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凋零】

    2007年夏天，我去重庆出差时，曾专门挤出时间，赶到北碚梅花山，凭吊一位景仰已久的抗战英烈——梅花上将张自忠。

    梅花山苍柏葱郁，张自忠烈士陵园掩映于绿荫丛中。陵园迎面是纪念馆，出了纪念馆，登上数十级台阶，抬头可见“梅花山”3个隶书大字，其上方便是张将军之墓。

    墓茔依山而建，呈半圆弧形。墓园周围，环绕着腊梅、红梅、枫树、樟树、槐树，旁边立有蒋介石亲题的“英烈千秋”刻石。墓碑上的“张上将自忠之墓”，系冯玉祥将军所书。墓内合葬着将军夫妇，也承载着一个凄美故事：将军殉国后，夫人李敏慧痛不欲生，绝食7日，追夫而去。

    梅花山原名雨台山，冯玉祥仿明代史可法葬扬州梅花岭之义，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亲书山名刻石于墓前照壁，还在墓前亲植梅花树。“梅花上将”的美誉便由此而来。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是抗战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最高级别的将领，也是二战反法西斯阵营国家军衔最高的阵亡将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将烈士墓扩建为张自忠烈士陵园。

    当我在墓前静穆时，山风劲吹，山林呼啸，仿佛金戈铁马，不由得想起将军当年的戎马倥偬。

    台儿庄战役中，张自忠与庞炳勋在临沂阻敌，重创板垣师团，功勋卓著。台儿庄之战后，日军增兵包围徐州，截断陇海路，张自忠临危受命，掩护徐州数十万主力突围。武汉失守后，又在长寿店战役和随枣战役中屡建战功，升任三十三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别看张自忠官越做越大，兵却越带越少。表面上，他拥有十万之众。实际上，各军分散布防，各自为战，加上一些中央军阳奉阴违，他真正能指挥得动的，只有自己的五十九军。自抗战以来，五十九军已历经百战，累计伤亡、失踪人数5万人左右，即使多次补充，仍兵力锐减，到枣宜会战前，兵力不足1.5万人，比全盛时减少一半。

    枣宜会战发生在1940年五六月间，历时俩月。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集结在湖北枣阳、宜昌地区，欲包围歼灭中国第五战区部队。第五战区部队艰难防御，遭受严重挫折，直到抗战结束都无法恢复有效作战能力，致使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沦陷，日军在宜昌取得前进基地，修建飞机场，对重庆等大后方狂轰滥炸，中国抗战进入最危险时期。

    枣宜会战一开始，张自忠就准备东渡襄河督战。此时，他已抱着赴死决心。5月7日，他第四次过河，亲临前线督战，河东将士大受鼓舞，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

    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时，张自忠总部所用无线电密码被日军破译。日军掌握其动向后，立刻调兵遣将，合力夹击。此时，张自忠身边只有1500余人，而包围他们的日军有五六千人，还有大批飞机、大炮。不巧的是，张自忠痢疾复发，身体十分虚弱。

    5月16日，张自忠被困在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指挥所设在陈家湾。一发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弹片炸伤他的右肩，接着一颗流弹又击穿他的左臂，顿时浑身是血。

    到了午后，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已逼近指挥所，数十名卫兵架起他撤到杏仁山。这时，敌人已三面合围，仅东北长山方向有缺口，如果翻过长山，仍可突围。但是，张自忠到杏仁山后，坚决不走。

    旁人劝他：不如暂时转移，重整旗鼓，再与敌人决战。

    张自忠双目圆睁，厉声说道：我奉命追截敌人，岂能自行退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土坷垃？我们中国的军队坏就坏在当官的太怕死了！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

    在日军的猛烈炮击中，参谋处长吴光辽腿部负重伤。张自忠命令两名参谋把他架走，并嘱咐：你俩分在两边，各架一只胳膊，吴处长也要忍点痛。你们往东北方向，翻过长山去吧。

    仨人不忍离开，在张自忠一再催促下，才洒泪而去。

    张自忠穿着黄色军装，十分醒目，成为日军炮轰的目标。为了减少伤亡，张自忠命令大家散开，身边只留下几名副官，但副官贾玉彬、卫士长史全胜很快就中弹牺牲，张自忠右腿又被炸伤。

    情况越来越危急。张自忠命令参谋长李文田、顾问徐惟烈、高参张敬等迅速转移，还专门指定人护送徐惟烈。

    李文田是张自忠的得力助手，在台儿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协助张自忠指挥随枣战役和襄樊战役。脱险后，于1940年至1946年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947年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由于不愿打内战，1948年脱离军队，担任虚职总统府参军，1951年逝世。

    徐惟烈是国民党元老徐谦的侄子，后来曾护送张将军灵柩到重庆，文革时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1971年在监狱去世。

    但是，少将高参张敬坚决不肯离开，始终陪伴着张自忠。

    谷瑞雪是张自忠的少尉卫士，也是追随张自忠到最后时刻的两位幸存者之一，在将军殉难后才乘乱突围出去。1989年6月25日，老人写下这样一段回忆手稿：

    5月16日中午，在宜城长山西侧山麓，我总部已被敌人三五包围，七十四师的两个团和手枪营从清晨和敌人激战至此，伤亡惨重，但仍反复冲杀，多次击退来犯之敌！忽然看见西南方二百米处，有我方战士四人从一个山中远下，张老命令我说：“谷瑞雪，看前边下来的几个人，如果无故装孬种，把他们就地正法！”

