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一直是较坚定的“不开”派。为什么会改变呢？想想，还是不够成熟罢（有一次作测试，本人的心理年龄居然比实际年龄小15岁！）。加之最近遇到了一些不大顺心的事，不愿多说，又不得不说。这个时候就想，如果我也有个博客，能在上面跟朋友们絮叨絮叨，可能会好些。但同时又顾虑：别人知道了会不会说，这家伙原来这么脆弱啊！（或者“这家伙原来这么幼稚啊！”）
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
记得我刚调进编辑部时，我的领导杨主任曾说，你这个人嘛，总结起来就是两个特点，第一理想主义，第二优柔寡断。我当时就震惊了，这么准确？！
既然优柔寡断，那还是用老方法来决定吧。即理出个一二三来，看看开博的理由充分还是不开的理由充分。这个习惯，师承我老爸。我曾经戏言，老爸是最早开始数字化生存的人。他凡事都能有根有据，说出个一二三。我继承后，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十年前的分房。那次轮到我时，只剩一楼和七楼了。到底是要七还是要一，我在纸上列出了两排数字。
一楼的好处：1.踏实，接地气；2.儿子若在家里淘气拖凳子玩儿，不会吵到楼下的人；3.儿子上学方便，特别是早上时间紧，可以省去下几十个楼梯的时间；4.我种花浇水时，不会淋到别人晒的衣服上；5.夏天凉快；
七楼的好处：1.清静；2.视野开阔。
结果是5比2。当然我就选了一楼。在一楼住了8年，感觉很好，一点儿都不后悔。
好吧，那我就再列一次单子：
开博的理由：1.多个与朋友交流的平台。我发现现在朋友们似乎都很习惯网络交流了，比之写信打电话好像更容易些，更有意思些；2.迫使自己每天写一些文字。其实我每天上网时间挺长，但是到处闲逛，或者玩儿游戏，白白浪费了时间；3.可以比较系统地整理自己的作品。现在网上到处是我的小说散文，与其让人家随意拿去用，还不如我自己提供给读者，免去一些差错。4.可以直接听到读者对作品的反馈。5.生活会更充实；
不开的理由：1.好像追逐潮流，人开亦开，没有个性。2.害怕不能坚持长久。3.害怕增添新的麻烦。
5比3。但是认真想想，不想开的三点，都属于担忧范畴，并不见得会发生。比如第一点，你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就得了？第二点，坚持不下去就算了呗，半途而废的人很多，我又不是开先河的；第三点可能会发生，发生再说呗。
这么一想，就决定开啦。趁着儿子放假在家，还可以及时学习请教——尽管他并不赞同我开（原因不明）。为了混迹于众多的博客百姓中，我特意模糊了名字以“前山明月”代之，以后是否改，视情况而定。
数字化决定的结果，肯定还是数字化。所以，怀着三分兴奋二分期待和一分不安，我来了，朋友们。
2006年7月13日
第1记.录
今天是外甥女果果的生日。
果果出生的时候，我在场，她爹不在场。在非洲马里支援建设。正因为她爹不在场，我们几个兄妹才齐聚医院陪果果妈，也就是我儿子的二姨妈。
快要生的时候，医生把我们撵出产区，我们就站在院子里等。当时是晚上，从窗口传来果果妈一声声的叫喊，喊声穿透闷热的夏夜，令人焦虑。果果妈16岁就去了云南边疆，种橡胶树，8年后返回，美丽的脸颊上留下许多高原阳光的馈赠。生果果时已属大龄产妇。
我们担忧不已，我就给她写了个纸条，大意是，我们都在你身边，不要害怕，坚持就是胜利。让护士递进去给她，据说还是起了作用的。
其实我当时还隐隐的担着另一份儿心：果果妈怀孕期间曾经口角生疮。听人说会影响胎儿。
后来果果终于哇哇坠地，我们冲进去看，是个很健康的女孩子，四肢齐备，五官全乎，当然也没多出什么来。遂安心。
果果出生时，我刚做了四个月的母亲。所以果果和我的儿子杭杭是一起长大的。两兄妹在一起玩儿，从来不打架。有一回杭杭新得到一把玩具枪，兴奋无比，不停地比划，还砰砰砰地四处“射击”。果果害怕，哼哼唧唧地哭。杭杭立即将枪藏到身后，用另一只手给她抹眼泪，安慰道：你不要怕，我不会用枪打小女人的。
呵呵，如今这两个小人儿都进了大学，一个一米八，一个一米六八。让人想起那句老话，只愁生不愁长。生命的种籽一旦发芽，成长是如此迅速，衰老也是如此迅速。除了好好珍惜这个过程，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当然，还可以记录。
这里记录果果一句妙语：小时候其父在农业厅上班，有人问她，你爸爸在农业厅是做什么的啊？果果答，种饭呗！
种饭的孩子现在在电影学院，种艺术。
祝她生日快乐，种艺术快乐。
2006年7月14日
滞后的人生
我这辈子，许多事情都是迟到的，或者说滞后的。没办法，生在“反右”年月，长在“文革”时期，能赶上改革开放已算幸运。其实，在17岁之前我还是正常的。17岁高中毕业一点儿不滞后。可那时没有大学可考，想被“黑色七月”折磨一下都不可能，只好当兵。当兵几年后再考大学，已经21岁了。于是从21岁开始，一切滞后。
21岁上大学，23岁学自行车（盖因为青少年时期住在不能骑车的山城）；接下来25岁大学毕业，27岁才结婚；再接下来，快29岁了才做母亲，是当时产房里年龄最大的；忙忙碌碌三年，31岁才第一次进藏（这在我们军区算晚的）；32岁才开始发表比较成熟的作品，有了些影响；一年后学电脑，已经33岁。（当然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跟同时代作家比，算早的。）
