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因为她是在温暖的晨曦中走出大门，伊夫兰说道，这是个出走的好天气——这天气看来确实适合旅行，天空贴着地面，周围的景物黑蒙蒙，这样一来，人们的视线似乎只有盯在脚下行走的路上。”
——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安东·赖泽尔》
1 短信
杰斐逊街在普罗维登斯是条宁静的街道，它绕着商业区通向城南，在这儿它叫挪威街，可以驶上通往纽约的辅路。杰斐逊街错落变宽的地方，形成了围着山毛榉和槭树的小广场，其中韦兰广场旁有座英式楼房，这便是韦兰酒店。四月底我到达的时候，门房打开信箱取出一封信，连同钥匙一起交给我。尽管电梯工已候在那儿，我还是在开着的电梯门口，扯开没有完全封上口的信。信很短：“我在纽约，请别找我，找到我，不一定会是好事。”
据我所能记起的事来看，我就是专为吃惊受吓而来到这个世界的。美国轰炸时我被抱回家中，院中到处散落柴禾，阳光静静地照在它们上面。门一侧周末杀兔子的台阶上面，血迹泛着光。有天黄昏，正是夜幕即将降临时，因而更显恐怖，我盲目地挥动着手臂沿着已陷入昏暗的森林跌跌撞撞地奔跑，林中只有最前面的树干隐约可辨。我时而停下呼唤着什么，因羞涩而不敢大叫出声，时而又从心灵深处向森林里大声喊去，恐怖使我忘却了羞涩，我呼唤着我至爱的人，他早晨走进森林，晚上还没走出来。院子里又是逃跑的母鸡落下满地轻飘飘的鸡毛，阳光下的院墙上也粘着许多。
我走进电梯，就在年迈的黑人提醒我注意脚下台阶时，我差点儿被电梯间高出的地面绊倒。黑人用手关上门，又拉上一道铁栏，用手柄启动了电梯。
载客电梯旁边想必有个货梯，因为在我们上行时，旁边一直有声响，就像一摞盘子不断摇晃发出的声音。我从信上抬起头，打量着低头不与我对视、靠着手柄站在暗处的电梯工，只有他深蓝色制服下的白色衬衫还算醒目……突然，就像总是发生在我身上那样，当我和别人同在一个空间，又一直没人说话时，我觉得，对面的黑人肯定马上就要发狂似的扑向我。我从大衣里拿出今早在波士顿出发前买的报纸，边用手指着大标题，边试着向他解释，因为欧洲货币对美元升值，我只得将我换来的钱都用在这次旅行中，因为回到欧洲再换回去就不划算了。电梯工指了指电梯凳子下的报纸作为回答，最上面放着一些他卖报纸所得的硬币，并向我点了点头。下面这一摞《普罗维登斯论坛报》上印着与我手中的《波士顿环球报》上一样的大标题。
电梯工乐意与我交流使我松了口气，我在裤子口袋里摸索着纸币，一旦他把箱子放进房间，我就可以立即塞给他。到了房间，我手里却拿出一张10美元的纸币。我将它换到另一只手里，试着不将整个钱包都给带出来并掏出一张一美元的票子。我摸到一张钱，立即从口袋里拿出递给了他。那是张5美元纸币，那黑人立即将它攥在手里。“我只是刚到不久。”当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对自己大声说。我没脱大衣就走进浴室，在镜子里端详自己。我看到了大衣上有几根头发，“这一定是在公交车上掉落的。”我诧异地坐到浴缸沿上，因为自童年以来，这还是我头一次又开始自言自语。孩童大声自语，是在想像着面对听众。我到这里只想先看看，并非想和谁有来往，我的自言自语让我莫名其妙。我不由自主地窃笑，用拳头捶打自己的头，差点滑倒在浴缸里。
浴缸的底部纵横贴着淡色粗条纹，像是防滑条。观察防滑条和思考自言自语之间立刻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吻合，于是我收住窃笑，走回房间。
窗外望去是一片小屋，窗前并列着桦树，树干上的叶子还小，阳光从其中穿透过来。我将窗户向上推开，拉过一把靠背椅坐下，将脚搁在尚留有早晨余温的暖气片上，我来回滑动靠背椅的轱辘打量着信封。这是一个淡蓝色的酒店信封，背面印着：“德尔蒙尼克酒店，59街派克路，纽约。”信封正面的邮戳却是“费城”，信是五天前从那儿寄出的。“是下午寄的。”当我看到“p.m.”时大声说道。
“她哪来的钱旅游呢？”我问自己，“想必她身上有很多钱啊，那儿的房间至少要30美元一晚。”我只是从音乐剧里对德尔蒙尼克有一些了解：剧中的乡下人从街头迈着舞步走进来，在包厢里笨手笨脚地用起餐。“再说，她对钱没有概念，起码不像普通人那样。她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乐于交换，钱对她而言不过是个交换工具。她喜欢一切容易消费，或者至少可以马上换掉的东西，而在她看来，钱正好合二为一，既可以消费，又能够交换。”我极目远眺，注视着一座笼罩在一家棉纺织厂雾气中的教堂，从城市地图上看，它准是浸信会教堂。“信在路上走了好长时间。”我说道，“她此时会不会已经死了？”有天傍晚，我在一座小山包上寻找过我的妈妈，她时常会情绪低落。我认为，她不是掉下去，或许就是自己跳下去了。我站在小山包上往下看那块慢慢变暗的地方，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异样。只有一些女人站在一起，她们的购物袋放在地上，似乎受到了什么惊吓，而且又有人加入她们的行列，这不由得让我在岩石突出的地方又开始寻找起衣物的碎条。我张不开口，空气使我疼痛，因为害怕，周围的一切都深深地陷入我的体内。后来下面的灯亮了，有些车已经开着大灯行驶。小山包上方十分宁静，只有蟋蟀还在叫。我心事越发沉重。这个地方入口的加油站里，灯也亮了起来。天还没黑呢！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我一边在小山包上迈着小步走来走去，一边观望着下面的行人，有一个人走得十分缓慢，我认出来那是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做什么都慢腾腾的。她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穿过马路，而是走很长的斜线。
我将靠背椅滑向床头柜，让人给我接通纽约德尔蒙尼克酒店的电话。等我通报了尤迪特的娘家姓后，他们才在登记簿上找到了她。她五天前已经走了，并没有留下地址，倒是把相机落在了房间里：要不要把它寄到她在欧洲的住处呢？我说我明天去纽约，自己去取那相机。
我放下电话重复道：“是的，我是她丈夫。”为了不再吃吃发笑，我赶紧滑回窗前。
我坐着上下摸着大衣，将我在奥地利用现金兑换的支票数了一遍，大家都相传这儿会有抢劫。银行职员虽然向我保证，会以同等的汇率回购我的支票，但现在汇率的开放使他不必恪守承诺。“我该怎样花掉这三千块钱呢？”我问自己。突然间，我决定用我一时心血来潮而换来的这么多钱在这儿过一段懒散和忘我的日子。我给德尔蒙尼克酒店又打了电话，想在那儿订个房间。那儿已经没有空房，我即刻想到让门童帮我在华尔道夫饭店[1]订一间房，随即又打消这个念头，想到常在那儿的菲茨杰拉德，我正读着他的书，便在44街上的阿尔贡金饭店[2]订了房，那儿还有一间空房。
后来，在放水准备洗澡时我想起来，尤迪特一定把我账上的钱都取走了。“我不该授权给她的。”我自语道，其实我对此当然也无所谓；我甚至觉得好笑，并且怀着好奇的心理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过只有片刻，因为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那是一个下午，她四肢横着躺在床上，已无法跟人说话，她看着我的目光使我停住走向她的脚步，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来帮她。
我坐进浴缸里，把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读完。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说的是一个男人在河湾边上买了一座房子，就是为了每天晚上看着对岸自己所爱的女人与另一个男人一同生活的房子里的灯光亮起。盖茨比深陷此情中，有多么难以自拔，就有多么羞愧难当，而那女人，她的爱变得越热切，越无所顾忌，她就越发胆小懦弱。
“是的，”我说道，“一方面，我很羞涩，而就我对尤迪特的情感而言，我又很懦弱。在她面前，我总是感到不自在，我就不是我了。我越来越意识到，我那羞涩的天性，当它成为我情感的标准时，便是一种胆怯。我始终坚持我的天性，因为我觉得，她不会随随便便地接受我的一切。了不起的盖茨比只是在他对待爱的方式上羞涩，因为他太痴情了。他彬彬有礼。如果还为时不晚的话，我真的愿意像他那样既彬彬有礼又无所顾忌。”
当我还坐在里面时，我就开始放走浴缸里的水。水流得很缓慢，我闭起双眼向后靠着。这时，我感到自己随着流水缓慢的咕嘟声而变得越来越小，最终溶解了。直到感到了冷我才重新感觉到自己，因为我躺在已没水的浴缸里。我站起来擦干身子，并从上到下打量着自己的身体。我抓住自己的阳具，先是裹着毛巾，然后直接用手开始站着自慰。我用了很长时间，有时睁开眼睛，从浴室雾蒙蒙的窗子向外望去，那儿桦树叶的影子上下摇曳。当精液终于流出来时，我屈膝跪了下去。事后我清洗自己，冲净浴缸，穿上衣服。
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什么也不能想像。开始那会儿是非常痛苦，后来我感到很舒服。我并不瞌睡，但脑子一片空白。窗外稍远一些的地方时不时传来一阵不大的响声，像是噼里啪啦的声音，随之而来的是在布朗大学校园打球的大学生的呼喊声。
我从床上起来，用酒店的肥皂洗了几双袜子，然后走进楼下大厅里。电梯工坐在电梯旁的凳子上，用手撑着头。我走出饭店，几乎已经是晚上了，外面广场上，那些出租车司机互相聊着天，当我从他们旁边走过时，他们和我搭上话。我已走出很远，才发现自己懒得理睬他们，连个手势都没打，这样事后才觉得挺开心的。
“我现在到美国已两天了。”我边说边从人行道走到马路上，又从马路走回人行道，“我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我走着走着，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然后简直急不可耐地看看手表。犹如常常阅读到的东西促使我急着去体验一样，了不起的盖茨比催促着我立即去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需求突然如此真切，成了本能的冲动。我思量着，我可以将那些盖茨比带给我的感受表现出来，并且在我的周围加以应用。那是热情和专注的感觉，爽朗与幸福的感觉，我感到它们会永远驱走我与生俱来的惊恐与慌乱。这些感觉是可以运用的，我再也不会因恐惧而窒息了！可是我最终要表现自己的环境在哪儿呢？我能够改变自己的环境又在哪儿呢？我暂时把固有的环境抛到了身后；在眼下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不过是一个使用公共设施的人，一个在马路上行走的人，一个乘坐汽车的人，一个住酒店和光顾酒吧的人。我也不愿意有更多身份，因为那样我恐怕不得不去装腔作势啊。为了讨得人家多看你一眼，你到处去装腔作势，我觉得我终于摆脱掉了这种强迫感。尽管如此——面对这个环境，尽管我受到强烈的驱使，要处处留心，落落大方，可是此时此刻，我急切地避开人行道上每个向我迎面走来的人，不愿表现出另一副面孔，首先是那固有的恶心，因为那就不是我自己了。当我沿着杰斐逊街一直走下去时，尽管突然无意间想起了尤迪特，可是我深深呼着气跑了几步，要将她驱赶掉，让我的意识中无人存在，直到我怒火中烧，气愤得几乎产生杀人的欲望，因为我无处发泄这愤怒，既不能冲着自己，又不能冲着别的什么东西。
我穿过几条横街。路灯已经亮起来，天空显得一片湛蓝。树下的青草闪耀着夕阳的余晖。房前花园里，一片片花瓣飘落在地上。在另一条街上，一辆美制大轿车关上了门。我折回杰斐逊街，在一家小吃店里喝了杯姜汁汽水，那儿不卖酒精饮料。我直等到两块冰块在杯中融化了，才将水喝下去；水有点苦，可喝过甜的姜汁汽水后倒不错。每张桌子旁边的墙上都有个自动点唱机，你可以按下去选放唱片，不用站起身来。我投了25美分，选了奥蒂斯·雷丁的《坐在海湾码头上》。这时，我想起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因而变得从未有过的自信：直到我再也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我或许会如愿以偿，做出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来！我点了个汉堡和一杯可口可乐。我有些累，打着哈欠。而就在打哈欠时，我的体内出现了一个空洞，它马上又被一幅布满阴森森的矮木丛的画面充满，就像旧病复发一样，尤迪特死了的念头又攫住了我。当我向快餐店外越来越深的黑暗望去时，那充斥着阴森森的矮木丛的画面也越加黑暗，我的恐惧如此强烈，我突然又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再也吃不下饭，只能小口地吸着饮料。我又点了杯可乐，心神不宁地坐在那儿。
这种恐惧和这种尽快改变自己、最终摆脱恐惧的欲望使我厌烦透顶。时间似乎停止不动，我又一次去看看自己的手表。那种熟悉不过的歇斯底里的时间感又出现了。几年前，我曾看见一个胖女人在海里游泳，每隔十分钟我都向她望一下，因为我正儿八经相信，想必她此时会变得苗条一些。而在这家快餐店里，我一次次地去看那个男人额头上结痂的伤口，因为我想要知道，伤口是否在此时已经长好了。
尤迪特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我心想着。她虽然不至于忘了约会，但事事都迟到，犹如笑话中的女人。她简直就感受不到什么时间该干什么。她很少知道今天是几号。只要有人告知她时间，她总是吓一跳。而我则每隔一小时就去打电话收听电话报时。她每次都跳起来说：“嗷，都这么晚啦！”她从来都不说：“啊，还这么早！”她根本不可能想到，什么时间会做什么事。我对她说：“这可能是因为你小时候经常搬家，在很多地方生活过。你虽然一直知道你待过的地方，却从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你的方向感比我强，我常常迷路。或者是因为你太早地从事了一项具有固定工作时间的职业。其实我确信，你之所以对时间没感觉，是因为你对其他人没感觉。”她回答说：“不，不对，我只是对自己没感觉。”“还有，你对钱也没有概念。”我又说。她答道：“是的，我对数字没概念。”“你的方向感也让人头晕。”我接着说，“如果你要去对面的屋子，你会说下去；当我们已从屋里出来了，你还说汽车依然停在外边；当你开车去下面的城里，你却说去上面的城里，只不过因为这条路是向北边去的。”
我现在认为，我对时间的夸张感觉，就我而言，阻碍了我的自如和专注，而这些是我想拥有的。
我站起来，回忆是如此可笑。迷迷糊糊地拿着账单走向付款台，一言不发地递上钱，这正是我当时的状态。我连姿势都无须改变，这让我很受用。一种对概念、定义和抽象强烈而又滑稽的厌恶，使我在出门后停留了片刻，我刚才就是依靠这些来思考的。我试着打嗝，可乐帮了我。一个短发圆脸大学生，穿着沙滩裤，露着粗壮的大腿，脚上穿着运动鞋，在外面与我迎面相遇。我吃惊地望着他，脑子里想着人们竟会对惟一的他统而言之，把他归类并让他成为什么的代表，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不由自主地用“哈啰！”招呼他并直视他的双眼，他也回应了我。他成了一幅突然鲜活的图像，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一段时间以来总是愿意读有关各种人物的故事。刚才快餐店付款台旁那个女人！她的头发是漂染过的，黑发根已露了出来，她身旁插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还有呢？没有什么还有了。她的面孔在回忆中竟然开始明朗起来，变得如圣像般奇特。我回头又看了一眼那个胖学生，他的T恤背后印着罐装燃料乐队歌手阿兰·威尔逊的头像。威尔逊是个小个胖男孩，脸上的青春痘从电视上就能看得真真切切，戴着一副眼镜。几个月前，在他洛杉矶的月桂树峡谷的家前，人们发现他死在睡袋中。他用温柔的高音演唱了“又在路上”和“到乡下去”。不像吉米·亨德里克斯和詹尼斯·乔普林，还有其他的摇滚乐让我无动于衷，他的死让我至今还感到受伤。他短暂的，我自认为能理解的一生，常使我在似睡非睡的思考中痛惜不已。在回酒店的路上，我想起我常常需要重新寻觅的两句话：
“我告别了科罗拉多——
走在加州是如此惬意。”
酒店地下理发店旁有个酒吧，我在黑暗中坐到一张桌边，吃着薯片，喝着龙舌兰洒。酒吧女时不时走来将新袋子里的薯片倒到盘子里。旁边桌坐着两个男人，我听着他们交谈，直到弄清楚他们是邻城福尔里弗的商人。酒吧女坐到了他们那里，我仔细地打量他们三人，却并不好奇。那张桌子对他们三人来说有些小，他们在威士忌酒杯之间玩掷色子游戏，掷出的色子像玩纸牌一样排列开，那些杯子也许是酒吧女故意没有拿走。除此之外，酒吧里几乎很安静，只有吧台上的风扇轻声转动着，再就是色子碰到杯子时发出的响声；吧台下偶尔传来录音机倒带的啪啦声。我发现自己渐渐开始轻松自如地接受着这个环境。
酒吧女用手示意我坐到那张桌旁，直到其中一个商人拉来一把椅子并用手指了指时我才走过去。开始我只是观看，后来也玩了一下，就又不想玩了，因为我总是把一个色子弄到桌子下面。我又点了一杯龙舌兰酒，女人去吧台拿酒时打开了录音机。在桌旁她把盐撒在手背上去舔，掉了些在桌子上，用我的杯子接着喝酒。酒瓶的商标上是金黄沙漠中的一棵龙舌兰，录音机里传来西部音乐，由男声合唱的一首美国骑兵队的歌曲，接着是不带演唱的尾声部分，号声渐去渐远直至最后只有口琴在低吟。吧女说她儿子正在服兵役，我对她说，我还想和他们再玩一次。
掷色子时我觉得很奇怪：我将色子从杯子磕出，所有的色子都停止不动了，单单一个色子在杯子之间转动，而我想要的那个数字闪现一下又转没了，最后还是另一个数字向上停住了。就这一闪现的数字居然让我觉得它似乎真的出现过，只是不是刚才，而是在另一个时间里。
这另一个时间并不意味着将来或者过去，它之所以是另一个时间，是因为我生活在其中却思前想后。这是对另一个时间非常强烈的感觉。在那个时间里，想必也存在着与现在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的地方；想必一切都拥有与我现在意识中迥然不同的意义；感觉也跟现在的感觉不一样，并且人们在这个瞬间正好才处于那样的状态，其中也许这个无生命的地球就是当初的情形，在千年之久的雨季之后，第一次落入了一滴没有立刻蒸发掉的雨水。然而，这种一闪即逝的感觉如此揪心和痛苦，以至于它依然闪现在酒吧女那短暂和淡然的目光中。这样的目光，我立刻感受为那另一个时间中另一女人既不闪烁也不呆滞、只是无限遥远、永远觉醒同时又熄灭不尽，直渴望到视网膜撕裂和发出轻轻一声呐喊的目光。我迄今的人生，不能就此而已啊！我看了看表，付了钱，回到楼上房间里。
我睡得很沉，无梦，整夜全身都感到一种充满期待的幸福。快到早晨时，这种感觉才消失，我开始做梦，醒来时很不舒服。袜子挂在暖气片上，窗帘随意拉开一条缝。它上面印着美国历史上的各种场景：沃尔特·雷利爵士在弗吉尼亚殖民地上悠闲抽烟；满载移民先驱的“五月花号”在马萨诸塞靠岸；乔治·华盛顿让本杰明·富兰克林朗读美国宪法；路易斯和克拉克船长在从密西西比河沿哥伦比亚河流至太平洋入口处的途中射杀黑脚印第安人[3]的场景（画中山坡的远处一个印第安人对着枪口半举起双手）；阿波马托克斯战场旁，亚伯拉罕·林肯身体后靠着向一个黑人伸出手。
我将窗帘拉到一边，并没向外多看一眼。太阳照到地面上，温暖了我光着的脚。我把床头柜上的教友派圣经拿来翻阅，并没去翻找有关犹滴与和罗孚尼的章节，我却一下子想起她在他酣睡中割下其头颅的故事。[4]“她只是总踩我的脚，”我说，“或者是绊了一下。总而言之，她总是绊到什么东西。她步态轻盈、高雅，同时又磕磕碰碰。边跳边舞地向前，又绊到了什么。她跳过去后，接着撞到迎面过来的人。不一会儿她又滑倒，戳到毛线针上。她总是把针带在身边，尽管她从未织完一件什么东西，每次都是织了又拆。”“她其实是个很实在的人。”我在卫生间刮着胡子接着说。回到房间穿衣服和装箱子时我又说：“她钉钉子竟然一个也不会锤弯，她会铺地毯、刷墙、裁衣服、做木凳，还会把车上的瘪坑敲平。可她总是会滑倒、绊着或踩到什么，直弄得我看不下去。特别是她的表情！有一次她进房间想关掉留声机，她停在门口不动，只是将头朝留声机那儿摆了摆。还有一次是门铃响了，她先我一步到了门口，看到门前的垫子上放着封信，她把门轻轻掩上，待我过来时再打开，为了让我来捡起信。她当时没想什么，可我的手却不由自主地挥了出去，朝她的脸上打去，还好我比较笨拙，没有打到她。这让我们不一会儿就又和好了。”
我在楼下用支票结了账，乘出租车去灰狗大巴车站。这里的出租车不是黄色的，而是和英国一样的黑色。
在去新英格兰的途中我有时间做……什么呢？我思量着。不一会儿我就对窗外的景色失去了兴趣，大巴玻璃的颜色使窗外看上去更加灰暗。收费站使行程偶尔中断一下，司机向车外一个漏斗状的桶里扔几枚硬币。我推开窗户想看看外面，便有人说，开着空调呢，我只好将窗户关上。离纽约越近，广告上的文字越来越多地被画面取代了：冒着泡沫的巨大啤酒杯、灯塔般大的番茄酱瓶子、和原型一般大的喷气飞机飞在云端。我身边的人正吃着花生米，打开啤酒喝。尽管车内禁止吸烟，香烟却从这张嘴上消失又出现在另一张嘴上。不需我抬头去看，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地上是核桃和花生壳，有些包在口香糖纸中。我开始读戈特弗里德·凯勒的《绿衣亨利》。
亨利·雷的父亲在他五岁时去世，他只记得父亲如何把土豆藤从土中拔出来，让他看上面的土豆。由于他总是穿着绿色衣服，大家都叫他“绿衣亨利”。
汽车沿着布鲁克纳高速公路穿过布朗克斯城区，向右拐，越过哈莱姆河到达曼哈顿。车速慢了下来，却尽力快速沿着公园大道穿过哈莱姆。车里的人开始拍照、摄像。这是周六，哈莱姆的黑人居民在破车和废墟之间散步。那些废墟只有底层还住着人。他们在读报，有人在街上玩棒球，姑娘们打羽毛球，那些常见的标识如汉堡包、比萨在这里使人感到如此怪异和不协调。大巴继续前行，驶过中央公园，最后拐进50街附近一个昏暗的车站里。在那儿我上了辆出租车，它们在这儿是黄色的，前往阿尔贡金饭店。
阿尔贡金饭店是座又高又窄的楼房，房间较小。房间的门全关上，也依然有个大缝隙，像是经常被摇晃过。我路过时发现，有些锁上还有划痕。这次我很麻利地塞给那个帮我提箱子的日本人一张一美元的钞票。
房间朝向后院，厨房也是朝向后院，因为我看到排气口冒着热气并听到碗碟和刀叉的撞击声。房间里很冷，空调声音很大。坐了一整天车没怎么动，我开始冷得发抖，同时为了能够静下来，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我试着关掉空调，却找不到开关。给前台打电话，他们从那儿把空调关了，空调的嗡嗡声也停止了。安静下来后，房间显得大了起来。我躺在床上，吃着床头柜上与其他水果一同放在盘子里的葡萄。
开始我以为是葡萄让我有点胀气，身体开始膨胀，而头和四肢缩成了鸟脑袋和鱼鳍。身体里面燥热难忍，手脚却冰凉。得想办法控制身体状况的发展！手上的一根血管抽搐着，鼻子直冒火，犹如里面被用力挤压进什么东西似的。这时我才明白，又是死亡的恐惧，不是害怕自己死去，而是几近疯狂地害怕另一个人突然死去。经过长途旅行后，这种刚摆脱掉的恐惧变成了生理性的。鼻子一下子不再冒火，抽搐的血管也突然舒缓了，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使人窒息的死寂、黑暗的深渊，看不到任何生灵。
我打电话去普罗维登斯的酒店问有没有人给我留言，回答没有。我一边把我在纽约住的酒店地址告诉他们，一边翻看一本旅游指南。保险起见我也留下了我在费城住的酒店通讯地址，即利顿豪斯广场旁的巴克利酒店。然后我在巴克利酒店订了往后几天的房间。我又给楼下打电话让门房替我买去费城的火车票，又给德尔蒙尼克酒店打电话询问我妻子有没有去取相机，很遗憾没有。我说一小时后我自己过去取。略等几分钟，我拨了“0”，要了去欧洲的长途连接。酒店接线员帮我接通了越洋长途接线员，我便将母亲在奥地利邻居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您是想与某个人直接说话还是随便谁接听都无所谓呢？第二种情况话费会便宜些。”“谁接都行。”我说。作为陌生人接听电话比较轻松，你可以做一件事并且乐在其中。接线员要我这里的号码，我把电话机上的号码读给他后，他让我放下话筒。
我静静地坐着，望着刚刚打开的衣橱里的空衣架，厨房里传来很响的声音，想必已是下午了。其他房间的电话偶尔响起，接着我的电话响了，越洋长途接线员让我等一等。听筒里传来咔哒咔哒的声音，我对里面叫了几声，没人回答。很长时间我只能听到一种空洞的声响和低微的嗡嗡声。随后响起咔哒一声，我又听到了同样的声响，不过与先前有些不同。紧接着不知哪里响起了长音，持续了几次。我仍握着听筒，维也纳电话局接听了，我听到维也纳越洋接线小姐通报我的号码，也听到拨号的声音，铃声又一次响起，我听到另一条线上一个女人的笑声并用奥地利方言说“我知道！”，另一个女人说“你知道个屁！”。声音中断了，邻居的孩子像用假嗓对着话筒叫着自己的名字。我试着告诉他我是谁，在哪儿，可惜他像刚被叫醒一样糊里糊涂，只是一个劲地说：“她坐末班车回来！她坐末班车回来！”直至我很快、却是下意识地轻轻放下了听筒。这时我又一次看到了一个场景，在一个路边有一个狩猎台，狩猎台旁是个岔路口，岔路前一棵沼泽草正在慢慢地直立起来。
