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接管柏林
柏林上空的战争硝烟还没有散尽，苏联与美、英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开始逐渐加深了。随着纳粹德国被打败，苏、美、英这三个战争期间的盟友在政治信仰，利益与权力的分配以及对战败国的管理等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日趋尖锐化了。
作为占领柏林的苏军最高领导人，朱可夫元帅意识到，苏联红军面对的已不再是荷枪实弹的纳粹德军，而是千百万的德国居民和战败方的俘虏。此时的德国，一原有的各级政权都不复存在，由占领军管制着，当地人不仅要依靠占领军维持法律和秩序，而且要依靠占领军供给粮食、燃料和所有生活必需品。
柏林市内的建筑物大部分毁于战火，市内交通完全停滞，地下铁道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车站灌满了水，发电站、供水厂、煤气厂停止了工作。更加严重的是，柏林居民已有几个星期没有得到任何粮食供应了。
朱可夫元帅深知，这些问题是坦克和大炮所不能解决的。他及时地向驻扎柏林的苏联军人讲明，谁是制造战争罪行的真正祸首，应当把德国人民与战争罪犯区别看待。他要求自己的部属：“不允许有那样的念头，即因为法西斯分子在我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而去惩罚德国的劳动人民。我们要从国际主义义务和人道主义信念出发，采取一切措施，帮助德国人认清自己的错误，迅速根除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加入到以和平和民主作为最高目标的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大家庭中来。”
苏军第5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别尔扎林上将担任了柏林市苏军卫戍部队司令员。他发布命令，宣布解散德国纳粹党及其一切组织，并禁止他们进行一切活动。他要求苏联驻军在继续扑灭大火、组织搬运和掩埋尸体以及扫除地雷和炸弹的同时，必须加紧组织粮食供应，当务之急是把居民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
在苏联军事当局的控制下，柏林实行了粮食供应的配给制。苏联政府对德国的第一项援助，就是为了解燃眉之急，在苏联国内粮食非常紧缺的情况下，给柏林运来了9．6万吨谷物、6万吨土豆、5万头供屠宰的牲畜，以及食糖、油和其他食物。
苏军的行动，使得过去由于纳粹党人所煽起的种族戒心逐渐消除，具有民主倾向的居民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由于苏联政府和红军的竭诚帮助，德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迅速恢复。不久，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等人来到了柏林。他们在与左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托·格罗提渥达成协议之后，建立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从此，在苏联管制区内，德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5月下旬的一天，已经奉命回到苏联的朱可夫元帅应召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与他同去的还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对他们说：
“当我们把所有德国士兵和军官都解除武装并送往战俘营的时候，英国人却让德军保持着充分的战斗准备，并正同他们建立合作。以原司令官为首的德军各级司令部迄今仍享有充分的自由，它们根据蒙哥马利的指示，正在收集和整理德军部队的武器和技术装备。”
稍稍停顿了一下，斯大林点上了烟斗又接着说道：
“英国人保留德军部队，为的是今后要利用他们。这直接违反了各国政府首脑有关立即遣散德军部队的协定。”
说到这里，斯大林深深吸了口烟，转向莫洛托夫说：
“应该尽快派出我们的代表团去参加监察委员会，以便通过这个委员会坚决要求同盟国逮捕邓尼茨政府的所有成员和德军军官。”
苏军向中国东北挺进途中。“苏联代表团明天就去弗伦斯堡。”莫洛托夫接着斯大林的话说道。
“自从罗斯福总统逝世后，杜鲁门很快就和丘吉尔同流合污了。”
斯大林不快地说。
“美国军队直到现在还驻扎在图林根。看来，他们暂时还不准备撤退到自己的占领区去。”朱可夫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美国人想获得德国的最新科学成就，因而正在搜寻著名的德国科学家，并把他们送往美国。美国人在欧洲其他国家也采取这种做法。我已经就这一问题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请他尽快把美军撤出图林根。”
“艾森豪威尔怎么说？”斯大林问道。
“他说准备在最近几天内到柏林来，以便亲自同我接触，磋商所有问题。我认为应当要求艾森豪威尔立即履行关于占领区配置部队的协定，否则我们就拒绝同盟国人员进入大柏林地区。”朱可夫回答道。
斯大林非常赞同地说：“就应该这样。同盟国军事代表团通知说，6月初，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和塔西埃将要到柏林签署苏、美、英、法4国关于在占领德国期间接管德国最高权力的宣言。”说到这儿，斯大林递给朱可夫一份文件说，“这就是宣言的原文，你看看。”
文件这样写道：“由苏、美、英、法4国政府接管德国最高权力，包括德国政府、最高统帅部和所有州、市等地方政权的一切权力。”宣言规定：德国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军、空军、防空部队、海军、党卫军、冲锋队、秘密警察和其他一切武装力量及其所拥有武器的辅助组织，均得彻底解除武装，并向同盟国交出他们的武器；逮捕所有的法西斯主要头目和战争罪行嫌疑犯；同盟国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消除德国的军备，肃清德国的军国主义，以保障未来的和平和安全。
朱可夫仔细地阅读完后，把文件还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对朱可夫说道：
“这样一来，就必须设立一个由4国代表参加的对德管制委员会。我们决定委任你来担任管制委员会中苏方最高长官的职务。”
朱可夫元帅在接受了委任之后，提议由索科洛夫斯基担任他的副手，斯大林同意了朱可夫元帅的提议，与此同时，又指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第一副手维辛斯基作为朱可夫的政治顾问。
朱可夫还从斯大林那里得知，参加对德管制委员会的美国代表是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英国代表是蒙哥马利元帅，法国代表是塔西埃将军。
按规定，管制委员会的所有决议，只有在4方代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生效，由于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大概在一系列问题上，朱可夫都会处于一比三的局面。
不过，斯大林仍是充满信心地对朱可夫说：
“我们早已习惯于单独作战了……管制委员会最主要的目标是使德国人民迅速建立起和平生活，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并组建地方政权机构。法西斯匪徒使我们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并抢劫一空。因此，你和你的助手们应努力争取，尽快实现与盟国达成的拆除一部分德国军事工业企业作为赔偿的条约。”