儿子6岁时我带他参加游泳班，教练教他时我在一旁“偷艺”，所以35岁那年我学会了游泳，虽然滞后，却是我至今骄傲的事。36岁我开始上电视，频繁出镜，以至于电视台问我是否愿意转业去他们那儿做节目制片人；38岁那年我身旁出现了几位女友（在此之前我的同事全是男人），她们教我化妆打扮、带我逛商场，我从那时才开始会化妆，也认识一些名牌了。
40岁那年，我写出了我的第一部长篇，这距我发表第一篇作品，已过去了20年；42岁时，我第一次做了“封面女郎”，让人汗颜的是，该封面是《青年文学》的；43岁时我学会了上网，注册了自己的信箱和QQ。我有QQ让很多人吃惊，这东西在当时都是小青年玩儿的。也是43岁，我去驾校学开车，当然到最终会开，已迟到今年。
终于说到现在了，虽然我很不情愿说现在的岁数，但那是明摆着的。我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就注明了出生年月，从未改过。我终于到了48岁高龄。在这个年龄，我做了三件事，一是开车；二是开博；三是学瑜伽。按常理说，这三件事都不是我这个年龄段该做的，所以我把它们列进了滞后的清单。
说了那么多滞后，其实我还是自豪的，因为无论怎样滞后，我最终都做了，都学了，都会了，没有错过。滞后只能说明我做得偏迟或太迟，但不是没做。我不想因为错过了最佳时机就放弃，只要有可能去做，干吗不做？
既然滞后已成为我的人生常态，那么就让它持续到底。所以还有几件迟到的事情我很想做：一是自驾车远行，二是参加一次户外运动；三是深海潜水；四是去西藏的珠峰大本营看日出；五是做一回义工。
我想在60岁之前完成它们。
60岁之后呢？还没想好。也许是练书法（不过那原本是很多人老了以后做的事），也许是打麻将？这东西我至今不会。没准儿等我60岁时，世上又冒出了很多新鲜玩意儿，我就去学那个新鲜的。
当然，有些事，或者说，有些人生遗憾，我想弥补已经不可能了，再努力也不可能了，得一直“滞后”下去，直到来生。比如，当个科学家，懂高科技的；比如，有副好嗓子或好身材，能唱歌会跳舞；再比如，去太空，去南极；还比如，回到青春年少的时候，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衬衣牛仔裤，剪个直短发（这是我的年轻意想），重新走进大学校园……
贪婪啊，请各位原谅我的贪婪吧。
难道你们不想？
但是来生难料，还是抓紧时间在此生“滞后”吧。
2006年7月27日
不曾发生
今天早上6点，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突然将我吵醒，等我抓起听筒时，它断了。打开灯一看，广州电话。不知是哪个广州糊涂虫打来的，肯定是打错了。这下好，提前将我唤醒。6点，比平时早了近两个小时。忽然想，既然醒了，何不起来开车出门，去三圣乡？八一节那天，我们编辑部曾去三圣乡看荷花，但因为是下午，太阳太猛，拍出来的荷花不够靓丽，也不够柔和。若现在去，一定会漂亮许多。早上的光线多美啊。
于是翻身下床，以最快的速度出门，开车上路。
街上车不多，人也不多，噪音和灰尘都比平时少。我得以关掉空调，打开车窗，让自然的凉风灌进车内。这一个夏天，我都没有开过车窗，实在是街上太吵太乱了，影响心情。
打开CD，传出儿子的歌声。歌声在晨曦里显得格外有活力。
我将车速逐渐提快，穿过下穿隧道，向东飞驰。沿锦江出城。一转眼到了合江亭，再往前，看到了江对岸的老川大校门，还有相距不远的望江楼。望江楼让我想起那个著名的没有下联的诗句：
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楼千古。
中国人真是很喜欢玩儿文字游戏，很会玩儿文字游戏。有些文字游戏玩儿得让你叹为观止。那工整，那恰到好处，简直如神造。比如那个与我名字有关的对联：
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
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字与字息息相关，词与词息息相关，上下句也息息相关。简直是……绝了。不行，一说到这些人精写的东西，就显得我特别笨，夸都夸不出花儿来。
再说一个与我博客名字相关的对联，在我们西湖边上：
推牖而入 夏日清风冬日日
卷帘相见 前山明月后山山
虽然没有前一个那么精到，但更有诗境和画意。我很是喜欢，加之里面含了我的名字，所以常用其（“前山明月”）作网上的名字。
离开锦江我向北继续前行，很快经过了我母校的大门。当年我在那里读书时，这个大门处只是很小一个小门，从那个小门出来，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小土路，土路两边常有附近的菜农挑着担子来卖菜，川师的教职工们就在那里解决生活问题。再走两步，就是农村的广阔天地了，菜地和庄稼地坡连着坡，期间散落着一垄垄竹子，竹子掩映着一户户农家。我常常逃课，跑到那些地里去傻坐。也曾到那些农家去买花——当时那里的农民就喜欢种花，但还没有发展到如今这样的专业和气势。
现在的大门和大路，已经找不到一点点当年的影子了。连空气都与过去不一样了。
我很想将车子一拐，进母校去看看，看看晚辈们是否在晨读，操场上是否已晃动着跑步的身影，回来写一篇“啊母校”之类的抒情散文。但我知道那大门是不能随便进的，须有人接应，证明是好人或自己人方可。一点儿不比我们军区的大门好进。
还是专一一点儿，去看荷花罢。
越往郊外走车越少，速度不知不觉就上了80迈，如果不是有良好的自律意识，肯定上120了。周边的田野似乎还未苏醒，村庄也都静悄悄的。早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干净，想动坏心思的人也缩在某个角落没睡醒呢。
说话间就到了荷塘边。
天正好大亮，新鲜的阳光照耀天地，亦照耀着我。我停好车，拿上相机，疾步登上土坡。