    我接受命令后向这几个溃兵飞奔而去！经查问原来是七十四师郑团一个班，班长阵亡，机枪手受伤，被迫退下。我说：“同志们，总司令在这里亲自督战，快上去！”这几个人便回头向敌人冲去！

    就在这个时候，贾玉彬副官也许怕我出问题，飞跑来到这里，见这几个战士又上阵去了，他就赶上前去大声喊叫说：“把机枪给我！”

    他把机枪抢到手后，便利用有利地形向敌人连续扫射，再加上我两边阵地的交叉火力，很快把当面之敌打的兔毛乱飞。

    把当面之敌击退后，贾副官把机枪还给原来的战士，和我很快向总司令身边走，他边走边骂着说：“他妈的！我就不信日本鬼子厉害，要不是有警卫任务，非亲手宰几个日本鬼子解解恨不可！”

    这时候，敌人的炮兵阵地在对面的一个山头上，距我们总部约在一千五百米左右，肉眼即可看见！总部周围烟雾弥漫，弹片横飞。

    就在此时，马孝堂副官大腿受伤，卧地不起，贾玉彬、崔永祥二人上前救护，竟遭到马副官严厉拒绝！他说：“要保护总司令，不要管我，这是命令，快去！快去！”

    话音刚落，贾、崔二位同志同时中弹倒地，壮烈牺牲。贾玉彬副官完成了在抗战中脱去臭皮囊的夙愿，但他那爱国家、爱人民威武豪迈的英雄气概，却永远留在我和全国人民的心间！

    我和贾玉彬感情最深刻，在他牺牲已历四十年的今天，我在写此稿件时，眼望着南方天空的白云，回忆在他生前我们共同的生活、工作和亲密无间的友谊，心绪万千，如万箭穿胸，两行老泪不自主的滴湿了桌上的稿纸！

    这一天，老天爷似乎已预知悲剧的结局，一直流着凄苦之泪。雨水一落到地，就变成鲜红色，四处流淌。

    张自忠身边的人越战越少，只剩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朱增源及卫士谷瑞雪等几个人。

    张自忠带领仅剩的几位将士，奋勇向敌人冲去，日军机枪疯狂扫射，张自忠身中数弹。马孝堂刚帮他包扎好，日军已冲上来。

    张自忠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说罢，拔出佩剑就要自刎，被朱增源一把夺下。

    这时，敌人已冲到跟前，多处负伤的张敬挣扎着举起枪，连着击毙几个鬼子，被鬼子乱刀捅死。

    关于张自忠的殉国经过，马孝堂事后曾有一段口述：

    这天是5月16日，总司令已有几天没有睡，也没吃好，昨天只吃了些煮豆子，夜晚才从罐子口到这里(南瓜店附近一个只有几间草房的小村)。总司令刚睡一小会儿，附近枪炮声震耳欲聋。有一报告说：“鸡鸣山丢了！”因为这个山离这里最近，总司令马上起来，到一个小山坡上去指挥。这时敌人飞机有几十架，到处俯冲投弹和扫射，硝烟弥漫，情形非常紧张。争夺那个小山头时，敌人的尸体纵横，死的非常多。我们还捉住了几十个俘虏。总司令在这紧张形势下，还亲自颁发受伤官兵赏金，并以温语慰问。

    形势越来越紧，敌人越来越多，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总司令指挥附近残余部队反攻，叫那仅有的骑兵向敌后抄袭，他自己上到一个小山头上去督战。这时候已成混战，眼看敌人如潮水往上涌。敌人将炮架上山头，向我们直接瞄准。我们受到了严重威胁，有二三人在一处，即遭敌人炮击。

    总司令为减少死伤，命一般幕僚及随员都向各处分散开，只剩我和贾副官两个人跟着总司令。总司令的黄色军装在没有遮蔽的情况下，在向敌方斜向的山坡上暴露着。于是，我们这里形成了一个被弹巢。在我们附近爆炸的火光，很快地吞去了我们几个同伴。总司令猛然前仆，旋又立起，右肩后流血了!显然是被炮弹碎片炸伤了。与此同时，参谋处吴处长也受了伤。

    到了十里长山，还在指挥，接着左臂也在流血!但是总司令仍然站在那里，怒目圆睁，大声地呼喊着，指挥着。他的腿上也流了血，血湿透了袜脚。我见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总司令脱了上衣军装，让我给他裹伤。血如泉涌，溅上了我的脸和全身。我刚包扎完伤口，敌人就一窝蜂上来了!总司令命我快走开，还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这时总司令面已苍白，但还有些笑容，接着眼睛就闭上了。

    此时，敌人步兵已到我跟前，即向我刺来。总司令眼睛一瞪，怒吼一声起来，一只手握住敌人枪身。一颗子弹忽由他小腹穿过，总司令往后一坐，又有一颗子弹从他右腮下射入……此时我已昏迷了。是死，是活，自己也不知道了。

    待神智清醒时，我已与同伴等候宰杀了！我只觉脖子一凉，就栽到沟里去了。敌人知道我未死，又重向我腹上连剁四刀，头上砍了两三刀。敌兵又向我肚子戳了两刺刀。我全身失去了知觉，脑子尚清醒，心里很清楚地记着总司令的殉难地……

