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坐上魔鬼之床的马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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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神话有张魔鬼的床,人被捉到床上,长了截短,短了拉长。百家讲坛对主讲人来说,也是张“魔鬼的床”。这张床的尺寸是:“传统文化,服务大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登上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管研究得多高深多广博,都得按照这张床的尺寸,长了截短,短了拉长。也正是经过这样脱胎换骨,主讲人的学术研究才能走出象牙塔,广为人知。

    2004年末,我被拉上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制片人万卫、总策划解如光、编导,要求我把几十年聊斋研究推倒重来,更确切地说是重新“编剧”,把深奥的学术研究变成引人入胜的“剧本”,讲到中学文化程度的观众喜闻乐见。

    我经历了艰苦而有趣的“洗脑”过程。

    1985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蒲松龄评传》后,我开始给大学本科生讲聊斋选修课,然后,硕士、博士,按各种水平要求讲。每写一本聊斋专著,就按新专著思路讲:聊斋创作论、聊斋人物论。2004年初夏,我正在看《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清样,这个书名标志着我正经历从聊斋到红楼的转型。

    没想到,清样没看完,我又给百家讲坛拉回聊斋,一呆四年。

    敲开“魔鬼”之门

    有一天,百家讲坛编导魏学来打来电话:“请问您是马瑞芳教授吗?”我说是呀,你是哪位呀?对方一听我回答,立即语气兴奋起来。后来我知道,小魏看到我的书后曾推测:从文字看这位先生年龄不小,他还在不在人世呢?没想到“他”是“她”,且似乎不太老。小魏想:有戏!高兴了。

    小魏接着说,他买到过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幽冥人生——蒲松龄和〈聊斋志异〉》,觉得很好,想请我到百家讲坛讲聊斋。

    我听了,先是一愣。百家讲坛是我很喜欢的栏目,我常在上面看到熟悉的师友,如红学家冯其庸、李希凡、蔡义江、吕启祥。我认为这可能是在京学者的园地,没想到突然跟我这“外省人”发生联系!

    小魏接着说:百家讲坛总是请专家就当前人们关注的某一领域深入浅出讲解,要求知识性与普及性并重。古代小说几大名著如红楼、三国、水浒都已讲过,现在,我们想做聊斋,您很合适。

    对小魏的建议,我漫应之。这有何难?不过把讲过多年的聊斋专题换个场地而已。我把打算讲的内容从网上传给魏学来,然后电话沟通,每次通话都超过一小时。

    “您的稿子得改。”我第一次从魏学来嘴里听到这话时,吃了一惊。我多年没听到这样的话了。我写作,不管专著、论文,还是小说、散文,我怎么写,编辑怎么用。出版社和报刊编辑,包括一些资深编辑,对我充分尊重,完全“放手”。现在中央台一个小编导居然对我指手画脚?魏学来说:不能按我提供的稿子讲,到百家讲坛讲,不要这么全面,这么多理论,要有悬念,要用有趣的故事,要跟现代人的思维联系,理论升华画龙点睛就成了。

    魏学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地说,我听得一愣一愣的。哟嗬,黄口孺子“教训”老太太啊?这魏学来,可能跟我的博士生差不多大吧?又不是聊斋研究专家,竟然对我说三道四?由他来划定讲聊斋的“楚河汉界”?我很不习惯。心想,小伙子,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跟魏学来在电话里辩论:“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魏学来回答:“电视是另一门学问。”

    随着跟魏学来电话沟通,我渐渐发现,事情绝非我想的那么简单。中央电视台的“讲座”,跟大学老师通常讲课,不是一回事。给大学生、研究生讲,是专题课,要求全面系统,既掌握大量史料,又强调理论性和前瞻性。中央台演讲,当然也要学术前沿性,更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我体会: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以故事带理论,挖掘古人跟现代人的共鸣,要醒目新颖,像平地起高楼,把人们习以为常的事讲得前所未闻,令听众兴味盎然。如果说大学专题课要“全、深、新”,那么,百家讲坛要的就是“奇、巧、新”。大学生、研究生修专题课固然也为学知识,但相当重要的因素是拿学分,特别是研究生,都是教授亲自招来的“入室弟子”,教授怎么讲,他都认真听,仔细记,他们不会或者说不敢因为教授讲得不生动、不精彩,就不听了。百家讲坛面对的,却是全国有着自由选择余地的各层次观众,谁都没义务给自己压根不认识的学者捧场,听到不感兴趣的枯燥说教,遥控器在手,几句话不入耳,“啪”一下子换台,拜拜啦。

    两年后于丹教授说:“电视不是课堂,为了考试通过,学生们硬着头皮也会听下去。但观众会毫不客气把你PASS掉。”于丹是北师大影视传媒系主任,她对影视传媒研究到位,她讲《论语》,一炮打响。