眼前的景象真不负我所望，那一望无际的荷田碧绿清纯，睡了一夜的荷花精神饱满，毫无倦意，在清晨干净明亮的阳光里展示出她们楚楚动人的身姿。微风抚过，清香扑鼻。荷塘四周寂静无声，连知了也还睡着。整个世界成了荷花的世界，莲的世界，我的世界。这个时候真想借助神力，将自己化为其中一朵。花不成，叶亦可。“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这本是郭沫若写桔树的，用在这里却也合适呢。）忽然想起席慕容的那首诗：《莲的心事》：
我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
多希望
你能看见现在的我
风霜还不曾侵蚀
秋雨还未滴落
青涩又已离我远去
我已亭亭 不忧 亦不惧
现在 正是最美的时刻
重门却已深锁
在芬芳的笑魇之后
谁人知我莲的心事
无缘的你啊
不是来得太早 就是
太迟
真是美啊，这一切：晨曦、荷花、诗、心情，还有想象……
现在我要告诉你，朋友，上面所说的一切，不曾发生。准确地说，从本文第二自然段开始，都是作者的想象。
实际的情况是，我被电话吵醒后，脑海里的确闪出个念头，出门去吧，大清早开车一定很爽。但也就是一闪而过，我并没有动，继续躺在床上，直到七点。像我这样的人，要冲动一回，很难很难。
别责怪我。美好的事情，往往都始于想象，止于想象。在想象中完成一次旅行，不也很好吗？对荷花来说，我的确是“不是来得太早，就是太迟”。
但毕竟，我来过。
2006年8月4日
生命的秘密
今天去省作协开会，进去刚坐下，就看见一个年轻小伙子走了进来，一张稚气未退的脸庞，挂着有些腼腆的笑容，手上提了个黑乎乎的沉甸甸的公文包。作协的人介绍说，他是北京某网络公司的职员，专程到成都来，找作家们签网络电子版权。
我一听，马上意识到他就是那个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的小伙子了。我没想到他那么小，完全像个学生。而且我也没想到他还在成都。我赶紧闪到一边，不希望他过来和我打招呼。但他还是发现了我，也许是因为参加会议的只有我一个女性。他走过来喊我老师，我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自己最近很忙，所以一直没见他。他说没有关系。今天见到了很高兴，一会儿可以谈谈。
大约两周前，我接到这个小伙子的电话，说自己是某某公司的，希望与我见面，谈一下网络著作权的事。我一听，马上就推说自己有事。没时间见面。
我不想和什么网络公司签协议，尽管现在网上到处挂着我的作品，侵权得一塌糊涂。可是，要把自己的作品白纸黑字地卖给某一家公司，我还是有顾虑的。现在网络混乱，尚未建立正常抶序，我想再观望一下。这就是我不想签的原因。在此之前，已经有两家网站找过我，我都没答应。
可是这个小伙子好像听不出我的拒绝，一再要求见面谈谈。我说我没空。过了两天他又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还是说没空，说自己在外面。要好几天才回。又过了两天他又打，问我回来没有。我索性说，咱们不要见了，我暂时不想签这个东西。他说我还不走，你再想想吧。一晃又过去几天了，我以为他走了。没成想今天却见了面。
见到他人，我的拒绝变得困难了。电话里面对的，是某家电脑公司，现在面对的，是个孩子。我甚至马上联想到了我儿子，如果我儿子大学毕业干这个工作，遇到我这样的所谓作家，一次次地找上门，一次次地被拒绝，那该多糟糕啊。这么一想我就心软了。原先坚决不签的念头开始动摇。开完会，我见他在和另一个作家谈话，赶紧走了，好像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下午他再次给我打电话时，我终于答应和他签了，我再没有拒绝的勇气和脸皮了。晚上我正好要和两个女友一起吃饭，我就让他到吃饭的地方来找我，那里也可以喝茶聊天。他答应了，非常准时，甚至是有些提前来到了我们约好的地方。
于是我就着桌上的蜡烛，签下了两份合同。如此草率或曰如此浪漫地签合同，在我还是第一回。
签完后，我说我可以送他回住处。他有些意外，还是上了车。车上我们闲聊。他果然很小，只比我儿子大三岁，今年刚从北航毕业。我夸他不简单，能考上北航。他老老实实地说，单凭他的高考成绩原本上不了北航的，是靠了他的体育特长。他是个长跑运动员。拿过市里长跑第三名。我突然反应过来，今晚他是从住处走到或跑到我们见面地点的，到之前他给我电话时，气喘吁吁。他在充分利用他的长腿。
我没有求证这个问题，而是问他怎么会喜欢体育？因为他前面告诉我，他是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我知道农村孩子只有干体力活儿的份儿，没有体育锻炼这个概念。
他说是因为他爷爷。
他说他爷爷曾经是个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从小就要求他锻炼身体，每天都带他跑步、爬山、做俯卧撑等等。他还说他爸爸并没有当兵，也没有搞体育，他爸爸喜欢的是音乐；他还说他并不是爷爷的长孙，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但爷爷就是喜欢他；还说爷爷身上有伤，抗美援朝时留下的，还说爷爷回到故乡后，什么补贴都没有，跟他一起参军的战友都有。到爷爷去世他也没搞明白。还说爷爷是在他高二那年去世的，没能看见他进大学。
