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
我是1938年入伍的，当时在税警总团辎重营通讯排。后来，我被保送上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3年秋天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因为老部队去了印缅战场，改名叫新一军。
常德保卫战开始的时候，我随同第10军前去增援。第10军驻扎在衡阳，衡阳距离常德路途遥远，而且日军的飞机还在空中轰炸，很多路都被炸坏了。我们每天要奔走150里，来不及做饭，就身上挎着提前炒好的大米，当做干粮。渴了，就喝路边的溪水和雨水。
我们赶到常德外面的德山，就与日军交火了。
我当时配备的是手枪，因为主要任务是后勤工作，了解弹药粮食的消耗情况，向上面汇报。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炮火到处燃烧，枪弹飞来飞去，手枪由于射程的限制，总感觉不得力，我就向连长申请给我一杆步枪，连长姓孟，他就把一把刚缴获的三八大盖交给了我。我拿起来就射击。
在德山，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活下来的人很少。抗战胜利后，我回到老家长沙工作。到了晚年，我在德山上的乾明寺出家，陪伴当年牺牲在德山上的战友。
吴荣凯
我是1941年入伍的，当时21岁，先在74军军医处，后到了57师。
常德保卫战前，师长要求百姓搬出常德，躲避战火，还说让士兵帮助百姓，不能索要任何钱财。
常德保卫战打得很惨，1943年12月3日夜晚，全师仅剩二三百人，师部会上，决定由师长余程万带领另外几个团长突围，169团团长柴意新坚守常德，牵制日军。当时，169团仅剩下50多人。
我是169团的书记官，我要求留下来守城。但是团长柴意新将我一把推给了171团的团长杜鼎，我坚持要留下来。柴团长大声喝斥我：“我们团都快打光了，不需要你这个书记官，快点走。”
没办法，我只好跟着突围的部队出去了。
常德城外就是沅水，我们来到城外，冲过了日军封锁线，我抱着一根烧焦的树干，游到了对岸。而柴团长却在战斗中牺牲了。
旷文清
我当年是余程万师长的贴身副官。
常德城快要被攻破的时候，我见到过日军的冲锋队形。当时我们守着城门，和日军浴血激战，曾经有一次，城门快要被攻陷了，一个副团长带着十几个伙夫和通信兵赶来，才将日军打退了。
余程万师长率队突围的时候，我一直在他身边。我们沿着木头梯子，从城墙上爬下来，然后趁着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渡过了沅水，瞒过了日军。当时我们只能找到三条木船，其余的船只都被日军控制了。
渡过沅水后，我们与日军展开战斗，大部分人都走散了，只有我和师长在一起。师长的脚扭伤了，无法行走，我背着他走。后来，遇到当地的百姓，他们绑了一副担架，抬着师长走。附近有一支中国军队，我们就这样脱离了危险。
三位师长壮烈殉国
鄂西会战结束后，胡琏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国民革命军73军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奉命从鄂西开往湘西，暂五师席不暇暖，衣不解带，又赶去参加常德会战。
那时候，中国战场上，无日不战。
常德会战中，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和6000好男儿再也没有回来。
和黄埔军校的很多人不同，彭士量考上黄埔军校之前，是湖北明德大学的大二学生，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一类学生。如果当时没有投考黄埔军校，彭士量可能以后会是一名教师或者政府职员。
报考黄埔军校，改变了他的一生。
后来，彭士量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排长，参加了南昌起义。那时候，后来叱咤风云的林彪也在这支队伍里任代理连长，共产党军队里另一位最能征善战的人物粟裕还是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支队伍真是人才济济，群英荟萃，不过，这些中下层军官那时候不显山不露水，尚未崭露头角。
南昌起义失败后，彭士量所在的部队脱离了南下的队伍，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彭士量只能跟从。如果他所在的部队那时候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他能够活到解放后，也一定会是一名开国将军。
从南昌起义中走出来的共和国元帅和将军有很多。元帅计有：朱德、刘伯承、陈毅、林彪、贺龙、聂荣臻六名，大将有粟裕、陈赓、许光达三名。而与彭士量同为排长，以后成为共和国将军的有：萧克、聂鹤亭、唐天际、彭明治等人，而上将赵尔陆，中将谭甫仁、张树才等那时候还是战士。
离开了南下队伍，改变了彭士量的一生。
人一生的命运，其实都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
抗战爆发，彭士量先后参加了淞沪、山西忻口、台儿庄、武汉、长沙等战役，几乎是每战必从。在武汉保卫战中，他因为作战勇敢，受到嘉奖，宋庆龄女士还赠送彭士量将军一床苏联毛毯、一架德国造望远镜和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
1943年11月，为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牵制缅甸远征军，并夺取洞庭湖米粮川，日军先向鄂西佯动，接着突然挥师南下，直扑常德。常德会战就这样仓促打响。
湖南省石门县是常德的门户，彭士量的暂五师守卫石门。
彭士量的暂五师，和《石牌保卫战》中写到的傅正模的预四师一样，从名字上就能够看出属于装备低劣的杂牌部队。
抗战开始时，全国有两百个师，其中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三个：115师、120师、129师。番号最小的是一师，因为由伤愈归队的抗战老兵组成，所以又称为荣誉一师，师长先后有宋希濂、郑洞国、李弥；番号最大的是200师，师长是抗日名将戴安澜，后分别为高吉人、周朗，隶属于杜聿明的机械化第5军。
然而，抗战初期，日军不断增兵，两百个师的番号远远不够，国民政府再增加新的部队，就以新编某师称谓，比如著名的新编38师，师长是孙立人；著名的新编22师，师长是廖耀湘，那都是一等一的部队。滇缅战役中，新编38师发展为新一军，新编22师发展为新六军，那可是与胡琏的整编11师、张灵甫的整编74师、包括200师的第5军，统称正面战场五大主力。日本投降后，东北战役的时候，东北军里还有两句口诀在说这两支新编军：“只要不碰新一军，不怕蒋军百万军。”“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
抗战末期，200师的番号开始增加，这就是青年军。青年军初期一共设置十个师，师长都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而士兵都来自当时的大学和高中。这样高的文化程度，在当时历经战乱、死伤惨重的中国军队中，实在属于凤毛麟角。
整编师、新编师和青年军各师都属于国民政府的战斗序列。
而暂编师和预备师，则是各大战区自主招募的队伍。暂编师，就是临时番号，战后会予以撤销；预备师，就是从事训练的新兵师，战事紧急，就被派上战场。
抗战老兵方风林说，虽然他们这些杂牌部队装备低劣，食不果腹，有的排连一挺轻机枪也没有，有的士兵甚至连一双布鞋都穿不上，但是这些暂编师和预备师照样打得非常顽强壮烈。只要一上战场，就不想什么杂牌军什么正规军了，想的是打死日本鬼子，保卫自己的国家。
为了在石门阻击日军进犯，73军暂五师在石门与日军激战八昼夜。彭士量与6000子弟兵全部壮烈牺牲。
暂五师6000人，预四师5000人，他们都属于不满员的杂牌师，而一个满员师是8000人至10000人。
祖籍石门的张东山说，那年石门激战的时候，他只有13岁，但是有一个情景一直记忆很深，大街上到处都是死尸，有中国军人的，也有日军的，有的满身血污，有的抱在一起死去。行人要从街道上走过，必须一步一跳地踩在死尸之间的缝隙中才能通过。
那八天里，日军依仗人数众多，一次次冲进了石门县城，又一次次被中国军人压了出去。战斗的惨烈，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永远也不能想象的。张东山听父亲说，日军攻进城门的时候，有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军官，可能是个营长或者连长，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大刀，大声呼喊着，领着一百多个中国军人冲上去，经过惨烈的白刃战，终于将日军又压了回去，夺回了城门。可是，不久，日军又组织了反扑，中国军人只能撤回城里，再没有看到那个大个子营长。
石门城门被攻破后，暂五师节节撤退，日军在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都遭受了顽强的抵抗。后来，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在报道彭士量的事迹时，引用了日军电台对暂五师评价的一句话：“暂五师为战意坚强、不可轻侮之师。”
敌人没有想到城墙已破，杂牌军的暂五师居然死战不降，依托房屋节节抵抗，就施放毒气。张东山说，那时候的中国人很穷，中国军队也很穷，都不知道啥叫毒气。日军戴着防毒面具，施放毒气的时候，中国军人不知道防护和躲避，结果，一排排军人就倒下去了，鼻口出血。后来，前面的战士倒下去了，坚守后面阵地的长官有文化，知道这是毒气，就让大家把毛巾浸湿，捂在嘴巴上。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毛巾，也找不到水，就把尿撒在衣服上，用衣服蒙住鼻子。
毒气过后，日军以为再没有活着的人，就向前冲，结果到了跟前，被突然跃身而起的中国军人又打了回去。
那时候的中国军人普遍很穷，一身军服穿在身上，再没有换洗的，又食不果腹，营养不良，所以身上长了很多虱子。张东山说，他曾经看到过士兵们在打仗的空隙，脱下衣服捉虱子。士兵们穿的都是草鞋，破破烂烂，甚至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光着脚板打仗。队伍里还有很多和张东山一般大小的孩子，他们不打仗的时候，就唱歌跳舞，鼓舞士气；一打仗的时候，就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步枪冲上去。
1943年11月15日，石门即将陷落，暂五师仍然苦苦支撑，重庆方面鉴于打下去再无意义，就下令放弃石门，寻路突围。然而，此时，暂五师与日军缠斗，已经无法分身。
彭士量早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石门战役刚刚打响，他就在硝烟与炮火中立下遗嘱：“余献身革命，念年于兹，早具牺牲决心，以报祖国，兹奉命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消灭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恨，唯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歼敌任务。”抵御外侮，取义成仁，早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中国军队每一位抗战将军的血管里。
当日夜晚，彭士量带着暂五师仅存的300人撤退，走出城门，来到一个两山结合的部位，突然遭到日军合围。黑暗中，日军一挺机关枪打过来，彭士量倒了下去，战士们扶起他，彭士量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声疾呼“大丈夫为国尽忠，死何憾焉”，然后，闭上了眼睛。士兵们跪在地上哭成一片。
后来，6000将士的暂五师，仅有20余人撤出来。
暂五师坚守石门八昼夜，牵制了大量日军，为常德会战的中国军队调度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许国璋将军是继彭士量后，牺牲在常德会战的第二位师长。
许国璋是150师师长，全师将士都是四川人。
后世的人们，只要提起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川军，全面抗战一打响，川军所有兵力40万人就穿着草鞋，背着干粮袋，扛着简陋的武器，甚至大刀长矛，全部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台儿庄、武汉、长沙、鄂西……每一次大的会战都有川军奋勇杀敌的身影。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了一本《八年抗战之经过》的书籍，书中记载，八年里，四川共提供了300万抗日将士，而伤亡高达64万。
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不仅仅是士兵，还有很多军官，由于那时候的抗战将士们武器简陋，每有激战时，总是军官舍身忘死，率先冲锋，士兵紧跟在后。据统计，抗战将士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军官，有五分之二牺牲在了抗日前线。
许国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
就在彭士量牺牲后的第六天，许国璋将军也牺牲了。