    “央视年轻人”的新颖思路,对我的思维定式,有不小启迪。我从有点儿抵触,到理解、磨合。觉得,我不妨换个角度重新看司空见惯的聊斋,换个心态重新感悟聊斋。说不定,这会成为几十年研究聊斋的新思路、新途径。

    四讲改六讲,六讲改八讲,八讲改十二讲,十二讲再改八讲……好几个月,我不停地跟魏学来用电话和电子邮件折腾。魏学来对我平时讲课大讲特讲细讲的内容,比如思想成就、小说结构、美学特点、语言成就,总之,对高头讲章兴趣不大,对偶然冒出来一句半句诸如“人文关怀”、“现代意识”却穷追不舍,想扩大战果。“小魏”使得我在学术研究中发现了有新思路、新方法。我的童心和好胜心被调动起来:我就不相信,我“对付”不了魏学来!我就不相信,手里有那么多聊斋“原料”,不能“整合”到中央电视台要求的轨道!如果这样的整合能够让我所喜爱的聊斋让广大观众喜爱,那是值得的。

    魏学来曾给我发过一封电子信:“我感觉您对蒲松龄有一种至爱,让我很受感染,因为爱一个地方的文化才会对这块土地有感情,才会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感情,才会对这里的未来有希望。我想我们如果通过这个系列节目的制作播出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就更好了。”

    希望我热爱的古代文学能为越来越多的民众喜爱一直是我的理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报纸上开过专栏“趣话聊斋”,臧克家先生题写专栏名,刊头上画个可爱的小狐狸,算是在《齐鲁晚报》热闹了一把。但相比于中央电视台,地方报纸仍然算面对“小众”。有时,我感到很困惑,难道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就这样“自说自话”?它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民众心灵?六七年前,在武汉一次全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聚会上,有位研究诗词的教授感伤地对我说:“咱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对广大民众有什么用?你说:群众会因为我研究杜甫才读杜诗吗?会因为你研究聊斋红楼才读《聊斋志异》、《红楼梦》吗?”后来我在南京参加明清文学和性别国际讨论会,向另一位教授转述这番话,并问:“如果学术研究总是高踞象牙塔,跟广大群众‘不搭界’,能有多大价值?”那位教授有点儿无奈地说:“我们总得有碗饭吃吧。”

    而百家讲坛正在做的,是让研究传统文化的专家走向广大民众,让广大民众理解和喜欢传统文化。

    躺上“魔鬼”之床

    2004年深秋,我在扬州参加国际红学会,魏学来突然打电话,焦急地说:制片人万卫要求马上送脱稿演讲的影视形象,然后决定聊斋讲座是否上马。

    “影视形象”送去不久,魏学来在电话里如释重负地说:“我们终于修成正果。万老师安排拍摄日期了。”

    我以为万事大吉,没想到“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

    因为,制片人万卫比魏学来还能折腾,还能标新立异!

    决定拍摄后,首先是讲座的题目,我跟万卫意见就不一致。我希望叫“解读聊斋志异”,万卫却要用“说聊斋”。我觉得“说聊斋”有说书嫌疑,不如“解读聊斋”更具学术性。但我没法像操纵我自己的书名一样操纵讲座名字。而且已在魏学来那儿通过的讲稿又得改。比如,我在海峡两岸出版的蒲松龄传记,都习惯分段描述蒲松龄事迹。“蒲松龄生平和创作”已跟魏学来反复沟通,要赴京拍摄时,魏学来突然打电话说:万卫说,蒲松龄生平最好按问题讲。我不假思索,断然拒绝。心想:万卫岂不是瞎指挥?我讲了二十年蒲松龄研究,从来就没这么讲过!哪位大学教授讲作家不是按生平轨迹讲?

    放下电话,仔细一想:按问题讲有何不可?说不定更集中、更有吸引力!我这个人天生喜欢挑战,如果你说“好”,我就轻车熟路走下去,如果你说“不”,我反而会考虑:你为什么不同意我的想法?有什么更好的讲法吗?万卫既然那样说,肯定是他们做电视的有另外的要求,我还不相信我“对付”不了万卫呢!

    那么生平相当平淡的蒲松龄有什么引人入胜的问题可抓呢?