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说着这一切，我心里渐渐生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一个本来与我毫不相干的生命，却在今晚突然呈现在了我面前，连同他那些生命的秘密，一起呈现在了我的面前。他爷爷怎么负的伤？怎么离开了部队？怎么没有得到政府的补助？他为什么没让儿子再当兵？为什么喜欢这个最小的孙子？为什么要让这个最小的孙子进行体育锻炼？难道他希望他当兵？难道他在这个孙子的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我没有问这个小伙子，我知道我迷惑的也是他迷惑的。或者他迷惑的还没有我多，没有我强烈，否则他不会这么长时间不去弄清楚这些事情。当然，也许他是正常的，我不正常，我有职业病，我总是想窥视他人的人生，总是想破解他人的人生。那些人生的秘密，在我看来都是小说。
我把小伙子送到住处，问他没找错吧？他说不会错的，到的第二天早上，他就6点起床，围着这一带跑了一圈儿。果然。我猜得没错。他一直在充分利用他的长腿。
返回的路上，我看着街上闪烁的灯光和人流，忽然想，任何时候，你都不能说那些陌生人与你没有关联。没准儿那一天，他就出现在了你的面前，带着他生命中的秘密。
这些秘密，正是生命的魅力所在。
2006年8月8日
挥之不去的阴影
今天去参加座谈会，是与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访中团进行座谈。
我们到达后不久，日本客人到了。我本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表示欢迎。但我注意到至少有五六个作家坐着没动。淡漠地看着他们进门。我同时注意到日本客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只有团长女士略带笑意。也许是因为生疏，或者是我的敏感？但我的确感觉到了一种彼此的不自然。
我想无论对方是什么心理，我们作为主人，还是应当对客人表现出应有的礼貌和尊重来。但坦率地说，我虽然站起来了，心里也是有点儿别扭的。不像上两次与其他国家的作家代表团座谈，没心没肺地就来了。这一回心里总硌着什么东西。
来的5位客人，团长岸阳子，一位73岁的女士，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教授，中国通，已经翻译了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一家人都和中国非常友好，据说他们家里的日常用语是中国话；团员秋野先生，也70多岁了，是关西大学的教授；另外三个团员，山口先生是日本大学的教授，饭塚先生是中央大学的教授，小川先生也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后三位均四五十岁的样子。五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全部会说中国话，而且还很顺溜，所以虽然带了翻译，却完全用不着。
座谈会平平静静地开始。先彼此介绍了与会者。然后由岸阳子团长介绍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再由饭塚先生介绍了他们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情况。我听了一下，半看半猜地浏览了他们提供的翻译书目，发现日本的出版界与图书市场和中国非常相象，容易畅销的书无非是因影视而火爆的，或者因有色情内容的，或者获大奖的。纯文学也没有太多的市场。
饭塚先生还写了一篇论文，《中国小说20年》，分析了中国当代小说家的状况，几乎把中国这20年的活跃作家都涵盖了。看得出他们非常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听完介绍有两点让我意外和感动。一是他们翻译了中国作家的一些纯文学作品后，经常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赚不着钱），他们得自己去争取，去想办法筹集资金；二是一旦某家出版社决定出了，就要求翻译家与作家合作，不允许翻译家直接翻译出版，为的是让译作保有较好的文学性。
很认真很严肃的态度啊。
后来山口先生发言，开门见山地向阿来请教关于两种语言在写作中的关系。阿来很高兴地作答，我注意到山口的面前放了一个电子辞典，当遇到一些他不是很明白的词汇时，他立即查阅，同时不断作记录。
阿来之后，又有两位作家发言，话筒终于到了我的面前。我早想好要说几句的。若干年前，日本的《中国文学季刊》曾两次翻译发表我的小说。我想也许来的人中就有翻译我小说的翻译家。后来饭塚先生在介绍时提到翻译过我的小说，我想也许就是他了。
我简短地谈了两点，一是表达谢意，感谢他们将我的小说翻译介绍到日本；二是表示敬意，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热情推介。不过，当我说我很高兴能向翻译者当面致谢时，饭塚先生既没点头也没摇头。莫非不是他？
总的来说，座谈会开的还不错，日本客人自始至终用中国话与我们交流，期间团长岸阳子女士脱口说出一句日语，马上说了声“抱歉”，这反倒让我感到歉意了。他们一直在努力做着中国文学的翻译推介工作，来到中国不但没有一点儿自负和骄傲，却始终表现得小心翼翼，谦虚谨慎。
会后我们一起去就餐。饭塚先生主动与我交谈，我这才得知，翻译我小说的是一位年轻女性，而这个饭塚是责任编辑。他说，我清楚地记得，你两次都没要我们的稿费。他说到这里笑了，很有些意味。