当时，日军向常德步步进逼，许国璋带领着川军组成的150师，坚守桃源县陬市镇。150师仅有8000人，而进攻陬市镇的日军多达两个师团，一个骑兵联队，人数五万人，而且还有飞机、重炮。
川军的武器，在正面战场中是最简陋的。有一尊著名的雕塑，叫作《川军出征》，一名川军士兵，手持老套筒，身背大刀和斗笠，穿着草鞋，挽着裤脚，脚上是一双草鞋。这尊雕塑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无法想象我们的川军弟兄就是依靠这样简单的武器和穿着，出川抗战，奔袭千里，用血肉之躯与日军的坦克大炮抗争。后来，我寻访到了几名当初的川军老兵，他们说，能有一把枪，已经算装备不错了，有很多战士都是扛着大刀去杀敌。能有一双草鞋穿也不错了，很多人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板去打仗。那时候的中国军人，一打完仗，先搜索战利品，能有一把三八大盖，能有一双日军的胶底鞋，那就能高兴很多天。
用不到8000杆老套筒，与五万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作战，战况不忍设想。
当时，许国璋的150师得到的是“不得退过沅江”的命令。陬市镇后，就是沅江。
抗战老兵吴荣凯说，当时，日军不敢贸然进攻陬市镇，不知道镇上有多少人马，先派出1000人试探性进攻。150师还击。日军看到150师火力不强，装备简陋，就全部压上猛攻。150师全力反击，可是，武器、人数都相差太远，无法抵挡日军进攻。
仅仅半天，150师几乎伤亡殆尽。
日军进入陬市镇，许国璋将仅剩的几百名士兵聚集在自己周围，鼓励他们说：“三面被围，一面临水，大丈夫死就死矣。反正是一死，不如拼死多杀一个鬼子。”许国璋带着战士，端着刺刀，齐声呐喊，迎着敌人冲上去，一排子弹打过来，许国璋全身是血，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士兵们抬着许国璋且战且走，来到沅江边，放眼望去，天色昏暗，冷风瑟瑟，江面宽阔，到了这里就是死地。士兵们把许国璋放在地上，跪在四周，放声大哭。突然，一艘小船划过来，船上是两个当地农民，他们正准备划船逃往对岸，看到中国军人这种景象，就冒死将150师仅有的几十人，全部载过沅江。
渡过沅江后，士兵们一路都抬着许国璋，他们舍不得丢弃自己的师长。凌晨4时，他们又饥又冷，看到路边有一间房屋，就走了进去，生火取暖。这时候，许国璋突然醒来了，士兵们振奋不已，这一路，他们都以为师长已经牺牲了。
许国璋问明150师全军覆没，他们已经离开了陬市镇后，异常悲愤，他大喝一声：“我是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喊完之后，就又昏迷过去。
黎明时分，劳累过度的士兵们都睡着了，许国璋从士兵身上摸出枪支，饮弹身亡。
士兵们悲伤不已，只得又去追赶已经走远的大部队。
牺牲在常德会战的第三位国民党军队师长是孙明瑾将军，他是第10军预十师师长。
第10军是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的功臣部队，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还曾经参加过常德会战，直到那一年我和衡阳保卫战的幸存老兵卢庆贻交谈，才知道英雄的第10军也参加了艰苦卓绝的常德会战。
参加常德会战的，是第10军预十师。
在这场战役中，孙明瑾将军牺牲了，但是预十师打死了日军一名师团长。日军的师团级别，相当于中国的军。
卢庆贻说，第10军当时镇守衡阳，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上级的电文，要求第10军军长方先觉派人去解常德之围。卢庆贻是军部报务员。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常德保卫战到底惨烈到了什么程度。
衡阳到常德300公里，军情如火，守卫常德的中国军人每时每刻都有人倒下，早到一刻，就能早解救一批战友。卢庆贻刚刚把电文交给方先觉，方先觉就命令预十师紧急集合，检查弹药装备，准备出发。
300公里的路程，即使急行军，也要一个礼拜左右才能赶到，更何况那时候还有日军的飞机在空中轰炸，还要翻越高山，涉过河水，还要冲过日军的重重阻挠。
方先觉那天晚上站在高台上给预十师的官兵讲话，预十师老兵吴淞记住了一句话：不能做饭，不能睡觉，不能慢走，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常德。
吴淞说，军长在讲话的时候，炊事班就在大锅里炒米，生米炒熟后，就装在细长的米袋子里，斜背在肩上。装好一个班，一个班出发；装好一个排，一个排出发。每个人出发的时候，都是奔跑着出去的。
300公里，预十师跑了三天三夜，一天奔跑100公里，没有歇息，没有睡觉，刚刚赶到常德城外的德山，就与日军短兵相接。战士们饥肠辘辘，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投入了战斗。
卢庆贻说，预十师出发后，方先觉就天天等待他们的消息，每天询问电台好几遍，预十师到了哪里。预十师与日军接战后，方先觉关心着他们的每一步战况，可是，预十师很快就没有了消息，估计是电台被打坏了。
方先觉焦急地等待着预十师归队，卢庆贻也在等待着，可是，好多天过去了，预十师没有一个人回来。
常德光复后，他们才知道，预十师全军覆没。
如今，能够找到的预十师老兵只有吴淞一个人。
吴淞是一名和尚，他在当初预十师激战地的乾明寺出家，为血战到底全军覆没的预十师将士守灵。
吴淞被人熟知，很有戏剧性。那一年，常德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来了一名和尚，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拿着笔记录着。当会议快要结束时，主持人询问谁还愿意上台发言时，穿着一身袈裟的吴淞走上了讲台，举起手臂，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吴淞的身份才被人知晓。他是预十师仅有的幸存者。
预十师的对手是日军第3师团，属于日军甲种精锐师团，这个师团曾经在石牌保卫战中与胡琏的11师交手过，现在在德山阻击预十师驰援常德。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饿着肚子的中国军人奋不顾身地扑向日军，想从日军的包围圈中撕开一条口子，进入常德。师长孙明瑾手持一挺机枪在前开路，战士们紧跟而上。机枪子弹打完了，孙明瑾又拿起步枪，与汹涌而上的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刺刀都折断了。
预十师所有将士都已杀红了眼，像一股旋风一样地扑向常德方向。
后来，日军一份电文评价预十师，对于预十师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感到“莫名震撼”。
孙明瑾将军的儿子孙瑞星曾在《追忆我的父亲孙明瑾》中叙述父亲牺牲的过程：
父亲率部冲锋至一山隘，一手持机枪的日军在三米处向他狂射。猝不及防中，父亲颈部、胸部、腰部和手臂，连中四弹，血流如注。父亲至死仍力持不倒，手扶卫士，喝令：“贯彻命令，达成任务！”
预十师就这样全军覆没。
几天后，日军打扫战场，看到有一具身穿高级将领制服的军人遗体，一半泡在水中。日军拭去军人领章肩章上的血污，看到一颗将星闪耀夺目，不知道是谁。日军从战俘中找到一名上尉，让他辨认。上尉看了一眼说“不认识”，但是眼眶里已经满是泪水。日军感到蹊跷，要求他继续辨认，上尉跪倒在地，抱着遗体痛哭失声。这具遗体，就是孙明瑾将军的。
日军深感孙明瑾将军忠勇，就用杉木棺材安葬了他，并在坟头树立了一块木牌，上书“中国将军孙明瑾”。
常德光复后，第10军军长方先觉陪同孙明瑾将军的夫人姜文珍从衡阳来到常德，寻找孙明瑾将军的遗骸。当孙明瑾将军的遗骸从棺材里移出时，只见满身血污，遍体弹洞，头部还有与日军搏斗时的累累刀痕。姜文珍一见，就昏了过去。
当天晚上，方先觉在孙明瑾将军的坟茔边搭建了一个木棚，亲自为孙将军洗身更衣。
天亮后，方先觉就将孙明瑾的遗骸运至衡山，在衡山重新安葬。安葬的时候，方先觉亲自拉着棺材绳索放进墓穴里。
衡山有中国最大的抗日烈士忠烈祠和忠烈墓。这些忠烈祠和忠烈墓最初建于193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鉴于抗战烈士曝尸荒野，就在衡山建立公墓，以便后世瞻仰凭吊。
卢庆贻说，他不久前带着儿孙去过一次衡山，他和儿子卢定安、孙子卢正泉一起攀山越岭找到了孙明瑾将军的坟茔，看到荒草萋萋，虫鸣唧唧，冷风瑟瑟，不禁悲从中来。坟茔已经荒芜很久了，祖孙三代磕头拜祭英烈后，黯然离去。
日军细菌战
各路援军被日军相继攻破，而后续的援军被日军三个师团阻拦，日军第3师团和第116师团开始进攻常德。震惊中外，而且影响力绵延至今的常德保卫战爆发了。
镇守常德的，是74军57师。
74军57师，被当时的媒体称为虎贲师。虎贲有两种意思，一种指勇士，一种指扑向猎物的老虎。57师有此称呼，实至名归。
日军第3师团和第116师团，都曾是铁军74军的手下败将。
57师师长是余程万。
余程万出生在广东台山的一座村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后来，他又考上了中山大学，同样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名将。
参加过常德保卫战的老兵吴荣凯说，当时，常德城里守城的将士有8527人，而日军高达三万余人。
为了攻下常德，日军卑鄙地使用了毒气和细菌。1925年，《日内瓦公约》中就有“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的条文，可是，没有道德底线、卑鄙无耻的日本鬼子完全不遵守公约。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谁还在进行中世纪时代的野蛮屠城？是日本。有谁将被占领国的女子强行作为慰安妇？是日本。有谁将肮脏的细菌战引入战争中？是日本。有谁大量地屠杀平民？是日本。有谁战后死不认账、不予赔偿？还是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快要70年了，德国道歉了，意大利道歉了，而日本还没有向我们道歉。
只要从常德保卫战走出来的人，都能记得这凄惨的一幕。
1943年11月3日，早晨，阳光刺不破厚厚的云层，常德一如往常的宁静。李树明刚刚打开店门，他家开着一间杂货铺，突然就听到头顶上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李树明抬头望去，看到云层里钻出了一架日本大肚子飞机。飞机在常德城的上空盘旋了一圈，撒下了很多花花绿绿的东西。守城军队的机枪响了，日军飞机慌慌张张地逃走了。
一群孩子看到空中飘下花花绿绿的纸片和布片，就欢天喜地地去捡拾，李树明望着远去的日军飞机，不明白为什么要撒下这些东西，而不是炸弹。那时候，他以为那只是一些宣传品。
时隔不久，李树明就听到有人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上吐下泻，浑身抽搐，发烧盗汗，吃了什么药都不顶用，然后就死了。守城军队中有人戴着口罩和绣着红十字的臂章，一家家收集这些死尸，然后架火烧掉。当日，日军飞机投来的，不仅仅有纸片和布片，还有大米、小米、大豆，让老百姓捡拾，这些东西都沾染了鼠疫和病菌，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只要接触到的人，都将面临死亡，并且还会将疾病传播给接触到自己的每一个人。
据当事人回忆和资料记载，那次日军投放鼠疫，导致常德有7643人死亡。
日本鬼子没有道德底线。据后来的资料反映，当日投放鼠疫的，是日本的731部队，这是一支臭名昭著的部队，他们在研制细菌的时候，是用中国的战俘和平民做实验品的。而在日本战败后，这支部队销毁资料，悄然消失。而日本，也绝口否认从事过这种肮脏的实验。
李树明还讲起了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发生在河伏，河伏在常德郊区。
守卫河伏的是57师的一个营500余人，进攻的是日军116师团的一个联队。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日军出动了500余人的步兵，还有100余人的骑兵，向河伏发起进攻。结果，日军苦苦纠缠一天一夜，发起了七八次进攻，都被中国军队击退。李树明说，激战的那天，站在高处，就能看到河伏那边的火光，彻夜不息。大炮声一阵阵传来，天摇地动，那是日本人的大炮，守卫河伏的中国人没有大炮。
两天后，日军人数增加到了3000人，调集了十几门大炮，对着河伏狂轰滥炸，还有飞机助战。炮轰过后，日本兵端着刺刀，大声呼喊着，几百人一队，几百人一队地杀奔过来。中国军人从掩体里跑出来，趴在已经被炸得坍塌的阵地上，组织火力反攻。守军像钉子一样守在阵地上，日军一排排地倒下去。
激战一天，3000名日军仍然攻不上中国军队一个营500人守卫的阵地。
74军的将士们，与日军各个王牌师交手，从无败绩。更何况，在上高战役中，日军116师团还是74军的手下败将。
第四天，日军人数更多，大炮也调来了更多门，仅仅飞机就有十余架。中国军人从凌晨激战到中午，阵地上仅仅剩下营长袁自强和几个士兵。袁自强趴在一挺机枪后，全身浴血，仍在拼命扫射。日军冲上阵地，对着袁自强一齐射击，袁自强才倒了下去。
李树明说，常德光复后，他听说这个营没有剩下一个人，500人全部战死。
这年晚秋，日军向常德城步步逼近，还给常德城投放了鼠疫细菌，害死很多人。余程万知道大战迫在眉睫，便带着师部来到了城里，让老百姓赶快疏散到外地，城内不要留一个人。李树明说，那天，一个光头大个子军官站在城墙边的台阶上，挥舞着手臂喊：“只要有人，就什么都有，赶快走，等我们打跑了日本人，你们再回来。”李树明不知道那个光头大个子军官是不是余程万。
