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约见日本驻苏联大使，递交了对日宣战书。

    对关东军的最后一战是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谢幕曲、此后苏联的任务就是如何收拾残局，建设一个面向国际的社会主义大国……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斯大林相信，美国正在无情地威胁苏联。

    扫荡关末军

    还在1941年4月的时候，苏联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集中全力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与日本政府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签约的同时，日本声明“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苏联则声明“尊重满洲帝国（即伪满）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条约签订以后，苏、日之间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英两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断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联政府一直未予允诺。1945年2月，苏、美、英3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苏联有条件地正式答应，在打败纳粹德国、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之内，参加对日作战。

    1945年春季之前，日本关东军的作战计划，一直根据日军大本营“北进”的作战方针，打算在迅速结束侵华战争之后，准备对苏作战，以配合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远东地区。为此德、日还专门签订了有关协议。协议规定，以东京70度线为德、日作战的分界线。日本关东军部队按照进攻企图和计划进行着部队的配置和部署。

    波茨坦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在开会协商。然而，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得日本法西斯军队陷足难进。这样，就粉碎了日军拟定的图谋，打乱了它的战争时间表。加之德国在欧战中失败，英、美军队在太平洋的反攻节节胜利，日本国内的经济、军事力量大为下降，国内矛盾日趋复杂化、尖锐化。在亚洲，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关东军的大批主力被调往中国关内和南洋战场，新组建的一些师团战斗力不强，这就使得关东军的战斗力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计划。

    1945年春季，日本关东军的作战计划由进攻改为防御性的持久作战。按照防御作战的要求，关东军重新组建部队，调整部署，加紧进行防御准备。日本军界判断，苏军对德作战结束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他们对日作战的时间很可能在1946年春季，最早也要在1945年9月上旬。日本军方还估计，苏联的主要进攻方向，可能是由苏联远东滨海地区向中国东北实施。根据以上推断，日军确定关东军防御的重点在中国东北的东部方向。

    当时，日本关东军辖第一、第三、第十七共3个方面军和独立第4军，拥有31个师团、13个旅团约97万兵员，火炮5，000余门，坦克160辆，飞机1，800架。另有伪满和伪蒙军约20万人。军队的部署情况是：第一方面军的10个师团约24万人，主要担负中国东北东部方向的防御，准备抵抗苏军可能发起的进攻；第三方面军的9个师团约20万人是关东军的机动部队，主力配置在长春、沈阳地区，准备向苏军可能进攻的方向机动调配，而以一个师团担任中国东北西部方向的边境防御，独立第4军的3个师团约10万人，担任中国东北北部和西北部的防御；第十七方面军的9个师团约21万人是关东军的战役预备队，配置在朝鲜境内，策应中国东北和日本本土作战。

    关东军的防御计划要求，以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配置在边境主要防御地段上，依托筑垒工事和有利的地形，抵抗苏军的进攻，掩护主力机动。以三分之二的兵力作为战役机动部队，配置在纵深地域里，随时准备前出到受威胁的方向，以反突击制止苏军对日军防线的突破并阻止其进攻。计划还规定，假如苏军优势过大，或者日军反突击失利，则退至长春、沈阳、锦州地区进行坚守。假如这一地区仍然不能坚守，则将主力撤至朝鲜境内，依托中朝边境的山区，凭借险要地势固守，以持久策应本土决战。待条件有利时，再实施反攻，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占领苏联远东地区的部分领土。

    苏联虽然与日本签订了“中立”协议，但对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远东地区虎视耽耽的狼子野心早有防备。还在对德作战仍在进行的过程中，苏军就已经开始拟定对日作战的计划，并进行了必要的作战准备。

    从1945年2月开始，苏军在极其严格的保密与伪装下，从欧洲战场抽调了大量军队输送至苏联的远东地区，包括4个集团军的大约75万兵员，使得苏军在远东地区的总兵力增加到80个师、46个旅，共计158万余人，并且拥有火炮和迫击炮26，000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500辆，飞机5，300余架。与此同时，苏军还储备了各种作战物资，改善了交通条件，加速完成了进攻日本军队的准备。

    为了有效地指挥对日作战的苏联陆军和海军部队，苏军最高统帅部成立了远东苏军总部，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任总司令。

    苏军的作战计划是，使用3个方面军从西、东、北3个方向，向中国东北纵深实施向心突击，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切断日本关东军与关内日军及朝鲜日军之间的联系，全歼关东军主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选在日军设防薄弱的西部。

    随着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迅速发展，1945年春季，在德国法西斯败降前夕，日本法西斯当局已感到大势已去。然而他们不甘心灭亡，试图作最后的拼死挣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于1945年春进行了空前庞大的军事动员，广泛地搜罗炮灰，力图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

    为了争取时间并减少损失，以求获取既得的利益，日本当局采取了和、战两手策略。由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陆和陆海军两总长组成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于1945年5月11、12、14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对国际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决定采取各种手段努力防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请苏联从中斡旋，同英、美进行和谈。5月下旬，日本政府决定请日本前首相、外相和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作为对苏谈判的代表，希望苏联能充当和事佬的角色。与此同时，制定最后的“防御计划”，以保住日本本土和殖民地朝鲜为主要目标。6月8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战争指导基本大纲》，企图进一步动员人力、物力，准备“本土决战”，一旦局势发生严重危急，日本天皇和政府就迁到中国东北的长春。

