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强大的凝聚力

    无论是治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团体或单位，领导者较为高明的智谋，是成就大事的先决条件之一。政治智谋的重要作用，正如《孙子·计篇》所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高明的政治智谋，可以产生出难以估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高明的领导者，无不谙熟以政治智谋取民心这一真谛，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无不绞尽脑汁，有的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为了统一民心，借助鱼狐兴兵就是一例。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有两名军官要押送900名壮丁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守边。但这两名军官怕半道出事，挑选了体魄健壮，有办事能力的陈胜和吴广当屯长。当队伍行进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时，遇到大雨，误了日期。秦法规定误期当斩，大家死难当头，十分恐惧。此时。陈胜、吴广暗中商量造反，但他们觉得没有威信，不能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于是陈胜找来几块布，用红笔在上面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分别把布卷成团团塞进鱼肚子里，交给伙夫去做。伙夫剖腹时发现这一情况，很快传到每个壮丁的耳朵里。大家纷纷议论：“这是上天让咱们的屯长坐天下呀。”吴广住地旁边有一块荒草坡，其间有座破庙。陈胜叫吴广半夜在庙旁点起大火，引人注意，在那里假作狐狸的声音叫“大楚兴，陈胜王”。壮丁们听到后更把生的希望寄托在陈胜身上，决心跟着他大干一场。就这样，陈胜、吴广举旗率众而起。

    三国时期，在刘备兵败白帝城病死以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即位，在为北伐中原做准备时要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平定南方时，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诸葛亮接纳了参军马谡的意见，以收服人心为主。当时马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意思是说，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果采取武力，即使能平定其叛乱，最终他们也可能会在我们收兵后反叛。因此，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采纳这一意见后，定下了正确的蜀国平南方略，对蜀国的国家建设带来很大的益处，为孔明北伐扫除了后顾之忧。在七擒七纵孟获后，有人建议在其地设置汉官，以加强统治。但诸葛亮却说：“这样做有三不便，留官就需留兵，军队粮草难以接济；留官不留军，必成祸患；再有，如果留汉人做官，很难和蛮人坦诚相处。现在不留军队，令其自治，反而会相安无事。”决定将所夺之地全部归还，并令孟获永为洞主，负责管辖治理南中地区。事实证明，诸葛亮“不治之治”的政治智谋的确高明，蛮人对其感恩戴德，纷纷供奉诸葛亮，此后南中安定，再不思反。

    当然，对于政治智谋所产生的凝聚力，历朝历代都有人片面地或者狭隘地理解。如有人认为产生凝聚力的政治智谋主要是通过多做好事，多行善、少行恶而得到的。于是就下工夫搞小恩小惠等雕虫小技去笼络人心。其实，这种见解是十分浅薄的。但是历史上却不乏这种例子。鲁庄公十年春，齐国攻打鲁国。大战之前，曹刿入见庄公，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可以看出，在庄公的观念中，以小惠和小信去笼统人心是其提高政治凝聚力的主要手段。

    政治家首先算的应该是政治账，即所谓“君子怀德”，“小人怀惠”。靠小恩小惠去笼络人心，算不上高明的政治家。15世纪中叶意大利著名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所著的《君主论》曾被列为改变世界的10本巨著之首，其中第15章中论述道：一个君王如果在任何方面都做好事，结果就必定会悲叹在很多方面都做了坏事。所以，一个君王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事，并懂得如何依情运用这种本事。当有些事如果不去干就难于挽救国家危亡时，他就绝不该为做坏事而怕招来诽谤。“这种必要的坏事”，马基雅维里解释说，有时无情反而有情，残酷反而仁慈。有时你干了好事，也会像干了坏事一样为人所恨。因为你面对的总是不同的人，他们的利害相左，很难两全。有时善行会成为你的敌人，因为你姑息养奸，自以为行善宽容，实为民族种下了恶种。按照马基雅维里这一推论，政治智谋要充分考虑全局利益，深谋远虑，不能以一时、一事、一人乃至一方的评论去论好恶，而要从历史的角度，全局的高度，辩证的态度去对待处理。只要方法得当，行恶之事可能得到更多人的拥护而得到善报，其实是善事；行善之事可能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得到恶报，其实是恶事。高明的政治家无不善用赏和罚这两张王牌。且“重罚上，重赏下”。那种一切依赖赏，喜欢搞重赏、重复赏的做法，把被赏者的胃口吊得越来越高，赏也就逐渐失去了应有的作用。领导者把政治智谋用活，以较小的代价，就能产生很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服务。

    政治说到底是得民心的事。政治智谋的作用首先在于保护、团结最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敌人。当然，在历史上也有人通过欺骗的手段获得了人民的支持，靠愚弄人民而暂时得志，并在一定时期内得以实现其狭隘的政治目的。但这种建立在欺骗人民基础上的政治智谋，因其出发点的错误，往往不是难以长久，就是自取败亡。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策略不同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策略完全是为一切被压迫阶级服务的，而不是像资产阶级那样只是把政治策略作为利用和愚弄劳苦大众的工具。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以最醒目、最突出的方式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团结绝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的十分高明的政治智谋。这一智谋，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全过程，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巨大的历史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高超的智谋艺术为中国抗日战争开创了良好的内外环境，突出表现为科学审势、巧妙造势和相机夺势。首先，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根源，及早地指出抗日战争和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相结合的国际战略思想。在1935年12月洛川会议至卢沟桥事变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提醒全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是不可避免的。1931年，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又频繁挑起事端，图谋侵占全中国。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一味采取不抵抗政策，以为再牺牲一些国土便可苟安。毛泽东同志严正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英、法、美统治集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隔岸观火，以图坐收渔翁之利。日本正好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动侵华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判断。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必然性。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形势的发展完全被毛泽东所言中。毛泽东对于国际形势的精确判断，既为世人所折服，也给世界和中国人民上了一堂深刻的政治课，使他们能够清醒地认清形势，不被法西斯的种种假象所迷惑，而是通过对现象的分析，牢牢抓住法西斯的侵略本质，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寻找团结的途径。

    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矛盾的基本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正是这些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提出了抗日战争必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抗日战争发展的实际过程，在总体上与毛泽东的预见完全一致。实践不但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不同阶段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根据这种分析所采取的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相结合的政治策略的正确性。正是这种正确的政治策略，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1945年的重庆谈判，同样也是一个例子。这次谈判，实际上是要解决中国究竟是和还是战的问题。毛泽东在到达重庆后，于9月3日的首次谈判中便通过历数国共两党的屡次交锋，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和平建国的方针，也让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1945年9月4日至9月下旬，和谈一度陷入僵局，在军队数量、解放区问题和受降等问题上，双方发生重大分歧。毛泽东和周恩来彻夜不眠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再作战略性让步，撤除南方8个解放区，减少军队数量。此举彰显了共产党追求和平的决心，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毛泽东又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三楼的电台指挥了山西上党战役，歼灭了国民党5万多军队，在谈判桌上增加了很有分量的砝码。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习惯上称呼的《双十协定》。而实际上，双方并未完全达成协定，因此以“纪要”的形式发表，明确写明双方达成一致的、具有小分歧的、有原则分歧的问题，希望以这样的形式把谈判情况公之于众，能够争取到更广大人民的支持。正是毛泽东的正确策略，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赢得了后来进行解放战争的政治基础。

