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玉新孙如宾武永召

    新中国震惊了

    1951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三反运动。

    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颁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施行。

    在此条例公布的前70天，1952年2月10日，原天津地区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因巨额贪污罪，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在河北省省会保定市被省人民法院依法处决。

    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两个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因贪污腐化而被党和人民押上断头台，这在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亦是我们党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

    枪声一响，举世震惊。

    香港的一家右派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西方一家通讯社的政客文人这样写道：“在中共建立北平大陆政权第16个月的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正面临着一场法律的考验……”更强烈的震颤还是人们的心灵。欢呼，自省，惊讶，恐惧，惋惜，忧虑……心态犹如万花筒摇出的图案，展示出各自不同的自白。但是，主旋律却十分明确：

    “过去担心共产党胜利了也和国民党一样贪污腐化，现在放心了。毛主席英明，共产党伟大，了不起！”

    “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挽救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挽救了党，挽救了新中国。”

    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是在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出现的。

    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是一片战争废墟。9个月后，美国当局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国外反动势力企图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此时，西藏问题还没有解决，西北、西南的剿匪战斗正在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刚刚开始。国势危机，超过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列宁在一九一八”。

    然而，对于一棵大树来说，暴风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树体内部滋生了蛀虫。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即对此有所预言。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及时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在西柏坡，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不久，毛泽东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衣服，沿着那条李自成溃败南撤的路“赴京赶考”。

    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言。

    在建国初期极端困难之时，资产阶级趁火打劫，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猖狂进攻。他们讥评中国共产党，说什么：“军事一百分，政治五十分，经济建设零分。”上海的反动资本家则疯狂叫嚣：“上海是口大染缸，让共产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当时有文章将资产阶级施放“糖弹”，拉拢腐蚀、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手段归纳为几种：试探性进攻；投其所好，乘虚而入；人情；美人计；捧你上天；大迂回；围攻；流氓式的暗算；一旦无用，一脚踢开。手段恶毒卑劣，无所不用其极！

    建国刚刚一年多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在人民政府内部，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系统内部，在人民群众团体内部，已经严重地滋生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党内出现了这样一批人，他们中有的原来觉悟就不高，参加革命之后，并未真正改造自己；有的过去对革命确有贡献，但是，建国后认为革命大功告成，不应再过艰苦的生活，因此一心一意地发展个人的事业，满足个人的需求。他们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意志消沉。从而屈服于资产阶级反动影响，产生了贪污浪费堕落腐化的行为，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出现并被揭露的。

    关于刘、张二人的身世经历，刑事判决书中是这样写的：

    “大贪污犯刘青山，36岁，男，河北省安国县人，雇工出身。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高蠡农民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历任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大贪污犯张子善，38岁，男，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与卧轨斗争。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十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对于刘、张二人在解放前的历史，中共河北省委在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中，也有一段评价：“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

    一位比较了解张子善的离休老干部，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介绍：

    “张子善出生在安平与深县交界的一个小村里，家境贫寒。父亲去世早，母亲身体多病，大哥到东北靠出卖劳力为生，二哥在家当雇工。张子善在他哥仨中最聪明，所以两个哥哥勒紧裤带，发誓要供他上学。我和张子善一同入的县城高小，那时他显得很成熟，一副大人模样，在同班同学中，他懂事多，思维快，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后来我俩又一同考入县乡村简易师范。

    “张子善长得瘦高个，大嘴口儿，脸挺白；性格开朗，喜欢与人交往，很能拢得住同学。他的口才非常好，在学校是有名的。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走上街头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博得的掌声最多。同学们都很佩服他。

    “张子善参加革命是比较早的。因为那时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师范校长就是国民党员，我们的党组织只能地下活动。我当时还没入党，所以了解情况很少。但是，我猜测他那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因为他和穷学生们接触很多，经常在他们中间宣传革命道理。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张子善是组织者之一。当时，张子善是被学校当局注意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1934年冬，一个姓范的叛徒向国民党县党部提供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就有张子善。在狱中，张子善被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别人，他一直没有动摇和屈服。我曾和两个同学买通了狱警去看望他，他说他已抱定了死的决心，并嘱咐我：‘赶快回去把藏在我宿舍里的书信、文件销毁了，这样也许我还有活着出去的希望。’现在我还记着，在他的一个笔记本里写着这样几句：‘我这个穷学生，为什么辈辈穷，有了×××，前途才光明。’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张子善肯定是个共产党员。

    “后来，张子善由安平县解到了天津监狱。七七事变时，犯人砸了监狱，张子善趁乱越狱出逃。其后一段时间，他没有找到党组织，就一边教书一边寻找，终于找到了曾在一块坐过监狱的冀中七分区二地区组织部长，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总起来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张子善的表现是很好的，以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连提三级。对于他的工作才能，当时从来没有人含糊过。他和同志们的关系也很融洽。”

    笔者采访了另一位比较熟悉刘青山的离休老干部，他说：

    “刘青山是安国人，家里很穷，小小年纪就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他入党时只有十几岁，老长工徐云朴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徐云朴不认字，平时对刘青山讲‘调查研究’，总把树枝权吊起来代替，很有点远古结绳记事的味道。

    “当时没有文化的党员大多是这个样子。要说刘青山是红小鬼，也对。因为高蠡暴动时，队伍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也就是中共党史中所说的北方红军。

    “刘青山在高蠡暴动中表现得非常勇敢，这是事实。当时宋洛暑，就是长篇小说《红旗谱》里朱老忠的原型，说过一句话：‘只要为穷人翻身，阎王爷面前也不悔账！’刘青山抄起家伙拼命时，也是这个心劲。

    “刘青山能够死里逃生，是非常侥幸的。敌人大规模的屠杀是在蠡县县城。起义失败后第3天，敌人把被俘的19名红军战士押到南关操场上，把四乡的群众轰来，开始了血腥屠杀。几把铡刀一字摆开，将红军战士的头一个一个地铡下，刽子手的身上脸上都溅满了鲜血。当铡到最后一个时，敌团附看到是个小学生模样的人，刚十几岁，不像‘土匪’，以为抓错了，便糊糊涂涂地放了他。这个死里逃生的人是谁？直到1941年我在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审查干部时才搞清楚，他就是刘青山。他起义时参加了第一大队，突围时被俘，和18位战友一起被绑赴杀场。我问他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次杀了很多人，留下我了。’

