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反抗军能不能打赢苏联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英勇善战,无法抑制,已经将农村地区基本掌控。然而,不同的派系之间水火不相容,互相仇视的程度不亚于针对入侵者。而手中的步枪面对喷气式轰炸机和装甲直升机则显得无能为力。
她努力不去想战争的事。现在正值酷热之时,应该午休,她应该安安静静地放松一下。她把手伸进山羊皮的包里,拿出纯净的黄油,一面按摩她大肚子上紧致的肌肤,一面想自己怎么会如此愚蠢,居然在阿富汗怀上了孩子。
来到阿富汗时,她带了足够吃两年的避孕药、一个子宫帽,还有整整一箱的杀精啫喱。尽管如此,几周后,经期刚过,她先是忘记重新开始服药,接着又忘记把子宫帽戴上,而且不止一次。“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让-皮埃尔吼道,而她无言以对。
然而现在,她愉快地挺着大肚子沐浴在阳光下,乳房略微肿胀,背痛也不曾减退。她才意识到原来这个错误当中也有刻意的因素,仿佛一场无心的“小阴谋”。她想要个孩子,她也明白让-皮埃尔对此毫无兴趣,所以也只能借助“偶然”之力了。
为什么我这么想要孩子?她问自己,答案意外显现,因为孤独。
“真是这样吗?”她自言自语道。太具讽刺意味了。在巴黎,即便是一个人生活,一个人逛街,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她也从未感到孤单。然而等到结了婚,每夜同丈夫同床共枕,白天多数时候也是并肩工作,她却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因而感到惶恐与孤单。
动身来阿富汗前不久,他们在巴黎结了婚。作为冒险的一个部分,这样做貌似也顺理成章:新的挑战、新的风险、新的刺激。说他们多么幸福、多么般配、多么勇敢、多么相爱,这话不假。
无疑是她抱的期望太高了。她期待着与让-皮埃尔如胶似漆,你侬我侬;满心以为会了解对方的童年初恋,了解他真正的恐惧,问问他男人是否真的在撒尿后把最后的几滴甩掉完事。而她也会给丈夫讲讲常年酗酒的父亲、被黑人强暴的性幻想,以及自己在焦虑之时如何喜欢吮拇指。然而让-皮埃尔似乎认为,他们的婚后关系与婚前不应有任何区别。他对她彬彬有礼,一脸暴躁的样子逗得简哈哈大笑,沮丧之时无助地倒在她臂弯里。他与她探讨政治与战争。他们每周做一次爱,那瘦削而年轻的躯体,一双外科医生敏感而细腻的双手,技巧娴熟而老到。无论从哪一方面,让-皮埃尔对待简的方式都更像是一位贴心的男友,而非丈夫。她还是不敢同他说些冒傻气的尴尬事,比如某顶帽子是否让自己的鼻子显得过长,以及她仍然为将红墨水洒在家里客厅地毯上而挨打的事耿耿于怀。而事实上,那件事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姐姐波琳。她很想找个人问问:婚姻应该是这样吗?还是说,以后会慢慢好转?然而她的亲人和朋友都远在千里之外,当地的阿富汗妇女又觉得她对婚姻的期许简直是异想天开。她努力克制自己,不对让-皮埃尔流露她的失望与不满,一方面是她抱怨的事情都是如此含糊,另一方面她也害怕听到对方的回答。
回头想想,原来要孩子的想法早已在她心中悄然生根——在她与埃利斯·塞勒约会之时就已萌芽。那年,她坐飞机从巴黎到伦敦参加姐姐波琳第三个孩子的洗礼。一般她不会这样,因为她不喜欢这种正儿八经的家庭聚会。她甚至还帮同楼的一对夫妇看护孩子。这家的丈夫是一位古董商,妻子是位贵妇。每次孩子哭闹时,简都要抱起来哄哄他,那也是简最为享受的时刻。
然而现在,在阿富汗的山谷里,简的职责是鼓励当地妇女将自己的孩子相互隔开,以保护身体较为健康的孩子。但即使是最为穷困和拥挤的家庭,都会以喜悦之情迎接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简发现,自己对那份喜悦也能感同身受。于是,孤独感与天生的母性战胜了理智。
