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谋发展的萌芽期
中华民族智谋的发展首先是经过了一个萌芽期，这就是大约在三皇五帝至夏朝的时期。这时，智谋已经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了，但是提出谋、略，或者有意识地运用谋和略，特别是智谋这个词语的出现，还是稍后一点的事。所以，我们通常说，这个阶段是智谋的萌芽期。在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统治的时候已经有了智谋，人们不但已经学会了使用智谋，而且能够创造智谋。据《俭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记载，黄帝与蚩尤九战不胜。黄帝归于太行山，三日天夜，天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予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从何起？”玄女点化，遂得战法焉。这虽然是个传说，却也说明黄帝已经开始了对智谋的研究和运用。在黄帝那个时候，一个大部落能够统一思想，步调一致，能够有那么大的军队，有那么多的兵器，就说明这个部落有一套统御之术。黄帝同蚩尤涿鹿之战时，他不但已经学会了引诱对手到对自己有利的地形上去作战，还学会了选择上风方向发起进攻和选择傍晚开战。当时蚩尤(即传说中的九黎国君)发动战乱，黄帝向各部落征调军队，展开反抗蚩尤的战争。黄帝深知蚩尤部族兵器较北方各部族精良，不易抵御，但他们从南方而来，对北方的天候、地形不熟悉，故决定先退一步，先将他们引至陌生的地域，以增加他们生活和行动的困难，然后趁其战斗力衰退之际，再乘机攻击。根据这一设想，黄帝先实行战略退却：两军初战之后，主动向北引退。蚩尤随即率部众跟踪追击。进入森林蔽野的河北平原后，蚩尤部众便因环境生疏、气候不适、语言隔阂、敌情不明以及粮草缺乏等，行动日渐困难，士气日渐低落。到了河北北部地区，历经长途跋涉，军队已疲惫不堪，战斗力大为降低。而黄帝却得天时地利之便，实力相对增加。他把蚩尤部众引至涿鹿之野(涿鹿山在今河北涿鹿东南)，借助一个狂风大作、尘沙蔽日的天气，乘蚩尤部众遇敌彷徨之时，以指南车指示方向，率部众向蚩尤发起反击，一举击败蚩尤。这些战法、战术都是有一定的智谋才可能实施的。所以我们认为，在黄帝之前，可以说人们对智谋的使用是比较盲目的。而自黄帝始，我们中华民族的智谋就已经产生了。
黄帝为中原各部族共主之后，乘战胜之士气和余威，征讨四方。据《史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又载：当时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今山东境内)及岱宗(泰山)，西至空桐，登鸡头(今甘肃平凉县西)，南至于江，登熊湘(熊山今湖南益阳境内，湘山在岳阳西南)，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今涿鹿县西北)。”可见，当时黄帝的声威及范围之大。
黄帝具有修德政、抚万民、令诸侯的统御天下的本领，以及战涿鹿、擒杀蚩尤的军事指挥才能。这是没有一定的智谋水平的平庸之辈所无法办到的。
黄帝的这段史实，许多古籍都有记载。《孙子·行军篇》中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汉书·艺文志》里，著录有《黄帝》二十六篇。《尉缭子》中记述道：梁惠王问尉缭子：“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这段古文的意思是，梁惠王问尉缭子：“黄帝依靠‘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这回事吗？”尉缭子回答：“刑是讲讨伐敌人的，德是讲治理国家的，并不是讲天官、时日、阴阳、向背那些东西。黄帝所指的，不过是人的作用罢了。何以见得呢？譬如现在有座城，从东西攻攻不下来，从南北攻也攻不下来，这四个方向难道都没有顺应的时辰可利用的吗？所以不能攻克的原因，是由于城墙高，护城河深，武器齐备，物资粮食积存充足，将士们心齐谋合。如果城墙低，护城河浅，防守力量弱，就能攻下了。由此看来，天官时日都不如人的作用……黄帝说：‘先去求神求鬼，(不如)先考察自己的智能’。”从这些记载中足以看出，黄帝无论是作战还是治国，都有独到的见解，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
黄帝的功勋和智慧，正如党中央在延安时毛泽东派林伯渠专程去陕西黄陵县祭奠黄帝的祭文中所写的：“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黄帝不仅使长期分散的、混战的各零星部落得到了统一，而且领导部落人民，教蚕桑，作衣冠，垦农田，定算数，制弓箭，造舟车……这些，都奠定了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基础，他的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统御水平，也称得上是东方智谋无可辩驳的创始人。
《握奇经》是一部托名轩辕黄帝的大臣风后所著的兵书，相传黄帝所以娴于用兵，主要得益于此书。全书共300多字，主要论述方阵队形的变换问题，如：“经日八阵，四为正，四为奇。”方阵的队形变换：“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即将兵车首尾连接变为圆阵，练兵(步卒)配置在兵车内外或将兵车、练兵分开配置为“八阵”。除了“八阵”本身的奇正变化之外，还有一种“余奇”之兵。什么是余奇之兵呢？就是由主将掌握的机动部队，又称为“游军”。其任务是“从后蹑敌，或惊其左，或惊其右”，即：或迂回敌阵之后袭击敌人，或攻敌一翼，作为奇兵配合正面(即整个方阵)进行作战。《握奇经》强调说：无论列阵或游军，布阵时都要依据“天文、气候、山川、向背、利害，随时而行”。
和黄帝同期的，还有炎帝神农，他诞生于湖北省随州市北历山镇“烈山石室”，号魁隗氏，又叫连山氏，又叫列山氏；又有传说，长于姜水(今陕西省歧山县西即岐水，故姓姜，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当时中国北有黄帝，南有炎帝，他们分别代表着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他们的事迹在《山海经》、《左传》、《史记》、《荆州记》、《汉书》、《帝王世纪》等数十种古典资料中均有记载。炎帝的诞生地，至今仍有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遗址、碑刻、传说和民间的祭祀活动。这些，都是考证东方智谋渊源的重要线索。
智谋发展的成型期
从黄帝一直到西周，特别是姜尚的理论和实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智谋已经到了成型期。对西周开国和建国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姜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兼有总参谋长职能的职官，也是军事智谋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姜尚，又名吕尚、吕牙，周人尊称为“太公望”、“师尚父”，后世称他为“姜太公”。他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简略，而且说法不一，但基本轮廓和重要史实还是清楚的。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
第一，姜尚的活动范围相当广阔。他的祖先因为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在今河南南阳)，“从其封姓，故曰吕尚”。他长期过着穷困的生活，曾经“屠牛于朝歌，卖饭于孟津”，隐居东海之滨，垂钓渭水河畔，足迹遍及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广大地区。后来，他能够驾轻就熟地协助周武王观兵孟津，决战牧野，与这个经历是有一定联系的。
