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留校执教于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并马上被安排教历史系学生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根据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的需要，名正言顺，我开始有资格也有理由去看那部“禁书”了。于是，首先我把父亲的那部铅印本上下两册的《金瓶梅词话》堂而皇之地接收过来，继而又理直气壮地到图书馆去，想借一部我早已渴望看到的全本《金瓶梅》。可是管理员老王告知我的是：“你看删节本，可以借出，至于没删节的那个‘本子’，需要讲师以上的老师才能借阅。”我当时真的气昏了头，但也只好随老王进书库，胡乱拿了一部，后来才知道是更加糟糕的正中书局出版的《古本金瓶梅》。不过，我毕竟看到了这部被称为第一奇书的庐山真面目。说真话，比起我在上大学时看《三国》《水浒》，看《儒林》《红楼》来，我对《金瓶梅》读得分外仔细，它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我确确实实被书中描写的特异的生活和刻画的人物深深震撼了。虽然我从未有过记读书笔记的习惯，但这次读《金瓶梅》却有一种冲动，一种急于把读它的“第一印象”和那种异样感受写下来的冲动。当然，文章并没有写出，因为那时的我，无论是古典文学的知识积累，还是理论上的准备，抑或文字表达的磨炼诸方面，都没有可能把读完一遍名作后的肤浅感受较为准确地表述出来的功力。可是我还是压抑不住我对《金瓶梅》的特殊感情。我终于在讲明清小说部分时，面对着历史系二年级一百多位同学，大大赞美了一番《金瓶梅》“前无古人”的价值，同时也还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对于一个今后要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不能不读《金瓶梅》！这样的话，今天看来并无多大问题，然而在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下，我一时的兴趣竟然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受到了惩罚。了解当时历史背景的“过来人”可能都知道，当年“拔白旗”，是针对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而说的。我年龄小，资历又浅，根本没有资格当“白旗”。更准确地说，在当时我是“拔白旗”的骨干力量。可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就是在这场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天下午古典文学教研室全体老师正在开会，突然一位已升到四年级的历史系女同学打开了教研室的门，轻轻地在房门口对着全室教师说：“我们给宁老师贴了大字报，请他去看看。”听了这话，我像说书人形容一个人突然受到意外打击时那样，脑袋真的“嗡”了一声。说不出是因为丢面子还是过分恐惧，我感到了一阵阵尴尬，因为大字报终于贴到我头上了。会一散我就急匆匆地跑到图书馆大厅，果然赫然一张大字报写着大字标题：宁宗一老师在文学史一课中散布了些什么货色！在十多条批评意见中，第一条就是我在课堂上宣扬《金瓶梅》的所谓“社会的和审美的价值”“把毒草当香花”“企图用《金瓶梅》这样的淫秽的坏小说毒害青年学生”。我记得分明，那刚读大字报时的感觉：心跳和腿软、困惑和抗拒。这可能是一切第一次享受大字报滋味的人共有的生理和心理体验。
以后的情况是：我在当时还不是内定的批判重点，所以谁也没来追究这张大字报中的各条意见，似乎是不了了之了。不过，从这段回忆文字，足见当时这张大字报对我的威慑力。记得当时我就记取了一条“教训”，因为在挨那张大字报之前就有一个小插曲，我倒也记得清楚。还在我给学生们刚刚讲完《金瓶梅》时，不少男女同学就纷纷到图书馆去借《金瓶梅》，给当时图书馆员赵琳老师和王文通老师确实添了不少麻烦，让他们费了很多口舌。事后王老师大大怪罪了我一番，埋怨我不应当“号召”学生读这样明令规定的“禁书”。这就是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第一次在《金瓶梅》这部小说上跌的跤。
我像一切年轻人一样，不会满足看节本《金瓶梅》的，好奇心与性意识使然，我极想了解《金瓶梅》那被删去的近两万字到底是怎样描述的。我知道我的老师朱一玄先生有一部没删节过的《金瓶梅》，我曾担心他也不会借给我看，只是到后来，我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了一个我想写一篇研究《金瓶梅》的文章的理由，一个晚上到朱先生家，请求他借这部书给我看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朱先生二话未说，坦然又慷慨地立即从书柜中把书拿给了我。我完全不懂版本，只记得这是一部木版大字本的《金瓶梅》，插图绘制得极为粗劣，但我仍如获至宝，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又通读了全书。毋庸置疑，我当然特别关注了那些删节本中没有的文字。这次读《金瓶梅》的印象与前一遍不同之处在于，我除了领略那露骨的性描写而感到新奇和刺激以外，当然还有那得窥全豹的愉悦，然而从理性上则确实意识到了这位笑笑生果然有一种超前的胆识，敢于冲破那人所共知的“禁区”。进一步说，我似又有一种疑问，为什么我还保留着第一次看删节本时的感受，足本《金瓶梅》并没有动摇它在我心目中属于古代小说第一流的地位。