    马孝堂是河南淮阳人，跟随张将军多年。他受伤后被俘，与几个被俘士兵一起惨遭杀戮，脑的外薄膜暴露在外数日而未死。日军离开后，百姓发现了他，将他护送到张家沟的三十八师师部。他向师长黄维纲报告了张将军的殉国经过，上面这段话，就是那时说的。不久，他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5月16日下午，日军在清扫战场时，一名少佐军官发现了张自忠的遗体，看到他身着黄色军装，身上还盖着大衣（是谷瑞雪盖的），估计是位将军，从他左胸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金笔，见上面刻着“张自忠”仨字，吓得魂飞魄散，不由得倒退几步，啪地立正，毕恭毕敬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命令士兵把张自忠抬上担架，送到陈家集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部。

    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曾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打过多次交道，确认是张自忠无疑，震惊之余顿生敬意，命令军医用酒精把遗体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找来一副棺材，将张自忠收殓入棺。因日军急于开拔，来不及埋葬，将棺材搁在地上，棺前插一块灵牌，上写“支那总司令张自忠之墓”。

    黄维纲听了马孝堂的报告后，悲痛万分，当即率便衣队奔赴陈家集，将张自忠遗骸抬回张家沟，并连夜带部队护送。

    遗骸运抵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后，副总司令冯治安和两名苏联顾问含泪查看张将军伤势，发现全身共伤7处。冯治安命令将遗体重新擦洗，作药物处理，换上马裤呢军服，佩上将领章，穿高筒马靴，殓入楠木棺材，并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

    张自忠殉国的消息传开后，举国同悲，蒋介石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把灵柩运回陪都重庆安葬。

    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城下半旗致哀，民众前往吊祭者逾10万人，哭声震天，任凭日军在上空盘旋，无人躲避逃散。搭载灵柩的专轮溯江而上，途经巴东、秭归、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忠县、涪陵、长寿等地时，当地民众均要求登船致祭，沿岸军民望江遥祭。

    1940年5月28日晨，灵柩运抵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军政要员臂戴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手抚灵柩，失声恸哭，亲自扶灵执绋，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

    当天下午，重庆各界人士聚集在储奇门，举行盛大祭奠仪式。蒋介石亲自主祭，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张自忠一生的勋绩。祭典仪式后，灵柩被护送到北碚双柏树的三峡农业推广所，设灵堂停放。

    史沫特莱后来在文章中说，从那以后，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

    直到8月6日，噩耗才传到延安，中共中央深为震惊和痛惜。8月15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周恩来还撰文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940年11月16日，是张自忠殉国半周年纪念日。国民政府将张自忠灵柩移至雨台山北麓“权厝”（即棺材暂不入土，俗称浅葬），计划待抗战胜利后，再移灵南京举行国葬。这天，蒋介石亲临双柏树将军灵堂，主持移灵祭祀。冯玉祥、张将军长子廉珍及国民党中央党政军高官等数百人参加祭奠。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忙于内战，迁墓之事无人问津。直到1957年，周恩来批转内务部处理。内务部鉴于国家困难，决定就地正式安葬。不久，人民政府出面将灵柩下葬入土。

    朱增源很小就跟着张自忠，是追随张自忠到最后时刻的另一位幸存者。将军葬于梅花山后，他守墓10年，直到1950年才回北京，1984年去世。

    【各奔前程】

    当张自忠和庞炳勋并肩作战时，两人不会想到，由于价值观的迥异、思想境界的高低，后来的人生之路竟截然相反：一个慷慨赴死，一个苟且偷生；一个毅然玉碎，一个含辱瓦全；一个光彩夺目，一个暗然失色；一个流芳百世，一个晚节不保。

    坐而论道不难，身体力行不易。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当自己走到这样的人生岔路口时，会选择哪条道路？

    后人谈到张自忠之死时，出现两种观点：值或不值。说“值”的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常常需要靠一些不该死而死的人的死亡，来唤醒民族的良知。说“不值”的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生命还在，将来还有复仇的机会，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永不再来，还谈什么复仇。

    后人谈到庞炳勋之生时，也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鄙其降日沦为汉奸、丧失人格气节；二是理解支持，认为没有作战能力可以放下武器，这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对生命的尊重。

    抗战期间，有56个中国少将以上将领投降日寇，有300万伪军为日军卖命。其中，1942年到1945年，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有70万人，而伪军、军警宪特、伪公职人员则达130万人，协助日寇镇压、奴役3500万东北人民。对庞炳勋降日当汉奸持理解支持者，对此不知有何感想？

    这让我想起樊建川说的那番激愤之语，希望他的汉奸丑态馆早点开馆。

    无论庞炳勋的降日理由如何充分，他毕竟不是关在战俘营里，而是摇身一变成为日伪军官，助纣为虐，把枪口对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所以，“汉奸”这顶帽子，是无论如何也推不掉的。如果要为他平反正名，以张自忠为首的血洒疆场的抗日英烈们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有道是，性格决定命运。庞炳勋的曲折人生，与他投机圆滑的性格有关。