    经济上巨大的生产力

    西方一些战略家早就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像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陆上、海上进行血与火的拼杀，军事实力的强盛将在作战中起决定作用。美国的杰克·安德森和戴尔·尼阿塔在《华盛顿邮报》上刊文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一场经济战”，而在这场表面稳定而内在剧烈的持久的经济战中，美国正走向失败，其主要对手是日本。日本人运用巧妙的经济智谋，以大量的经济投资，造成美国经济困境得到缓解的假象，使美国人“只想向外国人借款，不想进行改革，不愿勒紧裤带”，上上下下失去机遇，“劳动大军变得懒惰”。日本的投资者现在已为美国的预算提供了30％的资金，这个比例正在不断增加，以此作武器，就可牢牢控制华盛顿，美国一旦不听使唤，做出有悖于日本利益的事情来，日本就可通过损失的价值，而造成美国不能自拔的经济危机。用经济战取得军事力量所无法取代的作用。

    这说明，政治竞争和军事竞争，说到底是一种经济竞争。当然，这三者之间也有着各不相同的特色。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竞争围绕着权力，经济竞争围绕着物质利益，而军事竞争无不与鲜血和生命所构成的力量密不可分。

    事实上，古往今来，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还是个体经济或经济集团的兴旺，都依赖经济智谋的正确。

    美国纽约的华尔街一直是世界金融中心，在那里博弈的人如果不讲点智谋就不可能立足。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刀光剑影的纽约华尔街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那里有个著名的美国银行家贾尼尼经营着一个名叫意大利的连锁银行。1928年夏天，正当积劳成疾的贾尼尼在风光旖旎的家乡意大利米兰休养时，突然有消息传来说：贾尼尼的控股公司纽约意大利银行的股票暴跌50％，加州意大利银行的股票亦出现36％的跌幅。得知消息后，贾尼尼大吃一惊，心急火燎地赶回美国。

    贾尼尼一回到纽约就急不可耐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阴沉着脸火爆地大声质问憔悴不堪的儿子玛利欧：“股价如此暴跌，一定有人在背后捣鬼，到底是谁？”一旁的律师吉姆·巴西加尔赶忙替玛利欧回答道：“股价暴跌是由摩根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引起的，他们认为意大利银行涉嫌垄断，逼我们卖掉银行51％的股份。”原来，意大利银行收购旧金山自由银行之后，金融巨头摩根怀疑贾尼尼野心勃勃要控制全美国的银行业，因此招来了联邦储备银行的干预。对此，玛利欧主张卖出意大利银行的一部分资产，然后再买回公开上市的股票，从而使意大利银行由上市的公众持股公司变成不上市的内部持股公司，脱离华尔街的股票市场。其他的董事也都认为玛利欧所说的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意大利银行。但是，他们达到的一致意见却遭到贾尼尼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这一策略不无可取之处，但未免太消极。

    大家都沉默了，用征询的目光看着贾尼尼，因为他们对贾尼尼善于出奇制胜的才能一点也不怀疑。然而，贾尼尼却说出一番使大家更吃惊的话：“再过两年我就进入花甲之年了，而且身体也渐渐支持不住了，我要辞去意大利银行总裁的职务。”此话一出，令在场的人都大为吃惊，因为他们都明白贾尼尼是说到做到的人，绝不会反悔的。于是玛利欧迫不及待地劝说：“爸爸，我们焦急地盼望您回来，不是想听您说这句话的。您呕心沥血一手建造起来的意大利银行，如今正处于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我们需要您带我们一起渡过这个难关！”贾尼尼放声大笑起来，他挥动着拳头说：“我绝不会让意大利银行倒下的！”大家的情绪立即激昂起来，他们心里明白，贾尼尼已经有了好对策。

    贾尼尼接着说：“不但如此，我还要设立一个比意大利银行大好几倍的控股公司！我之所以辞职，就是要以个人的身份去游说总统和财政部长，促使他们制定一条新的法令，使商业银行的全国分行网络合法化。”玛利欧却泄气地说：“等您说服他们颁布新法令，意大利银行早就完了！”贾尼尼瞪了他一眼，似乎是责备儿子怎么这么没志气：“当然，我去游说一方面是争取合法化，另一方面也是一条缓兵之计。我们不仅不能让意大利银行倒下，而且还要设立比意大利银行还大几倍的全国性的巨型控股公司，发展出一个以原始银行业务为支柱的民办最大的商业银行。”贾尼尼这种高瞻远瞩的气魄，使大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的金蝉脱壳决策一致表示赞同。

    于是，玛利欧等人很快就到德拉瓦注册成立了一家新公司——泛美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最大股东就是意大利银行。但由于它的股票分散在大量的小股东手里，因而外人很难再怀疑它有垄断嫌疑。他们再以这家公司的名义，把别人控制下正在暴跌的意大利银行的股票低价买进，这样一来，便挫败了摩根等人欲置意大利银行于死地的阴谋。意大利银行不仅没有垮下，而且越来越发展壮大。后来它甚至还吞并了美洲银行，并将各分行全部改名为美国商业银行。贾尼尼担任美国商业银行这个全美第一大商业银行的总裁，成为改写美国金融历史的巨人之一。

    被称为美国企业界的“民族英雄”和“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企业家”的李雅科卡，开始就业于福特汽车公司销售部，任低级销售员。在1956年福特汽车公司滞销的情况下，他提出了分期付款的好主意，即凡买一部新车的顾客首期可只付车价的20％，余额分3年付清。这一招使福特公司多卖了7．5万部新车，一改旧观。在他任福特分部总经理时，从橄榄球教练那里悟到“整体作战”才是成功之道，于是，他组织了一批聪明能干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每周聚会一次，这种聚会使他们摸出了吸引顾客的汽车必须具有款式佳、性能好、价钱低的特点。他们利用已有部件，只改变设计和外形，推出了野马新车。上市第一周，就有400多万人去过福特的代理店，第一年就卖了4181812部，头两年创利润11亿美元。紧接着又推出“美洲豹”超豪华车和“侯爵”型大型豪华车，并以富有戏剧性的方式举行揭幕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每辆车赢利达2000美元，仅从林肯分部就赚了近10亿美元。在他1970年出任福特公司总裁之后，先后实行了“降低成本”计划和“抛掉一切赔钱货”的战略，都取得了成功。他1978年因“功高盖主”被解职后，受聘出任一个季度就亏损1．6亿美元的克莱斯勒公司的总裁，他以新的租赁办法和世界上第一个能提供5年或5000英里保险期数的胆略，一举改变了销售局面。后来又在3年之中刷掉了35个副总裁，改变了原来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以新的人才政策增加了公司的内聚力，使克莱斯勒公司飞黄腾达。

    在当今世界，“商场如战场”、“竞争即战争”。经济竞争，虽不见刀光剑影，但实际上是一个互不相让、优胜劣汰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如果能正确运用智谋，则能无往而不利。

    一是谋定后战。预知形势的发展，定下正确的决心，是军事家和企业家的共同之处。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人们不能冒险而行之。这种无利不动，不胜不用兵，注重实效的思想，对科学经营决策，很有指导和借鉴作用。我们在经济领域中，必须采取慎重的原则，不然，不仅不会带来利益，反而还会成果尽失。1950年，李嘉诚集资50000元港币办了一个小工厂——长江塑胶厂。他从国际市场信息中得知，塑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兴产品，具有价廉、耐用等特点，比木材、金属潜力大、前景广。于是，当机立断，亲自飞往意大利进行现场考察，向技术工人请教塑胶的制模、调色和配搭枝叶的特技，回港后马上进行仿制，精工制作。由于产品质地优良，外观美丽，定价比意大利产品便宜一半，于是各国订单如潮水般涌来，李嘉诚一时有“塑胶大王”的美称，然而李嘉诚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深思熟虑，时刻观察动向。60年代初期，他看到香港已经逐步从传统的转口商埠，变成现代化的城市，集金融、贸易、航运和旅游于一体，生产建设带动了各个行业，而每一个行业都需要房屋，而当时香港政府又在推行高地价、高房租政策，房地产业势必大兴旺。于是，李嘉诚倾其全部财产，从塑胶业毅然转到房地产开发上，仅仅十年的时间，李嘉诚就成为了香港最大的业主。