朱可夫接受了斯大林的指示之后，便飞抵柏林。这时，美国代表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随从人员已先期到达，并且很快主动地拜会了朱可夫。
艾森豪威尔对朱可夫说：
“我们应当就组织管制委员会和保证美、英、法3国人员经过苏占区进入柏林的地面通道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朱可夫元帅没有正面地回答艾森豪威尔的建议，而是把话题引到了另一个问题上：“看来，需要商谈的不仅是关于地面通道的问题，还必须确定美国和英国的飞机经过苏占区飞往柏林的规则。”
艾森豪威尔微笑着对朱可夫说：
“我这次来见你，元帅先生，只是为了亲自认识一下，至于工作上的问题，等我们把管制委员会组织起来以后再解决。”
朱可夫同样很有礼貌地回答说：
“我本人赞同你的意见，并将坚持做到这一点。”
听了艾森豪威尔的回答，朱可夫似乎意识到，艾森豪威尔的言外之意是，解决这一问题可能还有来自上层的阻力。也就是说这些阻力可能来自丘吉尔和杜鲁门。
双方的第一次见面虽然是礼节性的，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但会见的气氛是友好坦诚的。从此以后，这两位老兵之间便开始了持续长久的私人友谊。
1945年6月5日，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和塔西埃来到柏林签署接管德国最高权力的宣言。A前，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来到朱可夫元帅的司令部，把一枚美国的最高军事勋章——总司令级的荣誉勋章授给了朱可夫元帅。朱可夫元帅随后就将美国给他授勋章的事情向斯大林同志作了汇报。
听完朱可夫的汇报后，斯大林当即在电话中表示：“我们也应该授予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胜利勋章，授予塔西埃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我可以向他们宣布吗？”朱可夫问斯大林。
“当然可以！”
签字仪式在下午举行。由于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四方代表很快就在宣言上签了字。宣言主要有三项内容：
1、解散德国政府的最后残军，把德国的最高权力交给战胜国的总司令。
2、在处理涉及整个德国的问题时，各战胜国必须协商一致，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每一位总司令在各自的区域内将拥有最高权力，这就等于赋予了每个占领国以绝对的否决权。就是这一条造成了德国在东方战胜国和西方战胜国地区之间长达40多年的分裂。
3、规定了各占领区之间的边界，并确认了把柏林划分为几个区，每个战胜国各占领一个区。
宣言签字仪式结束后，蒙哥马利又把矛盾挑开了。他对朱可夫说：
“元帅先生，我们决定在近日内进驻自己在柏林的区域，也许我们的朋友美国人和法国人也希望同时进驻他们的区域。因此，我现在想和你确定我方人员进入柏林的通道。”
朱可夫又一次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他强调说：
“在解决英、美军队进入柏林的通道问题之前，同盟国的一切部队必须首先遵照雅尔塔会议的决定，配置在所规定的德国的一定区域内。只要美军不撤出图林根，英军不撤出维膝贝格，我就不同意同盟国的占领军进入柏林，也不同意在柏林驻扎管制委员会的行政机构人员。”
朱可夫的强硬态度，使性急的蒙哥马利元帅感到无地自容，他正准备继续与朱可夫争辩，老练的艾森豪威尔制止住了他，劝他说：
“别争了。我们可以考虑朱可夫元帅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朱可夫举行了盛大宴会，而且把国内最优秀的艺术家请来演出助兴。宴会结束后，朱可夫与斯大林通了电话，汇报了签字仪式及其后来的争论。听完汇报，斯大林略带兴奋地对朱可夫说：
“应当设法邀请艾森豪威尔到莫斯科来，我很想同他认识一下。”
按事先的约定，6月10日，朱可夫一行来到法兰克福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在这里，朱可夫为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颁发了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最高勋章——胜利勋章。苏联有盟友吗？
苏、美两国互授勋章的举动显然影响了英国政府。6月下旬，蒙哥马利元帅受丘吉尔首相的委托，授予朱可夫元帅一级“巴尼”勋章，授予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二级“巴尼”勋章，授予索科洛夫斯基将军和马利宁将军“功勋”勋章。
蒙哥马利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于1887年11月出生在伦敦肯宁顿的一个牧师家庭。不满两岁时，蒙哥马利随父亲亨利-蒙哥马利主教前往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1902年回到英国后，他进入圣保罗学校学习；1907年1月进入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908年9月，蒙哥马利被派遣到皇家沃里克郡团，驻防印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蒙哥马利起初作为一名中尉排长随部队一起参加作战。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胸部和腿部中弹负伤，被送进医院治疗。伤愈后，他被任命为旅参谋长，再次随部队奔赴前线。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蒙哥马利多次遇险，但又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蒙哥马利任第3师师长，率部赴法国和比利时抗击德军。英国远征军被迫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蒙哥马利在英国本土先后担任第5军和第12军军长、东南军区司令等职。1942年上半年，英军在远东战场节节败退，在中东战场丢城失地，不断后撤，战场形势对英军极为不利。在这紧急关头，蒙哥马利出任英军驻北非第8集团军司令，他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德军的攻势，而且在阿拉曼战役中打败了德、意非洲军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扭转了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危急局势。随后，蒙哥马利率部乘胜追击1，000多英里，于1943年5月迫使德、意军队在突尼斯投降。
苏军攻占了日本关东军把守的哈尔滨车站。北非战役之后，蒙哥马利率部与美军一起转战西西里和意大利，并于1944年1月出任第21集团军群司令，负责计划、组织和实施诺曼底登陆战役。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他指挥的第21集团军群横扫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和德国北部。1944年9月1日，蒙哥马利被授予陆军元帅军衔。1945年5月4日，在吕讷堡荒原接受德国北方军的投降，后任英国驻德国占领军总司令。
在管制委员会建立初期，工作进展得还算顺利，各方代表都在尽力避免摩擦。这是由于战火刚停，摆在各国代表面前的共同任务是尽快使德国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恢复正常的生活。与此同时，由于美、英两国十分关心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急切希望苏军能及早出兵，所以，他们自然不想同苏联把关系搞得太僵。
