，结果，以骑术和武器更为精湛的日本骑兵全军覆没而告终。

    八路军的骑兵是129师的骑兵。那时候的骑兵非常珍贵，平时担任的是通信、警戒和侦察任务，刘伯承元帅舍不得拿他的骑兵部队去冒险。但是这一次却例外。

    129师的骑兵部队在执行任务途中，与日军的骑兵部队遭遇了。无论是人数、马匹和武器，日军都占优势。八路军骑兵部队的指挥官让几挺机枪埋伏在马队的后面，一到日军骑兵冲到跟前，就玩命地打。

    八路军的骑兵做出一副决战的姿态，诱惑日军骑兵冲锋。日军骑兵按照骑兵操典的章程，列队举刀，然后扑了过来。八路军的骑兵向两边闪开空当，机关枪响了，日军骑兵丢盔撂甲。

    这支八路军骑兵部队的指挥叫曾玉良，后来，他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日本鬼子没有读懂《孙子兵法》，鬼子不知道什么叫兵不厌诈。

    八路军、新四军与鬼子作战，从来不做折本生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以，八路军、新四军的伤亡人数总是少于日军，即使在处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比如这次。

    这场战斗叫作“刘老庄战斗”，这场战斗就发生在鄂西会战期间。

    抗战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很少打阻击战，因为依靠他们简陋的武器，是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阻击的，而且阻击战也就是消耗战，几个人一支破枪的八路军消耗不起。所以，八路军、新四军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然而，刘老庄战斗，新四军却不得不打起阻击战。

    阻击战一方是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4连82名战士，一方是武装到牙齿的3000名日伪军步兵、骑兵和炮兵。

    3000名日伪军从淮阴城倾巢而出，他们是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的。那时候的新四军代军长是陈毅，新四军还没有发展壮大，它和此时正在印度休整的新一军是同等编制，后来，新四军发展成了第三野战军。

    82名新四军战士经过泗阳时，与3000名日伪军不期而遇。怎么办？打！日伪军只要出城，就一定有目的。用《亮剑》中新一团团长丁伟的话来说：“他要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抗战后期的中国军队，只要见到日军，就二话不说，迎头痛击，揍他娘的！

    82名战士与3000名日伪军接上了火，沿着刘老庄外的一条壕沟边打边撤。壕沟一般四通八达，岔路很多，出口很多，只要进入壕沟里，一般都能摆脱敌人。可是，这条壕沟居然是条死沟，没有出口。

    于是，新四军战士抱定必死的决心，与冲上来的鬼子展开血战，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和大刀砍杀。到了夜晚，82名勇士全部牺牲，而占尽绝对优势的日伪军也死亡170多名。

    那时候的中国士兵，个个都是好汉。

    战争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每一场小的战斗都有后面的大背景。

    刘老庄战斗的背景是日军的扫荡，日军的扫荡是为了肃清自己后方的抗战势力，以便把更多的兵力调往前方。1943年的日军，多线开战，每条战线上都需要兵员补充。

    石牌保卫战的背景是鄂西会战，鄂西会战的目的是阻止日军从水路进入战时陪都重庆。

    从湖北进入重庆，一定要经过宜昌，从宜昌进入重庆，只有一条水路，这就是长江水路，就是经过石牌村的长江水路。

    难道就没有陆路吗？

    有，陆路是一条在千沟万壑间盘旋蜿蜒的羊肠小道，这条小路只能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攀缘行走，它的名字叫作川盐古道。

    川盐古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需一挺机枪，就能阻挡日本百万大军。

    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所以，日军想从东边进入重庆，只能走长江水路。

    从宜昌通往重庆万州的铁路，早在詹天佑所处的清末时代，就准备修建。可是，这条道路工程太过艰巨，投入资金巨大，而清政府又太过腐败，收了四川百姓的钱，却不修路了，便引发了保路运动。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武昌的清军赶去镇压，于是武昌空虚，武昌起义便应运而生，全国各地一起响应，清政府就垮台了。一条铁路推翻了一个王朝，这是谁也不会想到的。

    宜昌到重庆万州的铁路，直到2010年才建成通车。这条铁路叫作宜万铁路。

    宜昌到重庆万州的公路，直到2010年年末还没有建好，还没有通车。

    在这里，无论修铁路还是修公路，都是当今世界上最艰巨的工程。

    1943年春天，日军之所以选择这条千难万险的水路，实在是孤注一掷。

    要进入战时陪都重庆，有四条路：第一条是从南面的云南进入，第二条是从北面的陕西进入，第三条是从西面的青藏高原进入，第四条是从东面的湖北进入。

    陕西当时有黄河天堑，陕南有胡宗南的重兵把守，陕北有八路军的根据地，日军要想进入，就要付出惨重代价。而且，就算占领了陕西，还有秦岭需要翻越。而陕西通往四川和重庆的栈道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日军走这条路绝无胜算。青藏高原无人区，恶劣的气候条件比百万雄兵更恐怖，何况，要进入青藏高原，谈何容易。所以，日军要进入重庆，就选择了从南从东两条路。

    南面是云南，这条路几乎被日军打通。

    在石牌保卫战之前，曾经爆发了惠通桥之战。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装备异常简陋，补给异常困难，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中国在独立抗战。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意识到中国是和它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中国军队拖住更多的日军，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负担就会变轻。

    于是，财大气粗的美国大力援助中国战略物资，主要是枪炮子弹。

    国和国之间从来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可是，美国援助中国，通过什么途径援助？

    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出海口都被日军占领，美国只能将援华物资通过印度洋运至缅甸的仰光，中国修了一条滇缅公路，这些物资从缅甸的仰光运到云南。

    中国的抗战形势得以缓解。

    然而，日本盯上了这条生命线，他们要切断。

    日本派出四个师团的兵力，很快就占领了缅甸，驻守在缅甸的英军不堪一击。为了打通这条生命线，中国派出了自己当时最好的机械化军队第5军，以及税警总团改编而成的新38师，还有其他部队，一共十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驱赶日军。这支部队以后诞生了正面战场五大主力中的三支：第5军、新一军、新六军。五大主力中的另外两支：18军、74军，此刻在参加鄂西会战。中国远征军后来诞生了一大批将领：杜聿明、孙立人、戴安澜、郑洞国、廖耀湘、李鸿、潘裕昆……

    远征军初期进展异常顺利，连战连捷，可惜，异域作战，情报不畅，他们在与三个师团的日军浴血奋战时，另外一支日军迂回到了他们的侧翼，这支日军的番号是第56师团。

    曾在卫立煌长官部工作过的远征军老兵张至文说，即使到了1943年，日军的作战能力仍然很强，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即使像200师这样的精锐部队，也才能与日军打一个平手。而普通的部队，六七个师也不一定能够对付日军的一个师团。200师，是中国当时机械化最高的部队，它的师长是抗日英雄戴安澜。

    在缅甸战场上，日军一个师团大约15000到20000人，三个师团就是五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是十万人。十万人正面抗击五万人，连战连胜，战绩相当不错。

    可是，形同鬼魅的56师团在远征军的背后猛插一刀，中国军队惨败。56师团来自北九州，那里民风剽悍，好勇斗狠。

    那时候，缅甸战场上还遍布缅奸。

    狡猾的日本人一向重视宣传，他们在缅甸宣传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是欧洲人的亚洲，要把欧洲人赶出去”。于是，缅奸们给日本人带路，为日本人送信。当远征军来到缅甸的时候，他们又说“中国人是想把英国人迎进来，把中国人赶出去”。于是缅奸们更为踊跃，他们向日本报告远征军的每一步动向，而对日军的动向却守口如瓶。

    所以，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与其说是败在战术上，不如说是败在情报上，败在群众工作上。

