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农

    民生轮船公司原名“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是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族资本轮船公司，也是旧中国企业中经营上带有事业性的三大企业之一，在我国民族资本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52年9月它实行了公私合营，成为全国私营企业公私合营的一面旗帜，为1955年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范例。

    民生公司与公私合营建议的提出

    民生公司是卢作孚先生于1925年10月11日，在他家乡合川发起的，议定集资2万元（银元），在上海订造一条重70吨、长75呎、宽14呎、深5呎的小客轮。翌年5月，小客轮下水，命名为“民生”。6月，卢作孚在重庆召开公司创立会，宣布公司命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招100股，股金为5万元。同时成立董监理事会，石壁轩担任第一届董事长，董监理事会推举卢作孚为民生公司总经理。

    民生公司创建后，经过艰苦经营，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已有大小轮驳船116艘，载重3.64万吨，成为长江上最大的一家私营航运企业。

    1946年后，又开辟了沿海和南洋航线。1949年后的3年间，民生公司拥有轮船96艘，职工7960余人，担负着长江上游80%的运输及至广州、香港的运输任务。

    1949年9月，我作为武汉军管会的代表，与吴自立接管了国民党招商局汉口分公司。1950年4月任长江区航务局局长。该局统一领导长江航务工作。当时长江全线共有大小船舶833艘，44000余载客位，38950余载货吨，马力46060匹。其中国营的船只有4万吨，还不及民生公司的船吨位多。很显然，民生公司是一支十分重要的运输力量。为了发展航运事业，统一调度，我们与民生公司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是一位爱国企业家。解放战争后期，他居留香港，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坚决拒绝去台湾。为迎接解放，他十分巧妙地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将在台湾和海外的18艘轮船驶回上海和广州，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这是卢先生为新中国立下的头功。1950年6月，他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北京。这年秋天，卢先生从北京返渝，路过武汉，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对我说：很感激党。正当民生公司债台高筑，发不出工资时，中央政府在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还贷款100万港元使民生渡过难关。他表示要在长江上大干一场，使民生起飞，为祖国航运事业作贡献。正是胸怀这个宏愿，他婉谢了中央请他留京、在交通部任领导职务的安排而返回重庆。

    就在我接待卢作孚先生前后，我们接到了民生公司要求公私合营的请求。据我所知，卢先生通过三条渠道提出这个请求：

    一、1950年3月24日，他通过何遒仁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民生公司情况时，提出了公私合营问题。作为一个过渡办法，卢先生提出请政府定人选用中国交通两银行改派股份代表的方式，参加民生公司董事会的建议。7月卢先生抵京后，他又直接向周总理提出。随后派何北衡、何遒仁常驻北京，与中央交通部等单位联系。

    二、他与中南交通部、长航局直接联系。在与我初次见面时，曾谈到此事。

    三、与西南军政委员会联系。

    一个私营企业，为什么在1950年春天就主动向中央政府要求公私合营呢？卢先生是一位精明干练的企业家，长期以来，在民生公司形成了一套企业管理的方法（其中有许多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但它作为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又必不可免地存在着阴暗没落的一面，其突出的问题是机构臃肿，经营不善，生产效率低，事故频发。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18个月就亏损1300多万元，平均每天约亏1400元，加上负债累累（外债，向加拿大借款1275万元加币，向香港借款150万元港币），内外债务高达800多万元，平均每天增债9000元，以致工资都无法支出。中央政府虽借款给以帮助，仍无法使民生公司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卢先生要求公私合营的请求涉及到一项重大国策。如何将资本主义企业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曾设想赎买政策，但没有实现。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国情，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作了科学的分析，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改造的原则，并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但如何具体进行，当时没有提出。民生公司提出的公私合营，事实上就涉及党通过何种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国策。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策，同意接受卢先生的请求，并指示我们一定要慎重、稳妥地做好这件事关大局的工作，创造一个好的典型，为全国实行公私合营提供榜样和经验。

    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经过

    党对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工作十分慎重，采取了充分准备、逐步过渡的方式。首先，要有一个过渡阶段。经过反复协商，1950年7月8日，中央交通部代表张文昂、于眉、王寄一、周启新、吴绍树、欧阳平等7人同卢作孚等民生公司代表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共五条）。规定人民政府派出7名代表参加常务董事会。该会负责清理股权及资产，清理债务，精简机构，节约开支，配合政府航运计划，执行航运价格，调整劳资关系等。8月10日，中央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和卢作孚又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共七条）。文件规定，为顺利进行公私合营工作，从即日起为一过渡时期，妥善解决民生公司内部问题，为公私合营打下良好基础。具体要解决下列问题：（1）清理官僚、战犯股份，收归国有。（2）精简机构，节约开支。（3）整顿业务。（4）清查资产。（5）筹措资金，偿还债款。9月，中央交通部正式任命于眉、郝炬、张平之、欧阳平、张祥麟、王寄一及海员工会会员一人共7人组成民生公司董事会公股代表，于眉为首席代表，张平之、郝炬为副首席代表。公股代表“协同公司负责推行过渡办法所规定的一切工作”。