在与他们见面之前，此事颇令我自得。当时我收到《中国文学季刊》编辑部写的信，说小说已经发表了，但由于他们的刊物发行量很小，经费紧张，故只能致以“薄酬”。是多少日元我已经忘记了，大概相当于人民币三四百元吧。我当时就回复说，稿酬就不要寄来了，转赠给翻译者吧，谢谢他的劳动。后来他们又翻译一篇，又写信来，我仍是如此答复的。所以饭塚说，我两次都没要稿酬。
不知为何，现在听他提起此事来，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我想我当时不要这个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它是日元。我很想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豪气来：俺不稀罕。其实我当时的收入并不高。现在一想，我还是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也有些不尊重他们。
我连忙跟饭塚先生解释说，我也是个刊物主编，深知办刊经费紧张的苦衷，很能体谅他们的心境，所以才不要的。他仍笑笑。不知是否相信了我的解释。
吃饭的时候，气氛依然与会上差不多，友好，但不热烈。彼此客客气气，客气得有些微妙。但是岸阳子团长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我。本来在会上我们的作家一直回避着中日历史的话题，我想这也是一种友善吧，不希望日本客人因此尴尬难堪。可是岸阳子女士却主动提起了这个话题，她说她不讲出这番话，就不能坦然地面对眼前的精美菜肴。
她说上午他们去参观了中国唯一一个由个人修建的抗战纪念馆——樊建川抗战博物馆。这个参观活动是他们自己提出的，他们中的一位学者从网上了解到了这个信息，即提出申请，因时间不够了，他们便取消了去三星堆的参观。她说这个参观（抗战博物馆）对他们触动很大，令他们心情沉重，无法平息。
她说虽然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可毕竟我们是侵略国的人民。我们完全可以从我们所受的苦难中想象和体会到中国人民数倍于我们的苦难。她还说，这次他们是先到重庆，而后到成都的。重庆是日本侵略中国时，首个实施无差别轰炸的城市，所谓无差别轰炸，就是不管是军事设施还是民用住房，一律都炸。所以重庆人民曾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很深重的蹂躏和残害。他们在重庆访问时，重庆高温40度，她说他们应该尝尝这样的高温，在这样的高温中体会重庆人民曾经遭受过的深重苦难。
她还说，虽然我们都是文人，我们无力改变什么，但我们应该了解那段历史，认识那段历史，反思那段历史。我们也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更改教科书……
最后她举杯，感谢四川作家的款待，祝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我想在座的中国作家都和我一样被打动了，虽然都没有说话。我似乎有些明白今天下午他们出现在会场上的神情，是源于何种因素了。他们的谦卑，他们的凝重。
这时，那个最年轻的学者小川红着脸说，我这个人，喝一点儿酒就上脸，什么心情都挂在脸上。今天在那个博物馆，看到那些照片，我眼泪就止不住了，很丢人啊，男人这样掉眼泪没出息啊。可是我克制不住啊。
说话的同时，他眼睛又红了，眼泪涌出，他努力掩饰着，拿起餐巾伸到眼镜里去擦。我也一下子鼻子发酸，嗓子哽咽。我完全可以想见他看到的是些什么照片，我熟悉那样的照片，也不忍看那样的照片。我的苦难深重的祖国啊，那段历史，将是我们心里永远也无法消失的阴影。
突然间我脑子里闪出个念头，倘若我眼前的这四个日本男人，头上也戴着那个我们熟悉的日本军帽，嘴上留着小胡须，背着刺刀扛着太阳旗入侵到中国，会怎样？这么一想的时候，这四个日本客人忽然就变得面目可憎了。我知道自己不该如此，他们是为了文学而来，而且他们有着清醒的良知。可是心情一下非常沉重，非常难过，非常压抑，简直有些不能喘息。
我绝望地想，看来这阴影永难消失了，至少在我们这一代已无法消失。不管是在中国人民心里还是日本人民心里，都将笼罩着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个座谈会，竟让我的心境如此复杂沉重。
2006年8月30日
我的教师生涯
明天是教师节。
我曾经是一名教师。
1983年大学毕业，我重新回到部队成为一名军官。那时部队的大学生还很少，当成宝贝。组织上找我谈话时，给我两个单位让我选择，一个是地处成都郊区的司令部教导队。一个是在成都市区的部队机关。我几乎没什么犹豫就选了前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觉得教导队单纯，我害怕进机关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上我本来学的就是师范，当老师很对口。
教导队果然单纯，你把你的课讲完，就可以呆在你房间里想干什么都行，看书，听音乐，发呆，或者写小说。而且教导队对教员很优待，每人一间大房子，配好了家具，吃饭还有补助。我觉得很满足。我们的大队长是个能力很强的干部，他自己就是大学本科毕业，非常懂得怎样使用人才，只要你教书好他就对你好。不用管其他的。
教导队的学生都是成人，具体说，都是些部队的营连级军官，也有团职的。年龄自然都比我大。他们到这里来是补习初中或高中课程的，然后拿文凭。因为年纪大基础差，所以课得一门门地上，比如这两个月先集中上语文，考试完了再上数学，免得他们顾头不顾脚，按了葫芦起了瓢。这样一来，我们做教员的就辛苦了，要上连堂课，一讲就是四节，每天都有课，还是大课，下来还要辅导。那时我身体很瘦弱，有时一上午四节课讲下来，连洗手的力气都没有了，一手粉笔灰就扑倒在床上。学员们形容说：裘教员上课，声音越讲越小，脸色越讲越白。