然而，由于各国利益所致，战胜国各方代表又都在揣测对方的策略和行动，因此，在合作过程中必然会存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据苏联方面获得的情报证实，早在柏林战役进行过程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曾给蒙哥马利元帅发去了一份密电，命令蒙哥马利“仔细收集并储存好德国的武器和技术兵器，以便一旦苏军继续进攻时，易于将这些武器重新分发给我们可能不得不与之合作的德国部队”。
在管制委员会召开的例会上，朱可夫元帅严正地指出，这是历史上少有的背信弃义和背叛同盟国义务的事例。对此，英国政府和英军统帅部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在战争年代里，德军曾将数百万苏联公民和被俘的苏联军人赶往德国强迫劳动或关入集中营。德国投降后，相当一部分苏联人还在美、英、法占领区内。朱可夫元帅就这些人转送苏占区并返回苏联的事宜与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交涉。起初，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都表示同意。然而，朱可夫很快又得知，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加紧鼓动战俘营里的苏联公民和军人拒绝返回苏联，并以高工资、高待遇和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来引诱他们投奔西方。
朱可夫元帅再次会见艾森豪威尔，对西方同盟国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在朱可夫元帅的正当要求面前，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作出了让步，最后，在苏方努力下，这些滞留在西方同盟国战领区内的苏联人纷纷回到了苏占区。
为了解决战后欧洲的有关问题和早日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同盟国决定召开一次政府首脑会议。由于战争的破坏，柏林不具备举行首脑级会议的条件，经朱可夫元帅建议，各国政府同意把会议地点设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波茨坦会议。
1945年7月，三个同盟国的首脑一斯大林、丘吉尔和美国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在波茨坦会晤，处理战后欧洲问题，并且试图通过联合国建立一个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新时代。在前两次举行的3国首脑会议上，即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由于与会各方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目的，3国的合作精神是明显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显著的。然而，这次会议即波茨坦会议却与前两次会议的背景不同，各国的利益所在亦不相同，另外，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等诸方面的原因，美、英对苏联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这种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在西方的武器库里有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原子弹。
这三个战胜国以胜利凯旋和如释重负的心情庆祝了德国投降。但在兴奋之余，他们面临着战后的大量问题。在这大量的问题之中，处理来自国内的种种急需是首位的。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所受损失最小，而且还发了战争横财，因此，目前具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英国已面临着经济凋敝，昔日所谓“日不落”的伟大帝国也已沦落。
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最大，所受的损失也最大。2，500万人民流离失所；1，700座城市和2，700个乡村被全部或大部毁坏；大约有38，500英里的铁路被毁坏，这比绕赤道一周还长得多；顿巴斯矿井的90％遭到破坏或被水淹没；巨大的第聂伯水坝以及周围的工业区已不复存在，急流重新在河道上出现，航行被迫停止，有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2，000万只猪被屠宰或被侵略者抢走；3，000多个工厂被破坏，急需重建。
在苏联所蒙受的损失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人力的损失。在苏德战争中，苏联死于战争的人数有各种不同说法，大致从700万到2，000万人不等。如果再加上平民中的额外死亡数，那就又是一个2，000多万人。在苏联，没有一个家庭没有牺牲人员的，而且大多是青年男子。在南方的一些村子里，可以同年轻姑娘结婚的青年男子几乎一个也没剩下；在德国占领区，留下了许多没有父亲的孩子。从总体上看，苏联的损失远比同盟国合起来的损失都要大，比美国的损失更要大100倍。
战争刚刚结束，苏联人民生活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食品、衣物和住房仍然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由于战争带来的人力损失，到1945年，工厂里的工人有一半以上是妇女，农村几乎完全依靠妇女做劳动力。
还在战争进行中的1943年时，斯大林就开始考虑如何在战后重建国家的问题。苏联当然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人力和物力来重建工业和恢复农业。但这将意味着，苏联人民要继续在同样艰难的条件下生活相当一段时间。斯大林一直要求德国及其盟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使苏联所遭受的破坏和损失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
斯大林曾认真考虑过从美国获得大量的长期信用贷款来帮助苏联进行重建的可能性。如果能用这个办法，苏联人民就能免于遭受他们在战争时期所承受过的压力和痛苦。
1945年初，莫洛托夫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讨论了财政援助的可能性，当哈里曼告诉他说这件事需要经美国国会通过时，他要求让国会在战争结束之前处理这件事。1945年2月5日，莫洛托夫在与斯退丁纽斯谈话时再次“表示希望苏联能从美国得到长期贷款”。早些时候，在战争期间，有几位重要的美国实业家，特别是唐纳德·纳尔逊，就曾在莫斯科讨论过大笔贷款的可能性。斯大林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交给了纳尔逊一份苏联优先考虑项目的清单。华盛顿有一大批人赞成向苏联提供财政援助，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多次同哈里曼讨论给苏联信用贷款的问题，并在1945年1月1日给总统写道：
我们没有设想更多的租借或任何形式的救济，而是在考虑作出一种安排，这一安排将对美国和俄国的明确和长远的利益都有好处。我确信，假如我们现在就向俄国人提出一个具体计划，在他们重建时期援助他们，那么，这对于清除我们在对待他们的问题和政策方面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将会大有好处。
但是，其他意见在美国国会占了上风，因此，美国没能向苏联提供贷款。杜鲁门在罗斯福死后继任总统时，实际上卡掉了美国对苏联的租借供应。斯大林对杜鲁门早已有疑虑，因为1942年杜鲁门在参议院中曾认真提议，美国应当交替援助希特勒和斯大林，以此办法来保证使苏联在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陷入疲惫不堪的状态。就在西方把1945年5月8日作为欧洲胜利日进行庆祝以后，租借供应就真的突然停止了，尽管苏联承担了参加反日战争的义务。这一行为，特别是这一行为所采取的方式，引起了莫斯科的严重反感。
