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琴

    1951年，北京邮局采用招考的方式从邮电职工子女中招收了128名新职工。我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投递员中的一员，当时只有16岁。

    1946年我12岁时，因家境贫寒高小未毕业就失学了。我妹妹6岁时患脑膜炎，留下耳聋的后遗症，后来上了聋哑学校。由于学校路远，只好由我每天接送。经请求校方同意，我也在聋哑学校旁听，并取得了毕业文凭。那年，北平刚解放，聋哑学校缺乏师资，我已学会哑语手势，于是经北京市教育局批准，在北京第一聋哑学校任一年级语文教师。

    由于爸爸在北京电信局当话务员，我从小就想像爸爸一样当一名邮电工人。1951年初的一天，爸爸回家说邮局要招考女投递员。我听了后高兴极了，要去报名，妈妈不同意，说：“放着老师不当，要当什么邮差？这么大的丫头整天在大街上跑，还要挨家挨户地串，往后怎么找婆家呀！”我们是满族人，妈妈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说什么也不让我去。眼看报名截止时间越来越近，心里很着急，急中生智，就去磨爸爸。还是爸爸了解女儿的心思，终于作通了妈妈的思想，答应我报考女投递员。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当接到邮局的录取通知书时，我举着它高兴得跳起来。

    3月1日，我来到市邮局报到上班。当时招收的女投递员有傅忠敏、周文莉、胡秀溪、赵长华、鹿梦霞、马瑞敏和我七个人。市邮局领导同志组织我们学习，鼓励我们努力学习业务，好好工作，为妇女、为北京邮政争光，为今后有更多的女同志做投递工作开辟道路。

    我们姐妹七个人，傅忠敏最大，都叫她傅大姐，赵长华最小，都把她当成小妹妹。我们都有一个心愿，要当好新中国的女投递员，决不掉队。

    做投递工作，必须会骑自行车，可大部分人都不会骑。怎么办？下决心练。于是每天除学习外，就到天安门广场练车，男同志也来帮助我们。当时，用的是日本富士男车，后边的货架很宽，呈四方形，中间有四字格，每当一迈腿碰到货架上下不来时，就会连人带车一块摔倒在地上。我们跌倒了爬起来，咬紧牙关接着练。一天下来，两条腿上磕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全身就像散了架似的，可心里却乐滋滋的。那个时候，连夜里睡觉做梦也想到练车。

    3月8日，我们正式上班了。一大早，我梳好头，穿上绿色制服，戴上八角帽，扎上皮带，整整齐齐地去上班。当我走进市邮局大楼的楼道，就遇到几位老同志瞪着大眼上下打量着我，议论说：“我在邮局干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有女的穿绿制服的，真新鲜，这能行吗？”“如今虽是解放了，可大姑娘满街跑，挨门挨户送信，多寒碜呀！”“送信得喊，大姑娘家的，张得开嘴吗？”是呀，要按封建礼教那一套，女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现在我们不但要天天出门，还要进东家串西家。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今天已成为现实了。

    我们七姐妹在三楼工会旁边的学习室集中以后，市邮局有关单位领导同志带领我们来到市局投递组，介绍我们和大家见面。投递组有40多人，组长是王又彭同志，他要求老同志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爱护我们，帮助我们尽快学会业务，担当起工作责任。王又彭同志给我们七个人分配了师傅，我的师傅是张振铎和金振樵两同志，他们都是50多岁的老职工。师傅问我：“姑娘，你干这个工作行吗？”我信心十足地说：“行！”“这大白天，好天好道儿的行，可一到三九天，天冷路黑，西北风一刮，你就该哭着喊妈了。”“师傅，只要您好好教我，我一定很快学会道段，誓为妇女开辟道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好，那咱们一言为定，我一定无保留地教你。”师傅见我很勇敢，就愉快地答应下来。

    1951年“三八”节那天，我们跟着师傅实际操作。我跟师傅负责的地段是以西交民巷为中心，往南是辇儿胡同至顺城街，往北是临天安门的垂露胡同和桃竹胡同，西至和平门里北新华街，东至公安街。先进行室内操作，按道上行走的路线排信，遇有挂号信就反着排（那时挂号条贴在信背面，反着排是为了防止误当平信投出），遇有印刷品圆卷儿要翻过一封平信，防止漏投，盖名戳要挨着日戳，边盖边数数，以防止漏盖日戳。室内作业完毕后，就出班上道。当来到机关时，收发室的同志们都瞪着眼睛看我，有的同志还关心地问：“干这行儿行吗？可够辛苦的。”送到住户时，人们都投来惊奇的目光，有的用户说：“今后我们的信由这姑娘送啦？”赶上老大妈出来接信时，拉着我的手说：“姑娘，这活儿可累呀！受得了吗？”“大妈，不要紧的，我能行，您放心吧。”

    出班时，我们还举行了集体出班仪式，局领导和同志们都在大院里观看，把我们七姐妹围在中间，摄影师跑前跑后拍照。随后，我们这支神采奕奕的“绿色娘子军”出发了，先骑车来到天安门广场绕一周，然后奔赴各自的战场——投递段。