进入60年代，因为我教古典文学课，有权借阅《金瓶梅》，再加上我自己手头有一部《金瓶梅词话》，所以这本书通过我，曾经在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中传阅。俗话说：在劫难逃。果然不错，“文革”刚开始，一部《金瓶梅》又给我惹下了祸端。所谓“312室裴多菲俱乐部”的“不正常”活动就有传看和散布《金瓶梅》一条罪状。当然这样的事，比之于那后来更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说又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后来随着我们那些被“打击”的“一大片”的彻底平反，此事也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心理积淀确实存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几乎讳谈《金瓶梅》。我怕自己谈多了《金瓶梅》，会让人感到我和《金瓶梅》一样“不洁”。然而事实证明，《金瓶梅》就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它就给我招灾惹祸。
我们终于盼来了“四人帮”的垮台。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向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南开大学中文系约稿，希望我们两校分工写两部为不同读者对象阅读的中国小说史。北大编著小说史有经验，实力也雄厚，担任了编著学术性强的那一部，我们则在中文系领导决定下，由我和郝世峰先生主编一部普及性的《中国小说史简编》。不知是心有余悸，还是一种逆反心理，我拒绝写评述《金瓶梅》一章，而是由我约请了朱一玄先生撰写。因为我知道朱先生下笔稳妥，而且他还是《金瓶梅》研究的老前辈，他的稿子是很容易被出版社的责编通过的。可是，我的估计又错了。当时的编辑室主任和责编认为，“简编”是普及性读物，是为工农兵及其干部看的，不去介绍《金瓶梅》也罢。我们当然不同意这一意见，并申述了三条理由：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瓶梅》已有言在先，并且是“高度评价”；二，北大中文系的“小说史”辟有专章评述《金瓶梅》，为什么“简编”就不能评价；三，评述《金瓶梅》一书并不是“展览”《金瓶梅》，只会有助于读者正确阅读和了解《金瓶梅》。三条理由并没打动编辑们的心，结果一部中国小说史竟然只字未提明代四大名作之一的《金瓶梅》。后来在我执笔的《前言》中，郝世峰先生专就此问题，挖空心思地加了一段说明和解释性的文字，结果却是“欲盖弥彰”！书一经出版，朋友大大调侃了我们一番；陌生的读者甚至来信质疑：一部中国小说史竟对《金瓶梅》不作一字评价？而我们这两个主编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这件事直到1986年在徐州召开的全国第二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我在一篇讲演稿整理成文后，写了一段作者附记，才算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交代明白。因为这部《金瓶梅研究集》印数不多，有的朋友可能不易看到，我不妨借此机会把这段文字引述如下：
值得做深切反思的是在1979年出版的、有我参加主编的《中国小说史简编》中，竟然因各种原因，把论《金瓶梅》的整整一章删去了。而“前言”的说明中，却说了这样一段前后矛盾的话：“有些作品，如《金瓶梅》，虽然在小说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今天也还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艺术的借鉴意义，但是，又因为其内容上的消极面过分严重而不宜在一般读者中普及。考虑到本书是普及性的读物，对于这类作品，我们也未予以介绍。”今天看来，这段话无法解释众多现象。它只能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过，现在想来，这样的看法正好提供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进行自身文化心态反思的资料。通过目前对《金瓶梅》的深入研究，说明了我们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摆脱历史造成的那可悲的困境，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更趋强化和走向成熟。黑格尔老人在告别青年黑格尔时就说过一句精辟的话：“我必须把青年时期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黑格尔通信百封》）信然！