她是否曾意识到,自己在潜意识中正试图怀孕,哪怕只有转瞬即逝的一刻?让-皮埃尔每次进入她的身体时,都优雅而温存,如航船入港一般,而她也用双臂紧紧拥着他的躯体;或是在他高潮来到前的那一刻,他紧闭双眼,仿佛退出了幽深之地,沉迷于自我的狂喜之中,如同一架飞船坠入烈日;或是欢爱过后,当她在幸福中迷离入睡,而那生命的种子仍带着余温留在体内……这些时刻,她是否曾经想过,自己也许会有一个孩子?“我想过吗?”她出声自言自语道。然而,一想到欢爱之事,她顿感欲火上身,于是用一双油滑的双手尽情爱抚着自己,全然忘记了思索的问题,任由模糊迷离的激情画面充斥脑海。
飞机的轰鸣声猛地将她带回现实。随着另外四架轰炸机在山谷上空升起、消失,她目瞪口呆,惊恐万状。当响声渐渐消失,她试着继续,却已是意趣尽失。她一动不动地躺在烈日之下,想着腹中的孩子。
听到她怀孕的消息,让-皮埃尔的反应就仿佛这全然是简精心策划的一起阴谋。他大发雷霆,甚至想立刻亲手实施流产。简对他的这一想法感到毛骨悚然。突然间,让-皮埃尔仿佛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然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却是那种被爱人拒绝的感觉。一想到自己的丈夫拒绝接受自己的孩子,她就感到无比凄凉。让-皮埃尔甚至拒绝碰她,这让她更感孤寂。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感到如此悲惨。她头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会自杀。拒绝身体的接触是最大的折磨——简迫切地渴望着被碰触的感觉,甚至希望让-皮埃尔打她,那样都好过这种冷淡。一想到那些日子,她仍觉得耿耿于怀,尽管她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之后的一天早上,他伸出双臂搂住她,为自己的行为向她道歉。尽管心中也有一个声音在说:“道歉是不够的,你这个浑蛋。”然而其余的部分依旧迫切渴望着他的爱,她立刻原谅了他。让-皮埃尔解释说,光是担心失去她就已经让自己担惊受怕了,如果她再怀了孕,那自己更是会坐卧不宁,生怕会将母子两人一同失去。一番话说得简声泪俱下,她意识到,怀孕意味着她已将自己完全交付给了让-皮埃尔。同时她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自己都会努力维系这段婚姻。
自此之后,让-皮埃尔的态度缓和了许多。他开始关心渐渐成长的胎儿,对于简的健康和安全也十分紧张,俨然一副准爸爸的架势。简觉得他们的婚姻虽不算完美,但也算一种幸福的结合。她憧憬着那个理想的未来:社会主义政权之下的法国,让-皮埃尔成为卫生部长,自己也成为欧洲议会的成员,膝下三个聪明伶俐的子女,一个就读于索邦,一个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有一个在纽约的艺术高中学表演。
幻想中,年龄最长,同时也最为聪慧的孩子是个女孩。简摸摸她的大肚子,用指头轻柔地摁压,感受着胎儿的形状:根据村子里老接生婆拉比亚·古尔的说法,这应该是个女孩,因为能感觉到,胎儿的位置靠左,而男胎的位置长得较为靠右。据此,拉比亚制定出了一份素食谱。要是个男孩儿,她则会建议多吃些肉。在阿富汗,男孩子在出生前就比女孩子吃得好。
突然一声巨响打断了简的思绪。一时间她没缓过神来,还以为这爆炸声来自几分钟前刚刚飞过头顶的轰炸机,以为它们是要到别的村子轰炸。紧接着,她听到附近有孩子持续而高声的尖叫,那声音如此痛苦而恐慌。
她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苏联人借用了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使用的伎俩,在村庄里布满了反步兵地雷。表面上是想截断游击队的供给线;可既然所谓的“游击队供给线”是老人、孩子和动物们日常来往的山路,这些地雷真正的目的则是制造赤裸裸的恐慌。那声尖叫意味着,一个孩子引爆了地雷。
简连忙起身。那声音似乎来自毛拉[6]家附近。这位毛拉的家位于村庄外约半英里[7]处的坡道上。它就在简所处位置左侧的远处,一片地势较低的地方,她刚好可以看到。她蹬上鞋,抓起衣服朝那个方向跑去。刚才那声持续的尖叫声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短促的叫喊:在简听来,貌似孩子看到了炸弹对自己的身体所造成的伤害,直吓得高声尖叫。穿梭在粗糙的灌木丛中,简发现自己也是惊慌万分——痛苦中孩子的尖叫声原来是如此令人揪心。“冷静点。”她气喘吁吁地对自己说。如果自己摔倒了,没人能帮忙不说,还得伤着两条命;再说,如果大人也慌了,对于惊慌中的孩子更是毫无帮助。