    6月9日，日本国会紧急会议通过了“战时非常措施法”和“国民自愿服役法”。到1945年夏季，日本军队由1943年的380万人增加到720万人，但战斗力依然不强，因为新扩充的兵员大都是刚征来的新兵，既没有进行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更没有任何实战经验。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约见日本驻苏联大使，递交了对日宣战书。苏联出兵，使日本人吃惊不小，因为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苏联会在9月上旬之前对日宣战。第二天，即8月9日，美国又向日本长崎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就在苏联政府向日本递交宣战书的同时，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遵照斯大林的指示，指挥他的3个方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了边境线，对日军发起了猛攻。

    苏军在地面进攻开始后，出动了480多架次轰炸机，在大批歼击机的掩护下，分批轰炸了日军占领的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索伦和朝阳等军事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日军为了保全其战斗机，在战役开始的第一天就全部转场至朝鲜和日本本土。这样，苏军就完全掌握了制空权。苏军地面部队在没有空袭顾虑的条件下，迅速向前推进。

    在8月9日到14日的短短6天之内，苏军和蒙军在不同的方向上向前推进了50～500公里，完成了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日军的分割包围。日军除了在海拉尔、同江、富锦、孙吴、瑷珲（即今爱辉）等筑垒地域及牡丹江附近阵地上进行抵抗外，全线基本上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

    为了迅速打败日本关东军，苏军使用部分兵力围攻日军的抵抗基点，而主力则迅速继续向纵深推进。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获悉苏军已经越过大兴安岭，正在向长春、沈阳挺进，于是，在8月12日，匆匆将总指挥部由长春迁往通化的预备指挥所。一时间造成了指挥中断，部队陷入混乱状态。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投降。

    8月15日以后，日军除在个别筑垒地带顽抗外，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抵抗能力。17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提出了停战建议。18日，关东军总司令下令部队向当地苏军投降。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答复说，要关东军从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停止一切对苏作战行动，放下武器，无条件地投降。

    当时，苏军各部队或因油料耗尽，或因道路受阻，均不能到达东北的主要城市受降。苏联远东军总部命令各方面军立即组成精干的快速支队，或将剩余的油料集中于少数车辆，务必如期到达指定战役目标。与此同时，抽调部分兵力乘飞机直飞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旅顺和大连等地。

    8月17日以后，苏军加快了推进速度，于19日进占齐齐哈尔；20日进占沈阳、哈尔滨和吉林；21日进占长春，24日进占大连。到8月下旬，几路苏军都已进入东北腹地，并在中国出关作战的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顺利进占所有重要城镇。日本关东军主力陆续被解除武装；而在个别筑垒地域继续顽抗的少数日军，也于8月底被肃清。

    苏联远东军第一方面军南翼部队，继攻占了朝鲜北部的雄基、罗津、清津、元山等港口之后，于24日进占平壤。在朝鲜北部，苏军在金日成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配合下，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到8月30日为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各部队，均被解除武装。

    在南库页岛方面，苏联远东军第二方面军所辖部队于8月11日凌晨发起进攻，越过北纬50度分界线，进入库页岛南部。13日开始向日本守军阵地发起进攻。当时，日本在南库页岛的守军是日本北部军管区的第88师团，兵力约1．8万左右，经过一番激战，双方于22日签订了就地停战的协定。25日，苏军进占落合、丰原等地，苏军太平洋舰队的一支陆战队还占领了大泊等地。于是，南库页岛的战役宣告结束。

    在千岛群岛方面，苏军远东军第二方面军和太平洋舰队在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下，于8月15日夜开始准备实施登陆作战。当时，日本在千岛群岛的守军大约5～6万人，18日凌晨，苏军远东军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在海军舰艇协同之下，开始攻占千岛群岛最北端的占守岛。经过几天激战，日本守军被迫于23日同苏军签订了停战协议。从24日开始，苏军从北向南依次进占千岛群岛各岛屿。9月1日，苏军进占国后、色丹两岛之后，千岛群岛战役遂告结束。

    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等地，在短短的3周多时间里就大获全胜，粉碎了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共毙、伤、俘日军68万人之多，其中建制完整的22个师团、12个旅团是不战而降的。这一巨大胜利，使日本在短时间内丧失了一支机动部队，这无疑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垂死挣扎、实施本土决战的企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大大缩短了对日作战的时间，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

    对关东军的作战是苏联二战的谢幕曲，此后苏联的任务就是如何在战后重新收拾残局，建设一个面向国际的社会主义大国。

    左右历史，树立威权

    苏共十七大以后整个社会的基调是蓬勃向上的。全国上下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于1937年4月提前9个月完成任务。国家现在已经开始拥有世界先进技术：在工业方面生产出许许多多先进的机器、车床和其他生产工具，在农业方面拥有大量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在运输业方面获得了头等的汽车、机车、轮船和飞机。部队也获得了新式、优良的技术装备。