    远征军惨败，日军随后掩杀。远征军分成了两支，在美国受过西方教育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带着自己的部队进入印度，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而更多的部队跟随受过中国“忠君爱国”传统教育的杜聿明穿越亘古无人的缅北野人山，一定要回到祖国。蚂蝗、饥饿、疾病、瘴气、野人……吞噬着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结果，五万将士被茫茫的丛林淹没，包括抗日时期最著名的战将戴安澜。

    几十年后，云南省腾冲县有一些人，自费来到野人山收集远征军的遗物。在一个原始部落里，他们还看到了当地土人用远征军将士头盖骨做成的饮水器具，以及用远征军军人肋骨雕刻的饰物。

    日军一路追杀远征军，进入了云南，来到了惠通桥边。惠通桥，是架在怒江上的一座吊桥。

    败兵和百姓乱纷纷地挤上了惠通桥，日军的先遣部队穿着便衣也混在百姓队伍中挤上了惠通桥。

    惠通桥一失，日军就会从云南进入四川，进而攻占重庆，这是当时进入重庆的最简捷的一条路。

    就在这时候，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一辆大卡车驶上惠通桥，要逆行过桥，守桥的宪兵不答应，车主不听指挥，宪兵抽打了车主两耳光，让他将车辆倒回去。车主在倒车时，与后面车辆发生碰撞，致使桥面堵塞。宪兵要求将卡车推到怒江里，车主又哭又闹。宪兵气愤不过，将车主拉到岸边，一通枪响，车主死了。

    就是这一通乱枪改写了历史。身着便衣来到桥头的日军以为自己的行踪被发现了，从衣服里抽出枪支就打，宪兵们这才发现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便点燃了导火索，引燃了预先埋好的炸药，一声巨响，惠通桥飞上了天。

    桥那边的日军看到惠通桥被炸，就划着皮筏子，或者跳进水中拼命浮水过来。刚好此时36师从后方赶过来，将渡过河岸的日军又赶进了怒江里，稳住了阵脚。此后，中日双方隔江而望，直到两年后远征军大反攻。

    怒江，愤怒之河，成为阻挡日军北进的天堑。

    北进不成，日军只能西征。

    西征两条路，一条是长江水道，一条是川盐小道。

    川盐小道其实就不是道路，它是几百年来盐夫们踩在崇山峻岭中留下的印痕。清代民国时期，重庆云阳县出产井盐，而鄂西没有食盐，要吃盐只能依赖川盐。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井盐就可以顺利地来到鄂西，然而，运盐的船只要课以极高的赋税。在过去，盐业是政府主要的财政收税项目，古代的盐运使都是油水丰厚的官职。百姓吃不起政府提供的食盐，怎么办？就吃私盐，没有上税的食盐，就叫私盐。专门从事私盐贩运的人，就叫私盐贩子。从古代到民国，贩私盐的人层出不穷，瓦岗寨的程咬金是贩私盐的，共和国元帅贺老总也是贩私盐的，两把菜刀闹革命，贺老总带着子侄们砍杀的，就是贪腐的盐税官。

    想想看，这样一条穿行在崇山峻岭的，只供盐夫们行走的羊肠小道，又如何能够供千军万马和重炮坦克通行？

    所以，走长江水道，是当时日军唯一的选择。

    全面抗战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个年头，日军仍然无法攻下重庆。

    日本侵略中国，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用40年的时间准备，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强邻在侧，而我们那时候内战不休，内耗不断。

    日本看到这种情形，叫嚣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占领中国。可是，日本千算万算，算经济实力，算军事实力，算国内形势，唯独没有算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华民族的性格是韧性十足，愈挫愈强，愈到民族危难时，愈能迸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当世界上所有古老民族都消亡后，唯独中华民族还屹立不倒。

    日本只看到了中国当时内战不断，军阀割据，没有看到当外辱强加于身时，中华民族便会空前团结。

    日本失算了。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与蒋介石纷争多年、势同水火的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对外。一月后，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各方主战主和，莫衷一是，刘湘慷慨陈词了两小时，誓词道：“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带病亲征。幕僚劝他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此后，川军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再以后，四川每年都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而抗战八年中，四川共提供了300万人充实前线部队。

    1938年1月，刘湘在抗日前线病发身亡。死前他激勉川军将士：“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鄂西会战，日军同样没有想到，这些饥寒交迫、连饭都吃不饱的士兵，为什么会有这样高昂的斗志。

    关于鄂西会战，能够找到的资料很少，如果不是2010年鄂西的一场大雨，人们永远也无法想象当时的将士是在一种怎样严酷的环境中作战的。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天意，一场大雨解开了鄂西会战的谜底，让人们认识了这些英烈们。

    第一次入缅作战，远征军征战失利，中国陷入了异常孤立的局面。抗战老兵张至文说，那时候日军在缅甸抢走了美军所有的援华物资，中国军队处境非常不好。没有美援战略物资，战士们只能饿着肚子拿着空枪与日军拼杀。

    中国通往外界的出海口早在几年前就被日军占领，现在唯一的一条抗战生命线也被切断，陆路、海路，都无法走通，而中国的空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强敌环峙，孤立无援，中华民族随时会覆灭。生活在现在的人们，谁能想到自己的民族当时面临的灭顶之灾？

    蒋纬国说，那段日子里，父亲蒋介石情绪最低落，他常常夜晚一个人在浴室里长啸。

    滇缅公路被截断，中国战场陷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岁月。这种艰苦甚至持续到了远征军大反攻取得胜利的1945年。

    那时候，在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100多万，装备精良，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军作战的日军也高达100多万，同样装备精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胶着厮杀，难分难解，如果日本再将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投入太平洋战场，美军必败无疑。

    所以，美国决定再次援助中国。

    雷锋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史迪威将军曾经说过，如果中国军队拥有和日军同等的装备，只需三个月，中国军队就能将日军赶出中国。中国军队的士兵素质非常好，吃苦耐劳，极具韧性，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只是武器太落后了。

    当日军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中国有很多士兵还手持大刀长矛上阵作战。过去很多黑白电影中的战争场面都不是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怎么援助中国？

    这就是后来的“驼峰航线”。

    一直到今天，“驼峰航线”仍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悲壮的航线。然而，为了绝境中求得生存，也只能选择这条途径。

    “驼峰航线”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开始，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省，全长将近1000公里。这一路上，飞机需要穿越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航程艰险无比；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因为山峰太过高耸，飞机只能在驼峰一样的山谷间寻隙航行，所以这条航线就叫作“驼峰航线”。

    三千尸骨背后的凄惨故事

    “二战”史专家戈叔亚说，驼峰航线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在运输战略物资，而每天坠毁的飞机就有两三架。这条航线运营了将近三年，算算中美双方会有多少优秀飞行员被掩埋在亘古无人的雪山之间？

    然而，依靠航运，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时期的物资需求的。

    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有无数的中国伤病人员因为没有食物和医药而只能等死。

    石牌村的冯雪秀曾这样说，日军轰炸过后，粮仓起火了，大米都被烧焦了，国民党军队没有吃的，就把烧焦的大米熬成粥，放点盐，搅拌了吃。

    驻扎在石牌村的是国民党军队18军11师师部。18军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是嫡系中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18军11师都如此艰苦，其他的部队便可想而知。

    驻扎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第75军预四师不是嫡系，他们的境况比18军更惨。

    南边村距离石牌村有30多公里，第75军和第18军都是参加鄂西会战的军队。

    如果不是2010年的那场大雨，预四师的故事会永远掩埋在民间，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消亡，此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支艰苦卓绝的军队。

    苍天有眼，就在2010年夏季，正在修建的宜万公路旁边，一场大雨，冲出了3000具尸骨。鄂西会战中的第75军预四师的悲壮故事才被人们得知。

    预四师5000人，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师长傅正模等少数几个人的姓名，其余的5000将士，已经融入了尘土中，他们像尘土一样默默无闻，不为后世的我们所知。

    鄂西会战中，几十万浴血奋战的抗战将士们，又有几个人留下了姓名？现在，11师和预四师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而其余部队壮怀激烈的故事依然掩藏在民间，像风中之沙一样，在消逝的岁月中渐渐飘散。