“我永远没法适应打电话，”我说，“上大学时我才第一次从电话亭里打电话。很多事我开始做的时候，都已过了恰当的年龄段，因而很多事我没法习惯。即便我有那么一次不用多想便能与某人熟悉起来，第二天也得从头开始。与一个女人相处，我迄今依然觉得就像是个装模作样的情景。我如果在饭店里为她点菜，这让我觉得过分；如果我与她并肩而行，并排而坐，我马上觉得，好像是一个哑剧演员在演戏，觉得自己只是在装模作样。”
电话又响了，由于我刚才等候时，把话筒握得太久，它还是湿的。酒店接线员告知我刚才的通话费，并问是否将7美元与房费一起结算。我很高兴，又花掉了7美元。我回问，这附近什么地方能买到世界各地的报纸。这时我想起欧洲现在已是晚上了。接线员告诉了我一个时代广场附近的地址，接着我前往那儿。
我沿44街向东走去，“向西！”我转身朝相反方向而去。我要去百老汇，可直到越过了美洲大道和50街我才发现，其实我并没有转身往回走。由于总觉得是往回走了，所以我停下来，想来想去，开始有点晕。接着，我沿着麦迪逊大道走到42街，在这儿我又拐了个弯慢慢走下去，的确走到了时代广场旁的百老汇大道。
我买了份费城的《星期六晚邮报》，随即在卖报处打开阅读。没有什么与尤迪特相关的内容。因为我也没期待找到什么，就把它随便放到一旁什么地方，然后又买了几份德文报纸，在杂货店的吧台旁边喝着美式啤酒时读了起来，却发现这些我在去波士顿的飞机上都已看过了。我虽然只是翻了一遍，却真的都读了，因为现在我能想起每个细节来。
我穿过几条大道回去，拐入公园大道，感到自己又像前一段时间那样，当向某人描述刚刚做了什么时，我总是不能放下构成整个过程的任何动作。我走进一座房子，我不是说“我走进房子”，而是“我蹭干净鞋子，按下门把手，推开门，走进去，然后将身后的门再关上”。还有，当我给谁寄信，我总是（而不是“我寄信”）“把一张干净的纸放在一张垫纸板上，拔下钢笔帽，在纸上书写，将纸折起来，装入信封，填写信封，贴上邮票，投入信筒”。就像现在陌生的环境中一样，那时我因缺乏知识与经历，便去将自己仅有的几件事情在描述中分割细化，迷惑自己，似乎这样它们才会意义非凡。我现在也如此这般地越过美洲大道，50街和麦迪逊大道，沿公园大道直到59街，跨过一个拱门，走近旋转门，推动转门，走进德尔蒙尼克酒店。
门卫手里拿着相机在等我，他没看一眼我的护照就把它递给了我。这是一部宝丽来相机，是我在一个机场买的，比在其他地方买贵得多。从粘在一侧的小条上的数字可以看出，尤迪特已拍了一些照片。她看了什么并且还想用照片留住它们！这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使我在走出饭店时已不再担忧。
这是晴朗的一天，而风使天空更明亮，云彩在天际飘移。我一度只是站在街头东张西望。在地铁入口旁的电话亭里靠着两个姑娘，一个对着话筒说话，另一个偶尔将身子弯过去，一边用手把头发别到耳后。刚开始看到她们时，我愣了一下，她们的样子使我兴奋，以至于我真的来了兴致观看她们在这个小亭子里嬉笑，将话筒推来让去，互相耳语，还一边不断地投着硬币，然后又弯着身子靠近电话。她们旁边地面的盖子里涌出地铁的热气，向一旁的柏油马路上涌动。这情景让我解脱，使我放松。我轻松地观看着，处于一种天堂般的状态，一种只是想观看，观看就意味着认知的状态。我这样走回公园大道，直到它变成了第四大道，接着一直走向18街。
在爱尔金影院，我看了场由约翰尼·韦斯穆勒出演的《人猿泰山》。一开始我就有像观看禁片的感觉，而且事先知道是禁止观看的。画面唤回了一个已经忘却的梦幻，一架小型客机紧贴在丛林上空盘旋，从飞机的内部能看到坐着一男一女和一个婴儿，飞机轰鸣着急速地飞来转去，其实真正的飞机几乎不可能那样转来转去。就在它急剧地飞转时，我儿时坐在上面看这部电影的凳子跳入我的脑海。“他们是去内罗毕，”我大声嚷道，但电影并没提到这个城市，“飞机马上就要掉下来了！”机舱内这对夫妻紧紧相拥。这时镜头切换到飞机外面，只见它摇摆着跌下来，坠入原始森林。随着一声巨响，升起的不是一股浓烟，而是从一片可笑的场景中冒出的一个个气泡。后来我才搞清楚，这下面是池塘，泰山口衔一柄匕首，那个已长成男孩的昔日孤儿先后从相隔甚远的气泡中冒出水面。他不紧不慢，梦幻般地游来游去，水泡随之富有节奏地从深处冒出水面。然而，就在飞机坠毁的瞬间，那种观看时定型的回忆过程在一种神秘的预感中伴随着同样的节奏，逐渐成为固定的回忆图像。
尽管电影让我觉得无趣，我还是没走开。我想，连漫画书也不再让我感兴趣了，这并不是从我到这里才开始的。有段时间我看了很多漫画书，我不该看合订本。一个接一个的冒险故事此起彼伏。有一次我看了几本《花生漫画》[5]，结果夜里直犯晕，因为每场梦都是出现四格画面后结束，又以新的四格画面形式开始。我感觉就像是到第四个画面时，双脚生生地被截去，我的肚子直接戳在地上一样。现在却是这么个故事！即便是无声喜剧片我也不想看了，它们对笨拙的欣赏已不再能打动我。那些帽子不被风吹掉就不能过马路，向女士鞠躬就必定要弄翻咖啡的主人公，让我越来越觉得是难脱幼稚、不近人情的典型：这些形象慌乱不安，内心挣扎，自我扭曲，也同时扭曲着环境，因为他们只想仰望一切，事也好人也罢。卓别林固有的讥讽式的幸灾乐祸，可是看他那样子不是畏畏缩缩，就是唯唯诺诺；哈里·朗东的习惯总是缩手缩脚。惟有巴斯特·基顿努力寻找一个出路，板着一副警觉而誓不罢休的面孔，尽管他从来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状况。他的样子我还是挺喜欢看的。在一部电影中看到梦露皱着眉头一副无助的样子和斯坦·劳莱如何望向她，也是挺不错的。
电影院外已是黄昏，我思考着要去哪儿，于是放慢了脚步。我前面走着一位高大的姑娘，似乎被她那摆来摆去的书包牵引着，也在人行道上不紧不慢地走来走去。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穿着牛仔裤。她不经意地走着，裤子却不像一般牛仔裤随着步子的起落，后面会起个皱，也不像其他布料在膝盖后有折痕。她左顾右盼，略带雀斑的脸庞很白，慢腾腾地走着，一如既往。我突然感到被挑逗了起来，因为我知道我会去跟她搭讪。我们就这样走着，一会儿几乎并排而行，一会儿她在我前面，一会儿我超过她，直到走到百老汇大道。我后来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真想把她当街按倒。当我跟她说话时，却只问她是否愿意和我去喝一杯。
她说，“为什么不呢？”可一切稍纵即逝，尽管两人的脸色还因刚才相互靠近的兴奋而发红，现在我们却并肩而行。如果我们俩有意的话，那么，急促的脚步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兴奋，并随即消失在一个门后。可我们只是继续向前走着，比先前不快也不慢，还得从头开始。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去碰她，她只当是我不小心而已。
我们来到一个咖啡馆，这里一切都要自助。我要走，她却排起了队。我也拿起托盘放上一块三明治。我们坐到桌边，我吃三明治，她喝咖啡。她问我名字时，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撒谎，说自己叫威廉。之后，我立刻觉得自在了许多，并问她，要不要尝尝我的三明治，她掰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头痛，对我摆摆手就走了出去。
我取了杯啤酒又坐下来，从挂着帘子的窄门向路上望去，能看见的空间很小，以至于其间的景象越发清晰。里面的人行动似乎很缓慢，像在演戏。他们好像不是从门前走过，而是在门前信步。女人们的胸部从来都没有现在这般好看和充满魅力，她们的样子几乎是忧伤的。好在我并无所求，只是想看看她们如何在宽大的广告牌前自得其乐地走来走去。有个女人几乎停在了门中，寻找着什么。我着实被自己欲冲向她的渴求吓了一跳，却立刻又想道：“我真的能和她怎样呢？那样无非就是不负责而已！”随之又释然了。我不可能想像与一个女人缠绵，就在我想着要向女人伸出手时，随即便兴味索然，疲倦不堪。
旁边的桌上放着一份报纸，我拿过来看起来。我看着发生了的和该发生的事情，一页接着一页，感到越来越舒服。在开往长岛的城际列车上有个孩子出生；一个加油站工人手足并用行走在从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到大西洋边佐治亚州的萨瓦纳的路上；内华达荒漠中的仙人掌开花了。我内心对所有的事都产生了一种必然的好感，只要它们能够被描述。每个地方都吸引着我，每个出现的人都合我的意，即便面对一篇报道，看到法官把一个躁动的被告粗暴地用链子绑在椅子上时，我也命令自己，即便是不理解，也要表现出没有什么不对劲的样子。我读到的每一个人都让我有亲切感。我看着一个女人的专栏，其中谈论的是拒服兵役的人，她说要是自己生出这样的孩子的话，她就会躲起来不见人。没有一种顿时休戚相关的感觉，我是不可能观看她的照片的。一个上尉说他从直升飞机上看到稻田中的东西，像是一群女人和孩子，但也可能是“一个男人和两头水牛”。哪怕只是看到这些词语，我都会突然感到遗憾，没能像这个上尉一样亲眼目睹如此情形。所有的人，特别是我还不知道的每个地方，都会让我在阅读时感到亲切，从而使我对它们产生一种渴望。我读到有关蒙大拿一个电报局和弗吉尼亚军营中的一条街，立即就希望自己在那儿并能在那儿生活一段日子；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像错过了永远再也无法弥补的东西一样。
这种感觉我太熟悉了。小时候，我就常常在争吵或打架当间，突然觉得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便停止说话或干脆躺在地上；即使我正在大喊大叫着逃离某人时，有时也会停住步子，甚至会坐下来直直地看着对方，大多数情况下，对方也就从我身旁走过去，仿佛追赶的是另一个人。如果我去骂人，很少能坚持到底；一说话我就变得和善，我不再责骂，立即和解。就拿我和尤迪特的争吵来说，我一直认为一个争吵重复着另一个争吵，并不是争吵本身让我觉得可笑，而是在说着话的时候，什么东西突然对我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后来虽然还正处在敌对情绪之中时，我则觉得自己随时都会笑出声来，而且我或许也不得不很快笑出声来，但我们相互已经伤害得如此之深，每次中断争吵，也包括和解的笑声，似乎只会伤害对方。又是长久以来，在纽约这儿，并且看着报纸时，我觉得自己以这种不可名状的方式陷入这一切之中，实在让我吃惊；可是我现在不想去想这些。这种感觉也只是短暂的；当我去考虑它时，它也随之消失，就像从未有过一样；等我站在外面马路上时，我又是独自一人。
我漫无目的却充满好奇地荡来荡去。在时代广场上，我看着裸体照；我从百老汇上空的霓虹灯字幕上读着当天新闻；对着报社大楼的钟我对了对自己的手表。街道灯火通明，就算走进没有照明的小巷里，头几步时还觉得晃眼。我从报上读到，在中央公园有一家被烧毁的饭店又重新开业，有些燃烧的痕迹又被利用到新的装饰中。我在人行道上边走边寻找出租车时，有人问我要不要音乐剧门票，我想走开，又想到劳伦·巴考尔在里面出演。几十年前在霍华德·霍克斯的电影《逃亡》中，她演一个十分年轻的女郎，在一个港口酒吧里倾身围住钢琴伴奏者的肩头，斜靠在钢琴旁，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唱着一首歌。我给那人20美元，手拿着票跑向剧院。
我坐在前排。乐队的声音从乐池下震荡而出。和其他人一样，我把大衣放在膝上。劳伦·巴考尔是台上年龄最大的演员，那些男人都显得比较年轻。她不再像从前在酒吧那样坐下和轻步走动，而是跑来跑去。有一回，她和留着长发、戴着项链的年轻男人在桌上跳舞。她吃力地落下来，下落时还得重新跃起并带着表情。她的每个动作必须连贯并富有娱乐性。打电话时她也得边穿鞋，为了不耽误时间又能随即离开。她每说一句话就变换一个姿势，起码会变换双腿的位置。她长着一双大眼睛，眼球随着她的动作转动。每演一个新场景，她就换一身行头，尽管她似乎没有换衣服的时间。只有当她伸开长胳膊端着威士忌酒杯时，大家才开始为她感到自在。她让人觉得，离开银幕以后，在这儿不得不靠出演不属于自己的节目为生，这让她并不开心。于是，人们观看她也像观看任何别的人一样，虽然他们为了尊严在演出，可是观看势必只会使他们受到伤害。我突然想起尤迪特：她的日常行为就是由很多小动作组成的，而劳伦·巴考尔的身体犹如一台机器将它们一一复制出来了。在一家时装店里，她不自觉地换了一副趾高气扬的顾客面孔，我心想着：她会立刻停在门口，四面环顾，却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只有当售货员走上前来时，她才会向她转过身去，仿佛她十分吃惊居然会碰上什么人。而一上舞台，她就变了样：她做出各种动作的简练并不是那种傻气的潇洒，那种不管是常人还是演员故作的潇洒，而是她只有面对舞台时才有可能展示出的严肃和放松。无论她平常怎样表演，可在舞台上始终镇静自若，忘我地面对他人；尽管她如此自如地表演了自己的角色，可人们几乎过后就忘了她。
剧院前一辆警车开进了我的思绪，嘶鸣的警笛几乎盖过了乐队。我从楼上栏杆旁看到从节目单中掉出的一张纸摇曳而下。这时，这张上下舞动的纸一下子使我全然断定，尤迪特此刻坐在一个饭店里漫不经心地用餐，翘起小手指还要点什么。她如此地专注，根本不会想其他什么事了。乐队指挥在乐池中上下跳动！演员的裤子熨烫得多么平整！此刻还有舞台上那个女对手正顺着橄榄舔吸着马提尼酒，然后又将橄榄塞进口里！她反正不会有什么事的。很难想像她会让自己过得不好。靠我的钱！我饿了，中场休息时我就去了中央公园旁的饭馆。
公园中树木沙沙作响，像是要下雨一样。饭馆中菜单的边角，都有故意烧焦的痕迹。衣帽间旁有一本贵宾册，里面的字迹如报纸的黑体字那么醒目。外面又有一辆警车在鸣叫。有一个服务员拉开面前的窗帘站在那里，另一个交叉双臂走到门口往外看。警笛十分刺耳，在立刻就给我端到桌上的玻璃水杯中，冰块短暂晃动着漂了上来。只有几个人还坐在桌边，脸部半明半暗。餐厅几乎空空如也，显得很大，随着警笛声在远处消失，我越来越感到疲惫。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脑袋里开始有东西动来动去，伴随着我一整天在纽约穿来穿去的同样节奏。它卡了一下壳，然后好长时间勇往直前，后来开始拐弯，绕了一会儿圈，最后停止了。这既不是一种想像，也不是一种声音，只是一种时不时会造成这两种错觉的节奏。现在我才开始在内心感受着这座我先前几乎忽略了的城市。
一个我白天只是擦肩而过的环境攫住了我。一排排大楼和一条条街道事后由留在我大脑里的颤动、停息、纠结和冲击组合而成。当这些颤动也变成响声时，一种呼啸和鸣叫犹如发自一片沉寂的、被洪水淹没的大地的河床里，共同加入其中。窗前那些厚实的窗帘挡不住这些声音和图像，因为它们就发生在大脑里；一旦这些声音和图像陷入颤动和节奏，它们就会一再被大脑加速，从而重新开始剧烈震荡，并且闪现为更长的街道、更高的大楼、遭到撞击似的越来越远去的地平线遁点。尽管如此，这个过程依然让我感到惬意：纽约的面目祥和地在我内心展开，并没有对我施加什么压力。我坐在这儿，既放松，又好奇，吃着一块羊排，这是我自己请的客；喝着加州的红葡萄酒，这酒让我越喝越渴。就这样，我把这个拥挤不堪的、隆隆声不绝于耳的城市当成一个温情的自然剧来感受。我刚才就近可以看到的一切，如玻璃窗、停车牌、旗杆、霓虹灯字幕，正因为我几个钟头之久难以看得更远，此刻分散成了一种你可以在其中极目远眺的景象。于是我有了融于其中和读本书的兴致。
吃完饭我又将菜单从头看到尾，津津有味地读着菜名，就像我以前读祷告书中圣人身世一样，有阿来摩牛排、路易斯安那小鸡、丹尼尔·布火腿、汤姆叔叔式大排。零零散散的客人都还没走，大声交谈着。一个卖报的走进来在衣帽架上丢下几份报纸，一个化了妆的老妇人拿着花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一个服务生漫不经心地在一对胖夫妻旁将法国白兰地倒在煎蛋饼上。这女人替他划着一根火柴，他鞠躬接过来放在平锅边，蛋饼升起火焰，这对夫妻拍起手来。服务生微笑着将蛋饼分到盘中端给他们，然后他用餐巾纸从冰桶里拿起葡萄酒，一只手背在身后，给他们斟上白葡萄酒。一个钢琴师不知从何而来，开始演奏，一个厨师走到厨房门上的圆窗旁向琴师张望。我又点了一瓶红酒，喝干了后依然坐着没动。一个服务生走进厨房，嘴里嚼着什么又走出来。负责衣帽间的女人正玩纸牌，嘴里含着大头针，搅着柜台上一小杯咖啡，然后她放下勺子，让嘴里的针落下，一口气将咖啡饮下，接着晃动杯子想让下面的糖溶化，晃动着倒入口中，继续玩她的牌。两个妇人从外面进来，一个用宽手包向服务生打招呼，另一个马上走到钢琴旁，琴师换了一个曲调，她唱道：
“在那过去的年代，那黄金的岁月，那49年。”
午夜很久以后，我才步行回到酒店，让门房把去费城的火车票给我，然后坐到那个叫蓝吧的酒吧里又喝了一杯肯塔基威士忌，慢慢地喝，不让自己喝醉。我从一张桌上拿了些酒店的明信片，写给很多人，包括那些我从没写过信的人。我从酒店一台自动机上买了航空邮票，随后将明信片投进了店内的邮筒里。我又回到吧间，坐在一个我能将身体转来转去的宽大皮沙发上，伸开手托着杯子，时而弯腰喝上一口。服务生过来把我桌上的烟灰缸拿到另一个时而笑出声的女人桌上。她每次笑完后都从那皱皮包里拿出笔记本，用银色小圆珠笔往里面写着什么。然后，我今夜第二次感到了累，拿了一张明信片上楼回到房间。我边走边在上面写地址，把它投到楼道里的邮箱中。它哗啦啦地响着，滑落到下面。
我房间地上有一张白纸条，我马上确信，一定是给我的留言，捡起来，却只是酒店经理原本放在果盘上的推荐条。我给楼下打电话让他们把空调重新打开，接着我没有洗漱就上了床，打开了《绿衣亨利》。
我读着亨利在学校如何遇上他第一个敌人。一个同学和他对大自然现象打赌：鸟落在哪根树枝上，树在风中摆动的最低幅度，湖里是五个还是六个小波浪后会起一个大浪。亨利打赌成了瘾，他总输，已付不出钱来，两人成了敌人。后来仅有一次在狭窄的山路上相遇，他们马上就扑向对方，一言不发拼死搏斗。亨利以致死的冷静摁住对方，逮住机会就用拳头往他脸上打，感到的却是一种疯狂的痛，永远再也不会更深切地感受到的痛。不久他就离开学校去了乡下。在那儿，他第一次自由地领略大自然，兴致盎然地要把它们立即都描绘下来。
我自己在农村长大，很难理解大自然怎么就会让人重新解脱，它只是让我感到压抑，或者至少让我不舒服。谷场、果树和草地让我觉得不舒服，隐藏着一些吓人的东西。我对它们有着切肤的了解：赤脚在谷场上奔跑，爬树时树皮划破皮肤，雨天穿着胶靴跟在奶牛后面在泥泞中行走。今天我才明白，之所以我对那些小小的不如意感受那么深、那么强，是因为我在大自然中从不被允许自由活动。果树是属于别人的，主人来时必须穿越田野逃跑，照看牲畜，也是为挣钱买照看牲口穿的靴子。孩子很早就被迫在大自然中劳作，没有人教给他们那样的眼光，至多只是对岩缝、朽空了的树以及地洞有些许关注，那里可以藏身，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各式各样的地下洞穴。矮树林也吸引我，还有玉米地、密密麻麻的榛子树丛、狭道和河谷。我喜欢房屋和街道胜于自然，在这里我做不了那么多禁止的事。当风吹过麦田时，我讨厌它将我的头发吹到脸上，尽管后来我常常想像着一片在风中来回舞动的麦田，无非为了给自己找借口说，在自然中自己是多么的不舒服，其实只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能力去欣赏大自然。
我已把书放在一边，躺在黑暗的房间里。空调嗡嗡作响，我慢慢开始看着自己是如何入睡的。浴室的门变成山丘上一座白房子。有人正用鼻子呼吸，在我下面的岩壁脚上，有条狗呻吟着回应。我翻个身，马上从坡上滚了下去，掉到一个干涸的小河床上，那里有衣架和开了口的胶靴，我蜷缩成一团睡在那里。雨沙沙地下个不停，还有潮汐隆隆逼近，却并没有来到近前。“我忘记在贵宾册上登记了！”
第二天临近中午时，我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登上了开往费城的火车。
回想起来，我再也弄不明白：然而，我觉得这一天过得如此之快，就像吸血鬼电影里的日子一般。你走进一个地下火车站，滚梯把你一直带到下面，最后一级立刻就把你推进一扇敞开的门内。等到你在座位上坐下了，车开动了，才感到心定，觉得真的身在车厢里了。窗前先黑了几分钟，火车穿过哈德逊河下的隧道，在新泽西这边驶出地面，出现在一片朦胧的大地上，车窗的有色玻璃使窗外显得更加昏暗。车厢内很亮，书页在翻动时都反光。可是只要朝外望去，云彩显得越发昏暗，这个笼罩在昏暗之中的地方看来看去都空空荡荡：看不到房屋，到处是垃圾堆，地平线上升起黄烟，看不见烟囱，一辆汽车四轮朝天，没有了轮胎，卧在荒野里，一片片森林荒芜不堪，被大风连根拔起的树木枯萎地挂在返绿的树上，其间还挂着像降落伞布的破布条，迷失在这个地方的海鸥卧在沙丘上。由于这家铁路公司不久前已经破产，火车直接驶过一个个关闭的车站，穿过一座座城市，其间的大楼背离铁路而去，因此看上去好像被疏散和无人居住似的。两个半小时后，当那些黑乎乎的、钉死的窗上画着毒鼠药的房子突然紧逼轨道时，车厢里瞬间暗了下来，还没看清隧道入口，火车就钻入了费城地下车站。
又是滚梯；不用下楼梯就可以直接迈上一个大广场。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来接站。“你不用躲，正在哪棵树后偷窥我吧？我才不会去找你呢！”我说道，“你别拿我自己来吓唬我，我生来就没有惧怕的感觉，反正早就没有了，我对此不会再无招架之力了。”两位身穿着长袖黑袍、头戴宽边小礼帽的教友会牧师穿过广场，走向一辆开着门的汽车，黑人司机立在车旁，衬衫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收音机。一个我在火车上见过的海军士兵追上牧师给他们看什么东西，他们只是微笑，其中一个摇着手拒绝，另一个已上了车，他突然又从车里出来指向我。我吓了一跳。他们向我招手，我便向他们慢慢走过去。大兵抬起胳膊把我的相机晃来晃去；我把相机忘在了火车上。
然后，我和大兵一同走过广场，两人都不知去哪儿，互相陪伴着。到威廉·潘纪念碑前，我给他照了张相，等相片干了后，他就塞进钱包里。他随之掏出一张剪报来，打开它，就像捏着一张证书似的紧紧地捏着边缘。这是一篇关于士兵返回家乡明尼苏达雷德温的报道。他受到老兵俱乐部的欢迎并作了演讲，尽管简单，却很轻松，让人信服。大兵说：“其实我只是讲了鲍勃·霍普[6]带着女友来看过我们一次。我还给他们讲了他给我们说过的几个笑话，气氛不错，没人问我什么。”大兵接着又说：“是我把摇滚乐带到了雷德温，我们在家里先和我的姑娘练习过，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在自动点唱机上选择了《监狱摇滚》[7]，仿佛我们要跳华尔兹似的。突然间，我将她扔过我的肩头。”大兵又说：“我崇拜猫王，他在部队待过两年多，现在又回到老本行。我并不喜欢待在海军里，可那是工作啊。有一次，我在浅水里看到了一根芦苇秆冒了出来。那儿附近还有一些芦苇秆，可是它们都移动过。这一个却没有动过。有时候，你非得杀死什么人不可，不然你自己就会被人杀掉的。”这个大兵长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鼻孔。他戴着一副眼镜，镜片粘着从他眉毛上落下的皮屑。他的嘴唇苍白，嘴里有颗金牙，说话轻声细语，每句话结尾时总是像唱歌一样扬起来，仿佛他要等人点头后才能继续说下去。他拉下帽子，让我看他的摇滚发型。这时，他的眼镜滑落到鼻子上，他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盲目而无所谓的热情，并没真正地注视我。我发现，好久以来，我第一次又能够近距离而且不紧张地打量别人。你看着这个大兵。同时我却受到伤害，因为他偏偏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为什么偏偏总会有人给我讲故事呢？我心想着。人们总该看得出来，其实我从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想听。尽管如此，还总是有人把这些愚蠢的故事讲给我听，如此慢条斯理，仿佛谁都根本想像不到我不会像个同谋一样洗耳恭听的。
“难道我非得干些什么名堂来让别人注意到我吗？”我自问道。然后，我借口要去打个电话而离开。“难道我想怎样或不想怎样的方式，总是在我说话或拒绝时才表现出来吗？难道人们从我如何行动，如何保持脑袋姿势，如何四面环顾还看不出来我的态度吗？”“或者难道我的表情还和以前一模一样吗？”我坐在去酒店的出租车里想着，“难道我得一步一步地想像出一个新姿态来吗？那么人们会不会发现，我总是不得不从许多表情中先选一种来？也许人们因此会觉得，我对任何可能的观点都会同意？”