    在实现从极端落后的状态向工业化发达国家跃进的过程中，斯大林不仅十分重视技术改造和新技术的应用，而且把人才的培养看成为紧迫的问题。早在1927年，他就指出，建设重工业不仅会遇到资金问题，而且会遇到干部问题，即如何吸收成千上万拥护苏维埃的专家，并培养红色技师、红色专家的问题。1931年他提出“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时机，大量引进外国技术。1931年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1926～1931年间，苏联进口总额中机器设备所占比重高达90％。这个时期还聘请了大批外国技术人员。

    有了技术设备，就需要能够掌握技术的人才。1935年，斯大林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代替“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他在1935年5月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

    “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如果在我们的头等工厂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在我们的运输部门里，在我们的红军里，有足够数量的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干部，那么我们国家所得到的收益，就会比现有的要多两三倍。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性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行。”

    苏联为培养人才作出积极努力。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小学生增加了800多万人。1937年有50多万人在高等学校学习。受过高等教育和中专教育的专家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了一倍多。知识分子约有1，000万人。

    1935年，工人中间开展了掌握新技术和修改旧的技术定额的运动，即斯达汉诺夫运动，这是由于在一班工作时间内开采了102吨煤、超过普通定额13倍的采煤工人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而得名的。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里都出现了以斯达汉诺夫为榜样的革新者。

    1935年11月，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会上高度赞扬这个运动的意义，他说：“……它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潮，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更高的阶段……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

    斯达汉诺夫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各条战线劳动者的积极性，先进工作者、革新能手、新劳动模范层出不穷。一个时期，斯大林经常出席各种表彰先进工作者会议，同工业和运输业中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一起，同联合收割机手、拖拉机手一起，以及同其他战线的劳动模范一起，探讨生产中的各种问题，表彰他们的首创精神，勉励他们当好各自领域的带头人。这对苏联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的鼓舞作用。

    国民经济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更，苏联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修改1924年宪法成为必要。1935年初，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宪法起草委员会，斯大林担任了这个起草委员会的主席。

    1936年12月，斯大林在全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他在报告上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

    在这个报告中，斯大林分析了自1924年通过宪法时起所发生的种种重大变化。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结论。他说，随着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完全胜利，“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通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了。”与此相应，他认为国家在国内实行镇压的职能消失了。

    新宪法用法律程序把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果固定下来。新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互相友爱的阶级组成。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是苏联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苏联的经济基础。苏联全体公民都保证有从事劳动、休息、享受教育以及在年老和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享有物质保障的权利。苏联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及性别，一律享有平等权利。宪法保证公民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结社的自由，保证公民人格和住宅不可侵犯，通信秘密。宪法规定，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将实行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即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投票的选举。斯大林称，新宪法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特点，同资产阶级宪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新宪法在再次确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也毫无变动地保留了共产党一党存在及其领导地位。针对一些批评家关于苏联没有政党自由是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责备，斯大林从政党存在的基础论证了苏联一党存在的根据。他指出，阶级的存在是政党的基础，政党是阶级的先进部分。政党自由，即多党的存在，只有在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已经没有剥削阶级的存在，而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一致，互相友爱。“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

    新宪法在代表大会上获得批准。苏联当时把这一宪法称为“斯大林宪法”。以新宪法为标准，意味着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奠定。这一模式后来被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作为唯一的样板推广到东欧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斯大林模式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采取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斯大林明确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的组织“基础就是公有制：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与此相联系，苏联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方法以行政手段为主，忽视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在政治方面，斯大林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表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是地方权利向中央集中。同1924年宪法相比，1936年宪法加强了中央权力，限制和缩小了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使行政区划权、立法权和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全联盟集中。表现在党政关系上，是各级权力向党的部门集中。虽然斯大林在理论上阐述了党政分开、党不能代政的原则，但实际上党中央拥有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权限，代替国家立法，包办国家管理机关的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工作，任命国家机关干部。权力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最高权力集中于斯大林一人身上。

    战后功勋卓著的朱可夫元帅遭到了斯大林的冷落。到30年代，随着斯大林地位的上升和领袖地位的确定，形成了一人说了算的局面。与此相联系的是，党内民主空气淡薄，监督机制弱化。斯大林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甚至不惜采取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反对派。党的代表大会，从斯大林担任领导初期的每年召开一次，改为两年召开一次，最终改为每五年召开一次。而实际上是代表大会每每拖延、不能按时召开。1939年以后竟有13年没有召开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的次数也越开越少。党员的民主权利没得到很好落实。按联共（布）党章和苏联宪法的规定，一些主要干部由选举产生，但实际上选举流于形式，委派制成为经常的固定的做法。过去，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监委主席团成员可以参加政治局会议。斯大林则规定各级党委派人参加监委会议，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设机构，其任务也由监察党中央决策机构变为监督党的决议的执行。与此同时，群众监督组织也被取消，不再强调群众监督。

