穰明德

    出任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政委

    1949年，新中国刚刚从战火纷飞的硝烟中诞生，我第二野战军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长驱直入，挺进大西南。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了建设繁荣、进步的新西藏，毛主席高瞻远瞩，发出了“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伟大号召，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修筑川康藏公路。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以两个多军的兵力和数万民工迅速投入了修建工程，并且成立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任命陈明义同志为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周总理又电示西南局：“决定穰明德同志为党中央、毛主席派到西藏负责修路的全权代表。”面对这庄严而神圣的使命，我深感责任重大，下定决心，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

    选择最佳线路，用事实否定“麦克马洪线”

    接受任务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选择最佳线路。康藏高原地理环境复杂，自然条件恶劣，沿途雪山高耸，空气稀薄，积雪终年不化，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江河激流湍急，更有冰川、流沙、塌方和泥沼地、地震区、森林带。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曾这样记述：“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当时，我们连一份详尽的地图都没有，更没有水文地质等资料。外国一些权威人士预言，中国人要在西藏高原上修路，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我们却不畏天险，决心把公路修到“世界屋脊”。

    为了找到一条最佳路线，我们先后派出由6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十几个勘测队。大家忍饥饿、冒严寒走遍了康藏高原的雪山草原和悬崖峡谷，提出了7条比较线路。1952年冬，我和十多名专家又对人迹罕至的南线作了实地踏勘。经过反复论证，结果表明南线虽比北线、小北线等其他线路悬崖峭壁多，但海拔较低，沿线人口较多，更重要的是能将英帝国主义划定的所谓中印边境线——麦克马洪线囊括进来，以事实否定这条非法国界，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我主持召开了东久会议，研究了各个方案，多数同志赞同走南线。我立即赶回重庆，向领导机关汇报，征得刘伯承、贺龙同志的批准，将方案报请国务院审批。1952年除夕夜，我到达北京，顾不上旅途的劳累，直奔交通部长王首道同志家，汇报后又随王首道同志来到彭德怀同志的住处。我们说明了情况，彭老总高兴地说：“我举双手赞成走南线，修这条国防公路。”给邓小平副总理打电话，他也当即表示赞同，事后在会议上说：“康藏公路修通了，西藏才真正是中国的。”

    第二天农历大年初一，彭老总和王首道同志参加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春节团拜会，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认真听取和阅读了走南线的方案后，问道：“现在这个方案是根据什么？”彭总回答道：“穰明德同志亲自进行了实地踏勘和调查。”毛主席笑着说：“这叫亲自品尝了梨子的滋味，好！这是有国防观念的表现，知道怎样否定麦克马洪线。”接着挥笔在报告上写下“同意新方案”五个大字，并说：“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更加坚定了我们修路的信心和决心。

    创造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康藏公路工程的巨大和艰险，是世界公路修建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横贯“世界屋脊”，翻越14座大山，穿过10多条湍急的河流，跨过无数的流沙、冰川、森林、地震区和沼泽地，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广大解放军战士、各民族民工、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凭双手，用钢钎、铁锤、铁镐和炸药在被称为人类的“禁区”上开拓出一条长达2250公里的公路来，谱写了一曲曲雄壮动人的颂歌。解放军某师的筑路英雄们说：“康藏公路每前进一步，都是我们的光荣和幸福。”“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是筑路大军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战士们凭着坚毅和勇敢，硬是在山羊都不能立足的绝壁上凿岩开路。三年多当中，他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奋战在海拔4300多米的雀儿山，从几十里以外运来木柴，烘烧冻土；在高达数十米乃至数百米的绝壁上，开出桥头和路基；在数百里的雪线上与高原历史上少见的山洪冰川拼搏，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筑路大军劈山开路的步伐。在二郎山、雀儿山、加皮拉、达马拉，到色霁拉山等14座海拔四五千米的山峰上，英雄们用生命和汗水写下了壮丽的诗篇。在汹涌澎湃的澜沧江、怒江、大渡河上，勇士们战胜了每秒6至8米的激流，在自古传为不可逾越的深山峡谷间架起了230多座桥梁，修建涵洞2860多个。结束了西藏千百年来只靠牛皮船摆渡，靠藤索、竹索过河的落后历史，让天堑变成了通途。

