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头易帜】

    自逃避战祸、离开家乡后，无论是郁家、杨家，还是李家，都没度过一天安稳日子。头顶不时有日本飞机掠过，飞机飞得低低的，轰鸣声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沉闷的爆炸声像爆炒豆子般，密集地从远方传来。逃难的人们整天提心吊胆，生怕飞机会“下蛋”。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一个多月。

    忽然有一天，听说国军撤退了，徐州失守了，台儿庄也让日军占领了，逃难的人无不失声痛哭，悲悲戚戚。为家乡的沦陷，也为国家的危难。

    枪炮声渐渐平息下来。一些胆大的百姓，惦记着家里的房屋，迫不及待地往家赶。郁德义和李洪志也带着老人和孩子离开邳县。从家里带出来的干粮早已吃完，周围的野菜也挖光了，不回去就要挨饿，他们还惦记着地里快熟的麦子。

    回家的路上，小麦正可着劲长穗，漫坡遍野一片金黄，展现出丰收的喜庆，让人恍惚间忘记战争的残酷。然而，走着走着，景象就不妙了。愈接近台儿庄，空气中的焦糊味愈浓，沿途村庄不见一个人影，麦垄里不时可看到尸体，有中国军队的，有日军的，也有老百姓的。损毁的山野炮、迫击炮、重轻机枪及炮弹箱、弹药箱、手榴弹箱触目皆是，很多麦田成了焦土，不少麦田只剩半尺来高的麦秆儿。

    到了台儿庄，郁德义倒吸一口冷气：高大的城门已坍塌成一堆砖砾，只剩小半截的城墙犬牙交错，像一瓣被胡乱啃过的西瓜，房无完房，墙无完墙，原先威严的衙门、宽敞的会馆、庄重的庙宇、华丽的商铺，都成为一片废墟，到处是残垣断壁、烟熏火燎，有的余烬尚未熄灭，断壁上弹痕累累，焦糊味中夹杂着浓烈的血腥气，呛得人直翻胃，街道上手榴弹木柄碎片足有三四寸厚。

    郁德义领着家人，高一脚、低一脚，穿过西城门，跌跌撞撞地往家赶。走近一看，土坯房的山墙和屋顶已被炮弹轰塌，几根东倒西歪的木柱子裸露在外，哪里还有家的模样？母亲和妻子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号陶大哭。郁德义安慰说，只要全家人平安回来就中，房屋塌了可以再建。

    李洪志也这样安慰家人，台儿庄的其他人都这么互相安慰。这也是大实话。兵荒马乱，能平安活着，就阿弥陀佛了。庄里有户人家，无论别人怎么劝，死活不肯离开。街坊们回来时看到，这户人家房屋已被炮弹轰开了花，一家人再也不见踪影，墙上赫然粘着半张人皮。

    战火几乎摧毁整个台儿庄，很多楼房半半拉拉，只剩下屋框子。有能力的人家拆了重建，没能力的则捡些破砖头垒在断墙头上，再搭上茅草凑合居住。

    李洪志爷俩在原址上垒了几道土墙，用高粱秸秆和麦草扎上把子当顶，铺上泥，重建了一个新屋。

    这年6月10日，李洪志妻子分娩，生了一个男娃。孩子舅舅说，你们李家三代单传，就叫李同希吧。

    家里添丁，本是一件高兴事。李洪志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残缺的城墙上飘起膏药旗，城门前多了荷枪实弹的小鬼子。台儿庄城里的居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在膏药旗下屈辱地活着。

    这种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7年。7年间，台儿庄的几座城门都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中国人经过城门时，无论老幼，都必须向日本兵鞠躬，如果谁忘了鞠躬，轻则挨日本兵耳光，重则挨刺刀，万一惹得他们不高兴，一刺刀就把人给捅死，就像捅死一只猫、一只狗一样。

    再说郁德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屋子垒得像个窝。安顿好家眷后，他打算再去枣庄继续开饭店。赶到枣庄一看，哪里还有新中华饭店的影子？早就成了一堆瓦砾。旁边的火车站也没了模样。

    郁德义叹口气，垂头丧气地回到台儿庄。他与爹商议，自己有一手厨艺，在台儿庄再开餐馆。爹想了想，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人总是要吃饭的。

    由于大运河漕运繁忙，来往船只多，台儿庄一直是一个商业城镇。日军占据台儿庄后，利用大运河的交通便利，把台儿庄作为粮食集运地，集中了大量的粮食，从这里运往外地。所以，仍允许老百姓经营商业。