    也许，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

    易升泉是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一个普通的农民。鄂西会战的时候，他家是财主，金鱼坪村周边几百亩土地都是他们家的。他家的大宅院做了预四师的野战医院。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亲眼看到了当初抗战士兵的惨状，易顺仓已经去世十多年，但是他向儿子易升泉多次讲起了那时候战场的情景。

    金鱼坪村上了年纪的村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看到预四师师长傅正模每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都牵着马，马上坐着或者趴着一名伤兵，有时候是两个伤兵，警卫员跟在后面。等到傅正模回去的时候，马鞍上又坐着伤愈归队的老兵。傅正模虽然有一匹战马，可是村子里的人都没有看见他坐过，有人好奇地问他，作为师长，你咋能把马让给士兵乘坐？他说：“我师虽有5000人，但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村子里的人说，傅正模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一点也没有将军的架子。

    村子里的人还说，傅正模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一次他们站在山坡上，看到傅正模离开的时候，边走边擦眼泪。

    但是，善良的傅正模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易顺仓曾经给儿子易升泉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傅正模在来战地医院的路上，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一见到他们撒腿就跑。傅正模让警卫员追上了这两个人，从他们背上的口袋里搜出了鸦片。傅正模非常气愤地说：“国家危难至此，你们竟敢贩卖鸦片，枪毙了。”两声枪响，这两个鸦片贩子被打死了。

    金鱼坪村村民易强的父亲刘邦瑞曾经是预四师的士兵，战争结束后，他入赘到了金鱼坪村。易强听父亲刘邦瑞说过，遇到战情危急，师长傅正模就挥枪冲在前面，军心大振。

    鄂西会战尚未结束，傅正模就被提升为副军长。后来，他一直留在大陆，于1968年去世。

    傅正模的儿子叫傅乐平，解放后一直在台湾。改革开放后，两岸可以互相往来，傅乐平来到了金鱼坪村，在当初野战医院外的乱坟堆边流着眼泪，站立了很久。

    傅乐平那次来的时候，在易升泉家住了一个夜晚。

    那时候，易升泉的奶奶还在，奶奶是预四师伤兵野战医院的见证人。奶奶说，当时中国军队死的人太多了，都来不及仔细掩埋。每天早晨，几个村民就拉着架子车，从野战医院里往外拉死尸，拉到村外山脚下的大坑里。铺一层死尸，撒一层土，再铺一层死尸，再撒一层土。就在村民们抬着死尸准备丢进大坑的时候，有的伤兵突然醒了，发出一声呻吟，或者眼睛睁开了，村民们又将其拉回野战医院。然而，第二天这个伤兵又死了，再拉过来掩埋。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奶奶说，主要是没有食物，也没有医药，有的饿死，有的病死。

    现在，奶奶已经离去多年了。

    有时候，随同傅正模来到野战医院的还有一个副官，易升泉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可能是忘记了他的名字，现在只知道他姓温，那时候的人们都叫他温副官。

    温副官第一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野战医院的医生没法治愈，很多人都认为温副官没救了。易升泉的姑父说，让他试试。易升泉的姑父名叫周仁丰，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结果，周仁丰用土方子治好了温副官的病。温副官非常感激。

    鄂西会战的时候，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在师范学校上学，他和比自己大几岁的温副官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常常谈论到天亮，谈论历史，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述说志向。易顺仓去了师范学校后，他们还有书信来往。后来，易顺仓一直保存着温副官写给他的信。易升泉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易顺仓还拿出温副官写给他的信，念给儿子听。易升泉说，那些信都是用毛笔写在黄纸上，有一封信引用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易升泉听不懂，父亲就一句一句地解释给他听。父亲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流了下来。那时候的父亲易顺仓有40多岁，“40多岁的人念起书信还在哭啊。”易升泉感慨地说。

    温副官来到野战医院的时间，刚好与冯雪秀所说的日军轰炸石牌村的时间重合。这段时间，就是鄂西会战的时间。

    鄂西会战结束后，预四师要开拔，温副官和易顺仓难分难舍，他们说了一夜话，第二天天亮，温副官离开了。临走前，他送给易顺仓一个笔筒，一双象牙筷子，还有一件日本军官的大衣。

    这一走，温副官再也没有了消息。

    易升泉推断说，温副官可能是后来牺牲在战场上了，要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看望父亲易顺仓，还有他的救命恩人周仁丰。温副官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

    父亲易顺仓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宜昌市夷陵区的中小学任教，退休的时候是初中语文老师，已于十多年前去世了。

    易升泉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温副官来到他们家，偷偷问易顺仓：“家里还有没有吃的？”易顺仓问：“有啊，怎么了？”温副官说：“我一个老乡，在野战医院里，野战医院没有吃的，他快要饿死了。”易顺仓从厨房里拿了两个面饼，跟着温副官跑进了野战医院。野战医院里一间房屋的地上躺满了人，一个个面黄肌瘦，伤痕累累。温副官的老乡躺在最外面，等着被收尸的人拉走。温副官把面饼撕成长条，塞进老乡的嘴里，可惜老乡已经饿得没有任何力气，嘴巴不会动了，没有力气咀嚼了。温副官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很快地，温副官的这个老乡就死了。

    那时候，预四师的将士们，在前线与日军殊死拼杀，只有受了重伤才会被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然而，野战医院缺少食物，又缺少医药，等待他们的还是死亡。

    2010年的一场大雨冲出了预四师的3000具尸骨，世人震惊。易升泉说，当时掩埋的尸骨远远超过3000具。解放初期，村里的放羊人上山放羊，就踩着这些尸骨攀爬，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抗战将士的尸骨，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收殓，任阳光暴晒，风雨浸淋。

    鄂西会战非常惨烈。

    参加过鄂西会战的预四师老兵刘邦瑞曾经给儿子易强讲过，距离野战医院30公里有一座山叫珠宝山，预四师的一个连曾经在那里打过一仗，面对400多名日军和日军的重机枪、小钢炮，死战不退。当时，刘邦瑞所在的那个连仅有140人，仅有一挺轻机枪，其余的都是汉阳造，很多枪支因为使用时间长，膛线都磨平了。日军攻击很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三八大盖上的刺刀长长的，亮光闪闪。日军的炮弹从头顶上飞过去，落在后面，掀起的气浪把帽子都吹掉了。他们的轻机枪压不住日军的重机枪，重机枪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刚才还在打枪的战士，突然没有了动静，刘邦瑞一看，战士的脸上都是血。连长挥舞着驳壳枪嘶声叫喊着：“人在阵地在，杀一个够本，打狗日的。”

    尽管中国军人非常英勇，然而，寡不敌众，加上武器低劣，日军最后攻上了山头。中国军人的子弹打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刘邦瑞看到日军越来越近，就跳进一个坑沟里，拉过身边的几具死尸，盖在自己身上，盖了好几层。日军来到了坑沟边，用刺刀捅着一具具死尸。刘邦瑞听到几米远的地方，传来了呻吟声，接着是刺刀捅进肉体的声音，呻吟声没有了。

    刘邦瑞在坑沟里等了很久，等到外面没有了动静，他才搬开盖在身上的死尸，抹掉脸上的血迹。刘邦瑞站起来，看到漫山遍野的死尸，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山顶上又出现了六个人，手无寸铁，他们和刘邦瑞一样，是这场战斗的幸存者。

    140人，现在只剩下了七个人。

    天黑后，这七个人捡起空枪，下山寻找大部队。

    后来，刘邦瑞所在的部队，又与日军开战。

    战斗中，一颗子弹飞过来，刘邦瑞的腿部受伤了，他仍在坚持战斗，趴在地上，看到日军走近了，就射击。

    这场战斗，中国军队打赢了，残余的日军逃下山去。

    打扫战场的时候，营长看到刘邦瑞腿部负伤，爬不起来，就安排两个士兵，将刘邦瑞背到了野战医院所在的金鱼坪村。刘邦瑞在养伤期间，一直打听前线的情况，后来听说，这个营长牺牲在战场上了。

