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庆贻
我是第10军报务员，家在湘潭，是在长沙加入了第10军。我当时在长沙一个亲戚家中，看到第10军征兵，就参加了。
衡阳保卫战的时候，我一直在第10军军部，也一直和方先觉在一起。城破的前一天，我登上中央银行的大楼，看到日军挺着刺刀，只穿着裹裆布向前冲。打了那么多天，双方的意志都快要崩溃了。
那天晚上，方先觉知道大势不可挽回，就拔枪自杀，被身边的人抱着夺下了枪支。夜半时分，方先觉口述，我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本来命令砸毁电台，可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想要收听增援的消息。可是等到最后，没有任何消息。
停战后，我和方先觉都被关在天主教堂，但不在同一间房屋。后来，日军让我们转移，我们趁机逃走了。几个月后，听说方先觉被救出，重组旧部，我又回到了军队中。
王乐平
衡阳城外有个张家山，当时我们的机枪阵地就在张家山上。我们把张家山的一面山峰全部削平了，变成了悬崖。日军想要进攻张家山，就一定要登上这面山崖。日军抬来了梯子，我们的机枪把梯子都打断了，日军的死尸把悬崖都填平了，后来的日军踩着前面的死尸向前攻，我们的机枪又把他们打倒了。死尸层层摞起来，看了都让人心惊。
张家山上还有我们的散兵阵地，我们的人带着水和食物，走进了阵地后，就不打算出来。人在阵地在。后来，日军占领了张家山，我们阵地上的人全部牺牲了。
童纪统
当年的征兵标准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我家本来是父亲被抽中当兵，但是父亲那一年已经44岁了，我就代替父亲当兵。
我在部队里是卫生兵，当年战事激烈，打得很苦，伤员被抬到医院的时候，有的人半张脸都没有，有的人肠子露了出来，缺胳膊少腿的很多。衡阳保卫战打到最后，绷带医药都用完了，只能用布片捆扎止血。
衡阳被占后，我们被逼迫给日军干活。有一次，趁着给日军割马草的机会，我逃出来了，辗转来到贵州遵义，后来又来到重庆，继续跟着军长方先觉。
桂调元
抗战刚开始的那一年，我15岁，正在上初二，看到大街上张贴的征兵布告，我就去应征，人家嫌我年龄太小，不答应。两个月后，因为前线伤亡很大，我又虚报了年龄，说自己17岁，结果就入伍了。
我有文化，是一名卫生兵，在桂林参加战地医护人员培训班，刚刚学了三个月，学校就说，前方急需医务人员，你们提前毕业了。我们从桂林步行到湖南衡阳，然后坐火车到武昌。
我这一生参加了很多次战役，印象最深的是昆仑关战役。昆仑关战役前期，桂军伤亡惨重，有一黄昏，我从前线回来，突然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战车和摩托、大炮。我高兴得蹦了起来，我知道那是第5军来增援了。第5军是当时装备最好的中国军队。
后来，我做了炮兵。在衡阳保卫战的时候，我用两发炮弹炸毁了日军的大炮和重机枪，还炸死了30多名日军。
有一天，日军飞机轰炸师部，警卫班一名副班长，提着机枪仅用三发子弹就打下了那架轰炸机。我们从驾驶室里找到了日军的一张地图，上面准确无误地标注着师部、弹药库、炮兵阵地，等等。后来知道是有日本特务潜入了城中。
自断后路，决死一战
余程万带着8000中国军人坚守常德的时候，驻扎在衡阳的第10军派出了预十师增援常德。第10军军长是方先觉。
常德会战中，第10军预十师全军覆没，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
抗战老兵卢庆贻说，预十师全军覆没和师长孙明瑾牺牲的消息传到衡阳的时候，第10军一片哭声，全军将士发誓要为死难弟兄报仇。没想到，刚过了几个月，冤家就上门了，日军第11军围攻衡阳，日军68师团和116师团担任主攻。第10军击毙了当初围攻预十师的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和68师团57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一举报了血仇。
卢庆贻当时是第10军军部报务员。
1944年春天，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军占领了马绍尔群岛，这是美国首次攻占日本领地。接着，美国重型轰炸机开始对日本本土狂轰滥炸，日本只能被动挨打。到了这年夏天，美国开始进攻塞班岛和关岛，大日本帝国已经预感到了覆灭为期不远。
这年夏天，欧洲战场上，盟军也是一路高歌一路凯旋，诺曼底登陆开始了，法西斯轴心中最强悍的德国也被敲响了丧钟。
在中国战场，日军感到焦头烂额。
为了扭转战局，日本在中国发起新一轮攻势。当时，日军的太平洋航线已经被美军封锁，日军的舰队远远胜过中国，但不是美国的对手。狗急跳墙的日本人就决定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从满洲，也就是东北，一直到越南的河内，然后又从满洲北上，与朝鲜半岛、日本相连，这条铁路线可以保证日本的进出自由，进可攻，退可守。而打通陆上交通线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美国空军在大陆设置了很多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起飞的飞机，可以直飞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日本打通这条交通线，也是为了摧毁这些空军基地。
这次战役，东方叫作“豫湘桂会战”，而西方则称之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这次战役，孤注一掷的日军投入了50万兵力，这是自淞沪会战后，日军在单次会战中投入最多的一次会战。战争初期，确实按照日本人的预想在进行，日军仅用五天就攻陷了郑州，三天后占领洛阳；接着，日军一路南下，占据了浏阳、长沙、株洲、醴陵，在衡阳被方先觉的第10军阻拦。
在漫长的抗战中，日军先后组织了三次长沙会战，都被薛岳杀败，而这次，长沙终于落入了敌手。
当时，全世界都在打胜仗，唯独中国正面战场打败仗。
日军兵锋南指，顺风顺水，兵临衡阳城下，想当然地以为最多只用三天，就能拿下湘南重镇衡阳，没想到在这里碰了钉子。
守卫衡阳的，是第10军。
在正面战场上，第10军不是一等部队。然而，衡阳保卫战结束后，第10军成为了正面战场一等一的部队。
第10军的历史其实并不光彩。它在组建之初，围剿贺龙的红二方面军，连战连败，致使红二方面军进入了陕北；抗战之初，南京保卫战作战不力，武汉保卫战作战不力，致使番号一度被撤销。第二次长沙会战前夕，用人之际，第10军才再次组建，军长李玉堂。在李玉堂的调教和指挥下，第10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表现出色。
然而，由于第10军在该次会战中，丢失了一线阵地，军长李玉堂便遭到了撤职的处分，军政部任命钟彬担任第10军军长。钟彬与李玉堂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班同学，感情笃深，就以种种借口，迟迟不上任，致使第10军好几个月里群龙无首。第三次长沙会战前夕，大战即至，薛岳只得再次任命李玉堂为第10军军长，然而李玉堂脑筋转不过弯，坚辞不受。
从李玉堂、钟彬等人的身上，能够看到当年正面战场军纪涣散。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他们竟然抗命不从。
有一天，有电话打来找李玉堂，电话里问：“你是第10军军长李玉堂吗？”
那是蒋介石的声音，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李玉堂一听，马上立正，回答：“是。”
蒋介石又问：“你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吗？”
李玉堂回答：“是。”
蒋介石说：“那好，长沙就交给你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李玉堂高高兴兴地上任了。
李玉堂原来要等的，是更高一级的任命。
第三次长沙会战，李玉堂率领第10军打得异常出色。此役过后，李玉堂升为集团军副司令，第10军预十师师长方先觉升为第10军军长。
方先觉是从预十师升为军长的，他对预十师感情极深，所以，当预十师在常德会战中被全歼时，方先觉发誓一定要报仇。
然而，依靠一个第10军，武器残缺，兵源不足，又如何向日军68师团和116师团报仇？那时候，谁也没有看好第10军。第10军，17000人，充其量也就是正面战场一支三流部队；而68师团和116师团，兵源充足，装备先进，共有五万人。五万日军的背后，还有十余万日军源源不断地开来。
大兵压境，衡阳危如累卵。
初识古典文学的人，都知道中国宋代有一个出将入相的人叫范仲淹；知道范仲淹的人，都知道他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词《渔家傲》，其中上阕这样写道：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传说中，北方的大雁每年南飞到衡阳后，就会停下脚步，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开春后，它们又飞回北方，年年如此。
可是，1943年衡阳的天空中，没有大雁飞翔的身影；1943年衡阳的天空中，只有炮火与硝烟。
不仅仅大雁，衡阳城里所有的动物都没有了，只剩下中日两国几万人在血腥厮杀。
在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老鼠过江”的故事。
衡阳保卫战爆发的那年，常玉海才14岁，但是那场战争的惨烈给他留下了至死也无法磨灭的印象。他说，衡阳保卫战爆发前夕，日军飞机天天在头上盘旋，扔炸弹，衡阳变成了一片火海，第10军让老百姓赶紧搬出城区，去乡下投奔亲戚朋友，说衡阳要打大仗了。那些天里人心惶惶，老鼠也鼠心惶惶。有一天，常玉海突然听人说，湘江上都是老鼠，老鼠在过江。少年天性的常玉海跑过去，看到江面上都是老鼠，密密麻麻，挤挤挨挨，后面的老鼠咬着前面老鼠的尾巴，成千上万只老鼠像一张巨大的竹筏一样，从西岸向东岸游去。江水湍急，将老鼠冲得歪歪斜斜，它们就这样斜刺着游向东岸。那种场景让所有人都震撼不已，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老鼠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江面，强烈的求生欲望让它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看到这种场景，一些不愿意撤离衡阳的人，也不得不离开了。动物比人的预感强烈得多。
不仅仅是老鼠，那些日子里，湘江里的鱼也很少了。常玉海说，往常的时候，一网下去，总能捞起几条大鱼，而那些天，捕鱼的人一趟趟空手而归。衡阳的西面是沼泽地，在日军飞机没有轰炸前，每到黄昏时分，就能够听到蛙声一片，而日军飞机来了，夜晚再也听不到蛙声，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
直到衡阳保卫战结束，人们才知道了秘密。当时，衡阳城里城外都是死尸，又正值天气炎热，臭味弥漫，致使路断人稀。人们挖坑掩埋死尸，挖到地下十几米，突然蹦出了无数的青蛙、蛤蟆。原来青蛙、蛤蟆害怕飞机轰炸，全部躲在了地下。
所有动物都敏感地意识到：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有一天，常玉海正在吃饭，吃完饭，他就要跟着父亲离开衡阳，去乡下的舅舅家躲避兵燹，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他们以为敌人的飞机又在轰炸，匆忙跑出房屋，去地窖里躲藏，但是空中没有飞机，街坊邻居说，那声巨响是铁桥被炸的声音。
为了抵挡日军的进攻，第10军炸毁了湘江上的铁路。铁桥炸毁了，日军不能向西进攻，而他们也不能尽快转移。第10军不但炸毁了铁桥，而且还将火车头转盘毁坏了，以防日军使用。
常玉海说，当时，第10军是自断后路。无论他们战胜战败，都没法离开衡阳了。
和很多抗日名将一样，方先觉也是一个文武兼修的儒将。
方先觉是黄埔军校第三期，他在上黄埔军校前，已经是上海政法大学的高才生。黄埔军校毕业后，方先觉因为作战勇敢，由排长一步步升为第10军军长，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中，方先觉是第二个升为军长的人。这种一步步从下层军官升为将军的人，毫无疑问都是能力非常强的。
黄埔军校第三期和其余各期毕业生比起来，显得将星零落。黄埔军校第三期最有名的战将也恐怕只有方先觉、戴安澜和王耀武了，而戴安澜此时已殉国异域，牺牲在缅北野人山，王耀武此时是74军军长，他比方先觉更早一步迈入军长行列。
事后证明，方先觉的军事能力绝对是非同寻常的。
以第10军有限的17000人，而且还有一半是新兵，要与横山勇的第11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当时，日军为了发动豫湘桂会战，将横山勇的第11军扩充为八个师团，十余万人。三次在长沙城下击败了日军的薛岳也没有能够抵挡这股疯狂的日军，所以，横山勇有理由相信衡阳指日可下，所有人都相信横山勇会很快攻占衡阳。
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衡阳七天，给后方广西赢得布防时间。
然而，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方先觉坚守衡阳长达47天，彻底打乱了日军的进攻部署，还迫使东条英机内阁下台。