    郁德义相中了丁字街口的一间房屋，房主人是对老年夫妻，儿子、儿媳和孙子都被日军的炮弹炸死了，所以活得心灰意冷，房屋修得潦草，正愁没有生计，干脆就把房屋以低廉价格卖给郁德义。郁德义修缮一番，取了一个“异乡村”的店名，小餐馆就开张了。

    郁家曾经兴盛一时，号称“郁半街”。不过，郁德义这一支人丁不旺。爷爷膝下有仨儿，郁德义的爹是老大，只有郁德义这一个儿子，老二也只有一个独子，老三干脆无后。异乡村餐馆旁边有个同仁百货，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便是郁德义三叔开的。二叔的儿子也在丁字街开了家茶叶糖果店，就在同仁百货的斜对面，店名叫“郁家小店”。

    杨家是最后回到台儿庄的。

    他们一家5口，逃到邳县城之后，没有找到郁家。此时，县城里的所有店铺都关了门，大街上的难民拥挤不堪，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于是一家人继续南逃，一直逃到骆马湖北岸的窑湾镇。

    当战火平息，杨家回到台儿庄时，已经看不到自己的宅院。因为，这一带是日军重点轰炸的地方，前后两进四合院，只剩下几个浮着死尸的大坑，连炸烂的砖瓦木料都没有留下。

    在废墟旁边，蹲坐着丁厨师。

    丁厨师是鲁南一带的名勺，被中兴公司高价聘去为外国矿师做中餐。他与杨培生结拜金兰，两人的关系亲如兄弟。

    杨毓昌见到丁厨师，感到一股寒气从脚下直窜头顶。丁厨师不敢卖关子，赶紧叫了一声大叔，对他说：培生哥一家5口，毫发无损，只是大嫂子的娘家，死了两口人。他还告诉杨毓昌，从台儿庄到枣庄一带，来了不少日本兵，杨培生让他捎话，千万不要冒死到枣庄找他，或者回老家，或者到乡下谋生。等到战乱过去，再想法过正常日子。

    面对眼前的废墟，杨毓昌当即决定：回临沂老家。

    没想到，杨毓昌和郁氏，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儿子。

    兵荒马乱年代，盗匪混水摸鱼，钻了日军不顾台儿庄居民死活的空子，时常来骚扰民众。清真寺一带的回民为保护家园，成立一支回民自卫队，李洪志也加入其中。

    1939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转战邳县时，台儿庄的回民自卫队在邳县铁佛寺齐集，加入陇海南进支队，起名“回民排”，李洪志成为回民排的一名警卫战士。此时，他的幼子仅9个月。

    1940年10月，陇海南进支队在张家口蓝山口半山坡与日寇激战。司令员兼政委钟辉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司号员刚吹响冲锋号，就被鬼子一枪撂倒。钟辉一听冲锋号骤然停了，叫声不好。

    在战场上，护旗手和司号员是两个关键角色。军旗不倒，军心稳定；而军号既传递指挥员命令，更激励士气。

    钟辉正着急时，冲锋号又突然响起。钟辉正感到纳闷，旁边的一名回民排战士李运海兴奋地报告：是李洪志，他会吹军号！

    战士们一听冲锋号又响起，群情激昂，怒吼着向鬼子冲去。

    战斗结束后，钟辉派人去找李洪志，打算给他记功，不料却带回一个坏消息：李洪志已倒在冲锋的路上。这一年，李洪志不到30岁，牙牙学语的小同希，再也没见过爸爸。

    与李洪志相比，郁德义就平顺多了。他懂烹调，会经营，待客和气实诚，日本投降后，餐馆越来越红火。他把开餐馆赚的钱，又投到三叔的同仁百货店，家业逐渐做大，在台儿庄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家，所以街坊对他们都很尊重，连见了小化清，也都客气地称他“郁少爷”。小化清去戏院看戏，人家也不收他票钱。

    这个时期的小化清，度过了几年短暂而快乐的时光。夏天时，他和小伙伴抱着西瓜跑到运河边，坐在茂密的垂柳的树荫下，脚浸在清凉的河水里，一边啃着西瓜，一边胡吹海侃。小伙伴们叽叽喳喳：这满满的河水，这来往的船儿，是从哪儿来的呢？要到哪儿去呢？他们渴望有一天，能像船上人那样云游四方。吃罢西瓜，小化清和伙伴后一个个脱得赤条条的，跳到运河里扑腾扑腾地来番“狗刨水”。