百姓撤出了常德后，城中只剩下军人，余程万发布《57军保卫常德文告》，张贴在常德的大街小巷，鼓舞士气。这张长达千字的文告，吴荣凯至今还能够背诵：
常德的地形，东北临洞庭湖，南靠沅江，显然是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背水战，在战术上是不大利于固守，但是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民，我们决不能因为地形不利固守而意志动摇……常德城区在这个南北40余里不等边形的核心里，我们不能走出这个设防的圈子，活要在这个圈子里忠勇地活，死也要在这个圈子里壮烈地死，无论敌寇对我们施加以如何大的压力，我们唯一的答复是血、是死、是光荣！
常德一地的得失，是关系我中华民国整个命运的任务。既如是艰巨，又如是神圣。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理由不达成这个任务，我们要与常德共存亡，我们要用我们的血肉换得整个国家的生机，我们要有最大牺牲的决心，和敌寇战至最后一个人，战到最后一颗子弹。
我们军人是属于国家的，国家的利益，便是我们的利益，国家的光荣，便是我们的光荣！何况我们虎贲部队，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所以这一次的会战，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能打胜仗！
当时，常德会战举世瞩目。此次会战，正逢开罗会议召开，世界反法西斯各大巨头聚集一堂，所有的目光都盯准了常德。此刻，全世界只有中国战场正在惨烈厮杀。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信心满满地告诉罗斯福，57师一定能够守住常德。因为，57师是虎贲师。
吴荣凯说，决战前夕，每个士兵都写好了遗书和家信，因为大家都知道，面对数倍的日军和飞机大炮的轰炸，只有以死相拼，才能保住常德，也才有一线生机。
余程万也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
程万此次奉命保卫常德，任务固甚重大，但我以担负这个任务为光荣……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此诀别的时候，我谨将后句改为‘留取光芒照武陵’，吾妻以为如何？但念余从军二十余载，不治家产，景况萧条，高堂年老，以戎马倥偬，久欠侍奉，但望吾妻艰苦支撑，以赎吾过……倘余果有不测，九泉之下再作鸾俦。
余程万在大兵压境、危如累卵的局势中，依旧谈笑自若，举重若轻，让人感慨。
八路军这样打鬼子
就在常德保卫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八路军在山东也打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战役。
1943年11月，日军32师团、59师团进攻沂蒙山区。沂蒙山区是八路军的老根据地，这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我们在很多电影和小说中都能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对子弟兵一往情深，比如著名的沂蒙红嫂和人桥。
发生在沂蒙山区的这场战役叫作岱崮之战。一方是老八路军一个连93名战士，一方是日本步骑炮3000名日军。
从人数上看起来，这绝对是一场不对等的战役，还没有打，成败似乎已经确定。
但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是人数，而是天时地利人和。93名老八路军面对3000名日军，居然获得全胜。这个连后来获得“解放军六大英雄集体”称号。
1943年，正面抗战进入了最危难的岁月，八路军在敌后也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
这一段时间，鬼子为了支援正面战场，经常进行扫荡，肃清后方，而八路军就想尽各种办法反扫荡，拖住敌人，挤垮敌人。《亮剑》中的团政委赵刚在反扫荡前动员说：“我们现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中会有很多人牺牲……”当时的情况确实就是这样。外公说，在日军扫荡的那些时间里，他们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换了五个睡觉的村子，担心会被鬼子包了饺子。而几天不吃饭，用野草、树根充饥，更是常事。
现在，岱崮之战也已经被人遗忘了，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先烈往事，已经淹没在了电视台各种选秀和相亲的浮躁声中。
八年抗战中，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完全占领中国，包括占领时间最早最长的东北。日本兵力有限，从弹丸岛屿来到泱泱大国，就像蛤蟆掉进池塘里，再扑腾也到不了岸边。日军前方后方捉襟见肘，顾头不顾腚。在日军占领区，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袭扰，日军也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众所周知，敌后抗战异常艰苦。
很多八路军老兵说，日军在扫荡的时候，都采用“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制造无人区，以有利于管理。因为战线拉得很长，日军兵源严重不足，所以日军就大量使用伪军。伪军，一部分是汪精卫投降的皇协军，一部分是从朝鲜等占领区招募来的二鬼子。因为伪军战斗力不强，而武器装备却好于八路军，这些武器放在他们手中都糟蹋了，所以，八路军每逢打仗，先打伪军，然后掉头打日军，这样，既打了胜仗，又补充了武器弹药。
谈到敌后抗战，不能不提到冈村宁次这个老鬼子，这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鬼子，让我们的敌后抗战付出了惨重代价。
“三光政策”就是冈村宁次的发明，除此之外，这个老鬼子还发明了“特别挺进杀人队”和“囚笼战术”。
不能不说，这个老鬼子是一名反游击战专家。
“特别挺进杀人队”，就是由十几名或者几十名日军，化装成八路军、农民，或者乞丐，操一口汉语，进行侦察和突然袭击，目标是八路军总部和各师师部。抗战时期，八路军牺牲烈士中，级别最高的是左权将军，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这就是拜“特别挺近杀人队”所赐。《亮剑》中有一支特别的鬼子小分队，身挂手雷，手握卡宾枪，打死了李云龙的妻子。一名老八路军看了后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日军要是这样装扮，早就被识破了，那还不是送死。
那时候的老百姓觉悟很高，他们和八路军真正是打成一片，水乳交融，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我在《暗访十年》中，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抗战时候，晋西北的老百姓发现一队“八路军”，他们骑着高头大马，拿着汉阳造和马刀，对每个人都很客气，给房东老大娘担水劈柴打扫庭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
然而，这伙日军骑兵在细节上露出了马脚。
有一天，村庄一个拾粪老汉，看到那些高头大马的马粪摊在路上，就捡回家。那时候老百姓很穷，能够捡一坨粪回家就像捡到一块金元宝一样，粪是庄稼宝，这一坨粪可以多打半斤庄稼。拾粪老汉把马粪丢在粪堆上时发现，马粪里居然有苞米粒。那时候的老百姓都吃不饱肚子，谁舍得用苞米粒喂养牲口？那么这坨马粪肯定是军队的马拉的。可是也不对，八路军是穷人的军队，也舍不得用苞米粒喂养马匹。这个细心的拾粪老汉越想越不对劲，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区小队，区小队又报告了县大队，县大队报告了正规军，一查，那一带没有作战任务，也不可能派出一队骑兵。这样，日军的便衣骑兵就露馅了。日军的马匹都是从日本本土用军舰运来的，日军都当成了宝贝，吃得好，顿顿是苞米粒，而我们的马吃的都是稻草，所以，日军的马匹都是高头大马，那时候的人叫它们大洋马。我们最好的蒙古马和河套马因为吃不好，也跑不过东洋马。
后来，这伙日军骑兵在根据地腹地被围歼。
一个馒头引发了一桩血案，一坨马粪葬送了一队骑兵。
这个故事是外公讲给我听的。
那么，“特别挺进杀人队”的马粪应该怎么处理？装起来带走。日本的马都宝贝得不得了，每匹马配有马粪兜。不相信？我说一件事情。东北被日军占领后，有一个日军中将，骑着高头大马来到树林里，他的马夫是一个中国人。马夫趁中将没有留意，从马粪兜里抽出手枪，三枪结果了中将的性命。他偷了一把手枪，就埋在马粪里。马夫打死中将后，涉水逃脱。可惜，三天后他被抓住了，受尽折磨而死。
这名倒霉的日军中将叫楠木实隆。
冈村宁次这名老鬼子对付敌后武装还有一个手段，叫“囚笼战术”。
所谓囚笼战术，就是以碉堡炮楼为点，以大道小路为线，组成严密的网络，限制敌后武装的活动，并伺机歼灭。一旦发现八路军，日军就从炮楼出动，骑着摩托车坐着卡车以第一时间出击，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而八路军尽管人数众多，但是被囚笼战术切割成了条块状，再加上武器低劣，所以，在与日军的对决中，很难占到上风。所以，我们在那些黑白电影中，总是能够看到八路军割电话线、挖道路，这就是为了切断日军的联络。
除此之外，日军还颁发良民证、暂住证之类的玩意，每到一个村庄，就将全村人集合起来，问“你的良民证的有”，还互相盘问谁是陌生人，陌生的就是八路军……这些战法，确实让八路军吃尽了苦头。
于是，八路军就决定反扫荡。而反扫荡的首要目标就是拔掉敌人的碉堡炮楼，没有了碉堡炮楼，日军就失去了落脚点；没有了日军的落脚点，根据地就连成了一片；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八路军的力量就增强了。
然而，八路军要用劣等装备与日军交战，实在不易。
八路军那个时候有多穷？不止一个老八路军给我说过，他们上战场的时候，把糜子秆、玉米秆折成一拃长，塞进子弹带里，迷惑敌人，敌人一看，这群八路军子弹大大的，就丧失了斗志。其实，那时候土八路军平均每人只有几发子弹，还要“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据战后统计，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毙伤一名敌人，仅需30发子弹，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特等狙击手，每13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至于财大气粗的美军，则要1000发子弹才能消灭一个敌人。
所以，说土八路军都是神枪手一点也不过分。
炮楼一直是八路军的心腹之患。
鬼子伪军蜷缩在炮楼里，八路军没有重武器，还真没有办法。既然攻不进去，那就等敌人出了炮楼再打。敌人总有出炮楼的时候。
敌人轻易不敢出炮楼，炮楼就是个乌龟壳。敌人出炮楼，一般都是在庄稼收割的时候，这时候，敌人出来抢粮，他们像黄鼠狼一样，在收获季节需要储备一年的粮食。这就是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
想来那时候的鬼子和伪军生活质量一点也不高，整天窝在炮楼里，连台电视都没有。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鬼子打伪军，伪军装孙子。那时候的伪军真是可怜，进了炮楼鬼子打，出了炮楼八路打，这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所以，伪军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狗腿子，过的是狗一样的生活。
老八路说，每年到了收割季节，农民都要快收快碾快储藏，就是为了防止敌人抢粮。鬼子鬼精鬼精，刚开始，农民收割的时候，他们不抢，农民搬运的时候，他们不抢，而农民碾打好以后，准备把粮食拉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出现了。每年这个时节，八路军和鬼子都有几场好打，双方都用尽全力，争抢粮食，谁抢到了粮食，谁就胜券在握。库里有粮，心中不慌。
每年庄稼快要成熟的时候，八路军就跃跃欲试，知道有仗要打了。抗战初期，鬼子是抢准备入仓的粮食；抗战后期，因为粮食总是抢不到手，鬼子就提前动手，收割快要成熟的庄稼，拉进炮楼里碾打。别看日本兵一个个横行霸道、牛气冲天，在他们国家也是农民，也是使用镰刀收割，他们也是种庄稼的好把式，是可恨的军国主义把这些日本农民变成了杀人机器。
只要鬼子一出炮楼，八路军就打。八路军装备很差，打了胜仗就能换装备，所以，每逢打仗，都异常兴奋，像过年一样。再说，八路军打仗从来不吃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炮楼之外，八路军不知道来过多少回，熟门熟路，鬼子跟在后面跑，也撵不上。明知道打不过还和你纠缠，那是傻瓜才干的事情。
八路军还有更绝的。
你既然搞坚壁清野，想困死我们；我也坚壁清野，困死你们。这是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看谁能困死谁。八路军动员炮楼之外的村庄全部搬迁，让炮楼周边几十里变成无人区。鬼子的活动区域只有炮楼那么大一块地方，八路军活动区域可是炮楼之外广阔的天地。