    “刘青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他有热情，有魄力，拿得起，放得下，这在整个冀中区是有名的。抗战时期，大城县工作基础比较差，前任县委书记因为和一个有夫之妇乱搞，事发后逃往天津投敌。刘青山接任后，时间不长，局面就打开了。

    “有人说刘青山挺讲义气，人也生得浓眉黑面，很有点江湖好汉的样子。我看那是一种狭隘、落后的农民意识。刘青山身上的这种成分是很浓的。革命胜利后，残酷的环境没有了，铁与血的考验没有了，刘青山认为奴隶变成了主人，革命目标已经到头了，因此他拜倒在资产阶级物质享受面前，腐化堕落，伙同张子善贪污盗窃，对人民犯下了大罪，终于在‘三反运动’中被政府枪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教训值得我们很好地深思。”

    记得一位音乐家这样阐释人生的定义：人生是一首乐曲，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手弹拨自己的人生。高尚者的曲子是金色的，丑恶者的曲子是黑色的。刘青山、张子善呢？他们是怎样弹拨自己人生的呢？

    一百七十一亿六千二百七十二万元

    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主文中指出：“刘、张二犯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一百七十一亿六千二百七十二万元（旧币，1万元合现今人民币1元，下同）。

    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这些钱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可买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1个月并做1身衣服。

    刘青山、张子善是从大搞“机关生产”时走向犯罪、跌入深渊的。

    机关生产，即党政机关搞生产活动。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机关的财政经费问题以及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避免给本来就很困难的国家财政增加负担，以迅速恢复满目疮痍的经济状况，带领人民重建家园，中共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曾做出过一系列关于开展机关生产的规定。但是必须指出，当时中央根据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形势，提出开展机关生产的思想，完全是以救灾和自救为目的的。通过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机关生产活动，以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适当地改善机关干部生活。所有这些，无论从政策角度还是工作措施上，都是暂时的，都是一种特殊时期过渡性的措施。

    依据上述精神，天津地委号召开展机关生产，不能说错。问题是在于他们搞机关生产的动机、手段和目的。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津西30里的杨柳青镇成立。镇中央有一处宽敞高大但已破落不整的宅院，据说原是一个石姓富豪的房产，人称石家大院，成为地委、专署的办公地点。

    天津专区位于京津两大城市之间，下辖静海、大城、任邱、文安、永清、安次、武清、宝坻、宁河、霸县、青县11县及杨柳青、汉沽、胜芳3镇，人口400多万。全区地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盐碱，历史上洪涝不断。1950年夏，全区14个县镇暴雨成灾，使刚刚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生活又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然而，身为地区主要领导的刘青山、张子善，不但不积极带领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度过灾害，反而不顾灾民生活，全身心都扑到机关生产上去了。

    刘青山自走马上任那天起，逢人就宣扬他眼中的机关生产好。在任两年，两条“政绩”：一是借口身体不好，在天津长期“养病”；二是假养病之名，在津大搞机关生产。一次，刘直言不讳地对一位县委书记传授经验：“现在是和平环境了，不要那么小气了，先把机关生产搞好，开支什么也方便。”

    然而，刘、张又是如何来搞所谓机关生产的呢？

    罪一：苛剥政府以工代赈救灾粮款。

    天津专区是河北省各河汇流入海之地，河防维修工程很大，因此每年的河工经费在华北地区最多。刘、张二人弄钱搞机关生产，首先盯上了这块肥肉。

    1950年秋及1951年春，河北省政府决定以工代赈修治天津专区境内的5条河流。以工代赈是指民工出工治河，国家给以适当的粮款补贴报酬，用以代替一般的赈灾救济。这是因为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一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兴修水利和发放救济。以工代赈，群众出工治河，国家又达到了救灾目的，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而刘、张竟把此当作捞钱的机会。

    1950年春，天津专区合作社在供应民工的营业中，苛赚民工粮食220万斤。张子善伪装正义，对此进行指责，暗中却萌生了苛剥民工的动机。同年秋，刘青山倡议组织供应站，作为直接剥削民工之工具。张子善则将本属合作社经营业务的数万民工的供应工作，夺到地区机关生产供应处，从中苛剥6亿元。

    1951年春，省里为河工拨粮1800余万斤。刘亲自到供应处布置“赚30个亿”的任务；张则于4月份在供应处亲自主持抬高民工食品粮油菜价格，并就地拨粮虚报运费、偷漏税收等，合计苛赚民工及盗用国家资财达16亿元，最为引起公愤的是用坏粮顶好粮，从胜芳调拨霉坏的玉米20万斤，以致造成静海、宝坻等县民工病亡数十人。

    综上，仅苛剥政府以工代赈的民工粮一项，掠取粮食220万斤，折款22亿元。

    罪二：盗用“飞机场占地赔款”及国库粮。

    1950年10月，中央指示修建武清县杨村飞机场，由天津市一副市长、张子善及武清县县长组成修建筹委会，中央拨款29亿元。刘青山擅将这笔巨款盗取投入机关生产，用于开办电线厂；而对飞机场占地赔款则采取东拼西凑、零星拨付方式对付。同年11月，张子善借口“民工没吃的”找粮库主任，擅自提调国库粮50万斤，又将前合作社退回河工粮款3.7亿元占用，才付清了杨村机场占地赔款。待后来结账时，实际开支款21.6亿元，另加赔偿打井、学校占地等款5000多万元，尚结余1.41亿元，张子善大笔一挥，批给武清县机关生产搞了个麻袋厂。另外专区尚余5.43亿元，其中5亿元投入机关生产，4300多万元无下落。