但我喜欢当老师。当老师的乐趣是其他职业所不能替代的。特别是当你看到学生们在你的讲授下学会了某些知识或技能，你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最明显的是教写作，刚来时学员写的作文和走的时候写的作文，那差距真是巨大。他们毕竟是成人，有些事一点就通，作文讲评一次进步一次，很明显。
有些东西教起来就费劲了，比如拼音。你想他们从小没学过，如今都三四十岁了，舌头都硬了，怎么学嘛？我们有个女教员，教学员拼音时学员总也不会，她烦了，就让他们反复跟她念“笨”字：下面跟我一起读：波-恩-笨！笨！笨！结果被学员们告到了大队部，让大队长刮了胡子。
我不敢这样，只好耐心再耐心，一遍遍地领他们读。那天也是教声母b，我带他们读：“波艾白（b-ai-bai），白菜的白”。念了几遍之后我让他们自己念。有个学员就在那个地方一字一顿地念：波、艾、波、艾，然后喊我：裘教员，我怎么念不出来白啊？我走到他身边教他：你要连起来读，波艾白（b-ai-bai）。可我一转身，他又开始“波、艾、波、艾”，真把我给气的，只好又回头去教。
还有一回讲逻辑知识，我写了几个病句让学员改。其中有个病句是这样的：“春节那天，我们公社连演了三晚上的戏。”
这个错误很明显，我就找了个基础比较差的学员来回答。他站起来大声说：这话是错的。我说错哪儿了？他说，我们公社春节从来不连演三个晚上的戏，我们年初二就要下地了。
全场哄堂大笑，我也控制不住地笑，只好转过身去面向黑板。但我忽然意识到那学员还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呢，三四十岁的人了，我赶紧止住笑转过身去请他坐下，然后我说，刚才这位同学是从生活出发谈了他的看法，现在我们从逻辑出发来看它错在哪儿了。
这才把局面扭过来。
我讲课常常脱离教学大纲，扩展内容，并加入我自己的观点，学员们因此很喜欢听。记得讲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时，我就自由发挥了一回。按教学大纲上讲，它的中心思想是，通过这个故事，揭露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之类。我不想这样讲。我说我从这个小说里读出三点意思，第一，那个女人不必为那个晚上后悔，因为那个晚上让她的人生有了亮点，每次回味都令她愉快，否则她一辈子都平淡无奇；第二，由于这件事，令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得以增强，所谓患难见真情；第三，生活要有目标才有乐趣，原先他们很盲目，后来他们就有明确目标了：挣钱还项链。这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充实，未尝不是好事。
我的胡言乱语让学员们感到很稀奇，也很有乐趣。毕竟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人们的思想刚刚开始开放，大概因为这些原因，我的课被学员们很认可，每次让学员们评教评学时，我的得分都很高。
但有一回我上课时，有两个学员睡觉，一个把课本立起来挡着脸，一个低垂着头，脑袋不时砸到桌子上。也许那天讲的是说明文，有些枯燥。他们年龄和职务都比我大，我不敢批评他们，就只好进行嘲讽。下课时我说，今天课堂上有个别同学睡觉，不知是不是昨晚熬夜读书了还是加班工作了？我希望以后各位如果要在我的课堂上睡觉的话，一定趴在课桌上睡，而且要尽可能趴舒服了。不用拿书挡着，反正也挡不住，也别支棱着脑袋，那怎么睡啊？搞不好还得磕破头。
学员下来说，没想到裘教员这丫头说起话来棉里藏针啊。
以后真还没人在我课堂上睡觉了。
我当教员的第二年，被评为我们军区的优秀教员，还立了个三等功，并被破格提拔为教研室副主任。（这下知道我为什么怀念教师生涯了吧？）一直到1985年百万大裁军，我们教导队被裁掉了，我才结束教书生活，刚好当了三年的老师。
十几年后，我在某个场合遇见一个大校军官，他喊我，裘教员你还记得我吗？我抱歉地摇头。他说有一次你让我们写一篇关于守株待兔的议论文，你说我写得很好，还在课堂上念了我的作文呢！我真是记不清了，他着急地说，嗨，你怎么忘了？我那篇作文的结尾是：同志们，收获是等不来的，让我们拿起猎枪上山去吧！
在场的人大笑。于是我再当了一回老师，我说，嗯，你确实写得好！
至今我仍常常盘算着，某一天到一所乡村学校去教书，当然，这回一定要教那些可爱的孩子了。
2006年9月9日
告别与怀念
10年前我写过一本很特别的书：《当代第一比丘尼——隆莲法师传》。赵朴初老人题写了书名并作了序。10年后的深秋，隆莲法师走了，这本书亦将再版，我为此写了再版前言。表达我对老人家的怀念。
听到隆莲法师圆寂的消息时，我在北京，在熙熙攘攘、浮浮躁躁的会议上。时间是2006年11月9日。农历9月19。消息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离我很远很远，以至有了回声。不知为何，我一点儿也没有吃惊，甚至没有悲伤。仿佛在很久以前，我已经和她老人家告别过了，我已经将她老人家藏在心底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了——那个地方非常小，却很重要，是我的魂灵栖息地。我在电话里跟家人说，看来我不能和她老人家告别了。