与常德保卫战不同的是，常德保卫战正值开罗会议召开，欧洲太平洋都无战事，全球的目光盯上了常德。而衡阳保卫战正值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全球的目光都投放在欧洲战场，衡阳无人问津。所以，很长时间里，衡阳保卫战不为国人知，更不为世界知。
方先觉反复权衡，知己知彼，和骄横的横山勇不一样，他将姿态放得很低。这就像两个拳手上场，一个目空一切，趾高气扬，鼻孔朝天，连对方看也不看一眼；而另一方弓下身体，悄悄地靠近对方。骄兵必败的道理，横山勇肯定懂，但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让他得意忘形了，他上次低估了余程万，这次低估了方先觉。
方先觉将第10军收缩在衡阳城内外仅有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坚壁高垒，严阵以待。这就像一架弹簧，当弹簧被压缩到最短的时候，它的弹性也最大。如果梯次抵抗，17000人很快就会消耗殆尽，方先觉不会做这样的赔本买卖。
衡阳保卫战即将打响，城里的百姓向城外疏散，城外的军队向城里集结。道路两边，两股人群像两股流向不同的河流。
立体防御让日军吃尽苦头
卢庆贻说，为了坚守衡阳，第10军对防守阵地也做了改建。
衡阳东临湘江，可以作为天然屏障；北靠衡山，日军携带重武器无法翻越，这是另一道天然屏障；西边是沼泽稻田，阡陌纵横，日军重武器同样不能穿越；所以，日军要想进攻衡阳，最好最便捷的途径，就是从南面进攻。
南面多山丘，中国军人将这些山丘朝南的一面，全部削平，变成悬崖峭壁，日军要攀上悬崖，除非搬来云梯。即使日军攻占了这些山丘，后面的散兵坑照样难以穿越。每一个散兵坑前都有一人多深的壕沟，即使穿过了壕沟，还有铁丝网；即使穿越了铁丝网，还有地雷；即使穿过了雷区，还有中国军人的机枪扫射；即使穿过了机枪扫射，后面会有大炮镇守；即使穿过了大炮镇守，后面还有中国军人的刺刀在等候……
日军每向衡阳城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死亡的代价。
第10军老兵童纪统说，日本小炮很厉害，但是和美国的大炮比起来就差远了。日本小炮打一发，装一发炮弹，而美国大炮一次可连续打六发炮弹。童纪统当时是第十师卫生员。
第10军有一个炮兵营，在衡阳保卫战中，这个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战来临前夕，第10军炮兵营还在桂林接收美式大炮。豫湘桂会战一开始，日军一路南下，进展迅速，史迪威创办的桂林步兵训练中心就要撤到昆明，然而，这一路崇山峻岭，训练中心的大炮又如何能够搬运。方先觉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通过老军长李玉堂联系到了桂林步兵训练中心，将这十几门大炮运到了衡阳。
大炮刚运至衡阳，日军的进攻就开始了。如果再晚一小时，这批对于衡阳中国军人来说生死攸关的大炮，就会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卢庆贻说，中国军人第一道防线距离城区十里，而方先觉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土山上，战斗最危急的时候，敌军距离军指挥部只有几百米。
卢庆贻眼中的方先觉身躯高大，一表人才，待人和蔼。在方先觉身边担任报务员的卢庆贻从来没有见到过方先觉发脾气，他对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直到今天，卢庆贻还能记得方先觉的音容笑貌。衡阳保卫战的时候，卢庆贻15岁，却已经有一年兵龄了。
一年前，参加长沙保卫战的第10军伤亡惨重，就在长沙征兵补充，当时在长沙上中学的卢庆贻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染，就报名参军了。
当时，卢庆贻有一个姑父在长沙防空司令部，卢庆贻每逢假期，就去防空司令部，学会了简单的发报、收报。所以，他入伍后，因为有无线电基础，经过六个月培训后，就被分配在第10军军部任报务员，与方先觉在一起。蒋介石和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每封电报，都是卢庆贻接收；而方先觉发出的每封电报，也都经过他的手。
衡阳保卫战的47天里，卢庆贻见证了方先觉的每一个细节。
卢庆贻说，他当时使用的电台只有15瓦，发电机也只有15瓦，信号非常不好，声音就像蚊子在叫，如果不凝神静气倾听，是无法听清楚的。因为发报机功率太小，收进发出每一封电报，都要在湖南芷江中转。后来，芷江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抗战受降城”。
卢庆贻那时候没有枪。他说，衡阳保卫战的时候，枪支非常紧张，前线作战的士兵，一人也平均不到一把枪，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汉阳造。有的看起来是枪，但是根本就不能用。军部的勤务兵都没有枪，枪都支援了前线。
衡阳保卫战那年，王乐平15岁，他是被拉壮丁入伍的。当时，正面战场上伤亡实在太大了，兵员严重不足。
王乐平说，当时拉壮丁的标准是“二丁抽一，五丁抽二”，如果一家中有弟兄两个人，就要有一个人去当兵；一家弟兄五个，要有两个去当兵。
王乐平的老家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当兵。那时候没有村长，村长是改革开放后的名称，再往前叫生产队长，而民国时候叫保长。有一天晚上，保长和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王乐平家，王乐平想去当兵，他觉得那一身军装很精神，还能吃饭不掏钱。可是父亲死活不让去，无论保长怎么说，父亲就是不答应。后来，父亲说，家里没有东西吃了，需要王乐平和哥哥编竹笼卖钱。当兵的二话没说，就走了出去。再回来的时候，肩膀上扛着一袋大米，他把大米放在父亲面前，将王乐平领走了。
王乐平算是幸运的，他当兵还可以领到一袋大米。我采访过的老兵阮明刚就没有这么幸运。当年，阮明刚去走亲戚，中途被保长抓了壮丁，全家人都以为他死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村庄，家人左看右看都不相信是他。阮明刚所在的部队，是张自忠的军队，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枣宜会战，张自忠牺牲后，他参加敢死队抢回了张自忠的尸骨。
王乐平想着部队里只有自己年龄最小，可是来到部队里才发现都是和自己一般大的孩子。王乐平所在的那个班有八个人，全是十几岁的孩子，最小的只有13岁，班长年龄最大，16岁，可已经是当兵三年、参加过两次长沙会战的老兵了。
王乐平说：“那时候苦啊，中国成年人都打光了，上战场的都是十几岁的娃娃。”
衡阳保卫战的时候，王乐平被编入第10军预十师，驻守在衡阳南面的张家山。他说，守卫衡阳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想着能够活下来，班长识字，他写了血书，其余不会写字的在血书上按血指印，誓与衡阳共存亡。
王乐平口中的衡阳保卫战异常悲壮。
我曾经听好几位抗战远征军老兵说过，他们在丛林中行军的时候，日军的狙击手就躲在大树上，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专门射杀树下走过的新一军将官，由于日军使用的是三八大盖，打一枪，扣动一下扳机，新一军那时候是美式装备，冲锋枪、卡宾枪，可以连发连射，所以，日军射出第一发子弹后，中国军人如果发现了日军躲藏的地方，冲锋枪、卡宾枪就会对着树丛狂射，日军的火力就被压制住，或者中弹。如果没有把他们和树枝绑在一起，就会掉下来。而绑住后，即使负伤了，他们还能射击。
我曾为日军狙击手的强硬而震撼，然而，当我听到第10军将士的故事后，才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和我们的中国军人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张家山朝南的一面已经被削平了，这种人工制造的悬崖足有七八米高，悬崖顶上是机枪阵地，几挺机枪一组，组成交叉火力，无论日军从哪个方向攀缘悬崖，都会置于机枪火力网中。每个机枪点是一个人，里面放置子弹、粮食和水。这名机枪手走进挖好的工事里，将机枪放置在两块砖头那么大的火力眼上，工事的上方用石板覆盖，浇筑水泥、沙子。这样，即使日军的炮弹落在工事顶上，工事也毫发无损。很多抗战老兵都说过，美国的水泥很好，炮弹打在这种工事上，只会砸出几星白色粉末。
两块砖头大小的瞭望孔，是机枪手与外界唯一的联系窗口，也是射击孔。每个机枪手走进了这样的工事，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也不会活着离开。这道工事，就是他们的坟墓。
张家山的机枪阵地让日军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日军始终无法攀缘七八米高的悬崖，只要他们接近悬崖，来自不同方位的机枪火力就会把日军撂倒。日军对这种机枪阵地也无可奈何。刚开始，日军还试图通过云梯来攀缘，到了后来，不需要云梯了，因为悬崖前日军的尸体层层叠叠，堆满了悬崖前的空地。最上层的日军尸体阻挡了机枪的枪口，工事里的机枪手又无法出去搬挪，就只有把日军的尸体用机枪打碎，这样才能看清楚攻击的日军。
后来，日军进攻的时候，就踩着铺了七八米甚至十几米高的日军尸体，向上仰攻。一直到这时候，日军才会对机枪阵地构成威胁。
日军占领了机枪阵地后，迎接他们的是散兵坑。散兵坑里的战士们站在一米多高的深坑里，手持步枪阻击，他们仍然没有想活着离开，散兵坑的四周都是地雷，无论谁踩上去都会炸开。
王乐平说，衡阳保卫战太惨烈了，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杀红了眼，比电影上演的要惨烈得多。
很长时间里，我不能理解日本人这种二球精神，明知道前面有机枪扫射，还要扑上去送死。直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日本的《步兵操典》，我才理解了。
日本的《步兵操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每个陆军士兵人手一册，里面对日军每个战术要领和战术动作都有机械而顽固的规定，它规定日军在发起冲锋的时候，不能匍匐前进，而必须端着步枪猫着腰冲锋，不能退缩。日军在拼刺刀的时候，也要手指离开扳机，关掉保险。这本机械的操典甚至连士兵在拼刺刀的时候，双手的位置也做了规定。
日本的《步兵操典》强调的是精神战胜一切，它固执地认为只要精神压倒了对方，就能取得胜利。这本书更明确地指出：“决定战斗最终胜负的方式是刺刀突击。”现在让我们来看，实在是笑掉大牙。
日本的攻击战术很单一，炮兵轰完步兵冲，步兵冲完炮兵冲。他们依靠这些简单的战术和当时在亚洲最先进的武器，占领了东亚和东南亚。
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胜利，是因为日本遇到的都是武器远远不如他们的穷困国家。
战争说到底，拼的就是综合国力。
当时一个让欧美人无法理解的现象是，日军各级指挥官上战场的时候，都要带上一把指挥刀，等待着能够手握指挥刀面对面地拼杀。时代发展到了坦克集团群作战，而日本还幻想着用决斗来重铸荣光。
在日本与苏联的诺门坎战役中，德国观察家同样不能理解，日本的武器前面为什么要装上一把60厘米长的刺刀，这把刺刀在坦克面前究竟能有多大作用？为什么号称世界军事强国的日本却只有一个坦克师？日本高级军官为什么要跟随步兵发起突袭冲锋？这简直是得不偿失的蛮干。
诺门坎战役前，日军关东军最精锐的23师团师团长小松原狂妄叫嚣，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击败苏联三个师，而诺门坎战役的结果是，23师团全军覆没，小松原“英勇”地剖腹自尽。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的中国军队拥有了苏联那样的武器，抗日战争会是什么样子？
日军在攻打衡阳南郊的山丘时，就严格地按照《步兵操典》，机械地运用中国古代的攻城战术，士兵们抬着云梯像蚂蚁一样前赴后继，死再多的人也在情理之中。
日军的聪明程度远远不如八路军。八路军攻打日军的炮楼时，用床板和湿棉被制作而成的“土坦克”抵挡日军的机枪扫射。而日军在衡阳城外的萧家山和张家山，面对第10军的机枪扫射，却只有二球精神。
日军死不足惜。他们不是被中国军人打死的，而是笨死的。
衡阳保卫战的时候，德国和日本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战场开辟后，德国不得不两线作战，东线的德军已经被苏军赶出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西线的德军正在法国与美英联军胶着厮杀，节节败退，希特勒已经预感到了第三帝国的灭亡为期不远。日军同样进行两线作战，在辽阔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占领了塞班岛和关岛；在中国辽阔的战场上，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中国南部城市衡阳，日军十余万人被阻隔在了衡阳城下。日本内阁也摇摇欲坠，日本天皇也寝食难安。
衡阳保卫战前夕，日军11军军长横山勇完全没有把衡阳这座南方小城放在眼里，横山勇手下拥有八个师团，而他只用68师团和116师团来攻打衡阳。两个完整的师团将近五万人，而衡阳守军是残缺不全的第10军，仅有17000人。所以，横山勇相信衡阳最多只用三天就能攻下，然后，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进入西南。
日军第68师团从南面进攻衡阳，守卫在衡阳南面的是第10军预十师。
