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金瓶梅》十二讲-细读文本 呼唤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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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学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古今,作家得以表明自己对社会、人生、心灵和文学的理解的主要手段就表现在文本之中,同时也是他们可以从社会、人生、心灵和文学中得到反馈的手段。所以一个作家真正需要的,除了自身的人格和才能之外,那就是他们的文本本位信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真诚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尊重文本都是第一要义。换句话说,要想探求未知的知识,第一步必须建立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不然任何“规律性”的现象,都会缺乏实在性。这是因为,归根结底,只能从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来认识作家,从作家对人类情感世界带来的艺术启示和贡献,去评定作家的艺术地位。笑笑生之所以杰出,准确地说,他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的创作方式异于他同时代和以前时代的作家,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典型的世俗社会作为他表现的对象,并且创造了西门庆这个角色:粗俗、狂野、血腥和血性。他让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原生态,所谓毛茸茸的原汁原味,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叙事策略。而这一切却被当时大多数人所容忍和认同,以至欣赏。而且从小说史角度看,自它诞生以后,竟然极为迅猛地把原有的小说秩序打乱了。从此很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这一场小说变革的思潮中来,并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远远隔离开来。无疑,这一切都是这部小说文本直接给我们提供出来的。

    选择《金瓶梅》文本的回归策略,乃是小说本体要求。我得承认,我从不满足“文学是人学”这一过分笼统的命题和界定,而更看重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灵魂学、性格学,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学。是的,心灵使人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存方式,使人懂得了创造、美、理想和价值观,也使人学会区分爱与恨、崇高与卑琐、思考与盲从。而一切伟大的作家最终关怀的恰恰也是人类的心灵自由。他们的自救往往也是回归心灵,走向清洁的、尽善尽美的心灵。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他都是用“心”来写作的。《金瓶梅》像一切伟大小说文本一样是“我心”的叙事。时至今日,我们几乎都把文本看作是作家心灵独白的外化,是作家心路历程的印痕。在这一点上,长篇小说更具有心灵史的意义。不管作家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它的使命,只能是召回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内容。而一旦回忆生活、回忆心灵历程,长篇小说就有了反思的特色。

    我们不妨对《金瓶梅》稍前和以后的几部经典进行一番最简单的扫描。《三国》《水浒》一写割地称雄,一写山林草莽,都把英雄豪气作了深刻而有社会意味的描写。其美学风格,如深山大泽吹来的一股雄风,使人顿生凛然荡胸之感,然而它们同样是历史反思之作。《三国》是通过展示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斗争,并熔铸了历代统治集团的统治经验,思考以何种国家意识形态治国的问题,关注政治文化思维的反思性是明显的。《水浒》突出体现了民间心理中的侠的精神以及对侠的崇拜。然而从深隐着的民间文化心理来观照,让我想起了那种叫社会人格、社会群体心理反应和民族心理结构的课题。因此“逼上梁山”“乱由上作”的民众抗暴斗争的思维模式是《水浒》进行反思的重心。至于《儒林外史》则是通过对举业至上主义的批判所进行的百年文化反思。《红楼梦》写的虽是家庭琐屑、儿女痴情,然而它的摇撼人心之处,其力度之大,却又非拔山盖世之雄所能及者,它的反思常常把我们带入一种深沉的人生思考之中。说到《金瓶梅》则完全是另一道风景线。笑笑生在生活的正面和反面、阳光和阴影之间骄傲地宣称:我选择反面与阴影!这是他心灵自由的直接产物和表征。所以他才有勇气面对权势、金钱与情欲诸多问题并进行一次深刻的人生反思。

    与许多名著不同的是,《金瓶梅》在反思人生的基础上,巧妙地采用了属于今天我们小说理论中的所谓反讽模式:自嘲和自虐。按理论家的说法,反讽是对赞美的反拨。它是一种否定,一种近乎残酷的否定。《金瓶梅》的作者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没有轻率地把反讽停留在表层上,即以说教者的姿态对他要批判、否定的对象进行居高临下的嘲弄。而是推进一层,用我们当下的俗话,就是把自己也“摆进去”。小说中对对象的嘲弄开始被自我嘲弄所取代。讽刺者在嘲弄了现实以后蓦然回首,“我”和这现实一样是嘲弄对象。真正需要嘲弄的,不仅是“你们”,恰恰是“我们”。酒、色、财、气在“我”的身上一样挥之不去!由此可以看出,笑笑生在他的小说文本中的反讽是入木三分的。也就是说,《金瓶梅》的反思性有了巨大的历史感和时代性以及当代性。我认为,在小说史领域深得《金瓶梅》真传者是《儒林外史》和他的作者吴敬梓。他的反讽力度更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只有鲁迅看得最为分明,他曾说:伟大也要有人懂!

