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孔子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我读孔子。

    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例行聚会，探讨：21世纪人类需要哪种思想？经过热烈讨论，得出了结论：孔子的思想。

    去年，我先生带的韩国博士生写篇文章，题目叫《孔子在韩国不死》。

    孔子是教师的祖师爷。孔子的思想能够超越时代、跨越地域、突破文化和民族的界限，受到有识之士一致推崇，有多方面的原因，台湾学者傅佩荣先生认为，《论语》肯定人类可以借助教育、借助学习发挥潜能，是重要原因。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朱熹解释，“学”，有“觉”的意思，觉就是觉悟的意思。知识要学，学知识的方法也要学。清代学者解释“学而时习之”这段话是孔子一生的学谱，弹琴要按照乐谱，孔子一生都遵守“学而时习之”的学谱。

    对《论语》，我没有资格解读，我谈几点感悟。第一，“不耻下问”，向学生学习；第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向同行学习；第三，“见贤思齐焉”，向大师学习。

    向学生学习

    我读孔子的第一点感悟是“不耻下问”，向学生学习。

    有位清代学者认为，“有朋自远方来”的“朋”，指孔夫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学而不厌，时习也；诲人不倦，朋来也。孔子正是在跟学生交流中得到启发，撞击出思想的火花。那么，现代校园当中的人，能不能通过和学生交流得到提高？我认为不仅能而且很必要。通过教学，发现不足，向学生学习。

    1980年，我教了五个国家的留学生。我最初认为，凭他们那点儿汉语水平，能读懂古代名著就算烧高香了。很快我发现，这帮学生特别难缠。教学有时还变成斗智。

    讲《西游记》，我说：“对猪八戒，学者们有分歧，有的说，猪八戒反映劳动人民的弱点，这显然不对。好吃懒做不是劳动人民才有的。”

    有个英国留学生抢话：“我看，猪八戒反映了中国一些干部的特点。”

    我马上说：“你说得不对。你看过纪录片《十里长街送总理》吗？上百万人在长安街上，冒着寒风，含着热泪，为周恩来总理送行。这是为我们中国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总理呀，周恩来才是中国干部的代表。”我说完，留学生谁也不吭气。课间休息，英国学生对我说：“老师，我不忍心反驳你。因为，周恩来不仅属于中国，周恩来属于全世界。”

    后来我写了一组《留学生教学札记》散文，把猪八戒这件事写进去，香港报纸转载我的文章的时候把题目改成《周恩来属于全世界》，在周恩来逝世纪念日发表。

    到了期末，留学生开卷考试。我给留学生出了四个题。一个瑞典留学生说：“我写《西游记前七回的孙悟空》。”那天，我一到系里，教学秘书就喊：“你快来看啊，你那个留学生都写了些什么？孙悟空都‘万岁’起来了。”

    她指的是留学生作业的最后一段：“孙悟空的叛逆精神代表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齐天大圣、美猴王、孙悟空万岁万万岁！”

    那可是二十七年前啊，我们只能喊“毛主席万岁”，孙悟空怎么能万岁呢？这可真是离经叛道啊。

    那么我怎么给留学生讲孙悟空呢？我基本上按教科书《中国文学史》的讲法讲的。我原来估计，一个欧洲学生，也不过学了两三年中文，他能够在作业上写上我讲的大意，就OK。没想到，我讲的那些内容，他的作业上一句都没有。一开头，他就批判起经典教材实际上是批判起我的讲课来了。这个学生说：“《中国文学史》说：《西游记》前七回体现灾难深重的人民企图摆脱封建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这样的分析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是人类本身的愿望，不一定和任何社会制度有关。”那么，这个留学生怎么看孙悟空？他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他说，孙悟空代表极端天才人物的不安分。孙悟空还没有发现生活的限制，他认为所有的困难都能解决，就连阎罗王规定的生死时限他都不遵守。这样的人物就不能是人生父母养的，只能自然化育（就是从石头缝蹦出来）。这个留学生说：其实孙悟空的态度，就是我们大家心里最希望采取的态度，但是我们一般不敢这样做，我们只能想像，“齐天大圣”代表每一个人心里边秘密的无政府主义者。然后，就是“齐天大圣、美猴王孙悟空万岁万万岁”了。