第二，姜尚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据《史记》记载，他博学多识，“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因而他熟悉商、周双方以及各地诸侯的情况。他对商纣王朝的情况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判断：“今彼殷商，众口相惑，纷纷渺渺，好色无极，此亡国之征也。吾观其野，草菅胜谷；吾观其众，邪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刑，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这些记载说明，姜尚确有在殷商和其他方国从事政治活动的经历，并且对商纣王朝做过广泛深刻的观察，这是他后来能够协助西周文武二王作出正确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条件。《孙子兵法》所说“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是有事实根据的。
第三，姜尚与周文王的遇合是历史的选择。据《吕氏春秋》记载，姜尚“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水以观之”。《史记》中也说，姜尚“年老矣，以鱼钓于周西伯”。另一种说法也出自《史记》。总之，一方面是周文王为成就其灭商兴周的事业而收罗人才，一方面是姜尚为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寻求贤主。所以，不论谁采取主动，都是在互相了解基础上的双向选择，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历史必然性。至于那个流传很广的姜尚和文王相遇于渭水的故事，带有很大的神话色彩。司马迁在列举各种传说以后就曾指出，这些传说“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这个断语抓住了实质，是符合实际的。
第四，姜尚对西周的开国和建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文、武二王执政期间，姜尚的职务是“师”。师是国王的重要辅弼之臣。在政治上，师同保、宰(亦称太保、太宰)一样，统领王廷百官和四方诸侯，参与国家重要决策，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在军事上，他协助国王统帅军队，参与国家的军事决策和战场指挥，相当于后世的军师或总参谋长。在开国阶段，姜尚协助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后来又辅佐武王伐纣，组织孟津之会，指挥牧野之战，一举推翻了商纣王朝。在建国阶段，他协助武王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例如“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赈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等等，“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战后，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受封于齐之后，“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在“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今山东、河南东部，江苏北部，河北东部)广大地区内拥有对诸侯实行征伐的特权，地位在各封国之上。
这些记载说明，姜尚政治和军事实践活动的突出特点是“谋”，他的贡献集中表现在西周的政治、军事决策上。姜尚还把他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智谋理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记述姜尚智谋思想的著作，在战国时代就广为流传。秦汉以后。姜尚的智谋思想影响更为广泛，汉代存世的典籍中就有“太公二互三士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相传为姜尚著作的《六韬》，是现存中国古代兵书中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论述智谋思想的著作。因此，姜尚被称为“兵家之祖”，“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姜尚的智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色彩，重视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注意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结合，特别强调运用智谋达到“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目的。他的智谋思想，体现在他的论著和实践活动中。举其要旨，大体有如下几点：
姜尚认为，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而利害得失则是人心向背的物质基础。这是姜尚智谋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智谋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他不是抽象地讲仁义道德，而是把人心向背同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他说：“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将皆同其害。”“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如果能够做到“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那就可以“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他在协助文武二王兴周灭商的时候，首先“阴谋修德，以倾商政”，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争取人心。对内，实行“惠民”、“富国”政策，发展生产，礼贤下士，使“民不失务”、“农不失时”，“省刑罚”，“薄赋敛”，“俭宫室台榭”，“吏清不苛扰”，缓和平民和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增强经济实力。对外“修德行善”以争取盟国。例如：针对当时奴隶大量逃亡而为商纣奴隶主贵族收容占有的情况，西周实行“有亡，荒阅”政策，规定任何人不得收留逃亡奴隶，并且定期查阅，将逃亡奴隶送还原主。这一措施，不仅巩固了国内的奴隶制统治秩序，而且得到了各地奴隶主贵族的拥护。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诸侯多叛纣而往归于西伯”，造成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在这个基础上，公开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帜，展开翦商、灭商的军事行动。同时发布政治宣言《泰誓》、《牧誓》，揭露商纣的罪恶：“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是“独夫”民贼，西周发动讨纣战争乃是“恭行天罚”，“为天下除残去贼”。这一政治攻势，收到了团结诸侯、孤立商纣的效果，使西周进一步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有力地配合了翦商、灭商的军事行动。
姜尚智谋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用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观察敌我双方的形势，善于把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结合起来。西周对殷商的战争，基本形势是“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如何转弱为强、分化敌人、瓦解敌军，是西周战略决策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姜尚认为，实力的强弱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而“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可以因势利导，运用正确的智谋，“攻强以强”(“养之使强，益之使能，太强必折，太张必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促使实力的消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姜尚把这些思想贯彻于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中，协助文、武二王成功地实行了以下两方面的策略：