以上所写的回忆性文字，完全是实录。我意在说明，《金瓶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知识界内外总有不少人把它看成坏书、淫书，理应禁之。其实，当时针已拨到了80年代末，不是还有个别人在窃窃私议，谁要肯定了《金瓶梅》的价值，谁就似乎一定是不道德吗？当然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是出于赤诚，有的则是无知，而有些人则纯粹是假道学。
倘若有人追问我正式从事《金瓶梅》研究的动因，我只能回答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98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林辰先生在大连组织了一次明清小说研讨会，其意图是想把重点放在他们正在系统地整理出版的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评价上，我接到邀请信，感到很为难，因为我看过的才子佳人小说实在微乎其微，没有发言权；而在思想上，长期沿袭着旧的观念，对才子佳人小说始终没有太多的好感。可是我舍不得放弃这次学习机会，还是相当认真地思考了一些问题，并以《〈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为题，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表述了我对《金瓶梅》的基本评估。说实话，在论述《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小说美学的贡献时我充满了激情，我深感《金瓶梅》沉冤数百载，而我的教书生涯又时不时地曾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文章写开去，在理论思辨中更多融合了自己的感情因素。我意识到了，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内驱力实际上是三十年前那“第一印象”以及那以后围绕着《金瓶梅》的风风雨雨的日子，所以我是在为《金瓶梅》进行辩护，也是在为自己辩护。
像人的成长一样，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也需要来自两方面的动力：批评与鼓励。在大连的会上，我对《金瓶梅》及其他问题的观点，引来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说，对《金瓶梅》评价过高；一说，颇有新意。当时给我最大鼓舞的是章培恒先生。我发言后，他悄声对我说：“复旦大学出版社准备出一本收集1983年以前各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研究《金瓶梅》文章的集子，你回去争取时间，把文章发表在你校学报上，以便我们转载。”我听后当然兴奋万分，一回学校就抓紧对我的第一篇论《金瓶梅》的文章进行修改，并改题为《〈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当时学报编辑罗宗强先生认为可用，经他润饰加工，很快打出小样。然而好事多磨，“清除精神污染”又殃及到我的文章。学校一位负责人审查学报文稿时，认为正值“清除精神污染”之际，“不宜”在学报发表研究《金瓶梅》的文章。罗宗强虽多次申述该文绝无污染精神的毒菌，且有批评书中对性描写的缺乏节制，然而得到的回答是：“缓缓看。”记得好像直到1984年第一季度，“清污”活动暂时过去了，我的文章才解禁，得以发表。可是我知道已超出了复旦大学出版社所收《金瓶梅》研究文章的时间断限。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金瓶梅研究》一书出版时，我的文章还是被收进去了。与此同时，我在大连会上的发言和整理出的文章先后也在林辰先生编的《明清小说论集》和朱维之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论文集》中发表。这标志着我研究《金瓶梅》的正式开始。
严格地说，研究《金瓶梅》，我起步较晚，其时，“金学”已经开始热闹起来，老树新花，各逞风采，我投身其间，难免战战兢兢。跌跌撞撞走了几步，有欢乐和兴奋，也有困惑和烦恼，有时还有一种难言的寂寞和孤独。说真的，对于《金瓶梅》的研究，我曾有一种宿命感：《金瓶梅》的命运，竟然和我的教学生涯发生了联系！
我常为我的气质、个性和学识所局限，在学习的道路上，我很少把感情投注在一部书上做执着的追求和刻苦的钻研，像一位朋友说的：“你总是打一枪就跑！”所以我确也未曾卷入过任何问题的争论。可是，《金瓶梅》研究的“处女作”一经发表，我就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金瓶梅》这个幽灵又一次紧紧把我拉入了相当长时间的论争旋涡中去。1985年徐州召开第一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我因故未能参加。事后知道，由宋谋玚先生发难，批评了章培恒先生和我在研究《金瓶梅》中的“溢美倾向”。后来由徐朔方和刘辉两位先生编的《金瓶梅论集》出版，我才正式读到宋先生的大作。宋文没点我的名，只是引了我的几段文字，进行了批评。事后刘辉兄告诉我，编书时，知道我正“倒霉”，不肯落井下石，所以“姑隐其名”了。我当然感谢刘兄的好意，可是宋文的批评意见，我却难以虚心接受，憋了两年，借着第二次《金瓶梅》讨论会和第三次《金瓶梅》讨论会的机会，我对宋先生的意见进行了“反批评”，其中部分意见写入《说不尽的〈金瓶梅〉》一文中。