    自古以来，大运河在台儿庄人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运河除了漕运便利外，水也非常清，还有点甜，老百姓喜欢喝河里的水，觉得井里的水有股苦涩味。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在台儿庄恢复镇公所，镇长叫刘士贞。

    在台儿庄，刘士贞是个复杂人物。他原来在丁字街开家具瓷器店，喜欢赌博，一夜之间就把自己的店给输掉了，只好跑到外面去闯荡。过了一段时间，他居然搞到一二十支枪，带枪投靠日本人，拉了一帮人，成立一个保安小队，日本人委任他为保安小队长，让他帮着守台儿庄。

    郁德义与刘士贞私交好，刘士贞很喜欢小化清，非要收小化清作徒弟。小化清就磕了头，稀里糊涂认他作了师父，也不知他是青帮还是红帮。

    刘士贞虽然表面当了汉奸，却不是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干，暗地里与活动在台儿庄一带的抗日游击队有来往，经常向游击队通风报信，与游击队司令孙业洪来往密切。这孙业洪是日本人的大克星，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多次围剿他，都没成功。刘士贞的队伍越来越多，慢慢地成了一个中队。有一天，日本人派他守台儿庄北边的吉庄。他摇身一变，公开扯起抗日旗帜，又与日军真枪真刀干了起来。

    日本投降后，刘士贞与孙业洪归附国民党政府，两人串通一气，与共产党的队伍作对，被共产党打散了，刘士贞只好跑到徐州去。等到国民党政府接管台儿庄后，他又回来当台儿庄的镇长。当镇长后，他办起泰山庙中心小学，自己兼任校长。

    泰山庙中心小学成立不久，刘士贞到郁德义家串门，把小化清唤到身边，爱怜地摸着他的头，对郁德义说：世道变了，要想混出个出息样，肚里没点墨水不行，让小化清到学校上学去吧。

    郁德义一听，正中下怀：太好了！这兵荒马乱的，他一直没好好念书，我真怕把他耽误了，那就把他交给您了。

    自台儿庄大战之后，庄里的百姓家业被毁，伤了元气，七八成孩子上不起学。小化清很喜欢读书，一年级读了几个月，是在枣庄读的。后来读私塾，读了《论语》。二年级在基督小学读，三年级又到关帝庙小学读。一听说让他上学，不由得拍着手直乐，便去泰山庙中心小学上了学，开始读国小四年级。

    刘士贞知道老百姓的困境，规定孩子上学不用交钱，只需交粮食就行。即使这样，多数家庭仍不愿让孩子上学，一是舍不得拿出粮食，二是留着在家干活。

    国民党政府对刘士贞办学的事很欣赏，又鼓励他办起中学。刘士贞便请孙业洪当校长，在台儿庄办起一所中学，叫胜利中学。

    小化清安安静静地读了两年书，已是国小六年级的学生了。再过一年，他就可以转到胜利中学读书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郁德义的餐馆生意红火后，增添新的烦恼：运河航运渐渐萧条，台儿庄世面小，做不大。他与爹商量后，把餐馆盘给人家，又到枣庄开起饭店。那里煤矿多，生意好做。

    郁德义除了喜欢喝酒和抽烟之外，一有空闲，就拨弄起收音机。他到哪，就把它带到哪。这台收音机虽然已用了多年，可依然像新的一样，被郁德义擦得一尘不染。赶走日本鬼子后，他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太平日子，没想到，国共和谈没谈拢，兄弟之间又斗了起来，解放军势如破竹，国军节节败退。

    收音机里，整日里讲共匪如何杀人不眨眼，如何抄家灭族，听得郁德义心惊肉跳。他觉得共产党对穷人好，对有钱人不好，把乡下有钱人叫作土豪劣绅，把城里有钱人叫作资本家，常常斗地主、斗资本家，搞杀富济贫。所以，穷人欢迎共产党，富人惧怕共产党。他估摸一下财产，自己虽然家业不算大，但在台儿庄，也可以算作资本家了。这一算，他忧心忡忡，担心哪天会被共产党给共了产。