“或者他们只是想吓唬我吧。”我心想着。这时，我站在酒店门口看着出租车司机把我的箱子交给一个服务生。“也许我看起来属于那类人，人们可以随便玩弄他们；面对这样的人，人们立刻就会无所顾忌，不像对待别的人那样小心翼翼：难道面对这样的人，人们马上会一见如故，因为你觉得他们没什么可怕的，无论怎么对待他们，他们都会听之任之？”
我不由自主地将脑袋朝后仰去，就像流鼻血时那样。这时，云彩耀眼夺目，我却害怕夜晚越发来得快了。我差不多一大早才上了火车，然后就和那个当兵的在广场上走了走，而现在已经快傍晚了：太阳短暂露出脸时，影子拉得长长的，而且这也表明天快要黑了，那么一切都将不复存在。我觉得迈向前的脚轻盈，而拖在后面的脚沉重。就这样，我跟着行李员走进位于酒店深处的前台。我填好登记表，在电梯里久久地等待着，直到又有人被塞进来后电梯才开动。等我到了房间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从浴室出来，天色已经暗下来；我把大衣挂到衣橱里，也许比平时做得仔细些吧，转过身时，天已经全黑了。
“你这个臭家伙！”我说道，“我要打你个稀巴烂，我要打你个稀巴烂，我要打你个稀巴烂。你可别让我看见你，你这个捣蛋鬼。要让我捉住你的话，可就没你的好果子吃了。”
有人在挣扎，他被抬了出去，我跑过去，看到他在门口窒息，“是花粉过敏！”那个扶着他的人滑了一下，摔倒了，我帮着把人抬进屋，然后慢慢走开。当我赤脚踩到一个并不尖锐的小石子上时，一种刻骨的痛如电流从脚底窜到大脑里。接着，女人们在我身后窃窃私语地传递着死亡的消息，小心翼翼，她们并没有窃窃私语，只是她们的衣服在沙沙作响，从一个泥潭里露出一对癞蛤蟆的眼睛，一只门把手慢慢地上下移动，小心翼翼，我伸出光着的腿，碰到荨麻草。一只壁虎从我视线旁跑过，那不过是钥匙旁的酒店招牌，还挂在门上荡来荡去。“我再也不愿孤单一人。”我说。
我已给住在费城西部菲尼克斯维尔的一个女人写信，告知她，我也许会去看她。她叫克莱尔·麦迪逊，三年前我来美国时，我们上过一次床。我们几乎互不相识，我当时是那么地急切，所以才老会想起。
我在电话簿上找到她的名字，和她接通电话。“你在什么地方？”她问。“在费城。”我回答。“明天我和孩子开车去圣路易斯。”她说，“你想一起去吗？”我们说好，我明天中午时分去菲尼克斯维尔，等孩子睡完午觉后我们就会出发。
她马上就挂了电话，我还留坐在电话机旁。床头柜上有一个小电子钟，钟面的微光在黑暗的房间里照得很远，每当分针移动一格，它会轻声地响一下。我把钟的插头拔出来，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克莱尔三十岁左右，高个子，长着一张大嘴，微笑时她的嘴不张开，只是双唇变得更薄更长了些。她的脸也很大，抚摸她，不太合适。几乎不太可能去亲近她，她从不谈论自己，我也从来没想到要说说她的什么事，她总是真真切切地在那儿，以至于没必要再说什么。我跟她谈论自己或窗前的东西，这是我们惟一能够亲密的方式。要是会有其他什么过渡的方法，我们俩都会觉得太累。第二天我去找她，她从房间里向外叫我，让我进来就是，门是开着的。我进去时，她靠在另一扇门旁。一切突然像是在梦中安排好的，我走向她，拥抱她，马上将一条腿伸到她两腿之间。当意识到该站起来时便站起身，再坐下，使劲闭上眼，闭到双眼发痛。经过那么长的呻吟，她开始脱衣服！我们相互转过身去，说话声音陌生，默默地投去发自内心但空洞的目光，长久地打量对方，一次次地亲吻爱抚，直到欲火使两人大声喘息，只得分开身体，眼光从对方下身移向上方，又不得不转过身，一个开始娇气地呻吟，直到另一个夸张地给予爱抚。而她刚才倚着的不过是一扇美国大冰箱的门！后来在我们三心二意的亲热中，我突然进入了她的身体。我要叫她的名字，却叫不出口。她在一所学校教德语，她父亲战后随军驻守在海德堡，没让她跟着，而只是在信中让她学德语。她有过一段婚姻，她身边这孩子不是我的。
深夜，房间很高，在顶层，路灯也照不进来。那些大楼都是黑洞洞的办公楼；清洁工也都走了。只有当一架飞机低低飞过时，房间的墙壁闪亮了一下。我给费城几家豪华酒店打电话，那儿的高价会使尤迪特选择去住：喜来登酒店、华威酒店、阿德菲亚、诺曼底酒店。我突然想到她也可能就住在这个酒店里，我给下面打电话。她在巴克利酒店住过，两天前刚走，没有留下或忘了什么东西，房费是用现金付的。
我气愤起来；愤怒随后消失，而一种厌恶如此强烈，房间里的物件似乎如蝙蝠的翅膀开始抖动起来。接着，厌恶也随之而去，我感到一股强烈的厌倦，我依然还是那个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向厨房订了一份吐司和法国红酒，把房间里的灯全都打开，就像人们平常看到的酒店房间广告画那样。我也打开了卫生间的灯。当服务生把餐车推进房间时，我把电视也打开了。餐车上面的吐司和红酒奇怪地并列着。我边吃边喝，当有女人在影片中尖叫，或者好长时间没动静时，便抬头看一下。有一次，当电视长时间地只有电流声时，我抬头看到由空空荡荡的德国市民房子组成的电影画面。屏幕前方突然有一头怪兽走过，图像很大，只见到它的头。其间，画面里一个戴着厨师帽子的男人正不断地介绍着由五道菜组成的晚餐，这些菜只需要简单地包在袋子里放进开水中浸泡几分钟拿出来即可。他还示范如何用剪刀把袋子剪开，将食物倒出，并用近镜头展示食物倒入盘子时热气腾腾的样子。我只喝了酒，换到另一个频道看动画片，演的是一只猫在吹泡泡糖，直到吹爆，把自己给憋死了。我还头一次在动画片中看到有谁死了。
后来我还想出去走走。没有关电视，灯也亮着，我就下楼了。因为是星期天，酒吧关门，我走到街上。费城的马路平行排列，纵横交叉形成直角。我朝前走去，拐进栗树街。这是一条主街，我继续往前走。街上静悄悄的，在一个地下音乐厅里我又遇到了那个大兵。尽管这里不卖酒，他像是喝醉了，靠在墙上看着那些年轻人跳舞，没穿军装，穿着一件皮衣，眼镜插在口袋里。我对他点头，他挥手回应，似乎并没有认出我。我端着一杯叫“根汁汽水”的饮料，颜色很暗有点焦味，在桌旁坐下，目光却不能从他身上移开。
乐队已经撤走了，只剩下那个歌手。这歌手拿来一把吉他，坐到麦克风前的凳子上，开始一边歌唱，一边叙述着或许他自己经历的故事。大家都不再跳舞了，站在周围倾听着。他讲述了一个傻姑娘的故事：她在农庄工作，被农庄主强奸后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歌手用力拨响吉他说，吉他声余音未止，他又接着讲下去。“就在她去井旁打水时，生下了这个孩子，她用围裙裹起他，把他抱回了家。于是我就成了农庄主和他太太的儿子一天天长大。有一天，我翻铁丝网时挂在上面下不来。这时，那傻子奔过来将孩子抱下来，她甚至连话也说不出来。那孩子对农庄主太太说：‘喂，妈妈，为什么这傻女人的手这样柔软？’而这个傻女人就是我的母亲！”歌手喊叫着。他举起吉他，蜷缩着身子，开始用缓缓而颤抖的和弦演奏着。
当音乐越来越激烈和急促时，那个大兵突然激动起来。他举起手臂，仿佛要伸展四肢似的。可是他此刻碰到什么不能完全掠过头顶的东西：他双手停滞，颤抖着攥成一团。他紧闭双眼，连眼珠都开始颤抖起来。他顶着无比巨大的阻力将头扭向一边，然后耸了耸肩，试图顶住自己的耳朵。这时，他张开嘴巴，牙咬得咯咯响。他所开始的每个动作都立刻停滞在一个同样强大的反动作中。他面孔歪斜，脑袋扭曲，仿佛它马上就会弹回来一样。他一再试图高高地推开什么；双臂一次次努力举过肩，举到那儿就开始颤抖，稍稍垂落下来，又重新使劲举起来，后来甚至连两臂垂落好像对他来说都不堪重负。他接着抬起一条腿，将脑袋硬抵在膝盖上，额头在上面蹭来蹭去。汗水从他的鬓角流出，牙床因白沫而闪亮。然而，我怀着崇敬和爱慕注视着他。他的陶醉不像其他此时又开始跳舞的人那样做作和讨厌，而且这种陶醉使他诧异，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来收场。他再也说不出话来，甚至连结结巴巴都不能，就这样，他试图让自己解脱，因为他的一举一动看上去仿佛有个史前的魔鬼在他的身上死去了。然后他突然安静下来，手上拿着一把刀。那个盯着他的人立刻朝他小臂打去，刀随之掉在地上。只有几个人眼看着这个士兵怎样被带了出去。
后来，我回到酒店，又看了《绿衣亨利》，亨利怎样开始模仿自然作画，然后才在其中寻找那些遥远和神秘的东西。他凭着对残缺树干和岩石幽灵的想像要超越自然，为了使自己这个观察家更开心。他虚构出怪模怪样的树木和岩石，并画上一些神奇而衣衫褴褛的形象作为陪衬，因为他对自己了解如此之少，连那简单存在的大自然都对他一语不发。直到有一个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亲戚让他意识到，他画的那些树，棵棵看上去都很相像，统统堆在一起，没有一棵像真的。“这些岩石和石块一刻也不可能如此垒在一起，肯定早就垮塌了！”这位亲戚让他画他拥有的财产；尽管他只是这样说说，可亨利则不得不仔细端详那些东西。此时此刻，那些寻常不过的东西，哪怕是屋顶上的瓦片，都比他想像的要难多了。我突然又想起来，有好一阵子，我也对环境抱有一种古怪的看法：当我要描述什么时，我从来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最多莫过回想起怪异的特征，如果没有什么怪异的话，我就虚构。所以，在我的描述中，出现的总是长着红痣的巨人，说话嗓门尖细。他们大多数都是些逃犯，在雨中几个小时坐在林中的树桩上，冲着风讲述着他们的故事。残疾人、瞎子和傻子我一眼就看出，但却根本无法详细描述他们的模样。我对废墟比对房子更有兴趣。我喜欢待在墓地里，站在墓地围墙边数起有多少自杀者的坟墓。我可以与某人在一起待很长时间，然后他出出进进时，我却认不出他来，至多还记得他脸上有颗痘痘或者他咬舌。只有不同寻常的特征和不良的习惯动作会吸引我多看一眼，别的看一眼就不会再去看了；如果我要讲述的话，那只有去想像了；如果想像不出来的话，那我就编造出一些特征，像通缉令一样。于是，这些特征取代了整个场景、关联和命运。而在尤迪特那儿，我才第一次开始感受起什么；我获得了观察环境的目光，而且不再一味是邪恶的目光。我不再去收集特征，开始变得耐心了。
我睡着了，没有关灯，所以做梦时太阳照在脸上。有一次，我等在十字路口；身旁停着一辆小车，我立刻将身子俯在上面，用手将雨刷推到挡风玻璃上。一个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女人探出身子将雨刷拉回原处。与此同时，她指了指天空，我发现太阳当空。我笑了，开车的也冲着我笑了，他是个法国人。可这似乎是个噩梦，我醒来时，阴茎挺得直直的，但并不兴奋。然后我关上了灯。黎明时有人使劲拍手，我喊道：“唉！”，从床上跳起来，原来只是一只鸽子在窗前扇着翅膀飞起来。
菲尼克斯维尔只是一座拥有一万五千居民的小城，离费城约三十公里。我与出租车司机谈妥价钱，吃了早饭便上路。途中我们停了一次，在一家折扣店我买了些宝丽来用的胶卷，这里比机场要便宜一半，给孩子买了个口琴。给克莱尔买礼物让我感到为难，我想不起来什么东西适合她，也想像不出她手中拿到东西的样子，她一定会显得很尴尬。可当出租车在绿叶街她家门前停下时，她正手提箱子朝车子走去。这是辆旧车，后备厢盖开着，孩子在克莱尔前面笨拙地走来走去，拿着个化妆包。屋门也敞开着，门旁还有几只箱子，屋前的草地上闪耀着露珠。
我下了车，提着箱子向她的车子走去。我们互相问候，随即我将箱子放进车里。接着我去取门旁的行李，她接过手，把它们放进去。孩子大声叫她关上后备厢盖。这是个大约十二岁的女孩，因出生在新奥尔良，叫德尔塔·本尼迪克蒂娜。克莱尔将后备厢盖合上说：“如果本尼迪克蒂娜在，什么都要关上，不然她马上就开始害怕。昨天她突然开始大叫个不停，直到我终于明白是因为我衬衣上的一个扣子没有扣上。”她抱起孩子，因为我在，她不愿动。我们走进屋子，我关上门。
“你变了，”克莱尔说，“你看上去无忧无虑，你也不再介意穿着件脏衬衫。三年前你来时，总是穿着白衬衣，每次都是件新的，胸前的折痕都清晰可见。这次你来竟然还穿着上次那件大衣，纤维里子的。”
“我哪里还有兴致买穿的呢，”我说，“我不再看橱窗。以前我每天都要穿不同的衣服，现在几个月都穿一样的。这衬衫嘛，那是因为昨天住的饭店没有洗衣服务。”
“箱子里是些什么？”克莱尔问。
“换洗衣服和书。”我说。
“正在读什么书呢？”克莱尔问。
我回答道：“戈特弗里德·凯勒的《绿衣亨利》。”
她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我说，我会念给她听的。“今天晚上吧，”她说，“睡觉前？”
“会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在匹兹堡的多诺拉，”她说，“我知道那儿有一家远离马路的汽车旅馆，孩子在那儿可以睡得踏实些。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开到那里，到那儿有三百公里路程，阿勒格尼山脉就在这段路中。你还是不会开车？”
“是的，”我说，“我不想再让人考我，这现在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让人来向我提问，以我的回答作判断。以前，十年前，我也许还会去考，既便是满怀抵触和愤懑。现在绝对不会了。”
“你总提到‘以前’和‘现在’。”克莱尔说。
“这是因为我急着变老。”我回答道，并不得不笑起来。
“你多大了？”克莱尔问。
“三天后就三十岁了。”我说。
“在圣路易斯！”她说。
“是呀，”我答道，“我几乎都等不及了。”
“去圣路易斯，还是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并且要在圣路易斯。”我说。
她给孩子弄吃的，我去卫生间洗头发。因为她把吹风机已装在了车上，我就湿着头发坐在屋前的草地上。今天阳光明媚，我觉得理所当然。
我回到屋里时，她正给孩子脱衣服，我看着她。她将孩子套进睡袋，把她放到另一个房间的床上。我听到她拉上窗帘，然后她走出来，我们一起吃牛排和团子，喝着啤酒。
“你依旧不喜欢奥地利吗？”她问。
“我现在挺喜欢那儿。”我说，“我发现，我先前差一点儿就相信，那里没有最通常的标识。事实上我看到，不是开玩笑，是与其他各地相同的交通标志，相同的瓶子形状，相同的螺丝纹路。我着实惊讶，这里也有酒店、商场和柏油马路。一切应有尽有，我之所以惊异，因为我是在这里长大的，童年时却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我所感觉到的却是我不曾拥有的。甚至连始终让我不安、使我对自己不满的大自然，我也渐渐地用另一种眼光去审视。”我其实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别的，于是我不再说下去。
后来我收拾好桌子，给自己从冰箱里又拿了瓶啤酒。克莱尔说，现在正是假期，她想去圣路易斯看朋友。“这是一对恋人！”她说，另外有个受德国外交部委派的剧团，应圣路易斯大学邀请，出演几部他们还未曾上演过的剧目，她对此很是好奇。
我原想帮她一起洗碗，可她现在已有一个洗碗机了，只需将盘子放进去。我问洗碗机怎么工作。“有些东西还是要用手洗，”她说，“比如银餐具还有煮锅和炒锅，它们太大了。银餐具我本来就没有，但我常常事先做好几周的饭菜，将它们冷藏在冷冻柜里，常用到大锅。”她让我看冷冻柜里冻起来的汤。“这些到秋天还可以吃。”她说。我突然觉得，到了秋天，她将汤化开时，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洗碗机洗完后，我们把餐具取出来。我刚才还不知道它们该放在哪儿，可当我忙来忙去的时候，便弄清楚了它们分别摆放的位置。我把啤酒瓶扔进垃圾桶，然后打开唱机，并没看上面放着什么唱片。克莱尔将音量拧小，指了指孩子睡觉房间的门。这张唱片叫《她系一条黄丝带》，有人用鼓演奏约翰·福特电影中的主旋律。“在普罗维登斯，我听到军乐团演奏的就是这首曲子！”我叫道，并且低声重复着，好像克莱尔听不懂这样大的声音似的。
她光着脚走来走去，收拾着一些小玩意，有缝纫针、孩子可能需要的药、体温表、孩子的防疫证、挡太阳的草帽。接着，她烧苏打水做了茴香茶以备路上用。坐在这儿，真是太好了；一切是如此神奇的美妙！
她走进一间房间，而当她从另一间出来时我抬头望去，居然认不出她了。她换了件连衣裙，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来到屋前，她坐在一张吊床上，我坐在摇椅中讲述着我这三年的经历。
后来我们听到孩子在里面喊叫，克莱尔走进去，给孩子穿上衣服，我则在那儿继续摇来晃去。我发现还有几件孩子的衣服晾在绳子上，便取下来，放进了她装着其他小东西的包里，也没有告诉克莱尔。我被笼罩在周围的美妙所感染。孩子坐在后座上，我们驶出了菲尼克斯维尔。
到了76号高速公路上，她想起了孩子的衣服，我指了指装着衣服的包，“唱机和烧水壶我也关上了。”我说。
76号高速路，从费城到匹兹堡，是宾夕法尼亚收费公路，有五百公里长。我们越过100号高速，从市中心第八收费站驶入。克莱尔身边有个装着零钱的盒子，每到一个收费站，她就从中拿出硬币扔进收费桶里，几乎不需将车完全停下来。到多诺拉时，我们已过了十五个收费站，克莱尔一共扔进收费桶里五个多美元。
我们说话不多，要说也是对孩子说，她一路上询问各种各样的景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田间已长着小小的啤酒花和玉米苗，从山丘后面的大片居住区升起阵阵烟雾。尽管每块土地看上去就像刚刚耕种过，四周还是荒无人迹，如同原始大自然的翻版。在依然崭新如故的公路上也看不到一处作业点，柏油路面泛着光芒，车辆行驶缓慢，最高时速为一百多公里。突然有一架空军的飞机擦着我们头顶飞过，投下巨大的阴影，以至于我以为它要坠落下来。远处的风似乎比近处的树丛中要缓些。一群白鸟掉头飞行，而且突然变得黑乎乎的。天空一片透亮，几乎没有昆虫撞上玻璃。偶尔我看到被车碾过的动物，猫和狗都被放在了路边，而刺猬则无人问津。克莱尔向孩子解释说，农场的大铝球里装的是水。
我有了拍照的兴致，尽管看不到多少东西，我先后拍了几张照片，看上去几乎都一模一样。后来我就拍孩子，拍她怎么站着，从车后向外看。再后来我还拍克莱尔，我尽量将身体后倾，相机拍不了大镜头，还没到哈里斯堡[8]，最后一卷胶卷就拍完了。我把照片排放在窗玻璃上，一会儿看看外面，一会儿又看看照片。
“你也变了。”我对克莱尔说，吃惊她也能成为话题，并且指着她的一张照片。“你看上去，好像你每次思考时都深思熟虑接着要考虑到什么。以前你有时全然心不在焉，甚至是迟钝，现在你的目光显得严肃，似乎也有点儿忧虑。”
“似乎有点儿？”
“是的，似乎有点儿忧虑，”我说着，“具体我也说不清。你走路快多了，行动更敏捷了，举止更沉稳，说话声大了，响声更多了。好像你有意要引开人家对你的注意似的。”
她按了按喇叭当作回应，什么话都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听我们讲话的孩子要求我们继续说下去。
“我比以前更健忘了，”克莱尔说，“也许不对：我很少回忆往事。有时候，有人对我说起我们前几天一起做过的事，可我压根儿就不愿意去回想。”
“自从我来美国后，我越来越爱回忆了。”我说道。这时，她不往下说了。“我只要一踏上滚梯，立刻就回想起我第一次上滚梯时有多么害怕。要是我走进一条死胡同里，马上就回想起一生中所有那些我迷失在其中的、早已忘却的死胡同。首先我在这儿弄明白了，为什么除了对恐惧状态的回忆以外，在我身上并没有形成回忆的能力。我从来都无法拿我每天所看见的东西与什么东西相比较。一切印象都是业已熟悉的印象的重复。这样说来，我不只是指我很少四处走动，而且我也很少关注与我生活在不同条件中的人。因为我贫穷，所以我感受的也几乎都是穷人。因为我们对事物关注得如此少，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话可说，于是我们几乎天天说的都是同样的话题。谁说得多，只要他显得滑稽，能让人开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活宝；如果他像我一样想入非非的话，那就是个梦想者；因为我不想当个活宝。而这些梦想在我生活的这个环境里真的是想入非非，因为对它们而言，在这个环境里就不存在相应的东西，不存在什么或许使之成为可能的、与之可以比拟的东西。因此，梦想和环境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过我的意识，其结果是，我对二者从来也就没有什么记忆。惟有恐惧的瞬间立刻又突然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在这其中，本来互不相关的环境和梦想突然变成了同一个东西。环境催生了梦想，而梦想突然使我对本来因想入非非而忘却的环境看得清晰了。因此，恐惧瞬间对我来说始终是认识的过程；只有恐惧时，我才会关注环境，看它究竟会给我好的还是坏的兆头，并且事后留在记忆里。这样的回忆也只是不期而遇，我从来没有学过主动去回忆。如果说我当年曾经抱有过希望的瞬间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越来越向高处开去，却看不到山峦起伏的样子。太阳斜挂天空，山坡上闪烁着光芒。孩子又要听我们说话。克莱尔向她解释说，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话要说呢。我递给她一杯茶。她喝完后双手捧着杯子还给我。我们穿过一个隧道去新巴尔的摩，克莱尔把孩子抱到前面。到了隧道另一边，我又把她放回后座。山丘之间现在笼罩上越来越昏暗的阴影，从后窗已经看到月亮挂在天上。
“如果我们七点前能到多诺拉，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吃饭。”克莱尔说。“那家酒店对面有家饭店，叫‘黄丝带’。”
我们又去了加油站。加油时，克莱尔让孩子在房子后面方便。我则去自动售货机买了一听汽水。天快黑了，售货机里大概没几听了，这一听从上方滚落下来，我打开时直冒泡沫。大楼上方那个蓝白红相间的椭圆形美国标志在缓缓转动，克莱尔和孩子回来时，孩子正在说着这个。我们离开时，孩子突然大叫起来，我们回头看去，加油站的照明灯全亮了起来。“天还亮着呢！”突然间，我觉得我们至此只是穿行而过的这片地方就像是个可以抵达的地方。我开始说话，感到轻松，因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自己说话自己听。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不由自主地在回忆。”我说道，“而之前，我只感受到了回忆的痛苦。我自觉地去回忆，可我不愿意将那些经历作为完整的经历来重复，而只想着别让那些我此刻首先感受到的微不足道的希望再次化为想入非非的梦幻。小时候，我常常将一些东西埋起来，希望当我再挖出它们时，它们已经变成了宝藏。如今，我不像以前那样，还为之感到难为情，在其中看到的是稚气的游戏，而是有意去回忆它，以此让我确信，我没有能力用别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事物，去改变它们，这不是我的天性，抑或是迟钝，抑或是外在的无意愿。当我回想起我常常表演自己是个魔术师时，我就越发觉得清晰了。在这期间，与其说我要无中生有或变此为彼，倒不如说我要自我陶醉。我旋转一枚戒指或者藏在被子下说，我会让魔法把自己变得不存在了！这自然很可笑，只要有人揭开被子，你还是坐在那儿。可是对回忆更重要的是那短暂的一瞬间，你认为自己也真的不在这儿了。而这种感觉，我现在不再解释为渴望从地上消失，而是对将来的喜悦，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不再不是此刻的自己了。于是我每天都告诉自己，我每天都在长大，人们应该都看得到的。我迫不及待地希望时间逝去，我变得越来越老。”
“让你死去。”克莱尔说。
“我很少想到自己死。”我说。
我们在匹兹堡前向南拐上70号高速，而76号高速路向西北继续延伸。这儿没有收费站，在日落前我们到达多诺拉。酒店接待厅的电视里正放着有亨利·方达主演的一个警察家庭连续剧，他正好发现女儿吸毒。电视机旁放着个鸟笼，里面的金丝雀正在啄一块墨鱼骨。我们要了两间挨在一起的房间。
我们穿过停车场走回汽车时，我看到山坡后的阳光照射着坡地上方一缕云，绽放出耀眼的光彩。云彩如此闪亮发白，下面的山丘变换成一片黑乎乎的阴影，我不由自主地打眼朝空中望去，又看到一块墨鱼骨。我突然明白了，从混淆与错觉之中产生了隐喻。太阳刚落下去的那片天空现在比先前阳光直射时更加耀眼。当我朝地上看去时，光点跳跃着，就是到了酒店房间里，我在黑暗中去拿东西时还抓到一旁去。“我的整个心灵都屏息倾听着”：以前人们就是这样面对大自然的；可在这样的时刻，我却面对大自然又一次极其真切地感觉到自己。