    德·安·活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避》中，对斯大林高度集权的现象作了如下描述：

    逐渐地，斯大林的决定开始被所有的人加以接受。30年代中期他的指示就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或命令下达。党的“领袖”的权力实际上已变得毫无限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当领导人办公室中实行“昼夜值班”制度时，斯大林经常让政治局一些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孔策沃他的别墅去“吃饭”。最经常到他别墅去的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日丹诺夫。间或也邀请安德列耶夫、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沃兹涅夫斯基来参加夜宴。在进餐时决定国家、党和军事政策的各种问题。斯大林经常对“谈话”进行总结，而马林科夫，有时是日丹诺夫就把这些“会议”作为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来。没有出现争论和辩论。斯大林的战友常常竭力去猜测“领袖”的意见或者及时随声附和。同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原则性分歧。甚至连“君主”本人有时也对此感到厌烦了。例如，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一次吃饭时，话题谈到准备好的斯大林的报告时，所有人一齐对报告大肆颂扬起来。斯大林听着、听着，突然生硬地说道：“我给你们的报告稿是我已经淘汰了的，你们还在唱赞歌……我准备讲的稿子全都改写过了！”

    所有人都打住话头，难堪地沉默起来。但是贝利亚却很快想出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但是就在这一稿中已经显示了您的手笔。如果您把这一稿再加以改写，可以想像得出，报告将是多么精彩！”

    虽然斯大林继续公开强调中央委员会中集体领导的意义，但是在30年代中期谁也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对“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有丝毫怀疑。集体领导变成了由集体对“领袖”的决定、结论、方针表示机械的赞同，从而奠定了官僚专制政体的基础。

    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了领袖与政党、领袖与群众关系的颠倒。斯大林在很多场合发表的意见，没有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是正确地解释了“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例如，1931年12月，他说：“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70名委员。在这70名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们优秀的供应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军人、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办国营农场的专家、我们优秀的办集体农庄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庄经济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专家。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在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作决定，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在实际工作中恰恰忽视了群众的智慧，把自己的意志、思想凌驾于群众之上。

    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为培植个人迷信创造了适宜的温床。斯大林成为党的化身，党的历史在列宁去世后成了突出斯大林的历史。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根据这种思路写成的。斯大林亲自主持了这一教程的写作，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出自他的手笔。在1937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期上，斯大林发表《给苏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为该书确定了调子：《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同党内各种派别和集团、同各种反布尔什维克倾向进行的斗争上。要知道，正是斯大林领导了同各种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斗争。这样党史就突出了斯大林。这部教科书反映的党的历史是：在革命中，只有两个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功绩属于斯大林；列宁逝世后党内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个领袖。

    这部由斯大林亲自组织撰写的《苏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唯一标准的教科书，其他与之不符的党史书籍都被认为与事实不符而被禁止发行。在30年代形成的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的整个体系中，这本书占据了中心位置，它成为共产党员、大专院校学生、党的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必读书，总印数近4，300万册。这本书的广泛发行对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面对西方的“遏制”

    随着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投降，持续多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为了处理战后欧洲的问题以及建议通过联合国建立一个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新时代，同盟国的三大国领导人于1954年7月在波茨坦会晤。与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不同的是，不仅英、美两国首脑发生了变更（罗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哈里·杜鲁门担任了新总统；丘吉尔在会晤期间的国内大选中失利，由艾德礼取而代之），而且曾经有过的合作精神和共同目标也随着德国法西斯的瓦解而泯灭了。

    波茨坦会议于7月17日开幕。斯大林怀着寻求长期和平的真诚愿望参加这次会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承担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重负，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同盟国在1942年许诺开辟“第二战场”，但却以各种借口拖延到1943年，直至1944年6月才真正履行。即使在开辟第二战场后，希特勒仍籽德国军队的主力集中于东线，在分裂盟国的希望下继续着战争。当德国西部的一些城市已通过电话表示投降的时候，在东线的德军却仍在为坚守每一寸土地做激烈的挣扎。于是就产生了如下后果：英国死亡了37．5万人，美国死亡40．5万人，法国死亡60万人，而苏联死亡人数则高达2，000多万。仅就列宁格勒被围时牺牲的军民而言，其人数就超过了英、法、美在大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至于在物质方面的损失就更无法估算了。苏联人口最集中、最富庶的地区都曾落入德国人手中：1，700多处城市、7万余村镇化成了灰烬。在战火中，田园荒芜，工厂、铁路被毁，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留下了废虚和悼亡的悲哀”。1945年工农业所生产的财富，跌到了1940年的60％的水平。

    为了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斯大林迫切需要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他特别担心德国会迅速得到恢复，急于进行报复，再次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因此，早在战争结束以前，斯大林就采取了确保苏联支配东欧的政策，以便为对付来自西方的侵略树起一道屏障。

    然而，西方国家却不承认斯大林关心的只是建立一道防御屏障，像丘吉尔这样的政治家认为，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是企图控制全欧洲的一个前奏。杜鲁门有一次同斯大林的谈话中也说，“俄国似乎正在西进。”斯大林坚决反驳这一说法，他没有这种打算，恰恰相反，他正在从西方撤军，在随后的四个月之内撤退200万军队。