    二是知己知彼。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百战不殆”，就必须正确地把握好“知己”与“知彼”，并能落实运用到竞争中。如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开幕前夕，美国的洛杉矶市爆发了一场胶卷大战。日本的“富士”，为了占据奥运会专用品领地，向美国的“柯达”发动了猛烈攻势。美国的胶卷大王——“柯达”，本来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按常规被选为专用品必定无疑。但是柯达公司的经营者自信“柯达”声誉，舍不得花400万美元的赞助费。而“富士”得此信息，在奥运会会务组主任尤伯罗斯面前，一再表示要提高赞助费，最后愿出700万美元的赞助。尤伯罗斯本想争取“柯达”，此时却不得不与“富士”签约，批准“富士”胶卷作为奥运会的专用胶卷。眼看着几十万个“富士”胶卷换上了印有“奥运会专用胶卷”字样的包装，柯达公司十分恼怒，拨出了1000万美元大做广告，撤掉了原营业部经理和广告部主任，并给800名美国运动员每人一架柯达相机，以图挽回损失，东山再起。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柯达”由优势转为劣势，直至败北，究其原因在于盲目自信，没有在自己的经营中做到既“知己”又“知彼”，结果坐失良机。而“富士”由劣势转为优势，直至取胜，在于“知彼知己”，在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以极大的努力去争取，特别是能准确地了解和抓住彼方的闪失，乘机进攻，一举获胜。

    三是出奇制胜。在经济领域中，出奇制胜的核心是开拓创新，不拘泥于常规俗套。如澳大利亚一家报纸用1／2版面刊登了一则“西铁城”手表的广告，没有一句诸如“款式新颖、走时准确”之类的言辞，只宣布了一则令人惊讶的消息：某天某时某刻，西铁城钟表公司将用直升飞机在堪培拉某广场空投西铁城手表若干，谁拾到就归谁。这一天到了，人们半信半疑地从广场的各个方位聚集而来，翘首以待。直升飞机如期而至，数以万计的西铁城手表从天而降……从几百米高空扔下的手表仍走时准确。西铁城以这种奇特的方式证明了自己品质的优异。

    四是兵不厌诈。兵不厌诈的意思是用兵作战必须使用欺骗和诡诈。而经济领域斗争的激烈程度与战场相比不遑多让，也必须使用欺诈才能以小的代价获得大的利益。美国的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在台湾市场上的争夺就是运用了“诡诈”。多年前美国的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先后在台湾市场上市，可口可乐由台湾汽水厂代理，百事可乐则由康禾食品公司代理。可口可乐因为先于百事可乐来台设厂，所以给一般消费者较深的印象，上市之初，即出尽风头。百事可乐面对已经具有市场基础的对手；行销很是艰辛。百事可乐的行销策略以及销售推广活动，虽较富于机动性，但是始终无法超越可口可乐全球性的优势，因此一直屈居下风，被动的劣势似乎无力扭转。可口可乐在“只有可口可乐，才是真正可乐”的口号下，乘胜追击，大有逼迫百事可乐鸣金收兵的气势。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形势，百事可乐的代理商认为正面攻击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于是决定改变市场战略。而要改变市场战略，绝不能让对手察觉，否则将前功尽弃。为此，百事可乐代理商采取“兵不厌诈”的策略，表面上，他们继续与对手争夺市场，而实际上却在开辟另一个饮料市场。在极端机密、周详的计划下，第二年春天，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推出了“华年达”。由于华年达饮料整体行销策略比较完善，所以上市之后，深受消费者欢迎。当年夏天即十分畅销。反观可口可乐，因陶醉于可乐战的胜利，没有察觉对手市场战略的改变，对新产品的开发缺乏积极进取精神，待华年达上市后，方匆忙应战，他们于8月份上市的“万达”，声势上已经落后华年达一大截。就这样，百事可乐在台湾市场上占得了一席之地。

    五是上智为间。商战和兵战一样，都是决定事业兴衰存亡的激烈竞争，都受优胜劣汰法则的支配。经济情报与军事情报同样重要，它直接关系着商战的成败得失。在这方面，日本人显然走在了其他国家商人的前面。比如，日本的摩托车业就是靠盗窃商业情报发家的。上世纪70年代，日本从全国各地小厂里选出200多名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到世界各地搜集有关技术情报。每到一个工厂，就向厂主说：“我们日本要发展摩托车，有可能请您设计，也可能向贵厂订购产品。不过，请您先介绍一下贵厂摩托车的优点，并让我把样品带回去，我再说服我的上司。”这些厂商信以为真，当然十分高兴，毫无保留地把最先进的技术告诉了他们，有的厂商还让日本人参观车间、实验室。日本人把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还买了样品带回去。这样，一年内几个小组走访了全球80多个工厂，买回100多辆样车。日本人把样车逐一解剖研究，集中其优点，重新进行设计，并建立了自己的新厂。1972年，一种耐用、轻便、省油、便宜的摩托车问世了，全过程只花了两年时间。等到国外那些摩托车厂商醒悟过来，已是追悔莫及了。

    无数事实说明，智谋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各个企业的经营之道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一个精明的经济学家或企业家，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智谋，才能战而胜之，立于不败之地。

    军事上无形的战斗力

    军事领域，是充满着恐怖和牺牲的危险而复杂的领域。一部残酷的军事史，可以说既是军事实力和民心、民力的较量史，同时也是智慧智谋的搏杀史。

    军事领域是智谋的发源地之一。智谋的争斗，在军事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智谋是将帅头脑中的思维活动，是无形的东西。但它所起的作用，常是有形的兵力无法与之相比的。真可谓“四两拨千斤，一谋顶万兵”、“一人握毫之力能胜万人操枪之勇”。

    管仲的“鹿之谋”即是“一谋顶万兵”的典型例子。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实力大增，征服了许多割据一方的诸侯国。后来，只剩下楚国不听齐国的号令了，而齐国若要成为中原霸主就得征服楚国。当时，齐国有好几位大将军纷纷向齐桓公请战，要求率重兵去攻打楚国。而担任相国的管仲却连连摇头。向激动的大将军们说：“齐楚交战，旗鼓相当，必然两败俱伤。战争将用完齐国辛辛苦苦积蓄下的粮草，更何况，战争打起来，齐楚两国几万人将成为尸骨！”大将军们哑口无言，管仲却不慌不忙，带领许多人看炼铜去了。过了一段时间，管仲派一百多名商人到楚国去购鹿。当时的鹿仅楚国才有，但人们只把鹿作为一般的可食动物，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买一头。管仲派的商人，在楚国到处扬言：“齐桓公好鹿，不惜重金。”齐商人开始购鹿，三枚铜币一头。过了十天，加价为五枚铜币一头。楚成王和大臣闻知此事后，非常兴奋。他们认为繁荣昌盛的齐国即将遭殃，因为十年前卫国的国王好鹤而把国亡了，齐桓公好鹿正蹈其覆辙。他们在宫殿里大吃大喝，等待齐国大伤元气，好坐得天下。管仲却在不久后又把鹿的价钱提高到四十枚铜币一头。楚人见一头鹿的价钱与千斤粮食相同，不再种田，纷纷制作猎具，奔往深山去捕鹿，连楚国官兵也陆续将兵器换成猎具，偷偷上山了。一年的时间内，楚地粮食荒芜，铜币却堆成了山。楚人想用铜币去买粮食，却无处可买。管仲早已发出号令，禁止各诸侯国与楚通商。这么一来，楚军人饥马瘦，大丧战斗力。管仲见时机已到，集合各路诸侯大军，浩浩荡荡，开往楚境，楚成王内外交困，只得求和，同意称臣。管仲不发一箭，就制服了本来很强大的楚国，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为东周列国赢得了一个安定的时期。