其后，胡文彬先生和徐朔方先生编的两本《金瓶梅》研究论文集出版，我看到了美国学者夏志清评论《金瓶梅》的文章。又读了包遵信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对《十日谈》与《金瓶梅》进行比较的文章，我对他们贬抑《金瓶梅》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们把《金瓶梅》打入“三流”，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至于方非在《劳伦斯的颂歌与略萨的控诉》一文中的那种比较研究，我更认为不会对《金瓶梅》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我直率地表明：《金瓶梅》不应成为人们比较研究的陪衬和反衬的垫脚石，把它置于“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的任何比较，都是不公平的。这样我前前后后写了《〈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金瓶梅〉思辨录》《〈金瓶梅〉：小说家的小说》《说不尽的〈金瓶梅〉》《“金学”建构》《谈〈读书〉对〈金瓶梅〉的评论》等。几篇文章体现了我的大思路：为《金瓶梅》一辩。
我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要为《金瓶梅》辩护这一命题的必要性。因为《金瓶梅》的“行情”一直看涨，而且大有压倒其他几部大书之势。至于对于一部书的评价，那是一个永远不会取得完全一致意见的事。
不过，我始终认为方法虽然很重要，而且方法的改进，无疑会给古代小说研究增加生机，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古代小说研究的社会价值。方法有助于达到目的，但方法却不能代替对目的的追求，与时代精神同步合拍，应是古代小说也是《金瓶梅》研究追求的目的，只有与今天的文艺创作和评论衔接，才能使古代小说研究升值。
我非常同意这样一种观点：精神劳动从来都不是纯粹个人的。正是在今天，精神创造比之以往任何时候更依赖于交流、思想碰撞、彼此之间的启示与校正，依赖于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当我写到这里时，我想到了如果不是章培恒先生对我的鼓励，刘辉兄和林辰先生给我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如果不是宋谋玚先生对我的批评，如果不是我的年轻的朋友王力兄对《金瓶梅》的独到看法以及几次促膝谈心对我的艺术感知的启发，如果不是许多师友对我的支持，我知道我是不会写出这些文章来的，甚至不可能从事《金瓶梅》的研究。因此，这本小册子如能面世，理所当然地包括他们的劳动和情意。
我知道，这本小册子所达到的与预期的目的之间存在着不能尽如人意的距离。比如思路不够开阔，具体分析还嫌少，问题切入的角度也可以再“俏”一点，这些缺点都是显明可鉴的，好在知来者之可追，他日或可弥补。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挚友逯彤先生。
逯彤先生1960年即进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在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铭所主持的彩塑工作室里开始了他的彩塑艺术生涯。四十年来在承续前辈们的丰富艺术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创造了形神兼备的诸多大型彩塑，使泥塑作品题材和技巧有了很大突破，且造型愈趋完美。他的《金瓶梅》与《红楼梦》的组塑不仅享誉国内，而且漂洋过海，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展览，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此次我在整理本书过程中，即向他请教诸多问题，并请求逯彤先生加盟参与本书的制作。逯彤先生被我的真诚所感动，决定把他精心创作的《彩塑金瓶梅》画册授权给我，随意由我采用。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我个人的深情厚谊，并给拙著增添了分量，同时对读者来说也可以更好地欣赏逯彤彩塑的高超艺术创造，从而获得一次审美享受。在此我要向逯彤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他的慷慨无私，也感谢他为图书出版事业作出的贡献。
还有，陈淼老师在紧张繁忙的教学之余，牺牲了休息时间帮我整理、校对这部讲稿，纠正错讹，这种深情厚谊，我唯有珍惜。
最后，我应该深深感谢出版社领导对我的信任、鼓励和期待，这一切只会让我检讨自己写过的和思考以后应当写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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