    鄂西会战结束后，刘邦瑞的腿伤还没有好，无法跟着部队开拔，只好在金鱼坪村继续养伤。后来，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就入赘在了这座村庄。

    易升泉的二爷名叫易子培，是当地民团的首领。

    由于预四师伤亡很大，当地的民团士兵就转入了预四师。

    易子培说，预四师是湘军部队，刚刚开来的时候，从师长傅正模到普通士兵，都是湖南人。后来伤亡太大，不断补充，就有了全国各地的人。

    湘军强悍，世人皆知。湘西一带，更是民风剽悍。清朝的时候，有一句俗语说“无湘不成军”，过去人认为吃盐长精神，添力气。所以，清政府很长时间里，不给湘西提供食盐。清政府担心湘西人造反。

    预四师开拔前夕，傅正模最后一次来到了金鱼坪村，他在埋葬了3000多具尸骨的山下立了一块石碑，村中有文化的人看到碑文，才知道师长的名字叫傅正模。碑文就是傅正模写的，石碑上还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名字。鄂西会战，交战双方是第六战区和日军第11军。日本军队的军和中国军队的军，不是同级编制。日本军队的军可以有多个师团，而一个师团的人数，大约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军。

    傅正模在石碑前站立了很久，一直到黄昏，待他转过身来，人们看到他满脸都是泪水。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都忘记了碑文的内容，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不朽殊勋，光照千秋。”

    除了这块石碑，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的预四师排长以上的军官，每人都有一块石碑。石碑从山下排列到山顶上，密密麻麻。

    这些石碑中，就有那位营长的石碑。此后，每年清明节和春节，刘邦瑞都会来到营长的墓碑前，点燃纸钱，枯坐良久。

    解放后，有人要盖房屋，就盯上了这些石碑，也有人把石碑拉到家中垒猪圈，还有人用石碑铺路，现在，山上没有一块石碑了。

    而那块上面刻着陈诚名字和傅正模撰写祭文的石碑，因为太过巨大，无法搬走，就被人砸毁了。

    改革开放后，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是这些烈士的亲人。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曾经有一个同学，名叫杨印池，先在民团里，后来进了预四师，离开的时候，他是排长。后来，大陆解放，他去了台湾。两岸能够走通后，杨印池来到了金鱼池村，了解抗战烈士们的情况。离开的时候，他哭成了泪人。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姓刘的人，据说是民航三局机关主任（这个单位和称呼不知道是不是确切，为易升泉提供），也来到了这里，鄂西会战的时候，他的两个舅舅都牺牲在这里，都在预四师担任官职。刘主任在这里找了好多天，终于找到了一个舅舅的墓碑，上面的名字是钟有煌；另外一个舅舅的墓碑没有找到。

    被遗忘的厂窖惨案

    蒋百里，当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名字。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作战的路线，全部在他的掌握和预料之中。而他，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蒋百里先在日本军校学习，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拿走了日本天皇的佩剑，让同期的日本同学捶胸顿足。后来，蒋百里又留学德国，专门研究德国军事，把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后人称道蒋百里，是因为他提出了很多新颖的军事观点，他变南北抗战为东西的抗战理论更是令后人赞叹。

    当时，日军占领东北，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蒋百里向国防部建议，一定要迫使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这样就能够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后来，中日之间的作战路线，果然如此。

    然而，这也是一着险棋。所以，蒋百里又告诫蒋介石，一定要警惕日本模仿800年前蒙古铁骑灭南宋的线路，即从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先占领汉中，再攻取四川与湖北。如果日军走这条路线，必亡国矣。

    那时候，中国军队最有威力的武器叫作“三十二倍十五榴”，这些来自德国的超级大炮也被部署在黄河西岸的潼关，用来对付东岸的日军。据说，这种超级大炮，射程高达20公里，一颗弹头就重达50公斤。

    而潼关，自古都是重要关口。卡住潼关，就能够防止日军进入陕西，继而避免重蹈当年蒙古灭宋的覆辙。

    1943年夏天，日军按照蒋百里当初的设想在进攻，沿着长江溯流而上，步步受挫。日军旨在打通宜昌、直逼重庆的计划一再受挫，于是进行疯狂的军事报复。

    距离宜昌300多公里外的湖南南县，73军一万余人在转战常德的途中，与日军发生了遭遇战。73军属于湘军序列，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至今，在长沙的岳麓山上，还有73军死难将士纪念碑。然而，此时，在开阔地上，在水田河网间，73军面对强敌，只能且战且走，随同一起撤退的还有两万多名百姓，日军天上飞机，地面军队，洞庭湖面上还有舰艇，行动迅疾，兵力雄厚，将73军和老百姓包围在南县厂窖镇。于是，厂窖惨案开始了。

    厂窖惨案，日军三天屠杀三万人，创下“二战”史上单天屠杀的最高纪录。可惜，这笔血债现在已经鲜为人知了。

    厂窖镇位于洞庭湖的一个半岛上，长十几公里，宽四五公里，三面临水，只有一条道路与外界相通。73军与百姓被逼入这座半岛，就是面临死地。

    日军在飞机轰炸和舰炮轰炸后，陆军开始登上了这座半岛。

    郭鹿平是那场惨案的幸存者，至今回忆起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老人还充满悲愤，全身颤抖。郭鹿平家在街上开有一家药店，大屠杀发生前，看到难民成群结队地从门前经过，郭父意识到要发生大事，就把家中的女眷和弟弟送到益阳避难，父子两人看守着药店。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炮弹也在街面上爆炸，父子二人为了安全，就跟随着逃难的人来到了一户姓李的人家。那户李姓人家是个大户，有高大的院墙，他们幻想着高墙深院能够阻挡鬼子的进攻。当时，院子里躲藏了100多人。

    这一天是1943年5月9日，老人记忆非常深刻。清晨，日军荷枪实弹，砸开了李家大院的院门，端着刺刀，逼迫他们来到附近学校的操场里，操场里还有很多人。日军将他们每个人的右手绑在一起，然后要求他们都靠墙站着。大家惊慌不安，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郭鹿平还在想着，是不是日军要抓大家去做苦力？突然，站在第一排的一个人大喊了一声：“鬼子杀人了！”郭鹿平循声望去，看到呼喊的是村中一个姓曹的木匠，日军的刺刀捅在了曹木匠的胸脯上，曹木匠没有喊出第二声，就软软地倒下了。

    接着，站在郭鹿平面前的日军也动手了，他一刀捅在了郭鹿平的肚子上，刺穿了，郭鹿平仰面倒了下去，愤怒地望着鬼子。后面走来了另一个鬼子，在他的前胸处一连刺了七八刀，每刺一刀，鲜血就溅了出来。郭鹿平昏了过去。

    下午，郭鹿平醒过来了，看到日军离开了，操场上躺满了尸体，死尸堆里间或还有哭声，那是和他一样死里逃生的人。郭鹿平想爬起来，浑身的伤口火辣辣地疼痛，他又昏死了过去。

    郭鹿平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四周一片静寂，惨白的月光照着横七竖八躺倒的一望无际的死尸，空气中飘散着血腥味。郭鹿平解开手上的绳子，爬向身边的麦田。那时候的麦子已经有半米高了。

    郭鹿平在麦田里躲避了两天两夜，饿了，就吃地上的青草和青苗。第三天，他被清理死尸的人发现了。人们看着遍体鳞伤的郭鹿平，感到17岁的他能活下来，实在是一个奇迹。

    厂窖惨案三天死难三万同胞，目前未有一人获得日本赔偿，甚至连日本的一声道歉也没有。

    这段惨痛的历史，就这样无声于岁月里。

    在厂窖惨案中，因为73军面临绝境，被日军疯狂赶杀，余部转战到了常德一带，退出了鄂西会战。

    多年后，从日军的揭秘档案中，人们得知，当时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厂窖惨案的目的，就是为了挫败中国将士的斗志。日军想尽快占领重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尽快结束中国战场战事，以便让更多的军队开赴太平洋战场。那时候，太平洋战场激战正酣，武器装备更为优越的美军正与日军逐岛争夺。