    乐毅攻齐功败垂成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前315年，燕国因争夺王位发生内乱。次年，强大的齐国趁机进攻弱小的燕国，仅50天内就占领了燕国都城蓟(今北京城西南)，杀了燕王。由于燕国民众奋起反抗，齐军被迫撤退。从此，燕齐矛盾日益尖锐。公元前312年，燕昭王即位后，积极准备报齐破国之仇。他广招贤士，改革政治，发展生产，加强国防，并与秦、赵、韩、楚、魏等国结成攻齐联盟。公元前284年，燕昭王认为攻齐条件已经成熟，便命乐毅为上将军，统率燕、秦、韩、赵、楚、魏6国军队攻齐。济西(今山东高唐、聊城一带)一战，齐军大败，只得退守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北)。乐毅看到齐军主力被歼，便乘胜攻占了临淄。这时，乐毅一面休整军队，申明军纪，禁止掳掠，一面展开争取人心的工作，如用官爵和封地笼络上层人物归附，减轻赋税，废除齐王的残暴法令，因而很快收到了“齐民喜悦”的效果。经过这些工作后，乐毅决定分兵取齐国全部领土。燕军在乐毅指挥下，仅半年时间，就先后攻占齐国70余城，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被攻下。正当燕军围困莒和即墨的关键时刻，燕昭王去世，惠王继位。齐将田单知道惠王做太子时与乐毅不合，便施离间计，说乐毅想在齐国为王。新立的燕惠王听信谗言，解除了乐毅的兵权。乐毅的去职，不仅使田单少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也使燕军将士愤愤不平，军心离散。田单坚守即墨，故意扬言：齐最怕燕人把俘虏的鼻子割掉，配置在他们攻击部队的先头。那样即墨城里的人就畏敌怯战，城池就难保。燕军听信了这话，就照着办了。即墨城中的齐国军民看到敌人割了战俘的鼻子，异常愤怒，死守不屈。接着，田单又派出间谍向燕军放风说：我最怕燕人挖掘即墨城外的坟墓，那会令人伤心沮丧。燕军闻讯，又挖开齐人的坟墓，烧尸示众。齐国军民从城头上看到这番情景，恸哭流涕，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与燕军决一死战，报仇雪恨。田单见火候到了，准备大举反攻。他先以种种方法示弱以懈怠燕军，又用火牛阵破敌，然后乘胜追击，收复全部失地。

    楚汉相争中，刘邦的弱而取胜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公元前204年，楚汉战争仍然是项羽强刘邦弱的形势。刘邦问陈平：天下大乱，什么时候能安定呢？陈平建议：项羽手下有本事的忠臣不过是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这几个人。大王可多拿出黄金收买项羽军中人员，叫他们宣扬：大将钟离昧等随项王多年，功劳很大，可是得不到分封王侯，他们准备与刘邦合谋灭掉项王，分封土地，各自称王。项羽听到这些言语，果真不信任钟离昧等将士了。项羽怀疑部下，便派使者去刘邦营中探听真假，刘邦预备了丰盛的筵席。可他见了项羽的使者，一边故作惊讶地说，我以为是范增大夫的使者；一边命令撤去筵席，换上粗菜淡饭。使者回去报告了项羽，使项对范增猜疑心增大，再也不听从他的计谋了。范增气愤之下，辞官还乡，因背上毒疮发作死于途中。由于项羽中计，听信谣言，谋士勇将得不到重用，有的甚至叛离了他，致使他兵败垓下，数万大军仅剩28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尚不明白自己智谋上的失败。还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最后自刎于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

    李渊在太原起兵前，刘文静对李世民说：“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隋炀帝)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山泽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他分析当时形势，认为只要“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顿足定也。”他指出，这样做的条件是具备的，“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刘文静之计，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李渊在太原起兵，而且以后李渊入主关中，建立大唐王朝，也是以此作为战略的。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谋士们的智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有三次最为著名：第一次，谋臣冯国用等向朱元璋面陈夺取天下之计，认为“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顿足定也”。指出朱元璋将金陵定为根据地，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流寇主义”而导致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来朱元璋东讨西征，就得益于有了这块比较牢靠的根据地。第二次，谋士朱升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此招避免了树大招风、被人群起而攻的局面，暗中发展实力，藏锋不露，后发制人。第三次，刘基为朱元璋提出了“先陈后张”的重大对策。当时，朱元璋的地盘仍仅有“江东数郡而已”，“陈友谅据上游、张士诚吾腹心之患，一有警报，首先牵制，吾居中应之，实为艰难”。两面作战为实力所不允许，且从斗争策略上讲亦不精明。那么，是先向西攻击陈友谅，还是先向东消灭张士诚呢？刘基精辟地分析道：“(张)士诚自守虏，不足虑。(陈)友谅……地居上游，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刘基分析陈、张战略态势，认定如先伐张，则陈将袭其后，将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若先攻陈，张士诚目光短浅，会苟安而不出兵救援。朱元璋采用了刘基“先陈后张，先南后北”的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前面我们曾提到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策略，事实上毛泽东高超的智谋艺术，不仅表现在科学审势，而且表现在科学审势基础上的巧妙造势，即在总体的劣势中，人工地造成局部的军事优势，相机消灭敌人。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巧妙造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乘敌之隙，创造于我有利之势。毛泽东指出，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利用敌人的错误，而且要有意造成敌人的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造成于我有利之势。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军的五大弱点：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和包围多歼灭少，并牢牢抓住这五个方面，反其道而作之领导全党放手发动群众，在敌占区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和游击区，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打击敌人，在总体的劣势中创造了许多局部的优势。

    二是善于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在作战形式方面造成于我有利之势。毛泽东针对敌人的特点，坚持以运动战为主。敌处运动之中，常易兵力分散，首尾不顾，无险可守，增援不及，我军可相机突然包围，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我军另一拿手好戏，便是游击战，这是敌人防不胜防最感头痛的战法。游击队扎根于群众之中，易聚易散，机动灵活，熟悉地形，神出鬼没。对于分散小股之敌，对于麻痹松懈之敌，随时可将其消灭。这样，在具体作战形式上，我军便从劣势变成了优势。

    三是善于灵活运用兵力，每战集中兵力打敌小部，在局部造成以多胜少的优势。毛泽东强调：“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毛泽东善于判断敌情，料敌如神；他善于捕捉战机，恰到好处；他熟悉部队的特点，用其所长，因而在战略劣势中创造出许多局部优势的神奇话剧。毛泽东最常用亦是最精彩的指导原则，就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以多胜少，速战速决。这样，虽然在战略全局上我军处于劣势，但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却犹如几个大汉打一个强盗，一举而取胜。