一是实行韬晦之计，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积蓄实力，待机破敌。西周的兴起，曾经引起殷商王朝的警惕，结果导致季历被杀害，姬昌被囚禁，商王也加强了对西周的控制。接受这个教训，姜尚建议文王伪装成恭顺商纣而无所作为的样子，在“事殷”的掩盖下进行兴周灭商的准备。他说：“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这个思想指导下，西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率领西部诸侯朝觐纣王，又“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制造一种沉湎于酒色的假象。商纣果然为西周的表面姿态所蒙蔽，说：“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矣！”因而放松了对西周的控制与防范，把文王姬昌放回西周，并且“赐弓矢斧钺，得征伐，为西伯”，把军队的主力由西线调往东线。这样，就使西周赢得了时间，并且利用对西线诸侯“得专征伐”的特权，乘机发展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结果，“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
二是利用商纣王朝的弱点和矛盾，分化瓦解商纣统治集团，削弱敌人的实力。商纣王并非庸才，但是他“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骄奢淫逸，对百姓暴虐残忍，对诸侯巧取豪夺。针对这种情况，姜尚建议文、武二王对商纣实行“文伐”，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文伐”的12种具体方法。其要点是：迷惑、腐蚀、利诱敌国君主，“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尊之以名”，“塞之以道”，“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助长他的腐败和暴虐行为，诱使他作出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离间敌国君臣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收其内，间其外”，收买敌国近臣，赂以重宝，因与之谋，使其“身内情外”或“一人两心”，“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使其“才臣外相，敌国内侵”，扩大和加深敌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打进敌人统治集团内部，窃取其核心机密情报；“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破坏敌国生产，削弱敌国经济实力。姜尚说，实行这些策略，就可以收到军事斗争无法达到的目的，加速军事斗争的胜利，“十二节备，乃成武事”。这些策略陆续付诸实践，果然收到了显著效果，助长了商王纣的腐败，扩大了商纣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了殷商属国的离心倾向，削弱了商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使商纣陷入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境地。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商强周弱的形势，为兴周灭商的战略决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姜尚初步认识到，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实力的竞赛，而且是双方战争指导者的智力竞赛。因此，他把智谋斗争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认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战争的胜与败，全在于能否运用智谋造成神秘莫测的态势(“其成与财，皆由神势”)。无论治国、用兵、选将，他都把智谋放在重要地位。他认为，“主明”的三个条件是“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智与众同，非国师也”；“将不智，则三军大疑”，主张“无智权谋”者“勿使为将”。指导战争，军事决策最重要的是有必胜的把握，用兵打仗最重要的是做到神秘和隐蔽，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善于出其不意，军事智谋最重要的是使敌人难以识破(“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姜尚主张，用“示形”的策略造成敌人的错觉与不意，“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然后，乘隙捣虚，声东击西，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他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姜尚这些智谋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参与指挥的三次军事行动中。一是翦商羽翼。殷商后期，对其统治威胁最大的敌人，是东方的夷族和西方的周族。东夷时服时叛，步步进逼殷商统治中心，是其现实的威胁。西周实力弱小，但力图发展，是其潜在的威胁。面对这种两面夹攻的局势，殷商原来设想避免两面同时作战，采取首先击破一方的战略，集中力量平定东夷，对西周实行遏制政策；又为西周恭顺的假象所迷惑，一度放松了对西周的控制与防范。西周采用姜尚的智谋，利用商纣给予的“得专征伐”的特权，乘机发动对商纣西方属国的军事进攻，首先征服西北的犬戎、密须和阮、共(今陕西西部和甘肃泾河流域)，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东渡黄河，征服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邗(今河南沁阳西北)，消灭商纣的心腹属国崇(今河南嵩县)，打通了进军商都朝歌的道路。
二是观兵孟津。这是姜尚以“师尚父”身份协助周武王组织的一次军事演习，目的是测验诸侯对伐纣战争的态度，检阅军队的作战准备。姜尚“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代表武王发号施令，宣布军事纪律。参加孟津之会的八百诸侯同仇敌忾，表示愿意参加讨纣战争，接受武王指挥。这次演习，不仅显示西周在政治上、军事上已居于优势地位，而且使未经统一训练的诸侯联军进行了一次统一行动的演练，为后来的战略决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是牧野决战。孟津观兵以后，西周时刻注视商纣王朝的动向，等待决战的时机。两年以后，商纣王朝在政治上陷入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的困境，“杀比干，囚箕子”，“贤者出走”，“百姓不敢怨诽”；在军事上则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军队的主力陷于东线自顾不暇，西方军事力量薄弱，首都朝歌空虚。姜尚建议武王抓住战机，长驱直入，发动对商纣的战略决战。纣王仓皇应战，一触即溃，17万军队土崩瓦解，纣王自焚而死，延续600年的殷商王朝宣告覆灭。
有一次，武王与姜尚讨论用兵的原则。武王列举天道、地利、人事，问姜尚哪个是第一位的(“凡用兵之极，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姜尚认为，人事是第一位的。“天道难见，地利、人事易得”，“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顺天道不必有吉，违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则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则不可以战矣”。“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地，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祷祝而福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信奉天道鬼神的统治集团和社会思潮，姜尚能够坚持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贯彻于军事决策和战争指导的实践活动中，是难能可贵的。
