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之下，让-皮埃尔一边骑马南下，一边想，曾几何时，五狮谷想必也是一派田园风情。有五狮河的滋润灌溉，两侧有高山作为天然屏障，遵循古老的生活传统，除了不多几个来自努尔斯坦的黄油商人和偶尔来此的喀布尔丝带商人造访当地，几乎不受外界的打扰，俨然回到了中世纪。现如今，20世纪对它展开了报复。几乎每一个村落都遭到了炸弹的破坏：这里毁了水磨，那里草场满是弹坑；这边的沟渠被炸个稀碎，那边的泥石桥成了过河的踏脚石。战争对于五狮谷当地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都被让-皮埃尔看在眼里。这里的房子曾经是间肉铺，但门前的案板上已经不见半点肉腥。那边的野草丛曾经是一处蔬菜园，院子的主人逃到了巴基斯坦。另一边有处果园，成熟的果实本应置于屋顶晾晒，储存起来好在漫长寒冷的冬日食用，然而如今只能任其烂在地里：曾经照看果园的妇人和孩子们已经死去，只剩下丈夫全心全意投入游击战争。那边的石泥堆曾是一座清真寺，村民们决定不再重建，因为可能再次被炸毁。如此多的残垣断壁，都是因为像马苏德这样的人试图对抗历史的潮流，还连蒙带骗诱使无知的农民支持他们。只要除掉马苏德，一切破坏都会停止。
而只要除掉埃利斯，让-皮埃尔就可以对马苏德下手。
正午接近阿斯塔纳之际，让-皮埃尔思忖着对埃利斯下针会不会有困难。一想到对病人下死手这么令人不耻的行径，他实在不清楚自己会做何反应。当然，他曾经目睹病人死去；但即便如此，他也被无能为力的无奈与悔恨所折磨。面对无助的埃利斯，手里握着针管，他会不会如麦克白[14]一般受到疑虑的拷问，或者像《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犹豫不决？
他们穿过桑加纳，经过那里的墓地与沙岸，沿河湾的道路而行。前方是一片农田，山坡上有一簇房舍。一两分钟后，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穿过田野朝他们跑过来。他没领两人上山坡进村子，而是带他们来到田边的一处大房子。
此时的让-皮埃尔没有疑虑，没有犹豫。心中只是一阵紧张的恐慌，犹如大考将至。
他从马背上卸下医药包，把缰绳交给男孩，接着走进农舍的庭院。
二十几名游击队员散栖于院中各处，一个个蹲坐着，瞅着空气发呆，带着当地人特有的坚韧与耐性等待着。让-皮埃尔四下看了看，马苏德没在，但他的两名贴身副手在。埃利斯在树荫遮蔽的角落里，枕着毯子躺着休息。
让-皮埃尔在他身旁屈膝蹲下。由于中枪，埃利斯显然经受着疼痛的困扰。他后背朝天趴着，神情凝重，牙关紧咬着。他面色苍白，额头上沁着汗珠，呼吸急促。
“很疼吧？”让-皮埃尔用英语问。
“真他妈会说话。”埃利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让-皮埃尔掀开毯子。游击队的人已经剪开了伤口周围的衣服，凑合着包扎了。让-皮埃尔除去原先的包扎，一看就知道，伤得不重。埃利斯大量失血，子弹依然卡在肌肉里，疼得他死去活来，但至少没伤到骨头或者主要血管，很快就可痊愈。
不，不会，让-皮埃尔提醒自己。他再也没机会痊愈了。
“我先帮你止痛。”
“太好了。”埃利斯急切地答道。
让-皮埃尔重新把毯子给他盖上。埃利斯背上有个大伤口，形状像个十字，让-皮埃尔好奇它的由来。
怕是再也无从知道了。
他打开医用包。马上就要杀掉埃利斯了，他想。我从未杀过人，连失手误杀都没有。当凶手是种什么感觉？世界上有许多人每天都在做着这样的勾当：男人杀妻，女人弑子，杀手害政客，窃贼杀房主，刽子手处决杀人犯。他拿起一支大号的注射器，向里面添加洋地黄：药品都是小瓶装的，要用掉整整四瓶才够致命。
眼看着埃利斯送命会是什么感觉？最初的反应是加快心率，对此埃利斯会有所察觉，他会感到焦虑不适。紧接着，毒素会扰乱心脏的跳动规律，每正常跳动一次，之后都会出现微颤，他会觉得恶心。最后心跳完全紊乱，上下心室“各自为政”，让他在痛苦与惊慌中丧命。当他痛苦得大声叫喊，求我救他时，我会怎么做？告诉他我想要他的命？他会猜到是我下了毒？我会在他身边悉心抚慰，减缓他的痛苦？放松，只是普通的止痛药副作用而已，一切都会好的。
针剂已经准备好。
我能做到，让-皮埃尔下定决心。我会杀掉他，此后的我会是怎样的下场，那就不得而知了。