    罪三：违法动支水利专款。

    1951年7月，机关生产电线厂给张打电话，说“买钢没钱”。张到银行贷款未得到批准，乃向专署建设科亲笔批信：“可无息借款，限8月10日前归还。”令人持信取水利款10亿元。结果在建设科数次交涉催促下，到10月才分4次还清。9月18日，张又一次曲线借款，擅将20亿元水利专款盗用于机关生产。而省里已明文规定了“专款专用，工完账清”的制度。

    罪四：非法动用干部家属救济粮。

    1951年6月，省政府人事厅拨给天津专区干部家属救济粮17.5万斤，折款1.75亿元。张子善一面说“我保证随用随支”，一面将其中1.4亿元投入机关生产，还在批信中加上“地委已批准”，堂而皇之。

    罪五：违法拼凑地方财政，非法动用地粮公产。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令，凡属解放初期没收地主、资本家浮财，或接收战争年代留存下来的地粮公产，应一律上交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政。刘青山、张子善竟置此于不顾，随意调拨侵吞公有资产。

    刘、张投入机关生产的地粮公款则达25.8261亿元。

    罪六：骗贷银行巨款，挪用灾民造船款。

    刘青山、张子善假借机关盖房之名，骗贷天津市银行贷款50亿元，非法挪用宝坻县黄庄洼水区107个水库村灾民造船款4亿元。

    罪七：投机倒把，倒买倒卖。

    几十亿几十亿的钱投入了机关生产，电线厂、机米厂、防水剂社、建筑公司等十几个厂子先后开办，轰轰烈烈地大干起来。对此，好大喜功的刘青山、张子善犹嫌不足。刘青山曾多次对有关人员面授机宜：“不要老守着那么点死钱，要把死钱变活钱。”因此，在刘、张二人直接掌握的机关生产活动中，上至中央明令禁止的军需物资，下至市场紧缺产品，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什么都敢干。马口铁当时是国家紧缺物资，对此国家三令五申不得进行买卖。而刘青山一听说经营马口铁能赚大钱，便立即拍板大弄。仅1951年春“倒卖倒买马口铁”一项，就给国家造成了几十亿元的损失。

    罪八：扰乱市场，牟取暴利。

    1951年4月，天津市木材市场价格上涨。刘、张一伙全然不顾国家有关木材管理规定，指派生产管理处一亲信立赴东北，打着为灾民造船的旗号，冒充军人，穿着军装，佩戴解放军符号，持天津军区司令部执照和天津地委九号证章，一次就骗购木材4000立方米。按当时东北成材价格，每立方米价值72万元，待运回天津卖给宝坻县灾民造船，每立方米作价竟卖到200多万元。

    罪九：公开贿赂，高薪利诱瓦解国营工业技术人员。

    1951年3月，天津专区机关生产管理处成立建筑公司，但缺乏技术人员。刘青山对国家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规定、法令明知故犯，指示下属想办法去国营工业企业搜罗，说什么“不要怕花钱，工资一定要优于一般”。此事在当时报纸就有所揭露。由于高薪利诱，致使有关单位的许多人不安心工作，纷纷要求领导增薪增资，有的甚至提出不干，严重影响了这些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罪十：勾结奸商，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在刘、张大贪污案中，有个很引人注目的人物，此人叫张文仪。有人在天津市马场道18号刘青山住处见过她，30大几岁，能说会道，抽烟，戴耳环，打扮虽谈不上花枝招展，但也比较妖娆，风韵犹存。其夫阎堤，是当时吉林省财政厅驻津生产管理处供销科长。张文仪原是个倒腾破烂的小商人，阎堤则是把头出身。1946年，阎混入蛟河县一个合作社，后来竟混上了县政府的财粮科长。1949年蛟河县长调吉林省政府任财政厅副厅长，便将阎也调省。阎有此便利条件，便开始大量盗窃国家财产。

    1951年初，张文仪通过天津市一个地痞“胡八爷”的关系，认识了天津地委生产处的一位领导。张文仪便以“牛奶炮弹”（张文仪曾经贪污了吉林省财政厅的9条乳牛）进攻，按时定量送给天津地委生产处，并且直接送到刘青山面前。时间一长，张文仪对刘进行“游说”，发表其“以商养工”的论调，颇得刘赞许。刘视张文仪为“财神爷”，待如上宾，来往都派小汽车接送，还在农场专为她盖了一套新房。就在这时，刘青山将49亿元巨款，一手交给了张文仪经商。

    张文仪拿到钱后，先为自己倒了一批复写纸。低价买进，高价卖给天津地委生产处，私吞干赚9600万元。为长远计，张与阎堤来了个“双簧”，以吉林省财政厅驻津推销处名义，用更高价把这批复写纸从天津地委生产处购进，让刘赚了1亿300万元。张文仪立了“功”，更为刘信任，为其导演下一场更大的盗窃国家巨额财产事件打下了基础。

    1951年4月，张文仪先后向天津地委生产处送来信息：“东北有一批马口铁，能赚对成利，需款八九亿。”“汉口中南器材公司有价值四五十亿的马口铁。”刘、张得报，如获至宝，当即决定做此生意，并委托张文仪派其同伙，一个姓郑的奸商持天津地委通行证到汉口去买，货谈好后，不料中央“军需物资不准出售”的指示下达。张子善亲自出马，令郑在汉口就地改购黑铁皮150吨，价值32亿元。所需资金非法挪用防空司令部投资10亿元，挪用盖房贷款30亿元，零星拼凑8.4亿元。

    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存刘青山、张子善的档案材料记载，刘、张二人在马口铁此项非法经营中，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和财产损失是极为严重的。刘青山、张子善为贪图暴利，不仅严重违犯了国家禁令，而且给张文仪等大量盗窃国家财产以可乘之机。张文仪将地委给她买马口铁的49亿元，私自投入银行生息和大搞其他投机倒把活动将近半年。郑某在汉口将13亿公款存入私营银行生息，前后支取20多次。郑是个花花公子，好不容易有了公款开支的机会，于是大肆挥霍。他在汉口经常出入舞厅、戏院、酒楼、宾馆，并搞女人四五个。由于张文仪和郑姓奸商的诈骗和挥霍浪费，加上改购黑铁皮损失3亿元，在汉口积压资金利率损失近14亿元，几项合计，此次经营马口铁，给国家财产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1亿多元。