这还不算，八路军的计策大大的，坚壁清野只是开始。
由于鬼子的炮楼都修建在高处，所以，炮楼里是打不出水的，炮楼里的饮水需要从炮楼外拉运。八路军断绝水源，填充水井，更绝的是把大粪和病猫死狗扔进水井里，现在看你能够支撑到几时。
没办法了，鬼子就走出炮楼抢水抢粮，那好，八路军夜晚在鬼子的必经之路上埋设地雷，或者在地势险要的地方打个伏击。你一个炮楼能有多少鬼子多少伪军，充其量不超过100人；这个地区的八路军有多少？至少是你的十倍。而且，你还要分兵守炮楼。有老百姓通风报信，抢粮的鬼子多了，八路军就打炮楼；抢粮的鬼子少了，八路军就打伏击。总之，让鬼子左右为难、不知所措。怎么办？最后只能滚蛋。
外公说，这种办法就叫“挤”，把鬼子从炮楼挤走。
如果遇到这个炮楼异常坚固，鬼子的战斗力非常强，抢粮成功了，抢水成功了，炮楼里兵精粮足，易守难攻，怎么办？
八路军还有办法。
外公说，八路军都是农民出身，想的都是土办法，要和鬼子斗心眼，八路军的心眼多的是，土点子也多的是。
北方的冬天爱刮西北风，八路军就在上风口堆积柴草枯叶，上面撒上辣椒面、胡椒面，然后点燃，滚滚的麻辣浓烟灌进炮楼里，让鬼子流眼泪、打喷嚏、流鼻涕，生不如死。鬼子躲？你能躲到哪里？麻辣浓烟无孔不入，见缝插针，让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哭爹喊娘，眼泪汪汪。这是其中的一个招数。
北方的夏天炎热干燥，八路军把死猪烂鱼，还有鬼子伪军的尸首扔在炮楼壕沟里，太阳暴晒半天，怪味冲天而起，顶风臭十里，让鬼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闻到这味就恶心，就头晕。这种气味可以挥发好多天，不到暴雨冲走的那一天，是不会结束的。这是另一个招数。
还有一种办法更奇妙，八路军和百姓抓一大堆青蛙、蛤蟆，给青蛙、蛤蟆舌头上涂抹辣椒或者花椒、大蒜，然后趁着夜色将这些青蛙、蛤蟆倾倒在炮楼外的壕沟里。青蛙、蛤蟆再蹦蹦跳跳，也跳不出壕沟。鬼子挖掘了壕沟，本来是为了防八路军进攻，现在成了自己的坟墓。被辣椒花椒和大蒜刺激了味觉的青蛙、蛤蟆兴奋不已，争相比赛唱歌，让鬼子昼夜不能安寝。这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招数。
这些招数，八路军花样翻新，鬼子被动挨打。
怎么办？有的鬼子就准备主动出击，搬走死尸，或者赶走青蛙、蛤蟆。可以，八路军个个都是神枪手，只要鬼子一露面，保证打个对眼穿。再说，八路军巴不得鬼子出炮楼，炮楼的四周遍布地雷，步步暗藏杀机，鬼子怎敢轻易出来。
所以，鬼子修了炮楼碉堡，就像戴上手铐一样。木匠做枷，自作自受。
最后，鬼子没有办法，也只能搬走。这种办法，老八路军叫“逼”。
炸、挤、逼，有这三种方法，八路军生活得游刃有余，鬼子生活得捉襟见肘。
老鬼子冈村宁次恨透了八路军，他要求鬼子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八路军主力决战。
但是，八路军偏偏不与日军决战。日军武器远胜八路军，和他们硬碰硬，八路军没有那么傻。经历过多年战争的八路军，个个都是人精。
所以，日军大部队一来，八路军就撤。
冈村宁次在抗战的很长时间里，就是和八路军捉迷藏。八路军不知道东条英机，不知道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但是八路军都知道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八路军中知名度非常高。
冈村宁次1941年7月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8月，冈村宁次转任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这期间，冈村宁次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八路军捉迷藏。
然而，战争不是游戏，在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八路军也遭受过惨重损失。日军有自己严密的情报系统，更有快速机动能力，还有八路军没有的飞机、坦克，在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司令官的这三年里，八路军牺牲的将领占到抗战时期的三分之二。
这段时期里，八路军一与日军接战，就异常惨烈，比如上一章写到的刘老庄战役，比如即将要写到的岱崮之战。
常德、沂蒙同抗战
听说沂蒙山区有72座崮。崮，是沂蒙山区特有的地貌特征。在平缓的山顶上，突然出现几丈高的悬崖峭壁，笔直陡立，无法攀缘，而峭壁之上，又是几十亩，甚至上百亩大的平地。
72座崮中，最有名的是孟良崮，据说这座崮因为宋代良将孟良在此驻扎而得名，而孟良崮为现代人所知，是因为1947年这里爆发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战争，这就是孟良崮战役。这场战役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中，所以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孟良崮之后，最出名的就要算岱崮。
岱崮分为南岱崮和北岱崮，进入沂蒙山区，只要说岱崮，人们都知道。
1943年11月，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战斗叫作岱崮之战，可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抱着浓厚兴趣的我，居然一直不知道。直到那一年来到沂蒙山区采访，才听说有这样一场精彩激烈的战役。
南岱崮和北岱崮相向而立，高约700米，相隔1000多米。这里的地势易守难攻，只要在南岱崮和北岱崮上布防，就等于关上了进出沂蒙山区的大门，1000米的距离，两杆步枪的射程加在一起，就能达到。所以，这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南北岱崮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山上有暗道、碉堡等设施，要登上崮顶，就必须攀上几丈高的悬崖。要攀上几丈高的悬崖，只能凭借云梯。
湖南常德的余程万虎贲师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山东沂蒙的八路军也在与鬼子拼杀。因为南北岱崮特有的地形地貌，八路军居高临下，上千日军裹足不前，无可奈何。
这次，是八路军鲁中军区被鬼子咬住了。鬼子大部队那些年总是在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决战，可是八路军总是忽而化整为零，忽而化零为整，他们像一股风一样在广阔的敌后战场飘忽，因为没有方向而让敌军摸不着方向。
可是，这次，八路军鲁中军区被鬼子缠上了。鬼子一旦缠上了八路军主力，就像章鱼一样伸出所有的触角，要置八路军于死地。鬼子的机动能力，有汽车，有摩托，那是穿着草鞋和布鞋的八路军不能比拟的。
鲁中军区派出一个连的93名战士阻击敌人，其余的部队赶快撤离。八路军不是不敢和鬼子硬碰硬，是缺少硬碰硬的本钱，八路军不会像义和团那么傻，凭着一腔子热血和咒语，就敢阻拦炮弹、子弹。义和团不相信科学，只相信迷信，他们没有与时俱进。
93名战士拿着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装备，以及足够坚持一个月的给养，登上了南北岱崮。那上面有土匪们留下的地道壕沟和储物间，正好可以用上。两个岱崮相隔1000多米，交叉火力也刚好能够封锁道路。现在，就只等着鬼子来送死。
虽然叫鲁中军区，但是并没有多少人，那时候的八路军都搭着大部队的架子，听起来是个军区，好像有千军万马，兵强马壮。其实，一个军区有几个军分区？三个。一个军分区有几个团？一个。一个团有几个营？一个。一个营有几个连？还是一个。所以，听起来是军分区，其实只有一个连；听起来是军区，其实只有三个连。为了迷惑敌人，这三个连的番号都很大，叫作7连、8连、9连，其实就没有一连到六连。军区首长，其实就是一个营长，但是不叫营长，叫军区司令。
活跃在山东的八路军都是115师的部队，115师在山西打了几个胜仗后，林彪因为负伤去了苏联，陈光代理师长，他和罗荣桓带着一部分人马去了山东撒种子，打游击，壮大实力，建立根据地。抗战结束后，115师已经由一万人发展到了26万人。苏联打下东北后，这26万人马不停蹄赶往东北，从苏联手中接过了被日军占领长达14年的东北和全部的日式装备。再后来，26万八路军发展成了百万大军，横扫天下，所向无敌。
115师的前身是红一军团。115师，在抗日战场上就是一个传奇，它的处女作是平型关大捷，震惊中外。所以，115师的战斗力，非常强悍。
鲁中军区派遣第2军分区11团8连固守岱崮，阻击日军，掩护军区撤离。
8连留下来打阻击。说是一个连，其实只有93人。来自115师的8连一战成名，后来就成为了解放军的英雄连队“岱崮连”。
英雄的“岱崮连”，只要是当过兵的人，没有人不知道。
岱崮当地的农民杨淑琴说，八路军打得非常顽强，日军先用步兵攻击，被打退，后来用大炮轰，再后来用飞机炸，可就是攻不下岱崮。炮弹和飞机一来，八路军就躲进了壕沟里，日军步兵冲过来，八路军就跑出来阻击。后来，八路军不用枪了，改用石头砸，石头从山顶上滚下来，一路总能撞倒几个日军。
就这样，3000名日军接连攻打了18天，居然攻不上岱崮。
曾有汉奸站在崮下，劝说坚守的八路军投降，八路军齐声回答：“只有战死的八路军，没有投降的八路军。”
鬼子汉奸无可奈何。
第18天的夜晚，估计大部队早就走远了，八路军的子弹也打光了，就顺着绳子溜下来，悄悄地撤走了。这一战，八路军只有两人牺牲，七人负伤，而日军伤亡达到三百人。
岱崮之战结束后，当地农民爬上崮顶查看，看到山顶上已经草木无存，连一块拳头大的土疙瘩都看不到，全被炸成了粉末。抓起一把土查看，里面居然有六块弹片。
岱崮之战结束了，常德保卫战还在继续。
就在常德保卫战进入白热化的时候，开罗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中国、美国、英国共同商议对日作战，而常德保卫战的进程和结果，直接关系到美英两国对日作战和援华的态度。
蒋介石要求57师誓与常德共存亡。
57师是站在世界舞台上，与日军作战。
那年，因为采访“常德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民间诉讼案”，我才第一次来到了常德，也才第一次听到了这场惨烈保卫战的细节。
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几十年前焦土抗战，万众一心，宁死不屈；这还是一座尊严的城市，在几十年后由民间发起了对日索赔，把官司打到了东京。尽管日本方面不承认在常德使用了毒气和细菌，尽管后来终于承认了，仍然赖着不赔偿，但是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生活的那些人，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正因为中国民间有这样一群顽强抗争、坚守正义、寻找真理的人，才使得这个民族依然能够高高地仰起头来，让所有人都不敢轻视，让那个强邻岛国恐惧。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尊严。
也是在这次采访中，我详细地了解到了很多书籍中看不到的抗战，听到了很多让我震撼不已的往事。
还是在这次采访中，我在一位老者口中惊讶地听到了吴佩孚的名字，他居然有着铮铮铁骨，堪称伟丈夫。
日本占领了华北后，想要扶持中国一些具有极强号召力的人物为其所用，削弱抗战意志，稳固新兴政权，而上过美国《时代》封面，当时失意至极，寓居在北京小胡同的吴佩孚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日本让和吴佩孚曾经私交很好的汉奸江朝宗去游说，没想到吴佩孚义正词严地斥责江朝宗：“你年纪比我大，还当日本人走狗，卖国求荣，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江朝宗愧不敢言，抱头鼠窜，吴佩孚宣布与其绝交。
日本人在中国放眼望去，当时的号召力除了蒋介石，似乎再没有谁比吴佩孚更大的了。所以，他们铁定心要拿下吴佩孚。
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了，这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日本特务头子，他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讲一口标准的北京话，策划了一大堆臭名昭著的事件，包括成立伪满洲国，组织伪军维持后方治安等。太原会战中，他手中的山西地图比阎锡山的地图还要详细、准确，这个外表文质彬彬、内心毒如蛇蝎的日本人，欠下了中国人数不清的血债。
土肥原贤二邀请吴佩孚出面任职，吴佩孚说：“尔等就商于我，首须急速撤兵；次则将所有占据地方之军政、财政，及一切行政交还，顾问、指导官必须取消，经济统制亦应立即解除。我为主，日为客；我发命令，日本人亦当极端服从。能如是，自可建议政府，恢复和平。”在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面前，吴佩孚厉声斥责，土肥原贤二只得羞赧而走。
日军放出狠话，要刺杀吴佩孚。吴佩孚将一口棺材放在客厅里，表示自己心中的轻蔑，我就等着你来刺杀我。吴佩孚患有牙病，疼痛难忍，无奈之下，去日本人开设的医院就诊，结果死在了日本人的医院里。