他捋起埃利斯的上臂，习惯性地用酒精给皮肤消毒。
就在此时，马苏德赶到了。
让-皮埃尔没有听到马苏德靠近的声音，他仿佛是凭空蹦出来一样，吓了让-皮埃尔一跳。马苏德的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医生，我吓到您了？”说着，马苏德屈膝贴近埃利斯耳边，用法语说：“我已经考虑过美国政府的建议。”
让-皮埃尔僵在那里，右手还握着注射器。什么建议？这是怎么回事？马苏德毫不避讳，仿佛让-皮埃尔亦是他的亲信之一。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算是；不过埃利斯呢……埃利斯兴许会建议私下交谈。
埃利斯强打精神，一只胳膊肘支撑起身子。让-皮埃尔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而埃利斯却道：“往下说。”
他太累了，让-皮埃尔想，如今一身伤痛，哪顾得上什么保密安全。再说，和马苏德一样，他没什么理由怀疑我。
马苏德道：“提议很好，只是我一直在想，我如何才能办到。”
当然了！让-皮埃尔意识到，美国人派个中情局的高级特工来，肯定不光是教几个游击队员炸桥爆洞这么简单，埃利斯是来谈判的！
马苏德继续道：“必须把这个骨干训练计划向其他区域的游击队领袖进行解释。这可不容易。肯定会有人起疑，如果是由我提出的话更是如此。依我看，一定要由你来提，告诉他们你的政府开出的条件。”
让-皮埃尔聚精会神地听着。跨区域的骨干队员训练计划！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埃利斯略带吃力地答道：“我乐意效力。但你要把他们集中起来。”
“可以。”马苏德笑了，“八天后，我召集所有的反抗军领袖开会，地点就在五狮谷的达戈村。今天我就派人送信，就说美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到达，与大家商量武器供给的事情。”
开会，武器供给。让-皮埃尔已经摸出了这宗交易的门道。但他该怎么做？
“他们会来吗？”埃利斯问。
“很多人都会来，”马苏德答道，“西部沙漠区的战友来不了。那边太远，而且对方也不认识我们。”
“那卡米尔与阿齐兹，就是我们最想见的那两个呢？”
马苏德耸耸肩：“那就得看真主的安排了。”
让-皮埃尔兴奋得直打哆嗦。这可是阿富汗抗争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了。
埃利斯拽过一旁的背包，在里面一阵翻腾。“我兴许能帮助你说服他们。”说着，他从包里掏出两个小包裹，打开其中一个。里面是一块长方形的黄色金属片。“金子，”埃利斯道，“一片大概值五千美元。”
这可不是小数目：五千美元比阿富汗人均年收入的两倍还多。
马苏德接过一块掂量掂量，然后指了指方形中间刻着的人像问：“那是什么？”
“那是美国总统的印章。”
这招儿够高明，让-皮埃尔暗自道，用金子引游击队的头目上钩，引起他们的好奇，促使其来与埃利斯会面。
“你说这些能说服他们吗？”
马苏德点点头：“我想他们会来的。”
这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么，让-皮埃尔想。
突然间，他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了。马苏德、卡米尔与阿齐兹，他们是整个反抗组织的核心领袖。这三人在八日后将于达戈村碰头。
必须通知安纳托利，这样就能把这些人一网打尽。
机会来了，让-皮埃尔想，来了五狮谷这么长时间，等的就是这一刻。马苏德来得正好，其他两个也能抓个正着。
如何才能通知安纳托利呢？
一定有办法！
“一次领袖的会议，”马苏德不无骄傲地笑道，“这会是联合反抗的新开始，对吧？”
也许吧，让-皮埃尔想，要么就是结束的开始。他低下头，将针管插进泥土里，推动注射器，清空针筒，眼见着毒药渗入土壤。全新的开始，或是终结的第一步。
让-皮埃尔给埃利斯实施麻醉，取出子弹，清理伤口，重新包扎，然后注射了抗生素防止感染。之后他又为其他两名受了轻伤的游击队员治伤。此时消息已经在村里传开，有医生来了，一群病患在院里聚集。他为一个患支气管炎的婴儿进行诊治，还处理了三例轻度感染，还有一位体内有寄生虫的毛拉。随后是午餐。下午三点前后，他打点好行囊，骑上麦琪准备回家。