    四是善于发动群众，创造战争后备力量的优势。战争之初，我之军力财力等现实力量处于劣势，而且军力财力等后备力量也处于劣势。毛泽东认为，要转变敌优我劣的状况，就要下大气力将我军后备力量的劣势尽快变为优势，其方法就是实行正确的政治动员，放手发动群众。发动了全国的老百姓，兵员的补充不成问题，财政困难也可以克服。这一策略的成功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弥补了武器装备之不足的劣势，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军之后备力量的优势，逐步转变为战胜敌人的现实力量的优势。这种军事上的斗争策略，使我军在非常弱小的情况下不但抗击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破坏，而且还使敌后战场发挥了抗日战争主战场的重要作用。同时，这种军事上的斗争策略也使红军很快走向壮大，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希特勒德国决心与苏联一战，但在1939年进攻波兰前，德国还是想方设法利用英法绥靖主义者不能与苏联真诚谈判以建立集体防御体系的弱点，在最终进攻波兰前，与苏联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此后在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后，德苏双方第四次瓜分了波兰。之后，虽然双方都认为彼此之间必有一仗，但苏军却因为种种原因在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之时，仍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今天人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认为，苏联的错误不仅在于没有听取各方面传来的关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准确开战日期，还在于没有在共同瓜分波兰后采取正确的军事部署。有人指出，苏军应该只在实际分界线100公里内设立警戒哨，如距离分界线200～300公里处的山地、森林、荒漠，虚设大批军营、坦克、战机、物资基地，以诱惑德军；将主力和军需全部分散并隐藏于德军空袭航程之外。这样，从德军发动闪击战到接近苏军主力时，其飞机必须返航、汽车坦克必须加油、士兵暂时疲劳困乏；而苏军已经摸清敌情，并将主力集结准备完毕，此时此地反击，可一举打垮德军。此乃孙膑兵法之“让威”，即后发制人。但遗憾的是，苏军却把主力和军需布置在了德军飞机和坦克的直接范围内，因此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苏联就损失飞机1200架；一个月内，就损失了大批训练有素的精兵和大量军需物资。所以说，苏军失利在于未在空间上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德军之所以有后来的莫斯科城下的惨败，却在于未在时间上留有余地。因为德军若想不受制于苏联冬季恶劣的天气，就必须在阳春季节发动闪击战，而把天气最佳的夏季用来收尾。然而，德军偏偏选择6月22日(夏至日)开始这场战争，不料被苏联那年提前到来的秋雨和严冬所阻滞，最后被习惯于严冬的苏军击败。所以说，德军失败在未在时间上留有余地。

    正因为智谋在军事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古往今来的军事将领，无不终身致力于军事智谋的研究。智谋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孙子·谋攻篇》讲得极为深刻：“故上兵伐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故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就是说，上策是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使敌人屈服而不用硬战，夺敌人城邑而不用硬攻，灭敌人国家而不需持久，一定要使用全胜的智谋，使敌人完全降服来胜于天下，军队不受挫折而能完满地取得胜利，这就是用智谋进攻的法则。

    《准南子·兵略训》有言：“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胜愚，势俟则有数者擒无数。”即：政治条件一样，则兵多的战胜兵少的；军事力量相等，则明智的战胜愚蠢的；战场态势相同，则有谋的战胜无谋的。用《兵境·吴子》的话说：“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官兵的勇怯，有赖于计谋的高低，部队的强弱，有赖于所处态势的好坏。计谋成功，态势有利，怯懦的人也会变得勇敢；计谋失败，态势失利，勇敢的人也会变得怯懦。

    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高超的智慧兼普通的勇气比出众的勇气兼普通智慧有更大的作用。”

    外交上灵活的多变力

    高明的外交智谋，对朋友和中立者，可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其帮助自己。对敌人可产生巨大的威慑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就是一例。当美苏称霸之时，这一理论及时把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并努力争取第二世界的广大国家，形成了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既打破了美苏争霸、瓜分世界的阴谋，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高明的外交智谋，能取得别的领域斗争中所不能取得的胜利。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论国力、军力，日本都难与俄国匹敌。可日本在战前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建立了英日同盟，并取得了法、德、美等国家的援助，使俄国从欧美获得资金和经济援助的渠道受到了极大限制。战争开始后，通过各种手段使俄国政府内外难顾，最终促成了俄国的失败和日本的胜利。

    《三国演义》第六十回中刘备对张松的攻心外交，也可谓经典之作。夺取西川，是刘备的既定方针和基本战略目标。但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欲取西川，必须先获取西川地理图本，以便详细了解西川的复杂地形。正当刘备准备进兵西川时，益州别驾张松来了。张松是奉刘璋之命携带金珠锦绮为进献之物前往许都的，任务是联结曹操，共治张鲁。行前，张松还有一个打算，随身暗藏画好的西川地理图本，准备到许都相机而行，“献西川州郡与曹操”。张松的行迹，诸葛亮早派人随时打听；张松此次途经荆州，是因为曹操极为骄横，怠慢了他，而他来时在刘璋面前曾夸过海口，这会儿怏怏空回，恐被人所笑。“闻荆州刘玄德仁义远播久矣”，所以特取道荆州，想看看刘备究竟何等人物，再作定夺。刘备等欢迎张松的规格是很高的，张松由许都转赴荆州，才行至郢州界口，便受到大将赵子龙的热情接待；来到荆州馆驿时，关云长又带领人马在门前恭候；到达荆州城下时，玄德领着伏龙、凤雏亲自出城迎接，遥见张松，刘备先下马等候。见面后，遂上马并辔入城；至府堂坐下，即设宴款待。在交谈时刘备又控制住急不可耐取西川的心情，“只说闲话，并不提起西川之事”。张松以言挑之，说刘备“乃汉室宗亲，仁义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据州郡，便代正统而居帝位，亦非份外”。刘备仍然不露声色，一连留张松饮宴三日，并不提川中之事。直到张松辞去，刘备于十里长亭设宴送行，也只是诉别情，掉眼泪。如此这般，把张松感动得五体投地，终于主动劝说刘备先取西川为基，然后再图汉中，收取中原。这时刘备才以求教的口吻问张松：“蜀道崎岖，千山万水，车不能方轨，马不能联辔，虽欲取之，用何良策？”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张松随即从袖中取出西川之图，献给了刘备。应当承认，从张松手中得到西川图，是刘备、孔明先予后取兼模糊外交的胜利。如果刘备见张松之后开口便提如何取西川，或酒过三巡便索要西川地图，那么刘备的形象必然会在张松心目中黯然失色，陡然渺小起来，张松在荆州就会倍加警惕，左右权衡。即使刘备硬逼强抢，得到的也只是一张“死地图”，而张松、法正等一批西川人才就难为刘备所用，甚至陡增对抗。

