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九

    20世纪50年代，我在江西省余江县任职，经历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全过程。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赞誉余江县“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战线上插上了第一面红旗——首先根除了血吸虫病，给祖国防治血吸虫病科学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回顾那一段艰苦奋斗送瘟神的岁月，永远难以忘怀。

    1954年4月，我来到余江县任县委副书记。根据县委的分工，我第一次下乡就是去流行血吸虫病的锦南农村，领导这里的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农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可是这里的一切却使我感到有些异样。有一次，我和二区区委书记彭文佑到马岗乡检查工作，走进下朱村，见到一位叫朱海珍的晚期血吸虫病人，他个儿矮小，面色苍黄，体形如梭，肚子大得像十月怀胎。彭文佑过去在这一带打过长工，也染上了血吸虫病，深知农民的疾苦。他告诉我，像朱海珍这样的大肚子病人，过去死了不少，现在村村都还有几个。他们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靠着政府救济度日。我去一区了解情况，区委书记吴权向我汇报谈到，兰回乡有个互助组，八个劳动力，没有一人能挑得起一担谷，八个人在田畈上劳动，总有两个人轮流拉肚子。我们到兰田畈一看，果真如此。所见所闻，我思想翻腾，夜不能眠，一个个骨瘦如柴、肚大如鼓的身影不时在眼前浮现。我扪心自问，作为一名党的干部，难道能让群众挺着大肚子建设社会主义吗？

    在疫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切身感受到血吸虫病是发展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的严重障碍，听到了人民群众要求解除疾病痛苦的呼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应义不容辞地去为人民解除疾苦。于是，我在疫区一面抓中心工作，一面督促乡村干部赶紧动员患血吸虫病的人去邓埠血防所治疗。这时，彭文佑经县委准假也接受了治疗。

    我以为这种病会药到病除，一治就好。谁知，不少人治疗以后，才好了一阵子，渐渐地又旧病复染。因此，群众认为血吸虫病是治不断根的，动摇了治病的信心。

    这种病真的治不断根吗？我是北方人，对这一南方独有的病不了解。抓血防，不懂血防，必然是瞎抓。于是，我下决心向血防专业人员求教，阅读了有关血防知识的通俗读物，还参观了血防宣传展览。这样，我懂得了一些防治血吸虫病的知识，领悟到，对付血吸虫病，必须防治并举。在一次县委会议上，我谈了自己在疫区工作半年多的感受，认为，县委对于血防工作与发展生产，增进人民身体健康的关系是有认识的，但对防与治的关系理解不够全面，把防治血吸虫病看成纯粹医药上的治疗，因而忽视了抓预防工作，形成了治而不防、治不胜治的局面。县委书记赵新民同意了我的看法。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我们作为全县党的领导，必须正确引导干部群众去同血吸虫病作斗争，今后在不放松治病的情况下，应把“两管一灭”（即管粪、管水、消灭钉螺）等预防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研究和布置，当前要重点抓好马岗实验区的预防实验工作，尽快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马岗实验区是省血防所的一个预防实验基地，先后搞了“合厕分储”粪管试点和捕捉、火烧、药杀、茶枯浓液杀等项灭螺试验，效果均不理想。1954年8月省血防所撤销，由新成立的上饶专区第一血防站接管试验工作。经过一番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试验方法，即修沟灭螺试验。县委书记赵新民对这一方法十分重视，他同我商量后要我去马岗找当地干部以及实验组的同志组织实施。

    我到了马岗，组成了由乡村干部、实验组专业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参加的三结合试验小组，结合秋季铲草积肥，进行修沟灭螺，也叫“三光”铲草堆肥灭螺试验。洪岩区和马岗乡负责同志当即表示要安排好试验所需劳力，大力支持试验工作。

    试验结果表明，钉螺密度平均每平方市尺由修沟前28只下降到7.5只。这一方法虽还不够理想，但能结合积肥进行，既能消灭大量钉螺，又可破坏钉螺孳生环境，群众也愿意搞，有推广价值。为了寻找更理想的办法，根据堆肥能闷死钉螺这一事实，试验小组集中群众的智慧，结合冬季整修水利，分别在马岗和邓家埠农场进行开新沟、填旧沟，土埋钉螺的试验（简称“开新填旧”试验）。

    1955年元旦刚过，我从血防站寄来的一份工作报告中看到了这一试验所取得的成果，心里非常高兴。钉螺不灭，血吸虫病很难除。现在找到了消灭它的办法，怎不叫人高兴呢？我立即叫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徐深山，同我一起下去看看。当时天寒地冻，我们步行几十里，赶到试验现场。在张站长和试验组同志的陪同下，从农场到马岗，仔仔细细查看了已填的旧沟，连一个钉螺影子也没有见到，我不禁连声叫好，赞扬参试人员立了大功。

    晚上，我和徐深山同大伙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开新填旧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又好，而且农民有填塞旧沟旧塘，另开新沟，以改良灌溉，扩大耕地面积的愿望。但马岗乡土地还是个体所有，搞小面积试验没问题，大面积推行则很难统一规划土地。