当预十师侦察到当面之敌是日军68师团时，一下子乐了。就是这个68师团，在常德会战的德山之役中，让预十师吃了大亏，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新组建的预十师发誓报仇，现在预十师的师长就是当初预十师的副师长葛先才，他们想报仇，苦于一直驻防在衡阳，而现在，没想到上天入地都找不到的仇敌，居然自动送上门来。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快乐、更幸福的事情吗？
苍天有眼啊！
所以，战争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
在战争的间歇，方先觉曾来到萧家山和张家山阵地视察，他指着前方阵地对预十师的士兵们说：“要让这里变成日军的坟墓。”士兵们响亮地回答：“人在阵地在。”葛先才也回答：“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方先觉感到预十师的将士们根本就不需要鼓动，他们一个个士气饱满，杀气冲天。
仇恨燃烧着预十师士兵的眼睛和胸膛。
卢庆贻说，衡阳保卫战一共分三个阶段，6月23日至7月2日，是第一个阶段；7月11日至8月2日，是第二个阶段；8月4日到8月8日，是第三个阶段。其实，这些都是后来的人们在总结的时候，人为划分的，当时在战场上，就是没黑没明地打仗，谁还知道分什么阶段？
日军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就死在第一阶段。
6月27日是战争进行的第四天，日军在付出了上千人的代价后，才推进到了五桂山阵地前。整整四天，日军推进了不足200米。
五桂山阵地上，有中国军队一个连在坚守。日军整整攻打了一天，还没有攻下一个连把守的五桂山阵地。黄昏时分，日军施放毒气，这个连仅剩的83人全部壮烈殉国。
第二天，日军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带着四个联队联队长，还有作战参谋长和参谋一干人，来到烧焦了的五桂山阵地上，向衡阳方向瞭望。这些人属于68师团最高级别的将官和佐官，68师团所有的头头脑脑都集中在这里，他们人手一把指挥刀，人手一架望远镜，他们站在五桂山阵地上，不可一世。
他们没有料到，这时候阎王爷已经来敲门了。
中国军队的哨兵看到一伙老鬼子举着望远镜向这边瞭望，望远镜的镜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估计这伙鬼子都是当官的。哨兵把这个极为振奋的消息报告给机枪阵地，机枪阵地测算了一下，距离有点远，效果不够理想，又赶紧把这个利好消息报告给后面的炮兵阵地。炮兵阵地只要听说这伙老鬼子是在五桂山阵地上，就知道距离有多远。开战前，炮兵将中国军人每一处防御阵地都测算了一遍，就准备在反击的时候，用炮火支援中国军人。没想到，反击还没有开始，68师团的官老爷们却自动送上门来了。
守卫在炮兵阵地上的是中国军队一个炮兵连，连长白天霖，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毕业。当哨兵发现了这伙老鬼子的时候，他也已经发现了，这伙老鬼子距离炮兵阵地仅仅800米。白天霖的炮兵连有八门大炮，都是开战前历尽千辛万苦从桂林拉到衡阳的。现在，这八门印着洋码子的大炮就要发威了。
白天霖一声令下，八门大炮齐发，佐久间为人和身边簇拥的老鬼子全部倒了下去。不久，身负重伤的佐久间为人和几名鬼子佐官都死了，而没有死的，全部重伤，不能再指挥作战。
预十师终于报了仇。
68师团的指挥系统瘫痪后，横山勇将68师团划归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指挥。
战争仍在继续。
按照战后的分法，第一阶段的战争是十天，在这十天里，日军不分昼夜进攻，中国军人昼夜不分抗击，衡阳西部和南部本来苍翠青绿，森林覆盖率很高，而现在树木全部被打断了，山峰也被削平了，地面上血肉模糊，由于连续作战，双方的尸体来不及掩埋，空气中散发着恶臭。
连续十日十夜交战，双方的体力都消耗到了极限，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烈日暴晒，尘土蒙面，汗流浃背，眼前鲜血飞溅，耳边重炮轰鸣，飞机低空掠过，脚下血水横流……每个人都失去了人形，每个人的身体都透支了，每个人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
日本战史有这样的记载，他们认为衡阳保卫战是“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两师团之原任大队长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队已变成由士官代理大队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残局”。
八年抗战，日军攻占了中国多少城市，而唯有衡阳被他们认为是“唯一苦难”的，之所以苦难，是因为他们死伤惨重。仅仅在衡阳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日军就付出了25000人的伤亡，一个师团被打残。
衡阳保卫战到底有多惨烈，日军也有形象的记载。68师团和116师团的大队长所剩无几，大部分由士官代理。日军作战有一个特点，每当冲锋的时候，大队长这些中下级军官总是身先士卒。而当时的中国军队又何尝不是这样？每次冲锋的时候，营长、连长、排长总是手持驳壳枪和大刀喊：“跟我上！”东方军队都将身先士卒作为军官的优秀品质。
日军大队长之上有联队长、师团长，大队长之下有中队长、小队长。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大队长由士官担任，那就说明中队长和小队长也伤亡殆尽了。战争的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衡阳保卫战后，日军116师团120联队旗手星野博写过一本《衡阳最前线》，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守卫战中，连长、营长、团长上阵带头冲锋反击……危急时，师长、军长亲自上前线，激励部下。衡阳的第10军昂扬着真正的军人的崇高精神……
让对手敬服，这是军人的最高荣誉。
卢庆贻说，第一阶段的战役中，敌我伤亡比高达5∶1，这在抗战以来的所有战役中都是少见的。
第10军并不是当时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也不是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但是，第10军有一个好军长方先觉，方先觉绝对是一个军事天才，他在战前所构筑的种种工事，扭转了中国军队在人数上的劣势。
一头狮子领着的一群绵羊，能够打败一只绵羊领着的一群狮子。方先觉是狮子，横山勇是绵羊。
第10军构筑的所有工事都不是单一的，都是紧密结合，环环相连，每一个工事都有独特的作用。
卢庆贻说，当时，方先觉提出了三不打：看不清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当敌人先头部队靠近的时候，秘密火力点的机枪不打，埋伏在暗堡里的士兵不动，只用散兵坑里的步枪进行阻击。而散兵坑里的步枪要求“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鬼子先头部队与散兵坑里的中国军队纠缠胶着的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会急急赶来增援，这时候，火力点的机枪才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以相同的火力向日军倾泻弹雨，枪弹如同暴风骤雨，将鬼子团团包裹，旋转着，啸叫着，钻进了鬼子的皮肉，咬出了道道伤痕，让鬼子手忙脚乱，呼天喊地，四蹄朝天，一命呜呼。即使日军开来坦克也不顶用，坦克无法攀越七八米高的悬崖；即使鬼子抬来云梯也不顶用，埋伏在暗堡里的中国军人一群一群冲出来，只需把拉开的手榴弹丢下去，悬崖下的鬼子和云梯都被炸成了几截。那种景象爽心悦目，云梯与尸体齐飞，鲜血共火光一色。
日军的《步兵操典》中有记载，每次冲锋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前锋，第二梯队是主力，第三梯队是援兵。而第10军的散兵坑对付第一梯队，机关枪对付第二梯队，手榴弹对付第三梯队。各打各的，有条不紊。所以，我怀疑方先觉一定看过日军的《步兵操典》，所以他才能在衡阳保卫战中对症下药。方先觉实在是防守战专家。
再反观日军，无论是68师团和116师团，还是横山勇，在第10军的立体防卫面前，黔驴技穷，只知道使用人海战术。而人海战术，是冷兵器时代才会有的一种落后战术，在现代战争中，再多的人海也禁不住机枪的扫射。
7月2日后，已经焦头烂额的日军68师团和116师团精疲力竭，不得不转入部分休整。然而，这些天，日军还是没有停止进攻，只是严重受挫的日军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攻击凌厉，他们以毒气开道，企图攻占中国军队阵地，然而，这时候的中国军队已经掌握了要领，他们知道用毛巾浸湿捂在鼻子上，可以避免毒气的吸入。而陈纳德的航空队也从芷江机场起飞，空投防毒面具，等到日军发现了陈纳德的航空队，呼叫长沙机场日军飞机起飞拦击的时候，陈纳德的航空队已经转身离去，消失在云层里。
这些空投的防毒面具如同一面盾牌，让日军的毒气失去了作用。7月5日，300多名中国军人戴着防毒面具，趁着夜色，将丢失了的张家山阵地再次夺了回来。在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的战役中，张家山反复争夺20余次，最后被日军施放毒气才占领了。而中国军队有了防毒面具后，又将张家山夺了回来。
日军始终无法想明白的是，夜战、近战是《步兵操典》上的基本课程，本来是日军的强项，他们用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从亚洲北部打到了南部，在中国的正面战场所向无敌，然而在衡阳城下，他们夜战、近战的宝典失效了，他们遇到了一群更不怕死的中国军人。
7月6日，卢庆贻接收到了由芷江转发的一份电报，电报是蒋介石签发的，电报内容为：一、嘉勉第10军将士，并指示再坚守两星期；二、嘉奖预十师师长葛先才恢复张家山阵地有功，奖励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第二天，一架飞机飞临衡阳上空，将几枚勋章投到了地面，这些勋章包括此前通报嘉奖的几枚，分别是给军长方先觉、师长葛先才、师长周庆祥、团长陈德壁的。
卢庆贻说，衡阳保卫战整整47天，他每天都要把战况发给重庆方面，包括阵地的失守，阵地的夺回，排兵布阵和病员伤亡情况。
刚开始的时候，第10军接到的命令是坚守七天，部队准备了20天的粮食。而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部队坚守了整整47天。20天之后，部队已经没有可吃的东西了，日军也将衡阳炸为了焦土。衡阳县县长王伟能带着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市民，给士兵送来粮食。但是，那时候衡阳城里所有能够燃烧的都烧焦了，大米也被烧成了黑色的坨坨，战士们就把这些黑坨坨砸开，用水煮了吃。
当时，全国的眼睛都盯着四平方公里的衡阳。
东条内阁被迫下台
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中国军队的大炮威风八面，一炮就将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送上了西天，而日军只有小钢炮，小钢炮不但不是美国大炮的对手，而且对中国军队机枪阵地的堡垒也无法构成任何威胁。日军的炮兵部队在哪里？
日军的炮兵部队在长沙。
日军的步兵一向进攻神速，在东南亚，这些拿着三八大盖的步兵徒步追赶一触即溃的英军逃兵，用光脚板赶上了英军的汽车，日军东南亚派遣军大将山下奉文指向哪里，日军就打向哪里。仅仅用半年时间，日军就直下新加坡、东印度群岛、菲律宾、婆罗洲、泰国、缅甸、马来亚、所罗门群岛等东南亚地区，建立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在中国，日军的步兵依旧冲锋在前，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仅仅依靠步兵，就能打通大陆交通线。
然而，在中国，日本失算了。
68师团和116师团占领长沙后，就一路狂飙突击，把炮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们错误地认为，弹丸小城衡阳在两个师团的急攻下，一举可破，没想到，68师团长一命归西，68师团被打残。
衡阳保卫战开始的第七天，日军炮兵的先头部队才带来了30门山炮，但是，为了追赶这两个二球师团，每门山炮仅配置15发炮弹。450发炮弹，对衡阳守军构不成任何威胁。
反观中国军队炮兵部队，每个人都训练有素，技术熟练，当时的炮兵都是军之骄子，炮兵连排一级的干部都是从黄埔军校毕业，可谓是精英中的精英。每门大炮都发挥了极大作用，每个士兵都是神炮手。
7月2日，筋疲力尽的日军不得不停止攻击，等待后续的炮兵部队。
7月11日，日军炮兵部队来到衡阳城下，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发动第二波攻击。
日军的大炮将衡阳地面上的所有目标都摧毁了，日军飞机也参加了围攻，卢庆贻说，当时，各个部队之间的电话线都被炸断，不得不派通信兵传令。第10军指挥部也被迫从城外的土山上，搬迁到了城内的中央银行。