    蒲松龄不是他父亲梦到瘦骨嶙峋的和尚入室才出生的?他是苦行僧转世;蒲松龄的一生不是挣扎得很苦?生活的贫苦,科举考试的艰苦,写作聊斋的甘苦……于是“苦行僧”“三苦并存”的想法油然而生。“蒲松龄的生平和创作”这个古板题目换成“‘苦行僧’蒲松龄”。当然,我忘不了跟编导咬文嚼字,坚持“苦行僧”三字一定得加引号。

    在传给魏学来的讲稿中,我一直将“聊斋爱情和女性”列为一讲。定下拍摄时间后,魏学来说:万老师的意见,这一讲分成两讲。分就分吧,分完传过去,电话又来了:万老师的意见,女性再分两讲。那就再分,反正聊斋是宝库,有很多内容可以讲。后来的事实证明,“聊斋女性”在“说聊斋”中取得最高收视率。

    “说聊斋”六讲2004年12月录制,2005年一月播出,我恰好参加省人代会,魏学来打电话到家里报喜,说,收视率出来了。当时万卫还跟小魏搞了个恶作剧。他拿着收视率的条子来找小魏,一本正经地“斥责”:“你们这‘说聊斋’搞了些啥?收视率怎么成这样儿啦?”小魏吓得脸都白了。万卫把条子一亮,“说聊斋”创三年以来百家讲坛周收视率最高!小魏都乐晕了。

    接着,小魏跟我沟通继续拍摄“说聊斋”。先拍摄“神鬼狐妖”八讲,后拍摄“细说聊斋”十讲。据说这是万卫的“战略部署”:对某一选题一定要深入挖掘,让某位专家成为某部名著的代言人。

    美妙的弯路

    后续的拍摄走了一段我认为很美妙的弯路。

    因为有“说聊斋六讲”高收视率垫底,百家讲坛对我写“神鬼狐妖”八讲较放心,而我诚心将学术含量大大增加,自视甚高地认为:“神鬼狐妖”肯定比前六讲更成功。因为它比前六讲更有理论含量,我甚至把应该在学术论文中提出的新观点,比如,聊斋女鬼特殊的存在方式“美、弱、冷、愁、诗”,聊斋狐狸精的全新内涵,都装进本该通俗的讲座了。我认为,有这些新观点,有相对更诗意化的叙述,神鬼狐妖八讲,肯定更红火!

    神鬼狐妖八讲还没播出,我和万卫就有不同预计,我认为“花妖”一集富于诗情画意,肯定有高收视率。万卫却预计:“花妖”会不会受欢迎很难说,可能有较高收视率的是“恶鬼”。我听了,直嘬牙花子,怎么可能?观众不喜欢极其美丽的,倒喜欢极其狰狞的?脑袋进水了?

    没想到,事情完全按照万卫的“乌鸦嘴”预计发展。我和编导寄予很高期望的“花妖”收视率出奇的低,按收视要求刚过及格线,“恶鬼”偏偏一枝独秀。

    录制完“神鬼狐妖”八讲后,我把“细说聊斋十讲”发给魏学来。是不是因为发觉我准备讲座时唯美主义和唯学术主义抬头?一直待在幕后的总策划解如光老师走到前台来了。他跟魏学来下榻山东大学,跟我沟通“细说聊斋”。其实,选聊斋十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反映封建社会,本来就是解如光的思路。

    解如光说:马老师不是写了《细侯》吗?现在,我拿你这些材料说一遍。马老师看看怎么样?

    细侯是聊斋的特殊女性,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竟杀死了亲生儿子,我在讲稿开头,就把“杀子”点出来。解如光始终不说“杀子”情节,而是一步一步分析细侯如何追求真正的爱情,如何受到社会传统观念制约,如何受到富商欺骗,最后才把“杀子”突然提出来,讲得一环扣一环,充满悬念,引人入胜。

    我惊奇极了。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故事,怎么解如光一调整,再加上几句亲切随意的现代语言,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笑道:“我建议这一讲由解老师讲,最后在字幕上打个‘文学顾问马瑞芳’就成了。”

    中秋节我给解老师发短信谐称“说聊斋文学顾问”;解老师给我发短信谐称“说聊斋新主讲”。我的“细说聊斋”十讲,按“解如光模式”用“悬念牌”重新组合调整。《细侯》一讲干脆老实不客气地把解如光许多语言照单全收。

    不可思议的是,“细说聊斋十讲”收视率比最初六讲还高!看来电视艺术就是有特殊的规律,而制片人、策划、编导挖空心思,使主讲人的知识结构和电视规律结合起来,赢得更多观众。当人们看到百家讲坛一个一个主讲人风风光光时,能否想到,百家讲坛幕后人如何绞尽脑汁?如何把个人心血融入主讲人讲述?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个人及学术界朋友都更认可“神鬼狐妖八讲”。我很得意,是百家讲坛一不留神还是他们在做试验?竟被我打了一次“学术牌”。