我打开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看着克莱尔给孩子脱下连衣裙，穿上裤子和毛衣，注视着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我的心里恢复了平静。我们从一座过街天桥上穿过高速路，前往黄丝带饭店，店前立着一个创业女子的霓虹灯塑像，脖子上围着一条黄丝巾。店里的女服务员也围着同样的黄丝巾，对叠成三角形搭在肩后。孩子喝着牛奶吃着玉米片，偶尔从克莱尔的叉子上吃口我们点的鳟鱼。与此同时，窗前的天色越来越暗，之前那些山丘又闪亮起来。接着，山丘也昏暗了。这时再往外看去，只能看到玻璃上自己的影子。孩子开始话多起来，眼睛变大了，她离开桌子跑到屋子里。克莱尔说，她是累了；她让孩子跑了会儿就把她抱了出去，让她到酒店房间去睡觉。等孩子睡着了，她再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她又走进来，微笑着。这期间，我点了葡萄酒并斟满了两杯。“本尼迪克蒂娜问我，你的手指甲怎么这么脏。”克莱尔说，“她很快就睡着了。”
我本想解释我的指甲为何这样脏，却打住了，不想说我自己，于是我们谈论起美国来。
“在美国，我不像你，有可以去的地方。”克莱尔说，“你来到这儿，就像带着一个时间机器，不是来换地方的，而是要驶入未来。我们在这儿，也不再想我们将会怎样。如果我们要比较什么的话，那就与过去相比。我们也没有什么奢望，最多也不过是想回到童年。我们常常谈论那些最初的岁月，我们自己最初的岁月以及我们历史的最初岁月；可是我们这样做，目的并不是否认，而是有一种浓缩的渴望。你会看到，这儿绝大部分疯子都不是躁狂，只是又变得孩子气。在大庭广众之下，越来越多的人突然蒙上了孩子的面孔。接着，他们不是唱起摇篮曲，就是至死都背诵着历史数据。欧洲的疯子绝大部分都说的是宗教套话，而这儿的疯子，即便他们只是谈论吃喝，其间也会突然不由自主地念叨起这个国家所赢得的战役名称。”
“我第一次到这儿时，就只想看看那一幅幅情景。”我说道，“加油站、黄色出租车、汽车影院、广告牌、高速公路、灰狗大巴、乡村公路上的汽车站牌、圣达菲铁路、沙漠等。我有意识地避开人群，这样感到惬意。现在所有这些情景我都看腻了，想看看别的什么，但我也常常感到不自在，因为这儿的人对我来说还过于陌生。”
“可你此刻感觉不错吧？”克莱尔问。
“是的。”我说。
我发现我又在说我自己，便问她，我能否回酒店后再给她读一读《绿衣亨利》。我们穿过高速公路往回走，星星布满天空，月光晈洁，远处弯道上的汽车拖着长影。走近酒店与饭店灯光时，它们的影子就不见了，又缩成一团。我们向下看了一阵子，然后穿过每走一步就变得越寂静的深院，回到房间里。
她去看看孩子睡觉，然后从房间隔门过来找我。她坐到床上，身子往后一靠。外面偶尔有汽车轻轻开走的声音。我坐在一个宽大的沙发中，两条腿搭在沙发一边，读着亨利·雷第一次与人拥抱时陷入冰冷的境地，以至于他和这个姑娘突然感觉像敌人似的。他们就这样一起回家，亨利接着还给马喂料，而姑娘披散着头发站在敞开的窗前，解开发束望着他。“我们手上缓慢的动作，这笼罩在院落里的静谧，赋予了我们一种深切而实在的安详，我们应该这样一直相守下去。有时我在把面包喂给马之前，啃一小块，安娜接着也从柜中拿来面包坐在窗前吃起来。我们对此不禁发笑，这干面包吃起来准像热热闹闹的盛宴的味道，而我们如今共同生活的这种形式也好像是我们经历过小小的风暴后驶入了正确的航道，并且会沿着这条航道继续前进。”我又读了关于另一个姑娘的故事，她之所以爱亨利，是因为亨利的表情让她渴望也始终能够想他之所想。
我发现克莱尔闭上了眼睛，几乎睡着了。“不早了。”我们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她说道，“开车开累了。”她有些晕乎乎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这一夜，即使在梦乡里，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异常缓慢。床那样宽大，我在上面辗转反侧，让我觉得这一夜分外长。可是在这里，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做梦，梦见我又想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和她睡觉。在过去半年里，只要尤迪特和我相互一见面，出于仇视嘴仗打个没完没了，只要我们相互见面。在那些日子里，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去接近一个女人，跟她发生关系。不是进入她的身体的念头让我恶心，而是我根本就无法产生这样的念头。这下我倒提醒自己，这样的事是有可能的，但没有什么能够刺激我，连想都不想一下。我又描述着这样的状态，直到逐渐出现一种固定不变的淡泊，它最终又让我吃了一惊。至少我现在又在做梦，梦见与一个女人在一起，让我彻夜难眠，让我迫不及待地醒来。我想告诉克莱尔，可是后来还是觉得等等为好，看看这种感受会不会再出现。
当我听到隔壁孩子在说话时，便穿上衣服走过去。我帮着打点好东西，我们先吃早饭才上路。我们想在中午前到达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到那儿大约还有三百公里路程。在俄亥俄州得穿过几个城市，另外南北向好几条公路与70号高速相交，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哥伦布需要五个小时。在那儿我们得吃些东西，不然孩子会在接下来的途中睡着。我们当天的目的地是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离多诺拉六百公里。
又是一个晴朗的天，太阳刚刚升起，阳光从车后照射进来。我给孩子戴上遮阳帽，因为我没有给她把帽子戴正，她受到刺激而大叫着。还没等她安静下来，另一车道上有一辆车从我们车旁疾驶而过；它的后备厢没关严，里面装着几个麻袋。这又让这孩子激动不安。不过我们还可以让她明白，这是因为麻袋的缘故只能这样。我们离开宾夕法尼亚。当我们穿过西弗吉尼亚北角几公里时，我突然想起一个我在一本冒险故事书中读到的句子：“对得克萨斯大草原来说，弗吉尼亚的草地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越过俄亥俄河驶进俄亥俄州。尽管我们已经稍稍打开车窗，可车内变得很热，孩子全神贯注地坐着，上嘴唇上冒出小小的汗珠。随后她开始躁动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我把茶水瓶递给她，她却不肯接。她看上去那么吃惊，好像是十分害怕似的。克莱尔说，可能是我拿瓶子的手不对。我把瓶子换到另一只手上，这时她才接过去喝起来，一边还长长地叹了口气。当她放下瓶子时，我用她各种名字叫她，与她交谈。克莱尔说，“你还是只用一种名字称呼她吧，给她起这么多名字真是我的错，如果我对她表达温情时，我每次都用各种各样的名字称呼她，每次还发明些新名字，这让她很迷惑。她只愿别人用惟一的名字称呼她，用不一样的名字叫她，就会让她非常错乱。”
“在带孩子方面我犯了不少错，”克莱尔说，“我刚才已经给你提过那个错：出于深爱，我每次都给她起个名字，而且还不止这些：在这种深爱的状态下，我向来还把与她有关的东西乱叫一气，这更让她不知所措。后来我发现，她就认定事物的第一个名称，只要用第二个名称，她就受不了。她常常也独自静静地琢磨着什么，而我在一旁看着她。然后我就再也忍不住走到她跟前，和她说说话；我一开口说话，就打破了她的宁静。而在这个时刻，她就被从她的关联世界里拽了出来，那你得设法重新使她安静下来。另一个错误首先是，我的教育方式不是美国化的。我不希望她的行为举止让人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是属于她的，或者至少是把属于她的东西看成整个世界。我想避免她过分地拘泥于具体的事物，因为美式教育会加深对这些具体事物的依赖。我不给她买玩具，只让她去玩用于其他目的的东西，如牙刷、鞋油盒，还有其他居家的物件。她拿它们玩，而且也毫不厌烦地观看着它们怎样用。可一旦有别的人也像她一样要玩这些东西时，她决不放手，而且像对待真正的玩具一样。于是我觉得，这是在她身上形成的占有欲，就尽力说服她把东西让给其他想玩的孩子去玩。她死抱着不放，而且我始终认为是她的占有欲作怪，便夺走东西。直到后来我才发现，那是因为她害怕才不放手。我现在确信不疑，如果孩子不能与什么东西分离的话，那不是什么占有欲，而是恐惧。他们会惊慌无比，如果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突然不在了，或放那东西的地方空了，他们就会无比惊慌，因为他们再也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儿。可我却自以为是地让理智蒙蔽了双眼，没去关心孩子本人，关注的却只是孩子的行为方式，并立刻将这些归结一个解释的模式。”
“现在情况怎样？”我问。
“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克莱尔说，“特别是在路上时间长了，她就容易情绪躁动，因为她每每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东西，使她无所适从。我很高兴你在身边，这样她会把我们俩当作关注点。”
我想回头看看孩子，可忍住了，因为她刚刚安静下来。
“有一次我的手表被人偷了，”我说，“其实我也根本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事先我也对这表其实早就没有了感觉。尽管如此，很长时间里，每次我只要一看到手腕上空荡荡的，都会吃惊的。”
在一片田野上，一排杆子中有一根是斜的，孩子便立刻开始叫了起来。我们在路旁一个购物中心停下；克莱尔带着她走走。她让孩子坐到一个投10美分就可以晃动起来的玩具大象上，让她骑着摇来晃去，直到她看上去放松下来。接着，她肯定看到了大象脚边狗尿的黑迹，因为她立刻要人抱她下来。她猛然四处张望，可目光又急促地回避开一切，好像每看一眼都让她恐惧不安。克莱尔甚至都不能指给她懒洋洋地盘旋在屋顶上方的大鹰，她的手被孩子打落下来。她把孩子放进汽车，她躺着不动，只是要求车前窗上的照片得重新摆放。克莱尔去购物中心买橙汁时，我必须一次次重新组合照片的摆放，怎么摆都不合她的要求，她又不许我把它们拿走。有一次，我移动一张照片时，她惊恐地大叫起来，犹如一个成人的声音。想必她希望看到一个自己想看到的神秘图案，而我一次次无助地试图开始组合时立刻又被破坏了。克莱尔回来时，孩子情绪彻底失控，狂躁不已。我排列照片的动作停住了，孩子突然安静了下来，可我并没有发现这些照片现在形成了一个什么特别的排列。克莱尔把果汁灌进瓶子里递给孩子喝。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孩子的眼睛睁得老大，她原来越少地眨眼睛了，然后就睡着了。我们买了几个三明治和一些水果，立刻又上路了。
“我突然能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了。”我过了一会儿说道，“我回忆起自己人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所发出的喊叫。当时，我被放在盆里洗澡，水塞突然一拔出，水从我下面汩汩地流出去。”
“我经常完全忘记孩子，”克莱尔回应道，“那么我就彻底无忧无虑，我根本感受不到她，她像个宠物围着我跑来跑去。后来我又感受到她，发现自己无法不去爱她。爱得越深，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大。有时候，当我久久地注视着孩子时，我简直再也无法分得清是爱还是怕。温柔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它转化成了死亡的恐惧。在这种状态下，有一次，我竟然把她口中的糖果挖了出来，因为我突然看到她要窒息。”克莱尔用平静的声音讲述着，犹如在为自己而感到奇怪。她朝高速公路上的绿牌子看过去，以便从哥伦布改道时别开错了道。这一段路几乎没有弯道，差不多开了一个小时都没有一个拐弯；这也有利于孩子睡觉。这里的丘陵小些，田野已经郁郁葱葱，玉米长得比在宾夕法尼亚要高。
过了哥伦布，克莱尔指了指后视镜，我从中看到孩子慢慢醒来，太阳穴上沾着湿漉漉的头发，脸红扑扑的。她睁着双眼躺了一阵子，一动不动，后来发现我们在看她，微微笑了一下。她一声不吭，满意地四处张望着。这是个游戏，个个都等着第一句话或者第一个动作。最终我输了，因为我挪了坐姿，孩子开始说话了。
驶离高速公路后，我们在一条乡间公路旁停下车。我们穿过一片空旷的草地，一阵轻风吹起我们的头发。我看见孩子太阳穴上还湿漉漉的，我们朝她俯下身去，发现下面孩子的高度几乎一点风也没有。克莱尔抱起她，让风吹干她的头发。在一片水塘旁，我们坐下来，地上的草和沼泽草一样坚硬，牛脚印中都长着小小的白蘑菇，水面上到处露出淤泥包，牛粪和蝌蚪漂浮在旁边的水面上，偶尔有一只飞舞的蚊子划动水面；泡沫汇集在一个半没在水里的树枝周围，上面的空气雾蒙蒙的。
我们吃完面包，然后走到一片树下，太阳下实在太热。孩子现在让我抱了，我抱着她奔跑在橡树和榆树之中，而克莱尔先是慢慢地跟在后面，后来落得好远。想必附近有条铁路，因为孩子从树上摘下叶子后，手上弄得黑乎乎的，而那些叶子几乎是才长出来的。我们来到一片林中空地上，一条小溪在沼泽地下隐隐地流过。我眼角余光看到一只大动物，吓了一跳，其实只是一只耗子爬进树叶里。它暂时待在下面，尾巴露在草丛外面。我和孩子弯下身子，想找个小石头扔过去；可是周围连石头的影子都没有，当我直起身来时才发现，我们已经陷了下去。我抬起脚，因为脚周围已积了水，向边上跨了一大步：一条腿立刻陷入齐膝深的、热热的淤泥中，我还感觉到下陷是淤泥中腐烂的树枝在断裂。
我分开腿站着，然而不再往下陷了。在我往下陷的时候，那耗子的尾巴也消失了。当我突然不再动的时候，孩子紧紧地搂住我，呼吸急促起来。我喊着克莱尔，尽量拖着若无其事的声音。“别喊！”孩子说。我开始把腿往外拔，还没等到脚全都拔出来就跳回树丛里，结果鞋子落在了淤泥里。我以为孩子吓得尖叫，其实她在笑，因为我如此蹦起来。克莱尔靠在一棵树上睡着了。我坐在她对面，孩子在去年的落叶中找到了几颗橡子，她静静地将它们排放在我身旁。过了一会儿，克莱尔睁开眼，好像她刚才是假装睡觉似的。她立即就发现我少了一只鞋，还有裤腿上的泥巴。她说起我的遭遇来，仿佛是在讲述一场梦似的，我证实了她所说的一切。“你有没有感到害怕？”——“那更是一种愤怒。”我说。
我们穿过草地回去，燕子飞得很低，像平时在城市上空飞行一样。“在美国几乎就没有人去散步，”克莱尔说，“人们要么开着车，要么就坐在屋前的摇椅里。谁到田里走走，或者无所事事地走走，会引人注目的。”她指向一个穿格子衬衣的男人，他穿过一片田野，手里拿着一个棍棒向我们跑过来。当我们站住时，他也站着不动了，也许他现在才看到我们带着孩子，于是也像我们一样停下了。他扔掉了手中的棍棒，弯下腰，抓起一团牛粪扔向我们。他等在那儿，当我开始慢慢地接着走，他突然掏出阳具朝我们的方向撒尿。与此同时，他还前后晃动着，犹如在性交时一样，并且溅到了自己的裤子和鞋子上，后来他失去平衡，仰面倒了下去。
我们注视着他，没有走得更快。克莱尔一言未发；只是到了车里，车子启动前，她才无声地笑了，她笑得不得不双手捧住自己的头。
因为我只有这一双鞋，在下一个购物中心我们买了一双新鞋。我们又上路时，看到裤子上的泥巴还没有干，我开始变得烦躁和不安。我一再去看看泥巴到底干没干，终于将我的烦躁转嫁到我们一路要经过的这个地方。我从不情愿变干的泥巴抬头望向一成不变的景象，我们的行驶让我觉得如此毫无意义，以至于我难以想像我们还会到达我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目的地。行进中，我感到一种厌烦，一种好像开着发动机却停滞不前的感觉，可我又希望真的停下别动了。我注意着什么时候不再是俄亥俄的车牌，而是印第安纳的车牌出现；什么时候被超过的车不再是七叶果之州[9]，而是可以看到别的标志。后来我们超过了越来越多挂着胡希尔之州[10]车牌的车。到了印第安纳时，首先变干的泥巴终于从我的裤子上脱落下来，可我却依然越来越烦躁不安，开始数起了从这里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里程碑，因为它是这一成不变的风景中惟一变化着的东西，并且不由自主地随着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节奏而呼吸，直到我的脑袋开始疼痛。我很沮丧，你要去别的地方，还非得走完一段段里程，而克莱尔脚踩油门的方式也让我觉得可笑，甚至一点用也没有。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她踩得更深些，恨不得将新鞋的鞋跟也压在她的脚背上。烦躁不安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我的厌烦变成杀人的欲望。尽管太阳已经落山了，到处还是一片光亮，天色没有暗下来，我感受到的无形怪异的寂静。当我们后来黄昏时驶入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我从一侧观察打量着克莱尔，我觉得这寂静犹如一个凶手的冷酷。
我不想去看这个城市：仿佛它事先已经让我失望，使我对它厌倦，我目光盯着地面。这时，我听到克莱尔紧靠赛车场后的丽都酒店里要两个房间。一进房间，我就拉上窗帘，给在普罗维登斯的酒店打电话。有人昨晚打过电话到那儿，酒店给了他我纽约和费城的地址。“给他？”“不，是个女的。”女接线员说。我又给阿尔贡金饭店打电话，然后又打到费城的巴克利酒店。尤迪特虽然往那儿打过电话，问我在不在，自己却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我留下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地址，并说明天会再打电话告知我在圣路易斯的地址。我刚一放下电话，铃声又响起。因为两个房间之间没有隔门，克莱尔从隔壁打来电话问：“你怎么样？”我们要不要一起在下面餐厅里吃饭？
我不饿，并且说道，等孩子睡了，我们可以出去走一走。她说行，当我放下话筒时，听到墙后短暂一声响，她也放下话筒。我把窗帘又拉开朝外望去，什么细节也感受不到。窗前一种均匀的节奏声使我犯困，却又引起我的注意。远处小山丘上有棵柏树，它的枝杈在黄昏中看上去光秃秃的。树轻轻地摆来摆去，如同自己呼吸一样的动作。我又忘了它，可是当我后来也忘记自己，一味痴痴地盯着外面时，那棵柏树随着每个呼吸节奏轻柔地摇摆着靠近我，直到最终钻进我的胸膛。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头上血管停止了搏动，心也不跳了。我不再呼吸，皮肤一片片地死去，我以一种不由自主的惬意感受着，柏树的动作接管了呼吸中心的作用，让我内心跟着摇摆，摆脱开我；感受着我停止充当阻力，最终成为多余的人被淘汰出它那温柔的游戏。接着，我那凶犯般的寂静也化解了，我倒在床上，虚弱而舒心的慵倦。我人在哪儿，什么时候还会在什么地方，这一切我都无所谓了。时间过得很快。己经深夜了，克莱尔已经在敲门叫我。
我们坐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沃伦公园里聊天；丽都酒店一个员工会时不时去看看孩子。皎洁的满月此刻正在升起，周围白色的长椅和树丛犹如幻影。有个路灯的玻璃碎了，里面一只蛾子在扑腾，直到被烧死。月光明亮，但又不是亮到让人觉得它会爆裂。我的心跳得很痛，吸气时老是叹气。长茎的花开在路边，白色的花瓣伸展在月光中，纹丝不动，濒临怒放的高峰——谁都再也没有力量使它们动起来——时而有一朵花蕾爆裂似的绽开。一只垃圾桶里窸窣作响，接着又静了下来。草地毫无生机，好像干枯了，短暂的树影在其中犹如焚烧的残迹。我内心热乎乎的，尽管天气好凉爽。在那些人工栽培的郁金香和棕榈后面，丽都的指路箭头和上面的五角星闪着微光。
“我感到，童年的经历在我这次来美国后一一重现，”我说道，“我以为早已置于脑后的所有恐惧和渴望都历历在目。有一次，也就是小时候，我觉得好像周围的世界突然崩裂，裂成了什么完全另外的东西，比如一个庞然大物的嘴。今天在途中，我就重新经历了这样的渴望，渴望自己穿上七里靴，不用再把时间花在路程上。一想到别的地方另有一番洞天，而你又无法立刻到达，我便跟小时候一样几乎要发疯。只是小时候深陷在一种梦魇中，而现在我谈论它、作比较，并开始学习。我觉得要解这些谜很可笑；我只是描述它们，别再让自己像从前那样孤苦伶仃。我举止自由散漫，爱说话，喜欢笑，总盼着自己发福，能够用肚皮顶动旋转门，希望自己慢慢地不引人注意。”
“《绿衣亨利》也不想解释什么，”克莱尔突然说，“他只是尽可能不受任何拘束地感受和观察一种经历是对另一种的阐释，而下一次同样又是对这一次。他让所有经历自然而然地展现，自己不去横加干涉，这样，他所经历的人也就从他面前翩翩而过。他既不要求他们，也不把他们从轮舞中拽出来。他对什么都不想绞尽脑汁弄出什么结果来；一切都会顺其自然。我觉得你也一样，仿佛你不过是让周围的一切从身边翩翩而过。你让经历自然而然地展现，而不纠缠于其中。你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赠品，专门赠给你的。所以，你只是彬彬有礼地观看着一切事物逐渐被展现出来；横加干涉似乎是一种失礼。你任其自然，而一旦事情发生在身上的话，你就惊讶地对待，欣赏其中那种神秘莫测的东西，并将它与过去的神秘来做比较。”我想到尤迪特，吃了一惊，惭愧得出了汗，不得不站起来在月光中走来走去。
“的确如此，”我说，又是无忧无虑，如同游戏中的心不在焉，“每当我看到什么或开始经历什么，我马上就会想：‘对，就是这个！这正是我还缺少的经历！’随之同样又砍断它。一旦我纠缠到什么之中，我就开始给自己描述，并且从中退出来。你不可把它经历到底，而要让它从身边自然而然过去。‘事情就是这样！’我边想边等着接下来肯定会出现什么。”
“可绿衣亨利并不讨人厌，即便你让他四处碰壁。”克莱尔说，同样带着戏谑的口气。“他之所以回避经历，并不是因为胆小或怪僻，而是因为他总是担心，这跟他无关，如果他纠缠进去的话，无非会碰个头破血流。小时候，他总是这样碰得头破血流。”
“可要这样说的话，他不是胆小又是什么呢？”我说道。克莱尔站起身，我朝一边让开。我又走上前，克莱尔展了展衣服坐下来，我坐到她身边。我们说了这么多话，这让我们越走越近了。我们毕竟还没有相互拥抱，更说不上肌肤接触，可我们却把这种亲近感受为温情交流。我觉得自己受人指点，却又那样自信，仿佛我受到了恭维似的。我惊讶克莱尔说得对，接着又深感欣慰，因为她弄错了。当我倾听着别人描述我时，我经常会抱着这样的心理；它让我刻骨铭心，可它却大言不惭。我描述别人时，尽管没撒谎，但觉得自己像个说大话的人。“绿衣亨利的童话到此结束。”我对克莱尔说。
她深深地吸口气，犹如认可似的，而在吸这口气时，仿佛她的身体慢慢膨胀起来，触摸到我。其实她并没有碰到我，这个想像只是先说出了我为什么如此的不安，可尽管如此我还如此不自在地抱以期待呢。我突然想起那个在我们面前撒尿的人，他的样子现在并不让我反感。我开始发抖，害怕暴露自己。我站起来，很激动，但还不至于迫不及待。我摸着克莱尔的手臂，表面上看是示意我们该回去了，可同时我又试图让她推开我。克莱尔伸伸腰，然后站起来，我又走过去，用手势扶她站起来，并没有去抓她。“开车一直伸着头看前面，弄得我脖子痛。”克莱尔说，她此时谈及她身体的一部分，让我吃了一惊，好像她这样暴露了自己。我加快步子，不想让她看到我有多么激动。克莱尔慢慢地跟在我身后，沐浴在月光之中。
听到她在我身后走来，约翰·福特一部叫《铁骑》的老电影中的一个画面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861年至1869年之间建造密苏里与加州跨州铁路的事。两个铁路公司从两端开始铺轨，西边是中央太平洋公司，东边是联合太平洋公司。很早以前就有人怀着这样的梦想，带着自己的儿子去西部寻找一条穿过落基山脉的通道。他和邻居告别，小儿子告别时笨拙地拥抱了邻居年龄更小的女儿。父亲遇难了，儿子成人以后找到了那条通道；而昔日的邻居成了联合太平洋公司总裁。许多年后——即使你观看这部再次描绘了所有工程的电影，也会觉得时间难熬，铁路终于在犹他州普罗蒙特里丘陵汇合，总裁将一颗金钉子敲入了最后一根枕木。随之，那个梦想者的儿子这才得以与离别多年的总裁女儿再次拥抱。我也说不清楚，在观看时我很不舒服，感到胸部有一种揪心的痛，想哭，受伤，浑身的皮肤都不是滋味，几乎是战栗——但在那颗钉子钉入和两人相互投入怀抱时，我也对这样的拥抱感同身受，内心无限满足地伸展开身体：这个身体多么渴望这两个人又抱在一起。