飞机、大炮过后，日军故技重演，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进攻。中国军队死战不退，即使战至最后一个人，也不会退出阵地。就是这最后一个人，也要拉响手榴弹，与冲上阵地的鬼子同归于尽。
多少年后，王乐平还能清楚地记得这么一件事情。预十师有一个营坚守一处仓库，日军用火炮猛轰，飞机投弹，士兵蜂拥而上，守卫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团长姓曾，他准备夜晚逆袭，将仓库夺回来，可是仅仅能够组织到29个人。曾团长在向师长葛先才汇报情况的时候，请求派援兵支援。葛先才答应援兵随后就到。到了夜晚，援兵果然到了，是葛先才率领的副官和卫士，仅仅四个人。
29个人看到师长葛先才亲自来增援，全都落泪了。曾团长说，师长你就在团部指挥，看我今晚夺回阵地。
午夜时分，曾团长提着大刀，率领32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偷偷地摸到了仓库阵地，一通砍杀，将鬼子赶了下去。32个人，仅仅剩下十个人。
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每时每刻都书写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
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日军的伤亡更惨重。
116师团有三个联队，而最强悍的是133联队，这是一支在日军中战功赫赫的联队，也是日本侵略史上声名显赫的黑濑联队。在常德保卫战中，就是这个联队最先冲进了常德城；在历次长沙会战中，这支联队都与第10军交过手；在抗日战争中，这支联队双手沾满了中国军人和中国平民的鲜血。但是，在衡阳保卫战中，这支日军部队中一等一的联队几乎伤亡殆尽。133联队第一大队仅剩80人，全部带伤；第二大队仅余7人。
日军一个大队有1100人。1100人仅剩七个人，这种战争的惨烈不难想象。
中国军队没有食物，日军更缺少食物。
《日军战史》记载：
其间粮秣之补给，亦未中继，部队所携带之给养，只维持了最初之四天，即已告罄，尔后之20余天，初则于附近之村落搜集，及至村落之粮尽，乃于附近之田中割稻壳，以钢盔捣成白米，炊煮后掺盐食用。步枪弹药用罄，唯有以劈刺，去发挥日军之看家本领，如此维持战斗达20余天。
日军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就狂妄地进攻衡阳；衡阳守军坚壁清野，以逸待劳，日军焉能不败？
早在战前，衡阳老百姓就迁走，粮食掩埋，日军走进的只能是一座座空落落的村庄，即使掘地三尺，也不一定能够找到粮食。日军就盯上了还没有成熟的庄稼。但是，农具全被农民掩藏或者毁坏，炮弹又将平地炸出坑沟，日军只能用钢盔来加工水稻。衡阳城里上了年纪的市民说，日军那时候也弹尽粮绝，甚至有日军开始吃树皮。
中国军队缺少弹药，日军更缺少弹药。
陈纳德的中美航空队每天都有大量的飞机从芷江机场起飞，疯狂地轰炸日军从长沙到衡阳的补给线。陈纳德的航空队技艺高超，每个人都有多年的飞行经验，甚至有的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观日军飞行员，则多是新兵。日军最有经验的飞行员那时候都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军飞行员厮杀，每天以几何级数死亡，美军飞机比日军飞机高一个等级，而飞行技术更不可同日而语。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还能够接受陈纳德航空队的空投物资，而日军只能饿着肚子端着空枪冲锋。
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中国军队炮兵炸死了日军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而第二阶段又一炮炸死了116师团120联队联队长志摩源吉少将。后来，天皇追授志摩源吉为中将。
志摩源吉少将的死亡也很有创意。
在衡阳保卫战中，对日军杀伤最大的，一个是中国军队精准的炮弹，一个是中国军队密集的手榴弹。
童纪统说，日军喜欢发起集团冲锋，端着刺刀号叫着往上冲，中国军队喜欢就近打鬼子，放到二三十米，能够看清鬼子的脸，这时候才开枪，手榴弹也才忽地扔出去。手榴弹一炸就炸一大片，比步枪带劲。中国军队的阵地前面都有铁丝网，手榴弹炸飞的鬼子胳膊和腿脚，落下来就挂在铁丝网上摇摇晃晃。
志摩源吉的死因与手榴弹有关。
志摩源吉喜欢以身作则。开战的时候，120联队还有3000多名鬼子，打完了第一阶段，120联队只剩下1000名鬼子。这1000名鬼子对中国军队铺天盖地扔来的手榴弹惊惧万分，志摩源吉给士兵们讲如何将手榴弹捡起来回掷给中国军队，并在一次战斗中做示范。他刚刚捡起手榴弹，从掩体里站起身，还没有掷出去，中国军队几颗子弹打过来，志摩源吉的脑袋就开瓢了，像摔碎的西瓜一样汁液四溅，灿烂夺目。
志摩源吉用血的教训告诉了日本人，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是不能捡拾的。
志摩源吉死了，他的继任者是和尔基隆。
和尔基隆上任没有两天，脑袋照样开了瓢，他也喜欢以身作则，死在冲锋的路上，死得其所，死有应得。
第10军有一大批枪法出众的狙击手，专打带指挥刀的。日军指挥官喜欢举着指挥刀冲锋，以表示他们卓尔不群。中国军队的狙击手不需要辨别，枪口就瞄上了他们，一枪过去，打得他们脸上礼花绽放！
狂妄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
7月16日，距离日军进攻衡阳已经过去了23天，日军两个师团五万人攻打17000名中国军人守卫的衡阳小城，居然还没有攻进城区。日军已经筋疲力尽，而中国军队还丝毫没有颓败的迹象。
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派参谋长松井太久郎来到长沙，力劝第11军军长横山勇将所有主力派往衡阳参战。横山勇派出了日军第40师团、第58师团、第57旅团、第13师团之一部，驰援衡阳。横山勇在战前动员报告中说：“我军之此次总攻，如不胜，何以对陛下，何以见同胞，第11军亦将永远沦为受人鄙夷之境遇，责任心荣誉感之所趋，三军将士犹如强攻旅顺要塞之乃木军，生死不顾……”乃木，就是乃木希典，被日军称为军神，与日本“海军之父”东乡平八郎齐名，在旅顺战役中，乃木希典用异常沉重的代价击败了俄军，占领了旅顺港，这是日军与西方军队作战的首次胜利，此事发生于1904年。
增援的日军开始上路了。这路日军共有十万人。
两天后，焦头烂额的日本东条内阁被迫下台。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从塞班岛登陆，日本海军大将南云忠一剖腹自尽。南云忠一，是日本自山本五十六之后最有名的海军大将。而中国战场上，衡阳阻断了日军实施打通陆上交通线计划。日军两条线作战，两条线都不利。
东条英机下台后，“高丽之虎”小矶国昭接任首相。
衡阳城下，经过20多日的殊死拼杀，双方的体力消耗都达到了极限。
衡阳城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以前，衡阳南门外有一个池塘，打了20多天仗了，又正值盛夏，每个人身上都臭气熏天。双方都打累了，日军攻不进中国军队的阵地，中国军队也赶不走日军，怎么办？双方就协商，先洗了澡再说，于是，就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日军洗澡的时候，中国军人不开枪；中国军人洗澡的时候，日军也不进攻。双方都洗完澡了，那就接着再打。
日军和中国军队一样，都是人，除了洗澡，还要吃饭，怎么办？双方也在商量，打累了，就先吃饭吧。吃完饭再接着打。
可是打来打去，谁都占不到便宜，怎么办？双方就在士气上压倒对方。
日本人唱歌，中国人也唱歌，比赛看谁的歌声嘹亮，谁的嗓门大，谁唱得整齐，双方的阵地也就只相隔几十米，每天黄昏的时候，听不到枪声了，就只听见歌声。
进入了8月，战场上的战斗更是变成了决斗，常常吃过晚饭后，鬼子就走出阵地，张牙舞爪地问中国军人：“敢不敢决斗？”中国军人也不含糊，会武术的就提着大刀出去了，双方互有死伤。
8月4日，日军十万援兵来到，开始了第三次攻击。
《日本战史》是这样记载的：
预期在一天之内，必下此城，但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10军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进攻，竟又被迫无效而终。亘40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兵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
日军将方先觉视为中国第一号虎将。衡阳保卫战激战40多天，第10军竟然没有一个人投降日军。
是一种什么力量让第10军成为了钢铁长城？
是中华民族危难时刻的坚韧不屈。
十万日军围攻衡阳，而68师团和116师团也在进攻。68师团，此时已经所剩无几。
日本防卫厅对这天的战役有这样一段描述：
8月4日。步兵第120联队，让官兵奉拜军旗，要官兵们与军旗共存亡，做最后冲锋。但是各个中队连日作战，最多只有40到50名。还有的中队只有20到30名。右侧也一样，大队进攻正面，冲锋人数只有不足一个中队，白刃战只有一个小队。
120联队，隶属于116师团，就是接连死亡了志摩源吉与和尔基隆两个联队长的那个联队。这个联队喜欢装神弄鬼，打仗前先祭拜军旗，而能够冲上去与中国军队白刃战的，只有一个小队的鬼子。一个小队是120人，也就是说，日军一个联队3000人，现在身体完好的，能够拼刺刀的，只有120人了。
第10军孤军奋战，援军在哪里？
其实，有限的援军一直在向衡阳靠拢，可惜一直无法冲入日军的包围圈。
《日军战史》记载：
敌人之援军三个师，已于其间到衡阳附近，但经我第40师团迎击之后，弃衡阳而掉头南下。
这支援军是62军，从7月31日直到8月2日，62军一直与日军40师团激烈战斗，战况同样极为惨烈，甚至发生了白刃战和肉搏战，多位团长、营长阵亡。后来，日军围攻，62军不得不退出战场。
除了62军，还有四个军参与了救援，分别是74军、79军、46军、100军，另外还有从广西全州高速开来的一个坦克团，可是，日军11军是当时中国战场上最强的一支部队，下辖八个师团，而五支救援部队都无法冲破日军第11军的防线。
桂调元是46军防御战车炮营的排长，当时，桂军成立了两个炮兵营，所购买的大炮是德国造苏罗通战车防御炮。一个炮兵营给了46军，一个炮兵营给了31军。
桂调元说，1943年5月，他所在的部队在湖南宁乡、汉寿一带防守，打了很多仗，后来，退到洞庭湖边防御。
1943年10月，46军作为统帅部的预备队，全部调到了广西南宁，准备参加越南战役。46军曾有一个“越南军官训练班”，先后训练了2000名越南军官。而46军上下也开始学说越南话。当时，越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越南领导人在广西柳州成立了流亡政府。
桂调元说，1944年年初，中国军队派出了一个团进入越南，团长名叫冯伯冈（为读音）。46军也准备开赴越南，驱逐日军，恢复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将士们听说要出国作战，群情振奋，摩拳擦掌，决心大显国威。就在这时候，豫湘桂战役开始了。
3月初，46军由南宁开往柳州。
6月10日，46军新编19师开到了衡阳，参加衡阳保卫战。
来到衡阳的第三天，桂调元就见到了方先觉，方先觉前来视察炮兵阵地。
方先觉走到桂调元面前，询问他们使用的是什么炮，桂调元回答是苏罗通战车防御炮。方先觉指着远处一棵小树问，能不能打中？桂调元说没问题。
桂调元一声令下，炮兵们装弹、瞄准、开炮、击中，整个动作一气呵成，仅仅用了12秒，远处的那棵小树不见了。方先觉连声称好。
桂调元说，他们炮兵排都是老兵，每个人都有八九年的兵龄。战场上，老兵和新兵的差别太大了。新兵一听到炮声就尿裤子，而老兵即使阵地沦陷了，还依然发炮。
熟练的炮手，要完成炮弹整个发射过程，也需要14秒，但是桂调元的炮兵排只用12秒。
桂调元说，苏罗通战车防御炮可以发射两种炮弹，一种叫穿甲弹，是专打日军坦克的，可以打穿一公分厚的钢板；一种是打日军重机枪的，“日本人的机枪阵地最怕我们这种炮。”
新编19师在衡阳城里停留了半个月。
桂调元的炮兵排有两门炮，架在高地上，控制着三个路口，这三个路口，是日军进入方先觉和卢庆贻所在的中央银行的必经之路。
6月23日，师部命令桂调元带着两门炮撤退。桂调元说：“当时我想，我们撤出来，衡阳怎么办？第10军怎么办？但是命令必须执行，必须撤。”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当初新编19师为什么要撤离战火纷飞的衡阳。6月23日，是衡阳保卫战开始的第二日，新编19师7000人为什么就要撤离？
桂调元认为，这可能是出于对整个战局的考虑。
当时，新编19师有60%是美式装备，这样的装备在中国军队中算是相当不错的。
新编19师离开了衡阳城，但是并没有走远，而是在衡阳外围设防，阻击日军。
桂调元在抗战时期上过两次学校。第一次是参加第五路军野战救护人员培训班，15岁的他学习伤员护理，只培训了三个月就奔赴战场，因为伤员太多，来不及等到他们毕业。第二次是黄埔军校第18期桂林六分校，学的是炮兵，也只上了两年就毕业，因为前线战事紧急。
桂调元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中，有三个参加了衡阳保卫战，都牺牲了。
桂调元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7月8日炮击日军的情景。
那天早晨，桂调元发现了一个小院，小院里有30多个鬼子，有一门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大炮，还有两挺机关枪。桂调元悄悄命令战士们把炮口对准这个小院，几声炮响，小院被浓烟和尘土覆盖，30多个鬼子全部上了西天。