    “刘青山思想”与“英明领袖张专员”

    “刘青山思想”——据《人民日报》1952年1月4日第三版专栏报道，河北省天津专区机关全体党员揭发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刘青山为压制党内民主，建立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曾这样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因此，在天津专区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刘青山思想’。”

    “英明领袖张专员”——据1951年12月4日经华北局批准的《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中揭露：“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唯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样？’张子善则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有一个无耻之徒竟在七一纪念大会上高呼‘向我们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在英明领袖张专员领导下前进’。”

    刘青山有几句口头禅，随时随地张口即出：“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天下是老子打下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正是这种“老子天下第一”、“享受挥霍合理”思想的支配，使其最后终于腐化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据一些见证人介绍，刘青山这个人，性子粗，态度蛮横霸道，又好大喜功，办事爱耍粗胳膊。刘青山以“养病”为由，向组织伸手要钱，动辄数千万元，而且堂而皇之地署名“共产党员刘青山”。钱到手慢了点，即叫嚷什么“批准我养病不照顾”，拍桌子摔板凳，搞得鸡犬不宁。

    张子善则是另外一副面孔，工于心计，权力欲很强。与整日不干工作，到处吃喝拿要享乐的刘青山相比，张子善颇为“坚守岗位”，坐镇杨柳青石家大院，主持全面工作，体现其“英明”。

    刘、张案发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一文中指出：“张子善的居功自傲，欺上压下，有其历史性。张子善恰是一个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专门伪造证件与假报告的人。譬如上面问干部强迫命令情况，他提笔就写出该专区犯命令主义错误者有若干人；明明国家粮款已被他挪用了，但他的报销册子中还仍旧存有这笔数字，对此我们居然相信了。”

    对张子善的工作作风，天津专区一位干部曾在揭发批判中概括为6句话：功劳归自己，错误给别人；报喜不报忧，全凭一支笔；强迫加命令，个人闹英雄。张子善摸准了一些上级领导的脉搏，拿准领导没有时间或有时间也不会深入到专区来查对；他认定报喜不报忧总归是大于非，得多于失。编上八条成绩，再编上两条缺点，上面想认假都不容易，还得夸赞天津地区的张专员“有办法”，“能完成任务”。所以，张子善经常拿出领导者的派头教训地委专署干部：“你们为什么对工作中的缺点那么感兴趣？你们为什么向后看，而不提着灯笼向前走？”

    笔者粗略查阅一下，在刘、张案发前的半年间，仅《河北建设》就刊载了天津地委、专署的指示、报告、经验达五六篇，予以肯定、表彰及推广，如天津地委河工工作“摘要介绍各地供参与”、“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民工政治工作”，“今年民工卫生工作组织得也好，病员较去年减少”等等；真实情况却是刘、张拼命克扣民工，“赚30个亿”，用坏粮顶好粮，造成民工数十人病亡。张子善伪造假报告之水平，令人叹为观止。

    瞒上者必欺下，瞒上欺下者必搞专制独裁。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自然会遭到一些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反对，于是这些人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最为阴狠毒辣者，莫过于二人对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芦铁的险恶用心。芦铁不同意刘青山动用省里拨下的干部补助粮，这使刘极为不满，张子善趁机给刘青山出谋划策：“你准芦铁调到安次去，让他当县委书记。眼看防汛任务来到，他完不成任务，定会犯错误，到那时咱们就撤他职！”

    历史的焊架已将刘青山、张子善固联铁定在一起，二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1951年夏季，刘、张为调动工作问题，他们卑鄙无耻地谁也舍不得这块‘肥肉’，都希望自己留下，对方调走，因而内部发生矛盾，上下左右拉拢，互相排挤。致使他们机关生产的秘密也逐渐暴露出来。”这是刘、张案件调查报告及一位省委领导在一篇文章中都提到的一个事实。案发竟源于内江，仅此一点人们尽可以神领二人之间的关系了。

    刘青山、张子善的关系，绝对谈不上忠诚与友谊，而是勾结与防范、互相利用又各怀鬼胎。由于两人长期共同作案，狼狈为奸，一旦利益发生冲突，极端自私的本质皆暴露无遗。平时二人倒也相安无事。刘青山蛮横成性，张子善对其颇有些“敬而远之”，就是挨了骂，尽管“内心极不满”，却“当面无一言”。是有意拉开保持点距离，以在需要联手共谋时显得更同心协力？还是如常言说“神鬼怕恶人”，不愿为皮毛小事伤了和气误了大局？两方面因素或许都有。因此，但凡刘青山张嘴伸手，张子善无不设法满足其挥霍享受之需，前后奉款3800万元。当然，张子善没有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一分钱。张对刘一向“满应满许”，却又大耍两面派手法，暗中散布“刘消耗过多”、“太铺张浪费”等不满言论，好像他出于无奈，出于迫不得已，好像自己是干净人——实际上被他享乐、挥霍、贿赂而贪污窃取的国家资财达1.94余亿元，比刘青山的1.83余亿元还多！

    心全蚀

    马场道在天津颇负盛名。在旧中国，这里属英租界范围，一座座风格独特的小洋楼鳞次栉比地掩映在浓绿的槐荫中，巴罗克、哥特、罗马等式样的西洋建筑艺术风格，使此地极具异域情调。在解放前这里是天津市上流社会的高级住宅区，而18号又属其中出类拔萃者。

    这是一处花园式的小洋楼。院内四处芳草青青，一条笔直的甬道从大门口通向前厅，显得幽静闲适。小楼共两层，样式奇特，充满贵族气派。左侧两个廊柱拱抱着一个宽大的椭圆形客厅，身居其间可环览园内景致；左边二楼阳台探出，仿佛为检阅而设，可沐春光之明媚，可浴冬阳之温暖。楼内回廊曲折，装饰典雅考究，木制地板、楼梯，红漆打蜡，鲜亮照人，踩上去“咯咯”响，得趣生威。