    隐藏在这种怀疑背后的深刻原因是两种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对立。一旦反希特勒的共同目标不存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重新又回到敌视苏联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去。这种情绪被带到了波茨坦会议上，以致斯大林认为波茨坦会议是“一次背叛”。

    对苏联态度的改变还取决于美国军事和经济实力已大大强于苏联。在战争中损失较小的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富足，它的工业生产能力占了世界总和的一半，国民收入是苏联的四倍多。而更为关键的是，美国这时已经拥有了威力无比的原子弹。

    在波茨坦会议的第一天，杜鲁门给丘吉尔私下透露了一条重要的消息：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小组研制的原子弹在墨西哥沙漠爆炸了。丘吉尔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西方列强的威力已大大加强，苏联的力量相应削弱，再也不需要苏联在远东参战了，或者说这种参战已是不可取了。远东正成为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而在拥有原子弹之前，美国人曾极力催促斯大林协助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雅尔塔会议上，当斯大林答应在打败德国后的三个月内参战时，他们感到宽慰和高兴，并欣然同意了他的条件。一直到1945年5月8日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时，美国还在争取得到斯大林关于红军将协助打败日本的保证，美国也得到了这一保证。现在突然有了原子弹，杜鲁门想的就是如何拒绝苏联的援助，并积极筹划在苏联可能宣战之前就打败日本。

    一周以后，杜鲁门在全体会议之后走到斯大林跟前，把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告诉了他。斯大林当时没有提出什么问题，但他已经感觉到盟国在态度上所发生的变化。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致相信，他们是从占压倒优势的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因此，他们没有必要采取通融和谅解的态度。

    在总共十三次的全体会议上，三大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许多问题被留给了和会或外长会议去决定。美国人和英国人强烈地批评苏联在被解放的国家，特别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政策。苏联人则批评英国人在希腊的所作所为。而争吵最激烈的是德国和波兰问题。

    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丘吉尔竭力反对斯大林提出的把波兰西部边界推到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的建议。但接替丘吉尔的新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支持杜鲁门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关于德国，同盟国早先已同意将德国分成四个区，分别由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管制，并把柏林作为第五个区由四国共管。德国不能有中央政府，涉及该国的全局性问题将由盟国管制委员会决定。这符合斯大林所坚持的德国不应被肢解，而应在大国严格控制下保持统一的政策。但在波茨坦会议上，由于种种分歧，这一政策破产了。德国被分成了东德和西德。

    斯大林现在感到，虽然苏联已摆脱了德国法西斯的蹂躏，可现在又面临着来自西方的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的威胁。且美国富裕而强大，苏联则既穷又弱。一次新的战争，特别是使用现代武器的战争，就可能摧毁苏维埃政权。这种担忧决定了斯大林在战后仍把政策重点放在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上。

    苏联军队在华西列夫斯基的率领下，迅速开进中国东北。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是，抢在美国人之前攻占斯大林在雅尔塔确定的地区。他驳回了日本天皇1945年8月14日的投降书，并于8月17日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发出了他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求在8月20日投降。在这几天里，苏联空降部队抢占了大连和旅顺港，并且进入了北朝鲜，与此同时，苏联太平洋舰队占领了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了日本正式投降书，斯大林派了一位不出名的将军参加了签字仪式。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这一天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谈了1904～1905年的战争。“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他说，“于是日本就……夺去了萨哈林岛南部，盘距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的一切出海口……1904年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天到来了。”

    为了不使这场纠纷闹得太厉害，斯大林决定撤回军队。然而，美国人立即带着美军进入伊朗，并派遣了军事和其他顾问。斯大林把这一点看作是美国公然对苏联的“侵略行径”。

    苏联人民一度将斯大林奉为“神”来崇拜。来自西方的冷风愈刮愈烈。1946年3月6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作了一次充满火药味的演说。当时杜鲁门也在场。尽管在开始演说时给予斯大林极高的评价，“衷心地钦佩和感谢英勇的苏联人民和我的战友斯大林元帅”，但他马上警告说，在西方民主上空笼罩着“红色的威胁”。不过，“上帝保佑，美国已登上了世界强国之巅”，因而我们有了粉碎“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们的阴谋和强大民族的侵略意图”的希望。丘吉尔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欧洲大陆上空降下了一层铁幕。”

    从1946年开始，“冷战”在不断升级。斯大林认为只有消除美国的核垄断才有出路。为此他督促加紧原子弹的研究。这一年，苏联进行了第一次链式反应试验，第二年第一座核反应堆就开始工作了。

    苏联特别需要经济援助，但按照这一计划，只有用对苏联经济实行监督的代价才能换来这种经济援助。这使斯大林十分谨慎。他认为这是是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和旨在遏制、摧毁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的一部分。事实也证明斯大林的看法是对的，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写道：“马歇尔用自己的—套观点提出了使欧洲摆脱俄国共产主义的奴役威胁的目标。“在1947年6月27日~7月2日的巴黎会议上，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表示不要这种经济援助。