她离得不远了。孩子应该藏在树丛中,而不在小路上。每次路上有地雷,男人们都会清理掉。不过要将山坡上所有的道路都清理一遍也不现实。
简停下来侧耳倾听。她的喘息声太重,以至于必须屏住呼吸才能听真切。尖叫声来自于一处长着骆驼草和杜松的矮丛。她拨开丛丛灌木,隐约瞥见一块亮蓝色的外衣。这孩子一定是穆萨——游击队领袖之一穆罕默德·汗九岁的儿子。不一会儿简便来到孩子身边。
他跪在满是尘土的地面上,显然刚才试图捡起地雷。爆炸中他失去了一只手。现在,他二目圆睁,盯着血肉模糊的断肢,直吓得高声尖叫。
过去这一年中,简目睹了无数伤残。然而眼前这个可怜的孩子仍让她顿生怜悯。“哦,上帝啊,”她说,“可怜的孩子。”说着,简在他面前跪下来,抱着他,低声安慰着。过了一会儿,孩子停止了尖叫。她希望穆萨能哭出声来,然而他惊魂未定,恍惚中一言不发。抱着孩子的同时,简寻找到他腋窝下的止血点,阻止鲜血继续涌出。
她需要穆萨的协助,必须让他开口才行。“穆萨,究竟怎么回事?”简用达里语问道。
他没有回答。简又问了一遍。
“我以为……”想到那一幕,穆萨睁大了眼睛,尖声高叫着,“我以为那是一颗球!”
“嘘……嘘……”简低声安抚着,“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我把它捡起来!捡起来!”
她把穆萨抱得紧紧地,一边抚慰一边问:“然后呢?”
孩子的声音仍在颤抖,但已停止了狂叫。“接着就‘砰’的一声。”穆萨很快冷静下来。
简抓起孩子的右手,将其置于他左臂之下。“按住我按着的地方。”说着,她将孩子的小指头放到止血处,然后挪开了自己的手。鲜血再次从伤口流出,简告诉他:“用力压住。”穆萨照做,血流止住了。简亲亲他的前额,那里又湿又冷。
她的一团衣服就撂在穆萨身边的地上。那些衣服跟阿富汗妇女穿的并无分别:纯棉长裤,外罩布袋形的长裙。简拾起裙子,将纤薄的布料撕成碎条,开始给穆萨绑止血带。穆萨看着她,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声不吭。她在杜松丛中折了一段干枝,将其用作止血带的一部分。
现在,他需要伤口敷料和镇静剂,需要抗生素防止感染,同时,也需要母亲来抚慰创伤。
简穿上裤子,绑好系绳。她真希望自己刚才没急着将裙子撕碎,兴许能留下一块足够遮住上身。现在只能祈祷回洞穴的路上不会碰上什么男人。
怎样才能把穆萨送回去呢?她不想让他走路,也不能把他背在背上,因为他没法搂着她。简叹了口气,只能把他抱在怀里了。她蹲下来,一只胳膊搂住孩子的肩膀,另一只从下面搂住他的大腿将他抱起。这种膝盖发力而非后背使劲的方法还是女性健身课程上学来的。简把孩子抱在胸前,开始慢步朝山上走,穆萨的后背靠在自己隆起的小腹上。这孩子成天忍饥挨饿,所以简才抱得动他。如若换作一个健康的九岁欧洲孩子则肯定抱不动。
很快她便出了灌木丛,来到小路上。然而刚走了四五十码,简就开始觉得吃力。过去的几周里她发现自己很容易疲劳,这让她恼火,不过她已经懂得不去抗争。她将穆萨放下,站在他身边,轻轻地搂着他,同时靠在山路一侧的崖壁上休息。穆萨已经十分虚弱,木然中一语不发。比起尖叫,他的沉默更令简忧虑。倦意稍有减退,简立刻抱起孩子,继续前行。
十五分钟后,当她正在靠近山顶的地方休息,一个男人出现在前方的路上。简认出了他。“哦,不。”她用英语说道,“怎么偏偏碰上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是个小个子男人,大概五十五岁。尽管当地食物稀缺,此人却养得胖墩墩的。他裹着褐色的头巾,黑色的肥腿裤来回抖动着,上身是一件多色棱纹毛衫,外面罩着蓝色的直条纹双襟大衣——仿佛那件衣服之前被伦敦某位股票经纪人穿过一样。一脸浓密的胡子被染成了红色:他是班达的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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