    此处原是张学良手下一名副官购置的房产，后卖给了一个恶霸当住宅，谓之“府第”。解放后，刘青山到天津地委工作不几天，就借口养病长期待在天津，直到最后事发被捕，一直住在这所宅院里，人称“刘公馆”。

    文安、宝坻、霸县当时是天津地区水灾最严重的县，一些当年的灾民气愤地说：刘青山到天津两年多没见过我们老百姓的面，枪毙了他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个地委书记。他扔下老百姓死活不管，跑到天津卫住洋楼享清福，我们咋不明白，共产党的干部哪能这样干！

    在保定，在石家庄，许多人是刘青山的老部下、老战友、老同事、老领导，每谈及此事，无不感慨万分。一位在解放前曾与刘青山共同战斗多年的老领导为此叹息不止：“战争年代，环境那样残酷艰苦都熬过来了。谁知解放了，生活好转了，可刘青山变坏了，竟要这样干！”真挚深沉的话语中，饱含愤恨，也有沉痛惋惜之情。

    刘青山的一位老战友曾对笔者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出差路过天津，顺便去看望刘青山。一到马场道18号，就觉得不自在；等见到刘青山，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刘青山穿一身毛料西装，足蹬明晃晃的黑皮鞋，俨然一副绅士派头。而他呢，一身机关发的灰布军装，脚穿厚底布鞋，加上赶火车跑得急，满脸灰尘汗水。再看看刘的住处，钢丝床、大衣镜、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虽然刘青山盛宴款待，但他感到心里别扭，对刘青山觉得陌生了。陌生到认为这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他与当年的刘青山豁出命来也要推翻也要打倒的那个阶级中的“分子”。

    刘青山长住天津，理由是“身体有病”。有什么病，组织上不知道，机关的许多同志不明白，连刘青山本人也说不清楚。人们从未听说过他在天津住过什么医院，吃过什么药。

    但有一点，几乎全地委无人不晓，他们的书记有个大毛病：吸毒，打吗啡，且成瘾。

    那还是刘青山刚到天津地委不久，一次地委开全委会，开着开着他的吗啡瘾上来了，坐不成形，话不成句，抓耳挠腮，浑身难受；实在顶不住劲了，便不管不顾地起身离去，弄得大家目瞪口呆。书记不见了，会议只好停下来等。过了好一会儿，刘青山打完吗啡针，过足了瘾，这才精神抖擞地回到会场，宣布继续开会。

    据当年在天津地委工作过的一些人反映，刘青山在天津“养病”期间，曾几次托人搞过烟土、“白面”一类毒品，以供己用。最后到了被捕入狱快上断头台时，依然恶习难改。

    有人曾介绍这样一个情况，说刘青山被枪毙那天，临刑前，执法人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给他再打两针吗啡。此说未经证实，不敢论定，但笔者手头有一份资料，足以管窥其貌。

    这是刘青山被捕后关押期间的一段审理记录：“刘犯来时有病，每天要求打吗啡针。刘表现直爽。因隔了两天没审讯，也未打吗啡针，刘即表现很沉闷，夜晚做梦惊醒，有时梦中说‘坏了’。因为思想斗争剧烈，目前病况较重，顾虑较大。第五次审讯拒绝再谈个人贪污问题。自27日打针后较前有好转，病也轻了，看来该人有了吗啡瘾。”

    刘青山在天津市马场道18号养尊处优，一般不外出，但逢出外，常去两处：一是机关生产管理处，二是南市。

    南市在津之名，不在马场道以下，却有截然不同的外观形式。在旧社会，这里是三不管的“杂八地”，商贾摊贩云集，酒楼歌馆林立，游人如蚁，喧声如潮，极尽热闹风流。这里颇多恶霸、地痞、流氓、无赖，更不乏赌场、妓院、烟馆、盗窝，可谓集形形色色污秽之大成，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血腥和恶臭。

    天津解放后，南市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但旧社会的污毒并没有也不可能一下子扫除干净。

    一天，刘青山对手下人说，想到南市看看妓院究竟是个啥样子，并再三嘱咐，不是检查人家，不过顺便看看而已。

    既然不愿声张，那就是暗访了。于是，手下人便找来市公安局治安股的一个熟人，一个南市铺面上的旧社会人员，亲自坐车陪同刘青山前往。共产党的地委书记暗访妓院，当然要乔装打扮一番，遂吩咐人买来一顶黑呢礼帽，一件高级丝绸长衫，上戴宽边墨镜，下蹬玄色条绒便鞋，穿戴整齐一试镜，活脱脱一个经多识广、登楼入馆的旧货商人。

    如此暗访游玩，刘青山干过多次。妓院被取缔后，还残留过“女招待”之类，他也随之变为去“舞会”。依旧是“暗访”，依旧要装扮。

    刘青山是个汽车迷。50年代初期，轿车极为罕见，连战争时期缴获的破旧的美式吉普也很少，天津地委机关只有1辆，供处理紧急事务用，平时很少有人坐。那时通公共汽车的地方不多，机关干部下乡，常常就靠两条腿，一走就是百八十里。刘青山一来，就把这辆美式吉普霸占了，机关用车几乎成了他的私人专车。

    刘青山独霸汽车，直接目的有二：一是个人乘坐方便；二是嫌杨柳青地方小，吃用不方便，要常去天津拉东西，什么鸡鸭鱼肉、酒烟茶糖，每次总得花上近百万元。这样一来，汽车在他眼里身价倍增，成了他追求享乐的得力工具。时间不长，刘青山一家到天津市马场道“刘公馆”居住，他又借机关生产工作需要，把这部车带到天津。

    天津毕竟是热闹繁华的大城市，虽说刚解放高级轿车寥寥无几，但坐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兜逛，总显得有点煞风景。时间不长，刘青山便又打上了别的主意。