    那天，同时出现在首都大街上的还有北京电车公司的六名女司机和北京汽车公司的一名女司机。这一天，我们七名女投递员参加了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市妇联、市总工会召开的座谈会，会后又参加了在棋盘街举行的女电车司机开车仪式，并应邀乘坐女电车司机开的挂着红彩绸的电车，环城转了一圈。打那以后，我在道上见到她们开车，都相互点头打招呼。

    我和傅忠敏同志曾代表女投递员参加《中国青年报》为纪念“三八”节举办的各行各业女职工座谈会，会上见到了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女电车司机和女汽车司机，使我深深感到新中国的妇女真正得到了解放，各行各业都有我们姐妹为祖国为人民辛勤劳动。当时《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妇女》、《中国邮电工人》等报刊，都多次报道新中国的第一批女投递员。我一定要向这些英雄姐妹们学习，努力做好投递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努力奋斗。

    当时市邮局还召开了全局欢迎新同志的大会，局长成安玉同志主持大会，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参加了大会，邮政总局苏幼农局长讲话。我代表我们七名投递员上台表决心。

    我们很快就学会道段独立工作了。那时每天要投递四趟，上下午各投一趟报纸、一趟信，两人一段倒班走。早晨的报纸和信件要在机关8点上班前送到。我们每天早晨5点半上班，先骑车到王府井南口人民日报社取报，每人一捆（每捆1000份，重50斤），然后进行数、分、拆、套等室内作业。为了好拿，并避免拿重张，一摞一摞的错开成小山形。车把前的报兜装得满满的。大梁中间还挂一个三角兜子，后边搭个捎马子，车轮两边再一边一个兜子。那年月冬天比现在冷多了，要穿上厚厚的棉短大衣，戴上狗皮帽子。我每天投递报纸1400多份，为了不捏重张、拿得快，不戴手套。刚出门一会儿手就冻僵了，待送过几户以后就不冷了。那时候北京的街道土路多，遇上刮风下雨，道路坎坷，遍地泥泞。我个子不高，常常在过泥坎时，连人带车跌在泥水里。冬天下雪一不小心，前车轮子就蹭到电车轨道沟里，卡住出不来；特别是过北海公园至北京图书馆之间大桥（当时大桥形似罗锅，两边只有半身高的石护栏），真是提心吊胆，把握不好就要翻跟头。当时编了个顺口溜：“雪天出班要注意，骑车不要打足气，下坡别捏闸，上坡推着走。”

    后来因报纸出版晚，实行信报合投，有时要送到晚上七八点钟。夏天还好办，一到冬天黑得早，加上当时许多街道没有路灯，得摸黑投递，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在自行车前轴上挂个小煤油灯，为了核对门牌，要举起灯踮着脚照看门牌。煤油灯常被风刮灭，送一趟信不知要点多少回。不管业务量有多大，我都从不马虎，每当发现有错投或漏投时，不管多晚，都要把错儿找回来，以保证投递质量全红。

    每到收报费时，就要连轴转。中午没时间回家吃饭，妈妈给我烙几张饼，回局吃完后，就赶到用户家去收报费，并趁机与用户商定投递信报的办法，以加快投递速度，方便用户。对一些特别户，住在大杂院后院的住户和行动不便的老人，我就跑进去送到屋内或炕头。时间久了，我了解了谁家的姑娘儿子在哪儿工作，每月什么时候寄钱来，收到汇款或逢年过节寄来包裹，就代取了给他们送去。遇有不识字的老人，便给他们念信。这些做法，深受用户的欢迎。

    为了适应工作需要，1951年5月市邮局又从社会上公开招收业务员和投递员各50名，其中又有7名女投递员，她们是罗淑珍、许明媛、张秋云、冯月琴、赵淑美、郎慧英、郎爱芳（已故）。为便于管理，把我们女投递员全部集中到市局投递组，担负内城8个道段的投递任务。我们先入局的7个人成了师傅。大家热情很高，空班或休息时，都互相跟道学习，每个同志都会几股道。这时领导上叫我、傅忠敏和赵长华做替班员。

    我们入局后，受到局里党政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请最好的师傅教我们业务和带道。苏幼农、成安玉、白一萍、崔峄等领导同志经常给我们做报告，上政治课，讲国际国内形势，讲革命英雄和先烈的光辉事迹；讲邮政通信的重要性，教育我们热爱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1953年4月28日，我终于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14个女投递员中，有11人入了党，3人入了团。

    经过两年的实践证明，女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投递工作，因此在1953年9月又招收了24名女投递员。这批女投递员，经过培训和实习，分配到一支局和六支局。1951年入局的女投递员，在党的培育下，逐渐成长起来，在投递工作上做出了成绩，为新中国的女邮政职工树立了榜样。罗淑珍同志就是突出的代表，她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1954年3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市邮局投递处做统计工作。

    革命自有后来人。1982年2月，我女儿考入邮局，也当上了女投递员，沿着当年我走过的路继续前进。

    时光过得飞快，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女投递员不断增多，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北京邮政岗位上的一支生力军，为首都的邮政事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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