    高明的外交智谋能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

    春秋时期，楚国的势力日趋强大，国王和群臣依靠国力的强盛，非常骄横，根本不把比自己弱小的国家放在眼里。一次，齐相晏婴出使到楚国。楚王对群臣说：“晏子的个子太矮，可是名气却很大，这次他来，我们一定要戏弄他一番。”于是就在大门的旁边开设了一个小门，让晏子从小门进宫。晏子明白楚王的用心，拒绝从小门进宫，并从容镇静地说：“我们齐国出使到狗国的人才从狗门进，现在我出使到楚国，不该从这个门进。”楚王被弄得无言以对，只好改换了道路，让他从大门进宫。晏子拜见楚王，楚王又傲慢地说：“怎么齐国没人了吗？”晏子知道这又是在讥讽他，立刻回答说：“我们齐国有的是人，如果人人把袖子张开，就能遮天蔽日；如果人人洒下一滴汗，就如同下雨一般。在我们齐国的大道上，人多得肩并着肩，行人脚尖碰着脚跟，怎么能说没有人呢？”楚王接着说：“既然如此，那么齐国为什么要派遣你这样的人出使呢？”晏子道：“齐国派遣使臣有个规矩，他们当中贤明的人，国家就派他出使到君主非常贤明的国家；不贤明的人，国家就派他出使到君主不贤明的国家。我晏婴是个愚钝不贤明的人，所以最适合出使到楚国啦。”楚王听到这里面红耳赤，只好赔着笑脸应酬着。正谈着，忽见武士们绑着一个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问：“这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武士回答说：“他是齐国人，是个十恶不赦的惯盗。”这时楚王得意地看着晏子说：“齐国人都是善于偷东西的吗？”晏子离开了座位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曾听说过这样的事，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就是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北就是枳树，它们只是树叶相像，果实味道却不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是生长在水上不一样啊。树是这样，人也是这样。生长在我们齐国的人都不偷东西，一旦到了楚国就学会了偷东西，莫非楚国的水土使人善于偷东西吗？”楚王听了无言以对，只对笑着说：“您真是名不虚传善于言辞呀！看来是不能同圣人开玩笑的，我这真是自讨没趣，先生千万不要介意。”由于他口才好，更重要的是他高明的智谋智慧。晏子是代表国家出使的，侮辱他即是对齐国的玷污，因而，晏子维护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人格与尊严，而且是维护齐国的国格与尊严。像这种不辱使命，在外交斗争中以智谋智慧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尊严，提高本国的威望的事例，历史上数不胜数。

    高明的外交智谋，可以使国家免遭战祸。公元前628年，秦穆公任用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军东进，企图对郑国发起突然袭击。郑国有个牛贩子叫弦高，他赶了300多头牛到洛阳去卖。走到黎阳津，弦高从一个由秦国来的老朋友嘴里得知，秦国要派兵进攻郑国，预定农历12月出发，不久就要到了。弦高是个忠君爱国的志士，为替国家排难解危，他急中生智，做出两手准备：一面派人星夜回郑国向国君报告，一面假扮成国君的使臣，挑选了20头肥牛，迎着秦军而去。走到滑国的延津，与秦军相遇。弦高按照使臣的礼节见秦军主将孟明视说：我们国君听说三位将军率领部队来，特意准备了一点薄礼，派我前来迎接和慰劳你们。因为我国处于几个强国之间，不断遭受外来侵略，所以厉兵秣马，边防将士常备不懈，枕戈待旦，你们见了这些情况不要介意。孟明视听罢，大吃一惊。他觉得自己的人马劳师远袭，是为着攻其不备，既然郑国已经知道了这一行动，又做了周密的战争准备，现在我们攻打有准备的对手，很难取胜。于是秦军改变了计划，顺手在滑国“抓”了一把，便撤军回国，向秦穆公交差去了。

    据《三国演义》第五十八回所记，赤壁之战后，曹操担心刘备羽翼丰满，难以控制。为了扼杀刘备于取西川之前，以图天下。他采纳治书侍御史陈群的意见，欲起兵30万，先攻江东，径取江南，再平荆州。孙权得到消息，急教鲁肃发书到荆州，邀刘备同力拒操。孔明看完信说：“也不消动江南之兵，也不消动荆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觑东南。”果然，此后曹军始终未至。原来，孔明得知操刚杀了征南将军马腾，而马腾之子马超尚领着西凉之兵。马超同曹操有杀父之仇，切齿之恨。“而曹操平生所虑者，乃西凉之兵也”。孔明了解到这对矛盾，就此机会，让刘备给马超写信，唆使马超兴兵入关为父报仇。马超起兵，一举夺下长安；曹操见长安失去，哪还顾得上南征！

    高明的外交智谋，甚至能化敌为友，使国家绝处逢生。如公元前630年，秦晋合兵攻郑。郑国弱小，曾与楚国结盟，但在秦晋两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楚不敢出兵相救，在秦晋兵临城下，郑国陷入危机之时，郑文公选派能言善辩的烛之武去说服秦国退兵。当时，秦军驻扎城东，晋军安营城西，两军虽合兵攻城，但都各不相顾。于是，烛之武趁着夜暗缒下城墙，直奔秦军的营门前放声大哭。秦穆公听说此事，让部下捉来盘问：“你是什么人？”“我叫烛之武。”“为何大哭？”“我哭俺郑国快要灭亡了。”“那你为什么在我军营门前哭？”“老臣哭郑，也哭秦。因为俺郑国灭亡已在所难免，并不可惜。可惜的是秦国呀！”接着烛之武分析说，秦晋合兵攻郑，就是胜利了，对于秦国也是无益而有损。因为秦国在晋国的西面，与郑国相隔千里，所以你们无法跳过晋来占领郑国的一寸土地。而郑国和晋国相连，胜利后领土利益必然全部归晋。你们两国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可是晋国若得到郑国地盘，力量就会大大地超过你们，且晋国历来言而无信。这些年他们大力扩军备战，日益兼并。今日拓地于东灭郑，它日必然会拓地于西攻秦。而且您曾经给过晋君恩惠了，晋惠公虽答应给您焦、瑕二城，可是他早上渡过黄河，而晚上就在那里构筑工事了，这是您所知道的。那晋国有什么满足的呢？秦穆公听了这番话如梦方醒，就接受了郑国愿做未来的“东道主”条件，马上背晋而结盟于郑，除留下3员大将领兵2000帮助郑国守城外，秦穆公带领主力悄悄地班师回国了。晋军知道后，非常生气，自觉孤掌难鸣，也只好撤兵回国去了。

    春秋时期，同样是这个郑国，由于子产提出的“折冲樽俎”战略，“能事大以礼，而不苟徇其欲”，向晋国纳税但又敢“坏晋馆之垣”，使“晋楚皆严殚之”。从而使国弱兵寡的小小郑国在诸侯争霸、相互吞并的弱肉强食时代，几十年免受外患、吞并之灾，这无疑是郑国在外交上的成功。秦国运用外交斗争，不仅保护了本国的安全，而且采取“远交近攻”的智谋先后灭亡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东汉的班超在上疏汉明帝时写道：“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他借西域之兵，用西域之粮，以制西域之变，在31年中成功地使西域50余国向汉朝称臣纳贡，发展了同他们的友好关系，制止了匈奴的南侵，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智谋在外交上的成功，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强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吴杀了关羽，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亲率70万大军东下伐吴。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孙权以交为谋，先后两次作外交上的努力。孙权先是向刘备“上表求和”，承认有过，“悔之不及”，“愿送归夫人，缚还降将，并将荆州仍旧交还，永结盟好，共灭曹丕，以正篡逆之罪”。但这次外交没达到预期效果，刘备仍怒不可止，宣称：“东吴杀羽之仇：不共戴天！欲朕罢兵，除死方休！”随即，孙权把求援之手，伸向许都。向曹丕“写表称臣”，令中大夫赵咨为使，赶往许昌。赵咨不辱君命，曹丕降诏册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孙权向曹丕称臣，实质是“以交争时”，以屈为伸；“以交造势”，在曹、孙、刘的三角斗争中寻求平衡，减小北面压力，集中精力对付西蜀。以后情况的发展证明，孙权外交上的灵活，的确保证了这种战略的实施。