    台儿庄战役后，庞炳勋曾与日军数次交锋，有输有赢。1939年3月，庞炳勋奉调华北敌后战场，名为抗日，实为与八路军争夺地盘。蒋介石对他颇为满意，将一○六师划给四十军，以增强他的实力，他第一次拥有两个师。同年9月，庞炳勋升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初，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辞职。开始，蒋介石想让孙连仲接替。但孙连仲考虑到，河北既有日伪军，也有八路军，如果和八路军合作抗日，蒋必不答应；如果与八路军闹摩擦，又很难站住脚，遂以河北情况复杂、自己才疏学浅为由推辞。蒋介石就把这个位子给了庞炳勋，将他召到重庆，面授机宜。

    1943年4月，日军抽调5万余人，扫荡太行山区。庞炳勋没有组织迎击，而是带领集团军总部和四十军军部向深山区转移避战。

    4月29日晚，在距山西陵川24公里的九连窑附近，庞部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总部人员大乱。因庞炳勋腿受过伤，无法骑马，行军时坐抬椅。混乱中，抬他的人不知躲哪去了，身边只有当总部参谋的儿子庞庆振和5名副官、2名卫士。仓惶中，几个人躲进一个山沟。

    第二天天亮后，庞炳勋才发现，自己的部队已没了踪影，自己成了光杆司令。他们只好一路往东，走到河南辉县三郊口附近时，又遇到日军。幸亏当地农民带路，他们才得以躲到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一个姓杨的农夫每日借放羊为借口，偷偷给他们送水送饭。

    此前，因盗掘清东陵而臭名昭著的孙殿英，在河南对日作战时被俘降日。因孙是庞所辖的暂编第五军军长，日军责令孙限期找到庞炳勋。

    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中，收录有李捷三撰于1963年的《我所知道的庞炳勋》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1940年，庞炳勋不再兼任第四十军军长，军长由马法五升任。这时，庞炳勋身边只有卫队一团，团长邵思三。1943年，当第四十军在距汤阴县四十华里处与日军交战时，孙殿英率部投降了日本人。之后，孙带人包围庞炳勋，庞仓皇逃匿于一山谷中，被孙搜获。孙力劝庞降日，庞之卫队长邵思三自杀殉国。第四十军马军长因孙、庞降日，腹背受敌，乃收容队伍渡过黄河，开至洛阳整训。

    河北省新县政协文史研究会1990年6月编撰的《庞炳勋史料》，有这样一段记载：

    孙深知庞跛脚不良于行，且深染鸦片嗜好，年老力衰，尤其是抽惯了孙亲自制成掺有海洛因的鸦片烟膏子，猜测庞最多只能在山上隐藏一周光景，庞烟瘾大，没有补充是过不去的。于是，孙殿英带着李国安和日本特务等亲自入山，到彭城镇（此处有误，彭城在今河北武安市境内）附近搜索。不到两天，果然有了线索，孙亲自将烟土和食物送到山洞去。日本特务伸起大拇指，称赞孙殿英的“神机妙算”。

    庞明知落入圈套，初见孙时，还在假装生气，大骂麻子伤害了他的名节，他要自杀，口喊要做岳武穆、文信国。但是终于半推半就地到了新乡，与孙殿英同样打出“和平反共救国”的汉奸旗帜。蒋介石赐在他头上的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河北省主委河北省主席这些头衔，南京汪记政府一律给予保留，连庞起家的四十军番号也保留。日汪把庞当作头等商品广告，要庞发表录音广播讲话，用专车把他从新乡运到北平，见了日酋冈村宁次大将和华北的汉奸首脑王揖唐、王萌泰、齐燮元等。

    庞炳勋在北平住了不到半个月，最后被送到南京，成为汪精卫的座上客。庞挂上汪记“开封绥靖主任”的上将头衔，公开地做了头号军事汉奸。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也不甘落后，为了安定庞炳勋的心，几乎在庞炳勋作为商品广告旅行的同时，发表马法五为河北省主席，不满一千人四十军残部，也保留和补充起来，连庞炳勋在中国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的官衔也不曾开过缺。蒋介石还指使戴笠派以李春芳为首的情报组在庞的身边（配有特务电台，归洛阳军统大特务张严佛指挥联络），俾随时明了庞炳勋的动态，难怪孙殿英曾在一旁眼红地说：“庞瘸子走了红运，两头马越跑官运越亨通。”深深自叹不如！

    这段记载，与庞炳勋身边人的说法略有不同。生于1909年的王景芳，曾任庞炳勋的机要参谋，是跟随庞炳勋一道降日的5名副官之一。2013年，104岁的王景芳在接受一位作家采访时，曾回忆道：

    日本鬼子大扫荡，铁壁合围。我们打到弹尽粮绝。庞炳勋下令，饿死不投降！他3天滴水未进，只苛求一死，以谢国人。

    当时，只有孙殿英带个日本翻译来到庞炳勋面前谈话，庞炳勋坐着滑竿轿（专用的轿夫)，其余人步行出山，然后庞炳勋和孙殿英及日本翻译乘小车，庞庆振和我以及几名副官坐卡车，一直拉到新乡图书馆。

    蒋介石以夫人宋美龄的口谕、口吻，传话，密令：可以先降，埋下钉子，发展壮大，以图东山再起。

    日本鬼子的真实意思，是成立伪政权，让显赫一时的中国军人当傀儡榜样。实施“以华制华”的方针。

    那时，只有小日本设些哨卡，我们带着红箍（上面有日本的章）没人管。当时有一个连负责保卫庞炳勋。

    大门外有站岗的，有一天我穿着西服在门口，听到有人问：“这里有什么人？还有人站岗？”