斯大林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然而，当5月26日杜鲁门派一位私人代表到莫斯科保证他打算实行罗斯福的合作政策时，斯大林以宽宏大量的气度对美国客人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由于这位特使是他所信任的哈里·霍普金斯，因此欢迎更加热情。霍普金斯从5月26日逗留到6月6日，他的主要目的是想寻求波兰问题的某种解决办法。在美国和英国，波兰人的宣传鼓动工作搞得很积极，具有强大的和暗中危害的影响。他们对苏联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决不会承认波兰必须同它的强大邻邦达成协议并和睦相处。他们不辞辛劳地在西方煽动反苏反共情绪，他们对破坏大同盟和促进接着而来的冷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45年1月，根据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的命令，波兰的“国家军”变成了一支地下军。奥库利茨基将军领导这支波兰地下军，开展反对在波兰的苏联军队的游击战争。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和在波兰的教会努力加剧反苏情绪。在战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波兰地下军暗杀了100多名红军官兵。3月，奥库利茨基和另外15名波兰地下军领导人被逮捕并被押送到莫斯科。这件事在西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后，为波兰地下军领导人向斯大林说情。1945年6月，波兰地下军领导人因暗杀红军人员而在莫斯科受审判，但是得到了宽大处理。丘吉尔显然把他们看作是勇敢的爱国者，并且曾提出把释放他们作为跟苏联政府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霍普金斯没有理会这项建议。霍普金斯劝斯大林邀请米科菜契克和两位流亡在伦敦的波兰人以及在波兰国内的不支持卢布林委员会的波兰重要人物到莫斯科谈判。结果，成立了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政府。1945年7月5日，美国和英国正式承认了这个政府。他们对于这个妥协政府并不满意，但是，他们认识到，斯大林为了应付他们的反对，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因此，在柏林会议召开之前，他们必须接受这个政府。
霍普金斯在莫斯科的时候，接到斯退丁纽斯的指示，要他直接向斯大林提出一件事，此事已经使讨论联合国组织问题的旧金山会议被迫停滞了下来。莫洛托夫曾指示苏联代表葛罗米柯，要他坚持，没有5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对于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不得由安理会来讨论，除非这个争议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得到解决。这个新的条件使否决权超出了在雅尔塔会议商定的限度。在霍普金斯与斯大林会晤时，莫洛托夫试图为他向葛罗米柯发出的指示进行辩护。斯大林告诉他不要别出心裁了，并马上接受了美国的主张。
随着波茨坦会议日期的迫近，斯大林更加关心苏联的安全。他担心的仍然是，德国会迅速得到恢复，急于向苏联进行报复，会发动企图征服苏联的第三次进攻。罗斯福总统曾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许诺说，美国军队将在两、三年中撤出欧洲。这样英国就是反对德国复活的唯一盟友了，因为斯大林没有把法国算在内。然而战争已经严重地削弱了英国，英国恢复有多快，尚待观察。何况斯大林对英国人仍持有非常怀疑的态度。
斯大林坚信需要维持与美国的联盟，但是，他看到这可能是办不到的。美国担心如果海外市场不能继续扩大，它的经济将蒙受一次灾难性的萧条，由此而制定的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肯定会导致冲突。
斯大林确信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苏联可以通过和平竞赛超过资本主义世界。为了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他需要和平与稳定。对苏联发展的最大威胁是战争，因为苏联蒙受战争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一次新的战争，特别是使用现代武器的战争，可能会摧毁苏维埃政权，使苏联的发展推迟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因此，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使他的国家强大和安全。
早在战争结束以前，斯大林就采取了确保苏联支配东欧的政策，以便为对付来自西方的侵略提供一道屏障。在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亲苏派得到扶持。在这条防御链上，波兰是个薄弱环节，但是，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令斯大林感到不安的是，西方盟国拒绝承认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不承认苏联有在西面建立一道防御屏障的合法利益。
丘吉尔对苏联势力在东欧的巩固和加强尤其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是苏联企图控制全欧洲的一个前奏，他不承认也不相信斯大林关心的只是建立一道防御屏障。对国际关系没有多少见解的杜鲁门于1945年5月12日写道，在苏联占领的欧洲已经拉起了一道“铁幕”，他想像苏联人将“向北海和大西洋水域挺进”。两个月后，7月18日，他在与斯大林谈话时担保说，他想看到苏联船只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基尔运河，在世界的海洋上航行。在另一次，他对斯大林说：“俄国似乎正在西进。”斯大林坚决顶回了这种说法。他说，他没有这种打算，恰恰相反，他正在从西方撤军，首先要在随后的4个月之内撤退200万军队。
波茨坦会议上的争吵
波茨坦会议正式开幕之前，斯大林一行拜访了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斯大林身穿佩有金黄色肩章的白色大元帅礼服，显得格外精神、气派。双方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和杜鲁门讨论了会议的议程。对于会议议程，斯大林提出了几点补充意见，其中包括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问题。杜鲁门避开了佛朗哥政权问题，却问斯大林何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比较方便。
斯大林不失礼节地回答说，莫洛托夫和艾登已经商定在今天，即7月17日下午5点召开。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以开玩笑的口吻提到斯大林有众人皆知的晚睡晚起的习惯时，斯大林也不失幽默地回答说，他的这个习惯是在战争时期养成的，战争结束后已经改变了。说到这儿，斯大林言归正传，又以严肃的口气继续说：
“关于佛朗哥政权，我想说明一下我的观点。佛朗哥政权不是西班牙国内形势发展的产物，而是德国和意大利强加于西班牙的。因此，这对联合国是一种危险。佛朗哥政权的危险性在于：它在西班牙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残余分子提供庇护所。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同这个政权断绝关系。”