    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双方开始相互仇视，互相指责。斯大林深信，由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领导和支持的西方集团一心想摧垮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西方国家则把苏联在东欧建立一体化经济和政治，解释为莫斯科正在展开一次反对它们的总攻势，甚至认为苏联正在考虑军事行动。在此后的两三年中，两个集团危险地处于军事冲突的千钧一发之际。

    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间的相互支持，1947年9月22~27日在波兰召开了欧洲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建立—个协调中心，这样，在共产国际解散4年之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1947年9月成立了。

    随着华盛顿冷战政策的不断深化，莫斯科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任何想独立处理内外政策的做法都被认为是背叛行为。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了把南斯拉夫粗暴地开除出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令人痛心的事情。

    事情起因于东欧一些国家事先没有同莫斯科进行商量而自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筹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友好条约；南斯拉夫的一个航空团派往阿尔巴尼亚；季米特洛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作了关于将来建立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的原则可能性的声明等等，结果激怒了斯大林。1948年2月10日，在斯大林的建议下进行了有苏联、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方参加的会谈。斯大林一开始就非常气愤地对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是“特殊的对外政策”。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不接受这种责难。斯大林又提出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的建议。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虽然没有在原则上否认结成联邦的可能性，但都以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而婉拒。

    分歧由此公开化。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南斯拉夫领导人发去了措词强硬的书信。斯大林还决定使情报局卷入争论，并最终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949年4月4日，西方国家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在斯大林看来，西方的反苏政策达到了高潮。这项公约规定成立一个十二国的军事联盟，并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保持一支联合军事力量。这一军事联盟宣称纯粹是防御性质的。但在斯大林和全体苏联人看来，它明显是有进攻意图的。三年之后，北约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吸收进去，“是一个毛骨悚然的发明”（伊恩·格雷语）。

    杜鲁门的“遏制”政策使得苏联的友好态度被美国回绝，这在苏联内部引起和激发了偏激的爱国主义，与此同时抨击了有碍这种民族情感的“世界主义”。令苏联人不能接受的是：他们为了共同的胜利付出了比所有盟国加在一起还要大的代价，而重建中却没有使他们能够参加建立世界和平，反倒使他们陷入一种新的敌意的包围，这种包围是由那时尚握有原子弹垄断权的美国所建立的基地构成的，而且美国竟把除了美国自己的扩张以外的“扩张”都诬蔑为“侵略”。

    正当东西方处于剑拔弩张的时刻，1949年下半年发生了两件令斯大林感到高兴的事。第一件事是苏联在1949年9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原子弹垄断宣告不复存在，从而奠定了战略均势的基础。第二件事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国的关系迅速全面地得到发展。这一年年底，毛泽东前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典礼，并同斯大林进行了多次会谈。两位领袖的会见增进了两国间的友谊，增强了反对美国和西方的力量。这次会见被评为在整个世界政治棋盘上标志着巨大转变的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会见。

    1950～1953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在亚洲，然后在欧洲。东西方的军事僵局开始形成。这使得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和平攻势”。1952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说道：“克里姆林宫的和平攻势给西方出了难题。”1952年，斯大林坚持“和平共处是可能的”谈话，曾经三次震撼了股票市场。苏联也成了要求禁止原子弹的和平呼吁书的创始人。苏联人民，重新同其他国家的人民在一起，通过斯德哥尔摩和平呼吁书、五大国和平公约建议、和平保卫者宣言，为建立和平的世界大家庭进行努力。

    斯大林在晚年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述了世界形势及其发展前途。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结果是“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以及被“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所代替。苏联集团，为西方所强加的封锁所迫，已经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填补了空缺，现在有了“它自己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由于它自己拒绝同苏联进行贸易而缩小，还将更趋缩小，而这将加剧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矛盾。他说道，“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它们也知道这一点。”这句话他过去曾经讲过，但是他第一次加上了这样的预言，即资本主义各国“将害怕进攻苏联，因为这将使资本主义毁灭”。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比资本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和战争一同老去

    战争的胜利使斯大林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威信。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苏联报刊和其他新闻机构都把他奉为伟大的领袖和国父。每当提及他的名字时，都加上“我们敬爱的父亲”、“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我们亲爱的十分敬爱的斯大林”或“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伟大的领袖”。

    斯大林也被彻底神化了。电台反复宣传，在克里姆林宫，夜幕降临时一个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总是彻夜通明，“他在为我们而生活，思考和工作。”尽管斯大林实际上并不总是在克里姆林宫办公，更没有每天通霄达旦地工作。斯大林已经成了一个神或是一个上帝了。

    1952年7月29日，《真理报》在描写土希诺机场“航空节”的活动时报道说：

    下午两点。约·维·斯大林同志登上了检阅台，欢呼声经久不息。苏联人民欢迎英明的领袖、伟大的导师、天才的战略家的到来。斯大林同志亲切地向群众致意。欢呼声越来越大，表达了苏联人民对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数十万人民热情奔放地向斯大林致敬……