    重量级的“粉丝”们

    播出“说聊斋”期间,我接到许多电话,有几个电话特别有趣。

    “请问你是马教授吗?”电话里传来唱歌般的问话。我说,您是哪位?“我是牛教授啊。”我一听,大笑,只有熟朋友才冒充我先生。是柯岩大姐呀!我问:大姐您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啊?柯岩说:从李希凡那儿打听的。柯岩无意中打台打到百家讲坛,发现我在那儿呢,就喊贺敬之:“老贺,快来看!”从此,他们每天看“说聊斋”,边看边讨论。柯大姐说:“你说聊斋,让我们对聊斋理解上了一个层次,我们本来对聊斋也挺熟,像婴宁和恒娘,但没达到你理解的程度。”柯大姐又笑盈盈地说:“你平时说话像打机关枪,到百家讲坛倒沉住气啦,抑扬顿挫、引人入胜。来呀,老贺,跟小马说几句!”我忍不住大乐,活过一甲子,还有人叫“小马”,多好!多少年来,不管贺敬之担任什么职务,我都跟柯大姐学,直呼“老贺”,其实我是背诵着老延安“贺老”诗歌长大的。贺敬之跟我大发感慨:你讲聊斋刺贪刺虐,提到毛主席对聊斋的评价,这么重要的事我们从不知道,听了特别高兴。你的节目有光盘吗?还没有?把讲稿寄来看看吧!

    “请问你是在百家讲坛说聊斋的马教授吗?”另一个唱歌似的话语从话筒传来,我一听那故意的拿腔拿调,马上笑道:“海迪,你少捣蛋!”海迪大乐。李存葆半夜十二点打电话给她,让她马上打开电视:“海迪呀,快看大姐说聊斋,饬得比你还白。”

    存葆嘴里的“饬”是他的家乡土话,意思指化妆。存葆和海迪肤色黑白分明。我曾写文章讽刺存葆“面似锅底”,存葆做了少将,做了中国作协副主席,我仍称他“黑兄弟”。而海迪肤色如玉。有次开会,存葆特地跪到海迪跟前调侃一句:“贵妃出浴!”

    “存葆大哥说啦,马教授说聊斋太生动啦,他得介绍你参加中国曲艺家协会,她跟刘兰芳有一拼。”海迪接着说,“大姐呀,你讲了六讲,怎么总穿同一套衣服?我马上找人给你送套毛衣,给大姐换装。”

    又有一个极富乐感的声音从电话传来,著名朗诵家张家声,同民族老大哥。他说:瑞芳啊,你知道“说聊斋”好在什么地方?好在你讲的时候,好像《聊斋志异》是你自己写的,如数家珍。我说:这可能因为我太喜爱聊斋了。

    中国作协开会,副主席、《国家干部》作者张平主持,散会后我表扬他:“哟,张平,讲话真有章法啊。”

    张平顺手送顶高帽:“这是听‘说聊斋’学的呀。我是你的忠实观众。”

    另一位副主席、《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在一边用陕西话说道:“马教授说聊斋好着哩。鹅(我)也是你的忠实观众哩。”

    被我叫“平娃子”的贾平凹也来了句:“说聊斋好着哩。”

    刚当选中国作协主席的美女作家铁凝说:“我喜欢‘说聊斋’。”

    我受到这些赫赫有名作家同行恭维——管它是不是客气话,乐不可支!论写小说的本领,我当然得跟各位学着点儿,但各位又得向蒲松龄学着点儿。原来我是各位的忠实读者,现在秃子跟上月亮走,沾了蒲松龄和百家讲坛的光,你们又成我的观众啦。兀的不乐死了也!

    从“老延安”到小学生,皆有“说聊斋”热心观众。我孙女儿居然有耐心把“神鬼狐妖的艺术魅力”从头看到尾。

    我问:“阿牛,奶奶讲的,跟你老师比,怎么样?”

    她回答:“差不多。”

    我高兴地说:“我荣幸地达到小学一年级教学水平了。”

    阿牛说:“奶奶怎么不讲《画皮》呢?”

    于是,在录制“神鬼狐妖”时,编导接受了阿牛的建议。在“恶鬼”一讲,有对“画皮”的分析。

    “说聊斋”观众写来许多信,上海一位中学生叙述他看了“说聊斋”后,喜欢上《聊斋志异》,中学生的父母在附言中说:请一定给孩子回信,鼓励孩子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我和这位中学生通起信来。

    我的研究从此走出象牙塔。我过去教本科生聊斋专题课,即便全年级都选,不过百人;教硕士生,不过数人;教博士生,有时只教一人。百家讲坛“说聊斋”,收视率最高0.37,观众以千万计。而比起易中天某集0.56,纪连海某集0.69,这0.37又小巫见大巫。

    百家讲坛把主讲人捉上通俗化的“魔鬼的床”,也让传统文化走向大众。“说聊斋”播出不久,有影视公司不失时机地制作了N集聊斋剧,林志颖等明星主演。电视台“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地热起来。蒲松龄故居自从百家讲坛播出“说聊斋”,参观者成倍增长。2006年升格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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