    最初，卢先生提出的公私合营和党的公私合营思想并不是同一概念。卢先生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在多次协商中，我们本着团结的精神，在原则上不迁就，同时也照顾资方的利益，采纳他们的合理意见和要求，使他们十分愉快地与我们合作，并接受领导。为了搞好这一工作，1951年12月28日，由公方、私方代表彭光伟、李海涛、郝炬、张祥麟、欧阳平、康心如、卢作孚、童少生等8人组成民生公司民主改革委员会，卢先生任主任委员，彭光伟任副主任委员。在这个过渡时期，我们首先清查出公司内的官僚资本占25%，将其收归国有，成为公股的一部分。其次，国家从经济上扶助民生公司，使之减轻包袱，渡过难关。例如，经西南财委批准，国家贷款1000万元（即旧人民币1000亿元）。1952年，又一次拨油1200吨，准予分期付款。最后精简机构，节约开支，整顿业务，使公司摆脱困境。

    经过两年过渡阶段的充分准备，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条件已经成熟，经中央批准，民生公司决定实行公私合营。1952年8月25日，民生公司董监联席会议举行第24届17次会议，决定于9月1日正式公私合营。总经理原计划是由卢先生担任，不料他于这年2月8日不幸去世，董监理事会“因总经理不宜久悬”，特聘我兼总经理，聘请张文昂、童少生、张文冶为副总经理。后西南局又提名肖鹏，经董监理事会批准，聘请肖鹏为副总经理。这次会议选举李一清、刘惠农、张平之、张之琦、欧阳平、周孝怀、郑东琴、吴晋航、康心如为常务董事，周孝怀任董事长，李一清、张之琦、郑东琴、吴晋航为副董事长。会议还决定将总公司迁设汉口。

    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在重庆举行了第一次经理会议。我在会上指出：此次会议是在民生公司性质起了基本变化的基础上召开的。合营后，公司必须实行民主改革，发扬民主，发动群众，进行组织机构和制度的改革，统一生产管理和生产计划，完成国家所分配的运输任务，争取收支平衡，更进一步做到盈余，为人民生产建设服务。该公司下设重庆、宜昌、上海、汉口、万县、广州分公司和南京、沙市、涪陵、泸州、叙府办事处。

    9月5日下午3时，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庆祝大会在重庆市搬运工人大厦举行。中共西南局统战部程子健副部长、重庆市市长曹荻秋、西南交通部赵健民部长及民生公司千余名职工参加庆祝大会。我在会上致答词，保证实现民生公司同仁的希望和中央人民政府给予的任务，即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建立经济核算制，减低运价，增加运量，争取短期达到收支平衡，亦有盈余上缴，分给私股红利，发展长江航运事业，为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贡献力量。民生公司董事长周孝怀也在会上讲话。他说，公私合营使民生公司获得新生，人民政府若不投资1000万元来帮助公司偿还债款，公司就有可能关门破产；人民政府若不选派干部来主持、管理公司，把公司从抗战起十几年来形成的浪费、贪污、官僚主义及一切旧社会中习染来的旧作风、根深蒂固的毛病连根拔除，在企业内部已经腐烂的情况下，即使有1000万元的国家投资，也不过拖延岁月，充其量不过是维持现状、不垮台而已。现在公司复活了，新生了，是否能从维持到发展，从原是政府的包袱逐步做到为新经济建设作贡献，重要的关键就是改造，而公私合营就为改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公司内有的资方代表深为不安，产生公私合营就是公化的错误想法；一些职工怕被解雇，丢掉饭碗；国内工商界的朋友们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将合营后的民生公司作为测定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变化的温度计。因此，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使民生公司振兴起来，促进航运事业，对国家经济建设作更大的贡献，同时使工商界的朋友们通过民生公司的新生看到光明和希望，以利于党和平改造工商业政策的顺利实施。