我等克莱尔赶上我，我们肩并肩回到丽都酒店。服务员说孩子睡得很安稳，而我觉得饿了。我吃了些东西，克莱尔双手放在胸前，身子靠在椅子里看着我。她眼睛几乎眨都不眨一下，然后又那样犹犹豫豫，好像眼睛要合上似的。我专注地回望她。突然间，我们又一次感受了我们同床的情形，而且现在才弄明白了。对克莱尔的感觉会这样强烈，我不得不移开目光。那个我在普罗维登斯从色子闪动中所感受到的另外的时间，此刻在我眼前延伸为另一个世界，只要我踏进去，就会永远摆脱掉我容易害怕的天性及其局限。可我却害怕迈出这一步，因为我想到，我必然会不知所措和无比空虚活动在另外那个世界里，没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天堂般的生活情感，没有拘束和恐惧。在这种生活情感中，犹如在那棵柏树的游戏中一样，连我自己都不再会出现。我如此地害怕这个空虚的世界，以至于我在一个恐惧瞬间重新感受到童年那种无与伦比的恐惧，那就是刚刚还在一个地方看见过的东西却转眼即逝。在这样的时刻，我便永远失去了摆脱自己的渴望。想到我那些常常幼稚的恐惧，想到我厌恶真的与他人为伍，想到莫名其妙的反应迟钝，我突然觉得自豪，随之而来的是理所当然的惬意。我明白，我永远都不会摆脱掉所有这些局限，从现在起，关键是要为它们找到一种安排和生存方式，既适应于我，又让我在其中能够正确对待别人。好像迄今的一切不过是彩排似的，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事关重大！该是动真格的时候啦！”
我感觉克莱尔还一直看着我，“她是多么可怜啊！”我心想，可是这样想并没有脱离开她。以前，只要我一想到有人与我自己迥然各异，我常常就会晕眩甚至厌恶，而现在，在这样的时刻，我第一次让这样的想像平静地有始有终，感受到的不再是与自己相关的厌恶，而是一种对克莱尔深切的惋惜，惋惜她不能处在我的地位，不能感受我正在感受的东西——作为克莱尔，她无疑觉得多么无聊啊——可我又顿生妒嫉，反过来我不也是一样吗？可是这样的想像不再独立存在，只是在一个持久而变换的过程中短暂出现和消失，而这个过程则围绕着完全另外的东西。我告诉克莱尔，我看过约翰·福特的电影《铁骑》以及我期间的感受。
她在大学电影俱乐部看过这部影片，还记得爱尔兰工人铺枕木时扯着嗓子唱的那首歌。“这其实是个无声电影！”她突然说。我们共同回想起，人们分别所看到的这首歌曲，是写在那些歌唱的工人画面上方的音符。我们又谈了很多，不是有关我们自己，而是只讲故事，我们总是想到新的故事，谁也不愿意输给对方，尽管我们都已忍受不了还没回房间去。终于是克莱尔，当我心头怦怦直跳讲起一个有关一头猪和一辆马车的故事时，她突然变得那样严肃，脸色立即变得让人都认不出来了。放在以前的话，我也许会认为这是疯狂的爆发，可在这个晚上，我带着一种久违的、对昔日的庄重的兴致把它感受为一个真实的时刻。这种真实使我的疯狂永远显得可笑，因为我的疯狂在于，我害怕面对我的另一个人会突然变得疯狂。
我们几乎困倦地睡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动静，呼吸着，终于屏住呼吸。半夜里，我突然想到躺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孩子来，一股恻隐之心油然而起，于是就对克莱尔说，我们应该过去看看孩子。“一想到本尼迪克蒂娜独自一人，我就为她感到一种可怜的孤独。不是因为我们俩此刻在一起，而是因为我抱有同感，当没有人在身边时，那种尚未存在的意识是可怕的寂寞状态。我觉得，仿佛我立即非得叫醒孩子不可，与她说说话，驱除她的寂寞。我感受到她遭受着寂寞的睡眠和梦境的折磨，我想躺在她身边，给她安慰，赶走漫长的寂寥。人不是一生下来立刻就有意识，这让人难以承受。我突然明白了那些有人要去拯救别人的故事。”我向克莱尔谈起费城那个士兵，他是多么需要人来拯救他啊。
我们过去到另一个房间里，我看着孩子躺在床上睡着。
克莱尔在浴室时，我悄悄叫醒她。她睁开眼睛，语无伦次地说着梦话。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我朝她口腔看去，她的舌头在上腭颤动，她又睡着了。克莱尔走出来，我们并排躺下；后来她也睡着了，轻轻地打着鼾，一路驾车疲惫了。我望着电视机那暗暗闪烁的屏幕，上面反射着缩小了的丽都酒店的指示箭头和五角星。临入睡时，我还看了看手表：午夜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突然想到，我此刻是三十岁的人了。
我睡得很差，戳着一只煮烂的鸡，骨头立即散开，一胖一瘦两个女人站在一起，瘦子胖子里走进，两人都爆裂了，一个爱教训别人的妇人用刀柄托着个孩子走进地铁敞开的大门，总是急件，沙地里的符号，被一个愚蠢的园丁当作花来浇，组成字的植物，教堂纪念日摊点上心形饼干上的神秘标志，一个奥地利旅店的四床位客房，只有一张上面铺好东西。我从这些恐怖的梦中醒来，阳具勃起，立即挺入熟睡的克莱尔，全身瘫软，接着又睡着了。
“地点的变化常常会强烈地促使我们把我们不愿意当作真实想像的那些东西如同梦幻一样忘却，这难道不会让人觉得惊奇吗？”
——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安东·赖泽尔》
2 长别
那天中午我们到达圣路易斯。接下来几天里，我一直与克莱尔和孩子在一起。我们住在克莱尔称之为“可爱的一对”朋友那里，几乎一直待在他们位于罗克希尔的家中，那是圣路易斯西边的郊区，已深入密苏里州腹地。这是一幢正在油漆的木头房子，我们帮这对夫妻一起干活。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们真正叫什么名字，他们相互不断地用新的昵称。我开始看到他们时，想到了克莱尔给我讲述过的萎缩的渴望，后来再看时，我又忘记了人们普遍会怎样对他们评头论足，只是好奇地观察他们，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告诉我什么。女主人总是神神秘秘，而男主人总是看着沮丧失望和受到伤害的样子，可在他们这儿住久了，你就会发现，女主人并没什么秘密，男人也很快乐和满足。尽管如此，你每天一早又得习惯，他们那神秘兮兮和沮丧失望的神色其实并没什么。男主人为圣路易斯的新电影画广告画，女人帮着他画背景。他也画些油画，有表现西部开发的，有上面画着帆布车和汽艇的风景画，这些画都卖给商场。他们相互的爱慕如此强烈，从而一再变成短暂的神经过敏。他们事先已经预感到不对劲，便相互安抚，可这样的安抚才真正引发来神经过敏。为了平息下来，他们不会相互分开不说话，而是一起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抚摸和拥抱，这样一来越发生气和厌烦，于是就继续相互用昵称来安抚——就连他们争吵的物体，他们也会用昵称，直到他们真的慢慢缓和下来，可以分开了。这是他们惟一能够相互给予自由的时刻。他们这样已经生活了十年之久，从来就没有一天分开过。
在这期间，他们始终也没有搞清楚该怎样真正相处。如果其中一个干了一件事，这并不意味着下一次还是他接着干；但也不意味着另一个接着干。每件事都要重新商定，由于每次两个人都要去干，所以事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他们始终还没有角色分配：如果有一个喜欢对方干的事，不管是画画、做饭、说什么或者只是简单动一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下一次画同样的画、做相同的饭、说类似的话或者试图重复同样的动作；他也不会去做与之相反的事，他必须在和对方相处时每次又完全从头开始。可是当一个不喜欢对方什么时，他也不会马上就回避，而是试图寻找机会才告诉他，这属于他生活的方式。
他们相互如此关注，以至于他们觉得，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所积累的一切，哪怕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物品都如他们身体一般珍贵。他们积攒家当和家具，好像只有这些物品才使得他们在其中会感到安全。有一次，孩子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你看他们那样吃惊和受伤的样子。一个一声不吭地把玻璃碎片扫在一起，另一个丢魂失魄似的站在旁边。当他们提起在他们这儿住过的人时，他们也总是说东家长西家短：这个靠在墙上，留下了脚印；那个把毛巾上的挂圈撕掉了；又一个将他的手印留在了还没干的画上；还有一个借了本书至今未还。这时，他们还指着书架上的空位，突然你会觉得，他们那神秘兮兮和受到伤害的面孔与他们的情绪状态实在如出一辙，也符合他们对敌对的外界的态度，而且你会忐忑不安地看到，当玻璃碎片倒进垃圾桶时，他们又是那样沮丧，相互悲伤地面面相觑。他们不责怪你，因为他们不会特意去告诫你，而是在当着你面一味特别夸张地相互关注，这样就将你完全排除在外了。
他们对人很友好，总是接待新客人，沉浸在一再感到失望和因此而能够相互依存的快乐中。当你接近一件物品时，他们就会向你描述起这个物品在他们生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以此来警示你，或者他们抢在你前面，一声不吭地给你示范最好怎样对待这个物品。他们如此在意自己的东西，以至于他们不是两人共同占有它们，而是每件东西分别各有其主。每个细节都专门归二者之一所有，这样可以得到保护。这种情况不仅限于餐巾环、毛巾和浴巾上的个人姓名，而且还包括任意一本书、一张唱片、所有的装饰靠垫。屋子里所有的角落都划分界限，不是属于这个，就是属于那个，绝对不会两人共有。当然他们也相互交换一切，理所当然地可以使用对方的领地，不过他们使用归属对方的东西，正是这种想法好像才把他们一再真正地连接在一起。依靠这样的归属，他们给自己制定了一种宪法。有了它，他们能够以假乱真模仿传说中的黄金国[11]，那个从外部不可进入、内部却完全自给自足的国度。
他们也如此严肃对待自己的日常生活，干什么事都像过节一样。他们互为主仆，画家要给商场作画了，女人就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绷好画布，摆放好颜料，排好画笔，拉开帘子。这期间，男人只是抱着双臂走来走去。可当女人做饭时，一切所需的东西男人已为她就近摆成一圈，她做起来只需要显示出高贵的几手就是了。真的干活时，任何帮助他们都会觉得碍手碍脚。所以，在粉刷房子时，我也只能搬搬梯子，或者调调颜色，干别的事好像又会伤害他们。
他们那种向内弯曲的恩爱方式常常让我心里不是滋味。他们的行为好像在指责我独自一人，而且也让克莱尔独自一人。于是我不得不向克莱尔望去，以便我去回想，要看见她不是独自一人，那才不可思议呢。我们常常有合有分，相互并不陌生，但相互也没有什么要求。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能，而克莱尔似乎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可能。她认为这对恩爱夫妻的生活是一种折磨，她自己永远都不会这样活着。当我们注视着他们时，她常常一笑了之，而我们觉得自己很自由。
我们的平静变成渴求，渴求又回到平静。其间我们并没有觉得发生了什么变化，就像在梦中一样，一个行动接着另一个。我们相互几乎没有身体接触，从来都不接吻，只是相互抚摸；我们躺在一起，就是呼气和吸气。惟一的温情来自我爱说话，克莱尔倾听着，偶尔也说上几句。
我也和孩子说很多话，每天都给她照相，看看她有什么变化。别人以此来取笑，我现在也无所谓：我指着那些照片告诉你，就是因为给孩子照相了，她确实每天都表现出另外的神态。另外我也认为，我可以通过拍照给孩子留下未来记忆的画面，并且想像着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孩子的记忆中。怀着同样的意图，我也经常带着她走来走去，和她乘公共汽车进了一次圣路易斯城，一起久久地站在密西西比河岸边；河水的气味也许会帮助记忆。
在和孩子相处时她常问这问那，这让我觉得，我迄今只是关注过自己，因为周围有不少东西我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对自己周围那些再也平常不过的动作，我都缺少相应的语言表述。于是我就慢慢地学习不再只是去观察，而是要作为“原来如此”来感受，将一个个发展过程观察到底。尤其对声音，怎样去描述它们，我知之甚少：有时候，连滑稽表演中简洁形式也帮不上忙。如果我不说话，孩子又会害怕，开始哭叫。她玩的时候，你跟她说话，她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搭理你；只有当你说出新词汇时，她才会去关注。有一次，晚上很冷，我却不能说服她穿上外衣：只有当我说出不然要起鸡皮疙瘩时，她才竖起耳朵，平静地让人给她穿上了衣服。
奇怪的是，本尼迪克蒂娜几乎对大自然不再有什么感知，而是将人为的符号以及文明产物当作大自然来感受。相对于森林和草木，她会更多对电视天线、斑马线和警笛发问。她好像一进入信号灯、霓虹灯广告和交通灯的环境里就会变得更活跃，同时也更安静。这样看来，她把字母和数字当成大自然的恩赐，视它们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不必将它们作为符号来解释。这期间，当我在这个地方好长时间只是面对自然景观，又没有发现其中任何可以解读的东西时，我发现自己也觉得无聊了。
当一个孩子看到一些模仿大自然本原的东西时，如画家的一幅油画，那么对他来说，有没有实景和哪儿是它的实景，便都不重要了，因为临摹的画已经永远取代了真实。这时我又回想起来，与之相反，我小时候却总想知道那些表现的事物实际上究竟在哪儿。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一幅画着冰川的油画，画的下部还有个高原小屋。我曾一直坚信，世上确实存在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小屋，甚至以为知道画家当时站立的地方。有人告诉我，这只是一幅想像画，我简直难以相信。好长时间里，只要想到这幅画独自存在，我不能对其有所联想，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非得窒息不可。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我开始学习阅读时：我难以想像，大自然里不存在的东西会被描述。教科书里的地方是一个确定的地方，虽然不是自己的，然而却是附近一个地方，我甚至都知道是哪儿。由于我后来自愿读过的最初那些书都是第一人称故事，突然碰到一本没有了第一人称叙事者的书，着实让我吃惊。这样的感知形式总体上对我其他的经历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现在事后觉得，我十分震惊地意识到了它们是不合适的，也恨不得让我的人生重新开始。这个孩子一下子就将这些模仿和数字看作自成一体的东西，这又让我几乎顿生嫉妒。
再说吧，这个画家也难以想像去画不存在的东西：在他的画中，想必不仅那些风景是对真实风景的忠实模仿，而且画中的人也在其中真实生活过，他们在画上做什么，想必也是他们在某个时间真实做过的。所以，他只画历史场景中的历史时刻，比如第一辆在圣路易斯驶过密西西比河桥面的马车，剧场里朝亚伯拉罕·林肯的射击；他最多不过是对画面稍加修饰；有其一切他都觉得是弄虚作假。“所以我不喜欢画小巨角战役，”他说，“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印第安人没让一个美国兵活下来，根本就不存在目击证人。”我突然发现，到美国后，无论是在普罗维登斯酒店的窗帘上，还是在其他酒店里，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幅想像画，尽是模仿画，其中绝大部分都出自美国历史。
我问画家，如果不是为某个确定的客户，而是为自己的话，他会不会画些其他东西呢。他压根儿就难以想像一幅独立存在的话，他回应道，而女主人说：“我们这里的人无一不是以历史画开始观察的。一幅风景画，只有当它在其中展现出某些历史东西时才有意义。一棵巨大的橡树单独不成一幅画：只有当它代表着别的东西时，它才能被称为一幅画：比如说那些摩门教徒在去大盐湖的途中在这棵树下扎过营。我们自小看到的东西，都有传说故事，而这些故事总是与英雄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不把这一个个风景看作是自然，而是那些人作为财富奉献给美国留住的事迹，而每个风景同样也是一种呼唤，要无愧于这些事迹。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每每带着道德震撼看待大自然。每每将目光投向一个峡谷时，都会从中闪现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某句话。”——“我们常说，我们没法再爱这个国家了，”男主人说，“尽管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这样一幅画上看不到那宪法的召唤。每只鸟都成为国鸟，每朵花都成为民族的象征。”——“每每看到金樱子，我就不由自主地被感动。”女主人说。“不是因为我出生在佐治亚州，而是因为金樱子是佐治亚的州花。”克莱尔突然说道：“就像你们被你们的东西所感动一样，不是因为它们卖得很贵，而是因为它们是你们共同生活的象征。”这对恩爱夫妻笑起来，也惹得站在旁边的孩子笑个没完没了。“在我们的梦里，久而久之，连我们的家常用品也慢慢地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家当了。”这对恩爱夫妻说，“于是我们俩也终于能够做起同样的梦了。”
我们交谈时，已经坐在“马克·吐温”号汽轮甲板上，等待开向密西西比河。四周都是游客，只有美国人，和我们一样在等待着。他们手上拿着听装啤酒、可口可乐和爆米花，几乎都不说话，眼睛盯着缆绳从堤桩上解开，然后又望着那两个巨大的黑烟囱。汽轮慢慢倒着开向河流，随即就地摇晃了一下，人们听到蒸汽从阀门挤出的嘶嘶声，乌黑的浓烟从烟囱中冒出，立刻让天空一片昏暗。这时汽轮拉响了我们谁都无法描述的汽笛，连克莱尔也不能，孩子立刻就把她的脑袋藏到我们的腿之间：它不是一个声音，而是一个巨大的横笛发出经久不息、无限重复的响声，让人觉得是整个民族共同在吹着这个笛子；响声是那样的强悍和野蛮，而同时注视着越来越猛烈地喷涌而出的浓烟和宽阔无比的密西西比河，又是那样激动和自豪，于是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尴尬地、全身却受到震撼地向一边望去。这信号如此强烈，在它鸣响期间，吓得我魂不附体，片刻间，我感受了一个梦幻的美国；直到此刻，我只是听说过人家讲述给我的美国。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再生时刻。在这个时刻，周围的一切都不再没有关联；在这个时刻，人和环境、生者和死者都各就各位，一个独一无二的、悲痛而戏剧性的历史在启示。密西西比河此刻戏剧性地流淌着；游客们戏剧性地从一个甲板到另一个，上上下下。这期间，一个年长的男子拖着深沉而传遍四方的声音，通过广播讲述着那一个个汽轮行驶在大江大河上的历史：讲述着交通与贸易所开创的新时代；讲述着汽轮比赛；讲述着月光中装卸取暖木材的黑奴；讲述着锅炉的爆炸；最后是汽轮被火车所取代。尽管我向来就厌烦参观途中喇叭的声音，可是这种激情洋溢的声音我却听而不厌。
在这些日子里，我也第一次感受到持续更长的、不只是激动不安的生活情趣。我坐在那儿，大家吃吃喝喝，我随意轻松。可我不那么活跃，而是懒洋洋，不大走动，也不再关注自我，也不像以前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别人身上，一切观察都自然而然发生，不紧不慢，是一种平平常常的生活感受的结果。其他人跳舞时，我只是看着，一心关注着他们，并没有觉得受到要求一起跳。我再也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被强制接受了别的生活方式。我从来就觉得跳舞很别扭，人们开始跳，又停下来，非得要等到又可以开始了。美妙的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出现的个别行为是你正好在合适的和适当的距离中采用的一个告别行为，一个表情，它让你省去了明确的回答，可是显得有礼有节，也包括你示意服务员不必找零的手势；这样一来，我觉得很惬意，几乎飘飘然，也许像别人跳舞时的心情一样。
我喝很多酒，可不会喝醉的，表面上邋里邋遢的，但举止却很自信。我们离开时，就坐到一张长桌上吃饭，孩子就坐在我们中间，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糊得满脸都是，这样才让我们吃得开心和完美。有时候，她事后会使用完整和有序的句子向我们讲述我们干过和经历过什么：“我们去了饭店，我们又吃又喝，又说又笑。”而与此同时，她用完整的句子讲述了所有这些过程，却只字不提，尽管我们在一起，却又迥然不同，犹如我们可能经历过的一样，那么我就出于同情，再次感到吃惊。我觉得，仿佛她尽管说出了这一切，可她压根儿就不在场似的：她所说的，不管多么有意义和多么正确，好像都是些胡言乱语不着边际的废话，恰恰是因为以如此理智的口气说出来的。我回想起自己好多年不顾禁止和否定，一味学着去描述种种经历，可是却不许其中某些确实可以经历的东西，更谈不上会实现这些经历的。我在寄宿学校体制里长大，那里几乎与外界隔绝。然而，恰恰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禁令和不许做的规定，它倒教会了我更多经历的可能，似乎比我在外面世界里，在一个通常环境中能够学到的还要多。就这样，幻想开始说个没完没了，直到我几乎变成了白痴。尽管意识到这些，只要一想起这些，我就又觉得挺痛苦的。尽管如此，到了后来，当我面对那一个个经历时，那些禁令却使得我可以系统地经历，并且能够将每个经历排列起来，因为那些禁令形成了一个体系。我也明白了，我还缺少哪些经历，不可以点带面，并且以这样的方式至少没有发疯。我也可以这样来对付自杀的念头；相反，我常常更加担心的是其他人自杀，因为我的体系帮不了他们。
我不再跟自己自言自语了，期盼着白天带来，就像以前期盼夜晚一样；指甲和头发也长得比以前快了。
可我还是常做噩梦，突然猛地惊醒后，然后久久地躺在那儿，也不知道自己已醒来。那些恐怖的画面“犹如从内心深处无比的远方传来的号角”（《绿衣亨利》）一再将我唤醒。有一次，我梦到我大张着嘴巴，醒来时自己的嘴巴却闭得紧紧的。
也是在圣路易斯，我向克莱尔讲述了和尤迪特的事。我再也不用替她担心了。就像你碰到一个螺丝一样，你几次都想把它拧紧，却劳而无功，又突然已经事先确信不疑，这螺丝下一次立刻会被拧动的，于是我现在终于可以轻松地开始说话了。“我怕会打死她，”我说，“而且我依然害怕这样。有一次，我们在大街上相互掐住脖子，后来我回到家里，不自觉地径直去洗了手。还有一次，我们好长时间后又重新见面了，开始时表现出了往日的友好，可是几分钟后，还没说上几句话，突然自己心里就像有一个几乎还没有蓄上水的马桶冲刷器在抽动。我们虽然生活在一起，却如此的可悲，就是在海边游泳时，都是各给自己背上抹油。如果我们形同陌路互不干扰的话，至少还忍受得了。尽管如此，谁都几乎离不开对方，每次吵闹以后，其中一个至多走到阳台上，过会儿又回到对方跟前。我们始终相互担心，有一次，我在黑暗中揍了她，一会儿又回来看她，拥抱着她，问她是否还活着。”
“当我试图弄清楚一切怎么会这样时，这些经历就会变成赤裸裸的表象和疑点，然后看样子，好像我冤枉了尤迪特，因为我在玩着预先规定好的因果游戏，其中每个经历都先有了解释，因此也变得不真实。我们的憎恨却如此真实，让我们觉得这些解释可笑又有失尊严，是对我们痛苦的嘲讽，哪怕我们开始一再去努力也罢。有一次，我对尤迪特说，她倾向于把任何哪怕是有关小环境的信息，所有印刷品都马上以宗教的陶醉看成一个普遍适用的、自成一体的世界模式，并且使她的整个生活方式都要遵循这样的信息——她的环保怪癖和对有机食品的着魔——其原因无非她因为自己所受到的教育，绝对没有正确地获得信息，于是就痴迷每件小事。我每次解释完以后，自己就咬着嘴唇，听凭尤迪特同样把我解释的方式称为盲目崇拜，就是想借此避开人家对我自己的注意。总之，开始时，当尤迪特的变化时而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并没有太在意，那些解释常常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口；我甚至为之感到自豪，因为尤迪斯也能明白它们，我只是感到奇怪的是，她没有坚持到底。后来我发现，她开始恨它们，不是因为她觉得这些解释不对，而是因为它们是解释，并且当我坐在那儿一解释时，她就不再愿意听了。‘你真蠢！’尤迪特说，我突然也觉得自己真是个大笨蛋。愚蠢的感觉在我内心蔓延，我以此安抚自己，甚至觉得这样很舒服。我们最终成了敌人，我不再解释，只有谩骂，不言而喻，我们很快都再也无法忍受了，自然升级为身体上的伤害。在这其间，尽管我被勒住过脖子，可是一想到我也能像其他人一样愚蠢就又特别高兴。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当你刚才还与之很亲近的人突然变得愚蠢了，我就感到特别害怕。‘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总是这样说。现在我自己就这样，没有别的可能，我们两人都变成了魔鬼。”