他没有带埃利斯同行。留他在当地待几天比较好，卧床静养伤口可以更快愈合。如今，让-皮埃尔反倒上赶着想让埃利斯快些好起来。如果他死了，会议就会取消。
骑着老马行于山谷中，他绞尽脑汁琢磨着如何能与安纳托利取得联系。当然，他可以即刻调转马头赶往罗卡，投靠苏联人。只要对方没有当即一枪要了他的命，他应该很快就可以见到安纳托利。但这样一来，简就会猜到他的去向和动机，一定会立马告诉埃利斯。埃利斯一定会立即改变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不过怎么也要送个信给安纳托利。但让谁去送呢？
路上总有人穿过山谷往恰里卡尔方向去。恰里卡尔镇地处平原，距此处约六七十英里；或者也可以到距此处一百英里的喀布尔。路人中有努里斯坦的奶制品商人，带着黄油和奶酪；有贩卖锅碗瓢盆的旅行商人；有赶着一小撮大尾羊赶集的牧羊人；还有游牧家庭辗转出谷，从事神秘的游牧生意。可以给些好处，找个这样的路人带封信去邮局，哪怕交给个苏联士兵也行。去喀布尔要足足走上三天，去恰里卡尔也要两天。罗卡一天就到，有苏军，但没有邮局。他有几分把握能找到人帮忙。风险当然有，信有可能被拆开，消息走漏，让-皮埃尔会暴露、被折磨、被杀掉。但也可能出现其他岔子。送信人收了钱，就一定会送信吗？万一路上信“丢”了，谁也拦不住。路上发生了什么，让-皮埃尔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计划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
黄昏时他到达班达，问题还是没解决。简坐在屋顶吹着晚风，膝上睡着香塔尔。让-皮埃尔朝她们招手，接着进屋将医疗包放在储藏室的瓷砖台子上。他将包里的东西全部清出，当看到海洛因药片时，他马上意识到，有一个人可以信得过，可以让他去送信。
他从包里找出一支铅笔，把一包棉签的包装纸取下，撕出方方正正的一块。山谷里没有信纸，只能如此将就。他用法语写道：
克格勃安纳托利上校亲启——
听起来有点夸张，可如果不这样他也不知该如何起头。他不知道安纳托利的全名，更不知道他的地址。
让-皮埃尔继续写道：
马苏德已召集一众反抗军头领开会。日期定在八日后，8月27日，星期四。地点在班达以南的达戈村。当日可能在清真寺过夜，星期五是圣日，可能会全日集会。召集会是为了与一名中情局特工会面。此人名为埃利斯·塞勒，一周前抵达五狮谷。
我们的机会来了！
他在末尾注明日期，简单签了名。
没有信封。事实上，自从离开欧洲，他就再没见过这东西。什么办法装信最好呢？四下看看，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箱配药的塑料罐上。这箱东西来的时候还配有粘贴标签，不过让-皮埃尔从来不用，因为上面没法写波斯文。他把信卷成个圆筒，放入其中一个罐子里。
他思索着如何标注。一路辗转，信会落入某个底层苏联士兵手中。让-皮尔想象着某个戴着眼镜、一脸严肃的书记员坐在冰冷的办公室，或者是个笨头笨脑的大块头，站在铁丝网栏外站岗。毫无疑问，苏联军队里那帮人一定也是相互之间推三阻四，与让-皮埃尔当年服役的法国军队并无差别。他思索着如何才能让这封信看起来十万火急，这样才能送到某位高级军官的手里。在罐子上写诸如“重要情报”或者“致克格勃”这样的内容，不管是法语、英语甚至是达里语都无济于事，因为苏联兵不懂外语，更别提波斯文字，而让-皮埃尔自己又不会写俄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坐在屋顶上唱着摇篮曲的女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如果她愿意，她也能教让-皮埃尔该写些什么内容，如果她愿意……最终，他用英文写下了安纳托利的名字和克格勃的缩写“Anatoly-KGB”，然后把标签贴上，把药罐放入一个用十五种语言和三种国际符号标着“有毒”的空药盒，然后用绳子把箱子绑好。
他迅速将所有东西放回医疗包，补充替换了在阿斯塔纳用掉的药品器具。他倒出一把海洛因药片装进衬衣口袋，最后，将“有毒”的药盒裹进一块破毛巾。
出门前他朝简招呼道：“我下河洗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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