这个昔日的旧军阀人格非常高尚，曾有一副对联说他：“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抢壁，真个解甲归田。”董必武曾经评价他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羽、岳飞，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传说他极盛时期，曾有一名德国的美少女为了中德两国人民的婚姻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要嫁给吴佩孚，而吴佩孚却以“老妻尚在”为由拒绝了她，连面也没有见，更没有玩一夜情。
常德城里的老年人告诉我说，57师成名于上高会战。这一战中，57师所在的“抗日铁军”74军英勇善战，毙伤日军15000人，击毙日军师团参谋长岩永少将，这一战，57师居功甚伟。上高会战，被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主力部队74军荣获了国民党军队最高奖赏飞虎旗，而57师获得了“虎贲”的称号。
57师，是当时中国正面战场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师，也许只有胡琏的11师才能与之媲美。以后如日中天的那些师，比如新六军新22师和新一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和廖耀湘那时候都还带着部队在印度休整，短短的第一次缅甸战争，还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充分展示的舞台；第5军200师，经过了缅甸野人山，师长戴安澜牺牲，全师伤亡惨重，元气尚未恢复。
现在，正面战场实力最强的57师8000铁血男儿，对阵日军横山勇的三个师团三万余人。日军这三个师团，都在中国战场激战多年，参加过多次会战，实力很强。
大战在即，余程万劝所有的常德百姓疏散到城外，他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没有了百姓，57师才能放手一搏，没有后顾之忧。
吴荣凯当时在57师169团任上尉文书，他一直记得自己的老上级柴意新团长。他一提起柴意新团长，就老泪纵横。
常德保卫战打响的时候，26岁的柴意新才结婚几个月，他将妻子送到了城外，而自己带着部队坚守空城常德。常德是一座没有女人的城市，留在常德的，只有8000名子弟兵，要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当时，常德城里有一家天主教堂，神父是一名西班牙人，他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王德纯。大战来临前，余程万领着警卫员来到天主教堂，劝说王德纯离开常德，去城外避难。他说日本人如果攻进了常德，就会鸡犬不留。王德纯说，他为了上帝，就要留在常德，和上帝在一起。余程万无法说服王德纯，只好离开天主教堂。临走时，王德纯送给了余程万一本《圣经》，并说：“上帝会保佑你的。”
后来，王德纯没有在惨烈的常德保卫战中死亡，因为他是西班牙人。王德纯后来在常德兴办学校，救助孤儿，让贫穷的孩子免费接受教育。1953年，他离开了中国，回到西班牙。在西班牙，他写文章回忆常德保卫战。他在文章中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一场战争会像常德保卫战这样惨烈，即使用电影，也拍不出这样凄惨的场景。
大战来临前，余程万还带着各团团长查看城防，在北门外，他指着一个高高的土坡对身边的士兵说：“我死了后，就把我埋在那座山坡上。”
和胡琏一样，坚守常德的余程万就没想活着离开。
“中国万岁”
那一年，我在常德采访的时候，一位名叫杨乾坤的老人告诉我，日军三个师团从不同的方向包围了常德，常德与外界彻底断绝了任何联系，所有进出常德的道路都被日军卡断了。当时，还有几百名百姓没有来得及从城里撤出来，其中就有他的叔叔。
日军的飞机飞临常德上空，每天最少丢下几十吨炸弹，很多房屋都变成了废墟。57师师部选择设在建筑结实的中央银行大楼，可是，几轮轰炸过后，中央银行的大楼也被炸得坍塌，余程万带着师部搬到了中央大楼的地下室。
常德城里有一座天主教堂，天主教堂的尖顶上飘着一面西班牙国旗，那是神父王德纯特意悬挂上去的。后来，常德被日军占领，唯独天主教堂没有倒塌，其余的房屋全部成为废墟。
因为日军不会轰炸天主教堂，杨乾坤的叔叔就和仅剩的几百名市民趁着日军飞机轰炸间歇，躲进了天主教堂，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躲过日军惨绝人寰的野蛮屠杀。
抗战老兵吴荣凯讲起过这么一件往事。
常德城外有一座山，名德山，德山乃常德城外制高点，守住德山，常德可保无虞；丢失德山，常德危在旦夕。
守卫德山的是100军63师188团，这是一支前来支援57师的部队。当时，日军参加常德会战的有五个师团十万余人，中国军队有第六战区20万人，双方在常德城外胶着厮杀。日军用七万人阻拦中国军队各增援部队，用三万人来攻打常德。
日军攻打德山的时候，来势异常凶猛，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出动，188团一触即溃，向后窜逃，日军从后掩杀。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名副营长站在土坡上振臂高呼：“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绝对不能后退半步，后退，就要军法从事。是男人的，跟我走，夺回阵地。”结果，剩下的两百多名战士跟着这名副营长冲回去了。
经过一阵惨烈厮杀，两百名战士夺回了德山最高峰，将日军压在了山下。
日军为了夺下德山最高峰，动用了几千人的兵力，两百名中国军人将日军一次次击溃。日军一直不间断地攻打了四天三夜，中国军人弹尽粮绝，日军才攻上了德山山顶。两百名中国军人全部壮烈牺牲。
吴荣凯说：“那名副营长在最关键的时刻阻挡了日军，为身后的57师赢得了布防的时间，他没有留下姓名，我只知道他姓张。”
人们只知道这位张副营长壮怀激烈的事迹，却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和那时候无数的抗日志士一样，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免于灭亡，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我常常在想，美军每个战场上牺牲的士兵，都能在公墓里找到他们的名字；日本每一个海外战死的士兵，都能在靖国神社里找到他们的名字；我们无数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士兵，为什么就成为了无名者？这些年里，我每到一地，都要寻找战争遗址，寻找烈士碑铭，我只在南京紫金山上的一座建筑里见到过牺牲的士兵的名字，围绕着室内墙壁，整齐地排列成一行，像一列即将出征的军队；而在其他的地方，我再也没有看到过烈士的名字排列在一起。而且，紫金山上那上万名士兵，牺牲在北伐战争中，没有牺牲在抵御外侮的抗日战场上。
我们几百万牺牲在抗战中的烈士呢？这70年来，他们魂归何处？他们的魂灵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安宁？
他们牺牲的时候，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
德山，英雄之山，孙明瑾将军也牺牲在这里。
在日军第11军攻打常德受挫的时候，天皇下令：如果不能在两日内攻占常德，包括横山勇在内的第11军全体将军自杀谢罪。
第11军接到的是死命令。
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极为不利，日本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他们就像瘾君子一样萎靡不振，需要打一针兴奋剂，而常德会战的胜利，就是这样一针兴奋剂。
1943年的这个冬季，天皇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和日本帝国覆灭的命运。在苏德战场，苏联展开了大反攻，希特勒错误地估计了苏联人的韧性和耐力，就像日本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的韧性和耐力一样。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喀秋莎火箭炮和转盘枪伴随着苏军推进到了斯摩棱斯克和第聂伯河一带，德军不得不转入全面防御。在欧洲另一处战场，叱咤风云的艾森豪威尔、巴顿、蒙哥马利率领着美英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下台；在太平洋战场上，美日作战已经两年，日军在强大的美军进攻面前已无还手之力，美军的飞机可以轰击日本本土，好莱坞大片《珍珠港》对这一轰炸有形象的描述；日军进攻中途岛失败，又被迫撤离瓜达尔卡纳尔岛，就连他们的海军最高指挥官山本五十六，也被美军击毙。而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无可替代的人物，山本五十六之于日本，就像《说岳全传》中的四太子金兀术之于金国一样。此时，在太平洋战场上，聪明的麦克阿瑟将军采取蛙跳战术，进击新几内亚岛，将日军隔离在没有补给的荒岛上坐以待毙。
巴布亚新几内亚岛，这是一个让很多中国人魂牵梦萦又悲愤伤痛的岛屿。2009年，这个岛屿上发现了中国抗日烈士的遗骨，有国民党军队的，也有新四军的，而国民党军队，竟是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坚守四平仓库的八百壮士的尸骨，他们当初被日军强行押解到了新几内亚岛，从事异常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战场上被俘的新四军战士也被押解到了这里。当时，太平洋岛屿上的劳工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在好莱坞大片《桂河大桥》中能够看到。
当时的日本，太需要一场胜利了。进入1943年，日本还没有打过一场大的胜仗，就在几个月前的鄂西，横山勇指挥的第11军十余万精锐，眼看着就能打通进入重庆的水路，没想到最后关头被胡琏的11师击败，功亏一篑。
这个冬季，蒋介石决定反攻缅甸，争取打通中印公路，让美军的战略物资通过陆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依靠以飞虎队为主的驼峰航线，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战场的需求的。这个冬季，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七个军被调到了云南，筹划滇西反击，日军看到华中战场有机可乘，就决定袭击南方米粮川常德，牵制中国军队。在这个地方，横山勇的对手依然是第六战区。当时，日本大本营给横山勇的电报是这样写的：“进攻敌人战略要冲常德附近，追索敌中央军予以痛击，以促使敌之继续抗战企图逐步衰亡，同时牵制敌向缅甸方面派遣兵力，以策应南方军作战。”
横山勇也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号称日本陆军“三羽鸟”之一的横山勇，在关东军中枕戈待旦了十年，日日磨砺，他来到华中后，就发起了鄂西会战，没想到惨败了。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竟是烂铁片。胡琏的11师就像一块礁石，抵挡住了日军波浪一样的攻击，天亮后，日军不得不像潮水一样退了回去。
现在，横山勇发起了常德会战，势在必得。
日本的高级将领中，横山勇应该算是一个最没有运气的将军。当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山下奉文们攻城略地、连战连捷的时候，横山勇在东北的一座军营里研究兵法。当那些和他同一时期的将军们名满日本的时候，横山勇才被派往华中战场，他急于用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没想到先遇到胡琏的11师，一败于鄂西；又遇到余程万的57师，又败于常德；再遇到方先觉的第10军，再败于衡阳。这次，天皇没有再给他机会，他遭遇下课了，他被免职了。
后来，横山勇在日军将领日渐凋零时，再被起用，终无战功。最后，他还被美军起诉，死在了监狱中。
中国有赵括，日本有横山勇。横山勇，骄横有余，勇猛不足，名为勇，实不勇也。
人的一生会被一种叫作命运的东西左右。横山勇就是时乖命蹇，他遇到的都是强有力的对手，都是中国正面战场上号称王牌的军队。11师所在的18军，57师所在的74军，是当时正面战场的五大主力之一；方先觉的第10军，战斗力也在正面战场的前十名以内。
横山勇的运气咋这么背！
横山勇攻打常德的时候，完全低估了57师的实力。
横山勇本来打算用116师团攻打常德，没想到，116师团所属的109联队和120联队都进攻受挫。而109联队的联队长布上照一更是可悲地玉碎了。
116师团是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时组建的。日军在1937年之前只有17个师团的番号，而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迅速组建了101、104、106、108、109、110、114、116共八个师团。而在抗战结束后，日本已经组建了173个师团。从战前的17个师团，到战争结束时的173个师团，可以看到整个抗日战争中，日本的战争机器在高速运转。
116师团下辖三个联队，战斗力非常强悍。
然而，常德保卫战还没有开始，116师团的109联队联队长布上照一就被炸死了。
布上照一死得很有戏剧性。