    人民的感情是真诚的，但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有关。斯大林也认可和容许这种公众崇拜，这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是高度集权的体制所必需的。但他在接受这种效忠和歌功颂德时，态度是超然的，并不为之感动。在私下里他不只一次地对这种吹捧表示漠然。多次见过斯大林的艾夫里尔·哈里曼曾经写道：

    斯大林在公开场合允许别人对他进行最趋炎附势的吹捧，并毫不迟疑地接受献给他的每一件贡品和礼物，认为这是极好的宣传。但是，他在私下里却十分尊严和谦逊。1942年我陪同丘吉尔到莫斯科去见他时，我们看见他首次穿上了苏联元帅制服，他是刚刚获得这个军衔的。丘吉尔称赞这套制服，祝贺斯大林晋升。然而，斯大林对这种恭维却满不在乎。“他们说，为了提高部队的士气，我应当接受武装部队肯首脑职务。”他谦虚地说。他没有讲明“他们”是指谁。

    谦虚和庄严，加上专业知识，这就是斯大林一向赞扬的品德。他设法用这些品德去谆谆教诲苏联的青年一代。他在同盟国领导人当中特别尊敬的人是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和两位英国军事首脑——艾伦·布鲁克和特德，他们都具备这些品德。在他的部下表现出不谦虚的时候，斯大林对他们是严厉的。他承认，朱可夫元帅的确是苏联将领中最杰出的一员，而且得到公众的最充分承认。但是，个性倔强、行为豁达的朱可夫有时好自夸。斯大林在1946年主持召开的一次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严厉批评说，“在我们最重要的军人之中，有一个人（可能指朱可夫）不谦虚谨慎，骄傲自满，妄自尊大。”

    朱可夫元帅在1946年3月被撤销副最高统帅之职，降任比较低的司令，大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秉性上的这一缺陷。战争结束后，斯大林保留了多数高级将领的高级职务。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1948年11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并在4个月之后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科涅夫元帅从1946年6月至1950年3月一直担任陆军总司令，后来担任监察长。戈沃罗夫也担任过一段时期的监察长。罗科索夫斯基被任命为驻波兰苏军总司令，后来改任波兰国防部长。巴格拉米扬、马利诺夫斯基、麦烈茨科夫和托尔布欣都被任命为重要军区的司令。

    现在，斯大林正在节省他的气力。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因素，他开始显得面色发黄，体质每况愈下。但是，他的思想仍然非常敏锐，他完全掌握着全国的政策。虽然他已年过七旬，但是他以自己一贯的自信和乐观态度，认为死亡对他来说仍然是十分遥远的事，因而，他没有指定接班人。

    在苏联高层领导人中一直很突出和被认为可能成为接班人的两个人是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自肃反运动以来，马林科夫就一直处在当权地位。他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以及重要官员的升降任免。他在党务中代表斯大林，并在国防委员会任职。他身材矮胖，具有蒙古人的面容，精干聪明，一双黝黑的眼睛显出他脑子非常灵活。但是，在1945年初，斯大林把日丹诺夫从列宁格勒召到莫斯科，他在列宁格勒被法西斯德军围困时期就一直在那儿工作。日丹诺夫虽然身体虚弱并且患有心脏病，但却坚韧不拔。也许是斯大林认为马林科夫安于现状、养尊处优，因此，当日丹诺夫对马林科夫所担任的解放区恢复建设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和他主管的拆迁德国工业设备的工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之后，马林科夫被迫退居幕后。但是，斯大林在1948年7月突然又把他召了回来。数周之后，日丹诺夫去世了。马林科夫复职之后开始认为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或者至少得到了他的同意，马林科夫对乌克兰党组织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批评。这实际上是针对赫鲁晓夫的。自1938年起，赫鲁晓夫就一直担任乌克兰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在战争中，当红军向斯大林格勒撤退时以及后来向西进军解放乌克兰时，赫鲁晓夫在红军中担任政委。马林科夫现在要求党对草原上的集体农庄实行更有力的领导。1946年3月19日，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的一项联合决议指示，被农民分去的一切土地和设备应当归还给集体农庄。在一年之内，归还的土地大约有1，400万英亩。马林科夫还严厉地批评了地方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

    一个整顿集体农庄的委员会被授权负责在乌克兰恢复秩序和加强党的领导。但在1946年，整个地区遇到了严重干旱，农业歉收。乌克兰党的领导不利遭到了责备。赫鲁晓夫再次受到攻击。1947年3月，斯大林的主要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被派到乌克兰接任第一书记之职，让赫鲁晓夫担任了乌克兰的部长会议主席。但是，赫鲁晓夫想方设法度过了这次危机，而且在后来，当卡冈诺维奇于1947年回莫斯科时，他再次担任了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

    在背后搞鬼的人是格鲁吉亚人拉夫伦季·贝利亚。他被描绘成“有点肥胖，面色苍白发青，双手又软又凉……夹鼻眼镜后面有一副鼓起的眼睛”。在性格方面，他举止温和，巧言令色，懂得如何利用他的主人的疑心病。斯维特兰娜痛恨贝利亚，几年前，斯大林的夫人就曾要求罢免他。实际上，人人都痛恨他。斯大林可能推断他不可能参加任何帮派，他的忠诚是有保障的，因此从1938年起就一直让他负责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还让他负责秘密的原子武器等科研项目。