1997年春天，当《隆莲法师传》终于问世时，正值她老人家88岁大寿。弟子们将这本传记作为生日礼物摆放在她的面前，她老人家一直微笑着，看上去愉快安宁。我没有去参加隆重的祝寿仪式，我是从后来的录像资料中看到的。我感到很庆幸。我庆幸的是法师对传记感到满意，尽管在此之前，她一直不愿立传；当我把书递给她时，她一边翻阅一边微笑着对我说，谢谢你喽！你辛苦喽！庆幸的同时我更感到高兴，我终于为这样一位我敬重的老人写出了传记，了却了一桩心愿。对我来说，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一次学习，一次致意，一次行走，一次朝拜。
我曾说，我很相信佛教中关于“一切存在都是因缘而生”这个观点。虽然我不是佛教徒，甚至很少进入庙门去焚香拜佛。但我确信我与隆莲法师之间，有着很深的缘份。可是，我宁愿将这缘分深埋，而不想以世俗的方式去表达。所以在完成了隆莲法师传记后，我就很少去她那里了。我毕竟是个俗人，非佛家弟子，总是出入那里有些不合适；我知道她的身边有很多人，有很多人照顾她，也有很多人需要她。后来我听说她病倒了，是倒在讲台上，真的觉得很心疼。一位近90高龄的老人，每日还在为佛教事业奔波忙碌，周一到周五在尼众佛学院授课，周六周日在爱道堂讲经，那该是怎样的劳累啊！我赶去看望她老人家，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神色有些疲惫，靠在床上微笑地看着我。我默默站了一会儿，退了出来。
后来，我再也没去了。我想在脑海里，永远保留当初采访法师时她老人家的模样：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目光深邃，谈笑风生，说话间还常常伴有手势。那样的形象，永驻我的心中。只要一想到那样的形象，老人家的声音就会在我耳边想起，和蔼，风趣，睿智，还夹着一些乐山口音。就在得知她老人家圆寂的那天晚上，那亲切的形象和声音又一次在我眼前浮现了，我没对任何人说起，我愿独自一人在心里怀念她。我不想让她挤入世俗的世界。
10年一晃而过。人间沧桑。这期间，赵朴老已先期离开了我们。那是一位多么和蔼慈祥的老人啊，我永远都记得10年前我去看望他时，他那温暖的明亮的笑容。他笑声朗朗地朝我走来，说，哟，是谁带着花来看我啦？只这一句，我的所有紧张拘束消失殆尽。现在，隆莲法师也离开我们了。这些真正可以用“德高望重”来形容的老人，他们的离去，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心悲凉。
可我仍在北京开会，尘世的一切仍在继续。11月15日会议终于结束。我是15日下午的飞机，可是头天夜里我突然病了，到15日上午已经躺倒。发烧，有些虚脱。在去机场的路上，虽然坐着朋友开的宝马，人却难受到了极致，躺也不对，坐也不是。在最难受的时候我甚至产生了退票的念头。我很疑惑我的身体怎么会一下子溃不成军？像坍塌了一样。晚上飞机一到成都，我就进了医院。在医院输液时家人告诉我：今天隆莲法师火化了。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明白了。
我原本是个不信神的人，不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但我不能不信因缘。这场突如其来的病让我确信，我与隆莲法师之间，一定有着很深的因缘。我没能与她告别，没能见她最后一面，这种精神上的缺失终于反应在了身体上，我愿意相信这个。我甚至想，也许她老人家是在用这种方式，与我告别。
后来有朋友问我怎么一下子病了？我说，这一天我注定了要难过的。比之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折磨真算不了什么。
感谢张顺平先生，及时地找到我，商谈再版《隆莲法师传》事宜。当他专程来到成都时，我和他一起去了爱道堂。
这是我在时隔10年之后，再次踏入爱道堂。爱道堂的变化很大，庙门大了很多，建筑也多了很多，人流更是熙熙攘攘。浓重的色彩，喧哗的声音，仿佛都在与时俱进。可是，我是多么怀念当初那个幽静的小院啊。我还记得第一次在那个小院见到大法师时的情景，推开老旧的木门，有个小小的天井，院子里充溢着安宁、祥和、湿润的氛围。天井中间有几盆兰草，很随意地种在旧脸盆里。我和老人家的第一次合影，就在那兰草边上。一切仿佛就在昨日。
从大法师身边的人那儿我得知，老人家走得非常圆满。走的那一天，阴历9月19，是观音菩萨的成道日。凌晨子时，她对身边的弟子心诚说，要走喽，十年了，我要走了。卯时，她老人家便安详地离开了尘世。
我走进大法师曾经讲经传道的佛堂，多少年来，大法师一次又一次地在此讲经，并在此为弟子授戒。我默默地合掌，在心里对她说，老人家，虽然这些年我没来看您，虽然也有没成为佛教徒，但您一直都在我心里，我也一直都在按您希望的那样去做：诚实正直，助人为乐，宽容大度，从善如流。这个世界纵使有许多的不如意，在我的内心深处却始终保留着一片净土。今后的所有日子，我都会在那样干净的心土上，怀念您。
走出爱道堂时，我心里觉得轻快了许多，明亮了许多。
我相信那个时刻，隆莲法师在微笑地看着我。
冬日的阳光，静静地照着爱道堂，照着一树树泛黄的老叶，亦照着树下的芸芸众生。我心温暖。当我们的心里溢满着爱和善良时，冬日即是暖春。
2006年11月23日
马路惊魂
今晚有朋友请吃饭，在武侯祠大街某餐厅。知道那个时间路上堵，我5点40就出发了，想着6点半以前肯定能到。
这段时间一直在迷恋西洋音乐，上车就开了音响，而且开得很大。正好在播《蓝色的多瑙河》，听得很带劲儿。