还有一次，中国军队的侦察兵穿着便衣，找到了日军坦克掩藏的地方。团长命令桂调元开炮，第一发炮弹打高了。桂调元赶紧重新调整炮口，第二发炮弹打出去，没有任何反应。团长责问怎么搞的，桂调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而，半分钟过后，日军坦克阵地上升起了滚滚浓烟，原来这一炮打进了日军的堡垒里，把堡垒掀翻了。桂调元一看打中了，就命令大炮连发六枚炮弹，不但摧毁了日军的坦克，还把日军的机枪阵地也捎带摧毁了。
桂调元说：“抗战打过多少仗，发射过多少炮弹，但是最畅快的，就是这六发炮弹。”
苏罗通战车防御炮威力非常强。桂调元说，这种炮可以轻易掀翻日本的坦克，日本的坦克很轻，铁甲也薄。日本的小钢炮和这种炮对射的时候，这种炮总是具有压倒性优势。即使日军占领了我方的高地，这种炮也能够直接轰击。
在衡阳保卫战中，桂调元经历过最惊险的一幕。
有一天早晨，桂调元正在酣睡，突然听到有人大喊：“日本飞机来了。”
桂调元赶紧爬起来，跑到门外，看到日军的飞机正在轰炸炮兵阵地，阵地上腾起的火光和烟雾，都超过了日军飞机的高度，日军飞机怪叫着从烟火中钻出来。桂调元的炮兵排有四箱炮弹，一共40发，全部被日军的飞机炸毁了。透过烟雾，桂调元看到大炮还完好，他松了一口气。
可他还没有喘过气来，日军的飞机又飞回来了，机枪子弹嗒嗒地落在他的身边，他赶忙倒在地上，滚了两滚，滚进了身边的弹坑里。接着，炮弹又投下来，似乎就在耳边炸响，他俯下身体，手枪吊在胸前。烟雾中传来士兵们的叫声：“排长完了，排长完了。”
弹药库旁边有一座营房，营房门口站立着一个人，他手持轻机枪，嗒嗒嗒，只用了三发子弹，飞机就一个跟头落了下来。战士们欢天喜地地跑过去，看到这三发子弹全部打在日军飞机员的头部。桂调元说，日本飞机太猖狂了，飞机飞得很低，才让轻机枪给打了下来。
士兵们在飞机上找到了一张军用地图，上面详细地标注着师指挥部、弹药库、炮兵阵地等，“怪不得狗日的炸得这么准。”
用三发轻机枪子弹打下了日军飞机的，是46军军部警卫班一名副班长。后来，军部为这位副班长连升三级，还奖给了3000元钱。
进入8月，衡阳失守了，新编19师还在与日军激战，打下了被日军占领的两个山头，还在拼命攻击，想要增援衡阳。
当新编19师接到撤退的命令时，清点人数，发现7800人剩下不到5000人。
桂调元说，守城的第10军更惨烈悲壮。
有一天夜晚，桂调元坚守的炮兵阵地前面，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在爬动。战士们上前查看，才发现是两名中国军人。这两名战士是第10军警卫营的。衡阳失陷后，他们从水沟里爬出来，爬到了湘江边，遇到了当地老百姓，老百姓给了他们吃的，他们继续爬，夜晚爬到了桂调元的炮兵阵地上。
第10军警卫营只活下来了这两个人。
桂调元说：“那几天，从衡阳城里爬到我们炮兵阵地的，一共不到十个人。”
衡阳失守后，桂调元跟随部队退往桂林，继续坚守。他说，刚刚到了桂林的第二天，战争就又爆发了，“根本来不及休整”。
在桂林保卫战中，桂调元继续阻击日军。
骆首瞻是79军98师293团连长，他跟随军长王甲本驰援衡阳，在增援衡阳的战斗中，骆首瞻的手臂负伤了。
骆首瞻现在听力有障碍，居住在一座非常偏远，至今还没有通公路的小山村里。我只能与他用笔交流，他的钢笔字写得非常漂亮。
骆首瞻说，衡阳保卫战的时候，他拿的是冲锋枪。那时候打仗，连长必须带着士兵冲锋，后面跟的是排长和班长，营长不需要亲自带领冲锋，营长在后面指挥。所以抗战的时候，连排一级的下级军官死亡率非常高。
衡阳保卫战中，79军拼命向衡阳靠拢，可是无法突破日军的防线。骆首瞻说，79军没有坦克，而日军有坦克。骆首瞻看到日军的坦克开过来，操起冲锋枪扫射，可是子弹打在铁甲上当当作响，而坦克上的机枪打过来，身边的人倒下了一大片。
骆首瞻现在还能记得，在增援衡阳的那些日子里，与日军竟日激战，困了，就与死尸睡在一起。死尸太多了，中国军队顾不得掩埋，日军同样顾不得收拾。夜晚起风了，身体寒冷，就抱着死尸睡觉。那些日子过得非常艰苦，整天整天没有饭吃，只要能够勉强果腹的东西，都填进肚子。当时的中国军人也只有一身衣服，由于长期征战，顾不上洗澡，衣服里的虱子滚成团。他说，抗战后期的生活比前期还要艰苦，很多人的衣服缝缝补补，穿得就像乞丐。每到一地，只要能够休息一会儿，就赶紧找破布条、稻草什么的，赶紧编草鞋，所以，每个人的草鞋看起来都是花花绿绿的。由于军务紧急，他们几个月都不洗澡，不洗脸，所以每个人都浑身臭味。
骆首瞻说，在增援衡阳的战斗中，他所在的79军军长王甲本，还有师长和团长都牺牲了，他所在的团仅有50多个人撤退下来，而全连仅剩下他一个人。
王甲本，人称“硬仗将军”，意思是说他擅打硬仗。在衡阳保卫战之前，他参加过淞沪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在衡阳保卫战中，他在外围与日军苦战，减轻衡阳第10军方面的压力。
衡阳城破后，日军沿着湘桂铁路两侧展开钳形攻势，王甲本带领79军在冷水滩阻击日军，为广西境内的中国军队布防赢取时间。9月6日，王甲本亲赴前线指挥作战，战况异常激烈。9月7日拂晓，日军一支特种部队身穿便衣，向79军发动袭击，王甲本果断率领军部向西转移，他亲率军部手枪排在前开路。当王甲本来到永州市东安县山口铺芭蕉村张家冲时，与日军大部队遭遇。手枪排仅有手枪，没有长武器，激战过后，全部殉国。日军包围了王甲本将军，王甲本用手枪击毙了几名日军后，赤手空拳与手持三八大盖的日军拼杀，头部、胸部、颈部都被日军砍伤，他两手紧抓日军刺刀，血肉模糊，但仍虎目圆睁，大呼酣斗，岿然不倒。日军几把刺刀同时刺穿了他的腹部，将军壮烈牺牲。
王甲本，是抗战时期与日军肉搏而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
然而，当时，城里的第10军战士，并不知道城外援军的殊死搏杀，不知道城外的援军无法冲破日军的包围圈，他们仍然在等待着援军。
卢庆贻说，军部设在中央银行里，中央银行有三层大楼，日军的飞机和炮弹将三层大楼都炸塌了，军部被迫搬到了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那里炮弹打不着。
城里没有吃的，衡阳的地方官员就带着老百姓把舍不得吃的粮食捐献给中国军队，但是，当时衡阳城里片瓦无存，这些捐献来的粮食都被烧焦了，中国军人就把这些烧焦的大米熬成稀粥，放点盐巴来吃。因为吃不好，再加上那几天天降大雨，很多人都生病了，拉肚子。
有一天，卢庆贻和一名通信兵去中央银行外的废墟上解手，走出银行还没有十米，日军一颗炮弹飞过来，他们赶紧趴在地上。等到起身的时候，卢庆贻看到通信兵的脑袋没有了。
童纪统也说到了衡阳保卫战第三阶段日军的炮击。童纪统亲眼看到一发炮弹削去了一名战友半个脑壳。那名战友正在冲锋，没有了半个脑壳，他还向前跑了几米，才倒了下去。
第三阶段的日军炮火占有绝对优势。
我们的炮兵在哪里？
我们的炮兵已经没有了炮弹。
8月5日，炮兵营只剩下几门81毫米榴弹炮还没有损毁，而81毫米炮弹早就打光了，仓库里只有几百发82毫米炮弹。81毫米榴弹炮无法发射82毫米的炮弹，怎么办？
几百米开外，日军大炮停歇后，步兵蜂拥而上，中国军人用步枪和手榴弹顽强阻击，急需炮火支援。可是炮兵营的81毫米炮弹告罄。炮兵营长果断地命令炮兵们赶快磨炮弹。
于是，士兵们一人抱起一颗82毫米的炮弹，用钢锉磨，没有钢锉的，就用铁片磨，没有铁片的，就用石头磨。每个人的手上都磨出了血泡，血泡破裂了，鲜血流淌在了炮弹上。
那时候，方先觉来到了炮兵阵地，他看到炮兵们这一幕，挺直身体，向炮兵们敬礼。炮兵们全都热泪盈眶，泪水和着血水，染红了炮弹。
炮弹发射完后，炮兵们将大炮全部掩埋，不留给敌人，然后操起大刀，加入了步兵的行列中，一起阻击日军。
最后的时刻
8月6日黄昏，卢庆贻在发报的间歇，登上了中央银行大厦的废墟，他看到一大群日军挺着刺刀，排着纵队向前冲，斜阳的余晖照在日军一排排的刺刀上，闪闪发光。日军都没有穿衣服，仅用一片布裹着裆部。卢庆贻转过身去，看到远处还是日军，冲进城来的日军从四面八方开始围攻第10军军部所在地的中央银行大楼。
那天晚上，方先觉让卢庆贻向统帅部发了一封电报：“本军部队已经伤亡殆尽，守城部队盖由杂役混编而成，粮弹医药均缺，难以为继，衡阳危在旦夕。”后来，在公布了的蒋介石日记中能够查到，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不料伤亡之大已至于此也……为之抑郁者久之。”
也就是这一天，日军攻进了衡阳城。此时，衡阳保卫战已打了46天。
卢庆贻说，当时抬进城里的伤员已有6000余人，均为重伤员，无法作战，轻伤员都没有走下火线，仍在前方与日军厮杀。
童纪统说，当时没有医药，甚至连绷带都用完了，卫生兵只能用布片包裹伤员的伤口。由于没有消炎药，很多人的伤口感染，都生了蛆。
然而，伤员们面临绝境死地，却毫不消沉气馁，他们坐在一起，臂膊挽着臂膊唱《中湘颂》，这是方先觉作词谱曲的歌曲，在衡阳保卫战众志成城、严阵以待的时候，他们唱这首歌；在大战间歇与日军比拼士气的时候，他们唱这首歌；现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还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民族义旗飘衡阳，
志士起蒸湘。
孤军奋斗显身手，
视敌如犬羊。
精诚结团体，
万民共颂扬。
还我田园全骨肉，
携手上疆场。
反攻军队将接近，
复湘桂，下粤汉。
天空比铁翼，
寇兵心胆丧。
战舰如云会东海，
沸腾太平洋。
蒸湘诸将勇，
两卫好儿郎。
大家齐出动，
捐躯赴国难。
誓死如归，
为我中华民族争荣光！
《中湘颂》中的蒸湘是现在衡阳的一个区，也是民国时期衡阳的代称。而“两卫”，则指长沙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
卢庆贻记得这天晚上，军部召开了会议，面对十万穷凶极恶的日军，第10军伤兵满营，绝无胜算，而援兵又迟迟未到，现在该怎么办？
突围吗？十万日军围攻如同铁桶一般，大炮昼夜轰鸣，如何突围，又如何能够突围出去？就算侥幸突围出去了，衡阳城里的6000伤兵怎么办？怎能把他们交给日军？日军攻破衡阳城后，一定会报复屠城。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些天打死了多少鬼子，但都感觉到鬼子死亡人数比中国军队多得多，日军怎么会善罢甘休。
投降吗？那更是不可能的。第10军已经坚守了46天，怎么能功亏一篑？自古中华好男儿，义字当先，义无反顾，取义成仁，忠肝义胆，忠孝节义。金石之身，怎能与瓦片为伍？
剩下的，只能是坚守。
方先觉和各师师长相约，大家死就死在一起，黄泉路上有个伴儿。
8月7日中午，日军四面合围，中国军队弹尽粮绝，各师师长遵守誓约，来到了中央银行地下室。日军的大炮震耳欲聋，地下室的桌子上落下一层又一层尘土。尘土落在发报机上，卢庆贻擦拭过后，一发炮弹过来，又有一层尘土落下来。
方先觉询问各师战况，卢庆贻听到参谋统计后说：“只剩7000人了，几乎都是伤兵。”
师长们请求方先觉突围，劝告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出去后带领兄弟部队再打回来。卢庆贻听见方先觉说：“我出去了，这7000士兵怎么办？不能把他们送给日本人，这7000士兵跟着我们出生入死，都是好弟兄。”
军部里的所有人都在方先觉面前站成一排，他们朗声答道：“大家死在一起，黄泉路上都有照应。”
由于第10军电台功率很小，发电机功率也很小，所以每天只能开机两次，中午一次，夜晚一次，用来发报和接收。当天下午3时，方先觉授意卢庆贻打开电台，一字一句地口述电文。卢庆贻至今还记得这最后一封电文：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
由于电台功率太小，这封电报卢庆贻一直发了20分钟，才发完了。
电报发完后，方先觉整整衣领，突然抽出腰间的手枪，准备自戕，卫士扑上去抓住了方先觉的手臂，号啕大哭，师长们也哭了，一齐劝说方先觉。
后来，很多书籍的作者对这一天发生在衡阳第10军军部的事情主观臆想，让抗战老兵卢庆贻非常气愤。
有的书籍说，方先觉拔枪自戕是因为悔恨。有的书籍说，当方先觉向日军宣布投降后，各师师长才赶到军部，向方先觉报告说第10军尚有6000名生力军在外集结，准备反攻，方先觉听到这个消息后，悔恨交加，就想自杀。还有的书籍说，方先觉向蒋介石发了最后一封电报，请求派兵支援，蒋介石回电说：“上帝保佑你们，阿门。”方先觉非常气愤，就投降了日军。
无论是见证了方先觉在衡阳最后时光的卢庆贻，还是在衡阳保卫战中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童纪统和王乐平，无论是在衡阳保卫战中坚守南郊与日军殊死搏杀的预十师师长葛先才，还是衡阳很多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他们都坚称，方先觉从来没有投降，第10军从来没有投降。
方先觉口述那封电报，卢庆贻一字一句发报的时候，师长们就立在方先觉身后。当时全军伤亡情况，方先觉全部知晓，哪里会突然冒出6000生力军？衡阳被围46日，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城破被围，危在旦夕，如果有生力军，早就冲杀在第一线，当时连马夫、伙夫都拿着刀片上阵杀敌，又怎么会暗藏6000生力军？写这种书籍的人，怎么能盲目臆想？
卢庆贻发完方先觉最后一封电报后，师长孙鸣玉让卢庆贻砸毁电台。卢庆贻舍不得把电台砸毁，电台是第10军与外界联络的唯一工具，他幻想着能够从电台中听到援军即至的消息，就一直守候在电台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然而，电台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丝一毫声音。
那一晚，军部所有人都没有入睡。
卢庆贻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还好像就在昨日。