    1950年夏，刘住进马场道小洋楼不久，即不顾国民经济困难和机关经费紧张，动用3.6亿多元资金，从香港进口两辆最新样式的美国高级轿车。一辆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天津市某领导，一辆则留给了个人使用。

    当年在天津地区了解刘青山的人都知道，此人有一套生活哲学，就是干什么不怎么讲究实惠，却务求高级和精美，什么都要高标准，要最好的。

    山珍海味也有吃腻的时候。为了吃好玩好，刘青山自有“学问”。在天津期间，刘青山吃水饺讲究。吃韭菜味不吃韭菜馅的事，当年一些为刘青山服务的勤杂人员，都曾耳闻目睹过。

    我国北方冬天吃饺子，一般是以大白菜馅为主，冬天见到韭菜，可以说比较珍贵了。建国初期，机关干部生活都很艰苦，即使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冬天吃韭菜馅饺子，也是极个别富有人家享用的。

    经常吃就发现了问题，冬天的韭菜馅虽鲜爽香美，但有些辣气，而且吃多了不好消化。于是刘青山指使炊管人员，要吃饺子，要吃韭菜味不吃韭菜馅。

    炊事员翻来覆去琢磨，最后经过几次试验，终于找出一种方法：以大白菜和肉做主馅，包时每个饺子里放几根洗净挑好的韭菜，根茎包在饺子皮外，叶包在饺子皮里。捏好后下锅，煮熟后捞出，趁热捏住露在外面的韭菜根茎，将包在饺子里的韭菜叶一起抽出来。这样端到刘青山面前的饺子就有了韭菜味而不必吃韭菜馅了。

    至于另一个大贪污犯张子善的腐化堕落，在他被捕后，对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交待得比较详尽。仅从公款“参观”妓院、衣着住行讲究阔气、每月吸高级香烟8至10条、擅自动用地方粮款9亿元买汽车5辆这几点来看，专员比书记毫不逊色。

    有部日本影片《金环蚀》，喻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心全蚀者刘青山、张子善，连外表这圈闪亮也烂掉了。

    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指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而增产节约的障碍，就是来自包括领导机构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12月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即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由此拉开大幕。

    195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同时于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披露了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以及报道了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等消息。

    特大新闻，突如其来，全党全国皆为之震惊。

    其实，对外界来说，这是首次正式披露刘、张案件，而在内部，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事态从初发到形成达半年之久。

    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张的工作，二人都想留下，闹起内讧，暴露了机关生产的秘密，引起省委的警觉。而刘、张问题得以“正式列入议程”，则始于李克才最后向省委组织部、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揭发。

    1951年10月4日，李克才向省政府一位领导反映刘、张私自动用地方粮、修飞机场节余款及银行贷款搞机关生产。两天后，这位领导在天津见到张子善，既未对张施以追究，也未向省委、省政府反映李克才揭发的问题，相反却擅自口头批准张子善动用地方粮250万斤，还有意无意地泄露了李克才的底，使李陷于极为被动的地步。李克才后又向省委一些领导反映刘、张的问题，在上级不能马上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便几次要求调离天津地区。对此，省委主要领导曾有言：“调谁走也不能让李克才走！”省委主要领导对刘、张的问题是有觉察的，是有原则的，但未认识到那么严重的程度，还想实行批评、教育政策。而李克才确认刘、张已经变质，再也不能容忍下去，毅然决然地向省委组织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薛迅正面揭发了刘、张的问题，引起省委的重视，派出检查组到天津地委。这是1951年11月间的事。

    11月11日，华北局在京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有关上述问题的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向贪污行为坚决做斗争》，准备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

    正是这股强劲的东风，推动着河北省委省政府迅速解决刘、张的问题。

    当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摆到省委省政府领导面前时，每个人都感到震惊、愤怒，还有愧疚。

    1951年11月12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省会保定举行。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就是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被全部公开揭发出来的。省委建议省政府，立即将主犯刘青山、张子善予以逮捕，同时协同天津市人民政府立即拘押与本案有关的案犯。

    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经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省政府于11月29日、12月2日分别逮捕刘、张二犯后，又决定以杨秀峰、薛迅、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董鲁安、副主任李国华、省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省法院院长宋志毅等6人组成“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薛迅。该委员会一成立，薛迅及各委员偕大批检查人员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关于刘、张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请求予以处分。

    在披露刘、张案件的当天，河北省委即给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根据省党代表会议的提议，兹特决定：所有接受刘青山、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均应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请书，听候党的审查处理。”5月15日，河北省直机关干部6000多人举行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当场坦白者得到减免罪行，拒不坦白的重大贪污分子被依法逮捕，予以严惩。1月31日，省直机关、团体近万人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号召集中全力坚决围剿大小贪污分子，当场逮捕拒不坦白的大贪污分子，依法予以严办。

    灰房子忏悔录

    刘青山、张子善是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被逮捕的。

    1951年11月29日，即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进行的第9天，下午5时，省公安厅依法将张子善逮捕。张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正在下榻的保定市西关一家饭店里吃饭。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看到公安人员亮出逮捕证，一下子全懵了。”

    刘青山的情况则富有戏剧性。

    逮捕刘、张的命令同时发下后，刘不在国内，而是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农民青年的代表，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参观，访问，联欢，到处受到欢迎与款待；走在风光旖旎的蓝色多瑙河畔，坐在世界音乐之都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极是光彩得意。

    只能是暂缓逮捕，等其回国后执行。经主管部门批准，河北省公安厅做出了决定，并进行了布置安排。

    11月的莫斯科，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但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还是挤满了个子高高的苏联姑娘。姑娘们的脸蛋冻得红红的，兴高采烈地摇动着手中的鲜花，向以郭沫若为团长的20多名中国青年的友好使者欢呼致意。年仅35岁的刘青山，能以一国代表之身份置临这种场合，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可是，刘青山脸上在笑，心里却不时冒些冷气，不时乱跳几下，仿佛有什么凶兆。当国际列车风驰电掣地奔向祖国时，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在几天乘车的时间里，刘青山心情烦乱，动不动就发脾气。嫌卧铺车厢暖气不足，嫌服务员倒的水不热，嫌饭菜不合口，反正横挑鼻子竖挑眼，好像邪魔附体似的。