    站岗的人回答说：“是庞炳勋司令。”

    我听到那个人说：“大汉奸还有人给站岗！”当时我心里膈应“汉奸”这词，留了个心眼，回去后和总司令说：“这里也没什么事，我去前方吧，”

    庞说：“去就去吧。”

    后来我去了李振清那里，做参议，给我配了两个勤务兵。

    据王景芳的儿子向这位作家转述，其父曾告知他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历史：

    父亲随庞炳勋躲藏到山洞之事还有一段秘密，父亲一直也没说。昨天和我说起时，心情很难受的样子说，我原计划和庞炳勋建议让带路的那个农民和我们一起同生死，没想到还没和总司令商量，庞炳勋的儿子庞庆振一下将带路的人推下山底。（此时老爸心里难受，看得出有一种负疚感，有些哽咽。我不便继续问下去）老父亲说庞庆振这个人，心狠手辣！当时也是没办法，怕走漏风声，威胁到总司令的生命。还跟我讲了“韩信杀樵夫”这一典故。随后背了三国演义词中的几句：是非成败转头空……，留给后人评说吧。

    王景芳儿子还对这位作家说了这样一件事：

    在1990或1991年时任辽宁体委副主任的（庞炳勋之子）庞庆振给我父亲来过一封信，大意是在当时那个环境（担心带路农民向日寇告发庞炳勋一行人所在位置）所做也是没办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为自己考虑。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汪精卫伪政府树倒猢狲散。庞炳勋急忙致电蒋介石，表示戴罪立功，听候发落。由于庞炳勋任伪职时，脚踏三只船，周旋于日军、汪伪政权和国民政府之间，游刃有余，投机圆滑的性格发挥到了极致，其公署成为蒋汪合流的场所，所以国民政府并未对其定罪，蒋介石还复电慰勉并委以先遣军司令，庞炳勋转而又为蒋介石卖力，阻止八路军进城对日军受降。

    内战爆发后，庞炳勋的部队已所剩无几，便辞去军职，挂了个国防部咨议的虚衔。南京解放前夕，他带着姨太太和一双儿女，随老部下李振清逃往台湾，居住在台北市。迫于生计，与孙连仲合开餐馆。1963年1月死于台北，时年85岁。

    与庞炳勋合开餐馆的孙连仲，不像庞那样八面玲珑，开始时也希冀借台儿庄之战功，削尖脑袋欲谋个好前程，却处处碰壁，到头来心灰意冷。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孙连仲的部队伤亡严重，仍经历多场恶战。在掩护徐州国民党军大部队撤退时，其后路被日军切断，幸亏蒋介石派出专机把他接回。第二年，在保卫武汉之战中苦撑数月，撤退途中，所辖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被日军飞机炸死，部队开到叶县、舞阳一带补充整训，孙连仲挂了个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头衔，受卫立煌指挥。

    孙连仲利用部队整训的机会，到重庆住了两个月，到处托关系，想谋求战区司令长官或省主席之职，无奈上面没靠山。为了安慰他，蒋介石又调他回第五战区，给李宗仁当副手，并把第六十八军编入他的第二集团军序列。

    1941年秋天，陈诚到湖北老河口第五战区联络和视察，孙连仲闻讯，立刻赶去迎接。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此时身兼数职，既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又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此前，孙连仲初到江西时，曾一度是陈诚的上司，但孙对陈不以长官自居，平等相待。宁都事迹后，孙改归陈指挥，孙自动将所带上将领章改为中将，欣然以部属相从，事无大小均请命于陈，因此两人感情融洽。这次见面深谈，两人的关系更进了一层。

    果然，在陈诚的关照下，1943年1月，蒋介石任命孙连仲代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同年5月又因其战绩，升其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孙连仲的部下王铸民曾撰文回忆：孙自归蒋以来，调动频繁，历经7省，三度缩编，几被消灭，从此才得到喘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诚立刻保举孙连仲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负责平津河北等地的接收。9月9日，孙派前进指挥所进驻北平，安排受降事宜。

    10月9日，孙连仲飞抵北平。次日，在故宫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礼。北平群众20多万人聚集在殿前及天安门广场观礼。当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根本博等向孙连仲俯首呈上降书，并交献出他们视为最珍贵之物的“武士道”军刀后，欢声雷动，震撼全城。

    对孙连仲来说，这是他继台儿庄大捷后，又一个人生巅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满天飞，官场到处蔓延贪污之风，孙连仲十分不满。在接下来的与共产党军队的较量中，他态度消极，加上部队败的败、降的降，遂渐生退意。

    王铸民与孙连仲同村，受孙之邀在其手下谋职。1965年，他写下《我所知道的孙连仲》，后来收录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他在文中说：

    1945年秋，孙调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并负责北平受降，但孙部第三十军则改隶胡宗南部裴昌会指挥，仍旧逃不了当光杆主席。孙临行希望我担任十一战区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并说：“你替我联络蒋委员长和陈部长等，方便得多，他们见着你就知道是代表我的，省很多的事，我也放心。”我以年老多病为辞，当保荐孙部少将参议杨智亭充任。1945年9月，孙率僚属飞抵北平就任新职，在受降接收完毕后，我到北平，挂名十一战区长官部参议和河北省政府顾问，代孙在天津经营利济公司。