    然而，中国军队依靠着山形地势，用简陋的武器，与日军殊死抗争，至死不降。

    鄂西会战中，与第六战区战斗序列对垒的是日军11军司令官横山勇。

    横山勇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从时间上来算，应该是蒋百里的师弟，横山勇求学期间，与日军侵略战略的理论家石原莞尔、日军总参谋长饭村穰齐名，当时，他们三人被称为“三羽鸟”。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蒋百里才是日本士官学校里最有名的毕业生，这一点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都达成了共识。

    日本是一个岛国，明治维新后，积极扩军备战，要拓宽疆域，首先依靠海军，所以日本的海军要强于陆军。因为日本很早以前就提出“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洲”，所以，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是日本陆军的精华，而关东军的整体能力又强于海军。

    日本对华战争全面打响后，横山勇来到了东北，任日军第1师团师团长。第1师团是日军最早的六个师团之一。这六个师团和以后的近卫师团，统称为日本第一等师团。横山勇能够担任第1师团师团长，可见天皇对他的重视。

    全面抗战开始后，横山勇一直在东北养精蓄锐，防备苏联攻击东北。自从诺门坎战役后，日本才意识到了北极熊的厉害，尽管经过了严酷的肃反，但是苏军的整体实力仍然超过日军，装备和武器更不能同日而语，蜷伏东北的日军只能从攻势转为守势。

    就在鄂西会战开始前，横山勇才从东北来到武汉，从第4军司令官的位置，挪到了第11军司令官的位置。原来的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死了，死得极为窝囊。

    冢田攻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比横山勇早两届。很多日本人都以居住地的特点为姓氏，想来横山勇家的门口横着一座山，而冢田攻家的门口则建了一座坟墓吧。

    冢田攻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南京保卫战的时候，冢田攻是攻占南京的直接指挥者，亲自起草了《攻占南京城纲要》，又亲自下令“血洗南京”，还一手策划了遗臭万年的“慰安妇制度”。这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坏透了的老鬼子。

    冢田攻是在鄂西会战前的半年时间担任第11军司令官的，此前第11军的司令官是阿南惟几。日军第11军下辖六个师团，各种人员加起来，有23万人，是当时在华中地区最强悍的部队。

    鄂西会战开展前夕，冢田攻坐着专机去南京开会。在返回武汉的途中，他的专机遭到藏在深山中的桂系高射炮连的射击，一炮就击中了座机，冢田攻“壮烈殉职”。

    就在冢田攻的飞机被击落的同时，日军的任命书也下达到了武汉，冢田攻被任命为大将。所以，冢田攻之死，诞生了一个纪录，他成了被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级别最高的将领。而日军死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级别最高的将领，则是山本五十六大将，日本海军总司令，他也是坐在专机上被美军炮弹击落的。

    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上的倒霉将军，还有好几个：饭冢国五郎、酒井直次、楠木实隆……

    饭冢国五郎，他家门口还是有一座坟墓，他死在自己那个亮光闪闪的钢盔上，饭冢国五郎当时戴着优质钢盔舞着战刀让日本记者拍照，被中国哨兵发现后，一枪毙命。可见，日本人名字中带个“冢”字的，都没有好下场，实至名归。

    酒井直次死在地雷上，工兵都顺利过去了，没有什么事，偏偏他骑着马过去的时候，就一蹄子踩在铁西瓜上。

    前几个还没有什么，毕竟是死在战场上，楠木实隆最倒霉了，他死在检阅部队的路上，是被马夫三枪打死的，三枪都是面对面打在胸脯上，想救都没法救了。

    抗战时期，日本有百名将军死在中国战场上，他们死得各有特色，千姿百态，让人拍案叫绝。

    冢田攻死了，横山勇亟亟上任，他改东北的战略防御为武汉的战略进攻。

    横山勇是一个战术素养很高的日本将军。

    横山勇接手11军后，仔细研究华中战区，认为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宜昌也是战略要地。此两地的重要性胜过长沙和武汉，于是向大本营建议发动鄂西会战。

    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我之所以要详细写横山勇，因为接下来异常惨烈的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都拜此人所赐。

    1943年夏天，中日双方的一场大决战打响了。日军在攻，中国军队在守。

    中国军队从宜昌到石牌之间铺开，阻挡十万精锐日军。几十公里长、几十公里宽的崇山峻岭间，枪弹横飞，杀声震天，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都在反复争夺。鲜血染红了河水，也染红了山岩。

    抗战老兵周家华说，当时，30军奉命坚守宜昌外围，他所在的部队赶往前线的路上，凡是看到的村庄，都被日本鬼子烧光了，没有一家房屋是完好的，路过一条山谷，山谷里堆满了死尸，有抗日将士的，也有老百姓的，战士们都是向前冲锋的时候倒下去的，伤口也都在胸前，可见没有一个逃兵，全部战死了。山谷间空气很污浊，有一股腐臭的气味。当时，他们想将这些抗战将士掩埋了，可惜没有时间。战事紧急，他们踩着这些尸骨赶往前线。

    当时，30军的军长是池峰城。池峰城被人熟知，是在台儿庄战役中。在那场杂牌部队大胜的战役中，池峰城是师长，隶属于西北军，坚守运河，部队伤亡极大，几乎弹尽粮绝，池峰城向集团军司令孙连仲请求：“给西北军留点种子吧。”孙连仲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在过去军阀混战中，军阀都是保存实力，见机行事。而这次，孙连仲斩钉截铁：“士兵打光了，你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谁敢退过运河，杀无赦。”贵为集团军司令的孙连仲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夜晚，池峰城组织敢死队57人，每人一把大刀，一把驳壳枪，戴日军钢盔，穿日军军服，腰间挂满手榴弹，突袭敌营，终于把日本人击退了。天亮，敢死队归队，只剩13人。

    94军121师抗战老兵熊胜华说，当时的战役非常惨烈，每个士兵上战场前，先写好灵牌，交代战友，如果有谁活着回来，就逢年过节给自己烧张纸钱。有些会写字的战士，还写家信，信中慷慨激昂，视死如归。那时候上战场，大家都没有想着能活着回来。

    熊胜华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一座名叫王家大包的山上，山下是一条溪水，溪水另一边的山上驻扎着日军，中日两军隔溪而望。有时候，国民党军队会趁着夜色朦胧，偷偷涉过溪水，爬到敌人营地的附近去抓哨兵。还有一次，他们故意引诱敌军夜晚来袭，骗日军陷入包围圈，一举消灭日军100多人。

    121师师长戴之奇这时候已崭露头角。几年后，他在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青年军中担任201师师长，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战败自杀。

    1943年5月22日，蒋介石发电给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石牌天堑，应派一师防守。”

    陈诚把自己最精锐的部队11师和自己的爱将胡琏派在石牌防守。

    石牌狭窄逼仄，无法摆放更多的人马。

    5月26日，在宜昌及周边地区激战正酣时，蒋介石再次发来电令，要胡琏等诸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

    胡琏带着人马，依托江防要塞，严阵以待。前方，江风猎猎，枪炮声声，石牌保卫战即将打响。

    石牌峨峨，江水汤汤。

    士兵们在写信，驻守石牌要塞的18军11师师长胡琏也在写信。士兵们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胡琏也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每座山峰、每道河谷都在厮杀

