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格是诗、书、画兼能的艺术家，在他的思想中容纳了宋以来文人画家的一些观点，如主张“淡然天真”，反对“纵横习气”，看重诗情画意，等等。由于他先后从事的都是表现自然美的绘画，散见于他的画跋中的理论也主要是谈山水、花卉创作问题，其中对于反映自然美的绘画有特殊意义的是作者的情感问题。这似乎是一般性的问题，实际上对于“情”在创作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看法，是导致花鸟画形成不同风格流派的美学思想根源之一。我们在这里所以把恽格和邹一桂一起相举并论，用意也在于此。
描写自然景物的山水和花鸟画，作者的意图是要表现自然物本身的美，还是通过表现自然物的美抒发作者的情呢？这是宋以后画家和评论家所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恽格属于主情论者，虽然从他自己的花卉画体现得不明显，而其理论确是如此。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写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后能为之；不然，不若听寒蝉与蟋蟀鸣也。
恽格将郭熙的“夏山苍翠而欲滴”，改为“夏山如怒”，四季之山完全拟人化了。他以“山不能言，人能言之”来解释如笑如怒如妆如睡的山的不同神态，是人所给予的，是画家情感的反映，是画家为山代言。“秋山如妆”，“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这是画家根据自然物的特点结合自己的感受所作的代言，也就是借物抒情。恽格把艺术家能否做到这一点看得十分重要，认为人们所以需要欣赏绘画，主要领略的正是艺术境界中所含的作者的情，如果没有这一内容，那还不如直接听蝉和蟋蟀叫声有意思。
借物抒情是宋元以来文人画的一个特征。倪瓒的抒胸中“逸气”说，恽格极为赞赏：“倪高士云，作画不过写胸中逸气耳，此语最微。”恽格在继承前人的思想基础上，把作画的情感作用发挥到空前的高度，他提出：
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
如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绘画要用情感去征服读者。倪瓒所要抒发的是文人隐士的逸放之情。恽格抒的什么情，他自己没有说，大概也不会与倪瓒有根本的不同。他们都是要以自己的情感影响别人。对他们的思想情感健康与否应作具体分析；从通过作品表现作者的情感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观点道出了文艺的特殊性。在清初拟古风盛行的时期，恽格的“摄情”说是大胆的、新鲜的。
约晚于恽格半个世纪的邹一桂，是活动于雍正时期的花卉兼肖像画家。他在政治上与恽格不同，曾当过礼部侍郎之类的官。他的花鸟画，设色明净，点染工细，重粉淡彩，以艳媚见长；风格拘谨小气，是典型的院体。同宋代院体花鸟相比，在艺术性上逊色。他的画与当时的馆阁体书法倒是异曲同工。
邹一桂的花卉理论，见于他著的《小山画谱》。他的画论同恽格的主情说正好是一个反面，即主张表现自然物形色的美，强调画物的神，不是借物抒作者的情。邹一桂这样概括花鸟画美的特点：
两字诀：曰活曰脱。活者，生动也。用意用笔用色，一一生动，方可谓之写生。脱者，笔笔醒透，则画与纸绢离，非色墨跳脱之谓。脱仍是活意，花如欲语，禽如欲飞，石必崚嶒，树必挺拔。观者但见花鸟树石而不见纸绢，斯真脱矣，斯真画矣。
活脱二字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即生动。要达到生动的效果，除了“用意”（立意）和笔墨色彩的因素外，从象物说，就是“花如欲语，禽如欲飞”的形神兼备的描绘。在形与神两者之间，邹一桂着重的是形似的作用：“譬如画人，耳目口鼻须眉一一俱肖，则神气自出，未有形缺而神全者。”因为要求逼真的形似，所以他论述画花卉“以生理为上”，并且提出了“前人未发”的“四知之说”（知天、知地、知人、知物），内容讲的是四季气候、南北地区、人工培植、阴阳光照四方面条件对花卉的作用、影响。最后总结道：“欲穷神而达化，必格物以致知。”
我们不妨把邹一桂的理论与宋画院对花鸟画的要求作个简单的对比。邹一桂说的“格物以致知”，就是宋人严谨的审物精神；“花如欲语，禽如欲飞”的“活脱”，就是宋人称赞黄筌等人作画达到的妙处。然而，宋画院讲求诗情画意，在邹一桂的艺术观中却没有什么影响。可见邹一桂的柔媚、小气而寡意味的花卉，是在他的艺术审美观直接支配下产生的。他的院体花卉画赶不上宋人院体画的成就，其原因之一，是他在理论上辨不清宋院画的优缺点，他承袭了宋院画“萎靡柔媚”的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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