牧野之战的战略决策和战争指导，就生动地体现了姜尚重人事而不拘于天道的思想。据《周书》记载，周王朝的决策程序是：“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最后由占卜的吉凶来决定。牧野之战的决策也是这样。大约在公元前1027年，西周完成了对商纣战略决战的各项准备，在政治上造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在军事上形成了对商都朝歌的钳形攻势，商王朝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于是西周决定发动对商纣的战略决战。不料，出师之前占卜“不吉”，又逢“风雨暴至”，辎重车浸泡在雨水里，旗帜断为三折，“群众尽惧”。周公旦、散宜生等人认为“天不佑周”，“不可举事”。周武王也犹豫不决，问姜尚：“意者纣未可伐乎？”在这个紧要关头，“唯太公强之”。他力排众议，劝武王抓住难得的时机，坚持出兵伐纣。他说：“圣人生天地之间，承衰乱而起。龟者枯骨，蓍者折草，何足以辨吉凶。”“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武王听从了姜尚的劝谏，冒雨挥军东进，三百辆战车，三千虎贲，四万五千甲士，加上诸侯联军，浩浩荡荡，奔袭商都朝歌。牧野一战而胜，终于完成了兴周灭商的伟业。
记述姜尚智谋思想的著作，在战国时代就广为流传。秦汉以后，姜尚的智谋思想影响更为广泛，汉代存世的典籍中就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讲“谋”的就有八十一篇，讲“言”的就有七十一篇，讲“兵”的就有八十五篇，所以那个时候的姜尚就能研谋、研兵，据此，可认为姜尚是第一个系统掌握智谋理论的中华智谋鼻祖。他的智谋理论不仅是用兵以奇，出其不意，而且以谋治国，他能够用一整套的治国理论治理周朝，所以周朝才有800年的历史。
智谋发展的高峰期
中华民族智谋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春秋和战国时期。从公元前的700多年到公元前的200多年，这500多年里，中华智谋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期。在这一个高峰期，诸子百家兴起，家家都是智谋家。诸子百家对智谋理论贡献大，智谋的代表人物多。当时周朝的分封有1200多个国家，而到战国晚期，则只有齐、楚、燕、秦、韩、赵、魏这七国。
当时国家的兼并、政权的更迭、军队的兴亡非常频繁，社会的大动荡产生了诸子百家。如果说西周时期是智谋的源头活水，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则演成人类智谋史上最为灿烂的一段。
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兴起，奴隶制度逐步瓦解，诸侯割据势力形成，诸侯间互相兼并，弱亡强存，频繁而激烈的争霸战争，促使人们开动脑筋，在竞争中谋生存，图发展。诸侯国国君争相礼贤下士，求贤若渴，视才为宝，不问门第，不问年纪，只要胸有韬略，就能受到上宾礼遇。由此带来了人们思想的空前活跃，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所未有的局面。使一些诸侯国空前强盛。正如《史记》所载：“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辈，诸侯东面朝齐。”
诸子百家在竞争中，各有千秋，各有市场。《隋书·经籍志·子部》提出诸子有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14家，流传至今的先秦诸子的书仍有20余种。诸子的各个学派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分别都有一批本学派的崇拜者，其原因之一，就是各个学派都有其能够使一部分人信服的理论，都有一套在竞争中生存的方法。诸子理论中大都充满着自强与服众的浓厚的智谋色彩。
在这百舸争流的年代，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孙子、孙膑、吴子、尉缭子、苟子、韩非子、苏秦、张仪等等思想家、军事家、纵横家，各路智谋家，群星争辉，为了各个诸侯国的生存、发展和壮大，为了个人的仕途和声望，纷纷献计献策，一时间，高谋迭出，奇计横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兴旺和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在当时，较早地形成智谋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要数老子、孔子和孙子。而他们又有各不相同的特色。如，孔子的《论语》，主要是政略方面的内容居多，而《孙子》，则主要表现在兵学和战略方面的高明见解，而《老子》，则是统御智谋的鼻祖。
在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首先是政略家。政略家则又首推孔子，孔子是研究政治智谋的人物。
孔子，是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圣人”。然而，历代给孔子戴的极多桂冠大多是思想家和教育家两大类。孔子从较为贫寒的家庭出身而成为一国的司寇及代理宰相，靠治国的高明政略周游列国，对当时的社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孔子的《论语》等学说内容使千朝百代人俯首听教，后世的历代封建帝王，无不把孔子尊为“师表”。说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固然当之无愧。但确切地说，孔子首先是一位智谋家。他的高明的治国之道几乎百世不衰，就是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内，经过五六十年的反封建运动，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在我们社会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仍然到处可以见到孔子政略的影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的祖辈曾是宋国的大贵族，因受排挤而逃到鲁国。他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鲁国陬邑宰，是个地位不高的下级武官。孔子生下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17岁时又失去了母亲。孔子于贫贱中长大，曾给季平子当过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小吏。由于孔子年轻时就有远大的抱负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形成了在当时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和智谋方法。他的才华虽曾得到过齐景公、卫灵公、楚昭王等君王的赏识，但由于下面卿大夫的反对而未能被重用。到鲁定公时代，孔子曾有一段政治上得意的短暂时期。孔子以自己的才智帮助鲁定公平定季氏的家臣公山不狃联合阳虎进行的叛乱之后，在公元前502年孔子49岁时，被鲁定公封为中都宰，一年之后又升任司空，又由司空升任大司寇。公元前500年，孔子曾跟随鲁定公赴“夹谷之会”，取得了使齐国归还侵占鲁国土地的外交胜利。公元前497年，孔子组织兵力打败费人。公元前496年，孔子55岁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代理宰相)。孔子与闻国政三个月，鲁国大治。齐人害怕了，便施反间计，鲁定公中计，疏远孔子。孔子被迫离职，从此周游列国14年，以自己的思想和韬略游说各国国君，在当时虽未得到重用，但他教育出来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等众多学生，在从政智谋和教育智谋方面，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孔子死后，学生们把他的言论编为《论语》一书，是中国智谋宝库之中的瑰宝。