    我看这份作业，翻来覆去地看，这份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的作业震撼了我。这个学生他读懂了《西游记》，他把握了孙悟空的精髓。他虽然很狂妄，但是他的话很有道理。学术研究，不应该抱残守缺，而应该不断地吸取新观点。这个学生的观点就是新观点。而回忆一下我的讲解，是不是陈旧了？我给了留学生好成绩。他很惊讶：“您不认为批评经典大逆不道？”我说：“正相反，假如学术研究都亦步亦趋，就不能前进了。”韩愈有句很有名的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师说》）这个留学生连汉字都写不好，但他的探索精神值得我学习。也就是在留学生启发下，我开始学习西方文艺理论而且用来分析中国古代小说。

    孔子说得好哇，“后生可畏”，孔子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礼记》说“教学相长”，教和学互相促进、同步增长。当教师，教学是天职，但是通过教学，通过学生提出来的问题，发现自己知识的欠缺，“教然后知困”，加强学习，非常重要。

    向同行学习

    我读孔子的第二个感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向同行学习。

    孔子在《为政》篇说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意思是：要多听各种言论，把有疑惑的放到一边，谨慎地讲自己知道的。孔子是用这样的话教他的学生怎么样获得官职怎么样获得俸禄。我的老师语言学家殷孟伦先生说过：他一辈子治学牢记孔子这八个字“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些年我经常在国内国外参加学术活动，我回过头来再体味“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感受越来越深。向海内外同行学习，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切磋，和观点不同的朋友交锋，完善自己对的，修正自己错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习途径。

    1993年法国和中国联合举办中国古代小说第一届国际讨论会，我在会上报告了论文《三国水浒女性意识的空前失落》。论文的大意是这样：唐传奇尊重女性、尊重爱情。但是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里，女性意识却空前的失落，都是男性为中心，三国的女人为男人的权利献身，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水浒的女人是祸水。所以我说：《三国演义》是女性的贞节碑，水浒传是女性的耻辱柱。

    参加会议的六个国家的男专家热烈发言，都说，马女士的发言有创见，“但是”，需要做点“补充”或“建议”。我很清楚，“补充”和“建议”其实是“反驳”的客气的说法。

    法国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从孔子讲到韩愈，从韩愈讲到钱穆，委婉地说：坏女人该杀；

    香港一位学者说：三国和水浒是写给强人看的文字，在战火纷飞当中，人们顾不上壕沟里的玫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说：英雄就是不能拴在女人裤腰带上，《死水微澜》的袍哥也不近女色。

    大家在那儿发言我在那儿认真记录。突然主持会的芝加哥大学教授问：“马教授，你对大家的商讨有什么回应？”我说：“各位专家说得很有道理，对我很有启发，有什么什么启发。但是……我坚持我的观点，我将会在今后的研究当中不断地完善这个观点。”

    六个国家的专家都笑了。男专家表现的是男子汉的宽容态度，女专家高兴得不得了。德国汉堡大学汉学院院长爱娃穆勒教授说：你说得太好了，请你晚上到我的房间来，我们好好谈一谈。有位朋友就开玩笑提醒我：你可当心点儿，她是德共党员！我说：我床头上有个中共党员，和谐共处二十年，我还怕德共党员？我跟爱娃穆勒教授一直谈到深夜。她是1955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是老师辈。她给我详细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她说：“搞学术研究，女专家和男专家有不同的切入点，才能出新意。我赞同你的观点。以后你不管搞研究还是搞创作，一定不要放弃这个有意思的课题，一定不要放弃这种有个性的角度。”