    列车在天津站停下，上来两个穿便服的陌生人，走进代表团的软卧车厢。刘青山一瞥见来人走向自己，立刻警觉到不对头。

    “刘青山同志，请您下车。”

    “不，我要随代表团一块儿进京。”刘青山看上去镇定自信，内心却非常紧张。

    来人严肃地盯着他，话音不高，但异常威严坚定：“你必须下车，这是组织的决定。”

    一声炸雷在刘青山的脑壳里爆响，他怔了片刻，垂下眼睛。一切都明白了。

    “刘青山，经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批准，你被逮捕了。”

    天津站月台上，停着一辆中型吉普。一名执法人员将逮捕证向刘青山一亮，两名武装战士立刻将刘青山押入吉普车内，接着便向河北省省会保定急驰而去。

    当晚，刘青山同张子善一起，被分别关押在河北省公安机关后面的一排灰砖平房里。时间是1951年12月2日。

    据当年看守审讯刘青山的人讲，刘自被逮捕关押，直到最后被枪毙，总的表现是比较沉闷，不爱讲话，常常一个人坐在灰房子里，面壁发呆。被审讯时倒不怎么隐瞒逃避，但需有吗啡针注入提神，否则便无精打采。他自知罪孽深重，独处时间发长叹，总是翻来覆去地这样几句话：“以我做个典型吧，以我做个典型吧……”

    而张子善则不同了，自被捕关押那天起，就一直在讲，在写，在坦白交待，为今日留下为数可观的书面材料。虽然其中有的地方或避重就轻，或推脱责任，但毕竟是亲口所言，亲笔所记，仍可视作一个蜕化变质分子的忏悔录，一面警示后人的历史之镜。

    ……个人自凭忠心耿耿，一身许党而埋头苦干，只管工作，不问前程；只图成绩、标榜，不思学习、提高思想认识；重工作，轻学习，终于陷入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泥坑。思想不开阔，认识不敏锐，对日新月异发展着的新国家、新制度、新观念、新精神，缺乏感觉；事实上成了落伍者而不自觉，因而使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内的一个忠心耿耿的党员，变成了不伟大而是极渺小，不光荣而是极黑暗，不正确而是极错误、极可耻的罪人！一是党缺乏这样情况的教育与检查；二是个人缺乏警惕，仍是游击环境时工作的思想，仍是以为党凭良心、真理办事，没有新的国家法制观念和新的纪律观点；再加之新的环境新的情况，特别是靠近了大城市，城市的铺张、大方、阔气，以及资产阶级的豪华、享受的影响；再加之人们反乡村观点、游击生活、土包子作风等等，使自己失掉了操守自持的毅力，虽一颗忠心耿耿之心尚存，虽尘土仆仆忙忙碌碌着工作，但沾满了尘污，侵蚀着心肠的情况的存在与发展，其到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而到可耻的道路，有什么奇怪的呢！

    不能说张子善对自己由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沦为“极可耻的罪人”没有认识，但从这仅400字的引述中竟出现三处“忠心耿耿”以及“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等多处自褒之词，可以看出其必然的局限，可以看出其忏悔中还有饰非之意甚或侥幸之感。

    大概是基于这种心理吧，当刘、张得知将要被处以死刑时，皆惊慌失态了。

    据人介绍，二犯被捕关押后，监审人员没动他们一指头，审讯是异常严肃认真的，在生活上远比通常的囚犯优待。元旦和春节时，伙食更好一些，但不给酒。二犯吃、住均实行隔离。临刑前一天，即1952年2月9日，二犯被引到一处共用晚餐，菜肴较丰盛，还有一瓶酒。

    二犯一见这场合，脸就变了。

    监管人员说：“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刘青山好像问了声这是什么意思，监管人员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们还有什么话，有什么要求，尽管讲。

    二犯一听，全愣了。过了一会儿，刘青山提出要见一见中央来的人；张子善也说有此要求，并说要见省委领导。刘、张毕竟是多年的高级干部，了解党内情况，断定这等大案会惊动中央。确实，有中央领导人来到保定，但没有见他们的意思。刘青山见监管人员不应声，又催促转达。监管人员令二犯坐下，然后沉稳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屋里死一般地寂静。刘青山闭合双目，长出一口气；张子善呆呆地看着面前的酒菜，潸然泪下……

    冬夜漫漫。两间灰房子里，烟头那微弱的光亮在昏暗中闪现，彻夜未断——人生最后一个夜晚，他们都想些什么呢？痛恨，忏悔，认罪；委屈，抱怨，不甘；童年，战友，亲人；故乡，天堂，地狱；生前事，身后名……然而，不管想什么，怎样想，都晚了，太晚了。

    刑场纪实

    1952年2月10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十五日，星期日。

    新中国成立后，性质最为严重的一个特大贪污案件；共产党执政后，罪恶深重的两个高级领导干部，将在光天化日之下，交与人民严正审判。

    古城保定，河北省省会，笼罩在一片愤激、严峻的气氛之中。

    从上午10时起，许许多多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会聚于保定市体育场，井然有序地就列于指定位置。参加这次公审大会的，有省级、保定市、保定专区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全体干部工作人员和指战员，有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三市及其他九个专区的各级机关团体和群众的代表，并特别邀请了因受刘青山、张子善剥削而遭受灾难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治河民工代表及被害群众代表参加。到会人数共计21800多人。

    50年代初期一个略够上中等城市的体育场，小而简陋，四周看台及中心场地，满是密匝匝、黑压压的人群。冬日淡白的阳光下，时柔时劲的小北风中，到处是一张张神色严肃的面容。