听了斯大林义正辞严的阐述，杜鲁门知道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了，于是回答说，他现在还没有关于佛朗哥政权的足够材料，但会研究这个问题。他接着说道：
“我不是个外交家，我到这里是为了和您交朋友，直接与您共事，以便我们能够就这个或那个问题很快得出‘行’还是‘不行’的决定。”
斯大林回答说，开诚布公是好事，它将有助于苏联同美国共事。
杜鲁门说，如果美国和苏联建立了友好关系，那么产生的分歧将能够迅速地和在开诚布公的气氛中得到解决。
斯大林表示赞同地说：“这是自然的，可能会有分歧，但应该解决分歧。”
在交谈过程中，杜鲁门无意中说出，他已经同丘吉尔会晤过。斯大林对此反应很平和，他只是提到，英国人在对日战争问题上，态度不够明朗。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英国人似乎认为战争已大体上结束了。至于苏联人和美国人，斯大林继续说，他们将会履行自己的职责。
杜鲁门向斯大林解释说，丘吉尔表示愿意在远东战争中给他提供援助。
“这个想法有点奇怪，”斯大林说，“是德国人而不是日本人轰炸了英国。可以说，对他们来讲战争已经结束了。英国人民的这种情绪可能会对首相产生不利的影响。美国人民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帮助了英国。也许，丘吉尔现在考虑要在对日战争中帮助美国人。”
“我们的处境不像英国在面临德国进攻时那样困难。”杜鲁门回答说。
“我们准备在8月中旬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坚决地说。
斯大林的态度显然使这位新总统感到左右为难。起初，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对日参战，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一直谈及这个问题，而现在，鉴于法西斯大势已去，纳粹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了，因此，杜鲁门总统却换了一副面孔，根本就变成了反对苏联参加远东的战事，认为美国不再需要苏联的这种帮助了。现在斯大林如此明确地提起美国起初的请求和他答应在战胜德国之后参加对日作战的允诺，使得杜鲁门感到非常不快，一时不知所措。同时，杜鲁门心里明白，不论他现在有何作为或作何种表态，苏联军队都是要参战的，对此他已无可奈何。因此，杜鲁门总统认为，此时此地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在斯大林看来，沉默就等于允诺，于是趁此转了一个话题。他向杜鲁门通报了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就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一致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
结束这次谈话之后，杜鲁门请斯大林共进午餐。对于跟斯大林的初次会晤，杜鲁门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的眼睛，他的面部表情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说话时注视着我的眼睛。他的心情很好，非常客气。我决心同他直率地对话。”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将个人崇拜主义推向了极致。波茨坦会议于1945年7月17日开幕。当时有迹象表明，在德黑兰和雅尔塔形成的友好合作精神将继续下去。斯大林的心情似乎是和蔼轻松的。他专门为丘吉尔首相举行了一次私人宴会。波茨坦会议期间，英国正在举行大选，丘吉尔本人似乎对英国大选的结果没有什么忧虑，他很高兴有这种高级会议给他提供了交换意见和进行私人会晤的机会。杜鲁门是一个新来者。丘吉尔在他到达的那天上午就特意拜访了他，丘吉尔后来写道：“他的愉快的、一丝不苟的、神采奕奕的风度和明朗的决断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会议的第一天，杜鲁门给丘吉尔私下透露了一条重要的消息：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小组研制的一枚原子弹在墨西哥沙漠爆炸了。丘吉尔的第一个反应是，西方列强的威力已经大大地加强，苏联的力量相对削弱，再也不需要苏联在远东参战了，或者说这种参战已是不可取了。远东将成为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尽管苏联在这个地区有它的太平洋海岸线和悠久的历史利益，它可以被排除在外。斯大林所领会的正是这个基本态度，这似乎为他对丘吉尔的不信任提供了根据。
杜鲁门和他的工作人员的反应是一样的。美国人曾多次极力催促斯大林协助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雅尔塔，当斯大林答应在打败德国后的3个月内参战时，他们感到宽慰和高兴，并欣然同意了他的条件。一直到1945年5月8日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时，杜鲁门还在争取得到斯大林关于红军将协助打败日本的保证，他也得到了这一保证。
突然间，两个月之后，盟国手中有了原子弹，他们竟然换了一副面孔，企图拒绝苏联的援助，并积极策划在苏联可能宣战之前就打败日本。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斯大林提出的条件，其中包括把苏联在1904～1905年战争中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归还给苏联，这对斯大林和他同一代的人来说，是个关系到伟大民族自尊心的问题。
杜鲁门向丘吉尔询问关于把新式武器的新闻透露给斯大林的最好方法。丘吉尔后来写道，斯大林到底是“对希特勒作战中的一个伟大的盟友，而且我们两人都感到，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支配大局的伟大的新事实，但是不要让他知道任何细节”。他们决定，由杜鲁门总统在一次特别会议之后非正式地提一下这件事。
一周之后，即7月24日，杜鲁门总统带着他的译员在全体会议结束之后来到斯大林跟前，把具有非凡威力的新式炸弹的情况告诉了他。丘吉尔在距他们大约5码远的地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斯大林的样子似乎很高兴，他没有提任何问题。据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后来报道说：“斯大林的回答只是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炸弹的消息，他希望我们将使用它。”斯大林对这件事没有表示进一步的兴趣，也没有询问任何细节问题和详细情况。这使得贝尔纳斯得出结论认为，斯大林或者不理解这一发明的重要意义，或者就是他认为询问这件高度机密的事是不适当的。苏联的情报部门也许已经掌握了比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情况。因此，斯大林对此事所表现出的态度，是由于这件事并没有出乎他的意外，鉴于斯大林一贯地和不厌其烦地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关心，以及他丰富的兵器知识，加上斯大林对苏联科学家及其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事实上，苏联也早已开始研究原子的分裂问题了），说他没有理解原子弹发明的巨大意义，是不大可能的事。会议期间，斯大林已经敏锐地察觉到盟国尤其是美国对待苏联的态度上有了变化。实事求是地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这种态度是欠考虑的，而且也是很不明智的。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傲慢自信，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拥有远远超过了苏联的力量，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至于苏联人将研制他们自己的原子武器并使自己“强硬起来”的可能性，他们则不去考虑，或者认为这种可能性还很遥远，因为在他们盲目自大的心里，苏联人在技术方面太落后了，在短时间内根本制造不出如此尖端的新式武器来。