布上照一的联队在攻打常德北门外的一处高地时，遭到了中国军队一个营的顽强抗击。双方胶着厮杀，日军连续冲锋30余次，都被击退。11月23日下午4时左右，布上照一收编残部，进行训话，日军列队，庄严肃穆。布上照一骑在马上，站在队前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手之舞之，头之摇之，唾沫乱蹦之，神情激动，如同疯癫病人，这一幕恰好被站在高处的一名中国军队的哨兵看到了，哨兵看着这个挎着东洋刀的老鬼子骑在高头大马上，而马前的小鬼子一句话也不敢说，就判断出这绝对是一个鬼子大官，他举起枪瞄来瞄去，可惜距离太远，射程不够。哨兵飞快奔跑着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远处的几名炮兵，炮兵们欣喜若狂。此时，布上照一已经演讲完毕，鬼子们马上就要发起新一轮冲锋。炮兵们赶紧调整炮口，推上炮弹，一炮过去，布上照一的身体飞了起来，他在空中手之舞之，头之摇之，唾沫没有乱蹦之。跟着他一起飞起来的，还有作战参谋田原弘夫。布上照一落下去后，手也不舞了，头也不摇了，他变得老实了。
布上照一死后，天皇追认他为少将。
116师团的联队长中队长们都与中国军队的炮弹有不解之缘。七个月后的1944年7月1日，116师团133联队攻打衡阳，中队长黑川手舞战刀，冲在最前面，身后是蚂蚁一样的日军。城墙上落下两颗炮弹，不偏不倚地落在他左右两边，黑川队长也勇敢地玉碎了。
鬼子一个联队居然无法攻下中国军队一个营的阵地，这就说明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有多强。
日军一个联队3800人，中国军队一个营500人。500人的中国军队一个营，居然挡住了日军一个联队3800人的强攻，还把人家的联队长给打死了，看看当时的中国军队有多厉害。
在常德外围的战斗中，116师团三个联队都受到重创，而中队长这个级别死亡的，就有上十名。横山勇无奈之下，又命第3师团和第68师团合围常德。
很多年后，常德城里上了年纪的人，只要一说起这一幕，就泪眼婆娑。
他们说，日军在常德城外集结，对常德城渐渐形成了包围之态。57师面对数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已无生还的希望。那天，寒风呼啸，彤云密布，57师集结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余程万宣布了蒋介石“誓与常德共存亡”的指令，将士们齐声宣誓：“保卫常德。”声音如同暴风骤雨，四野回荡，山鸣谷应。接着，57师唱起了军歌：
起来，
弟兄们，是时候了，
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
……
歌声像风一样飘荡在常德城的每一个角落，教堂里的难民听到了歌声，他们站在屋外，望着广场的方向；城墙上的哨兵听到了歌声，他们全身挺立，神情肃穆。这首军歌的词作者是田汉，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以后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田汉的歌词雄壮有力，慷慨激昂，每一句话，每一个文字都是激越的鼓点，催人奋进，让人浑身的鲜血蓬勃燃烧。
歌声停歇，57师的将士们高喊着“中国万岁”，冲向了各自坚守的阵地。
常德城里上了年纪的人说，在常德保卫战中，每逢战情危急，日军突入城里，57师的将士们就高喊着“中国万岁”，端着刺刀扑向敌人，将突入城门的鬼子又赶出去。
“那场战争，比你想到的惨烈得多。”他们说。
常德城有四门，东南西北，南门的战斗最先打响。这天是1943年11月25日。
驻守南门的是171团，进攻的是日军第3师团。
南门外就是沅江，这也是当时中国军队能够依靠的唯一天然屏障。57师因为没有舰艇和汽艇，整个沅江水面已经全被日军控制。日军在四架飞机和20多艘汽艇的帮助下，向南门发起密集攻击，连续激战四天，日军都没有跨入南门一步。
南门城垣上有一座15米高的城楼，叫作水星楼。杨乾坤说，水星楼建造于宋朝，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水星楼上有一口巨大的铜钟，它是用来报警的。因为这里位置最高，整个常德城都尽收眼底，如果城里什么地方发生火灾，水星楼上的铜钟就会敲响，四平方公里的常德城都能听到，火灾发生在什么地方，就用不同的钟声来表示。
中国军人在水星楼上布置了两挺重机枪。重机枪居高临下，毙敌无数。
整整四天，来犯的日军尸体在南门外层层叠叠，鬼子来不及收尸，空气中开始散发腐臭的气味。29日，日军调来几门大炮，对着水星楼一阵猛轰，水星楼倒塌了。杨乾坤说，当时，伴随着倒塌声的，是“中国万岁”的呐喊声，声嘶力竭。后来，再没有了声息。
然而，水星楼毁灭了，中国军人仍然死守南门。一直到日军进入常德城，南门是最后失守的一块阵地。
171团团长叫杜鼎，出生于湖北大富豪之家，按照今天的说法叫“富二代”。
杜鼎从军前，已经从武汉大学毕业了。有一天，他坐在山坡上看书，一支军队从山下走过，长官与杜鼎搭讪，杜鼎就跟着这支军队走了。后来，杜鼎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他同样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将军。
杜鼎在常德保卫战后，写了一篇回忆录，他写道：“窜入之敌与我张照普第3营发生巷战，战况猛烈，情况万分紧张。鼎乃亲率第2连宋家和连长在大南门城楼前指挥，从水星楼西南侧实行勇敢逆袭，堵截突破口，用手榴弹组、火攻组攻入敌人占领房屋区域内（几全为木造房屋），实行爆炸，火攻与白刃扑刺。反复冲杀十余次。同时鼎令张营集中全力由东向西堵截敌人突破口，封锁巷道区域，占领坚固高大房屋，堵截敌人向外扩张，将窜入之敌压缩包围，拘限一隅，以猛烈逆袭而围歼之。此时，第7连连长王剑强率所部编为敢死队，由东向西挺入敌人占领之房屋，火攻夹击，短兵相接。王连长右肩负伤，未稍后退。第9连连长宋维钧率本2排及第7连一部勇猛逆袭，以手榴弹急投爆炸，快速火攻，白刃冲杀，敌人逐渐退缩，攻势渐弱。张营长虽头部负伤，仍裹伤向敌投掷手榴弹……官兵莫不振臂挺胸，倍增奋勇，前赴后继，反复冲杀，敌尸累累，我亦伤亡枕藉矣……”
从杜鼎的回忆录中，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时的战况有多惨烈。
那时候的常德城南门外还有一些建筑物，57师171团的子弟兵们在这里与日军逐屋争夺，那时候的每个连都有手榴弹组、火攻组，还有敢死队，敌军攻占了常德城南门外的房屋，子弟兵们用手榴弹轰炸，用火焰攻击，让被日军占领的木制房屋燃烧，接着，敢死队就端着刺刀冲上去，在烈火中与日军厮杀争夺。这是一种多么壮烈的场景啊。从杜鼎团长的回忆录中，我们如同看到了当时的战场情景。那时候，57师还没有火焰喷射器，火焰喷射器要到滇西反攻的时候，才会用到。
双方在烈焰腾腾中拼杀，倒塌的房梁随时会砸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谁也没有顾忌，都只想着把对方赶出去，用刺刀将对方捅倒。日军接到的是死命令，天皇说第11军拿不下常德，全体将军玉碎谢罪；将军玉碎了，士兵们岂能活命？中国军人接到的也是死命令，蒋介石要57师与常德共存亡，常德丢失了，将士们岂能独存？
这同样是一场无比惨烈的白刃战，它的惨烈丝毫不亚于石牌保卫战中的那场白刃战。不同的是，常德保卫战的白刃战长达一周，中国军人在鲜血飞溅与嘶声呐喊中让更多的敌人倒了下去；而石牌保卫战的白刃战只有三小时，中国军人在最关键的时刻，用刺刀赶走了日军，巍然挺立，他们的身后就是战时陪都重庆。
日本不是一直叫嚣武士道厉害吗？中国军人的爱国意志总是能够战胜武士道。
吴荣凯说，57师从来就没有怕过武士道，和日军面对面拼刺刀，没有人怕过，倒是日本人怕了。57师有个狠处，就是大家都不怕死。我们有个机枪连连长，在掩体里阻击日本人，他看着日本人成批成批地冲上来，搞得很不耐烦，手一挥，端上刺刀，就带着一个排去搞肉搏。日本鬼子很害怕跟我们拼刺刀，有时候，我们要拼刺刀，他们转身就跑，边跑边摇手，不拼了不拼了。
印象中，日本鬼子一直很害怕中国军人的大刀，《大刀歌》中的第一句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大刀队让鬼子闻风丧胆，57师的大刀也让鬼子惊惶不安，为什么会这样？日本鬼子不是不怕死吗？不是有武士道吗？
有一年，我在江苏泗洪见到了抗战老兵裴大乾，他的话终于让我多年的困惑得到了解答。裴大乾说，日本鬼子害怕大刀，不仅仅是怕死，而是害怕大刀砍下了他们的头颅。如果头颅被砍下，他们的灵魂就进不了靖国神社，而鬼子最看重的，就是死后能够进神社。
吴荣凯所在的部队是57师169团，169团团长叫柴意新，这同样是一个文武兼修的将军。吴荣凯说，一般团长都不会是少将军衔，属于校官，但是柴意新是57师参谋长兼169团团长，属于少将。
柴意新属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他有一个同班同学叫李明珂，李明珂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柴意新也加入了共产党。
黄埔军校第四期真是人才济济啊，就连知名度没有胡琏、林彪他们那么高的李明珂，也经历非凡。李明珂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了叶挺独立团，誓师北伐，屡立战功。此后，李明珂任周恩来的贴身警卫员。南昌起义失败后，李明珂奉命阻击，掩护彭湃进入海陆丰。再以后，李明珂在四川从事起义工作，被叛徒出卖而牺牲。
黄埔军校，真是一所人才辈出的学校啊，北伐、东征、抗战，风云际会，一时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啊。
我曾经多次去了广州市黄埔岛，走进了黄埔军校，我实在想不明白，就是那么一所初中规模的学校，居然培养出了那么多改变中国命运的将军。这种奇观，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常德保卫战中，柴意新率领169团坚守东门，而他们的对手则是116师团的109联队和其他鬼子。109联队遇到柴意新，又要倒霉了。
109联队联队长布上照一被中国军人一发炮弹炸死后，铃木立继任。109联队久攻东门不下，就派坦克出击，中国军人没有平射炮，就只能用集束手榴弹塞进坦克履带里轰炸，没有了履带，坦克就变成了一堆废铁。铃木立恼怒异常，让日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发起集团冲锋，企图用他们迎着枪林弹雨的二球精神，摧垮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意志。
这种二球战法，我也听卢庆贻说过。卢庆贻是参加过衡阳保卫战的老兵。他说，日军久攻不下，异常焦躁，就脱掉衣服，只用裹裆布裹着那个玩意，端着刺刀，喊着号子向前冲。我问，这样不是给中国军人做了靶子吗？卢庆贻说，前面的鬼子倒下了，后面的鬼子踩着尸体继续向前冲，就是要让中国军人害怕，放弃阵地。
我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攻占了日军的阵地，日军想要夺回，却夺不回来。于是，几十名日军就拿着战刀走到美军的阵地前面，在距离美军仅仅几十米的地方，集体自杀。就在美军惊愕不已的时候，日军发起了冲锋。
太平洋战场上的这场战役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但是日军这种二球打法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日军在中国军人顽强的阻击面前，真的是黔驴技穷，穿着裤衩打冲锋，这不是找死吗？
109联队联队长铃木立当时肯定是脑子进水了，他带着裤衩军走向169团的阵地，而且还走在最前面。柴意新命令射击，一名神枪手一枪过去，铃木立就趴在地上不动了。铃木立死亡了，一项崭新的纪录辉煌地诞生了，他是日军在位时间最短的联队长。
每一任109联队联队长都有一个光荣的纪录，布上照一是死得最窝囊的联队长，铃木立是死得最愚蠢的联队长。可能谁当了109联队联队长，谁的脑子就会进水。
这几天，西门和北门也在激战。西门最危急的时候，余程万没有援兵可派，就派伙夫、勤杂兵去支援，这些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子弟兵拿着大刀狂砍，将已经冲进了西门的鬼子又压了回去。
这时候，躲藏在天主教堂里的数百难民也出来了，他们把舍不得吃的粮食捐献给子弟兵，抬着担架奔赴在前线。常德城里，所有人都参加到了这场震惊中外的抗战中。
就连伙夫、难民都上了战场，战争的惨烈到了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1月28日，日军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狂轰滥炸，还是无法攻占常德，就开展心理战，用飞机给常德城散发劝降传单。吴荣凯说，当时战士们捡到传单连看也不看，就撕碎了。
余程万也捡到了一张劝降传单，劝降传单是这样写的：
告亲爱的军民：
一、日军完全包围常德县城，后续部队，陆续到达，57师将兵之被歼灭，只在目前。
二、救援汝军之渝军，仅空城而已，再无前进之意。
三、汝等宜速停止无益之抗战，速挂白旗，则日军将立即停止攻击。
四、57师将兵诸位，宜速停止为师长余程万一人之名誉而为无益之抗战。
五、居民诸位，日军对居民并无敌意，日军爱护汝等，宜速反对抗战，与57师将兵扬起白旗。
大日本军司令官
余程万读到这份传单后哈哈大笑，他提笔在传单上逐条批语：
一、余在黄埔读书即受领袖熏陶，只知不成功即成仁，余确信余全师弟兄，亦因余故而受领袖之感召，一不成功，即成仁。
二、污蔑友军，且文字欠通。
三、黄埔军事教育，无悬起白旗一语。
四、忠贞传自领袖，光荣属于国家。
五、其谁欺，欺天乎？