    1947年4月，孙连仲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表示，希望调傅作义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11月底，蒋介石抵北平视察时，孙又当面提出辞去本兼各职。11月30日，国民政府命令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

    蒋介石给孙连仲两个选择：一是任参军长，二是任首都卫戍总司令。孙连仲对李宗仁说：参军长连个传令兵都没有，我还是作首都卫戍总司令吧！起码还能带一个特务营。

    1947年12月，孙连仲调往南京，出任首都卫戍总司令，事情不多，只在蒋介石出门时跟跟班。次年6月，他改任总统府参军长，这更是个闲差，掌管军令宣达、文件承转及总统府行政事务，平日里陪着蒋介石共进午餐、聊天解闷。

    王铸民回忆说：

    1948年春，孙调南京卫戍总司令后，孙的秘书长张爱松对我说：“孙仿公在北平时被他的左右闹得声名狼藉，听说河北绅士多人要求严惩孙部贪污渎职人员，对仿鲁有所责难。”劝我出头疏解。我偕同张爱松去找冀察监察使马蕴华说：“河北省现任将领所剩无几，同乡们应当互相爱护，且孙仿鲁业已离职，又何必再使他难堪。”经马从中疏通，此案遂无形结束。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孙连仲也辞职暂住上海，3月带着家眷飞往台湾，初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56年1月退役，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后又先后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

    晚年的孙连仲，生活潦倒，甚至到了连烟都买不起的窘境，不得不与庞炳勋合伙开餐馆。

    1990年8月14日，孙连仲因患肝癌在台北逝世，享年98岁。

    【命运之殇】

    死，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谁都无法抗拒。台儿庄战役的英雄，如今都已作故人，但同样是死，有的轰轰烈烈，有的默默无闻，有的悲悲戚戚，有的寿终正寝，有的罪有应得。张自忠死于万军之中，虽然惨烈，却也壮烈，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而王冠五和池峰城，虽然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结局却都很悲惨，一个死于刑场，一个死于监狱，死得憋屈、窝囊。

    台儿庄一战，王冠五威名远扬，荣获华胄荣誉奖章，被提升为少将副师长。他和妻子回老家汝南时，当地居民打出横幅夹道欢迎。自那以后，他不论走到哪里，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或是有人认出他，都会对他崇敬有加。

    1939年，王冠五在豫东驻防时，结识新四军彭雪枫部游击支队第一总队长鲁雨亭，两人成为莫逆之交，两家的孩子经常在一起学习、玩耍，亲如一家，两家还订了娃娃亲，鲁雨亭将女儿鲁如贞许配给王冠五的儿子王荫槐。王冠五多次资助鲁雨亭部队粮草和武器，彭雪枫为此多次与他见面，对他十分赞赏。

    鲁雨亭是共产党的抗日名将，1940年4月，在河南永城山城集地区与日寇作战时不幸牺牲。王冠五把烈士的父母、妻子、子女7口人接到家中赡养抚育，资助烈士遗孤上学。后来，王冠五又兑现承诺，让王荫槐与鲁如贞成了亲。

    解放战争时期，王冠五不愿打内战，同情革命，曾为李先念提供过帮助。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后，王冠五的妻子还唠叨过，说在一个雨夜，李先念来找王冠五商议，请王冠五给他的部队让路，王冠五答应了，上演了一出“抗战演义”版本的“关云长义释华容道”。

    王冠五为人正直，不拉帮结派，不曲意逢迎，加上内战消极，曾屡遭排挤和贬降。后来，因在进攻解放区中行动迟缓，王冠五被剥夺军权，心灰意冷，回汝南老家买了50亩地，准备解甲归田。时任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和共产党河南省负责人吴芝圃闻讯后，深感可惜，先后登门，劝他出任地方官员。王冠五最终被说动，于1947年担任兰封（今河南兰考）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管辖12个县。

    开封第一次解放时，王冠五携妻女离开河南，准备去台湾。走到武昌时，共产党代表找到他，苦口婆心，劝他留下。范长江也赶去开导他，说他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与别的国民党官员不一样，不要害怕。在他们的再三劝说下，王冠五打消顾虑，没有再走。

    然而，1948年6月，王冠五却被逮捕。在第二年的镇反运动中，他被作为反革命枪毙，年仅50岁。后来的结论是“误杀”。

    王冠五被误杀后，其妻悲痛欲绝，气成疯病，满街乱跑，见人就跪下磕头，语无伦次地说：“还我先生，还我先生……”郁郁寡欢43年，于1991年去世。

    王冠五育有一对儿女，儿子王荫槐，女儿王荫凤。王荫槐解放前就举家迁往黑龙江省伊春市。不知是因受交通、通讯限制，还是担心被父亲牵连，或者是其他原因，他一直未与母亲和妹妹联系，甚至对孩子也隐瞒家世，直到1998年患癌症去世前，才对儿子王彤说出真相。王彤第一次听说，在河南还有一个姑姑。2007年11月，王彤到河南寻根，终于与亲姑姑王荫凤相见。

    王荫凤长期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所居住的开封市花井街40号，是王冠五在抗战胜利后购置的，原是一座两进院的四合院，王彤就出生在此。1991年，后院的主房被改建成一座小楼。王荫凤曾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因父亲原因，加上家境贫寒，未能去成，就近读了河南省艺术学校音乐美术专业，毕业后在开封、郑州当教师，后来从开封龙亭区教育局退休。