盟国态度的变化使斯大林感到不安，这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最大的担心和疑虑。西方同盟国的这一忘恩负义之举，使斯大林极为恼火。他认为，苏联把西方从纳粹的野蛮蹂躏下拯救了出来，正像在13世纪俄国保护了欧洲免遭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部族侵犯一样。在他和所‘有苏联人看来，很明显，如果苏联没有摧毁德国武装力量，希特勒就会征服英国，并把这场战争蔓延到北美洲。苏联应当受到盟国的感激和尊敬，而不应当受到他们的怠慢和冷落。对于有意冒犯苏联的民族自尊心，谁也不会比斯大林更为敏感。在波茨坦会议上，盟国在对苏问题上的的确确铸成了深刻而持久的过错。
在波茨坦会议的13次全体会议上，三国首脑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有关战后占领德国的基本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德国和意大利的赔偿问题；德国的商船队和军舰的分配问题，对待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的政策问题；波兰西部疆界问题；控制黑海海峡问题；哥尼斯堡地区的归属问题；对战败国某些领土的“委任统治权”问题等等。与会国经过反复多次的讨论，对一些主要问题达成了协议，于8月1日签署了《柏林会议议定书》，为战后处理德国和欧洲问题定下了基调。
在会议过程中，美国人和英国人强烈地批评苏联在被解放的国家，特别是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政策。苏联人则批评英国人在希腊的所作所为。但是，争吵最激烈的是德国和波兰问题。
三大国已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现在的争执是关于波兰西部的边界问题。由于波兰在东部把领土割让给了苏联，因此必须有所补偿。丘吉尔竭力反对斯大林提出的把波兰西部边界推到臭得河和西尼斯河的建议。但是，会议举行期间，在英国大选中丘吉尔和他的党被击败以后，英国的新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接替丘吉尔参加会议，并且支持杜鲁门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游盟国早先已同意将德国分成4个区，分别由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管制，并把柏林作为第五个区由4国共管。德国不能有中央政府，涉及该国的全局性问题将由盟国管制委员会决定。这符合斯大林所坚持的德国不应被肢解，而应在14个大国严格控制下保持统一的政策。
苏联提出的赔款要求在雅尔塔被原则上接受了。为审议这一问题而建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却没有达成协议。在波茨坦，斯大林不断敦促定出一个赔款数字一盟国拒绝承担义务。他们听说苏联人已从他们占领的地区运走机器和其他财产，但又不把它们作为战利品，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各种实际困难迫使西方盟国放弃了他们把德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政策。美国新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最后建议，每个国家将从各自的占领区满足自己的赔偿要求。被认为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德国工业设备之价值有40％在苏联占领区。贝尔纳斯进一步建议，再把在西部各区的这种工业设备的10％交给苏联，苏联还可以用粮食和煤炭从美国和英国占领区换取更多的设备。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竭力反对这个安排，尽管在某些方面来说这对他们有利，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导致德国的分裂。最后，他们把它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而接受了，他们被承认有权在整个东欧征收德国的资产并许可有其他要求。但是，他们要求联合管理鲁尔的建议被否决了，西方盟国把他们排斥在自己的占领区之外。在同盟国控制下维持德国统一的政策破产了。德国被分成了东德和西德。
两大集团的形成
1945年7月25日，在会议中途，丘吉尔和艾登离开柏林，为了大选结果而回到伦敦。斯大林在早一些时候的一次私人宴会上曾经告诉丘吉尔，他从共产党和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使他确信，保守党可以获得大约80个席位的多数票，重新上台。丘吉尔回答说，他不敢肯定军人们将投谁的票。斯大林向他担保，军人宁可要一个有力的政府，因此将选举保守党。在丘吉尔看来，斯大林希望与他和艾登保持联系，而不愿与艾德礼——以及某个陌生的外交大臣联系。但是，在这次大选中，丘吉尔的政府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惨败。
4天之后，艾德礼作为首相返回波茨坦，陪同他的是新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贝文原是英国的工会领袖，他身材高大，待人热情，但是，作为外交大臣来说，他就显得缺乏应有的修养并且不称职。在波茨坦，他公开向苏联人挑战，把会谈当作是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对抗。艾德礼越来越粗鲁无礼，杜鲁门和他的工作人员也变得比以往更加粗暴。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致相信，他们是从占压倒优势的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的，因此，他们没有必要采取通融和谅解的态度。
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与斯大林等人步出会谈会场。由于美国人企图阻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于是苏联与两个盟国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了。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宣布废除它与日本的中立条约，并回避了日本请求苏联调解和平谈判的试探。与此同时，由于罗斯福生前曾答应过争取蒋介石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苏联参战的条件，苏联和中国举行了会谈，会谈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延续了两周。这些会谈从1945年8月7日到14日继续进行，显然，蒋介石是根据美国的指示在拖延会谈。1945年7月26日再次发表了要求日本人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苏联抱怨说，没人跟他们商量过，当他们要求把这份最后通牒推迟3天发表时，他们得到通知说这份通牒已经发了出去。斯大林感到特别恼火，因为他相信，虽然日本准备投降，但它将会战斗到底而不肯无条件地投降。