    1948年9月25日，郁德义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个惊人消息：陈毅和粟裕的部队与许世友部队东西夹击，昨天攻克济南，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抵挡不住，率兵突围。他知道枣庄早晚也会保不住，吓得赶紧关了饭店门，回家与爹商量，父子俩一起跑到徐州城里去避风头，家里只留下娘和妻儿仨人。人虽然在徐州，心却惦记家里，整日又惊又怕。

    又惊又怕的不止是郁德义。郁家都是做生意的，论起来都可以算作资本家。郁德义三叔担心自己躲不过，干脆关了同仁百货，跑到徐州城。徐州马路很宽，他就在马路旁边搭一个简单的棚子，就地摆个摊位，做起生意来。郁德义的堂弟也关了茶叶糖果店，跑到徐州的贾汪镇，在贾汪开起饭馆，在那里落了脚，没敢再回去。

    济南城被解放军攻占的消息，让孙业洪坐卧不安，他担心解放军打过来后，不会放过他。于是，他决定加入流亡行列，把胜利中学迁往南方。

    【千里流亡】

    流亡，是战争年代的一个高频词。流亡学生，也是那个动乱年代的独特标记。

    抗战爆发后，为了躲避战祸，不少学校被迫离开日寇的沦陷区，迁徙到国统区。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重新制定教育复原计划，从1946年5月起，教育部以水运、空运、陆运方式，先后将战时迁徙到后方的教员和学生送到京沪等地，人数达10多万，并在南方陆续成立一些流亡学校。在与共产党较量中失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公告，欢迎沦陷区的学子们公费到南方读书。

    这里说的沦陷区，与之前的日寇沦陷区含义不同，指的是解放军占领的地区，而共产党则称作解放区。

    一时间，很多学校整体迁往南方，山东就有10多所学校南迁，学生人数多达8000人。

    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孙业洪作出迁校的决定，同时也希望泰山庙中心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一起跟着走。这些孩子，少年不识愁滋味，一听说可以迁到南方去，一个个兴高采烈。化清也乐颠颠的，跑到大爷家，嚷嚷着要去。

    这个时候，郁德义已将母亲接到徐州，家里只留下妻儿，在台儿庄的近亲只有一位堂兄，是郁德义爷爷的侄孙子，化清称他大爷。由于郁家人丁不兴，所以郁德义与他走得近。化清的这位大爷，原先有个18岁的独子，在国共两军打仗时，被炮打断腿，流血过多死了。因为郁家就他伯侄俩是男丁，其他都是女流之辈，所以凡事都是大爷拿主张。大爷开了家“铭新池”澡堂，平时就他一个看顾。化清常去他那玩，还帮着收收钱、跑跑腿，所以大爷特别喜欢他，晚上常留他住下。

    听说化清想跟胜利学校走，大爷沉吟了一会，皱着眉头说：你想想看，你要是走了，街坊邻居对我看法怎么讲？人家说了，他们郁家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在家，还被他大爷赶跑了，人家说我，我怎么说得过去？

    化清是个乖巧的孩子，听大爷这么一说，知道大爷不想让他走，就打消了走的念头，眼巴巴地看着其他伙伴离去。

    10月16日，胜利中学的师生告别亲人，离开家乡。到达徐州时，化清的爷爷以为孙儿跟着来了，一打听，才知道没来，连忙写张字条，托一个做生意的邻居带回台儿庄。

    化清接到条子，打开一看，爷爷写的只有一句话，“赶快到徐州来”。化清好像拿到圣旨似的，颠颠地跑去找大爷：大爷，大爷，我爷爷来信了，叫我赶快去徐州！

    大爷接过字条，左看右看，好像字条是假似的。最后，无奈地说：既然你爷爷让你去，我也不好拦你。不过，路上一定要小心，脑袋上多长双眼睛。

    大爷说罢，掏出10元钱金元券，交给化清，让他路上作盘缠。

    一个叫王怀友的同学，听说化清要走，也要跟他一起去，化清有个伴，自然求之不得。

    别看化清年纪不大，心却很细，已经学会独立思考。他担心孙业洪不收自己，知道刘士贞与他交情深，就跑去找刘士贞，央他给写封介绍信。

    刘士贞虽然当着镇长，可是时局越来越糟，心神不定。如果别人来找他，他早就不耐烦了，化清是他的爱徒，他自然爽快答应。

    正巧，隔壁有位大婶也要去徐州，化清的母亲刘艳华托她把化清俩一道带走。

    晚上，刘艳华一边帮儿子收拾行装，一边絮絮叨叨地嘱咐，要好好学习，不要贪玩。

    母子俩都以为，此番去徐州，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说不定还能返回家过年呢。所以，刘艳华只为儿子准备了几套秋冬季的换洗衣服。