《老子》，又叫《道德经》，相传是一个被人们称为“老子”的隐士所写。老子究竟是谁？是先秦什么年代的人？在秦汉初年就有不同的说法。司马迁作《史记》时，记载了不同的说法：作《老子》的可能是当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的楚国隐士，这个隐士可能是与孔子同时而稍早的李耳，字伯阳，谥曰聃，即老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今河南鹿邑)；可能是与孔子同时的老莱子；也可能是孔子死后120多年的战国时代的太史儋。这一难题尚待史学家们去进一步考证。但《道德经》是道家理论的奠基著作，这是没有疑义的。
我赞从作《老子》者为李耳之说。李耳，字聃(一说字伯阳，聃是谥号。或说老氏，名聃)，后人称其为老子。他生于公元前571年，和孔子是同时代人，大约比孔子年长20岁，做过周室收藏室的官，管理图书，后来他看到周室衰微，自己也隐退了，有人看见他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一去不复返，当了隐士。老子是道家创始人，他提出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产生过很深的影响。传说老子活的年龄很大，大约有90岁吧。太史公司马迁估计他大概活了160岁，或说200岁。这种估计不大可能。
有一次孔子到东周国都洛邑，向老子请教关于礼法的学问。老子告诉他：“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回去后，对弟子谈及他对老子的印象说：“我知道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跑。至于龙，我却无从知道，它可以乘风直上云天。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可真如龙一样。”
现存的老子《道德经》一书，分上、下共八十一篇约五千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民间谚语形式写成的韵文哲理长诗，集中代表了老子的思想，既是哲学名著，也是著名的智谋著作。唐代王真在其《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中称：“《老子》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王夫之说《老子》为“言兵者师之”。林语堂先生说他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
“无为而治”是老子最重要的政治智谋思想。“为无为，则无不治”。“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太上，不知有之……”他认为，圣人应以“无为”的态度来治理社会，就没有治理不好的。认为爱民治国，顺自然而无作为，是圣人大德之一种。最贤明的国君，是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人民各守其性，各安其生，人民完全是无拘无束，很自然地劳动生息，甚至不知有国君的存在。而最下等的国君，是那种以权术愚弄人民，以诡诈欺骗人民，法令不行。人民轻侮这样的统治者。因为这种国君本身就无信义可言，人民当然也不信任他了。他赞赏最贤明的国君，这种国君反而悠闲无为，并不轻易发号施令，人民却能安居乐业，获益丰足。年年如此，人民似乎并不觉得这是贤明国君的功劳，反而认为，我们原本就应该这样。阳子居曾问老子，英明的君王怎样治理天下？老子说：“英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功业普及，不认为是自己的功劳；教化万物，百姓并不感到依靠他。人民无法说出他的影响，但人民都乐于跟他在一起。”说：“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有其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在这里，极力主张通过道家精神的修炼，将自身的情欲和妄想日渐去除，使自己达到“无为”的境界，就可以做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就不愁治理不好天下。相反，如果凭着自己的意愿一意孤行，反而不能治理天下。
关于“祸福”，老子告诫人们，“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一思想，含有深刻的辩证法，后来不但在政治领域，在军事领域，许多聪明的将帅也都从中悟出许多道理，在变幻莫测的战场上，始终把握主动。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的治国之道。他认为，治理大国，就像烹烧小鱼一样，你不能老是翻动它，下面火烧着，锅又热，你要是不停地翻，那小鱼不碎才怪呢。其意在于，治理国家，要有长远之策，不能朝令夕改，或政令频繁。否则，人民会无所适从，或不堪烦扰，终日不安，总不知明日有何变故，这样的国家有不乱的吗？老子的这一思想，仍是出于他的基本政治谋术“无为而治”，是一种具体的治国方法。
老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而能产生许多警示后人的智谋思想。老子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他认为，人若能守柔弱的法则，就可以战胜敌人而保存自己。故曰：“弱者道之用。”他用水来说明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天下之物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了，然而也再没有比水的力量善于攻坚了。即“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屈求伸”是老子处世、治国的智谋艺术。可见老子并不消极，而是比较讲究斗争的智谋和艺术。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军事、外交领域，这种智谋思想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关于战争，老子的基本思想是：“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者，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型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因而他主张“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他说，以力服人，人必不服，待有机可乘，还会得到报复。不得已而用兵，也只求达到救济危难罢了，绝不能逞强黩武。他认为，当时频繁的掠夺财物的不义战争，是统治者的罪恶，是因为统治者私人占有欲的恶性膨胀，因而他强烈地反对战争。但是他同时认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反对别国侵略时，可以使用战争。“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即使不得不使用战争时，也应以平静、淡然、没有私愤和贪欲的态度对待战争。“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这就是说，即使是正义战争，胜利也就算了，不可逞强。制止了侵略就应立即罢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就是胜了，也不要得意。胜而得意，就是喜欢杀人。而喜欢杀人的人，天下人不会归服他，他也就无法治理天下。
关于用兵，老子曾引用当时兵家名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意思是：我不敢先挑起战端以伐人，只有不得已才起而应战。在作战时，宁可退避三舍，不敢逞强冒进。以这种思想率军作战，则“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这在用兵智谋上实际上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方针，虽有行阵，却好像无阵无列；虽欲振臂，好像无臂膀可举；虽有兵器，却好像无兵器可用；虽对强敌，却好像无敌可赴。愈这样，却常可制敌于先。老子还告诫，“祸奠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统兵作战，致命弱点是轻敌。轻敌几乎丧失了最根本的东西——宝。老子谓“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爱，视士卒如赤子而尽力保护，所以能使部卒生勇武之气。俭啬则可积德蓄资，应用无穷。不敢为天下先，反而能得到天下拥护。三宝之中，以慈为最贵。以慈爱统御，战则胜，守则固，老天也会护卫他。老于说，善做将帅的，不会表现凶猛的样子；善于作战的，不会暴怒；善于克敌者，甚至不与敌交锋；善用人者，反而常处众人之中。“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战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