1945年8月6日，美国的新式武器原子弹投到了广岛。斯大林和多数苏联人马上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可怕意义。杜鲁门总统只跟他说过“超级炸弹”，而且，据奠洛托夫说，根本没有提到过“原子”这个词儿。日本已经准备投降，即使不在广岛和后来的长崎丢下原子弹，即使苏联不宣战，日本人也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放下武器。斯大林意识到，美国人使用原子弹主要是给苏联人看的，是为了对苏联进行军事威胁。的确，贝尔纳斯后来承认，这枚原子弹与其说是针对日本的，还不如说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易于驾驭”。
苏联人现在感到，他们虽已从反对德国的悲惨战争中熬出了头，可现在又面临着来自西方的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的威胁。斯大林敏锐地感到苏联的脆弱性。据报道，他召集了苏联五名第一流的苏联科学家，命令他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不惜一切代价研制一枚苏联的原子弹。
波茨坦会议还讨论了对日作战问题，并通过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日本霸占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要归还中国。这项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后来，苏联出兵对日宣战，也正式在公告上签了字，所以，《公告》最后成为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苏联军队在华西列夫斯基的率领下，迅速开进了中国东北。他们是久经沙场的部队，而且在装备上占优势，已经疲惫不堪、士气低下的日本人无法阻挡他们。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是，抢在美国人之前攻占斯大林在雅尔塔确定的地区。他驳回了日本天皇1945年8月14日的投降书，并于8月17日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发出了他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求他在8月20日无条件地投降。在这几天里，苏联空降部队抢占了大连和旅顺港，并且进入了北部朝鲜，与此同时，苏联太平洋舰队占领了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9月2日，斯大林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这一天，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了日本正式投降书。斯大林派了一位不出名的将军参加了签字仪式。斯大林在他的广播讲话中，谈到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他说。“于是日本就……夺去了萨哈林岛南部，盘踞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的一切出海口……1904年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斯大林接着说，和平终于到来了，苏联再也不是受德国和日本威胁的苏联。他向美国、中国和英国的武装力量表示致意。
在此之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江河日下。斯大林相信，美国正在无情地威胁。在伦敦、莫斯科和巴黎召开的起草和平条约和讨论战后问题的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外长因“苏联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扶植共产党政权”而遭到贝尔纳斯和贝文的不断攻击。莫洛托夫坚持说，苏联在东欧国家有友好的政府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争辩说，西方国家无权将他们的民主概念强加给其他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声称他们有这种权利，因为他们有军事力量，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在那些国家实行民主选举就会组成反对共产党的政府，也因为他们决心阻止苏联在中欧和东欧以外扩张影响。
在伊朗，一场冲突进一步发展了，斯大林将其看作是美国威胁的一个不祥之兆。早在战争初期，为了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阻止亲德国的伊朗国王援助敌人从南面入侵苏联，英国和苏联部队占领了伊朗。后来，美国部队加入了盟军，这样，经过伊朗向苏联输送战争物资的大门就敞开了。在战争快要结束时，同盟国就占领军的撤退日期问题达成了协议。英国和美国的军队撤退了，但苏联军队迟迟不撤。西方盟国指责苏联人企图在伊朗建立一个亲苏政权。苏联政府回答说，苏联部队需要在伊朗向伊朗政府施加压力，要伊朗给予石油开采权，因为德国破坏了苏联的油田，导致苏联的石油极度缺乏。
美国和英国逼苏联军队撤退的要求，隐藏着一次更大冲突的危险。斯大林不愿使这场纠纷闹得太厉害，终于撤回了他的军队。然而，美国人却见缝插针，立刻带着美元进入伊朗，并派遣了军事和其他顾问。这样，伊朗迅速地被置于美国的彻底支配之下，正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被置于苏联的彻底支配之下一样。斯大林把这一点看作是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远离美国，而在苏联的边界线上，美国人却在那里建设军事设施。西方国家的压力还迫使苏联人放弃了他们分享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通道控制权的要求。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斯大林原指望靠三大国合作来维持世界和平和稳定。他赞成联合国宪章，该宪章的一个基本宗旨是防止国家组成集团，维护和平和各国间的力量均衡。丘吉尔1946年3月6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所作的“铁幕演说”使他震惊不已。它宣告世界分裂成为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阵营，鼓吹美国、英国和联邦国家组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和军事“互助会”，以维持均势和保障和平。这是一个敌对宣言，差一点就等于宣战。斯大林用有分寸的措辞驳斥这篇讲话是“一个危险的行动，旨在同盟国之间挑拨离间和阻碍协作。它损害了和平和安全的事业。丘吉尔先生现已采取了战争贩子的立场”。
斯大林懂得，丘吉尔虽然已不是首相，但他的讲话却表达了美国和英国政府的观点。因为在丘吉尔发表演说的时候，杜鲁门就跟他一起坐在富尔顿的讲台上。英国工党表示不同意，但是工党政府却一直在执行他所鼓吹的政策。
在美国，也有人发表不同的意见。商业部长亨利·华莱士说：“想一想我们自己和英国人曾坚持提出了那些要求，认为那些要求对我们各自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当根据这种背景来判断俄国的要求。我们应当准备同意俄国合理的安全保障，哪怕是要冒被戴上姑息政策帽子的危险。”但是，华莱士的这次讲话和其他讲话，对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或对于美国的舆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在美国，实力观念和有义务保卫所谓“民主自由”的观念占统治地位。贝尔纳斯一定要华莱士辞职，并且威胁说，如果杜鲁门总统不支持他的话，他自己就辞职。于是，华莱士被迫辞职了。