    以上所言,都是我这个“开讲者”的感悟。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一切优秀的文学文本都是作家心灵的凝聚物。而我自己尤其偏爱与凝聚为文本的作家进行心灵对话和潜对话。因为这种对话,其实也是对自我魂魄的传达——对文学、对人生、对心灵、对历史文化的思考。

    我为什么建议阅读和研究《金瓶梅》可以首先考虑选择回归和细读文本呢?因为这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对经典的拥抱和真正走进名著。在关于名著与经典的多重含义下,我特别看重的是“划时代”这一点。从外显层次看,“划时代”是指在文学史、小说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作品,这些作品标志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定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从深隐层次来观照,名著和经典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具有艺术探险的意味。实验本身就是探险,探险即实验,而实验往往以大量的废品和失败为代价的。但经过时间的磨洗,必然有成功的精品存留下来,成为人类艺术发展长河在这个时代的标志或里程碑而载入史册。所以像《金瓶梅》这样真正走进了小说史的伟大作家的精神产品,就具有这样的品格:由于其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金瓶梅》这部小说文本是说不尽的。

    事实是,像明之四大奇书,或现今通常说的古典小说中的“四大名著”,都会并将永远会对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思维空间起着拓展的作用。进一步说,一切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作家都具有创造思想和介入现实的双重使命感,这充分体现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他们每一部可以称之为名著的又无不是他们严肃思考的内心笔记。《金瓶梅》尽管是笑笑生个体生命形态的摹本,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文化蕴含确实随时间的推移而富有更广大的精神空间,后世的每一个解读者对它都不可能做出最终的判定。解读像《金瓶梅》这样的名著本身就应具有动态的特征,这是由于知识本身就是流动的,它不可能像发黄、变黑的教材那样的刻板。虽然我们今天也还不可能完全解读《金瓶梅》及其作者的全部灵魂,但我却可以锲而不舍地追寻。我,我们,大家,合力,都会变换着方式去探寻,我们毕竟能逐步接近它的深邃的灵魂世界。

    解读名著是提升自己灵魂的一剂良药。要解读《金瓶梅》就需要一个开放而智慧的头脑,同时还需要一颗丰富而细腻的心灵。进一步说,它还需要营造一种自由精神气氛、一种人文情怀。有人把解读名著比喻为下棋。那么我应承认自己就是一个棋艺太差的人,常有捉襟见肘的困窘,但我们可以从头来学!

    纵观小说文化的研究,流派万殊,而目的则在于探求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的共同规律。学术研究绝非陈陈相因,而是生生不息。随着社会的变革,文艺观念、小说美学的研究模式的更新也就将同步前进。对于《金瓶梅》这样一部惊世骇俗的奇书,我们需要创造性的美学研究,而且应该显示出新时期的审美的和历史眼光的新光芒。所谓《金瓶梅》研究的审美发现,就是要以敏锐的哲理和美学的眼光,透视复杂的内容和它的小说艺术的形式革新,见前人所未见,道前人所未道,“炒冷饭”式的议论,是不足以称之为《金瓶梅》高品位的审美研究的。因为任何真正科学意义上的《金瓶梅》的研究,其成果都应成为指引读者进入新的境界的明灯。

    至于对《金瓶梅》这样的小说文本,我们不能说读得透研究得深了。目前我们《金瓶梅》的阅读与研究的热点似乎还是集中在它的认识价值上。这可能和这样一种不十分全面的论断有关,比如有的“金学”研究家就认为:“《金瓶梅》的价值在认识方面,而不在审美方面。”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在我上面各讲的简单分析和介绍中,我认为《金瓶梅》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审美空间。这当然是有一个前提在:你首先如何给《金瓶梅》定位!作为一部通俗小说,而且是一部牵涉到人们认为很敏感的关于男女情欲的通俗小说,它的特异之处在哪儿?是否可以用我们解读《红楼梦》《儒林外史》的标准与方法来观照它?我想还是老话说的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评估《金瓶梅》的审美价值绝不应离开它实际存在的内涵,特别不能离开它是市民小说这个艺术定位,更不能离开它横空出世以后如何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手法,而架空地谈它的认识价值、它的审美价值。

    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艺术,首先我们就要从叙事学的角度去审度《金瓶梅》叙事法的审美变革及其审美价值,这是一个要从美学角度来观照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章回小说都堪称是经典叙事规则的娴熟运用。所谓经典叙事具有引导读者向小说同化的内容和形式,就是表现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的冲突,展示出抱有愿望的主体对愿望客体的永恒追求,然而客观现实总是阻碍和拖延愿望的实现。《三国演义》是魏、蜀、吴谁来统一天下;《水浒传》是一百单八将的反抗斗争和大聚义;《西游记》西天取经,遭遇八十一难。它们一开始叙事就为你设置了主客体的不平衡态势,在主客体之间保持着“最初距离”,在主体愿望实现过程中,客体会设置一系列障碍、假象和直接破坏、不幸等中间环节,而主体总是一步一步地克服困难,越过障碍,最终达到目标,情节的发展尽管一会儿奇峰千仞,一会儿跌落平阳,但仍然还是从不平衡状态恢复到平衡状态。故事中主体愿望与客观障碍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是经典故事的推动力,愿望的主体追求和愿望的客体障碍在发展过程中,对读者深层心理具有一种深深的魅力,它吸引着每一位读者向主人公认同,向故事同化,并参与故事发展过程。