那天晚上，中央银行大楼外的枪炮声一直响到了天亮。守卫的中国军队精疲力竭，而据日军后来的记载，当时攻城日军也已经精疲力竭，第11军军长横山勇飞临衡阳，要求日军坚持到底，如果不能尽快攻下衡阳，全体将官剖腹自杀。
那天晚上，方先觉站立在地下通道口，心中狂澜万丈。
那天晚上，王乐平守卫在最后一条街巷，这条街巷距离第10军军部仅有20米，他能够回头看到地下室里军部透出来的灯光。20米的距离，几秒钟就能够冲过去。
那天晚上，卢庆贻守卫在电台旁，不断发报求援，心存着最后一丝侥幸，等待着会有援兵到达的消息。可是，电台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回音。他的身边放着一把大刀，如果日军冲进军部，他就准备持刀冲上去拼命。
那天晚上，日军攻势虽猛，却没有向第10军军部靠近一步。
将有必死之心，士无偷生之念。
天亮后，日军派人走进了第10军军部，他们同样没有力气再打下去，他们知道再打下去就会有更多的大日本皇军死亡，而如果不能尽快攻占衡阳，所有将官都要被迫自尽，就在不久前，海军大将南云忠一都自尽了，他们这些参与攻占衡阳的少将、中将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他们来寻求谈判。
后来，方先觉在台湾写了《衡阳四十天》，文中写道：
当年城陷时……拟作最后一击，但日军攻城部队奉其司令之命派人持黄旗来谈判，不久其高级人员亦带译员来谈，我既失去双方直接开火以求解脱机会，也就按战争惯例受俘。
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到方先觉当时悲愤而无奈的心情，弹尽粮绝，伤兵满营，援兵无望，如果继续抵抗，只会招来日军屠城，7000伤兵，都是大好男儿，怎么忍心看着他们被日军杀戮？
卢庆贻说，当日军请求方先觉停战的时候，方先觉向日军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保证生存官兵能够得到休息，二是伤兵得到救治，三是第10军不离开衡阳。
当时，阵地上的官兵已好多天连续作战，昼夜抵抗，早就疲惫不堪，很多人正在走路就会睡着，再加上没有食物，体力极度虚弱，很多人已经饿得连大刀都举不起。而受伤的官兵因为没有药物救治，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死去。第10军不离开衡阳，日军就不能算作占领衡阳，日军也不能逼迫第10军去攻打中国军队。
方先觉还说，如果这三项要求不能达到，那就与日军血战到底。
这一天是1944年8月8日，第10军已经在衡阳抵挡了日军47天的进攻，衡阳还在第10军手中。日军早就疲惫不堪了，他们同样饥饿难耐，他们早就想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现在，他们对方先觉提出的要求全盘答应，他们终于得到了解脱。
这天早晨，连续响了47天枪炮声的衡阳城，终于得到了暂时的宁静。
中国军队喘了一口气，日军也喘了一口气。
衡阳保卫战对日军造成了多大的伤亡，至今各方数字不一，但是《日本战史》中有明确记载，衡阳保卫战结束后，日军向横山勇的第11军一次性补充了十万人，用来攻打桂林。
一次性补充十万人，这说明，在衡阳保卫战中，日军的伤亡人数当在十万人左右。
卢庆贻说，他了解到的中日伤亡比例是1∶5，当时，第10军17000人已经伤亡殆尽，其中死亡有10000人；按照这个比例，日军伤亡当在85000人左右，其中死亡50000人左右。
衡阳保卫战是14年抗战中，中国军队以最大比例杀伤日军的一场战役。
衡阳陷落后的第四天，1944年8月1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指出：“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
衡阳陷落后第12天，蒋介石电令全国军队，于1944年8月20日，各在军次集合全部官兵，默哀三分钟，蒋介石电文如下：
此次敌寇进犯衡阳，历时47天之久，战斗之猛烈，为抗战以来所未有……特此通电，仰转训勉，并将此电全文朗诵，一体遵行。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给予了衡阳保卫战高度评价。
投降？停战？
停战后，方先觉和军部所有人被关在了天主教堂，卢庆贻也被关在这里，不过，没有和方先觉关在同一间房屋里。
日军知道方先觉是中国军队一员虎将，而衡阳保卫战更是全国关注，如果能够说服方先觉投降，必定能够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于是，日军提出为方先觉保留第10军番号，并增加军队，任命方先觉为司令，方先觉拒绝了。
无论日军如何劝说方先觉，方先觉坚决不投降，不与日本人合作。后来，日本人得知方先觉是个孝子，就效仿曹操逼降徐庶的招式，囚禁了方先觉的母亲，以此逼迫，但是方先觉还是不投降。
日本人没辙了。
日军全部占领衡阳后，陈纳德的航空队得知衡阳城里再无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已全军覆灭，就开始了对衡阳城狂轰滥炸。卢庆贻说，他们站在被关押房间的窗口，能够看到美军飞机上的鲨鱼标志，一颗炸弹接着一颗炸弹爆炸，日军在烟雾与尘土中仓皇逃命，他们觉得非常解气。有时候，爆炸掀起的气浪冲进了窗口，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死亡的危险，“死都死过一次了，再死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
陈纳德的航空队完全控制了空中优势，而衡阳的飞机场早在保卫战之初，就被中国军队破坏。日军在衡阳城里惶惶不安，被动挨打。
几天后，日本的报纸上登载了方先觉投降日军的消息，国民党占领区报纸大量转载，方先觉投降日军的谣言开始蔓延。为什么会这样？这则消息怎么来的？
这是日军无耻的诡计。
无论是方先觉，还是目前健在的第10军老兵们，都没有承认方先觉和第10军投降。他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投降日本人，而且当时日本人一直关押着他们，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投降之后的礼遇。在我和他们交谈的时候，这些抗战老兵都在反问：既然要投降，当初为什么要孤军奋战47天？为什么要在弹尽援绝，手中没有本钱的时候才选择投降？难道第10军都是傻子吗？
事实上，衡阳保卫战的1944年8月8日，中日两军都已经无力再打下去，双方都仅仅剩下最后一口气，苟延残喘。那时候，陈纳德的飞机飞临衡阳上空，为第10军补充有限的给养；而第10军直到最后一刻还将士同心，以死相拼。47天来，第10军没有一个人投降日军，也没有一个人去当俘虏。在日军每攻占一座高地时，残余的无法撤离的守军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日军在这样一支守军面前已经被吓破了胆，这支军队的民族意志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武士道，这到底是一支用什么武装起来的军队啊！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想象，一支杂牌军队，一支新组建的军队，居然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具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而日军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不能尽快攻下衡阳，所有将官就要剖腹见阎王。日本人并不知道第10军还有多少兵力，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每跨前一步，就要伏尸上百。当时的日军也已经弹尽粮绝，陈纳德的航空队封锁了所有陆路、水路，这股日军也成为了孤立之敌。更可怕的是，中国军队五个军的援军在衡阳的外围进逼，日军的防线也即将被攻破。
中日双方就像两个大汉在角力，现在每个人都只剩下了最后一点力气。
于是，日军选择了停战，方先觉为了7000伤兵，同意了停战。
衡阳保卫战结束了。
17000名中国军人，对阵十万名日军，孤军坚守47天，逼迫日本内阁下台，中国军队中军长、师长无一损伤，而日军有一名中将师团长、两名少将联队长死亡，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日军师团长，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军长；日军联队长，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师长。
这个辉煌战果，是抗战14年来正面战场从来没有过的。
日军提出了停战，方先觉答应了，双方的地位直到此时应该是相等的，中国军队保持了尊严。
然而，日军背信弃义，把方先觉和第10军军部的所有人关押在天主教堂，作为俘虏处理。
就算方先觉被俘，也毫不丢人。
德国的《步兵操典》规定，帝国官兵在部队减员60%以上的，弹药耗尽的，陷入敌优势兵力包围已无可能突围的，都可以选择投降。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第10军在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就应该投降了，而且投降是无可非议的。
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陆军，德国的军队制度也本着爱护军人的目的。
当时世界上每一个先进国家的军队都有《步兵操典》，我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军队有没有《步兵操典》，可能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听抗战老兵们提到过《步兵操典》。就算有，中国军队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又如何能够看懂《步兵操典》？
我们的军人依靠着一腔热血，怀揣最朴素的保家卫国的信念，手持最原始的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抗争。这种抗争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悲壮和惨烈。
放眼中国历史，文天祥起兵反元，也曾经被俘过，但并不能因为他被俘就不能说他是英雄。飞将军李广也曾经被俘过，但不能因为他被俘就抹杀了他的功绩。
文天祥和李广都是英雄，然而方先觉却没有被当作英雄。甚至这几十年来，他一直背负骂名。
我所能找到的，关于方先觉投降日军的最早记载是日本战地记者小田岛所写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刊载在日本1944年8月13日的《朝日新闻》上，原文翻译成中文如下：
该军长等旋随部队前往投降谈判场所涂仁中学，我部队长偕幕僚长以下诸人，于8日午前10时45分在学校防空壕内开始谈判。壕内置有一张木桌，部队长坐在正面，方军长坐在他的对面，该军长两侧为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以下……部队长打破紧张的空气，以严重的口气凛然地说：“本官以日本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拒绝了敌军所提出的七项投降条件，提出我方面的无条件的投降要求书，并且很严厉地说：“请及时答复。”部队长的视线集中于军长的脸上。方军长听了翻译的话以后，低声确定地答道：“服从这个要求。”部队长说：“至于解除武装的事回头听日军指示。”这样，衡阳守军全面地向我军无条件投降了，时已12时，在投降书上签了名的军长的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最后我某参谋长向方军长要求道：“请命令衡阳重庆军即时停止战斗行为。”方军长当即请参谋长命令全军停止战斗。方军长会同我部队长又把服从全面投降的事告知各师长，各师长也都无异议地同意了。部队长最后声明：各师长的身份，皇军负保障之责。这感动了投降我军的敌将们，会见终了后走出来的方军长及各师长的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
此文刊登后，国内的报刊竞相刊登，而武汉政府的报纸还在文章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方先觉的军队接受了日本的改编，名为“先和军”，方先觉任军长，兼省主席。
于是，方先觉被中国人骂为汉奸，而子虚乌有的“先和军”也开始像流感病毒一样蔓延，让人们信以为真，并被写入了一些书籍中。
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记者的这篇报道。
首先，人物不详，日军的“部队长”是指谁？是指日军第11军司令横山勇，还是指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抑或是别的师团长？
其次，方先觉商议的，并不是七项投降条件，而是三项停战协议。而且，停战协议是日方提出来的，不是方先觉提出来的。
再次，双方停战是在中央银行地下室第10军军部协商的，不是在涂仁中学。是日军来到了第10军军部请求停战，不是方先觉来到涂仁中学请求投降。