“我们没分手，因为谁都不想放弃。如果一个指责另一个，谁错谁对根本就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守候着对方在这样指责以后让自己陷入无理之中。当一个人遭到指责，他之后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督，从而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最糟糕的是，我们相互不再指责，而是无声无息地制造出让对方在其中独自感到愧疚的情境。我们不再对骂，只是想羞辱对方。于是，我们就把对方洗过的餐具再洗一遍，只要对方一站起来，就立刻在他身后整理好一切，悄悄地干起对方要干的事，把对方放错了地方的东西立即放到该放的地方。尤迪特突然开始把重东西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天天倒垃圾，不要我帮她。‘我已经做过了。’她说。这样我们相互抢着做事，越来越勤劳，越来越紧张。每人都寻思着自己还可以干什么，我失去了安宁。不是用道理来决定争执的对错，而是比着谁先做什么事。不是你做些什么决定这种决斗的结果，而是谁先做事的顺序。一种错误的节奏，一条多余的路，面对下一件事的犹豫不决都会立刻让你陷入尴尬境地。谁为自己所选择的事能不假思索地找到捷径，谁就总赢。于是，我们俩充满仇恨踩着舞步相互擦肩而过，带着故作高贵的姿态；如果两人都没如愿以偿的话，就算打了个平手。”
“像这对恩爱夫妻一样，我们将周围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给对方，不是出于恩爱，而是出于敌意，将这种敌意转嫁到这些事情上。尽管你本来就明明白白，比如你还是要说：‘你的椅子嘎吱响’，‘你啃过的苹果到处乱丢。’”
“有时候，我们相互描述我们的行为举止。于是我们诧异，觉得自己可笑。当我们分开时，一切立刻就变得不真实。我们对自己的神经已无能为力。我们希望各自放弃，可这也于事无补了。”
“曾经有过偶然和解的片刻：我们偶尔因为有什么障碍要紧贴着对方插肩而过时，结果就拥抱到了一起，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了这样的事。或者她朝我弯腰去拿开什么东西，我却突然把她拉向自己，其实我并不情愿这样做：于是我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空虚；最终我们又受到刺激似的相互分开。这样的和解如此偶然，犹如你的孩子产生愿望：她坐在车上，遇到拐弯时身体倾向一边，便顺势就想躺下来。她躺下了，马上又起来，因为她并不累。同样，我们并没有相互和解的愿望。”
“尽管如此，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自由了，相信她也是这样。我感到轻松，因为我们不再能够以往日的亲密结成同盟来对付别人；我们不再需要相互挑逗；我们不再需要说夫妻之间的秘密语言，不再说只有我们自己明白的暗语，将其他人排除在我们的谈话之外。我们几乎相互不再说话，可是我觉得自己坦率而开诚。当我们不是独自在一起，而是扮演着角色时，诸如被饭店老板对待的角色、机场游客、看电影的人、客人，以及被别人当作角色的代表等，我们又能重新和睦相处，因为我们彻底把自己当角色扮演者感受，而且几乎为此感到自豪，我们多么自然地扮演着角色。我们当然小心翼翼，免得相互走近，各自保持独立，至多在走过身边时扯一下对方。再就是说，恰恰接着这还可以想像的卑鄙行为，当我们脸色发白和颤抖着还能够站在那儿时，久而久之，在我的心里越来越经常地会产生对尤迪特的柔情，我觉得比之前的爱还强烈。然后，我就忙着做点什么事，平静便随之而来，紧张在其中化解为让人惬意的痛苦。”
“但愿我能够一直这样生活下去，”我说，“这是一种快乐而甜蜜的异化。在这其中，仇恨时我视尤迪特为物；释然时，又把她当作人。我相信，尤迪特和我一样，可是我又发现，她只是变得冷漠了；有人跟她搭话时，她就吓一跳。她一个人玩着需要几个人才玩的游戏。她告诉我，她这样聊以自慰；可是我没跟她说我也开始手淫。想像着我们躺在不同的房间，也许同时都在各自自慰，这让我觉得可笑又可悲。可是我帮不了她，被仇恨和卑鄙所挤压，麻痹地躺在那儿。我也不再会梦见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就是在手淫时，我也无法想像到一个女人来：我只得睁大眼睛，盯着一张裸照。”
“我们只是偶尔互相抓扯。尤迪特常常突然扭过脸去，但不再像先前那样哭了。只要一有钱，她就立刻花个精光，什么都买，一张白熊皮，一个手动留声机，一支笛子，之所以喜欢，只是因为它吹口上有个蜘蛛网。饮食上她只挑选极品和特产去买，她常常因为没有找到她称心如意的东西空手而归，并因此生那些愚蠢的女售货员的气。我越来越没有耐心，却怕她出事。她弯腰探出窗外，我就站到她身后，装着也要向外去看。我总看到她跌跌绊绊，撞在墙角上。有一次，看到几年前她做的一个书架，我真的吃了一惊，这个书架居然还完好如初地立在那儿，这时我才突然明白，我已经认为尤迪特无可救药了。她的表情越来越沉重，可这种沉重我再也看不下去。现在你明白了，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我们刚一到达，我就打电话去费城的酒店告知我在圣路易斯的电话和地址。然后，我谈起她时，渐渐忘了她，也根本没有想到她会在附近。一切对我来说好像都已经过去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屋子凉台上，孩子已经躺在屋里床上正在自言自语，我们倾听着，或者相互时而也说说话，不过声音很低。那对恩爱夫妻坐在一张沙发上，披着一条披肩：克莱尔在读《绿衣亨利》，我这两天没兴致读书，看着她读。这时电话响了起来。当女主人走进去时，我停住了摇椅，知道那是我的电话。她走到门口，一声不响地向我指了指听筒。我猫着腰，踮着脚尖走进屋里，仿佛我要表示劳驾似的。我几乎窃窃私语似的报了自己的名字，却没有人回应：我又说了一遍是我，也没想到要问对方是谁。除了一辆疾驰而过的大卡车的噪声外，我什么也没听见，接着铃又响了，我听到以后立刻就想像着一个加油站的铃声。我再也没说什么，轻轻地放下听筒。我也不想去问女主人是谁打来的电话。
两天后，我收到一张预先印制好的生日贺卡：在“生日快乐”这几个字之间，手写添上了“最后一次”几个字。这字迹很像尤迪特的，可尽管如此仍显得十分陌生。当然，她向来只用钢笔写字，从来都没有用过圆珠笔。贺卡反面地址旁贴着一张手枪照片，是一张不太清楚的近照，尚未全部塞入枪膛的子弹清晰可见。后来我才慢慢地明白，这张贺卡应该是个恫吓，事情一下子显而易见，也不言而喻，尤迪特要杀我。我虽然不信她真会这样做，可就她有这样的想法，让我对自己几乎感到自豪。我心想着，我起码不再会发生别的什么不测了，我觉得她的恐吓是防止其他危险和不幸的护身符。“现在我平安无事了。”我想着，甚至把我所有的支票都换成了现金。
我现在也知道，这个念头让尤迪特一直跟踪着我。我们以前有时候就互相以死要挟过，不是我们想看到谁死去，而是要将对方除掉和毁灭。这样的行为似乎犹如有杀人瘾似的，你借以折磨和羞辱受害者，而让他最终自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可是，当对方突然自觉自愿地要求杀死他时，我们会是多么吃惊啊！尤迪特写了这张贺卡并将它寄出来，一点也不奇怪，符合她的性格，甚至在绝望时也要摆一摆架势。她端坐着，侧着脸，身体向后靠着，手枪拿在胸前，窗帘半开半掩，处在饭店客房的半明半暗之中，转动着她的戒指。我在半睡半醒中经历了自己的死亡：一些人站在我面前，踮着脚尖走来走去；接着个个都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大家静下来；又来了几个人，站得好远，沉默不语；只有在很远的后面，有一个孩子跑过来，他一个劲儿地晃来晃去，然后站稳了，我死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想到过自己死，只是时而觉得不舒服。那么现在看来，尤迪特在半开半掩的窗帘前的画面成了一幅告别画，而且我也知道，从今以后我们就互不相干了。我一次也没有再梦到过她，我想杀她的念头也烟消云散。有时候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可我却并不回头去看。以前我们一段时间没见面时，也许还会写道：“我好想你啊。”我现在不再想了。
画家画海报时，就会得到电影赠票，因此我们经常去看电影。绝大多数情况下，我渴望从电影院里出来，去外面深深呼吸。观看特定的东西让我很吃力，画面的节奏挤压着我，使我呼吸困难。仅有一次，克莱尔带孩子参观1904年世博园去了，我和画家夫妻一起观看约翰·福特的《青年时代的林肯》时，我十分忘情，观看变成了梦幻。在这些历史，也就是亚伯拉罕·林肯青年时代的画面中，我梦想着自己的将来，在电影的形象中预先梦想着我将来还会遇到的人。越往下看，越是想遇到像电影中的人，自己不再需要去装腔作势，而是像他们一样，以完美的身心活动在他们之中，随着他们一起，却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也尊重他人的活动空间。小时候，我什么都想模仿，表情、姿势，甚至字体，可是现在，我以那些尽自己所能的人为榜样：我不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能人，而是要尽我之所能。就在不久前，我或许还可能去模仿他们说话时所带有的这种南国口音，好像他们只是想轻轻地互相提醒什么，或者这是那个还很年轻的亨利·方达发自内心而难以模仿的微笑，绝对不是冲着自己的，而总是忘我地投给别人的。三十年前，他扮演了年轻的律师亚伯拉罕·林肯——现在我摆脱了这种矫揉造作的渴望，我只是仿佛向银幕上致意。
亚伯拉罕·林肯在电影里为两个外地兄弟辩护，他们被控谋杀了一个长官助理。另一个名叫J.帕尔默·卡斯的长官助理声称在月色中看见了两兄弟中的高个子刺死了那个助理。而小个子兄弟现在却说是自己杀了人。两兄弟的母亲在大篷车上看到了打斗过程，却不想说出是哪个儿子杀了人。人们企图用私刑处死这两兄弟，林肯阻止了；他轻声提醒这些醉醺醺的人想想，他们会是什么人，他们或许忘记了什么。他这时站在监狱前那个木楼梯上，胳膊夹着横梁咄咄逼人的情景，不放过任何义正言辞的机会，而且持续好久，直到你看到，不仅那些醉汉，还有扮演醉汉的演员都自然而然洗耳恭听林肯的演讲，最后都彻底变化了，情景也到此结束。你感觉到电影院周围的观众的呼吸也不一样了，大家都高兴起来。在庭审时，林肯证实，卡斯不可能看到了凶手，因为那天晚上是新月。从这时起，他不再称呼他为J.帕尔默·卡斯，而只叫他约翰·P.卡斯，并且证明这个约翰·P.卡斯杀害了他的同事，而两兄弟只不过在扭打时打伤了他。在载着一家人西行的大篷车上，被判无罪兄弟的母亲递给亚伯拉罕·林肯一袋钱作为辩护费。“拿着吧，我们有的都在这儿啦。”林肯真的接过了钱袋。“谢谢，太太！”然后与他们分手，独自走向一个山坡。在电影里有一次，他骑驴与一个猎手同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戴着黑高筒礼帽，双脚几乎拖到地上，穿行在春天的景色中，一路演奏着竖琴。“这是什么乐器？”猎人问道，“犹太人的竖琴。”亚伯拉罕·林肯答道。“很少有人演奏这种音乐，”猎人说，“可它很好听。”一个人弹着琴，一个人跟着点头，就这样他们久久地行走在乡间。
去世博园接她们母女时，我对克莱尔说，“我打算去拜访约翰·福特的，我会问他是否还记得这部电影，有没有偶尔与现在演系列电视剧的亨利·方达见面。我要告诉他，这部电影让我认识了美国；它教会了我从观察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来解读历史；它使我情绪高涨。我会请求他告诉我，他自己从前是什么样的人，还有自从他不再拍电影以来，美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接着又走了走，孩子在我们身边跑来跑去，路灯在夕阳中反射着光芒，好像它们已经点亮似的。我想扔点什么，就朝动物园铁丝网里扔了块橡皮糖。人们向我们迎面而来，睁着因上山和下山而发红的眼睛。我们和孩子也坐上了一辆车。我们行驶途中，太阳已落到那些大广告牌后面，依然放射着些许光芒。当车开到山顶上时，还能看上最后一眼，再看到时，它已经落进密西西比平原里了。
暮色中，我们站在木屋前的花园里，几乎无所事事，连脚都不换一下，沉醉，像是独腿似的。时不时有人从几乎被忘记的手中杯子里喝上一口葡萄酒。有时候，你会担心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你身上的一切变得如此无影无踪了！鸟儿不再歌唱，只是在树丛中跳跃。周围可以看到一些人下车走向自己家门。街上空荡荡的，渐弱的风依然卷着玉兰花瓣飞舞，它们是黄昏后被第一阵风从树丛下吹到了人行道上的。邻居的窗上在上演着色彩游戏，每隔几秒钟就变换一种色彩：那儿人家在平日就昏暗的屋里已经打开了电视机。我们房子下面也有一扇窗户敞开着，屋里亮着灯，除了被照亮的后墙，什么也看不到。克莱尔时而从前面走过，因为她正要去哄孩子睡觉：一会儿抱着脱光衣服的孩子，然后又独自一人从另一边走出来，端着一个茶杯，随之墙面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克莱尔淡淡的影子，她在房里什么地方弯着腰照看孩子，最后只剩下空荡荡的墙壁。四围变得越黑，墙壁反光就越强烈，笼罩在均匀的深黄色光亮中。这光亮并没有被墙体吸收，而是好像自行弥散开来。“类似的光亮只有在上世纪的油画上看得到。”画家说，“那光亮并不是来自别的什么地方，比如从天上；而是从底色本身散射出来的。在卡特林和雷明顿的画中，天空总是惨淡和苍白的，雾蒙蒙的，从不见有太阳，只有从底色中泛出一种神秘的深黄色，从下面照到人物的脸部。黄色是这些画的主色调：马车轮子、枪筒里喷出的火药烟雾、行将死亡的马匹的牙床、铁路轨道等，一切都泛着黄光，从内向外；这样一来，每个对象都突显出来，就像在徽章上一样。如今可以看到这种黄色处处被模仿：停车场的停车线和马路线、花园前的信箱、带有美国图案的T恤等。”——“丽都酒店牌子上的箭头。”我说道。画家和妻子让我看他们的手掌：妻子的双手总是给他描绘天空，几乎难以看得出来；可丈夫的双手却在昏暗的其他色彩中闪现出黄色。“这是一种颜色，只要你一看到，立刻就会产生联想，”画家说，“你观看的时间越长，就想得越远，直到突然想不起来为止。那么这是一个瞬间，你无非站在它面前在做梦。”——“在那些黄金年代里。”站在远处的太太突然说道。屋里的灯关了，不管你望向哪儿，余光到处反照。克莱尔嘴里含一个面包走出来，那是孩子晚饭时剩下的。我们又坐到凉台上，这对恩爱夫妻放起老唱片来。唱片刚一放完，他们就相互提醒刚才感受了什么。《我想牵你的手》：“我们那时在洛杉矶一家墨西哥餐厅喝着冰镇啤酒。”——《决斗》：“你还记得当时风暴把气垫都刮到海滩上去了吗？”——《城市的夏天》：“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收到家里寄来的钱！”——《野兽》“我们那时候像小精灵似的生活。”——《日升之屋》……他们越来越兴奋，克莱尔突然说道：“你们给自己一生找好了赞歌，什么也不再会使你们不舒服。你们将来要经历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说，我觉得在我的回忆里，或许我曾经经历的东西不会被美化的，而是真正才发生。“那么对我来说，漫长遥远的路更加漫长，一记耳光两边发烫。我简直难以想像，我怎么就忍受了这一切呢。”
“我父亲是个酒鬼。”我说，听口气，好像我只是想把《日升之屋》歌里的“我的父亲是个赌徒”变个样似的：“我躺在床上时，常常听到旁边房间里他给酒杯倒酒的咕嘟声：一想起来，我就恨不得用个打谷棒把他的脑袋敲下来，而当时我就盼着能早点睡着。我还从来没有过因为一次美好的回忆而激动，只是听别人谈起回忆时，我有时觉得我有一种解脱了那个特殊回忆的感觉，渴望回到从前去。比如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人从身边走过时说：‘那个时候，我泡了很多咸菜……’听到这话，我几乎要哭起来。还有个我不曾仔细看过的女人，因为每次见她都是在她的香肠店里，胳膊上挂满了香肠，我听她说：‘那时候，我的孩子得了百日咳，我还不得不和他们飞来飞去……’突然间，我对她的回忆顿生嫉妒，希望回到我自己得百日咳的过去，而当我现在读到飞来飞去时，我就会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东西，再也补不回来了。所以，恰恰那些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东西，我常常会觉得它们具有一种奇怪的亲切感。”
“可你说起绿衣亨利时，你也许确实相信你可以重复他的冒险经历吧，”克莱尔说，“你认为靠着来自另一时代的人就能够重复这个时代，像他那样慢慢地经历，从一个经历到另一个，变得越来越聪明，在你的故事结束时达到圆满。”
“我知道，现在不可能完全像绿衣亨利那样悠哉地生活。”我回答道。“我读起他时，就觉得自己的心里和他一模一样。有一次，他躺在静静的森林里，内心里感受着上个世纪的田园惬意；我读他的故事时，也感受着想像另一个时代的惬意。在那个时代里，人们还会相信，无疑会变成另一个人，这个世界对每人都敞开胸襟。再说吧，几天来，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向我敞开胸襟，无论我看什么，都会有一种新的感受。只要我感受到一个对我来说已经逝去的世纪那种惬意的话，那我就要认真对待和审视它。”
“直到你把钱花得一干二净。”克莱尔说，因为我也正好在想这事，便让她看看，我用支票兑换来的一摞美金。这对恩爱夫妻此刻在笑话我们的对话，我们不说了，听起唱片来，还有他们俩为之而讲述的那一个个故事，时而也为某个细节争来争去，直至夜色又变得明亮起来，晨露落下。此时此刻，这两人才担心露水打湿他们的唱片，于是我们站起来去睡觉。
第二天下午，我和克莱尔正要把孩子留在画家夫妻那儿，去看德国剧团演出的《唐·卡洛》。这时，我收到了一个急件。那是一个用绳子仔细扎好的小盒子，地址是大写印刷体，像是用左手写的。我走到房后，用园艺剪剪开，小心地打开包装纸。盒子用电线捆着，上面有个红封条。当我打开封条时，手抽搐了一下，我又去碰那两根电线，又抽搐了一下。此刻我才发现，我遭到了电线里释放出的电击。我戴上挂在树杈上的橡皮手套，将电线从盒子上解去。当我要把它放到一边时，我发现盒子和里面的东西连成一体。我不由自主地要拉开它，盖子随之掉了下来，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看着盒子，里面除了一个连着电线的小电池外，什么也没有。我就知道尤迪特会变本加厉，非得弄出什么名堂不可，可我一点也笑不出来。她给予我的这个小小打击，我突然听起来就像是一声尖锐而低沉的哀鸣，我几乎要扭头去看看。我简直倒霉透顶。究竟怎么回事啊？为了什么呀？这叫人还活不活呢？一切不是都过去了吗？我不愿对此多想，只知道我得立即出发了。周围的草木本来一片明亮，此刻又变得昏暗，又有松鼠跑进我的视野里，我周围的东西都变得难以辨认，我躲开一只昆虫，一辆摩托车在远处轰鸣而过，吓得它在树丛中沙沙作响。我把盒子扔进垃圾桶，向克莱尔走过去，她已坐在车上。我拉开车门时才发现还戴着橡皮手套。“它们的颜色真黄啊，不是吗？”我边说边赶紧脱下手套，克莱尔一点儿都不奇怪。我关门时，碰到了金属，手指又抽搐了一下。
这剧院是殖民时代风格。里面的空间因为有壁画，让人觉得好像还有与之相连的空间，门厅里，人们在涂满画的台阶前抬起腿，迈上涂满画的柱脚，想去摸一摸浮雕，可当你触摸时，凸出部分缩了回去。真正的观众席相当小，可左右和上面却有不少包厢，黑暗中你一进门就看见反光闪闪的望远镜。大衣和帽子随身带入剧院里。开演前，大学系主任向德国剧团的导演，同时也是旅行领队致欢迎词。这人我觉得好面熟，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以前喜欢与之交谈的一个朋友。他俩身后跟着一些圣路易斯的德国移民后代，穿着戏服。他们先用合唱，然后以生动的形象表演着他们的祖先来到美洲安家落户的情形。移民前，他们还生活在德国各个邦国里，直到1848年，相互在工作和娱乐时成为障碍，行业的不自由阻止他们使用自己的工具。而在到了美国后的场景里，他们分散开来，交换工具，表明每个人都可以去干自己喜欢的职业。娱乐方面，他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空间。最后一场生动的表演中，他们跳舞，男人们在头顶上挥动带边礼帽，膝盖直抬到胸前，只有一人叉开双腿，双手叉腰；女人们踮起脚走着散步，扭着身子，一只手伸到男人手中，另一只轻轻撩起衣裙，只有叉腿男人的女伴与他面对面，双手放肆地撩起裙边。他们都站到了幕前一动不动，时而会晃动一下身体，男人汗流满面，女人踮着脚尖抖动，然后大声喊叫，用那种美国式的大嗓门。他们真的开始跳起舞来，再次挥了挥礼帽。在他们下面的乐队里，有三个乐手同时也赶紧站起来，随之演奏着，有两个拉提琴，颈部暴起青筋，第三个心醉神迷地拨着大提琴。这些乐手最后拨响了一声琴弦，重新落座，舞者也鞠躬，翩翩跃向两边，同时大幕从中间又拉开，人们看到卡洛王子伴随着一个修士缓缓走上台。
事后我对导演说：“像我周围的人一样，我首先关注的是，幕布是否会对称地向两边拉开——先前那些舞者跳得很呆板。那两个演员走进观众时，两个人走上来时，步调不一致，好不自然。他们走上来，仿佛来到一片无人之地，然后又表演得那样小心和匆忙，好像人家压根儿就不允许他们在那儿表演似的。舞台不是随便什么表演场所，而是陌生的领地。”
“所以，这些演员也常常跌跌撞撞的样子，”导演说，“他们感到他们确实需要有别的动作。他们常常刚一抬腿就要换步子，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太长时间在观众面前以同样的步子走来走去。然后他们正要跨步时突然跳起来。或者他们说错台词，因为他们以为是该唱的时候了。他们知道，观众要看的他们是跟平常不一样的节奏，可是他们却找不到那个节奏。”
“他们也一再重新编排，”我说，“因为观众根本就不会听任他们习以为常的模式。”
“我们在这里已经习惯了看到具体的历史人物都是站立的形象，”克莱尔说，“我们不是去演他们，而是去追踪他们，而且只是追踪他们人尽皆知的行为方式。如果看到的不是他们流传下来的事迹，而干着别的事情，我们或许会觉得滑稽。对我们来说，他们没有个人的故事，他们的生活我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只是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或者至少在他们那个时代发生过的事情的符号。我们用纪念碑或者邮票图像来纪念他们。在游行和庆典时，他们不要由人，而是要由无声而行动呆板的木偶来表演。真要演绎的话，他们最多不过出现在电影里，而且绝大多数不过是些边缘角色。惟一例外的是亚伯拉罕·林肯，可他的故事却让我们感兴趣，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让他像菲利普国王那样，作为戏剧人物艰辛地在舞台上走上走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人物想像为英雄，因为他们是由我们选出来的，我们永远都不必害怕和敬畏他们。我们心里的英雄只是那些经历过冒险的人，独当一面的人、垦荒者和开拓者。”
“唐·卡洛正好就是一个欧洲冒险故事，”导演说，“席勒在其中不是描绘那些历史人物，而是在演绎自己，不过是借用他们的名字，用他们如此缺少魅力和尊严所经历过的冒险行为；他描写了他在这个过程中的行为举止会是多么的自信，多么具有角色意识。因为那时的欧洲只有侯爵才是历史人物，而只有历史人物才有可能扮演角色和经历风险，所以，席勒通过写他们，同时给予他们榜样，他们需要在冒险中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克莱尔稍稍合起双唇，她微笑着说：“对这儿的观众来说，开拓者就是英雄，因此，冒险对他们来说始终是身体上的冒险。他们不愿意看角色，要看故事情节，因为他们认为，反正我们这儿人人都可以扮演角色，而角色当然就不是冒险了。也就是说，当他们看到手只是按在剑鞘上，同时又听到说个没完没了时，他们会失去耐心的。他们只希望人物得到暗示，而故事情节却要详细展开。而从舞台后朝波萨侯爵开一枪，会让他们失望的。当唐·卡洛最后抽出长剑时，他们欢呼雀跃。多刺激的冒险行为！可是我们在台上没法模仿这些冒险行为，更不用说那些开拓者的，再说我们对你们的历史人物不感兴趣。所以，我们正好在舞台上大多情况下只是在演绎我们自己，那么通常都是些梦想冒险的人。”