    几十年过去，王荫凤对父亲的印象非但未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在她的记忆里，父亲身材较高，体魄健壮，浓眉大眼，相貌威严，写得一手好字，喜欢京剧、象棋，高兴时会和母亲对弈，生活习惯好，从不睡懒觉，天明即起练剑，不喜欢舞会、宴席、麻将，而偏喜好看书、练剑，特别喜欢看《资治通鉴》、《聊斋》等书籍，烟瘾大，喜欢吸雪茄，思考问题时叼着雪茄来回踱步。

    2008年4月8日，台儿庄大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王荫凤和女儿冯睿应邀赴台儿庄，参加纪念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接待。在王冠五战斗过的清真寺，阿訇听说她们是王冠五的后代，立即恭敬躬身。

    池峰城虽然是西北军中的虎将，但真正让他一战扬名天下的，却是台儿庄之役，被誉为“铁血将军”和“抗日名将”，就连傅作义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是“中国战史上一神人也”。

    以“善守将军”著称的傅作义，曾经在早年晋奉战争的涿州之役中，在内无供给、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把席卷河北的奉军拒之涿州城外3个月，以少胜多，以弱制强，成为近代战史上的典型范例，也成就了他在军中的功名。抗战时，长城之役也是以守著名。为此，他居功自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是，台儿庄大战之后，他不再自我夸耀，对池峰城崇拜得五体投地，感慨地对同僚说：论战守之策，我傅宜生自认当今中国独一无二，可是纵观台儿庄战例以后，便不好以此自谓，镇峨（池峰城的字）之守台儿庄，堪称史无前例，真神人也，宜生遇之当以师礼相待。

    池峰城在台儿庄大战之后，又参加过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枣宜会战，于1939年3月升任第三集团军第三十军中将军长，1943年任第五战区鄂豫边游击总指挥。

    但是，池峰城的仕途并不顺利。表面看，他相继任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六战区长江上游江防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等职，实际上是明升暗降，总是当副职，并没多少实权。1945年11月，他调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驻保定全权代表，接收河北及华北散存的伪治安军，组建保定警备司令部，担任保定警备司令，被当地人称为“保定王”。

    1949年1月，池峰城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本是有功之臣，不料，同年4月1日，他却因“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受审，1955年3月16日病逝于北京监狱。

    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为池峰城平反，但并没有公开当年他被关押的真正原因。

    究竟是什么历史遗留问题，让池峰城身陷囹圄呢？如果沿着历史的脚印仔细寻觅，或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池峰城任保定警备司令期间，发生这样一件事：国民党军统北平站站长杨清植得到情报，中共地下党大批拥入保定各机关和池公馆，造成大量机密泄露，遂逮捕20多名“通匪分子”，株连近百名各界进步人士，接着又设计让人约池峰城出门巡视城防工事，乘机冲入池公馆，逮捕了一批池峰城的副官、秘书。池峰城只好向蒋介石引咎辞职，黯然回到北平。傅作义接替孙连仲后，给了他一个闲差，于1947年1月担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高级参谋，3月调任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中将部员。

    估计，这可能就是池峰城被关押受审的原因。

    2007年6月11日清晨6时许，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雒仵村的黄土路上，烟尘弥漫，纸钱飞舞，300多人为一位往者送行。这位往者，便是台儿庄大战中的敢死队长之一仵德厚，享年97岁。

    在6月6日下午2时15分之前，仵德厚的头上有一顶耀眼的光环：台儿庄战役中唯一健在的指挥官。2时15分，这盏灯熄灭了。

    就在这盏灯熄灭的第二天，一位在西安的台商辗转找到仵德厚家，送上一份珍贵的礼物：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为老人题的词，上面书写着4个大字：民族之光。连战一直很关注仵德厚，可惜两人从未谋面。

    “十五离家六五还，在外流落五十年。儿女养育全未管，父逝妻亡未得见。抗日战争整八年，每战都在第一线！以死卫国意志坚，收复台庄保武汉。半生戎马半生监，两袖清风遣农田。感谢党的政策好，我得温饱度晚年。”这是仵德厚生前自拟的一段顺口溜，这段顺口溜道出了他的坎坷一生。

    1948年夏天，徐向前、高树勋率部围攻太原。驻守太原的是国民党三十军，军长便是在娘子关、台儿庄和保卫武汉中功勋卓著的黄樵松。当时，仵德厚是二十七师少将副师长。

    徐向前、高树勋知道黄樵松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避免战火，与黄樵松秘密联系。深明大义的黄樵松为给三十军一条生路，决定率部阵前起义。徐、高二人原准备派胡耀邦为谈判代表与黄樵松接洽，因胡耀邦临时有事脱不了身，遂派八纵参谋处长晋夫前往。

    黄樵松则找来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把起义计划告诉了他，嘱他配合行事。

    戴炳南跟随黄樵松16年，是黄樵松一手提拔起来的，深受黄的信任，两人是结拜兄弟。不料，戴炳南家与阎锡山有渊源，自己不愿背叛党国，就与结拜兄弟仵德厚商议对策，仵德厚也不愿起义，两人决定告发黄樵松。