还有，历经47天惨烈厮杀的方先觉将军，在日军所谓的“部队长”的呵斥下，竟然“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而走出会场的时候，“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想想可能吗？方先觉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手下败将怎么会有恐惧之色；而签订投降书，明知道会留下千秋骂名，而脸上竟然会带着安静之色。日本这个名叫小田岛的记者，真会编故事。
事实上，1944年8月8日的早晨到中午12点，方先觉将军和孙鸣玉将军从来就没有离开第10军军部的中央银行地下室。
日本记者抛出这样一篇文章，目的在于瓦解中国人的斗志和信心，用《三十六计》中的计策来说，这叫反间计。
那么，8月8日这天的衡阳到底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发生了哪些事情？
8月8日全天，衡阳城里中国军队仍在抵抗，没有人接受投降，没有人放下武器。
曾在衡阳保卫战中一炮轰死日军师团长佐久间为人的炮兵连连长白天霖在战后去了台湾，他编撰了一本《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的书。书中写道：
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由于我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阻击敌人，以致引起敌军愤怒，肆意屠杀。而手榴弹爆炸之声，此起彼落，遂成为我官兵集体殉国与敌偕亡之体炮矣！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
卢庆贻、童纪统也说，8月8日这天，守城官兵仍在与日军厮杀，喊杀声震耳欲聋，中央银行外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流淌着鲜血，敌我双方的尸体堆积如山，叠摞在一起，无处插脚。
这就奇怪了，既然中日两方仍在厮杀，何来两方指挥官坐在一起谈判，又何来方先觉接受投降？再说，日本报道中的“涂仁中学”，我曾经问过一些衡阳城里上了年纪的人，都不知道当时有这所中学，就算有这样一所中学，那么这所中学一定不会位于中央银行地下室，一定距离中央银行还有一点距离，而当时中央银行外战火纷飞，枪林弹雨，那么方先觉又怎么能穿越炮火和枪弹，从中央银行来到一所中学？而且，大战还在继续，中国军队的军长、师长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更激烈的战争，他们又是如何穿越这段生死线的？
时任第10军督战官的蔡汝霖以后也写了一本叫作《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的书籍。
他在书中写道：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时召开了有四个师长、军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有人拿出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将蒋介石训斥余程万“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的一段话念给方先觉听。方先觉听完这段话后，对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伤兵怎么办？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经过一番议论后，参加会议的人都哭了起来，都感到死到临头了。方先觉说：“决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四人，其余一概上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他最后威严地说：“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亦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8月7日，日军由演武坪向军部逼进时，预十师第28团团长曾京带了十几个人来抢救方先觉，想保方先觉突围。方说：“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入夜，方先觉对他的幕僚和卫兵说：“你们已陪我尽到了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说完，他要夺卫兵的枪自杀。以后，方几次想自杀都被阻止了。
第10军军部报务员卢庆贻也说到了，从8月7日夜晚，到他最后与方先觉分开的一天时间里，方先觉几次要自尽，但都被昼夜看护的卫兵阻止了。现在，谁还能相信，这样一个准备以死报国的军人，面对日军的呵斥，竟然会脸露恐慌之色？
蔡汝霖书中写到的曾京，应该就是我前面写到的曾团长吧？他向师长葛先才请求援兵，而葛先才仅仅带来四个人，那么这四个人，应该就是方先觉所要求的每个师长身边只能留下的四名卫士吧。曾京团长带着32人组成敢死队，与日军厮杀，仅仅剩下了十个人。
一切都印证了前面抗战老兵讲述的细节是真实的，也印证了蔡汝霖书中记载的也是真实的。
1976年，步入人生暮年的方先觉，在台湾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的采访时，回忆起衡阳保卫战最后的情景，他说：“翌（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11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我告诉他，我们绝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队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竹内特地表示歉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方先觉的回忆也印证了抗战老兵的讲述。
卢庆贻说，方先觉向日军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保证生存官兵能够得到休息，二是伤兵得到救治，三是第10军不离开衡阳。方先觉回忆说，他当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两个条件都得到了印证，至于第三个条件，方先觉放在了“等条件”中，这就说明了，方先觉和卢庆贻讲述的都是真实的。
何来投降？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分析出子虚乌有的“方先觉投降”是如何出笼的。
为了7000名伤兵，方先觉答应停战。停战后，方先觉至死不降，日军便造谣，先在《朝日新闻》中编造情节，说方先觉投降了，甚至连方先觉投降时的神色都写出来了；接着，汪伪武汉政府的报纸大肆渲染，报道方先觉投降日本的过程；再接着，报纸竞相转载，于是，“方先觉投敌”就这样成为了一桩公案。
方先觉投敌，这实在是一桩冤案。
逃出生天
抗日战争时期，如果中国军人投降了日军，会被安排到后方做伪军，不用干体力活，这是给降兵的待遇。然而，第10军没有投降日军，更没有组织所谓的“先和军”，当时，日本人按照战俘的“待遇”来对待他们，让他们干重体力活。
卢庆贻被日本人关押了两天后，日军押着他和十几个俘虏一起来到城外，收割水稻。他们收割水稻的时候，日军就拿着枪站在高处，如果有人逃跑，就举枪打；如果他们动作慢一点，日军就抡起枪托砸。
月亮照射着衣衫褴褛的他们，他们在月光下挥汗如雨。
卢庆贻说，日军只敢在夜晚出动，如果日军白天出动，被陈纳德的飞虎队看到了，就用机枪扫射，日本人对飞虎队怕得要命。
那时候，衡阳城的日军已经彻底断粮了，他们抢割尚未成熟的稻谷。而那时候，中国南方的水稻还是一年一熟。
稻谷收割完毕后，留守在衡阳城的日军要转移了，也要带着俘虏一起转移到零陵县。那时候叫零陵县，现在叫永州市，就是柳宗元笔下那个产“异蛇”的地方。
因为目标太大，日军就将俘虏们分成小队，卢庆贻所在的这一队有20个俘虏，由两名日军押着，徒步走向零陵。
这一路还是昼宿夜行，日本人太害怕飞虎队了。衡阳保卫战中，飞虎队让日军死伤惨重，日军对这些画着鲨鱼的飞机惊惧万分。自从侵华战争开始，日军的飞机总是轰炸中国人，现在，他们终于尝到了挨炸的滋味。
他们走了五天后，路过一个小山村，村子里的人全吓跑了。一个日本兵走进村中抢粮食，一个日本兵看押着他们。卢庆贻想跑，可是那个日本兵看押得很紧，一直没有机会。那个进村抢粮食的日本兵也没有抢到多少粮食，放了一把火，把村子点着了。
一行人继续向前走。
战俘中有两个人，一直对日本兵俯首帖耳，表现得奴颜婢膝。休息的时候，他们替日本兵捶腿，给日本兵点烟，让日本兵放松了警惕。
一行人走到山顶的时候，那两个对日本兵奴颜婢膝的人走在最后面。突然，他们扭转身，一人抱住了一个日本兵，其余的人也突然扭转身，扑过去将日本兵压在地上，一顿拳脚，两个鬼子都见了阎王。
卢庆贻说，那一刻大家心有灵犀，觉得到了山顶就要发生事情了，就要打死两个日本兵逃跑，而事先谁也没有提议，也没有商量。所以，那两个战友一抱住日本兵，大家就围上去群殴，将日本兵打死了。
然后，20名战士沿着山岗走到了山下，天亮后，他们来到了一座村庄。卢庆贻向老乡打听武冈县的方向。此前，在电报中，他听到武冈县驻扎有74军一支部队，他想带着战士们先投奔74军。
一行人又在山中走了很久，却再也没有看到村庄，他们在山中转来转去，迷路了，无法找到通往武冈县的道路。
这一路上，他们饥肠辘辘，只能采摘野草、野果充饥，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湿了，又被山风吹干，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磨盘一样的山峰。
就在这时候，一支武装小分队出现了。小分队拿着枪，潜伏在草丛中，等到他们走近了，才突然跳出来。这是中国军队的一支游击队。
卢庆贻说，他一看到游击队，终于感到到家了，坐在地上再也走不动了，很多人当时都哭了。
他们在武冈县74军军部只停留了一天，第二天又出发赶往贵州独山，因为独山有第10军留守处。我不知道抗战中的留守处是一个什么机构，可能相当于办事处吧，比如某某公司驻某地办事处。也可能是第10军家属留守的一个机构，丈夫在前方打仗，妻子在后方等候。
从武冈县到独山七八百公里，他们一路步行，穿山越岭，风餐露宿，终于来到了独山。
当时，第10军已经有几百人从衡阳逃出来，聚集在独山。大家相见，抱头痛哭。
王乐平也是在日军转移俘虏的途中，和战友们杀死日军士兵逃脱的，他比卢庆贻先一步来到桂林。
不久，第10军留守处的所有人都赶赴重庆。那时候，方先觉在重庆重组第10军。
衡阳保卫战结束后，童纪统也沦为了战俘，他和15名第10军的战士被日军关在一起，每天给日军的战马割草。有一天，割完草已经到了半夜，他趁日军不备，逃离了衡阳。
离开衡阳后，童纪统也向独山走，没想到走错了方向，辗转来到了遵义。
他在遵义流浪的时候，听到方先觉在重庆重组第10军的消息，又一路步行到了重庆，重新加入了第10军。
方先觉又是如何逃离衡阳来到重庆的？
第10军炮兵连连长白天霖记录说，衡阳保卫战中，因为连续多日未眠，又和士兵们一起吃烧焦的大米，方先觉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城破后，方先觉“数日未进水米，亦患痢疾，终日卧床不起”。身体的疾病，加上心理的折磨，已经让方先觉无法站立起来，那些天里，他一直卧病在床。
日军高级指挥官仰慕方先觉的忠勇，派军医为方先觉治病，然而，未见痊愈。日军又从汉口请来当地名医给方先觉治病，仍然不见好转。想来那时候方先觉身陷囹圄，悲愤交加，远非医药所能医治。
此时，方先觉率领第10军坚守衡阳47天，城破被俘、至死不降的事情，在日本军营中已经传开了，日本很多高级军官慕名前来，只为一睹方先觉的风采。
汪精卫也出动了，伪汪政府的日本顾问吉丸从南京来到了衡阳，代表汪精卫和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来看望方先觉，劝说方先觉投降，让方先觉以第10军剩余的官兵为基干，成立“先和军”，去攻打中国军队，“先和军”人数由方先觉确定，想扩充多少人都可以，想要多少粮饷也可以。方先觉用被子蒙住头，置之不理。吉丸说了半天，方先觉一言不发，吉丸羞赧而退。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吉丸天天来“探望”方先觉，天天缠着方先觉，要方先觉离开衡阳，去汉口或者南京治病。方先觉厉声斥责吉丸道：“我奉命守衡阳，城破未死，愧对国家；但愿病死衡阳，以赎罪行。如强我离去，宁可就戮！”吉丸怅然而去。
从城破开始，方先觉就一直卧病天主教堂，没有离开一步。时，方先觉声名远播，日军为了笼络中国人心，也没有加害他。
进入9月，逃难在外的衡阳百姓因为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只得又冒着生命危险回到衡阳，衡阳市区开始有了商品贸易，日军对衡阳的警戒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严密。戴笠探知这个情况后，密令湖南站站长金远询和衡阳组组长黄荣杰，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方先觉将军。
然而，方先觉举世关注，天主教堂警戒森严，要从日军的眼皮底下救走一个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戴雨农先生全集·传记》中说：
我防守衡阳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即令金远询，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黄荣杰和手下假扮成流动商贩，在天主教堂周围一连侦察了两个月，熟悉了地形和日军岗哨特点，才决定于11月份营救。