    化清看着母亲给自己忙乎，与母亲开起玩笑：说不定，我三五年才能回来呢，到那时，我和爹长得一般高，您可能不认识我了。

    刘艳华拍了一下儿子的胳膊，白了他一眼：瞎说！你是嫌没玩够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分合合，过些日子和好了，看你还能赖到几时！

    说这番话时，母子俩心情平静，丝毫没有生离死别的愁绪和悲戚——他们哪里意识到，命运竟如此戏弄人，让母子俩天隔一方，望穿秋水，长达40年！

    第二天，天蒙蒙亮，台儿庄尚躺在一片浓雾之中沉睡着，16岁的化清和同学王怀友已经跟着邻居大婶上路了。两个孩子蹦蹦跳跳地出了小南门，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身后那个温馨的家。是啊，不就出去玩几天嘛，开心还来不及呢。

    仨人一路步行，走到贾汪时已过晌午。化清的堂叔招待他们吃了午饭，然后送他们到火车站，当天下午到了徐州，投奔郁德义。

    第二天一早，化清告别爷爷奶奶和爹，与王怀友一道，往胜利中学的住所赶。走到半路，正巧看到胜利中学的学生排着队在街上走。化清连忙从怀里掏出信，交给一位老师。老师展开一看，对他们说：你们赶快入队，跟着我们走。

    化清随着队伍往前走。走在他旁边的人，比他高出一头，他分不清是老师还是学生，仰着头问他：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那是位学生，看了他一眼，刚想回答，大概是见他个子小，问了一句：你是哪个班的？

    化清连忙说：泰山庙国小六年级的。

    那位学生一听，立刻摆出学长的架子，拉长声调说：这个，就不是你们小孩应该知道的了。

    化清讨了个没趣，只好闭嘴不吭声。

    他们来到云龙中学的操场上，整好队后，老师才介绍此番目的。原来，山东省教育厅派人来，要在徐州点阅两所中学，一个是胜利中学，一个是峄县中学，统计一下人数，由山东省政府拨公粮给师生，每人每天18两糙米。

    糙米与现在吃的大米不同，是稻谷脱去外保护皮层稻壳后的稻米籽粒，里面的保护皮层，包括果皮、种皮、珠心层等均完好，由于内保护皮层粗纤维、糠蜡等较多，煮起来比较费时，吃起来口感也较粗。

    当天晚上，胜利中学的师生就住在云龙中学内。没有床，有的躺在课桌上，有的干脆就在地上铺层干草睡在地。化清年轻小，老师照顾他睡在课桌上。虽然不舒服，化清毕竟是累了，居然睡得很香。

    过了10多天，胜利中学和峄县中学师生从徐州上火车，到达镇江，然后坐船到对岸，抵达瓜洲，在一所破庙里栖身。这时传来消息，说台儿庄已被解放军占领，但国共两军在台儿庄并没有交火，国军部队投降了。师生们听了，虽然有些恐慌，内心还是悄然宽慰的，因为不用为家人的安危担忧，否则一旦开仗，炮弹和子弹不长眼。前些年同日本人打仗时，苦头已经吃够了。

    在这之前，山东教育厅已将早些时候流亡的学校编成济南第一联中、第二联中、第三联中。在瓜洲时，教育厅将胜利中学和峄县中学编成济南第四联中，并任命督学校长弓英德为校长。胜利中学因人数比较少，被编成校本部；峄县中学学生多，被编成二分校。山东省教育厅仍负责提供粮食，定量还是每人每天18两糙米。

    吃惯了面食的人，吃稻米总觉得吃不饱，这些学生又正是长身体的年纪，饭量大，加上油水少，不但吃不到肉类，连蔬菜也没得吃，18两糙米更加不够裹腹。所以，一到吃饭时，学生们就蜂拥而上抢饭。瘦小的学生自然挤不过强壮的学生，所以经常会有人饿肚子。老师想出一招：不煮干饭，煮稀饭。

    这下子，肚子当时倒是吃饱了，只是骗骗肚子而已，很快就饿。到了夜晚，肚子开始咕咕叫，还频频往厕所跑。大家睡在一个大厅里的稻草上，一会儿这个起夜，一会儿那个起夜，一夜不得安宁。所谓厕所，只是在角落里用几块板围了一围。早上起来一看，里面尿流成河，根本无法立足。