    蒋介石心系石牌，因为石牌危在旦夕。

    日军陆路、水路一齐开进，兵锋直指石牌。当时，日军第11军司令横山勇进驻宜昌，中国军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从云南回来，坐镇恩施，此前，他在云南训练新军，准备反攻滇西缅甸。从宜昌到恩施，两地相距200公里，装甲车开足马力，只需三小时就到了。中日双方几十万精锐就在这200公里的距离上厮杀。

    就在蒋介石给陈诚发电的前一天，5月21日，渔洋关激战竟日，危如累卵。渔洋关隶属于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山峰陡峭，以出产茶叶而闻名。渔洋关是石牌的重要关口，占领了渔洋关，即可取道长阳，逼近石牌。

    防守渔洋关的，是戴之奇的121师，这个师的士兵几乎都是新兵，是为了防守鄂西才临时招募而来的。渔洋关的工事也极为简陋，很多工事在日军进攻时，还没有修建完毕。日军小钢炮只需一发炮弹，就会将泥土筑成的工事炸毁。抗战老兵熊胜华就在这个师里。

    121师属于杂牌军中的黔军，在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中，有一句台词说的是黔军，“黔军人手两杆枪，一杆步枪，一杆烟枪。”这样靠吸鸦片提神的部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然而，在鄂西会战中，121师的表现让世人震撼。

    围攻渔洋关的，有两路日军，一路是13师团的2000人，一路是39师团的4000人。而121师，不仅武器低劣，而且人数也不如日军。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与日军激战竟日，日军几十次冲锋，都被打退。天黑后，121师终因寡不敌众，撤离阵地。其中363团几乎伤亡殆尽。

    参加这次战斗的很多战士都是第一次上战场。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是手持锄头的农民，而现在为了中华民族免于灭亡，丢下熟悉的锄头，操起陌生的枪支。很多人刚刚学会了使用枪支，就要上阵杀敌，而敌人，则是训练精熟、杀人如麻的嗜血狂，这群嗜血狂从东北一路打到了华中，一个个都变成了冷酷的战争机器。

    抗战老兵冉宏图当初也是121师的士兵，他在参加鄂西会战前，给地主家打短工，年仅15岁。那次，村外的道路上过部队，他跑去看稀奇，被抓了壮丁。当时，他因为害怕而哭泣，年老的父亲从村子里走出来大声呵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兵打鬼子，哭什么！”冉宏图擦干眼泪，就这样成了一名士兵。

    冉宏图说，他所在的部队是121师362团，当时的战斗异常惨烈，有一次，师部驻扎在三斗坪，日军侦察到了师部所在地，就疯狂扑向三斗坪，361团为了防守师部所在地，仅仅半天，该团就牺牲了2000多人。

    121师因为在鄂西会战中作战顽强，受到陈诚奖赏。后来，杂牌军的121师师长戴之奇晋升为18军副军长。18军，那是嫡系中的嫡系，王牌中的王牌，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

    日军占领了渔洋关后，只留下一个大队防守，其余的日军北上进犯石牌。日军的陆军编制为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师团为基本单位。一个完整的大队1100人。

    冉宏图说，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亲眼看到有一个女子，全身赤裸躺在地上，下身插着一根木棍。当地武装和农民，拿着猎枪和捡拾的枪支，埋伏在丛林里伏击掉队的日军。那时候，鄂西的山谷丛林中，全民皆兵。

    鄂西会战中，中国军队将士的斗志不可谓不旺盛，作风不可谓不顽强，地势不可谓不险要，可是，在总体人数占优势的情况下，依然无法阻挡日军的进攻，只能步步后退，因为武器太过低劣。

    反观日军，他们天空中有飞机、大炮，江面上有舰艇、巨炮，地面上有坦克、重炮，尽管他们地势上处于劣势，依然能够步步进逼，因为他们的装备太精良了，武器太先进了。

    交战双方的武器根本就不能等量齐观。

    这段时间是第一次远征军失败，滇缅公路被截断之后，中国远征军组织第二次远征大反攻之前，是中华民族最为艰苦的日子。中国仅有的武器装备是依靠“驼峰航线”，穿越飓风肆虐的喜马拉雅山，从遥远的印度空运而来。中国的几百万军队，依靠空运来解决战略物资，无异于杯水车薪。

    在不久后的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照样打得极为顽强，弹尽粮绝而至死不降。

    值得一提的是，在鄂西保卫战中，当日军进犯至渔洋关一带时，为了配合正面战场，活跃在敌后的新四军也来“帮场子”，他们趁日军后方空虚，主动出击，开辟了襄南根据地，牵制了部分日军。

    由荆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的《荆州纵横》杂志上，有一篇关于襄南根据地的介绍文章，文章这样写道：

    同年（1943）5月，日寇再犯湘北鄂西，襄南地区日军兵力空虚，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5师首长抓住有利战机，命令新四军5师15旅旅长吴林焕、政治委员方正平率15旅全部渡过襄河，进入襄南，并成立中共襄河地委襄南代表团，方正平任书记，统一领导襄南地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6月初，新四军5师15旅发动熊口、新观两次战斗，歼灭伪军朱炳坤部，拔掉了新四军挺进洪湖地区的钉子，在江陵、潜江建立了较稳定的抗日民主根据地。7月，从西北向洪湖挺进的新四军5师15旅45团相继攻克监利新沟嘴、周老嘴，歼灭大量日伪军，并和从东路渡过襄河的新四军襄南（汉沔）挺进支队会合，歼灭驻洪湖珂理湾的伪军，粉碎日军对新四军的“扫荡”，开辟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自此，襄南大部分地区为新四军控制。

    鄂西会战中，日军的战斗意志也同样顽强。冉宏图说，当时在战场上，日军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鬼子从山谷中冲锋，守卫山峰的战士们只看地面，顾不得看天上。有一架飞机被高射炮打中了，冒着黑烟撞在了对面的山峰上。山谷中的鬼子受到两面夹击，面临绝境，就把军旗烧毁了，集体自杀。

    鄂西会战中，整团整营中国军人壮烈殉国的战斗非常多，他们忠勇的故事流传在那些现在已经落光了牙齿的嘴巴里。再过几年，这些故事将会陪伴着他们被深埋在土层里，后世的人们只能依靠想象来回望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全民抗战。

    当地的老人说，在一个叫木樨桥的地方，中国军队一个营与鬼子接战，枪炮声响了一夜，天亮后，没有一个人从山上走下来，全部牺牲了。有一个地方叫馒头嘴，这里曾经经历了一场大战，日军3000多人进入了中国军队的伏击圈，一直到了100米以内，中国军人才突然出击，打得鬼子晕头转向。而且，那一天天还下着大雨，中国军人穿着草鞋，行动方便；鬼子穿着皮鞋，行走笨重。鬼子向两边的高坡攀爬，没有爬两步，就会摔跟头，成为中国军人的活靶子。大雨过后，空中飞来几架飞机，鬼子的伞兵跳下来，漫天都是降落伞，像礼花一样。一部分中国军人射杀山谷中的鬼子，一部分中国军人射杀这些空中的伞兵。这一仗，日军死亡了2000多人。日军有战场上焚烧死尸的习惯。2000多具日军尸体，光焚烧后的骨灰，就有三米多厚。日军来不及将这些骨灰全部带走，就仓皇逃遁。

    抗击这股鬼子的是第5师，属于杂牌军中的赣军，师长刘云瀚，作风强悍，此战过后，刘云瀚深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器重，将他调入自己的18军。后来，胡琏担任18军军长，刘云瀚继胡琏之位，担任11师师长。

    然而，局部的胜利仍然不能抵挡日军如潮的攻势，1943年5月下旬，日军还是一步步抵近了石牌。

    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张牌：天堑石牌。

    这张牌在11师师长胡琏的手中。

    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胡琏。胡琏会如何出牌？

    胡琏祭天盟誓

    1943年5月27日，这一天永远定格在了石牌村村民冯学佑的记忆中，记忆中的这天霞光满天，风和日丽。

    这天早晨，已经预感到大战即将爆发的第11师师长胡琏起得很早，走出军营，面向东方，在晨曦中一连写了五封诀别信，连同遗物一起，托人转交给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家属。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两封信件，一封是给父亲的，一封是给妻子的。