    这是个令人心跳加快的场面。

    宽大的主席台上，拉起巨幅蓝灰色的衬幕，“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白纸黑字的会标横贯上方，横标下正中为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两边各斜着展挂一面国旗，再两边各矗立四面红旗。衬幕前放置一排桌椅讲台，两柄麦克风直竖。台角处，醒目地安放着赶来拍摄大会实况的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队的两台摄影机，给布置得庄重、威严的主席台增添了一种令人新奇而紧张的气氛。

    日近中天，大会主持人和发言人登上主席台入座。

    与此同时，保定市内1000多台收音机启动开关，60多个广播喇叭接通电源，近万人或守坐在收音机旁，或围站在广播喇叭下。

    与此同时，唐山市组织了67000多人，石家庄市组织了55000多人，全省9个专区及各市、县、镇的机关团体干部和人民群众，近20万人在有组织地收听大会实况。

    会场主席台上，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最后一次清清嗓音，摄影师最后一次检查摄影机，记者们最后调整一下照相机的速度光圈。

    正午12点，分针与时针上竖重叠的一瞬，电台的报时声在全省的播音器中回荡，这声响要比平日清晰、洪亮乃至悠长许多。直至今天，一位收听者回忆当时感觉：“就像敲在心上一样，脑袋嗡嗡响，浑身的血都热了。”

    2万多道目光直射主席台。

    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沉稳地走至麦克风前，扫视一眼万众屏息的会场，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组织临时法庭，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宣布公审大会由河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张庆春任主席。

    张庆春就位，宣布公审大会开始。刘青山、张子善由民警押进会场。

    整个会场，至沉至寂，静若无人。

    刘青山、张子善出现在万众面前。

    这确是非同一般罪犯的两个罪犯，刘青山头戴名贵的水獭皮帽，身穿样式考究的藏青色呢子大衣，足蹬一双光亮可鉴的皮鞋；张子善则穿一身板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脚上也是一双新皮鞋。二人从头到脚都是当地委书记、当专员时去开会或去赴宴时的装束，只是并拢前伸的手腕上，多了一副冰凉的手铐；胸前多了一块1尺宽2尺长的白布，上面分别用毛笔书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大贪污犯张子善”。

    静寂，持续着。静寂中充斥着一种巨大的无形的声响，整个体育场都为之发颤，那是2万多颗心脏剧烈地愤激地跳动。微风轻缓地从会场上空滑过，送来一阵隐隐袅袅如丝如缕的鸽哨声，似在微叹，似在低吟。

    二犯缓缓拾阶登台。张子善低着头，如履薄冰的样子，两腿有些发软，但还不至劳动身后两名民警架扶。刘青山则不失常，上台后还看了看大会主持人的那一排桌椅，以前他都是在那里落座的，而今不得不背转身去，听候全省3100万人民的代表的控诉和法庭的审判。

    刘、张二犯始终没有抬头向全场望上一眼。万众的横眉冷对，使他们像面对太阳一样不敢正视。

    大会发言开始。首先由薛迅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告二犯的罪行。

    薛迅讲到最后，提高了声音：“同志们，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大罪犯继续存在，允许他们的存在，就是鼓励了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因此，我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要求河北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同志完全赞成我们的控告！”

    话音刚落，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继而口号声大作：“坚决要求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彻底肃清资产阶级腐化影响！”“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刘青山、张子善低头站在台上，面如死灰。刘青山的嘴唇蠕动两下，仿佛嘟囔了一句，像是忏悔像是抱怨像是诅咒。张子善的膝盖一软，未待身后的民警伸手扶持，又硬硬地站直了。摄影机的胶片不停地转动，照相机的快门频频按下，他们无可奈何地置身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曝光圈中。

    天津专区宝坻县黄庄镇农民孙树林代表受灾的人民进行控诉。

    控诉中，孙树林泣不成声。

    会场上再次卷起口号大潮。

    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布判决主文：“……综上所举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克扣民工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及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证据确凿，该二犯亦供认不讳。如此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当即，4名人民警察上前，将刘青山、张子善用绳绑起，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刑场执行枪决。

    “死刑，立即执行”之言一出，刘青山明显地周身一颤，脖梗下意识地一挺，接着又死死低垂，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按下；张子善则触电般地双膝一软，再不能支立，民警不得不将其拎住。押下主席台，押过会场时，刘青山行动还能自持，五官如同石刻，双腿迈动得机械而僵硬；随后的张子善却瘫了，在身旁两位民警的架拖下，脑袋夹在高耸的双肩中摇晃，一双死鱼眼黯淡无光，面条似的两条腿只能勉强拖点地面了。

    一辆吉普车在前指挥开道；其后是两辆敞篷吉普车，刘青山、张子善分别“站居”一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公安警察，枪刺闪烁着金属特有的寒光。

    沿途并没有多少公安民警维持秩序，街道两旁站满观者，但并不混乱，都显得极守规矩。连小孩子们也不追逐玩耍，很懂事地依偎在大人膝下，手中的风车发出轻脆而单调的转动声响，使整个场面暗蕴着一种迫切与紧张的异样的肃静。

    保定东关大校场。空阔而寂寥。

    清末，北洋军阀的鼻祖袁世凯为培植私势，鉴引西方列强先进的军事科学，于此地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军事教育高等学府，初名保定东关大学堂，后改称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当年，大校场上队列如云，枪刺如林，旗令如闪，喊声如雷，蒋介石、叶挺、白崇禧、陈诚……几多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皆在此挥汗，自此发祥。而今大校场周围一应建筑基本上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旷野，满目败草。

    刘青山、张子善也算是中国当代史上的“名人”了，但他们要在此淌血，自此告终。

    刑场荡荡。青天之下，黄土之上，并排摆放着两口通体紫红的松木棺材，异常刺目。

    省委根据中央领导的有关指示，详细地研究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之事，决定了几项措施，交待给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

    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

    二、殓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

    三、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

    四、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这些决议事先也对刘青山、张子善讲明。二犯听后，放声大哭。

    两声枪响同时爆出，震彻长空大地。全保定市、全河北省、全中国都听到了。

    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数十年的重重帷幕，这枪声至今仍回荡不息，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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