    后来我又好几次在国际讨论会上从女性视角发言，我能继续用女性视角研究古代小说，还渐渐有点儿深入，香山国际小说讨论会上男专家的质疑帮了很大很大的忙。那些男专家发言的内容、发言的方式，都对我有帮助。从他们的发言，我知道了我的论点漏洞在什么地方。我也看到国际学术界武林高手怎样思索问题，他们在跟别人交流时，怎么样既表示了不同意见，又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这可能就是孔子和他的学生谈到《诗经》时描述的那种境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搞学术研究可以过五关斩六将，也难免走麦城。我就走过麦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发表了大陆学术界第一部《蒲松龄评传》，学术界的泰斗程千帆先生，大散文家刘白羽同志都写信说喜欢这本书，我可真是有点儿飘飘然。八年后，《蒲松龄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题目非常不客气，叫做《〈蒲松龄评传〉指谬》。“指谬”就是指出你的谬误。再看文章的开头，更不客气。一般的学者写这样的文章总是要先说几句好话，再表示跟你“商榷”甚至“请教”。这一位呢，一句恭维的话不说，一二三四，竹筒倒豆子，你哪儿哪儿错了。开始我看这个文章的题目，看开头，一肚子火，很不高兴，很不服气。你凭什么这么居高临下？“指谬”？你就句句是真理啦？我气呼呼看了一遍。咦？有道理呀。我再看一遍，哦？好几个地方说得都对。比如，蒲松龄参加举人考试“闱中越幅”，我在《蒲松龄评传》里的解释是超过了八股文规定的字数，这位批评我的学者根据文献资料查出，“闱中越幅”是书写时隔了一幅。比如说，写完第一页，越过第二页写到第三页上了。这样的解释更合理，也更有依据。我定下心再看第三遍，我发现我确实有好几个地方都错了，我的冷汗冒出来了。我拿出我的书，把错了的地方一二三标出来，以后再写改过来。这个时候，我提醒自己，学术研究总是要不断发扬真知、纠正谬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随着史料的新发现，都有人提出质疑。你马瑞芳算什么大尾巴狼？你还老虎屁股摸不得了？你出现这些错误，就是治学不严谨造成的！学术界朋友给指出来，这是人家瞧得起你。韩愈说：“告我以吾过者，吾师也。”（《答冯宿书》）告诉我的过错的人，就是我的老师。后来我在一次会上找到写批评文章的杨海儒先生，当面感谢。他很不好意思，说：“冒犯了，冒犯了。”我说：“您做得对，这是对学术研究负责，请以后继续指正。”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学者的高标准吗？不。是底线。孔子说过：“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有了错误你就是不改，这是更严重的错误。学者不懂装懂，和江湖上卖假药有什么区别？学术研究出了错，别人给指出来，你捂着你盖着，这是错上加错。你就老老实实承认我错了，认栽，天塌不了！反而可能迎来自己学术研究的新陈代谢。就像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的：“太阳从西方落下时，它的早晨的东方已经静悄悄地等在前边。”

    向大师学习

    我读孔子的第三点感悟是：“见贤思齐焉”，向大师学习。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看见德行卓越的人，就想怎么样努力像他那个样。反躬自省，自己怎么样改善，这是更重要的学习。

    对我这个搞古典文学的，有直接教诲的古代文学著名专家很多已经离开人世了，除了我们山东大学的授业老师冯、陆、高、萧，也就是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先生，还有山东大学之外的老先生，比如北京大学吴组缃先生、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他们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大师级学者。他们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就在我研究聊斋的过程当中，这两位先生给了关键性指点，他们教我怎么样做学问，我就从他们身上看到“教师”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吴组缃先生二十几岁就做冯玉祥的国文老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是著名小说家，建国以后他到北京大学任教，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第一任会长。

    我的《蒲松龄评传》出版以后，我开始《聊斋志异》的文本研究。1986年冬至，吴先生到泰山开会，他在会上首先说到孔子。他说：“《论语》、《孟子》抒情说理，写人情，写事理，是散文经典著作。《聊斋志异》家喻户晓，是最好的散文。”吴先生的讲话，那真是短到不能再短，又精到不能再精。我佩服极了。我在会下我就对吴先生自称我是他的私附门墙弟子，向他求教聊斋研究，谈了好几次，我又请求我要到北京找他，请他给我的新书拿主意。吴先生答应了。第二年春天，我按照约定到吴家。一进门，吴先生的女儿鸠生大姐就告诉我：“父亲今天很高兴，六点就起来了，他说：今天马瑞芳来。”我坐下了，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开始给山东大学的副教授说聊斋，这堂一对一的聊斋专题课，从上午九点一直讲到下午将近三点，吴先生就细细地帮我琢磨，你的《聊斋志异创作论》这本书怎么写？他谈了很多意见。吴先生说，你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聊斋，清初你们齐鲁的经济是得风气之先的，大运河穿境而过，京城数日可至，这对聊斋很重要，你注意一下《王成》这一篇；吴先生说，研究聊斋，不要大而化之，要一篇一篇细读，你才能读出味来；吴先生说：你一定要注意聊斋爱情描写和《金瓶梅》不是一个层次，因为蒲松龄把《金瓶梅》叫“淫史”。

    我很奇怪，我说：“蒲松龄把《金瓶梅》叫‘淫史’，他在哪儿说的？”

    吴先生说：“你这个马瑞芳哟，你专门研究聊斋，你竟然不知道这个？”

    吴先生这个人最温文尔雅，著名的温文尔雅。他居然这样说话，他这是恨铁不成钢！我非常高兴，看来老人家毫不见外，他把我当成可以直言训导的弟子啦。

    吴先生说完这句话，就站起来从客厅走到卧室找书，我就像跟屁虫一样，乐颠颠地跟着，我看到他走进卧室，不假思索，从书架上拿下《聊斋志异》，随手一翻，翻到《夏雪》，他说：“你看，蒲松龄写康熙年间的阿谀之风时他说：缙绅的妻子叫太太，这才数年的事，过去只有缙绅的母亲才这样称呼，妻子叫太太，只有《淫史》当中有乔太太、林太太。这《淫史》不就是《金瓶梅》吗？”