老子还有许多智谋思想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如“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等。后人在运用老子这些智谋于社会实践时，往往会发现，一部《老子》其实处处都闪耀着智谋思维的火花。
老子是研究统御智谋的。他也是个政略家。苏秦、张仪是纵横家，主要特点是外交上的纵横捭阖，通过研究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以外交为达到目的的主要手段。其中尤其是苏秦，身挂六国相印，对外交智谋运用得十分自如。
然而，春秋战国时出现的智谋大家更多体现为兵家的管仲、尉缭、孙膑、孙武、鬼谷子这些人对于军事智谋，对于其他智谋的重要贡献。在诸子百家中兵家应该说是最为辉煌的。因为战乱年代，要以力取胜，以智取胜，更多的是用军事统帅、军事将领，所以兵家的著述比较多，兵家的观点比较深刻，兵家的地位也最高。这一时期兵家的代表作，除了世人比较熟知的《孙子兵法》之外，还有《鬼谷子》、《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另外，管仲这些人虽然不是以兵法传世，但他的政略著作后人也是当作兵书而顶礼膜拜的。他同老子、孔子一样，在研究政略时，切入点常常是战争和军队，治国和安邦。应该说这一时期，在智谋学方面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同时达到了一个高峰。
智谋的平稳发展期
在这高峰期之后，经过秦、两汉，到唐、宋、元、明、清，这一阶段是智谋的发展期，有着两千年的历史。有人说这一阶段的智谋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因为这一阶段涌现出了不少杰出人物：汉时的张良、刘邦、韩信，三国时的孔明、曹操，唐朝的李世民，元代的成吉思汗，以及清代的康熙、乾隆等等。
张良，字子房，又以封地称留侯。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85年，相传为秦汉间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出身名门望族，其祖及父五世为相韩国。韩被秦灭后，他图谋复韩，曾指派刺客持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锥击秦始皇而未中，因此获罪逃亡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北)藏匿。陈胜、吴广起义后，张良立即聚众响应，先投项羽之叔项梁，并劝说项梁立韩国贵族后裔成为韩王，实现了自己复韩的理想。后韩王因投靠刘邦为项羽所杀，张良复归刘邦，成为刘邦的主要谋臣。他深谋远虑，而且出谋必胜，很为刘邦赏识和佩服，赞誉他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人杰。他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绩，是汉代立国的大功臣，是史家所称“汉初三杰”之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名扬史册的大智谋家。
在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张良因图谋刺杀秦始皇未成，被悬榜通缉，不得不改名换姓逃到下邳躲藏。一日，他外出散步，在圯上(即桥上)与一个穿着褐衣的老者相遇，正巧老头儿的鞋子掉到桥下，见到张良，就毫不客气地对张良说：“小伙子，到桥下给我拾鞋！”张良出身高贵，遭此无礼，心中不免生气，但见对方是个年迈的人，便忍了下来，走到桥下拾回鞋子交给老汉。不想老人不仅不接鞋，还昂着头把脚一伸，要张良帮助穿上。张良毕竟有涵养，便好事做到底，跪膝于地，非常小心地给老人穿好鞋。老人不说一声感谢，而是大笑而去。张良十分吃惊。过了一会儿，老者又返了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天明，与我期此。”张良五日后按照约定时间来到桥上，老人已先在，责备张良来晚了，要他五日后再来。又过了五天，张良提前在鸡鸣时赶去，可是老人又已立在桥上，大发脾气，埋怨张良不该迟到，要他五天后再来。这次，张良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提前在半夜就来到桥上等待。不一会儿，老人愉快地走来，高兴地说：“当如是。”于是老人赠给张良一部书，说：“读好此书能为王者师。十年后天下将会大乱。十三年后你我在济北相会，谷城(今山东平阴西南)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老人告辞走后，张良打开书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太公即姜尚)。张良如获至宝，日夜攻读，深得书中奥妙，日后成为一个精通韬略、足智多谋、文武兼备的谋士，为刘邦所用，成就了大业。十三年后，张良去山东谷城，山下果然有一尊黄石。
这显然是一个神化了的传说故事，“黄石”老人未必是真，但张良得到并熟读了《太公兵法》应该是真实的。故事反映了张良自幼好学，有毅力，有恒心，有志向，而且有教养，懂礼貌，守信用。这些都是一个伟大人物所不可缺少的气量和风度。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卒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读了大量的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等书籍，经常与徐庶等名流才俊切磋见识、纵谈国事。据《山鉴》一书记载，他在隆中耕读期间，司马徽曾荐引他前往汝南灵山拜公玖为师，他在那里学了一年多，类似今天导师带研究生的方式，学习《三才秘录》、《兵法阵图》和《孤虚相旺》等名著。在长期的知识、智谋准备之后，经徐庶和司马徽力荐，刘备屈尊敬贤，“三顾茅庐”得到了诸葛亮的辅佐。诸葛亮未出茅庐，就向刘备畅谈“隆中对”，提出了图霸兴汉的战略、策略。他说：“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亦仰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阍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在这里就为刘备扩张势力，夺取并巩固政权，指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先兼吞刘表、刘璋，占据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与曹操、孙权三足鼎立；搞好统一战线，联吴抗曹；整顿、治理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改善与毗邻少数民族的关系，稳定内部，养精蓄锐，时机一旦成熟，则分兵两路北伐曹操，实现统一。后来的实践，果然使兵微将寡、势单力薄、又无立锥之地的刘备，开创一番事业，建立了巴蜀政权。
智谋是否成功，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对智谋对象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从全局、整体上考虑问题。诸葛亮治理巴蜀，较好地体现了综合治理，尤其是把政治、经济、军事连为一体，既治国又治军，兵农合一。这种智谋及其实践，为巴蜀政治、经济、军事的繁荣、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巴蜀民少国弱，无力养军，诸葛亮提出“粮谷军之要最”，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在贯彻这种智谋方针的同时，精简军队，把军队数量控制在较低的限度。另外，把治国与治军紧密结合起来，让军队利用空隙时间“休士劝农”，分兵屯田，实行兵农合一，以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即使在紧张的战争期间，也对军队实行定期轮换制度，使大部分兵力留在第一线，抽换一部分回后方来。他亲自主持修筑了成都西北郊拍条河里的九里堤。他把都江堰当作“国之所资”，在兵源紧张的情况下，仍分派一千二百名壮丁常驻堰区，负责保护和淘浚河道。