    可是《金瓶梅》却打破了这种经典叙事模式,这当然和《金瓶梅》的题材有别于上述诸作有关,决定了它不可能采取那些作品运用的经典叙述模式,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金瓶梅》创造性地选取了吸引读者把自己投射于故事中去的叙事方式,这就是在平凡的生活中“看”出独特的故事来,而其技法则是根据普通生活塑造出故事角色,故事创作者的本事就体现在通过角色一目了然地“公开经历”,于是,西门庆、陈经济、应伯爵、吴月娘、金、瓶、梅、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等等人物,一步追一步,一层深一层地开掘、发现,提出其人生未知领域的疑问。在这里全然没有经典叙事模式中怀有愿望的主体对愿望客体的永恒追求,没有一连串客观阻碍和拖延愿望的实现,也没有叙事开始打破主体的平衡状态,让主体与其愿望对象之间存在“最初距离”,情节发展似也没有太大的升降,甚至令人感到“平铺直叙”,即使出现了两三个大关目,很快也就复归平静,日子还是那么一天天过下去。进一步说,它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数百个故事中可以概括出来的“诸葛亮式”“曹操式”“刘备式”“林冲式”“武松式”“李逵式”“唐僧式”“孙悟空式”“猪八戒式”的那种性格类型和情节类型。它空无依傍,又都一个个地生成为独特的人物,构筑成一个个性格的历史情节。因此,《金瓶梅》的艺术创造和审美风格的精髓恰恰在于创造者对活生生的现实的切身体验和独特感悟。总之,笑笑生自觉或不自觉地并未完全运用或者说他在关键处几乎改变了经典小说叙事常见的引导方法。这种引导方法实际当属今日小说美学中所说的“控制审美距离”的方法。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审美写作方式,是把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适当拉开距离。如果我们从阅读和研究的角度去审视,这种审美距离控制主要有如下几种:理智的距离,道德的距离,情感的距离,时间的距离。这种审美距离的控制和作者采取批判、暴露的态度有关。西门庆和潘金莲超乎一般的情欲与一般读者显然不一样。这种在审美距离上的反差越大,在价值、道德与理智上造成的“间离效果”就越大。所以我认为,这种审美距离控制模式具有近现代性,它再不是简单地套用经典叙事模式引导读者全方位地介入,而是让读者既介入又不完全介入,使读者尽量保持清醒头脑,给予批判的态度。无疑,这是和《金瓶梅》写的是丑和恶而不是美与善有关。不过,我认为从叙事策略的审美特色把握《金瓶梅》的美学贡献还是有一定意义的。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过,我仍然执着地认为,给予《金瓶梅》以审美的把握和诠释,会给我们的《金瓶梅》的阅读行为和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有益的启发。

    巴尔扎克在《驴皮记》初版序言中写道:

    在诗人或的确是哲学家的作家那里,常常发生一种不可解释的、非常的、科学亦难以阐明的精神现象。这是一种第二视力,它使他们在各种可能出现的境况中猜出真相,或者说,这是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力量,它把他们带到他们应该去、愿意去的地方。他们通过联想创造真实,看见需要描写的对象,或者是对象走向他们,或者是他们走向对象。

    巴尔扎克在这里提出了“第二视力”的理念,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美学见解,他所说的“第二视力”,我认为就是一位作家所独具的洞察力。巴尔扎克就具有这种洞察力,即他具有一种特异的“第二视力”。我认为,笑笑生何尝没有这种“第二视力”呢?

    巴尔扎克对这种现象,没有作自以为是的解释,而当我们把那神秘主义的成分抽掉,我们会更深刻地理解一切伟大作家的这种“第二视力”的内涵。中国最早的建立自己完整审美体系的刘勰,在他的名著《文心雕龙》中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和陆机《文赋》中所说“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不就是说的“第二视力”吗?

    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简单化地贴标签的人来说,我们也需要像作家那样,借助一下“第二视力”。歌德在和他的秘书聊天时说过类似的话,其大致意思是:

    经验丰富的人读书使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只眼睛看到纸的背后。

    是的,“第二视力”也好,用两只眼睛看书也好,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突破已有的研究格局和阅读空间。我们应把《金瓶梅》的阐释从狭窄的视野中解放出来,在不同的层次上对它进行审美的观照和哲学的领悟。

    《金瓶梅》呼唤对它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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