余程万真是一员个性鲜明的将军啊，弹尽粮绝，孤军奋战，还有雅兴批阅日军传单，而且讥笑日军“文字欠通”。这样的心境，实属难得。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
常德保卫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日军在当时的电文中，以“凄绝”来形容这场战役。凄绝，可能是指日军成批成批地死亡，而又无法施救。日军有一封电文是这样写的：
此次攻防战激烈的程度，不禁让人想起南京攻防时，重庆军的战意，诚不可辱。
英国的《伦敦新闻纪事报》评论常德保卫战说：
在这城墙的战斗，日渐惨烈，甚至好像在欧洲中世纪时代那样，以手格手，以颊撞颊作殊死的血战。
美国的《纽约时报》则报道说：
坟地掘得太浅了。过道行人都得把橘皮捂在鼻尖上以避死尸的腐臭……
英国报纸的“以手格手，以颊撞颊”非常形象地写出了肉搏战的惨烈。枪弹用完了，刺刀也折断了，双方只能用身体接触，那种“凄绝”的情景是几十年后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而美国报纸则形象地描述了战场的紧迫。死人都来不及掩埋，只能匆匆挖一个浅坑，死尸腐烂，让人欲呕。
当时，留在常德城里的，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天主教神父王德纯，一个是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常德保卫战结束后，两个老外都写回忆录描述这场战争，爱泼斯坦写道：“唯一的援军是利用阵亡将士的军服，穿在稻草人身上，夜晚竖在堡垒上，使日军望之犹如活人。”
常德早就成为一座死城，孤立无援，但是，57师仍旧在坚守。
后来，余程万在为《常德守城战纪实》所写的序言中写道：
冬11月初，倭寇集五个师团约十万余众之兵力，发动滨湖攻势。程万提师8000，奉命固守共16个昼夜，其间与敌作街巷争夺战者九昼夜。敌挟其优势武器，空炸、炮轰、毒攻，无所不用其极。我以有限人数、血肉之躯，与敌做殊死战……有一人使一人，有一枪使一枪，无枪则使刀矛或砖石木棒，与敌人死拼。直至弹尽粮绝，援救无望……
这段文字读来让人潸然泪下，57师真的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至死不降，然而，还是等不来救兵。救兵在哪里？救兵被日军三个整编师团拼命阻击，他们能够望见常德，但是走不近一步。
弹尽粮绝，援救无望，57师从战争开始的8000人，现在只剩下了500人，但还在坚守。
日军伤亡惨重，激战十日，仍然攻不进常德。
日本天皇闻听日军数万优势兵力，竟然无法攻占常德，极为恼怒，下令限日军第3师团两天内攻占常德，否则全体自杀。
天皇拿第3师团开刀，其意在于杀鸡骇猴，让第11军的其他师团惊恐。第3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向官兵训话时，涕泗交流，泣不成声，如丧考妣。攻不进常德，第3师团所有人就要玉碎了。
山本三男一想到第3师团可能全部被杀，就惶惶然，戚戚然，当然比他妈死了还难受。
在战争最危难的时刻，余程万一直在各城门之间督战。然而，每天报来的数字都让他非常痛心，截至27日黄昏，死亡人数已经高达90%，而且，城中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子弹、手榴弹所剩无几。
援军，援军在哪里？
27日黄昏，日军暂时停止了进攻，余程万在西门口听到远处传来了模模糊糊的枪声，声音非常缥缈，想要判断出是汉阳造还是三八大盖都非常困难。守城将士不知道那是不是前来救援的部队，然而，他们想要出去接应是完全不可能的，就依靠这伤兵满营的几百人，还没有离开城池多远，就会被日军全部聚歼。所以，他们只能等待。
枪声大概响了半小时，然后就静寂了。
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断绝了。
后来证实，那确实是援军的枪声，可是，援军无法突破日军的包围圈。弹尽粮绝的57师几百名伤兵，也无法冲破包围圈。
那支援军是74军一部，是军长王耀武派出来的，他们想要救出57师，可是日军的火力太猛了，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直到12月2日，常德城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57师已经伤亡殆尽，可是，这支援军不知道。
其余的援军，包括方先觉强悍的第10军，虽然拼尽全力，然而仍然无法战胜以逸待劳的日军。
常德保卫战进行之日，正是开罗会议召开之时。
全世界的眼睛那时候都盯着中国中部这个面积仅有四平方公里的小城。常德保卫战，中国军队以1∶4的比例与日军对峙多日，给予日军大量杀伤，罗斯福深为振奋，在问过蒋介石后，把57师的番号和余程万的名字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
没有证据表明，常德保卫战对开罗会议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是，常德保卫战一定对开罗会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开罗会议后颁布的《开罗宣言》有关中国的内容，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开罗会议是中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参加的国际性会议，也是蒋介石第一次以世界四大国首领的身份参加的会议。
开罗宣言的参加方是中国蒋介石、美国罗斯福、英国丘吉尔，苏联斯大林没有参加。但是，会议结束后，《开罗宣言》在经斯大林同意后，公布于世。它的内容有：剥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有的所有岛屿；日本归还中国的领土，如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朝鲜恢复自由独立。
这是一份制裁日本的宣言。
11月28日，大风。
天亮后，日军停止了攻击，战场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寂静，空气中飘荡着硝烟的呛人气味。57师师部少校副官旷文清站在中央银行的废墟上，看到常德城里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屋，所有能够燃烧的东西都在燃烧，街面上少有人影，57师仅存的所有将士，站在城墙上和城门边阻击日军。
这天早晨，日军悄悄地从守军的视线里消失了，守军疑惑不解，不知道日军想要干什么，难道日军撤走了？
守军没有相信日军，他们加紧备战，将有限的弹药集中在一起，交给还能动弹的战友。
中午时分，北门外突然出现了几十架平射炮。平射炮一字排开，对着城墙和中国军人修筑的堡垒一阵狂射，炮弹距离地面仅有一米高，一遇到障碍，就炸开。守城的中国军人没有大炮压制日军，只能躲藏在掩体里，低着头，弓着身，等到炮弹停歇，日军发起冲锋的时候，再用手榴弹轰走敌人，而冲到近前的敌人，就用刺刀解决。
很多抗战老兵都说，那时候的中国很穷，造不出大炮和炮弹，就大量生产手榴弹，手榴弹是对付日军最有效的武器。
然而，这次，日军的炮弹过后，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发起冲锋，而是施放毒气。乳白色的烟雾顺风飘到城墙根，守城的中国军人全部牺牲。
毒气一直施放了大约半小时，看到北门阵地没有任何动静，日军才戴着防毒面具出动了，他们在每一具不能动弹的中国军人尸体上都要戳上几刀，然后向城区进发。
坚守了多日的常德城，终于被日军攻破了。
后来，日军战报这样写道：“在北面，最初布上部队攻至北门外，但未冲进城去，黑濑部队加入进行强攻，于28日下午北门攻入。”布上部队，就是上面写到的日军116师团109联队，布上指布上照一，此时他不仅已经死亡，而且继任的铃木立也已经死亡。但是，日军战报按照传统，仍以布上联队称呼109联队。黑濑联队，指黑濑平一担任联队长的116师团133联队。
北门被攻破，西门也告急。
日军同样用几十门平射炮轰炸西围墙，西围墙倒塌，出现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旷文清看到一名副团长带着预备队冲了上去，围堵缺口。所谓的预备队，就是一些伙夫、传令兵、勤务兵组成的几十人的队伍。因为没有了子弹，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和木棒，与敌浴血奋战。激战过后，这支预备队击退了敌人，而他们也只剩下了几个人。
西门口伤痕累累的残兵趁着敌人退却，赶紧布置阵地，清点弹药，突然，一股白色的烟雾无声无息地飘过来，中国军人全部倒了下去。
接着，南门和东门也告破。
日军从四面八方拥进常德城，常德城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浸泡。一股日军经过天主教堂，想要闯进去，天主教会神父王德纯手持一面西班牙国旗，站在门口，阻拦日军。几名日军看着金发碧眼的王德纯，犹豫了片刻，然后围着他拳打脚踢。王德纯倒了下去，日军从他的身体上踏过去，冲进了教堂，教堂成为了人间地狱，躲藏在里面的几百名难民全部被枪杀。日军的这段兽行，后来出现在了王德纯的回忆录中。
11月29日，阴冷。
日军从四面八方拥向57师指挥部所在的中央银行大楼方向，57师仅存的伤兵们还在步步阻击，他们躲藏在残垣断壁后，依托着每一块砖石，向日军射击。
四平方公里的常德，伤兵满营的中国军队面对如狼似虎的日军仍然没有放弃顽强抵抗。
杨乾坤说，当时，一些中国军人把子弹打光了，只剩下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就坐在一起唱歌，唱完歌曲后，大家就抱在一起，拉响了手榴弹。
57师指挥部里，师长余程万连发了两份电报，第一份是发给74军军长王耀武的，第二封电报是发给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二封电文是这样的：“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在第六战区的大本营恩施，司令长官孙连仲手捧电文，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常德城每间倒塌的房屋，每堵坍塌的墙壁，都成为中国军人阻击日军的阵地。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倒下几具尸体。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已经被攻破的常德城，已经被打残的中国军队，依然如此强悍。
常德城里战火燃烧，枪声震耳，间或还有慷慨激昂的军歌。日军胆战心惊地行进着，因为每一个黑洞洞的窗口，都可能飞出子弹；每一扇倒塌的门扇后，都可能冲出敢死队。
杨乾坤说，日军攻进城墙三天了，还没有占领仅有4平方公里的常德城，后来，日军想了一个办法，又用飞机扔传单。
当时的传单是这样写的：
告57师将兵：
一、第10军在黄土店以北被全部歼灭，军长方先觉及其师长阵亡。
二、援救汝等各路渝军，完全绝望，57师将士歼灭在即。
三、无论渝军还是57师将兵，活捉余程万赏50万元。
四、杀余程万将首级送来投降，赏30万元。
大日本军司令官
传单漫天飞舞，飘落在了中国军人坚守的阵地上，中国军人捡起传单，还是连看也不看，就撕碎了。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第10军派遣出的另一路援兵，那时候还在和日军激战，而日军竟然说全部被歼灭，方先觉那时候坐镇指挥，各师师长冲锋陷阵，日军竟然说全部阵亡。如果全部阵亡了，又哪里会有几个月后的衡阳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方先觉率领第10军照样打得日军找不着北。常德城破后，各路援军仍没有放弃营救，而日军竟然说“渝军”全部绝望。
这份不伦不类的传单也飘到了师部坚守的中央银行地下室里，余程万捡起来，看了一眼，笑着对身边的人说：“日本人太小气了，我的命才值30万？我们牺牲了八千人，一人一万元，也值八千万元。”身边的人听到余程万的话，全都笑了。
危难迫在眉睫，余程万还如此坦然。
12月1日，形势愈加危急。
中午时分，曾有一股日军寻隙冲到了中央银行大厦门口，皮靴声和叫喊声清晰可闻，如同响在耳边。师部所有人都站起身来，冲到门口，余程万手持一把卡宾枪，对着冲到门口的日军一阵狂射。师部所有人，包括报务员、勤务兵，都提着步枪和大刀，睁大血红的眼睛，嘶声呐喊着，像一群饿狼一样，从地下室冲出来，旋风般地卷向日军。
一阵激烈搏杀，日军退后了50米。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当时就和余程万在一起，他见证了57师最后的时刻。
吴荣凯和旷文清也坚持到了最后时刻，他们也和余程万在一起。
很多年后，吴荣凯和旷文清回忆起常德城破的日子，仍旧感叹唏嘘，老泪纵横。
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
这里举目尽是烧焦的围墙、残破的砖瓦和灰堆而已……要想在这个曾经有过16万人的城里寻一未经摧残的东西，实在难乎其难。
事实上，当时未被摧毁的建筑，只有悬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天主教堂。除此之外，常德城的每座建筑都变成了废墟。
日军距离57师师部只有50米，中国军人坚守在中央银行地下室，能够清楚地听到日军的说话声。如果发起冲锋，只需要几秒钟就能穿越这50米。旷文清说，当时守卫在余程万身边的人不足百人。
这个时候，吴文凯和团长柴意新坚守西门。激战多日，日军先后突破了北门、东门、南门，而西门仍然牢牢地控制在中国军人手中。柴意新率领的169团也仅剩下了100多人。这是当时常德城里仅剩的一支能够对日军构成威胁的武装力量。正因为西门未失，57师才有了一条退路。