    他写给父亲的信是这样的：

    父亲大人：

    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唯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

    敬叩金安

    胡琏在石牌的猎猎江风中写这封信，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成功或者成仁，再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孤军奋战，已无别人可以依靠。在他之前，各支部队已经竭尽全力，仍然没有阻挡住日军疯狂而残暴的脚步，而他，则是最后一关。日军要占领石牌，进逼重庆，除非从他的尸骨上踏过去。

    成功成仁之间，战死成仁的概率更大，11师，8000子弟兵，面对日军最后的嗜血疯狂，胡琏将军能做的，就是以死相拼。为了安慰父亲，他说，有儿子能够为国尽忠，父亲大人您一定感到欣慰。

    胡琏是一个孝子，只有至纯至孝的人，才是至善至忠的人，只有孝子，才能成为忠臣。他在书信的最后，恳求父亲按时吃饭，天冷加衣，他即将与凶残的日军同归于尽，却连这样的细节都替父亲想到了。

    他写给妻子的信是这样的：

    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战争胜利后，留赣抑回陕自择之。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尽管担任师长，然胡琏秉公为国，家境贫寒，身无长物，能够留给妻子的遗物，只有一块手表、一支自来水笔和一本日记，可谓清苦至极。

    胡琏托付给妻子的后事只有一件，就是让儿子长大后当兵，为父报仇。此一役，胡琏根本没有想到会活着回来，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写给父亲的信中，多少还能看到一点胜利的希望，那是为了安慰年迈的父亲，而写给妻子的书信，则是安排后事，这分明就是一封临死前的遗书了。

    我每次读到这两封书信，都热泪盈眶。

    抗战时期，曾有记者采访战场上的中国军人，问：“那抗战胜利后，你打算做什么？”那名军人回答道：“那时侯，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

    1938年武汉“四二九空战”中，中国军人飞行员陈怀民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五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当时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没有，而是撞向敌机，与日军“红武士”高桥宪同归于尽。陈怀民说过：“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抗战时期，有多少中国军人就像他们这样，为了中华民族能够生存，万死不辞。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泪如泉涌，再没有什么比从容踏入死地更令人感动和震撼的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勇士。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千年而不倒，穿越千年而不灭，就是因为每逢民族危难之际，就有这样忠肝义胆的勇士挺身而出，以死报国。中华民族，英魂永存，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那天中午，遗书发出去后，胡琏将军依照古例，沐浴更衣，祭拜山神，对天盟誓。他换上崭新的军服，带着师部全体人员，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凤凰山。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了冯学佑的记忆中。

    中午12时，烈日当头，将军带着所有人员跪倒在山巅，跪倒在苍天之下，跪拜在列祖列宗的灵位之前。

    将军朗声祭天盟誓：

    陆军第11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

    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饮，决心至坚，誓死不渝。

    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犹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

    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

    此誓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这一幕，我相信也会定格在读到这段文字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中。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乃祖宗披荆斩棘、历尽艰辛而留给我们的，任何人也不能从我们的手中夺走，我们捍卫自己的土地，天经地义，名正言顺，列祖列宗的神灵会保佑我们痛歼顽敌，保卫家园。

    祭天完毕后，胡琏走下凤凰山，来到了距离前线咫尺之遥的一个叫虫客蚂包的地方，坐镇指挥。8000子弟兵坚壁清野，扼守山径，挖掘战壕，凭险据守，等待日军来犯。

    大战即将爆发。

    暮云低垂，树丛岿然，群山不语，大战前的夜晚竟是如此寂静，空气中充满了愈来愈浓的硝烟气味。

    战斗在黎明打响。

    11师的敌人是日军第3师团。第3师团是日本最早组建的六个甲种师团之一，是一支为了侵略而准备的部队，人员满额，装备精良，自组建之日起，第3师团就参与了日军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包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从无败绩，凶悍无比，异常骄横。这支部队中每个人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数代人的鲜血，在石牌，11师要向他们讨还血债。

    11师自组建之日起，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在石牌，中日双方的王牌要决死厮杀。

    战争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

    第3师团首先进攻的是11师的前沿阵地南林坡，守卫南林坡的，是11师31团3营。

    姜明生说，石牌保卫战开始前，居住在南林坡一带的村民都奉命后撤，或者疏散到了亲戚家，或者躲藏在山中。战争刚开始，就听到炮声震天，不分昼夜，炮弹爆炸的亮光遮没了星光和月光，连地面也在抖动，就像地震一样。那些天里，人们夜晚都没有睡觉，站在山顶上望着远处的火光，心惊胆战，担心日本人会打过来。

    那些天的夜晚，冯雪秀也没有睡觉，隆隆的炮声和天上不时飞过的飞机引擎声，让她无法入睡，她担心，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她该逃往哪里。去宜昌吧，那里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去重庆吧，只能走一条水路，而农民们连船只也没有。日本如果占领了石牌，他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已经陷入绝境。

    11师也已经陷入绝境。

    11师也已经无路可退。

    那时候，中国军队的舰船沉没殆尽，坐着木船逃离石牌，只会被溯流而上的日军舰艇和呼啸而来的日军飞机全部追杀；攀爬悬崖峭壁，沿着川盐古道逃离石牌，也会被迅速赶上来的日军全部剿灭。

    一个人陷入绝境，身体内所有的能量都会爆发。

    一支军队陷入绝境，将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3营有三个连：7连、8连、9连。日军一来到南林坡阵地，就进行炮火覆盖，炮声轰鸣，地动山摇，然后，第3师团的先锋部队在硝烟弥漫中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支，大声呐喊着冲上来。中国军队的长短武器一齐射击，冲在前面的日军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一排排倒下。然而，日军太多了，他们依然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枪弹已经无法阻挡他们的攻击，中国军人也端着刺刀，跃出战壕，像巨浪奔腾一样扑上去，终于，日军被压了下去。

    那天，3营打退了日军十余次冲锋。短兵相接，山谷中的死尸铺了厚厚的一层，血液像小溪一样沿着谷底流淌。

    黄昏时分，第3师团后续部队来到，又向3营阵地发起疯狂攻击。8连、9连阵地相继失守，连长战死，战士伤亡殆尽。而7连也伤亡过半，却仍大呼酣斗，死战不退。

    7连装备有一个迫击炮排，一个机枪排，是全营装备最好的。

    7连坚守的南林坡成为一颗钉子，阻挡了日军进入石牌，进入重庆的车轮。

    第二天，日军出动了五架飞机，又调来了五门重炮，对着伤兵满营的7连阵地狂轰滥炸，山头已经被削平了，山顶上能够燃烧的东西全在燃烧，连石头也是滚烫滚烫的，7连修筑的阵地全部被炸毁，整个山头都被炮弹掀翻了，又铺了一层新土。姜明生说，战争结束后，他看到山上有一棵一搂抱粗的树上有23个枪眼和弹孔。

    日军停止了轰炸，士兵端着刺刀冲上来，他们以为7连已经全部被炸死了，没想到7连的伤兵们从土层里钻出来，抖落抖落身上的尘土，举枪就打，日军又倒下了一层。

    这是鄂西会战自开战以来，最为激烈悲壮的一场战斗。

    第三日夜晚，日军第13师团和第39师团纷纷赶到石牌前线，第7连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趁着夜色，放弃了南林坡阵地，悄然撤离。当时，第7连仅余30余伤兵，相互搀扶着走下山坡，月光照耀在他们的脸上，人人脸上都涂着一层血污，身上的衣服，已被火烧得褴褛残缺。迫击炮排伤亡殆尽，机枪排仅剩一人，而7连撤离时，所有机枪都带在身边，没有给鬼子留下一挺。