    当天夜里，阎锡山接到戴炳南的密告后，立刻诱捕黄樵松，从黄樵松身上搜出徐向前、高树勋的信件，第二天又拘捕入城谈判的晋夫和随行侦察参谋翟许友，将他们押解到南京。国民党特别法庭判处黄樵松、谍报队长王震宇和解放军代表晋夫死刑，将3人枪杀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室。翟许友因为没有暴露身份，被判处无期徒刑。

    戴、仵因告发黄樵松有功而获晋升，戴炳南接替黄樵松任军长，仵德厚接替戴任师长，太原之战随之爆发。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攻克太原城，几天后擒获戴炳南。7月8日，戴炳南被枪决，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仵德厚在战场上被俘，获刑10年，刑满后被指定到太原东台堡太原砖厂当工人，接受劳动改造，1975年获特赦，回老家放羊种地，后来进村办砖厂。1997年后，其抗战英雄事迹逐渐被媒体报道，连续担任泾阳县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2005年，他重游台儿庄，受到热烈欢迎。咸阳市领导和台儿庄区政府曾多次上门慰问。

    仵德厚去世后，泾阳县委统战部主持召开追悼会，台儿庄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秦健致悼词。悼词说：抗日战争中，仵德厚老先生为保卫国家、保卫台儿庄英勇奋战，功勋卓著，台儿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可是，一些媒体为了博得眼球，对仵德厚的宣传却有失偏颇。不少媒体只凸显他的“敢死队长”、“抗日名将”、“判刑十年”等经历，却对判刑原因只字不提。看完之后，给人感觉是，“共产党亏待了抗日英雄”。

    到2010年8月，对仵德厚的宣传更是出现了变味。当时，网络上出现一段仵德厚的视频，介绍了他的传奇身世。视频中，仵德厚在妻子的坟前痛哭。随后，广州日报刊登了“老兵视频感动网络”一文，文中还引用网友“经纬张颖”一段话，“他的一生吃了所有人能吃的苦，受了所有人能受的罪，但他没有对不起国家！没有抱怨！这种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也永远不能再以罪报德！！”

    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文迅速被疯转，网友议论纷纷。有网友称，“历经三十年血雨腥风，硝烟弥漫的沙场拼搏，十年的牢狱之灾，十七年监外工作生涯。原本应该享受荣誉的先辈，却受尽苦难，大家想一想，是谁让他遭受这一切的？？？？？”“我们的民族英雄，就这待遇呀？”“国家愧对了英雄，不应以执政派别更迭及好恶，否定民族英雄的历史功绩……”

    说这些过激之言者，如果不是不懂历史，就是立场问题。

    不同的阶级立场，观点会迥然不同。对国民党而言，戴炳南和仵德厚无疑是铁杆忠诚，而黄樵松则是背叛；对共产党而言，黄樵松是深明大义，而戴、仵则是顽冥不化。

    如果抛开政治立场来说，正是戴、仵的一念之差，才造成太原战役中的生灵涂炭。

    这场战役，解放军浴血奋战6个多月，全歼国民党军队13.5万人，自身也伤亡4.5万人，近百万平民百姓被无情卷入，是解放战争中历时最长、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至于在战火中伤亡的平民百姓则不计其数，至今仍无法准确统计。

    试想，如果戴、仵顺应天势，响应起义，这一二十万人都可幸免一难。单论这一点，戴、仵可谓罪孽深重，皆可杀！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抗日战争是抗击外国侵略者，是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攸关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体现的是民族气节。而解放战争是国内战争，是政见不合者之间的兵戎相见，是可以妥协、回旋的，甚至是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2005年连战的破冰之旅就是例证。

    1947年的国民党政权，已是腐朽没落、摇摇欲坠；而共产党政权却气势如虹，代表着中国的新兴和未来，深受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所以，黄樵松是识时务者，而戴、仵则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他们被“车”所碾、被“树”所撼，自然在所难免。所以，共产党即使毙了仵德厚，也不为过。

    然而，共产党却区别对待戴、仵，毅然毙了戴炳南，却只轻判仵德厚，一是充分考虑到仵德厚的次要责任，二是顾念其抗战功绩，将功抵罪。这足以说明，共产党是泾渭分明、深明大义的。

    仵德厚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在监狱里认罪伏法，洗心革面，成为监狱中惟一拿掉脚镣的犯人，而且当了班长、纪委会的纪律委员。即使到2004年，他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仍然说：不要把我叫将军，我担不起那么高尚的称呼，我就是一个老兵。

    在国家大命运面前，个人的命运轻如鸿毛，往往不为个人所能左右。但是，特殊时期、关键节点，个人对命运的把握，又往往会影响国家命运的走向，比如说戴炳南和仵德厚在太原战役中的抉择。

    柳青在长篇小说《创业史》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人年轻的时候。

    这紧要处的几步，便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是光荣还是耻辱，是璀璨还是灰暗。

    仵德厚、戴炳南是如此，血战台儿庄的功勋们是如此，毁于战火的台儿庄也莫不如此。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城镇中，规模较大的有18座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台儿庄、邳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无锡、常州、苏州、嘉兴、杭州，分属6省市。在这18座城市中，论规模，台儿庄最小，且随着运河航运作用的减弱而日渐式微。如果不是因为台儿庄大战，这座小城不可能具有世界意义。是那场战役，让全世界认识了台儿庄。

    犹如凤凰涅槃，台儿庄用自己肉体的毁灭，换取了民族气节的永生。同时，她也把自己的命运永远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镶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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