    1955年冬天，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土地私有制迅速被新生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取代。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又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县委和全县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增添了根除血吸虫病的勇气和力量。由于土地变为集体所有，为“开新填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更充满信心。这时，赵新民调上饶地委工作，地委要我主持县委全面工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传达贯彻党中央、毛主席指示而召开的县委会议上，我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总结了前三年防治工作，提出了全县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胆设想。县委一班人统一认识后，又经过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的广泛讨论和宣传，得到了全县人民特别是疫区人民的热烈拥护和一致赞同。1955年12月7日，中共余江县委正式下达了“余江县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在全县迅速掀起了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高潮。

    为了少走弯路，我们采取由点到面的步骤，于1955年底在疫区上游的马岗乡进行大面积“开新填旧”的试点，经过二次反复，取得了在一个乡范围开展大规模灭螺突击战的经验。

    1956年1月，中共上饶地委正式任命我任县委书记。重担压肩，更使我感到为民灭病的责任重大。1月21日晚，县委常委开会决定成立“中共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简称县委血防五人小组），县委委员、副县长吴早孙任组长（同年8月改由县委宣传部长刘先才任组长），下设办公室，配备了三名专职工作人员。并指定县委血防五人小组组长担任县委派驻疫区的工作组长，长期驻疫区，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血防，从组织措施上保证了血防与生产结合进行。同时，将县委血防五人小组办公室从当时远离疫区的县城锦江镇，搬到疫区中心邓埠镇，与血防站合署办公，实行战地指挥。疫区各区、乡、镇、场也成立了党的血防三人小组。

    县委血防五人小组刚成立，就动员了疫区和非疫区28个乡的两万多民工，投入一场声势浩大的开新填旧灭螺突击战。这次战斗实行“统一指挥，分片负责，联防作战，逐块消灭”的办法，划分河东、西坂和更新农场、倪桂和邓埠镇三个联防片，每片设一个大队，乡（场）为中队，社为小队。总指挥由我担任。大中小队长由区分场社负责人担任。同时还抽调了30多名血防、卫生、水利技术人员，于开工前进行新旧沟线的测量、绘图，拟订施工方案，开工后担任各片技术指导，参加工程检查验收。共青团、妇联分别组织青年突击队和妇女突击队，国营农场出动推土机、拖拉机。邓埠镇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学校师生、街道居民等1000多人参加战斗。非疫区农民更是无私、热心地支援。帮助方塘乡灭螺的洋源乡的民工，在乡长带领下，天刚亮就上工地，早中饭送上工地，三天任务两天完成。到2月底，各片相继完工。首战夺得了消灭60%有螺面积的辉煌战果。

    2月21日，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派专家组来我县视察，我们陪同专家们住在血防站那低矮的职工宿舍里，步行去马岗农场。专家们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八港灭螺现场，看了上黄村公厕、水井等“两管”设施，又到邓家埠农场实地察看了开新填旧工程。专家们肯定了我们的成绩，又坦诚地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他们离县的当天（即22日）晚上，我主持召集血防干部和在邓埠的县、区领导干部开会，对专家提出的意见逐条研究落实。

    中央的关怀给我们莫大鼓舞，使我们劲头更足，意志更坚。3月初，我们派吴副县长和血防干部张振凡去江苏青浦县（现属上海市）参观学习粪管经验。3月10日召开区、乡、镇长会议，专题研究解决省援5个治疗组（39名医务人员）驻乡就地治疗的具体问题。

    3月下旬，我和张东来站长应邀出席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参加这样高层次的会，我还是第一次，心情非常激动。会上聆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先进地区代表的发言，阅读了不少先进典型材料，受益匪浅，深深感受到党中央对血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人家的先进，对比之下，感到了自己的不足。回县后，我立即传达贯彻上海会议精神，介绍青浦等地先进经验，总结前段工作，部署下一步任务。与会人员一致表示，春耕再忙，也不放松血防。区、乡干部保证，做到春耕、治病两不误。站组业务干部保证配合生产、上门上户查治病，方便群众。各部门保证大力支持，协同作战。会后，相继出现了治病、“两管”高潮，取得了很大成绩。站组收治病人1000多人，相当前三年治病人数的总和；到夏收时，半数以上村庄新建了公厕、水井等“两管”基本设施。

    但是，在成绩面前，部分干部滋长自满情绪，对县委布置的结合秋季积肥，大搞“三光”铲草灭螺的任务，草率应付。他们说，我们这个地方钉螺都埋掉了，还搞什么“三光”灭螺？这个思想问题如不及时纠正，必将影响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乃至影响两年规划的实现。此时，适逢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于9月25日第二次派员来县视察工作。他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提出了必须戒骄戒躁的意见，希望我们坚持反复斗争，决不能半途而废。