    我恍然大悟，那个时候我年轻也调皮呀，我没有对吴先生说“哎呀我真是茅塞顿开呀”，我对吴先生信口开河，我说“聊斋我算熟啦，没想到还真有比我更熟的呢。”这是满嘴跑火车。海内外谁不知道吴组缃是中国小说研究权威？我却故意地说发现了一个比我更熟悉《聊斋》的。

    吴先生笑了，他知道我是故意捣蛋，继续给我讲，口若悬河、才思横溢地说，讲着讲着讲到了《三国演义》。吴先生说：《三国演义》的研究很不够，我给你讲，你去写本书。

    吴先生连续六个小时给我说聊斋，这一对一的聊斋志异专题课。给我打开一片聊斋研究的新天地。比如，我听吴先生说聊斋志异和《金瓶梅》后，我回去就对聊斋的爱情描写重新研究，我发现聊斋志异超越《金瓶梅》的结果，是它的爱情描写成为古代小说的爱情百花园，聊斋写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聊斋写了男女之间的知己之恋，而这个知己之恋又开了《红楼梦》先河。我的研究比原来深入了。

    三年后我的书写完，我到北京，请吴先生题写书名《聊斋创作论》，吴先生说：“这个书名不准确。你这本书只研究《聊斋志异》，没研究聊斋文集和俚曲。”结果吴先生题的书名是《聊斋志异创作论》。吴先生真是严谨到家。

    搞学术研究，是很艰苦的事情，有的时候大师只言片语的指点，会在我们迈不过坎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聊斋创作论写到第二稿，恰好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到山东大学主持萧涤非先生的博士生论文答辩。我去看程先生，向他请教，我说：“程先生，怎么我对聊斋小说艺术的特点，写来写去，分析来分析去，我自己就觉得这叫隔靴搔痒，请您给我指点迷津是怎么一回事？”程先生说：“我建议你做个试验，你不是理出很多的论点吗？你还用你这个论点，你就是把例子换成《红楼梦》，你看它成立吗？”我想了想，说，它成立呀。程先生说：“问题就在这里呀，你没有抓住聊斋小说独有的特点，你得换角度，你另起炉灶，找到仅仅属于聊斋自己的特点。”我回去以后就参禅，就琢磨程先生的话，我发现，用最不现实的形式，神鬼狐妖的形式，做最现实的文章，刺贪刺虐，批判现实，这是聊斋的最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和《红楼梦》不同，和《三国演义》不同，和《水浒传》不同，我一下子豁然开朗。

    我常想起一件非常小的事：二十年前吴先生给我说聊斋，说到中午，他说：“你在我这儿便饭吧。”那是什么样的“便饭”啊，满满的一桌，都是清真的！因为我要来，吴先生一早就派他的外甥毛毛坐公交车到西单给我买清真熟食。大名鼎鼎的吴先生那么认真、那么尽心地指导一个登门求教的外校晚辈，还这么郑重地招待！那么大的学者，那么样的温良宽厚，和颜悦色，这，就是孔子认为做人应该具有的美德“温、良、恭、俭、让”，这，够我学一辈子。

    时隔二十年，百家讲坛邀请我“说聊斋”，在准备的过程中，吴组缃先生、程千帆先生给我说聊斋，言犹在耳，就好像两位老先生在帮我准备。现在这两位老先生都到孔子身边去了。像吴先生、程先生这样用儒家经典哺育出来的大学者，他有大学问，没有大架子，他有威望，没有威风，他们学富五车，却平等待人。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和仁爱谦和的学者风范。他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值得我“见贤而思齐焉”。

    我们今天提倡讲经，经典是什么？是最朴素、最简捷、融化在生活里的道理，就像盐融于水。孔子，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灵，他就像经常向我们提个醒儿的可爱的邻家老爷子。我们可以把他当作老师，也可以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学习经典，死记硬背，没有用；生拉硬套，没必要；学习经典，应该从个人实际出发，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认真体味，不断感悟。

    我们现在强调学习，其实孔子本人就非常好学也非常博学。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都是强调学习。如果我们把学习当成人生的最大需要，最大乐趣，活到老学到老，也就乐在其中了。

    我想套用留学生“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的话，说句：“每个教师心中都有一个孔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最普通的人也可以向最伟大的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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