11月18日，风雨大作，距离方先觉被俘整整100天。黄荣杰带着小分队靠近天主教堂，解决了日军岗哨后，黄荣杰从二楼窗户爬进了关押方先觉的房间。他一看到方先觉，大吃一惊，方先觉将军卧床三月，形容枯槁，骨瘦如柴，已经无力行走。
黄荣杰爬上二楼窗口，将方先觉将军用绳索吊出，然后，潜伏在天主教堂外的便衣背起方先觉，一路逃出衡阳。
日军发现方先觉逃出后，加紧搜索，所以，方先觉一行只能昼伏夜行，在山林小径中跋涉，好几次与搜索的日军险些遭遇。两天两夜，他们仅仅走了几十里，来到了衡阳县的洪罗庙，今名洪市镇。现在，他们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决定休息两天，补充体力。
衡阳县洪罗庙的当地村民颜肃说，1944年11月的一天晚上，衡阳县县长王伟能突然找到他，带着他来到了一间房屋，房屋里还有当地的魏祝云和曾尧。王伟能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三人，护送方先觉军长去新化县蓝田镇，一路上务必十分小心，不能出一点差错。”当时，他已经听说了方先觉将军的事迹，现在能够护送他，感觉非常兴奋。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王伟能的带领下，见到了方先觉一行三人，“那三个人都是高高的个子，全都穿着长袍，头戴礼帽，典型的商人打扮”。另外两个人是谁，颜肃不知道，但绝不是第10军的。衡阳城破后，方先觉的卫士和卢庆贻他们被关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而第10军的师长等高级将领们，没有和方先觉关在一起，他们命运各异，周庆祥等已经逃了出去，葛先才等还被日军关押在天主教堂。
一行六人从衡阳县起程，混入盐商队中，行走了好几天后，才离开了敌占区，来到了安全地点。
一直到12月上旬，方先觉才辗转来到芷江，就是卢庆贻发报给重庆，电报需要中转的地方。此后，方先觉又乘坐美军飞机来到重庆，终于结束了20多天的逃亡生涯。
方先觉抵达重庆后，休息半月，就被任命为第36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司令为他的老上级李玉堂。重庆各界人士将方先觉视为英雄，他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当时，各大报纸也争先报道衡阳保卫战和方先觉的脱险经过。
1945年1月，方先觉又被任命为第36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青年军207师师长。
当时，由于中印公路开通，美援装备陆续进入中国战场，而中国农民出身的军队是无法摆弄这些新式武器的，榴弹炮、坦克、火焰喷射器……这些洋玩意，不识汉字更不识英文的农民又如何能够操作？当时，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大学生踊跃从军，报效国家。于是，十万青年军由此而来。想想，在积弱积贫、文盲遍地的时代，有这样一支大学生组成的军队，那是何等的金贵！
第10军的其他将军和士兵们，又是如何脱险的？
衡阳保卫战的枪炮声停歇，已经到了8月8日的傍晚。
傍晚时分，中日双方的军队都放下了刀枪，日军停止了进攻，中国军队的伤兵们互相搀扶着，集中在铁炉门、汽车西站和船山中学等一些略微能够遮蔽风雨的地方。伤兵们坐了一地，谁也不愿说话，气氛非常凝重，衡阳城里响彻了47天的枪炮声停止了，这个世界突然变得非常寂静。
那天晚上，残月如钩，愁云惨淡，已成废墟的衡阳城里，一片死寂。伤兵们就这样坐了一晚，饥肠辘辘，遍体疼痛，直到天亮。
天亮后，日本人来了，却没有按照《停战协议》来救治伤兵，他们将那些轻伤的士兵带走了，编成几个小队，或者割马草，或者割稻谷，而其余的重伤员被丢弃在广场，不闻不问。衡阳市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这些重伤员最后都死了。
轻伤员每天从事繁重的劳动，却吃不饱饭。那时候，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紧张，陈纳德的航空队切断了衡阳和长沙的运输线，数万日军嗷嗷待哺。日军每天只给从事体力劳动的中国军人提供很少的食物，仅仅能够维持生命，然后强迫他们劳动。
所以，中国军人一有机会就赶快逃跑。逃出衡阳城的中国军人，一部分被附近山中的游击队收留，在敌后牵制和抗击日军；一部分历尽艰辛，辗转来到贵州独山，寻找第10军留守处。
而更多的中国军人没有逃出日军的牢笼，只能忍受着日军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在颠沛流离和超负荷的劳作中逐渐死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几日后，日军撤离衡阳，将仅剩的300多名第10军战士全部活埋了。那一年，我去衡阳的时候，当地人指着衡阳铁路工程学校旁边的一个大坑说，第10军仅剩的300名战士就全部被活埋在这里。
这就是第10军士兵们的命运。
将军们的命运同样很悲惨。
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和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三位少将被关在衡阳城外的天主教堂里。日军让他们生活自理，他们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常德保卫战的时候，满城唯一完整的建筑物就是天主教堂了，衡阳保卫战还是这样。因为天主教堂是西方人建造的，按照国际公约是不能轰炸的，而轰炸则会引起西方社会的抗议。所以，残暴的日军在进攻每一地的时候，都会对教堂比较“仁慈”。
9月上旬的某一天，周庆祥和孙鸣玉约请葛先才一起从天主教堂逃出，葛先才考虑到人数太多，目标过大，容易引起日军注意，再说方先觉还没有消息，不知生死，如果逃跑太多，容易激怒日军，会对方先觉和第10军战士不利，葛先才就让周庆祥和孙鸣玉先走，自己待机而动。
周庆祥和孙鸣玉“以窗架为梯，翻围墙而去”，终于逃脱了日军的魔爪。
11月，方先觉被救走。
现在，衡阳城里只剩下了葛先才、容有略、潘质、彭问津、张定国五位少将了。
日军为了防止这五位少将再逃走，就转移关押地点，从天主教堂转移到了莲湖书院。莲湖书院四面都是水，只有一条木板铺就的通道与外界连接。莲湖书院里，还有日军一个排在把守看护。
要从这里逃走，千难万难。
葛先才和四名少将在联湖书院里被关押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里，他们没有一日不想着怎么逃走。
从他们被关押的第一天起，就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日军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五名少将把身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也没有多少，他们马上就要面临断炊的危险。
葛先才负责采购蔬菜和粮食。他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有两个荷枪实弹的日军紧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想要逃走，是万万不能的。
有一天，葛先才采购蔬菜回来，突然发现蔬菜叶子里卷着一沓钱，他把这件事情讲给其他人听，大家都振奋不已，一致认为这肯定是外面接应他们的人送的钱。
后来，葛先才又接到了一沓秘密藏在菜叶中的钱。有了这两笔钱，五位少将的生活才勉强得以维持。
一天午后，葛先才买了蔬菜回来，剥开大白菜，看到大白菜菜心已经挖空，里面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切安排妥当，今夜派胡汝福君，潜至莲湖书院大门左侧树下来迎。”
胡汝福，是预十师一名上尉，他已经早早逃离了衡阳，为了营救葛先才他们，他又潜了回来。而莲湖书院，自从日军攻打衡阳时，就已经人去院空，只有狐兔出没。日军将少将们关押在这里后，又将大门封死了，大门之外，路断人稀。
当天午夜，少将们将房屋里的墙壁用水浇湿，挖了一个洞，取出砖块，依次钻出。洞外是一条走廊，走廊边就是日军的宿舍，鼾声此起彼伏。大家悄悄潜行，穿过走廊，来到了厨房。厨房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大家悄声来到墙角下的排水沟，将排水沟的窟窿挖开加大，然后鱼贯从洞口钻出。
厨房之外，就是空地，虫鸣唧唧，万籁有声。一墙之隔，就是两个世界。
这条逃亡的路线，他们早就侦察好了。
来到莲湖书院外，葛先才看到暗淡的月光下，莲湖书院大门外的柳树下站着一个人，正是胡汝福。胡汝福一言不发，只向他们打着手势，他们就跟着胡汝福一路疾行。走出了几百米，回头遥望，看到书院顶层亮起了火光，鬼子哨兵正在点烟抽。火光熄灭后，一切又恢复了沉寂。
一行人快步走了十里，来到了一处独立的院落，胡汝福用暗语敲门，房屋里没有开灯，门却无声地打开了。
房屋的主人问：“都来了吗？”
胡汝福说：“都来了。”
房屋主人不再说话，在前面疾走，他们随后紧跟。走出了三四里，一条河流挡住去路，房屋主人一言不发，从草丛中推出一条小舟，大家跳上去，房屋主人划船前行。月亮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桨声吱呀，萤火虫在船头翻飞，这一切对深陷囹圄长达半年的将军们来说，恍若隔世。
这条河叫作草河。
过了草河，房屋主人回去了，又有一人来接应。一行人疾行十余里，来到山口，前面两山夹峙，如两扇铁门。此时天色大亮，鸟鸣啁啾，清风徐来，晨曦初露。突然，树丛中传来两声枪响，胡汝福对着枪响的方向做着手势，枪声再没有响起。
枪响是警告声，而手势则是表示来的是自己人。外人根本看不懂这些。
一行人又顺着山路向前走，走了不远，一名腰挂盒子枪的人来迎接，笑容满面，言辞甚恭，他是衡阳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直到此时，五位少将才得以安全。
当天中午，大家在山中饱餐一顿，大鱼大肉，大碗喝酒，自从衡阳保卫战开战以来，连续大半年，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人间美味，也没有感受过人间如此安宁。
吃完饭后，他们继续上路，天黑来到衡阳县政府。县长王伟能看到他们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就送给他们每人一身衣裳。
他们在衡阳县休息了四天。这四天里，无论是县府官员还是贩夫走卒，都来打听衡阳保卫战的情形，听到少将们讲起当时的惨况，无不泪水盈眶。
此后，他们被一县一县护送下去，直到芷江机场，然后乘坐飞虎队的飞机来到重庆。
在重庆，重建的第10军正等着他们。
卢庆贻介绍说，1945年，第10军残部从重庆来到了陕西城固，补充兵员。当时的军长还是方先觉，大家同仇敌忾，决心上阵杀敌，一雪衡阳之耻。然而，不久后，青年军成立，方先觉担任207师师长。第10军军长改由赵锡田担任，赵锡田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外甥。
可惜的是，第10军错过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就在他们宝剑铸就，即将出鞘的时候，日军投降了。
1946年，第10军改编为整编第三师，下辖三个旅，人数三万余人。
内战开始，整编第三师出陕南，越函谷关，渡黄河，开赴内战前线。卢庆贻作为留守部队，留在城固。有一天，卢庆贻守在电台边，突然接听到赵锡田被活捉的消息。此时，解放军军史上的定陶战役已经结束，而城固的留守部队还不知道整编第三师已经全军覆没。
定陶战役中，解放军刘邓大军十余万人将整编第3师团团包围，整三师无一人逃出。
卢庆贻跟着留守在城固的整三师留守部队，来到了湖北老河口。在这里，重组整三师，师长名叫李楚瀛。1947年，整三师进驻漯河与驻马店一线，又被解放军包围，仅仅打了两三天，就一败涂地。
整三师的战斗力为什么这样差？老兵们说，大家都不愿打内战，不愿意为反动政府卖命。
新一军老兵吴作勇也向我说过，新一军抗战结束后，驻扎广州。有一天，新一军接到命令，全军坐着舰艇向北进发，一时群情振奋，都认为是要去进驻日本，扬威东瀛。抗战刚刚结束，麦克阿瑟将军曾经提议，派新一军在日本驻防。舰艇一路北向，到了秦皇岛突然停滞不前，一问，原来新一军要开往东北打内战。吴作勇说，当时，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定陶战役后，卢庆贻回到了湘潭家中，终生务农。
俱往矣，历史已成尘烟。
其时，第10军孤军坚守衡阳，破釜沉舟，掘堑壕，塞甬道，毁桥梁，散民众，自入死地。面对数倍强敌，上下齐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血战不退。城破之日，诸将士无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迎炮火而上，期同归于尽，虽万千人吾往矣，日军无不人人惴恐，自谓从未有之“艰苦”之役。此役，日军攻打47天，死伤枕藉，内阁被迫下台，诸将皆成鬼魂，此为日本建军以来，从未有之事也。
然，中华第一虎将，竟遭谗言中伤，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铮铮忠良，反诬屈膝，千古奇冤，至今未能昭雪，令人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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