巴黎和会和外长会议拖的时间很长。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依靠故意妨碍议案通过的策略来避免在投票中不断地输给英、美集团。然而，在1947年2月还是与意大利、匈牙利、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订了条约。
有关德国的谈判是波茨坦会议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斯大林决心从曾经蹂躏过苏联的敌人身上获得最大数量的赔偿。他要求战败国20亿美元赔款，由德国用资金、产品或劳务来支付。西方国家否决了这个数字，认为这个数字太大了，并且坚持认为赔款只能用资金形式支付。在怒火上升的气氛中，他们反对苏联的其他要求。
然而，斯大林提出这些要求的根本原因是他仍然担心德国复活而企图第三次入侵苏联，加之现在又怀疑西方国家会援助德国恢复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利用它作为反对苏联的盟国。这是现实的和最严重的危险。英国人和美国人决定把他们的占领区合并，更加剧了斯大林的担心。
西方国家把苏联的政策解释为一心想搞共产主义的扩张，因此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了他的遏制苏联的主张。这项政策受到了乔治·凯南的思想的强烈影响，这位国务院官员对苏联事务的看法当时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与遏制主义相辅相成的是1947年夏季实行的马歇尔计划。这是一个促进欧洲经济迅速恢复的大胆和慷慨的政策，宣布这个计划时没有提到它适用于苏联。但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马歇尔本人说，他认为没有理由不让苏联包括在内。在当时的情绪下，美国国会毫无疑问会在苏联利益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在工党的促进下，并且在认为马歇尔计划是对苏联开放的前提下，邀请了莫洛托夫到巴黎讨论苏联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可能性。
斯大林的态度极其小心谨慎。他早些时候曾希望美国援助，但现在已经感到失望。这时，他对防范美国的支配是有警惕性的。他怀疑对苏联已变得如此公开敌视的西方国家的动机。他立即决定，苏联与马歇尔计划不发生任何关系。他认为这是美国扩张主义政策和旨在遏制、摧毁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的一部分。此外，他对已经接受该计划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让它们退出。
共产主义集团与西方集团之间的分裂，现在看来是弥合不起来了。斯大林深信，由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领导和支持的西方集团一心想摧垮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斯大林的政策是把东欧发展成为以苏联为主导的一体化的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独立于西方之外。西方国家把这一点解释为莫斯科正在策划一次反对他们的总攻势，甚至正在考虑军事行动。在这种背景下，“冷战”（双方互相指责，言过其实的怀疑和刻骨仇恨的悲剧时期）已经开始了。
在此后的3年中，两个集团危险地接近于军事冲突。斯大林巩固了苏联领导下的国家集团，清除了所有非共产主义分子，把这些国家的政权改变为人民民主政权，这种政权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阶段。随着建立经互会，包括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实现了经济一体化。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坚持不依赖莫斯科时，斯大林勃然大怒，谴责他们背叛了革命事业。他甚至把南斯拉夫共产党从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出去，该局是从共产国际变革而成的，斯大林于1947年9月把它恢复了。
1949年4月4日，西方国家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对斯大林来说，西方的反苏政策达到了高潮。这项公约规定成立一个12国的军事联盟，并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保持一支联合军事力量。这一军事联盟被宣布成完全是防御性质的。但是，在斯大林和全体苏联人看来，它明显是有进攻意图的。3年之后，北约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吸收进去，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发展。
在苏联和苏联集团各国，重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建设加紧了。1948年6月，斯大林尝试着以阻止西方经过陆路和水路向柏林运进粮食和商品的办法来完全控制柏林。盟国的对策是向该市空运补给品。斯大林不准备挑起战争，于是，在1949年9月允许西方重新使用陆路和海路了。但在联合国，特别是在关于国际控制原子能的讨论中，很明显，互不信任的巨大鸿沟使苏联同西方分裂了。
在这段紧张的时期里，有两件事使斯大林和他的人民受到鼓舞。第一件事是苏联在1949年9月爆炸了一枚原子弹，第二件事是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全国建立了共产党政权。拥有原子弹，对振奋苏联人的士气来说是重要的。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人原先曾极为担心美国会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苏联，当时在华盛顿也有一些有影响的人士鼓吹说，使用原子武器是对付苏联政府的有效办法。
对于苏联的威望和信心也很重要的是：拥有近6亿人口的中国已成为共产主义集团的一部分，而苏联是这个集团公认的领袖。此外，由于这个巨大的共产党国家的兴起，美国现在感到它在远东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朝鲜战争曾使两个集团差一点发生一次重大冲突。美国人决定把日本作为他们反共政策的柱石，强行要与日本签订一个和平条约，苏联政府拒绝签字。两个集团在远东暂时进入僵持状态。
但是，最使斯大林感到不安的莫过于英、美要把西德建成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他特别反对把德国军队编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方国家的防御体系。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西方世界对苏联所发动的攻势的最阴险的一面。1952年3月，他建议四个同盟国立即开会商讨对德和约的问题。在斯大林提出倡议之后所交换的照会中，他作了许多让步。他准备同意让德国拥有自己的、用于防御目的的武装部队，但是他坚持，应当禁止德国参加针对任何一个曾参与对德战争的国家的联盟。他接受了全德国自由选举的原则。但是，由于斯大林的建议遭到拒绝，东西方的意见交换也就宣告结束。西方列强不肯让步。斯大林明白，苏联是一个被包围的国家，它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因此，苏联必须作好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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