    天亮后，日军越过南林坡，进攻一座叫作闵家村的村庄。这座村庄扼守着通往石牌的小道，要进攻石牌，必须经过此村。姜明生说，村庄的老百姓早就迁移了，只留下了一座空村，中国军队在村庄里挖掘地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这座村庄，数千人反复争夺，数次易手，房屋墙壁全部被炸毁，村庄所有树木被炸断。后来，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依靠优势兵力才终于占领了村庄，刚坐下来，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埋伏在地道里的中国军人突然一齐冲出，又将日军赶了出去。

    后来，日军调来飞机，对着闵家村狂轰滥炸，中国军队被迫撤离。而这座村庄，因为全部变成废墟，战后再也没有恢复重建。

    从南林坡到石牌村，日军每行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横山勇坐镇宜昌，严令日军即使全体玉碎，也要占领石牌。后来，有关方面的资料显示，与胡琏的11师对阵的，是日军第3、第13、第39共三个师团各一部的三万人，还有几十架飞机，几十门重炮，而11师，只有凭险据守死战不退的8000子弟兵。

    日军攻打朱家坪的时候，中国军队一个营在拼死坚守，营长游国祯被敌机炸成重伤，不能行动，可他仍然抱着一挺机枪阻击敌人，后来，敌人被打退了，战士们看到游国祯歪倒在机枪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11师的弟兄们在每一道关隘，每一道峡谷，每一座山包，每一块岩石后阻击日军，没有一个投降敌人。

    四房湾处于11师防线的中段，日军集结重兵，猛攻四房湾。如果四房湾被占领，11师就会被切为两段。守军苦战竟日，伤亡过半，几近弹尽粮绝，情况万分危急。守军向胡琏请求援兵，胡琏派伤病在身，尚未痊愈的32团副团长李树兰前去解围，而前去解围的部队，只有一个班八个人，这一个班是留在胡琏身边的仅有的预备部队。胡琏对李树兰说：“全线激战，我只能给你一个班。活着回来，回来后一起喝酒。”李树兰答应一声，就带着一个班的士兵冲出去了，黄昏时分，缺口被堵住。

    第四日，守军各个阵地都被突破，三个师团的所有日军像潮水一样涌向石牌，所有的火力也对准了石牌，横山勇严令日军不惜一切代价，从11师手中夺取石牌。

    战争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酷态势。数万名日军像蚂蚁一样漫山遍野冲上石牌，呐喊声与枪炮声响彻山谷。胡琏屹立在指挥部，凝望战场，一动不动。陈诚的电话打来了，他牵挂着石牌的安危，询问胡琏：“守住石牌有无把握？”胡琏斩钉截铁回道：“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信心！”11师8000子弟兵，上至师长，下至战士，同仇敌忾，拼死一搏。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战至中午，一股日军绕过石牌，窜入要塞后方的伏牛山谷，胡琏命士兵将一面军旗插在山巅上，严令任何人也不能越过这面军旗。日军看到有隙可乘，像蝗虫一样从四面八方拥向山谷，中国军人也赶去围堵。石牌村的村民说，刚开始，还能听到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后来，枪炮声稀落了，再后来，就彻底听不到枪炮声了。

    中日双方士兵展开了最原始、最残酷、最血腥的白刃战。

    此时，枪炮已经显得多余，双方纠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鲜血飞溅，你无法分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身边不断有人倒下，你无法分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双方像两股洪流，在激烈地碰撞着，都想将对方挤出山谷。无数双脚踩踏着大地，尘土升腾，遮没了天空。无数把刺刀挥舞着，刺向穿着不同颜色衣服的躯体，不管他是谁。

    村民们说，枪炮声静寂了三小时。

    三小时后，占据了优势兵力的日军居然被中国军人挤出了山谷。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意志，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

    黄昏时分，厮杀仍在继续。中国军人和日军都使出了最后的力气，都已精疲力竭。

    5月31日午夜，石牌突然一片静寂，静寂得令人心悸。一轮圆月升起来，挂在凤凰山巅，月华如练，静静地泻在默默流淌的江面上。

    冯学佑说，那一晚，他一夜未眠，不知道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天亮后才知道，日军退却了，退却得实在太突然了。

    这就是石牌保卫战。最终，胡琏的11师在长江西陵峡的石牌村，依靠难以想象的意志力，扭转了整个鄂西会战的战局，让日军踏入陪都重庆的一只脚，又不得不缩了回去。此后，日军再也无力打通通往陪都的道路，直到抗战胜利，重庆都安然无恙。

    战争的成败，决定于最后的五分钟。谁坚持到了最后的五分钟，谁就取得了胜利。

    《陈诚回忆录》对石牌保卫战也有详细的记录：

    5月29日，敌军攻势已达最高潮，石牌要塞前，敌军攻势甚烈。是晚江防军吴总司令（奇伟）请求变换阵地于庙河南北之线，经我审慎考虑后，决心贯彻原定计划，令江防军竭力守备原阵地，不得变更。并为减轻江防军正面压力，同时命令各部提前反攻：94军向都镇湾，74军向松滋、枝江，44军向公安，并令33集团军加紧攻击当阳。其余后续兵团如30军、185师、141师等各部，兼程向指定地点前进，及早加入作战。

    是时，攻击石牌要塞之敌军，死伤极重，但仍强攻不舍。我当与胡师长通电话，告以委员长命令，胡师长回答得好：“请放心，我誓与要塞共存亡，以保持18军荣誉。”这两句话确实让我放了很大的心。

    至30日，敌军攻势已告顿挫，根据各方情报及我空军侦察的结果，判断敌军有退却模样，当晚即下达追击命令。31日各部开始进击，进展甚速。于长阳、聂家河、枝江、宜都、茶店子等地，先后遮断敌人，几经激战，斩获甚众。至6月3日，江防军已完全恢复会战前之态势。9日我军克复枝江，12日克复松滋，14日克复公安。至6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外，江南方面一律恢复原来态势。鄂西会战至此遂告胜利结束。

    统计是役所获战果如下：一、毙伤敌三万余人；二、俘获：人员35名、马骡81匹、武器弹药等无算。

    石牌保卫战，11师到底歼灭多少日军，有说是7000名，有说是5000名，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11师击退了日军，守住了通往重庆的大门。

    还有，此役，日本精锐第13师团被打残。原定于鄂西会战结束后，第13师团开赴太平洋战场，而鄂西会战结束后，13师团伤亡过半，已不再适应太平洋战场上的惨烈厮杀，只好驻扎江西。这支曾被冈村宁次视为中国战场上最强悍的师团之一，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虎狼之师，直到抗战结束，都鲜有战绩。

    当时，世界各大新闻机构都在报道石牌保卫战的胜利，中央社伦敦6月6日路透电，路透社远东观察家谓：日军最近在华所遭受显著而可耻之失败，乃中国于第六年对日作战期间一有意义之新页之开始。华军获得空军配合作战，可谓以此为第一次。日军16万人拟溯江而上，直趋重庆，但此项企图，宣告粉碎，损失人员达三万余，并沿长江二百英里之全线溃退……

    7月1日，蒋介石来到恩施，表彰鄂西会战中的英雄，他评价说：“鄂西大捷是中国抗战以来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18军11师在石牌保卫战中，一战成名天下知，成为抗战中一等一的中国部队。

    石牌保卫战结束后，胡琏升为18军副军长。胡琏是一员儒将，他说过，他一生有两大爱好，一为读书，一为打仗。如果不是战争，知识渊博的胡琏可能会是一名大学老师，或者一名作家。

    1943年夏天，与胡琏同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将星们都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8军副军长李弥驻守云南，防范日军，他在山岩上刻“还我河山”以激励部下，报仇雪耻，不久，李弥就走在了滇西抗战的最前沿；师长张灵甫随同74军激战在湖南战场，被称为“抗战救火队”的74军，每战必重创日军；师长彭士量正在开赴常德的路上，那里，一场同样惨烈的保卫战即将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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