走到东城根街的一个路段时，中间是下穿隧道，我走隧道旁边那条辅路，很堵，汽车，电动车，自行车全部挤在那条很窄的路上。这时遇红灯，我旁边来了个大公交车，很霸道地往前挤，我就往边上让，让得太边上了，前车轮顶住了马路牙子。等绿灯亮时，我发现我的前轮抵住开不动了，我就想退一点儿。也就是退了一个拳头吧，就开动了，刚开出一米，就听见后面有人用力打我的车门，说，撞倒人了！
我吓了一跳，停车回头，右后方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路上，但地上并没有人。我想可能是挂着车了，想下车看看。这时后面的车使劲儿按喇叭，我就想赶紧把车靠边别挡道。哪知还没靠边呢，一个年轻女孩儿冲到我的车前双手张开拦住我，情绪激动地大喊：你敢跑！你竟敢逃跑！
我懵了，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到底撞了谁？这个女孩儿是车主，还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
那个女孩子一边拦我一边打电话，后来我知道是打给交警，说某某路段出了车祸，车主想跑。
这下我真有些紧张了，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祸。怎么那么轻轻退一下，就惹那么大个祸呢？但我还是摇下车窗告诉那个女孩儿我不会跑的，我只是想把车靠边停好。当时已经堵住路了。可她就是不相信我，不让我动，还大声告诉路人（一下子围过来好多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撞了人想逃跑。
我真有些不知所措了，只好给先生打电话，我说我撞着人了，叫他赶快过来。接着又给今晚要一起吃饭的阚姐打电话，请她和先生也过来帮我。我想他们在路上，过来得更快些。
这时一个交警骑着摩托来了。看见交警来了，我反倒松口气。该怎么就怎么吧。
交警叫我先把车停边上，然后拿驾照，我一一照办。这时阚姐又打电话过来叫我不要紧张，锁好车，等交警来处理。交警看我打电话说，你不要着急打电话了，先下来解决问题吧。我想他一定认为我在找关系。其实我脑子一片空白，魂之不存，关系附焉？
我下车来，走到那辆电动车旁边，那个女孩儿也站在那儿。我这才知道，她就是车主，没撞人，只是我倒车的时候她正好紧贴着车屁股，就碰倒她的车了。她人是否倒地我不清楚，估计就是倒了也不厉害，因为她穿着裙子和长腿袜，袜子没挂破，身上也没脏。
但她仍情绪激动，说我要跑。我渐渐明白，她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对我“肇事逃逸”感到愤怒。我又跟她解释，我说我丝毫没有跑的意思，只是想靠边停好再过来。
但她还是嚷嚷不停，眼里充满仇恨，说，你不要以为你开个车，就可以欺负我们这些骑车的！
我很惊讶，怎么一下子就阶级分明了？我连忙说，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也是经常骑自行车的。我只是没想到你紧靠在我车后面。
她愣了一下，马上说，你的意思是我也有错？
我连忙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说我没想到你跟那么紧。
交警有些不耐烦了，说她，你不要喊了，赶快商量解决问题。然后又跟我说，你自己跟她商量吧。我反应过来，是要赔钱。
我就跟她说，对不起，我道歉。是我没注意。但我真的不是要跑，我也跑不掉啊。
大概我的态度很诚恳，她不再喊了。我就问她，你说多少钱吧？她说，两百。我正想拿，交警过来吼她，你怎么能漫天要价？你又没什么事儿？她说，我要她买个教训。交警说，一百就行了。
这时旁边围观的人纷纷做起了判官，都说她，小妹儿，一百可以了。一百可以了。你也没咋个。
我想了一下，还是拿了两百给她。看她那样，肯定吓着了，而且，她的眼里满是仇恨。我很不愿意这仇恨因我而起。
我说，这一百赔你，这一百算我道歉。我知道你吓着了，老实说，我也吓着了，现在腿都是软的。
她把钱接过去，但马上又扔回给我一张，说，一百就行了，就是让你买个教训。
我怎么可能不买这个教训嘛，千金难买。
这个时候阚姐和她先生赶到了，但是车多人多靠不过来，我赶紧跟他们说已经解决了。又赶紧给先生打电话叫他不要过来了。先生已经走到半路了，听见没事了，遂返回。
那交警把驾照还给我，叫我赶紧走。我从车里看到那个女孩子也骑车走了。我不希望她心里有仇恨，我希望她到家的时候已经消气了。
老实说，整个晚餐我都心烦意乱，腿发软。真是不经事啊，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虽然阚姐安慰我，开车难免遇到这样的事，我还是觉得很懊恼。
回家后自然少不了先生一堂课，平时没事儿的时候都经常被他批评教育，现在提供了这么活生生的教材，还不得加时赛啊？
教训有三：
一，马路状况复杂时，不能听音乐，还开那么大声；
二， 无论如何，哪怕倒退半步，也得认真看看后面（我看了一眼，没看认真）；
三， 一旦出事，千万不能动车。管它堵不堵的，保护现场为重。等交警来处理（这是我最大的教训，我想移到边上去再下车，怕挡别人的路，就被认为要跑）。
各位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我知道常来我博客的好几位姐妹都在开车，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一定多加小心。
200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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