    不过，斯大林对贝利亚的权限之大心中是有数的。当他正要着手抑制贝利亚的影响时，战争爆发了。在战争期间，斯大林靠他搞保安工作。斯大林甚至还授予他苏联元帅军衔，红军军官被这项任命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们对贝利亚在军队清洗中所扮演的角色记忆犹新。此外，在1946年，贝利亚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承认他对秘密科学研究和苏联原子弹的研制所肩负的重任。但是，此时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书记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被授权负责监督保安机关。库兹涅佐夫不是贝利亚的人，斯大林让他来监督贝利亚的“独立王国”等于是向贝利亚发出警告一他有可能被撤换。

    1949年3月，宣布了苏联最重要的几名部长的变动情况。维辛斯基代替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接替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缅施科夫代替米高扬，任外贸部长。这些退职的部长们都是以斯大林主义的老卫士丽闻名。他们全都当了苏联副总理。

    斯大林坐在列宁墓的台阶上与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交谈。莫洛托夫于1890年3月出生于维亚特省库卡尔卡镇，1906年入党。1907年曾被捕，流放至沃洛格达。流放期满后，莫洛托夫来到了彼得堡，并考入技术学院，并参加了《真理报》的办报工作。1915年秋，25岁的莫洛托夫成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委员，1917年进人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委员会、《真理报》编辑部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918年，莫洛托夫出任北部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19年领导伏尔加河沿岸经济和苏维埃组织的恢复工作。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莫洛托夫被选人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莫洛托夫是中央书记处的三名书记之一，总书记是斯大林，他排第二，第三位书记是古比雪夫。李可夫去职之后，奠洛托夫苏联政府首脑，担任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之职。1940年3月，在他50岁生日时，他得到非常高的奖赏和荣誉：苏联的工业中心之一别尔姆市改名为奠洛托夫市。

    在30年代，奠洛托夫身兼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二职，1939年5月，李维诺夫被撤销外交人民委员职务，改由莫洛托夫兼任。战争期间，斯大林本人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做他的副手，并且在国防委员会中担任斯大林的副手，即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长期以来，莫洛托夫主要负责苏联的外交事务，二战期间，他参加了盟国间的所有重要会议——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和渡茨坦会议。莫洛托夫还代表苏联不止一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参与联合国的工作。莫洛托夫自1939年以来一直是外交部长，自1917年以来就是斯大林的忠实部下。他的被解职，一定使他非常痛心。当他的妻子波利娜被捕和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时，他又遭到进一步的打击。波利娜同苏联多数高级官员的夫人不同，她一直从事自己的职业，在莫斯科是个有名的女主人。她曾是中央委员和渔业部长，而且，她创建了苏联的香料工业。可是，据说她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中央委员会解除了她党内的一切职务，她还被秘密审讯。

    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从1937年到1945年一直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第二书记。作为军事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保卫列宁格勒和最后给这个城市解围中起了重要作用。日丹诺夫被召回莫斯科后，库兹涅佐夫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并被委托监督保安部门。这意味着他监督了贝利亚本人，所以可能是贝利亚策划了他的垮台。米哈伊尔·罗吉奥诺夫原先曾与日丹诺夫在一起密切共事，但没有在列宁格勒担任过任何职务。他在早年就当上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

    1950年9月，最高法院军事审议庭确定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奥诺夫及其同伙犯有叛国罪而判处死刑。这一案件的材料被送给政治局的每个成员，他们及时地批准了调查结果和判决，并在上面签了字。

    1952年10月5日，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斯大林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是，除作了一个简短的闭幕词外，他没有参加别的活动。莫洛托夫致开幕词，马林科夫作了主要的报告，自从1924年以来，这种报告一直是由斯大林自己做的，这看来清楚地标志了马林科夫要做接班人。不过，他作的是斯大林的报告，因为报告里面体现了斯大林的政策。斯大林仍然是无可争辩的领袖，是受崇拜的一贯正确的领袖。大会上，在他出现时爆发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欢呼，以及每个人发言中对他的赞扬都表明了这一事实。

    在这次会议上，党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几个字被取消了。“布尔什维克”这个名称，意为“多数派”，现在仍然使用这样的字眼儿显然跟一个至高无上的、没有对立面的执政党不相称了。政治局的名称也被改名为主席团。更为重要的是，主席团扩大到25名正式委员和12名候补委员。斯大林作这一变动的目的是把比较年轻的成员选拔到最高领导岗位上来。

    在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辞掉了党的总书记职务，他从1922年起就担任这个职务，虽然他从30年代起就没有使用过这个头衔。不过，这并没有削弱他的全面领导权。然而，他此时仿佛意识到自己的体力在下降。他既要确保党的坚强领导能持续下去，同时自己又不得不亲自把握大局。为了保证他的政策能够得到充分实施，他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是，他决心提拔新一代懂专业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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