为了从总体上治国、治军，诸葛亮智谋思想中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开发与整个经济事业的管理。他专门设置“司盐校尉”，负责管理“火井”，以天然气煮盐。设立“司金中郎将”，负责管理冶铁生产和兵器、农器的制造。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木牛流马对军队和国家的运输事业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治国与治军是相辅相成，诚如诸葛亮所说：“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在诸葛亮这种整体化智谋思想的指导下，巴蜀的经济、政治获得了长足进步。晋人袁准赞扬诸葛亮治国安邦的斐然政绩说：“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这种富饶丰盛的景况，的确为蜀汉政权站稳脚跟，与曹魏、孙吴政权鼎立并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就智谋理论的创造和贡献来讲，这个阶段的智谋大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智谋的应用、拓展，创新不是很多，都难以超过孙子、吴子、孙膑、鬼谷子这些人物的高度。以《孙子兵法》为例，没有哪本书能够超出《孙子兵法》。这是从兵学方面来讲的，政略方面也没有一本书能够达到《论语》的水平。再比如虽然戚继光讲练兵，肯定要比孙子等古人讲练兵全面新颖而且更实用，但他们在创造智谋方面的风格却不像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那样绚丽夺目，那种达到智慧高峰的水平。所以，这一阶段称为发展期。
当然，虽然就智谋理论的创造和贡献来说，这一时期没有超过春秋战国的总体水平。但这一时期的智谋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一时期更多的是全方位地、系统地进行实践、发展、总结。比如诸葛亮身处茅庐而知三分天下，无论是政治军事上的谋划能力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刘备三顾茅庐，求计于诸葛亮，诸葛亮提出了历史上有名的“隆中对策”，就是谋划能力相当高的实例。与此同时，在智谋理论上发展春秋时期一些模糊的甚至抽象的智谋原则，也是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任务。最显著的地方是对过去的智谋进行了综合、归类、分析、整理加工，因为人们的印刷技术发达了，可以出大部头的智谋书，这是前无古人的。到了晋代当印刷术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就出现了《兵法汇编》、《智谋集成》这些著作。到了明清时期，存室的兵书就已经达到1685部。
智谋发展的高潮期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家的兴旺，民族的振兴，特别是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而求生存、谋发展。于是，智谋发展的新高峰到来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今，智谋发展高潮迭起。这一阶段的高潮期表现在两个新的高峰，一个高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反对压迫，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此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治军作战的一整套智谋，前无古人，非常系统、非常灵活、非常生动，也非常具有创造性，在过去的兵书战策上难以找到。毛泽东军事智谋有以下特点：
系统性。毛泽东的军事智谋是非常讲究全局、整体、系统的。在毛泽东的智谋实践中很少有急中生智的例子，因为都在他的妙算之中，都在他的战略格局之中，整体性、系统性、深谋远虑，体现得非常明显。拿“三大战役”来说，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全国各战场的形势及相互联系，首先选择对我方最为有利的东北战场与敌进行战略决战。为了就地全歼东北蒋军，毛泽东命令华东我军暂不要打大歼灭战，以免引起东北敌军退缩增援，同时以华北军区部队钳制傅作义集团，使其不能增兵东北；在战役部署上则以主力南下北宁线，从陆上关死了东北大门。辽沈战役尚在进行之中，毛泽东又酝酿了淮海战役，决心首先完成中间突破，同时以一半以上兵力从东北两面威逼徐州，使其“不敢以全力东援”。辽沈大地凯歌高奏，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之际，华北敌人受到震动，成为惊弓之鸟，去留举棋不定。毛泽东果断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心再打一个平津战役，实现将国民党的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战略构想。
为了稳住和抓住华北敌军，毛泽东采取了“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方针，并令华北我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淮海战场对杜聿明集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迅速秘密提前入关，出敌不意。待敌人查明我军企图时，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欲逃无路，欲守不能，终于全部就歼。
灵活性。毛泽东统军作战是对付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装备就打什么仗，他没有一定之规。毛泽东在运用智谋方面不拘泥于书本，不拘泥于古人。敌变我变，随机应变，是毛泽东灵活用兵的重要方面。我军的三次反“围剿”作战，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第一次反“围剿”，敌人采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战术。张辉瓒趾高气扬，一路冒进。毛泽东当机立断，转移兵力，于龙冈设下天罗地网，一举全歼张辉瓒师9000人，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第二次反“围剿”，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扎”战法，毛泽东率兵由富田向东横扫，成功地在狭窄的间隙中“钻牛角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身后，最终“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第三次“围剿”，敌人尽遣精锐部队30万，“长驱直入”，企图将我军压迫于狭小地域一口吃掉。面对敌人数量众多的精锐部队，我军先避敌锐气，退到根据地的后方，再从敌人的间隙当中绕到后面，使敌人扑了个空。等到敌人回过头来，我军则乘机歼灭其疲劳之一部。通过多次穿插，先后击溃敌3个师，歼灭10余个团，再一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被毛泽东本人称之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是其灵活用兵的一个突出例子。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准备在泸州至宜宾间渡江北上。一渡赤水后，敌情发生了变化，川军云集川黔边境，沿江布防，敌薛岳部又从湖南赶来。毛泽东果断地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挥戈东指，二渡赤水，再下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正当蒋介石慌忙调集各路人马急急杀奔遵义之时，毛泽东却指挥红军突然西进，三渡赤水，佯作北渡长江，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在云、贵、川边境构筑封锁线。毛泽东乘敌部署尚未就绪，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接着南渡乌江，兵临贵阳，逼得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东来“保驾”。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蒋介石的脉搏，利用他急于消灭红军的心理，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终于调出滇军。然后再次发挥我军机动灵活的特长，趁敌人云南兵力空虚之际，直逼昆明，吓得龙云急调民团云集城下，红军却只是虚晃一枪，接着回师北上，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写下了长征史上神奇的英雄史诗。毛泽东率兵转战陕北也是他用兵机动灵活的范例。面对胡宗南20多万大军气势汹汹的进攻，毛泽东毅然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让敌人背上了一个包袱，也助长了胡宗南的骄狂气焰。