    高明的外交智谋，还能“以交为间，知彼知己”。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也无论军事部门、经济机构，每天都需要信息作为决策的基础，而“以交为间”就是派专人以使者的身份，以交际为方法，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取情报，知彼知己。《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中，带着联吴抗曹使命出使江东的诸葛亮，在直接同江东文臣武将、决策人物、智囊班子的频频接触中，察言观色，耳闻目睹，唇枪舌剑，火力侦察，对江东谁个主和，谁个主战，谁为人杰，谁个迂腐，逐一了解。尤其是对孙权，“孔明致玄德之意毕，偷眼看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说。等他问时，用言语激之便了。’”孔明的这么一瞥，以及这次到江东同江东人物的接触，不仅对赤壁一战关系重大，而且对于战后孙刘联盟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又如第四十五回中的蒋干，“以一童相随，二仆驾舟”，过江为使。原意是借“与周郎同窗之契，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周瑜降曹”，却因周瑜智高一等，谋胜一筹，蒋干偷鸡不着，倒先蚀了一把米：抓了假情报，断送了两个水军都督。

    治国上稳定的控制力

    智谋，不仅在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中为制伏敌手、保存自己、取得战争胜利、夺取政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就是在天下安定后的治理国家、发展社会生产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也是因为他出众的智谋意识。在他初为国君的前三年中，他不理朝政，整日游手好闲。一天，大臣成公贾入朝劝谏，庄王说：“我禁止人们劝谏，你偏要来，为什么？”成公贾说：“臣不敢劝谏，只是来说个谜语。”庄王说：“你说吧。”成公贾说：“有只鸟站在南方的土山上，三年不动不飞也不鸣，这是什么鸟？”庄王回答说：“这只站在南方土山上的鸟之所以三年不飞，是想丰满羽翼；它之所以三年不鸣，是想借机观察形势。它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已经知道这谜语的含义了，你可以走了。”第二天，楚庄王上朝，重赏了成公贾，痛斥了那些平时只会逢迎拍马的人，并当即提拔了10个有才德的人，罢免了5个无能之辈。原来，在这三年里，楚庄王并不是一事无为，而是在仔细观察大臣们能力才干，细察孰忠孰奸。

    楚庄王留给后人的还有他智保绝缨将领的故事。楚庄王设宴款待群臣与众将领，席间，令所宠爱的美人劝酒。喝到黄昏时分，已是酒酣耳热之际，突然一阵狂风吹过，宴席上所有的灯烛都被吹灭了，大厅里一片漆黑。美人正在席间劝酒，黑暗中不知被谁拽住了衣袖，她拼命挣脱，但那人又不肯放手。众人之前又不便喊叫，她急中生智，一把拉断那个人系帽子的带子(冠缨)，那人急忙用手去保护自己的帽子，美人便乘机脱身来到楚庄王身边，向他哭诉被人调戏的经过，并说那个人的冠缨已被拉断，只要点上灯烛，检查一下便知是谁。楚庄王安慰她说：“请人家来喝酒，又把人家给灌醉了，酒后失礼是难免的。再说，我哪里能为了显示一个女人的贞节使士人受到污辱呢！”于是就在黑暗中大喊：“今天我邀大家来喝酒，要尽欢而散，谁的冠缨不断就是没喝足，再罚他三大碗！”群臣众将有100多人，为了讨楚王欢喜，纷纷把自己的帽缨扯断，并喝得烂醉。等灯烛重新点燃时，众人的冠缨都断了，就是美人自己想查调戏她的那个人，也无从下手了。事过三年之后，晋国与楚国开战。战场上有一位楚国武士奋勇当先，五次交兵，五次都是第一个冲杀在前，晋兵闻之丧胆，最后楚国大获全胜。楚庄王很赏识他的勇气，但又有点奇怪，问他：“我这个人德行并不怎么样，平常又没有特别厚待你，你打起仗来为什么如此拼命呢？”那位勇士答说，“末将该死。那次宴会上酒醉失礼，大王不但不治我的罪，还为我掩盖过失，我总想找个机会报答您。常想着，哪怕是肝脑涂地，也要用颈血溅敌一身。下臣就是三年前那天晚上被美人扯断冠缨的人。”正因为楚庄王的宽宏大量和驭众智谋，他的文臣武将都齐心协力，争相效命，这也是楚国得以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楚庄王在得力大臣们的辅佐下，很快就使国家富强起来。他于公元前606年率兵进逼周朝首都洛邑，问周鼎之轻重，使天下震惊。他又于公元前598年围攻郑国，迫使郑国投降。次年，楚军又大败晋军。其间。楚庄王还曾灭掉庸、舒等小国，击败过宋、陈等较大的国家。由于当时楚国在列国中最为强大，楚庄王成为诸侯的一代盟主，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西汉初年，谋臣陆贾与刘邦之间曾有一段对话。陆贾问刘邦何以取得天下，刘邦颇为自得地说：“乃主马上得之？”陆贾反问道：“马上得之，宁能马上治之乎？”陆贾的反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统治者在夺取天下之后能否还用打天下的那一套智谋来治理国家？能否像战争时期那样将主要智谋集中于政治军事斗争之上而忽视将主要精力与智谋用在发展社会生产之上？陆贾由此建议刘邦将注意力从“创业”转移到“守业”上来。刘邦接受陆贾建议，采取了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如果说陆贾之谋是由战争时期转向和平时期的治国智谋，那么类似赵普的“杯酒释兵权”之谋，则是封建社会天下平定后为确保“家天下”长治久安所不可缺少的。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后，对赵普说：“自唐李以来数十年，帝王凡十易姓，兵革不息，其何故也？”赵普对曰：“由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今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白安矣。”赵匡胤“心有灵犀一点通”，召集大臣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饮酒，席间威胁他们交出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从而免除了唐代以来藩镇拥兵自重导致内乱的局面。赵普的智谋，与那种为巩固自己天下、防止别人篡夺政权而赤裸裸地、大规模地杀戮功臣、夺其大权的做法，其目的是一致的，但手段实在是高明许多。

    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尽管当权者会采取一切手段来保持稳定和长治久安，但争夺政权的斗争与叛乱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此时治国智谋的高明对于国家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夺取政权之后，建成、元吉集团的党羽逃散长安周围地区，其在山东的亲信还拥有重兵，蠢蠢欲动，随时可以里应外合发动新的叛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全国是否发生骚乱及政局的稳定。尉迟敬德极力反对将建成、元吉党羽及其残余斩尽杀绝的做法，他对李世民说：“建成、元吉二位元凶，既已伏诛，若再罪及余党，杀人太多，就不利于安定天下了。”李世民接受其建议，采取安抚政策来消除集团余党的对抗情绪。一面下令禁止滥捕滥杀，一面又以唐高祖的名义下诏赦天下，说：“凶逆之罪，止在建成、元吉二人而已，其余党羽，一概不加追究。”赦令一公布，果然奏效，太子余党纷纷出来自首。世民提出，这些人都是为主人效命的忠义之士，并当场加以释放。由于李世民采取了“使不安者自安”的智谋，成功地消除了太子残余的武装力量，防止了可能发生的新的叛乱，稳定了局面，安定了天下。