余程万早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他决心与常德共存亡。部下有人劝说他，要他一定带领大家打出去，迎接援军。余程万当时肯定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答应了部下的要求。
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这样记载：
人类的持久战争是有限度的，当战至最后的300将士，余程万将军决定退出常德城垣，以求报国于他日……假如连这少数人都不能生还，那么保卫常德的英勇事迹将随他们英勇的死友埋葬于废墟之下，泯灭而无闻于世。
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不明白中国军人为什么在弹尽粮绝的死地不选择缴械投降，而选择以死相拼。在西方，他们认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如果失去了抵抗能力，是可以投降，以保全生命的。但是，抗战中拿着劣等武器的中国军人，置于绝境，仍然要杀身成仁，以死报国。在我们中国人的眼中，向侵略者投降是屈辱的。
长城抗战中，29军军长宋哲元率领各师师长宣誓：“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29军在喜峰口用汉阳造和大刀歼灭3000名鬼子。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日寇侵入华北的时候，对手下将官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后来，张自忠将军战死沙场。
台儿庄战役中，川军将领王铭章守卫藤县，藤县失守，王铭章战死。藤县县长周同抚尸大哭，说道：“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然后，他从城墙上跳下，以身殉国。
武汉会战前夕，日军进犯湖口要塞炮台，官兵齐声高呼“我生国亡，我死国存”后，要塞官兵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日军进犯中条山的时候，第3军军长唐淮源所部被围，弹尽粮绝，突围无望，唐淮源说：“中国只有阵亡的军长，没有被俘的军长。”然后饮弹自尽。
桂林保卫战前夕，桂军131师师长阚维雍指着棺材店对随同的人说：“如果我死了，就在这里买口棺材把我埋了。”桂林城破，阚维雍自杀殉国。
12月2日夜晚，师部召开师长团长军官会议。吴荣凯说，当时，除了师长、团长，剩下的没有几个人了。
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突围。吴荣凯说，由谁突围，由谁坚守，在师长余程万和团长柴意新之间展开争执。余程万一定要让柴意新突围，自己坚守。当时那种情况下，谁都知道突围可能会有一线生机，而坚守就意味着牺牲。柴意新说：“援军来的肯定都是师长以上的将军，你让我一个团长怎么指挥，还是师长去突围吧。”余程万说不过他，只好听他的。
就这样，柴意新选择了坚守。
凌晨1时，余程万带领104名战士突围，这104名战士中就有旷文清和美国记者爱泼斯坦。169团仅余的29人跟着团长柴意新坚守，吴荣凯是169团的书记官，他要留下来，柴意新一把把吴荣凯推到了171团团长杜鼎的面前，让杜鼎带着吴荣凯一起突围。吴荣凯哭着要留下来，柴意新异常生气，他呵斥道：“169团只剩这点人，不需要你这个书记官传达命令了！”吴荣凯还在坚持，柴意新更加生气了，他喊道：“我们留下来是拼命的，你还年轻，不能留下来，快走吧！”吴荣凯只好离开了。
这些年来，吴荣凯一直没有忘记和团长柴意新分别的最后一面，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些年来，吴荣凯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泪流满面。
七天后，当中国军队光复常德时，吴荣凯随着第一批援兵冲进了城内。在打扫战场时，吴荣凯看到了团长柴意新，他身中四弹，血染军装，留守的29名战士也全部战死。
当时，柴意新刚刚结婚七个月，吴荣凯至今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余程万的悲怆结局
104名中国军人在余程万的率领下，沿着西门突围。
西门外，燃烧着几堆篝火，篝火的光亮中，日军的游动哨走来走去，形同鬼魅，要突围到江边，只能从这里穿过，别无他途。104名中国军人分成了几队，倚墙角，穿断壁，匍匐前行。余程万所在的一队，仅有八人。
穿过一道道封锁线，终于来到了沅江边。时，星稀月明，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前有大江，后有日军，哪里才有一条生路？余程万带领大家沿着江边向东搜寻，走出几百米，看到有日军在江边游荡，只能隐身在断壁后。等到日军走进了巷道里，旷文清起身前行，行走几十米，终于看到了码头上绑着一条木船。
大家坐进了小船里，余程万最后一个跳上船，一名卫士撑开长篙，木船慢慢地离开了岸边。
然而，江水很深，长篙无法触底，木船停滞不前。卫士们正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吹来一阵夜风，风吹送着木船驶向对岸。很多年过去了，旷文清仍然感到奇怪，当时为什么突然会有一阵强劲的夜风将他们送到岸边。天佑忠良，也许冥冥之中真有一种神奇又神秘的力量。
木船即将靠岸的时候，日军才发现丢失了船只，他们向着木船疯狂扫射，然而鞭长莫及。
大家离开船只，沿着沅江江岸溯流而上。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天寒风紧。行不多远，突然与日军遭遇，展开激战，旷文清一直护卫在余程万的身边。天亮后，他们来到了一座小村庄，旷文清看到，现在只剩下了师长和他两个人了。而余程万因为在长沙会战时腿脚受伤，现在旧伤复发，无法行走。
怎么办？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
勤劳的农村人起床都很早，他们看到村庄里来了两个蓬头垢面的人，有人认出了余程万。常德保卫战前夕，余程万经常视察防卫，独步街巷，因此大家都认识。村民将余程万和旷文清扶进房屋，杀鸡煮食款待。还有村民主动去村外放哨，监视敌人。当天，还有一些中国军人来到了这座村庄，都是57师头天夜晚跟随余程万突围而出的战士。第二天，村民备了一副滑竿，沿着山中的偏僻小径，将余程万抬到了一个叫作黄土店的地方，那里有一支救援常德的中国军队。
听说后来，余程万提起这段经历时，“谓乡民感情之隆，几欲垂泪。”
12月4日，余程万命旷文清收拢57师突围出来的散兵，点算共有83人，其中包括吴荣凯。
12月5日，余程万带着83名中国军人来到了德山，与援军58军新编11师汇合，筹划反攻。
12月9日，各路援军反攻常德，余程万带领一个团担任前锋，一路直扑常德，突围而出的83名57师战士，全部编入这个团里，他们早就杀红了眼，决心血仇血报。
然而，常德此时已成为一座空城。
横山勇占领了常德后，震骇于“部队被重挫，伤亡惨重”，不敢在常德久留，他被57师的英勇无畏吓破了胆。当时，常德城里的日军尸体都来不及掩埋，横山勇就下令日军陆续撤出常德。杨乾坤说，横山勇占领了常德后，57师余部转入地下作战，向日军偷放冷枪，猎杀落单的日军，所以，横山勇吓坏了，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横山勇匆忙撤出常德，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当日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占领了常德时，中国军人的各路援军对常德的合围也即将形成。横山勇不敢在常德久留。如果横山勇留在常德，常德就会成为他的葬身之地。
吴荣凯和旷文清都提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当天，余程万率领着先头部队进入常德时，从常德城的断壁残垣后，居然互相搀扶着走出了300多名57师官兵，有的手中拿着空枪，有的手持大刀，在日军占领常德的这一周里，他们仍然坚持抵抗。当旗帜在中央银行大楼上再次飘扬招展时，所有人都痛哭失声。
常德城里上了年纪的人至今都无法忘记他们在战役结束后回到常德后看到的情景，每条大道，每条小巷，每道胡同，每座倒塌的房屋边，都是尸体。尸体一层摞一层，都摞到了窗台边。常德的地面全是红色，那是血液染红的。很多尸体交织在一起，纠缠在一起，紧紧地抱在一起，分都分不开，这些中国军人都是在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扔完了最后一个手榴弹后，在与拥上来的鬼子肉搏战中牺牲的。有的中国军人倒下去的时候，手中拿着削尖的竹竿，子弹射完了，刺刀拼弯了，他们只能用竹竿作为武器。
而常德城里仅存的三百中国军人，没有一个身上没有伤的。
光复后的常德是一幅什么景象？1943年12月21日的《纽约时报》有这样一段描述常德的文字：
一只乌鸦站在一间被轰毁的货仓的焦梁上，带着严肃而满意的心情，望着已经从地面上毁灭了的常德……城东门的旗帜在一根新的竹竿上面胜利地飘扬，两个武装中国士兵很神气地站上了新岗位。
这几十年来，常德人一直没有忘记这场惨烈的战役。对于抗日战争，常德是最早进行研究的少数城市之一。
常德光复后，余程万带着57师残部来到湖南省桃源县整编。吴荣凯说，经此一役，169团仅剩九人。
余程万尽管带着8000名中国军人浴血抗战，重挫日军，但是，他自己却受到了处罚。来到桃源县没有多久，余程万就被解往重庆关押。
余程万刚刚突围成功后，就与74军军长王耀武联系。王耀武责怪余程万把常德留给了日本，而自己跑了出来。蒋介石要求57师与常德城共存亡，王耀武认为余程万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57师300名中国军人一直坚守常德，在日军占领常德的那一周里，他们每一天都在与日军抗争，57师并没有离开常德，余程万突围，是为了搬救兵。
但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无法接受这一点。中国人对英雄的要求是：面对绝境，一定要杀身成仁。
吴荣凯直到现在都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处罚自己的师长余程万，他并没有逃跑，他带领全师将士，竭尽全力与日军作战，最后出城搬救兵，为什么还要处罚他？
杨乾坤说，当时，传言余程万被关押在重庆，要枪毙他。消息传到常德，常德轰动。乡绅们奔走呼号，全城会写字的人都签名抗议，光签名的就有六万人，而常德那时候才有14万人。乡绅们组织人拿着签名去往重庆，要挽留余程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替余程万求情，认为余程万不是逃跑，是浴血奋战。张治中等很多高官也为余程万求情，请求刀下留人。这样，余程万才免于一死，却被关押。
1945年年初，余程万的老上级王耀武以湘西战况吃紧为由，点名要余程万参与抗战。余程万得以解脱，并被任命为74军副军长，位列同为副军长的张灵甫之前。
有一年，我意外地看到了一本《德国步兵操典》的油印小册子，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帝国官兵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投降：
1. 指挥官阵亡并和上级部队失去联系的；
2. 部队减员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含百分之六十）；
3. 弹药耗尽已无可能得到补充的；
4. 部队陷入敌优势兵力包围已无可能突围的；
5. 得到高一级部队下达的投降命令的。
德国将士在弹尽粮绝的境地，可以选择投降。但是，在中国军队里，根本就没有投降这一说。
在余程万重新获得任命之前，余程万不愿57师浴血抗战的壮烈埋没在历史尘灰中，这样对不起牺牲了的8000弟兄，他派了两个57师战士，找到当时最有名的小说家张恨水，请他把57师抗战的故事写下来。以写风花雪月著称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一再推托，两名士兵就在张恨水家附近租房住下来，每天给他讲57师守卫常德的故事，结果，张恨水大为感动。后来，以常德保卫战为题材的《虎贲万岁》出版了，轰动一时。张恨水没有要一分钱稿费，只要了一把日军指挥刀。
张恨水认为，常德保卫战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中的睢阳保卫战媲美，一定会名垂青史。
有意思的是，睢阳保卫战中，守将张巡因为让士兵吃人肉而被道学家诟病；常德保卫战中，守将余程万因为离城搬兵而同样授人以柄。
再过1000年，人们还会提起常德保卫战，就像现在的人们提起睢阳保卫战一样。
抗战结束后，内战爆发，余程万离开74军，赴粤东任职。
1949年后，余程万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去往台湾，而是选择了在香港定居。
1955年，一帮匪徒绑架了余程万和妻子，警察营救，警匪枪战，余程万于乱枪中殒命。到底是谁开枪打死了他，至今没有定论。
一代名将，率八千虎贲之众，抗十万骄横之师，斩将搴旗，拔山盖世，时将士同心，三军用命，虽弹尽粮绝，犹死战不退，如此凶悍之士，当世能有几人？将军浴血沙场，屡建奇功，而最后竟无辜丧命于庸人之手，实在令人唏噓，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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