“可是为什么，当你们的戏里没有出现冒险行为时，人们在观看唐·卡洛时变得激动不安呢？”导演问道。
克莱尔说：“因为按在剑鞘上的手给他们预示着在舞台上不会发生的事情。”她边说边指向这家法国咖啡厅墙上的画。演出结束后，她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在这张画上，盖瑞特警官正向童匪比利开枪，两人在一个有壁炉和五斗橱的房间里将枪口瞄准对方；比利小子另一只手上还握着一把匕首；从他的枪里没有冒出火舌，可从警官的枪里冒出的巨大火舌几乎击中了他。月光从有栏杆的窗后照进来，月色中三只狗在这两个男人之间穿梭，警官穿着闪亮的靴子，而比利小子却光着脚。
“尤迪特在哪儿呢？”导演突然一边问我，一边正从他的旅行药箱里拿出一粒药丸服下。“我们在华盛顿碰到了她。她来到后台问我，她能不能参加演出。刚好有个演员要回欧洲，所以我就高兴地答应了她。我们约好在圣路易斯见面。我们还要在这里稍微排练一下，后天，在堪萨斯城，她就要演埃伯利公主了。今天她发来了电报说，她不来了。”
“电报从哪儿发的？”克莱尔这样问道。“我不认识这个地方，”导演说，“叫罗克希尔。”
罗克希尔是圣路易斯的郊区，前几天我就住在那儿。
“我不知道尤迪特在那儿，”我说，“我们分手了。”
导演又拿出一颗药丸，他说得和上一颗一起服用，为了缓减上一颗的副作用。他问我近来写什么剧本没有。
“我觉得书写角色挺难的，”我答道，“每当我赋予他们个性时，觉得就像在羞辱他们。一个人物的一切特点变成了惯例。我感到既对不住别人，也对不住自己。当我让人在舞台上说话时，他们说不了几句就没词了，永远成为一个概念。所以我也许更情愿去写故事。”
“成为什么概念呢？”
“也许你认识这样的人吧。”我说道，“他们把自己看到的一切，也包括十分奇怪的事，立即就要归结成一个概念，通过一种表达使之魔化，从而不用去感受它。他们对什么都有个说法。那么他们所说的，正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说法，所以大多情况下都让人发笑；尽管他们的表述就没有这样的初衷，却很滑稽。因此，剧中人物一说话，也许只是一个表情，我就觉得一切立刻成了这样的概念，那么，这些人物我就再也想不下去了。此时我在考虑，是否在每场表演时，再让一个人物上台，一个仆人角色，他立刻就给别的角色创造了新环境。这应该是个反角，而不是那个通常评论故事、掌控情节、全知全能的观察者。这是因为，这个仆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所解释的一切——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一切——结果证明是错误的。他所预言的，永远都不会应验，他的所有解释都是无稽之谈。他作为解围机器登场，可压根儿就不需要他。这里只需要两个人偶然朝着不同的方向观察，而他就凑上来的目的就是化解分歧。”
“这部剧叫什么？”导演问。
“《汉斯·摩塞尔与他的世界》。”我说。
我告诉克莱尔，汉斯·摩塞尔曾经是一个奥地利演员，虽然他只演仆人角色，可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他却会给每个人安排自己的位置。“他演戏很专注，非常严肃，因为他十分投入，只是时而在他插科打诨后，他会意味深长地微笑。看他演的电影里，观众总盼着他出场。”
我说了很多话，此刻又意识到我周围发生了什么。在旁边桌上，烟灰缸里放着一种雪茄的包装玻璃纸。那根雪茄想必够长的！我笑了。克莱尔迅速地看了我一眼，我们想靠得更近些。柜台后的女人用圆珠笔头敲击着收款机的键盘，钱盒子弹出来撞到她的肚子上！导演瞪着黄眼珠，十分疲倦地望去。我恨不得将手臂搭在他的肩上，又怕吓着他。“钱盒子挤到她的肚子上，这叫她好惬意。”他说道。我打算提醒他注意，却发现他只是在念台词。
我们喝了不少，克莱尔请我们喝黑麦威士忌，她一人喝的比我和导演加起来还多。到了街上，我们东倒西歪，几乎看不到车辆行驶，到处都有我们相互提醒关注的东西。在一条横街上，导演与两个黑人妓女搭讪，他时而也回头望望我们；他站在离女人们一步开外的地方和她们说话，她们回答时，他把头伸过去，像个倾听者。他不靠拢，朝她们弯着腰，让她们对着耳朵说话的姿势让我突然感到，他老了不少，又觉得他从未有过的可敬。他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撩起一个女子的假发，被她骂着打开手。他回来后告诉我们，她冲他说了些什么：“别碰我！这是我的国家！在我的国家别碰我！”他迅速地在胸前揉了揉，一个我在他身上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动作。看样子，好像他用这个动作可以挽回自己的无助似的。
“我完全脱离了生活。”他后来在饭店酒吧里对我们说。“对我而言，它仅仅出现我内心状态的比较中。我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去了鳞的鱼了，可昨夜当我在恐惧中醒来，突然发现周围有鱼鳞闪闪发光。同样我也长时间没有亲近过大自然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手伸向酒杯时，浑身上下此刻都觉得像一只刚才被弄死的蜘蛛，慢慢地沿着蛛丝，像活着时一样坠落到地上。日常生活过程，如戴帽子、乘电梯、或是品尝软乎乎的冰激凌，我都再也没有任何感知，它们过后才会以隐喻的方式使我明确自己的各种处境。”他出去一会儿后又回来了，告诉我们他吐了。他的嘴唇还湿漉漉的，是吐过后喝水弄的。他把各种药丸排在面前，按顺序一一服下。“开始我觉得，仿佛手指塞进水龙头里，而里面空气就要爆炸了。”他说道。他在克莱尔前躬了躬身，请求我允许他和她跳舞。我看着他们跳：克莱尔站在那儿，懒洋洋地原地打转，他换着步子在她前面跳来跳去。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那沉闷的音乐在低矮的房间里震动：《穿过丛林》。
我们陪他回到上面的房间。“我明天又要上路了。”我说道。我和克莱尔回到饭店前时，我向后打了一个趔趄，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回到车跟前，彼此一再紧紧地靠在一起。真安静呀，只听得到一个幽灵似的响声；我想，那是从密西西比河传来的。我们跑到一个工地上，我坐在一个箱子上，把克莱尔拉过来。我立刻就跟她干了起来，我觉得好像此刻嚓嚓作响。我们不再听对方说什么，我很疼，我出血了，那疼痛散去，一个曲子总是萦绕在我脑海里，一遍遍重复着“周日薄荷牛排”。
在回罗克希尔的路上，我对克莱尔说：“我觉得像在梦里一样：我慢慢地醒过来，醒来时梦里的画面变得越来越慢，后来就不动了，变成了静静的梦幻般的画面。我不再像梦中那么害怕，而是让这些画面安抚自己。”
我们下车从一个路灯旁走过时，一只巨大的夜鸟的影子飞过明亮的街面。“有一次，在路易斯安那的原始森林里乘船时，有只猫头鹰从我头旁飞过”，克莱尔说，“当时我正怀孕。”
第二天她开车送我去机场，她和孩子站在露台上，我朝亮着灯的黄色飞机走去，是布拉尼夫航空公司飞往亚利桑那州图森的飞机。我们三人都挥手，直到互相看不见为止。
在科罗拉多的丹佛换机后，我马不停蹄地来到图森。城市位于沙漠中央，热风整日拂面，机场跑道上弥漫着沙雾，跑道边仙人掌开着黄白相间的花。在机场大厅等候取行李时，我把表调后一小时，做了个含糊的动作，就像做坏事被人发现，我四周张望，看到周围的传送带上的行李也像指针转得一样缓慢。我稳住自己，呼吸又均匀了。我来图森干什么呢？旅行社的职员把图森填在了环游单上，因为他一看到我，就觉得我挺怕冷的，说道：“那里现在已是夏天了。”我要夏天干什么呢？在飞机中我就已经想像不出，我还会对什么有兴趣。但凡能想到的，我在来的路上在图片上都看过了。现在我却在机场旁，一眼就看到了普罗维登斯酒瓶商标上的龙舌兰草。我有些忐忑不安，仿佛自己对此有愧疚似的。或者是对什么别的事情？我心想着。尽管大厅里开着空调，我还是汗流不止，不是因为想到就要走进酷暑里，而是我对此就根本无法想像。又一次思维休克！阳光透过大块的有色玻璃昏暗地照进来，旅客站在阴影里。我无聊地来回走动着，时不时看看我的箱子出来没有，结果它成了布兰尼夫航空公司传送带上惟一的一件行李。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听啤酒，坐到一个可以从小屏幕上看免费电影的地方。人们来来往往，有时停下来朝这里看一眼，多是看人，不是看电影。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墨西哥人在看电影，他把双脚踩在椅子上屈膝坐着，为了能看到屏幕，将头绕开膝盖倚在肩上，一只手按住挂在膝盖上的宽沿帽。屏幕上放映的是图森附近一家橙子种植园的广告。那另一只手呢？我朝墨西哥人望过去，发现他另一只手一动不动地放在我身边的大衣下面。我站起来，还看到一个橙子从堆满橙子的筐上滚落下来，慢慢拿起大衣，又从眼角望去……墨西哥人那一动不动的拳头上，食指和中指以及中指和小指间各夹着一个刀片，那人好像睡着了，我踮着脚尖走了出来。
在另一家航空公司的传送带上也有惟一一件行李在转动，我差不多已从它旁边走了过去，才发现它。我走回去，是尤迪特的棕色皮包，上面挂着一把各种航班的行李牌。包是随边疆航空公司从堪萨斯城来的。我在它转了几圈后才去拎它，抓住行李牌，它们是用皮筋系着的，我一拉，它们有弹性，让我向后打了一个趔趄。我松开行李，它又转起来，我跟上，取下来，又放回去。我从布兰尼夫航空公司传送带上拿起自己的箱子，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我身后一个门内有人窃窃私语，一个女人吓得在吸气，有人喉咙发出短促又可怕的声音，接着有人窒息。沼泽草丛里群蛾飞舞，我什么也听不到了，突然觉得两只耳朵沉重地垂在两边，就和我当时在刚去世的外婆身边醒来时一样。我朝出口望去，那儿有叹气或吸气声音，原来是刚自动打开的两扇玻璃门，现在正发出吸气声自动关上，我松了口气。外面，一个用拳头按住头上浅色宽帽檐的男人走向一辆车，风很大，他的帽檐几次被掀起。大厅内，一个女人从厕所出来，化着浓妆，穿一条裤缝笔挺的西装裤，上面以前的熨痕依然可见。一个印第安女人，她走进大厅，门随即在她身后关上，她朝那个正跑向门的孩子转过身，示意他踩上门前的橡胶地面。孩子跳上去，可他太轻了，门没动，这个印第安女人又走出来，再和孩子一起走了进去，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在图森的第一天，我再也没有离开饭店，洗了很长时间澡，磨磨蹭蹭地穿着衣服，直到天黑了，我才扣上衬衫扣子，拉起拉链，系上鞋带。在圣路易斯，我几乎彻底戒除了自己的习惯，现在都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一个人这样待着，我都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如此孤零零的，好可笑啊。我恨不得揍自己一顿，我觉得自己是如此地无聊。我不想与谁相处，只是想摆脱自己。哪怕跟自己有一丝关联，都立刻让我很不自在，我把手臂伸得很远。只要我在一把椅子上感受到自己的体温，便坐到另一把上去。后来我就干脆站着，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椅面都被我坐热了。一想到曾经自慰过，我就发抖。我叉开双腿走来走去，不愿听到裤子摩擦发出的声响。什么也别碰！什么也别看！快点来人敲门吧！想打开电视，听听声音，看看图像，一个可怕的念头。我走到镜子前，对着自己做各种表情。我想把手指伸进喉咙里，让自己彻底吐个痛快。自伤和自残！我走来走去，走前走后。或者翻开一本书，强迫自己看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朝窗外看去，又是快餐店、德士古公司、冰激凌广告！把一切都封上，浇上水泥！我躺到床上，把所有的垫子压在头上。我咬起自己的手背，用脚踢来蹬去。
“时间如此缓慢地流去。”
我想起阿德尔伯特·斯蒂夫特一个故事中的这句话。我坐起来，打了个喷嚏。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越过了一大段时间。我真希望自己快点出个什么事。
夜里我做了很多梦。那些梦如此激烈，以至于我只能回想起那些伴随着我做梦的痛苦。一个印第安服务生给我送早餐到房间里。我当着他的面数了数我还剩下的钱——还有一多半，我考虑着该拿它们干什么。看到我在数钱，印第安人走到门前停下来，我继续数着。他的脸发炎了，额头上有几个黑色小痘痘。印第安人说，前几天风很大，风沙把他的脸打出了血。他住在郊外父母那儿，在沙漠教堂附近，那儿的房子都很低矮，去汽车站要走好几条街。“我父母从没离开过这个居住地。”印第安服务生说。他说话很费劲，口水溢于齿间。尽管饭店游泳池坐落在内院里，他也要每两天清理一次沙子，他说道。
中午我叫了出租车去机场，要确定尤迪特的皮包已经不在传送带上转来转去了。我还去了行李寄存处，从很远处望着货架，没有问什么。我回到城里，在那儿跑来跑去，不知该朝哪个方向去，总是不断地回头。等红灯时，灯变绿了，我站着没动，直到灯又变红了。还有我在汽车站等车，却让车在面前开走了。站在一个沙堆中的电话亭里，我拿起话筒，手持硬币正要投入，却想去买什么东西，而在商店里几乎一件东西也没看，就又离开了。我接近什么，就对什么马上失去了兴趣。我饿了，可当我在饭店前看到菜单时，饥饿感就消失了。后来我去了一家自助餐厅，人们可以穿过珠帘走进去，随意拿些吃的喝的放在托盘上，自己去取餐具和餐巾纸。在这儿，我才感到来对了地方。当我到付款台时，收款的女人并不看我，只是按顺序数着托盘上的盘子，这时我觉得一切如愿以偿。忘记那些已经开始成为我的需要的就餐规矩。于是我也不再去看那个女人，盯着她放在托盘上的小票，随随便便地把钱递给她。接着我坐到一张桌子边，无忧无虑地吃起配有薯条和番茄酱的鸡腿。
沙漠教堂是西班牙在美国最早传教的地方。它位于图森南部，一个印第安人居住地边上。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第一次有了想参观什么的兴趣。外面还很亮，车轮盖子反着光。我买了个太阳镜，而当我在一张布告上看到举办草帽周活动时，又买了一顶草帽，遇到刮风时，可以紧紧地系在下巴上。在图森的百老汇，有庆祝建军节的游行队伍走过。这天是五月的第三个周六，很多人伸长腿坐在马路沿上，孩子舔着冰激凌，拿着美国小国旗跑来跑去，大家都穿着T恤，上面印着与这个纪念日交相辉映的标识：“美国”、“热爱她还是离开她”、“乐观者国际”。游行队伍旁，走着身穿衬裙的女孩，她们叫卖有类似语录的贴标，就像人们通常贴在车牌边上的一样。几个一战老兵乘着马车通过，二战老兵步行紧跟其后，其中还有一个印第安冲锋队队员，他们在占领西海岸时是先头部队。他们有骑手陪同。这些骑兵不由让人想到内战时的骑兵。天气很热，四周叫声笑声不断，几乎听不到马的声音。骑手扛着大旗，它们在风中哗啦啦地响，时而让马受惊。然后它们就跑到了马路中间新刷漆的双线上，骑手牵回它们后，柏油路上就留下了白色的蹄印。直到另一条平行的路上，我才叫到一辆出租车送我去教堂。
经过刚才的嘈杂，这儿是如此清静，你会以为是在做梦，不得不揉揉眼睛。每走一步，我都回头看看。瓦楞铁皮屋后恐怕会突然跳出另一个双影人来将我赶走！我没有权力代表自己，我只是偷偷地潜入了自己；现在他回来了，要重新占据他的位置。我似乎要从自身中倒出来，不再存在。从一截用作烟囱的黑炉管里，穿过小屋的窗户，突然冒出一股浓烟，一只狗匍匐在屋角。我是个骗子，我占据了他人的位置。我该去哪儿？我是多余的；我把自己偷偷带入什么东西里，现在就等着被人抓。还有救，一步之遥。可我站着不动，紧握双拳，用草帽掩护着自己。可是，是个冒牌货的感觉只是闪现了一会儿，我随之觉得那不过是一时的心情。后来，我才想起来，小时候，我就是多么希望有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一个双影人；而我此时因为想像一个双影人感到害怕，我又把这当作一个好兆头。我厌恶只是看到一个可能和我一模一样的人的图像时，我就感到恶心。看到某人做着和我一样的动作，似乎很肮脏。连我影子里的轮廓，我现在都觉得不道德。更何况第二个这样的身体，这样一个嘴脸！我必须跑几步才行。
可是话说回来，我也没有兴趣看见另外的人。走一走，往印第安人的小屋里看看，我就心满意足了。没有人跟我搭话。我甚至走进一个小屋里，那个老妇只是微笑着；她坐在那儿，怀里抱着一个玉米棒，嘴里含着烟斗。太阳火辣辣的，炉子上却燃着大火，洗碗槽里摞着一堆碗，从水龙头里无声无息地流出的水柱落在碗上。这场景帮了我，驱赶走我对自己那种双重感觉。我要继续走去时，看到另外一个门后有个弹子忽隐忽现；路过下一家时，我看到窗里有人抖动着一个黄色假发，然后又收了起来。我怀着一片虔诚观察着这一切。这种虔诚我以前在教堂看那些圣物和圣像才又过。好像这种少有的虔诚状态又是一个兆头，那就是我始终只能沉湎于对物体观察中，却不能深入到别的人之中！难道在我身上始终还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吗？我跺了跺脚。真幼稚！我茫然无助却心平气和地来到教堂前。
在教堂里，我摘下墨镜和草帽。快到傍晚，正在做圣母念珠祈祷。静下来时，你可以听到外面风沙敲打着教堂门。几个女人排队站在忏悔屋前。我向祭坛望去时，记忆里看到有只燕子在前面飞。我又沉浸于那种观望之中。我一直反感宗教，尽管如此，我突然有一种能够与什么产生关联的愿望。真让人受不了，总是独来独往，形影相伴。想必存在着一种与他人的关系，它不只是个人的、偶然的或者一次性的，在这种关系中，你不用依靠不断要挟或者欺骗来的爱情来相互维系，而是通过一种必然的、非个人的关联。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能如同现在观察这些教堂穹顶，或者石头地面上的蜡点这样来无所顾忌地友好对待尤迪特呢？无法以这样一种感觉从自身里解脱出来，实在糟糕透顶。那么你不得不站在那儿，沉浸在事情和过程中，怀着莫名的虔诚。
我走到教堂前时，草坪上浇灌器的水喷到我脸上。我走进公墓里，坐在一个西班牙墓碑的基石上。眼睛火辣辣的，我将脸埋入双手，觉得脑浆流向前额。这时，教堂钟声响起，我抬起头来。一只白肚小鸟从教堂阴影里飞出，在天空中熠熠生辉。钟楼好像随着每一声钟响移动一下，接着又摆到它的位置上。这一切我都曾看见过！我悄悄地观赏着这个画面，低着头，同时追寻着一段回忆。有一种记忆，当我靠近它时，大脑立刻又回避之。教堂，还有我自己，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够了，我从那儿走开。
交通信号灯挂在路面上方的电线上，摇晃得如此强烈，谁也弄不明白绿灯指示哪个方向。高高低低漆成黑色的电线杆上，裂开的木片嗡嗡作响。我尽力快步地向北朝图森方向走去，把手帕系在脸上挡风沙。
一个印第安人向我乞讨。我给了他一美元，他跟在我身后，伸手抓在我肩上。我开始跑起来，他也跟着跑，然后我停下来，他挤眉弄眼地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拦下一辆出租车，看到有房子时又下了车。这是些两层楼木头房子，里面住着墨西哥人，有很多突出来的阳台。一会儿，有小孩在上面还跟着我跑起来，直跑到阳台尽头。又一会儿，铃声响起，接着一个火车头几乎悄无声息地从楼房之间开出来停下，直接横在路中间，司机戴着厚手套拉车闸，因为闸的把手被太阳晒得滚烫。我又看到这个画面，就像在寻觅它，我曾经见过的。我脚下的路面突然倾斜，画面一下跑到了我的下方，我就要一头栽下去了。这时一个孩子从火车头边跑过，消失在房子之间，犹如另一个梦境里跑出来的人。我拐弯走到一条小路上。
天还没黑，空气和中午一样炎热。夕阳中，公共汽车从远处开过，布满尘灰的车窗上映着乘客的身影。当我要在一个酒吧买可口可乐时，才发现自己脸上还一直蒙着手帕。我在桌下把鞋子和裤脚里的沙子倒出来。甚至连自动点唱机里的唱片都有沙子划过的痕迹。我投进一个硬币，却什么也没去按。路上还有人挥着旗子游行归来。我坐在那儿，喝一口就看一下表。后来走进来一个男孩，金发灿灿，让人动情。
我看着杯子边上的柠檬片，迷失了自己。天后来就突然黑了下来，我犹豫地迈上大街，走到对面，又折回来。房子之间漆黑一片，但抬起头却能看到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迹，依然沐浴在阳光里。我身后响起油脂发出的咝咝声。一辆汽车慢慢地从我身后驶过来，发出了如同油脂的咝咝响声。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那个金发少年也在其中，向我走来，转移了我对车的注意，他们向我讨钱买车票。我停下来，他们围过来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奥地利。他们一边笑，一边学着这句话。除了那个金发男孩，他们都是墨西哥人，有一个孩子穿着一双浅色帆布鞋。他用手摸我的脸，我退后一步，又撞到已站到我身后的另一个人，我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掏硬币，可这只手被紧紧地抓住，看见一把匕首顶在我的肚子上。刀刃不长，刚好露出手心。那个金发男孩站在一旁，双脚轮换着跳来跳去，同时朝我这边抡着拳头。有一个墨西哥男孩绊了他一脚，他随即跪在地上。我尴尬地挤出笑脸。马路对面有士兵走动，可我不好意思喊叫。我的帽子被打落了，有几只手迅速将我的口袋翻过来，不曾触碰我的身体。那个金发男孩在地上爬来爬去，捡拾从我口袋里掉落的东西。他们又打了我一下，随之就跑到我身后那辆门子大开的车跟前。他们一跳上去，车就启动了，门一个接一个地关上了。在一扇门上，我还是看到了“赫兹”两字。我看到尤迪特坐在驾驶位上，脸色苍白，眼睛紧盯方向盘，张开的唇上挂着一根火柴，随着车子启动，火柴跌落了下去。
我在那儿转悠了好一会。真可笑！全身挂满口袋里子，我把它们塞回去，又拉出来，好像这样就可以证明什么似的。我这才发现，里面的口袋也被翻了过来。我低头看着自己：胸前口袋的白衬里鼓在我面前，从纽约前往费城的火车票落在人行道上。“一条木头人行道！”我心想着。然后我大声地说出来。我戴好帽子，把口袋的衬里塞回去；离开吧。
我找不到回饭店的路了。后来我想起来，我常把钱塞在衬衣口袋里：那里还真有一张10美元的票子，于是我坐出租车回到饭店。我不禁发笑，房间的门果真锁着，门锁上这一次也没有刮痕。我躺到床上。终于回来了！慢慢地我觉得有些得意，好在我把机票放在大衣里了，钱也在里面，总共有一百多美元，这是找给我的零钱，我到处都用大钞付款，只需掏一次口袋，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值得的。我越发高兴，跳起来到处在我的东西里找钱。衬衫里有响声，我伸手进去，甚至在一个裤脚里还藏着一个25分硬币。我把钱堆在桌子上，像今天下午看着静静流动的水光那样，陷入凝视之中。空调风吹着窗帘在窗前摇曳，这里还有暖气！有五片，它们斜着并列在一起！仔细再看，原来是我的角度不对。
我给在奥地利的母亲打电话。那儿已是第二天早晨。她说，她那儿刚才电闪雷鸣，一大早就下雷阵雨！她出去把衣服收了。现在忙来忙去，完全忘了时间。总统选举还是选上了社民党的候选人，那个竞选对手在一次集会上澄清了人家说他是纳粹，甚或是犹太人的恶意攻击。我觉得，仿佛母亲在说笑话。我向她问起我弟弟的地址；他是林业工人，几年来生活在这个国家北方的俄勒冈州。为什么？我说：“我要去看看。”我记下地址：那地方叫埃斯塔卡达。我会去改签机票，明天就飞过去。
我走到楼下，在院内游泳池边上一棵芭蕉树下坐下。现在风已停了，身后吧台侍者偶尔摇晃出个饮品，池边可口可乐和姜汁水自动机有时咕咕作响，机器的制冷只要关上，里面的罐子就吧嗒地响。池里没水，探照灯照着底部，风轻轻晃动，像是喧嚣后的余痛。院子上空繁星璀璨，你得眯起眼睛看。空气如此清透，不仅可以看到明亮的月牙，连它的阴影部分也能分辨出。我突然发觉，在美国，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一个人沉浸在什么事情中。感知到什么，这就够了，接着就将目光转移到别的地方。谁看的时间长些，也就立刻摆起行家的姿态。连那些居住地也不是沉没在景色中，它们总是建在高处，突现出来，似乎是随意捡起来的。只有醉汉和吸毒者，还有失业者在这个地方发呆，完全没有知觉。我喝醉了吗？我把杯子推到桌边，直到它从桌边自己掉进游泳池里。
听得到，外面大街上，红绿灯变灯时，很少有车开动。我身后酒吧里有一个男人对他的女孩说话时总是盯着空杯子，还不时地用牙齿蹭着杯口。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自行离开了。
在房间里，我把《绿衣亨利》读完了。在一个他无法临摹的小石膏像旁，他发现自己从来就不会与人打交道。他回家看望向来支持他的母亲，看到她双颊颤抖临近死亡。之后多年，他如行尸走肉，忧郁而厌倦。直到曾因他的思想而对他产生过爱情的那个女人从美国回来时，他才开始又活过来；这个女人敬佩他的思想。于是，他的故事成了童话。当我读到“现在我们兴奋而欣喜地在金星饭馆的贵宾间里共享美食”这个地方时，我不得不移开目光，以免掉下泪来。结果我还是哭了，相当歇斯底里，可这又让我忘掉了时间。