    筑路大军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这期间，他们一直没有住过房子，白天在冰雪泥浆中劳动，晚上住在寒冷潮湿的简易帐篷中。初到高原，由于空气稀薄，严重缺氧，有时连饭都煮不熟，新鲜蔬菜更是长期吃不上。可是战士们没有叫苦，他们唱歌，讲故事，开联欢会，读小说，乐观而自信地劳动和生活着。在康藏公路修建的日日夜夜中，先后涌现出6000多名各类人民功臣和模范工作者，200多个先进集体，他们中有8次立功的模范班长邓子修，有创造“山”字形挖土法的二级模范、特等功臣、某部副连长方福印，有怒江探险英雄崔锡明和强渡怒江的勇士李文炎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还有不少同志为修路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如筑路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张福林，技术员陈荣竣等。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碑上。

    勤劳勇敢的各族民工除了直接参加筑路外，还组织了庞大的牦牛运输队，日夜不停地翻山越岭，给筑路工地运送各种物资达60万驮。藏族民工队长扎西多吉，女民工曲美巴贞、央尼、白珠等，都是当时为人们传颂的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时隔多年，不少人的名字我记不准了，但他们的事迹却永远不会被遗忘。可以说，正是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创造了我国公路乃至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不要忘记他们

    在修路工程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充分发挥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当时参加修路的工程技术人员，大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少人还是从国民党的各种机构中留用的。我们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和教育活动，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工作上大胆使用，注意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除重大技术问题经党委、司令部集体讨论决定外，一般性的问题，他们可视情况自行处理。遇到技术难题，党委一面鼓励他们克服保守思想，敢于创新，一面组织专家集体攻关。政治上信任、业务上依靠、生活上关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他们自觉把自己看成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修路中去，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加快了工程进度。施工中，海拔和纵坡与汽车马力消耗的矛盾是一个重大技术难题，当时国内外既没有资料，又没有成功的先例。大家根据西藏高原的实际情况，吸收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废寝忘食，反复设计、试验，终于攻克了难关，使整个公路的坡度都较缓和。这一重大科技成果，至今为世界公路界所瞩目。我们先后在澜沧江上架起了一座木质结构的丁板梁，在怒江上架起了一座桥墩为木质结构、桥身为钢铁结构的大型桥梁，这些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汗水和智慧的结晶，是世界公路史上的首创。火热的斗争、艰苦的生活磨炼了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意志。他们当中也涌现出许许多多先进模范人物，如工程师李昌源、齐树椿、张天翔、李鲁卿、余炯、姚庄、张北荫等，都是当时深为广大干部、战士、工人所喜爱尊敬的优秀知识分子代表。现在他们遍布全国各地，成为我国公路工程方面的权威，虽然都已离休了，但仍然为发展我国的公路交通事业做着承前启后的工作，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还值得提到的，就是康藏公路的修建得到了苏联专家的热情支持和无私帮助。如苏联专家别路·包罗多夫工程师，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于1952年跋山涉水来到西藏高原，同我们真诚合作，不辞劳苦，耐心细致地传授改进铺筑路面的先进方法。并在帮助确定最佳路线、建议干砌土墙挡住流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屹立在“世界屋脊”的丰碑

    经过筑路大军历时4年的努力奋斗，康藏公路于1954年11月底全线通车。同年12月25日在拉萨举行了隆重的康藏、青藏公路胜利通车典礼。毛主席亲笔为公路通车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并授予康藏、青藏公路筑路人员两面锦旗，朱总司令也题了词。贺龙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交通部长章伯钧等专门写了庆贺文章。西藏上层人士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达赖喇嘛也从北京发来贺电，祝贺两路通车，赞扬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为西藏人民带来了幸福。《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的社论。这一切都使我们每一个参加修路的同志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

    康藏公路通车，加快了西藏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公路沿线昔日荒凉的山坡上和峡谷中出现了新的集镇，新建了机关、工矿企业、百货公司、邮局、银行、医院、学校和电影院等政治、经济、文化设施。在荒芜的草原上，藏民新开垦的处女地里奔驰着拖拉机。在川藏公路线出现了昌都、雅安、八一（林芝）等三个新兴工业城市。这里大量的矿产品、木材、土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西藏人民所需的各种物资日日夜夜地运往高原各地。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货畅其流”在刚刚解放的康藏高原变成了现实。康藏公路的通车，对于加强国防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在事实上否定了麦克马洪线，而且在1959年人民解放军平息西藏反革命叛乱，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中，保障了人员、物资供应，为夺取胜利赢得了时间，使中外反动分子妄图分裂我国的阴谋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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