    为了贯彻中央工作组的指示，解决干部思想问题，县委血防五人小组于9月底召开了血防干部扩大会议。针对一部分同志盲目乐观、满足现状的思想，我在会上说，我们即使成绩很大，也不能居功自傲，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群众的支持，我们是一步也行不通的，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值得骄傲。针对一部分同志认为农村工作太苦，不安心工作的思想，我在会上指出：正因为疫区环境艰苦，所以才要我们去进行工作。消灭血吸虫病的过程，就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没有苦干的精神，是不可能取得理想成绩的。

    由于端正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全体干部精神大振，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主动将县委部署的秋冬季防治任务列入议事日程，纳入生产计划之中，统一布置，认真实施。10月，发动了秋季“三光”铲草灭螺运动，全疫区男女劳力齐动手，把沟岸、塘畔、田埂铲得溜光，投工2万个，铲草堆肥78万担。11月底，动员一镇八乡二场的6500名民工，投入第二次“开新填旧”灭螺突击战，又消灭了30%的有螺面积。12月5日，省里又派来了24名医务人员，出现了第二次治病热潮。

    经过一年苦战，取得了重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1957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复杂的，既要继续完成剩下的任务，又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两方面的工作难度都是很大的。

    县委认为，再难也必须做好，否则，不但两年规划不能如期实现，而且会有前功尽弃的危险。我坚信，只要县委一班人团结一心，坚定不移地带领群众乘胜前进，任何困难都是不难克服的。

    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1957年3月18日，县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调整了县委血防五人小组，决定由我担任组长，刘先才同志改任副组长，继续驻疫区。疫区各区乡镇场党委血防三人小组也作了调整，都由书记任组长。这样，血防工作置于各级党委书记的直接领导之下，便于党的统一领导，统一布置，统一组织各部门围绕每个时期血防任务协同作战，形成了书记挂帅，协调各方，凝聚力量，再接再厉送瘟神的新局面。

    难关一个个被攻克，新的胜利接踵而来。邓家埠农场创造了“刨土培塘堤，藕塘改鱼塘”的新办法，解决了43亩三口大藕塘灭螺难的问题，不但消灭了钉螺，而且增加了经济收入。弓塘、兰田、马荃等地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一方面结合晚田施肥大面积使用茶枯浸杀，一方面结合改进耕作制度，晚田改早田，一季变双季，改变新螺孳生环境，解决了晚田低洼渍水泉涌不断因而新螺不易灭净的难题，既达到了灭净钉螺的目的，又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在巩固成绩方面，对已灭螺地段由社队实行包复查、包复灭、包铲草的“三包”责任制，做到了边消灭、边巩固，消灭一块，巩固一块。

    195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郑岗率调查组来我县进行防治效果调查，为时10天，写出了《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以确凿的事实，大量的数据，充分论证了余江县在灭螺治病、“两管”等方面均达到了基本消灭的标准，并建议抓紧秋收以后的几个月时间，给以最后歼灭。

    这是一篇鼓舞人心的调查报告，我们立即运用各种形式宣传这个报告。大讲血吸虫病是可以防，可以治，是可以彻底消灭的，批驳所谓“血吸虫病消灭不了”的悲观论调，进一步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干部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信心和决心。这年冬天，发动了第三次“开新填旧”灭螺突击战。省里第三次派来两个治疗组（其中一个中医组），县血防站也化站为组，同省里来的中西医务人员合作，大胆推广短程疗法，使疗程由20天缩短为3天、7天，加快了治病进程。

    继1957年冬第三次歼灭战之后，为彻底解决遗留问题，又于1958年春开展了一次扫尾战。

    “乘胜追击，苦战30天，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这是1958年4月1日县委血防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为动员干部群众参加扫尾战而发出的号召。

    当时有人认为，遗留问题不过是30多位病人，13000平方米残螺面积，问题不大，何需开大会，发号召，小题大做呢？我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消灭血吸虫病也和作战一样，轻敌是非常危险的，要知道，留下了一个钉螺，就是留下了一个病根，有一个病人存在，就是对大多数健康人的威胁，即使只剩一个病人，我们也要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把他治好，治好一个病人，就是抢救了一条人命，人命关天，难道不是大事？我说，为了斩草除根，根绝后患，造福子孙，我们必须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力求全歼。

    经过大会动员，广大干群积极响应号召，以“追穷寇”的锐气，投入了30天苦战。

    5月13日至22日，省委血防领导小组组织医学专家和血防技术人员来县进行全面复查鉴定，证实余江县已经达到了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颁发了《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5月底，省委书记方志纯亲临我县，主持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庆功大会和全省血防现场会。

    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报道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毛主席看到了这个喜讯，高兴得夜不能寐，欣然写下了光辉的诗篇《送瘟神二首》。

    1958年12月，我受县委的委托，带着全县16万人民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深情厚谊，赴京出席全国群英大会。

    在京的日子，不少记者要我谈谈消灭血吸虫病的体会，我的回答是，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消灭血吸虫病，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消灭世世代代危害人民的血吸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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