此后他采取“蘑菇战术”，利用陕北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指挥仅两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兵团，牵着敌人的鼻子在陕北高原深谷之间作武装大“游行”，使敌陷于十分疲劳、十分饥饿的困境，打又打不赢，撤又撤不走，我军却时不时地抓住有利战机咬它一口，先后经“三战三捷”、沙家店、宜川等战役，歼灭了敌人十多个旅。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后曾惊叹：“这样攻心、攻谋，玩敌于掌上，为古今中外所未曾有。”
创造性。王明跟毛泽东都同样读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就不是。要真正学好智谋，就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去运用。毛泽东是借鉴了古人的，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创造的。这种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的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尤其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到过“一个联盟”，既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联盟”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在军事上，像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任何的兵书上都是翻不着的。比方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主张持久战，这自古就是兵家大忌。孙子说：“兵贵胜，不贵久。”讲的是兵贵神速，没有讲要持久的。但毛泽东分析日本和中国的国情后提出，对日本侵略者要持久作战，把强大的敌人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此外，像农村包围城市，像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这些智谋的创造在历代的兵书战策上面是难得找到的。所以创造性是毛泽东军事智谋的一大特色。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商品经济的大潮风起云涌，出现了中华智谋发展的又一高峰，也是经济智谋发展的高峰。在过去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为了生存而争夺财富，绞尽脑汁，甚至流血牺牲；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们为争夺市场，赢得顾客，同样要挖空心思，竭尽全力。难怪有人尖锐地说：“商场就是战场”，“经济竞争是不流血的战争。”在这不流血的战争之中，人们既是在斗勇斗胆，也是在斗智斗谋，斗术斗技，虽不似血与火、生与死的战场，但充满着优胜劣汰的对抗，在这种对抗过程中，有着许多精彩生动的场面。人们通过无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逐渐总结出了制胜对手的种种妙招。无论在古代和现代，人类的经济活动都比政治活动、军事活动要广泛得多，人们实践中的体会和经验亦更加丰富。
在漫长的封闭的小农经济时代，经济领域中竞争的激烈程度，较之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来说，要小得多。因此，古时的军事智谋和政治智谋发展较快，而经济智谋的发展显得滞后。在现代社会中，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异常广泛而激烈，它猛烈地刺激着经济智谋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智谋就需要广泛借鉴军事领域、政治领域、外交领域的智谋为自己所用。“商战”一词，就是从军事用语演化而来的，但它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与其相类似的军事用语的内容的界定，它既有与竞争对手较量中战而胜之之意，又有在商品交换中取悦消费者使之完成消费行为之意，也有在遇到困难时战而胜之的意思等等。
因此，经济领域中的许多智谋，在其他领域中有似曾相识之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经济智谋的研究和总结。例如，上世纪60年代末，著名华裔企业家王安看到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一个一般产业工人使用的工具和机器大约15000美元，而一位办公室职员使用的设备实际只有一台价值400美元的电动打字机。当时计算机还没有应用到普通办公室职员的工作中去。对计算机应用来说，办公室是一个未开发的市场。王安意识到，制造字处理设备是占领这一市场的极好机会。当时，字处理设备市场的80％由IBM公司控制，它的规模是王安公司的225倍，传媒普遍认为，王安作出进军字处理设备市场的决定非常鲁莽。王安首先租用了IBM名为磁带电传打字机的字处理系统，为的是研究其性能和特点。两年后的1971年11月，他宣布制成1200型。这是王安公司进入字处理市场的第一种产品。报界认为，王安宣布制成1200型的兴趣集中在一家小公司居然敢于同IBM竞争，是一种不自量力的鲁莽行为。然而，在1972年至1975年三年间，IBM迟迟未能对王安公司的挑战作出有效反击，使王安公司能够从容地改进和发展字处理设备。接着，王安公司采取与1200型完全不同的方法研制新一代字处理机。1976年6月在纽约辛托皮坎贸易展览会上，王安公司展出了以阴极射线管为基础的字处理机，名为WPS，它比当时的字处理设备都优越得多。王安考虑到客户作出购买决定时，要求售方要先拿出这些设备在提高生产率和产生效益方面的定量数据，然后决定是否采用新技术。于是王安公司大量搜集了这方面的数据，证明WPS具有令人信服的可行性。王安公司还开创了计算机制造商在电视上广告的先河，广告的主题是大卫和哥利亚，大卫是王安，哥利亚暗示IBM，内容是一位莽撞的青年打断了一家公司正要决定与哥利亚一起合作的董事会议。这位青年问董事们：“你们考虑过王安公司吗？”接着他信心十足地一一列举应该使用王安公司产品的理由，使正在开会的董事们从愤怒转为欣然接受。到1978年，王安公司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字处理设备制造商，并一直保持它的领先地位。
纵观中华智谋的发展史，是走过了一个“马鞍型”的：经过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期，春秋战国时候是一个高峰期，而此前是它的萌芽和成型期，之后是它的一个稳定发展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现在，又是两个高潮期。我们学习、研究智谋的发展史，对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和启迪今天的实践，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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