    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指示。首先在民生公司成立了党组。1950年8月，由长江航务局及各分局和民生公司总管理处及各分公司的党内重要负责干部建立党组，由中央财政委员会、中央交通部、交通银行、海关以及西南、中南、华东、交通部派人参加，党组归中央交通部领导。汉口总公司由我、谢邦治、张明、张文昂等4名同志组成；重庆由陶琦、何纯尧、肖明、陈渠、金石、汪洋等6名同志组成；上海由李宁、王健等4名同志组成。党组于9月份开始工作。我们还设立了政治部。其次，国家投资于民生公司公股占60%，使国营经济占领导地位。第三，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改革组织机构。国家派出大批干部，在各单位起骨干作用。减少35%的冗员，对总公司、分公司办公人员定编为600人至650人，下辖三个甲级公司：重庆180人，宜昌64人，上海94人；三个乙级公司：汉口54人，万县29人，广州21人。对于减下来的职工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负责安排工作、学习、生活，安定了大家的情绪。第四，改革旧的管理制度和作风，实行民主管理，统一航运计划和协调、制定各种制度。如建立统一的人事制度、船舶调度制度、机务管理制度、金库管理和预决算制度、供给制度等，初步推行了新管理。第五，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发动满载赶航运动、增产节约运动，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第六，清除了盘踞公司各部门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压迫职工的特务与封建把头。

    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民生公司获得了新生，很快扭亏为盈。1952年9月至12月缴纳营业费3668万元，所得税8630万元，共12298万元，到1954年为国家积累资金14696万元。劳动生产率如果以1952年为基数的话，1953年增长190%，1954年增长224%以上。职工福利有极大的改善，十多年都没有领到股息的股东分到了红利，高兴异常。他们上书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并纷纷将所得红息争购国家公债。有位姓金的股东，不光将1953年的全股红息购买公债，还将他在民生公司的60股股金1200元转为公股归全民所有。

    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是十分成功的。中央领导同志称赞为“无痛分娩法”。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的短评，高度赞扬了这个典型。

    向毛泽东同志汇报

    毛泽东同志对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做法和经验十分关心，仅我个人就向他汇报过两次，第一次是1953年阴历正月初六，毛泽东同志从武汉乘军舰去南京，我和林一山随船同行。在船上的三天里，我汇报了长江航运工作，林一山汇报了长江水利建设规划。在我汇报时，毛泽东同志详细地询问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全过程，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做法，认为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不仅使该公司获得新生，而且对其他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指导作用。

    第二次是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各省委和市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我和武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余金堂作为武汉市委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在一天的会上，我作了题为《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必要的可能的》的重点汇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听取了汇报。汇报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时有插话，提出问题，整个气氛十分活跃。

    首先，我提出了汇报的中心论点。我说：“通过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充分证明了公私合营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同志饶有兴趣地问：“怎么是有力的武器？你说说看。”我说：“私营企业在我国通过公私合营便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了广泛的活动场所，迅速地获得提高。”接着我详细地用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情况为例，来证实这个观点。中央领导同志听后频频点头。毛泽东同志说：“这就说明党的政策发挥了作用。”

    接着我汇报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四条经验：一、企业管理，必须采用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二、对资产阶级人员的改造，一方面是团结他们，同时也要适当照顾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在教育和使用中达到改造的目的；三、对资产阶级中的主要人物不仅要进行适当安排，还要大胆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四、必须依靠党委的领导和党内思想一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是复杂的，政策性很强，只有党内认识一致，才能更有力地改造企业和资本家。在合营过程中，党内思想也是有斗争的。例如有的同志说：“公私合营是没有立场，代表资本家。”毛泽东同志诙谐地插话：“你怕不怕代表资本家？”我回答：“我们不是代表资本家，而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部分。只要我们按中央方针政策办事，就有立场。党内思想认识统一，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只有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才能把工作做好。”毛泽东同志点头说：“对嘛，就是这个道理嘛！”

    接着，我又汇报了我们对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在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毛病。例如我们有些工作人员，在个别问题上，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工作做法是有偏差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是简单控制，一种是放任自流。有的公方代表不够尊重私方代表。产生这些缺点和毛病的根本原因，从思想上检查，就是对中央和平改造的方针，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不仅要把资本主义企业变为社会主义企业，同时还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毛泽东同志对此加以肯定。他说：“我们就是要改造企业，改造人，实行和平改造的方针。”

    最后我说：实践证明，党的和平改造政策是十分正确的。这项工作会有反复，是一件十分细致、复杂的工作。但我们有的同志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怕麻烦，喜欢简单从事，所以容易出毛病。这时，毛泽东同志说：“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并没有解决，我们要解决好，就要把工作做好，不要怕麻烦。”

    汇报结束后，周恩来同志说：“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的经验比较完整，不仅在政治上充分说明了公私合营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武器，而且在运输业务上也有较成功的经验。”

    会后，《人民日报》的记者来到我们住的房间，请我将会上汇报的主要内容写成一篇文章。我答应了。余金堂连夜挥毫，代我起草。文章经我修改后，送到《人民日报》社，过了几天，文章就见报了。这一天是1955年12月3日。

    （晓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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