我躺在黑暗中，在朦朦胧胧中，我突然悲伤自己竟然被人抢走了钱。我不遗憾，只是有一种切身的、无头绪的痛苦，我无论怎样都难以打消的痛苦：从我身上被掳走了什么东西；有一个空白，它需要时间才会重新弥合。我什么都不愿意再去想了。梦乡里，有人掉进了一个巨大的盆中，盆里正好长着西红柿。他消失在西红柿中，而我望着这个通常放在舞台上的大盆，想着他什么时候又会出现呢。“如果我现在还经历什么的话，那我就过去看看。”我在梦中大声对自己说。
第二天中午，俄勒冈下起雨。尽管不允许，我还是站在波特兰机场出口处，戴着草帽，试图拦一辆去埃斯塔卡达的出租车。我乘坐“西部航空公司”的班机途经盐湖城飞到这里，依然觉得自己是别人的双影人，游走在一片虚无中。我曾经读到过，受惊者会事后进行毫无目的咀嚼活动：在我看来，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了俄勒冈。
一辆从加州运菜进山的车终于把我捎到了埃斯塔卡达。车子只有司机那边有雨刷，因而外面的一切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这对我再好不过了，因为我的头很痛。我偶尔会忘记疼痛，但吸气时又会感觉到。司机身穿一件格子衬衣，衬衣下还有件带扣子的底衫。一路上，他脑子里肯定回响着一个曲子，因为他不停地调整坐姿，用手指在方向盘上击打着节拍。可他始终不声不响，只有当我们到达高处时，雨慢慢变成了雪，他才吹起口哨来。雪从车窗上滑去，后来慢慢挂在上面。
埃斯塔卡达海拔一千多米，人口大约一千五百人，绝大多数从事伐木工作。我发现自己马上开始寻找事故、急救、火警、警察之类的牌子。埃斯塔卡达这个地方只有两条乡村公路交错。我们进入时，我在司机指给我的汽车旅店里要了一个房间过夜，费用是5美元。我一觉睡到晚上，后来就干脆让自己滚落到地上。当我感到地上太冷时，便裹上大衣，在打开的电视前踱来踱去。电视画面不清，因为埃斯塔卡达位于群山之中。我在前台询问怎么去单身伐木工人的住地。你得穿过厚厚的积雪，因为这个季节不再有铲雪车。这个地方几乎看不到什么树，只是这儿或那儿象征性地立着一棵松树，只要上面的雪落下来，树枝突然弹回去，会把人吓一跳。有一片松树立在开拓者纪念碑周围，路过时我听到后面有对恋人在窃窃私语。到处都拉着窗帘，从快餐店的排风扇里和运河铁丝网里涌出雾气来，周边的雪已融化了。那个开着门的杂货店里，有个拇指包扎的人在喝咖啡。
格里高尔·巴拉克家门口的灯灭了，可能雪化时水进去短路了。我跺去鞋上的雪，可没人出来。门没关，我走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只有一盏路灯的亮光照进屋里。我弯腰捡起地上的纸片，猜想可能是给我的留言，凑到灯光下去看，原来是我途中给我兄弟发的西联汇款电报。
桌子上有一副牌，彩色的德国牌，旁边是个闹钟，像是铃响时给弄翻了。一把椅子上挂着两根带着泥的鞋带，另一把椅子上放着件睡衣，是格里高尔从我这儿继承的，睡衣上面的手帕上绣着248，是我在寄宿学校的编号，这手帕至少有十五年了。
衣橱门敞开着；门内侧与炉子管道之间拉着一条绳子，挂着内裤和袜子。我伸手去摸它们，都干了，硬邦邦的。冰冷的炉子上有个底盘，上面是一团已变质的黄油，盘上还有个拇指印。衣橱里挂着几个铁丝衣架，是洗衣店同衣服一起送来的，上面挂着洗过还没熨烫的衬衣，袖窝下已开线。
床上没有罩，床单上有拍死的蛾子留下的印子，有只蛾子还夹在褶皱中，床底下满是空啤酒瓶。
窗台上放着洗衣粉，旁边有猫爪子印。
墙壁上挂着奥地利挂历，上面的彩色照片是开满水仙的田野，田野前站着个头戴民族风格帽子的女人，照片下面印着家乡一家贸易公司的名字。
那挂历上的照片——
小时候，我们见识那么少，也没有什么好见识的，以至于我们甚至每次都为挂历上的照片而欣喜。秋天里，我们盼望着保险公司来收年费的人，他们会把公司明年的挂历带来，上面会有一个新画面。
那么弟弟现在还让人寄新挂历到美国吗？
这念头让人受不了，我赶快用一种轻松些的感觉将它驱走。我把电报搁在桌上，一只手护着，免得碰倒桌上其他东西。
出来时我还看到洗衣盆旁的低帮鞋子，袜子缩在里面。“穷困潦倒”，人们都这样说。还是十年前流行的尖头鞋。小孩子拿着汽球在一个屠宰场旁跑来跑去，肉店的伙计把一个孩子举到死猪上方。一步一滑，我头也没回地走上埃斯塔卡达的主道。
四周如此静谧，我不由得一次次停下来。比萨店和加油站的霓虹灯热气笼罩，远处能看到一个汽车影院的银幕，只看得到亮光和阴影，听不到声音。我走进一个游戏厅，却不想玩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一个机器走向另一个机器，悄然地让球滚动起来。
我突然发现，我对任何游戏都很讨厌，简直不可想像，居然会站到这样一个机器跟前，或者洗牌，或者掷色子。突然对这一切没了兴致，我疲惫地坐在一个凳子上，旁边有一个醉汉靠墙睡着了。他脸上出了很多汗，敞着衬衫，脖子窝里积了一窝汗，不时地溢出来。他睁开眼，不得不先眨一眨，直到瞳孔调整好，像剥下的兔子皮。我走出去。
回到酒店里，我立即去浴室洗手。当我去拧热水龙头时，发现龙头很烫。是龙头刚才流水了吗？我退后一步打开龙头，开始出来的是空气，然后突然喷出一股滚烫的液体到水池里，有几滴喷到我的裤子上，立即在裤子上烧出黑边小洞。这可好啦！我点着头，像赞成似的。我看到两个水龙头螺口均有刮痕，便也小心地打开冷水龙头，跳到一边，让硫酸水流出来。洗手时，我看到水杯上的玻璃纸套己打开，让人拿起即可喝。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物品，另一个星球的物品。
夜里我敞开着房门。有一阵子，我似乎听到有人在我窗前走动，其实是个夜蛾子被困在了窗户与窗帘之间。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再也没有做梦。
醒来时，我像变了个人。上午一大早我去了我弟弟工作的锯木场。雾气沉沉，运河铁丝网下融化的雪水咕嘟咕嘟，我变了人似的行动着，犹如在别人的思想里。我不得不跑起来，因为再也走不下去了。像以前寻找语言一样，我现在寻找能让我回到自身的画面。烧焦了的树桩，部分已被砍光了的山脊，燃烧过的垃圾筐，田里什么地方燃烧着稻草，在正午的炎热中沙沙作响。我再也不愿意去想像什么跟我有关了，可是却突然听到自己成了腹语者，肚子取代了我的角色，并且教给我说我不愿意承认什么。迎面走来一个拎着个牛奶桶的女孩；她那样瘦骨嶙峋，我惊讶得立刻又醒悟过来。
水轮锯竖立在一片低处，克拉克马斯河从中间穿过。一群男人站在一台轰鸣的烘干机旁，正给一根粗壮的松木脱皮，我老远就认出了我兄弟。他站在树上，正在将一根铁棍塞进树皮和树干之间。我在一片高处停住步子，从那儿朝他看下去。他戴着手套和毛线帽。他用力撬着铁棍，后腿时而从脱了皮的树干上滑下。另一个工人也将一个铁棍插到树皮下，并从另一端拽出来，树皮变成长长的纤维从树干上脱开。他们用斧子砍断树皮，将它们扔成一堆。
格里高尔此刻走到一边。我想他看见了我，便向前迈了一步。他停在一堆灌木丛旁，四下张望着，却并没有抬起头来。灌木丛旁边还有积雪。他褪下裤子，蹲了下去。我眼看着大便从他光屁股里出来，慢慢落在雪地里。虽然已经完事了，可他还蹲了会儿。他站起来同时将内裤和外面的裤子一起拉上，拍着手走回树干旁。好像我只是为看这些特意跑来似的，我转身走开，径直又回到酒店里。
那里有给我的留言：那是张明信片，上面是从空中俯拍的太平洋岸边的双岩，离埃斯塔卡达有一百多公里。海滨公路画着一条大弧线从那儿穿过，海里耸立着两块黑礁石，海水在周围溅起浪花。尽管拍摄的高度很高，但公路线条依然清晰可辨。在一个地方，公路呈拱形延伸到海边，犹如一个海景观赏点，或者只是一个汽车站，上面用钢笔画了个圈，画得很用力，从背面都可以看到划痕。“这么说，此间她又换了一支钢笔？”我对那个酒店收包裹的女士说；她正在分拣我付给她的硬币。她抬头看了一下，又得从头再数一遍。她用一只手数着，另一只手张开，让刚涂抹的指甲油晾干。她的围脖后，我看到一条长长的红色疤痕，开始我还以为是汗湿后的化妆印。我不想再给她制造麻烦，也没问明信片是怎样到她手里的。
我用最后剩下的钱乘出租车穿过俄勒冈州。这是阴沉沉的一天，好像专门为你出门才这样，只有下雨时天时而会亮起来。相机放在膝上，可看的东西很多，前后左右都是，可我太伤心，不想拍什么。
我有时小睡一会儿，一次醒来时，我看到一条河流在面前延伸，河中有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包。又一次醒来时，我们正在穿越黑漆漆的针叶林，我必须把身体伸出车外才能看到天空。“别开窗，空调不然就白开了。”出租车司机说道。我就受不了清醒时闭着眼睛，因为这样的话，闭眼前我最后看到的一切立即就会袭来，令我窒息；等我睁开眼睛时，它才退回原位。又下起雨了，车窗变得模模糊糊，想必我睡着了，因为接着车窗玻璃又明又亮，阳光有气无力的样子，车窗前耸立着一面巨大的灰色岩壁。我直起身，摇醒自己，这面岩壁一直延伸到天边，那是太平洋。司机打开收音机；里面全是噪音。几分钟后，我们停在双岩，海鸥卧在惟一一家加油站的屋顶上。
下车！“这不过是个不到百人的小地方。”就是这样的话现在也不管用了。我本想放下箱子，却一直提着它。这里天空晴朗；阳光透过云彩时，汽车牌照的底板闪烁着。我站了一会儿，并没有放下箱子，看到一扇窗里有个孩子注视着我，还懵懵懂懂地学我的表情。我走开了；许多燕子飞来飞去，飞得那样快，你几乎只能看到它们一闪而过，就像暮色中的蝙蝠一样。
坐在刨床上，
等妈回家转，
等来黑山羊，
把咱顶地上，
飞来白蝙蝠，
将咱又来搀。
在最后那些房子玻璃上，已经映现出大海的情景。没错：烧焦的垃圾筐！在一个房子前，有一个蓝白相间的圆柱在转动：一家理发店。里面只坐着一个女人，头戴头罩，一直遮到眼边。女理发师蹲在她面前给她涂指甲油。女人将脚趾张开，它们有点弯曲和变形，关节部位长着老茧；我认出这是尤迪特的脚：年轻时，她当售货员时将脚站坏了。这时，我也在衣帽间看到了那个棕色皮包；皮包半开着，尤迪特大概从这里面拿出了披肩，现在就围在她的肩上。这条披肩是锦缎的，在夕阳中闪闪发光。“她竟把披肩也带到美国来！”我心里大声说着。女理发师给她涂手指甲时，我观察着她用一只脚的两个脚趾夹住另一只脚的大脚趾。简直是梦魇，清早醒来，口中呕出一条蚯蚓。我目瞪口呆。尤迪特在椅子上动来动去，猛地愤然的样子，好像她预感到了什么。在一个莫名的记忆中，有一个瓶塞刺耳地发出吱吱声，它是被人用嘴咬着从瓶子上拔出来的。女理发师抬头望着，由于她将手指就紧放在自己眼前，什么都看不到，我赶紧躲开她的视线。
鱼骨卡在运河的铁丝网上；霉菌长在小屋的缝隙里；走出屋子的人们，看看天空，又回到屋里；作为开拓者纪念碑，这次是超市前用装着润滑油和猪油的大桶搭建的，上面是讲述这个地方历史的文字。一个没穿内裤敞着裤裆的醉汉拐过来，径直向我走来。我给他让开道，他在我正好挪开的地方绊了一下，脸向下倒进一摊雨水中。
尽管天还没有黑，可街上的霓虹照明灯亮起来了；有根灯管闪烁着。我嘴里有一根头发，老是吐不出来。我觉得倒挺惬意的，这样就不至于我走路时无事可做啊。有时我也跑一跑，沿着没有了房屋的海岸，我一直走到我能看到海中那两块礁石的地方停下。在这里，我穿过马路，跑到这条路伸向大海的地方——也就是明信片上圈定的——坐在箱子上。太阳刚刚落山，起风了。这儿既是观光广场也是车站。很少看到来往车辆。我朝脚下深处的海滩望去。这是个岩滩，泛着泡沫的水中漂着木片。广场有栏杆围着。一个女人还站在那儿，身边有个傻孩子，一次次地爬上护栏。女人紧紧地抓住他，他不断冲着大海狂叫，让人抱他下来。一辆写着湾城的汽车停下，她们上了车，就剩下我一人了。
我朝着太平洋望去。虽然水上还泛着夕阳的余光，却是黑汪汪的。我想找回它给我的第一印象，那高耸陡峭的岩壁：可是我面前依旧是平缓的大海，直到我的脑筋转不动了。
对尤迪特的第一印象：为什么我对此一点也想不起来呢？我努力地去想：一种甜蜜的爱慕，它让我忘乎所以，飘飘然。难道这就是我们非得始终相处的标准吗？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我们相互只会是怒目而视。
目光又投向大海：如此空荡，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它吞噬了似的。雾气弥漫在海滩上。我疲惫得全身像散了架，这些空空荡荡的中间空间使我晕眩。跌跌绊绊，肮脏不堪，糟糕透顶。在这些随意拥有的陌生姿态中，我太久地感受到了惬意；我和所有的人都保持距离，因为我让他们成为“生物”：这个生物，我这样说尤迪特，这个东西：他，她，它。我将双手插进两腿间，身子缩成一团。一架直升机飞过街面，照亮了柏油路面。
万籁俱寂。远处能听到有一架飞机，它的嗡嗡声如此低微，让人去倾听头都会痛。
我朝四周望望，看到尤迪特拎着包从双岩最后边的房子之间走出来。她在街对面停下，左右看看，然后走过来。她还戴着头巾，也许头发还没有干吧。她身后几乎一片黑，她早就用手枪对着我。“她对我动真的了！”我心想着，“没错，她真的动真的了！”她拉上栓。响声那样轻微，你只能在想像中听得到，根本不会信以为真。我烧成了灰，也还是个整体，恐怕只是稍稍一碰就会散开。不过如此呀！我相信自己就是为此而生的！我失望地从箱子上站起来迎着她走去。我们如魔鬼般凝视的面孔冲着对方走去；她突然将头扭向一边大叫起来，如此凄厉，就像一个大喊大叫的孩子一样，几乎要窒息了。我屏住呼吸，等她接着再叫下去，她肯定立刻还会叫下去，还会这么尖厉。可她没有叫，只是哽咽着，几乎要窒息。我从她手中拿下手枪。
我们并排站着，双脚不断交替，不知所措，心情糟糕至极。我把手枪扔到海里，它落在一块礁石上，撞出一发子弹，钻进海水里，尤迪特用拳头将嘴唇摁在牙齿上。
我们走来走去；一个人走动时，另一人便停止不动。已经入夜了，一辆灯火通明的巴士摇摇晃晃地开过来；那是一辆灰狗，车内只有几个人，枕着垫子睡觉。司机向我们招手。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向南。”我们上了车，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到了加州。
电影导演约翰·福特当时七十六岁高龄，住在自己位于贝莱尔的一栋房子里，离洛杉矶不远。他六年没有拍电影了。房子是按殖民时代的风格建造的，他常常坐在屋前的露台上与老朋友聊天。从露台向山谷望去，是一片片橙子树和柏树。客人坐的是藤编扶手椅，并排放在一起，前面的脚凳上铺着印第安式的垫子。只要你坐到椅子说起话，很快就会开始向对方讲故事。
约翰·福特满头银发，他脸上布满皱纹，有发白的胡茬。他戴着一只黑眼罩，另一只眼睛忧郁地望着前方，下巴上的肉偶尔会抽搐一下。他穿着一件海军蓝上衣和一条卡其色布裤子，脚上是一双浅色厚橡胶底布鞋。他说话时，即便是坐着，也把手插在裤兜里；他不动声色。只要他一讲完故事，就把脑袋朝着我和尤迪特转来转去，直到能够用那只眼睛看见我们。他头很大，表情严肃，从来不苟言笑；他在场时，大家都变得严肃起来，即使忍不住为他的讲述发笑。他有时起身，亲自给尤迪特续上加州红酒；我可以自己随便倒白兰地喝。他太太玛丽·弗朗西斯过后从屋里出来，和我们一起听他说话。她和他一样来自东海岸，来自北边的缅因州，也是一个爱尔兰移民后裔。你可以从阴凉的露台里望着外面的阳光；雷阵雨前的乌云从四面涌起。
“在爱尔兰我父母的村子里有一家食品店，”约翰·福特说，“小时候，我去买东西，要找回的钱用糖果来代替，糖果就放在一个桶里。几个星期前我去过那儿，五十多年来是第一次。我想在那儿买雪茄。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们把手伸进收款台下的桶里，给我找回来的不是钞票，而是糖果。”
约翰·福特重复了很多我在旅途中从克莱尔和别人那里所听过的有关美国的事；他的看法并不新鲜，但他可以讲出那一个个故事来，指出这些看法的来龙去脉。常常在人家问他一些普通事情时，他总是思维跳跃，讲起一个个细节，特别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问起美国时，他总会想起与他共过事的人。他从不评判他们，只是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他们说了些什么，他和他们一起经历了什么。他也只是直呼朋友的大名。“与人为敌是让人难受的事，”他说，“对方会突然变成无名无姓，一个赤裸裸的形象，他的面目进入阴暗中，变得模糊不清，扭曲不堪，我们的目光只会一扫而过，由下而上，像耗子一样。如果我们有了敌人，我们会讨厌自己的。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始终有过敌人。”
“为什么您总是说‘我们’而不是‘我’呢？”尤迪特问道。
“我们美国人，即使谈论我们的私事，都说‘我们’，”约翰·福特说，“这也许出自于此：在我们看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大家共同行动的一部分。‘自我’故事只存在于一个人代表所有别的人的地方。我们不像你们那样庄重地对待自我。在你们那儿，哪怕是售货员，出售根本就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时也说：‘这个和那个我已经卖光了’，或者‘我还有件哥萨克式样衬衣’。我自己在那边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我实实在在的经历啊。”约翰·福特说，“另外你们又相互模仿，将自己隐藏，甚至连那些服务小姐都用女主人的口吻接电话，”他说，“你们总是说‘我’呀‘我’的，可当你们被看成另外什么人时，你们却觉得受宠若惊。那么你们可是一再希望绝对不可混淆啊！正因为如此，你们一再抱怨，你们受到伤害，每个人都很特别。在美国这儿，不存在这种抱怨，没有人会退缩到自我世界里。我们不渴望独来独往；如果你独来独往的话，人家会瞧不起你，那么你只有围着自己去寻寻觅觅。如果你依然我行我素自说自演的话，等不到你说完第一句话，人家就跟你不说了。”
“您常做梦吗？”尤迪特问。
“我们几乎不再做梦了。”约翰·福特说，“即使做，我们也会忘了它。我们无所不谈，也就没有什么梦可做了。”
“讲讲您自己吧。”尤迪特说。
“每当人家让我讲自己时，我就觉得这还为时太早。”约翰·福特回应道，“我自己的经历离我还不够远，因而我喜欢说我之前人的事情。我更喜欢拍有关以前的电影。我经历的事我几乎不想回头，但是我对还没做的事和还没去的地方的渴望更大。小时候，我被一群意大利移民小孩揍过，虽然我们都信天主教！其中一个胖子很狡猾，他只对我吐口水，用脚踢我，没动手。一个小时后，我在街上看到他一人独自走过，肥头大耳，平足，突然我觉得他是那样孤独，我有一种冲动，想对他好，去安慰他。后来我们真的成了好朋友！”他回想着，过了一会儿说道：“那时我还穿着短裤呢！”
他向山谷下望去，最后几束夕阳落在橙子树枝叶上。“看到阳光照射下的树叶那样摇曳着，我觉得它们自古就这样一直摇曳着。这的确是种永恒的感觉，我会忘了还有历史。你们可能会说这属于中世纪的情感，是那种一切都还处于天然时的状态。”
“可是橙子树是人栽的，并不是天然的。”尤迪特说。
“当阳光照射其中，不断闪动，我便忘了这点。”约翰·福特说，“我也忘了自己和自身的存在。我希望，什么也不要改变，树叶永远这样摇曳下去，橙子永不被采摘，总之，一切保留这样不变。”
“那么，您也希望人们也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和他们有生以来一样？”尤迪特问道。
约翰·福特忧郁地看着她说：“是的，我们想这样。直到一个世纪前，人们要求进步，他们也有权利推行进步：从新时期起到前不久，救治理论都出自当权者：出自公爵、工厂主、慈善家。可现在，当权者不再是慈善家，最多也就是个别人充当慈善家，只有穷人、那些无产者和无权者在渴望着什么新的变化。那些有能力改变的人不再想变，这样一切就得保持老样子了。”
“您愿意这样吗？”尤迪特问。
“我不愿意这样，”约翰·福特说，“可当我这样向下看出去时，这些正出现在我脑海中。”
一个印第安女仆出来，拄着拐杖，给他膝上盖了条毯子。“她在我的几个电影中演过戏，”约翰·福特说，“她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可她不会说话，是哑巴。于是她成了走钢丝杂技演员，摔了下来，后来又到我这儿来了。”
“在钢丝上她感觉不错，”他说，“她觉得自己似乎会说话了。现在她落脚的样子也像是在走钢丝。”
“在有些行为中，你会突然感觉到自我的存在。”约翰·福特说，“对，这才是真正的我，你会这样想。可惜当你真正感知到自我时，你大多情况下却是独自一人。然后你就立刻努力投入社会，同时又失去自我，装腔作势。这是不幸。这很可笑。人们要在思考时获得惊喜，而不是固守自我。有时你一说出真话，连自己都吓一跳。幸福感是那样大，你一个人是忍受不了的，而且立刻又要说出真话，那么你当然就是说假话了。我还总是说假话。”约翰·福特说。“刚才我还知道我要做什么，可此刻又忘得一干二净了。只有我明确知道我要做什么时，我才是幸福的。那么我想我会高兴得牙全都掉光的。”
他领我们去房间看那一摞电影脚本，人们还源源不断地给他送来。“这里有不少好故事，简洁明快。人们需要这样的故事。”他太太站在我们身后的门口；他转过身向她望去，她微笑着。女仆用一只金属杯给他端来咖啡，他仰头喝着，耳朵上竖起一束白毛，另一只手叉在腰间。他太太走过来指着墙上的照片：一张是约翰·福特拍摄电影时照的，坐在一把X型导演椅里，脸上戴着一个蜜蜂防护罩，几个人或站或坐在他身旁，也都戴着防护罩，他脚下是一条耷拉着耳朵的狗。另一张照片上是他刚拍完一部电影的情形，他单腿跪着，紧紧地抓着三脚架，演员们围着他，头都伸向他，其中一个手搭在相机上，像是在抚摸它。“这是《铁骑》拍摄结束的那天，”约翰·福特说，“有个女演员拍摄时哭个不停。等她不哭了，大家给她擦去了眼泪。这时，她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又开始哭起来。”
他朝窗外望去，我们也跟随着他的目光：外面是一座山脊，长满青草和开花的灌木丛；有一条小路盘绕着山丘直到山顶。“美国没有小路，只有大道。”约翰·福特说，“我铺了这条小路，因为我喜欢在新鲜的空气里走走。”他的床上铺着一条海军毯，床边墙上挂着一幅《卡布里尼修女》画，她是美国最早的圣人。福特曾想过要拍一部有关她的电影。
他太太坐到放在房间中央的手风琴旁，演奏了一首《绿袖子》。印第安女仆用托盘端来涂过黄油的热玉米面包片，我们边吃边眺望窗外。“皮毛里的猪耳朵望着我们。”约翰·福特突然说，“您愿意陪我走走吗？”
他向尤迪特伸出手臂，我们跟他登上山丘。路面上满是闪亮的尘土；天已经落下几滴雨点，雨点落在哪儿，那儿就缩成一个个小泥球。约翰·福特边走边说，如果有谁落下，他就停下来，因为他不想对着下面说话。他谈到他的电影，一再强调其中那些故事实实在在。“没有一个是虚构的，”他说，“一切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
我们坐在山顶上的草丛中，向山谷下望去。他用一根长长的火柴点起一支雪茄。“我总想与人交往，”他说，“我也总想着最后一个离开，因为我不想让留下来的人中有人对我评头论足，同样也想阻止别人离开时让人说三道四。我也是这样拍我的电影的。”
对面山上开始打雷。我们周围的草很高，时而有风忽明忽暗地吹过去，树上的叶子翻卷着，颤抖着，好似枯萎了一样。
好长一阵子，一片宁静。然后，我们身后一丛灌木沙沙地响起来，可其他所有灌木依然静静的。风在这丛灌木中停息了，一转眼，山下房子旁一棵树的树冠晃动了片刻。一切又平静下来，一点动静都没有：一种长久持续的宁静；突然间，我们脚前的草开始波动。一眨眼，四周变得一片昏暗，万物紧贴着大地。空气令人窒息。刚才还待在灌木叶子上的黄色大蜘蛛，死在我们面前。约翰·福特在草上擦擦手，同时转着戒指，仿佛他要变什么戏法似的。我的手背痒痒的。我一看，是只蝴蝶，它正扇动着翅膀；与此同时，尤迪特的睫毛垂了下来。你只需要少呼一口气，就能看到这一景。下面山谷里的橙树林里传来了雨声。“上周我们晚上驾车穿越荒漠，”约翰·福特说，“在下面的亚利桑那，那儿落下了很多露水，我们都得打开雨刷。”在亚利桑那下面：这几个字勾起了我的回忆。约翰·福特弯腰坐下来，几乎闭着眼睛。大家等着下个故事，于是都俯身恭听着，而我发现，我此刻在重复着他一部电影中一个人的动作；他原地不动，伸长脖子，身子俯在一个行将死去的人上方，看他是否还活着。
“讲讲你们的故事！”约翰·福特说。
于是尤迪特就说起我们怎样来到了美国，她怎样跟踪我，抢劫我，还要杀死我，以及我们现在终于愿意和平分手。当她讲完我们的故事后，约翰·福特静静地笑了，笑容溢满他的脸庞。
“噢，上帝！”他用德语说。
他严肃起来，转向尤迪特。
“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用英语问道，“这个故事没有一点虚构？”
“是的，”尤迪特说，“这一切都发生了。”
（1972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