    相反，智谋不当必然会引起国家的长期动乱。东汉末年曾爆发了危及东汉王朝统治的黄巾大起义，在各路诸侯将起义军镇压下去之后，董卓业已被诛；献帝虽小亦颇有胆识，朝中文武齐备，王允、吕布、马日磾、种拂、鲁馗、周奂、崔烈、王颀、朱儁等等各事其职，山东、西凉诸侯忠于汉室者也不在少数；几位将来的乱世枭雄也再无起兵的理由；这时李傕、郭汜、张济、樊稠上表求赦虽然遭拒，但也并无反心，而欲各自四散逃生。然而这时谋士贾诩却对他们说：“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缚君矣。不若诱集陕人并本部军马，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胜，走亦未迟。”听了此言，李催、郭汜起兵，天下再次大乱，吕布、曹操、袁绍等人得到机会再次兴兵，曹操更是得到天子，号令天下，东汉由此丧失中兴的契机。因此可以说，贾诩此言揭开了三国时代。真可谓一言乱邦，得罪天下。

    智谋对于治理地方也有着巨大的作用。韩裒以盗治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魏文帝时，韩裒任雍州刺史。此州盗贼很多。韩裒到任后，秘密查访了盗贼的情况，原来盗贼都是州里豪富人家的子弟。韩裒表面上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对那些人仍然以礼相待，对他们说：“本刺史是一介书生，哪里知道治盗贼的事，只有依赖诸位共同分担我的忧虑了。”于是将那些性情凶恶狡猾的少年全部召来，将他们都任命为捕盗首领，每人分片包干，有盗贼行窃而未抓获，就以故意放纵偷盗论处。那些被委以重任的纨绔子弟都惶惶不安，连忙检举说：前次的盗案实际上是某某干的。将作案人的姓名一一登记在本子上。韩裒将这个本子拿过来藏好，在州府门上贴了一张布告：“凡是盗贼，可以马上来自首，过了本月不来自首的将公开处死，并没收他的妻子儿女赏给先来自首的人。”十天左右，所有的盗贼全部都来投案自首。韩裒将登记簿取来一对，一点不差。因此全部赦免了他们的罪过，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从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偷盗案。

    当然，智谋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几个领域。智谋在社会的各个行业，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前段时间的CBA总决赛军粤之争，最终实力稍逊一筹的八一队最终却获得了胜利。八一队的胜利离不开其顽强的斗志和拼搏的精神，但更重要的是八一队谋高一筹。在六场激烈的比赛当中，八一队先后运用了“田忌赛马”、“以退为进”、“正合奇胜”和“兵以诈立”等智谋，为比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总决赛第一场，在第一节的比赛中，主教练阿的江派上的首发阵容中没有主力球员王治郅和李楠。这一招颇令对手意外，因为他们两个可以说既是八一队的绝对主力，同时也是国家队的绝对主力，广东队把所有的“打击”重点都放在了王治郅和李楠身上，憋足了劲的广东队，一上来两个拳头就打在了一团棉花上，无从着力。尽管首节八一队落后10分，但信心十足，而广东队有点底气不足。场上局势的发展几乎按照八一队教练组的设想运行着，广东队在领先了40多分钟后，被八一队成功翻盘。总决赛第二场，在上半场结束时八一队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阿的江在下半场果断地将大部分主力按在了板凳上，最终八一队“耻辱性”地以40分的巨大分差输给了广东队。但是，输球后的八一队主教练阿的江一点都没有沮丧的样子。按照他的理论，输100分和输1分效果是一样的，大比分仍是1比1，而不会变成2比1。第二场比赛其实是有计划地“战略撤退”。在上半场落后过多的情况下，既然不能消灭敌人，干脆保存体力，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因为八一队队员年纪偏大，体能不如广东队，而且好几个主力受伤，半场比赛的休息对于他们实在非常宝贵。总决赛第四场，阿的江尽遣主力上场，经过激烈的争夺和拼抢，在四节时间里打成平手，进入加时。但在加时赛里，八一队的“奇兵”，替补组织后卫姚锴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尚不被看好的球员，在加时赛中突然发力，投进了一个关键的3分球，还抢到了一个决定胜负的篮板球。八一队在这场比赛中，成功地演绎了“以正合，以奇胜”的精彩战例。总决赛第五场开始之前，有消息说，宁波球迷希望八一队在东莞“放掉”第五场，然后回到宁波再把广东队拿下，在自己的主场庆贺夺冠的胜利。对于这种“传说”，八一队不置可否，目的是要迷惑对手。其实，八一队思想非常统一，能打五场比赛，绝对不打六场比赛。就体力而言，多打一场比赛，胜率就有可能降低。比赛当中，八一队一方面调整了首发阵容，派上了李楠、莫科、李可、陈臣和王中光组成的年轻组合，另一方面在防守上采取了此前很少用的区域扩大防守。八一队的不断变化给广东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表现完全失常，出现了不少不必要的失误，外线也集体失准，整个上半场竟然一个3分也没有投进。最终，八一队以4比1夺回了阔别三个赛季的至尊宝鼎。兵行诡道，上兵伐谋。八一队之所以能在总决赛中以弱胜强，不仅是亮剑精神的胜利，更是智谋运筹的胜利。

    当前，随着高科技的蓬勃发展并注入到军事等各个领域，传统智谋已经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在军事领域，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应该说，让智谋与技术齐飞，无疑对推进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有重要意义。但有的同志却认为，在卫星侦察、远程发射、精确打击之下，智谋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种认识显然有失偏颇。

    兵行诡道，上兵伐谋。高技术和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不仅没有使军事智谋贬值，反而显得更加重要。随着现代侦察反侦察和信息虚拟技术的发展，使“诡道”如虎添翼，“用间”出现新招，“攻心”更放异彩。实际上，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为施计用谋提供了更有效的物质手段，赋予了许多全新的内涵，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寓“技”于“谋”显得非常重要。把“寓”的工作做好了，就能用物化了的“高技术智谋”，在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舞台上，导演出更加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

    高技术战场立体化、变量多、节奏快、信息量大，仅靠人脑去“谋”已远远不够，高速、准确处理信息量大的电脑参与智谋活动成为必然。因此，寓“技”于“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善用高技术手段设谋，即让“人脑”与“电脑”合谋，这样才能提高智谋的时效性、可靠性、科学性。信息化战争中，由于双方大量使用高技术兵器，使得在武器装备技术层面上的斗法成为智谋对抗的新领域。于是，寓“技”于“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善于针对对手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工作原理和运行规程设计定谋，如用好“透明”战场上的“盲区”，专攻系统中的“节点”、先进武器中的“弱处”等，这方面可谓大有作为。同时，率先使用某种新技术、新武器，往往可以出奇制胜。

    纵观高技术局部战争，智谋的地位正在上升而不是在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战争已成为智能战，“智”是第一位的，“能”是第二位的，“一谋顶万军”已有可能变成现实。特别是电脑作为人脑的延伸，使人脑为主导、人脑加电脑的智能战，更加变幻莫测。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军之所以迅速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是因为美军在战前为达到“先胜后战”的目的，制订了宏大而周密的心理战等作战计划，并将其纳入国家总体战略、政略之中，并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全时空、多形式地统一实施。美国自1990年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以来，已经严重削弱了伊拉克的经济实力，使其负债累累，没有能力发展和更新武器装备；美军广泛运用传统的传单、大众传媒和网络、电子邮件、移动通讯、卫星频道插入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向伊拉克军政要人与普通民众发送信息，进行收买、震慑、瓦解，使伊拉克军队丧失了斗志和抵抗能力；利用信息生成技术制造假新闻、假图像、假消息，以假乱真，干扰伊军指挥；如此等等。真可谓无所不用其计，后来美军的军事行动，只是打扫打扫战场而已。恰如拿破仑所说，“战场上的胜负，有四分之三取决于精神因素，有四分之一取决于其他条件”。这种精神因素，更多的是智谋。

    所有这些表明，在现代战争和现代社会中智谋的作用不是降低了。而是变得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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