    这个时候，学生们就开始思念亲人了，一些孩子抹起眼泪。化清虽然没哭，可是新鲜感早已过去，不由得后悔自己的鲁莽，开始想爹娘和爷爷奶奶，特别是思念临别前那个夜晚，油灯下的母亲为自己收拾行装的身影，盼望着战争早点结束，自己尽快回家。他暗暗决定，回家后天天厮守着爹娘，再也不出来了。

    在瓜洲住了一个多月，忽然有一天，老师通知，坐船到对岸，从镇江坐火车。

    学生们立刻欢呼雀跃，围着老师问：老师，老师，是不是不打仗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有的学生不等老师回答，已经按捺不住喜悦，又蹦又跳：可以回家喽，可以见到爹娘喽！

    老师沉默良久，叹了口气：战火正在往南延伸，我们还要往南走。

    学生们一听，一个个呆若木鸡。忽然，有人哇地一声哭起来，顿时哭声一片。有的学生还边哭边嚷嚷：我要回家，我想爹娘！

    化清憋了多日的思念之情再也控制不住，跟着大伙一起哭。

    哭归哭，师生们仍按计划路线，先从瓜洲摆渡过河，到了镇江后，再坐火车，坐火车倒是免费的。

    在离开台儿庄之前，化清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从贾汪第一次坐火车时，把脸紧紧地贴着窗户，看着窗外的风景从眼前一闪而过，觉得很新鲜。由于路途近，兴奋劲还没过，就到了徐州，还舍不得下车。从徐州坐火车到镇江，才算过足了瘾。

    可是，这次从镇江上车后，化清却没了兴奋劲。在车轮的咣当咣当声中，化清的心渐渐往下沉。他知道，火车是往家的相反方向开的，车轮将把他带到离家越来越远的地方。什么时候，车轮才能把他送回爹娘的身边？

    16岁，本来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化清却已经尝到了刻骨铭心的离愁别绪。

    闷罐车厢里，挤满往南逃难的百姓，不少是流亡学生，人挨着人，连厕所、货架上都是人，根本没法动弹。化清只觉得自己很渺小、无助，产生令人窒息的恐惧感，仿佛是一只蚂蚁，随时会被人捏死。

    尽管这样，还有人羡慕呢！那些挤不进车厢的人，只好扒到火车顶上，风吹雨淋不说，还有生命之虞。有时火车一个急刹，就会听到一片惊叫声，常有人没有站稳或坐稳，被惯性甩到车下。车顶上的人，眼巴巴地看着掉落者在路基下骨碌碌翻滚，并被火车远远地抛到后面，不知是死是活，却毫无办法。那些车顶上的亲人，更是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听了令人心碎。

    车子开得很慢，且走走停停。停车也有好处，只要火车一停，乘客就蜂拥而下，跑到火车两边大小便，不管男女，就地解决。女孩子也顾不得羞涩，不敢走远了，担心火车开走被扔下。在逃难的日子里，生存是第一位的，至于尊严，哪里还顾得上。

    火车途经南京、上海、杭州，再穿过江西，走了一个星期后，进入湖南境内。济南第四联中被分配到湖南，校本部分配到湖南宜章县，二分校分到另一个地方。师生们在郴县站下了火车，步行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宜章。

    宜章是一个山城，山清水秀。安顿下来后，学校便开始复课。没有教室，更没有课桌椅，找一块宽敞的空地，弄一块砖，往屁股下一垫，就算是上课了。

    可是，学生们的注意力并不在课桌上，而是在餐桌上——虽然既没有课桌，也没有餐桌。对这些半大孩子来说，18两糙米远远不够，肚子里咕咕叫着，要想让他们集中精力听课，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为了让学生基本吃饱，老师花在吃饭上的精力，一点不比备课少。师生的口粮，仍是山东教育厅提供的每人每天18两糙米。为了杜绝抢饭现象，瓜州那种煮稀饭的办法行不通，老师想出绝对平均的新法子：分饭。每顿饭成了一个有趣的风景：用箩筐和秤来秤饭，两个小分队一筐饭，每个小分队选一个学生负责分饭。为了让本小分队的多吃点，同学们选出力气最大、又热心为大家服务的同学，作为分饭手，把饭弄到碗里后，压得严严实实，再抹平，然后倒给同学的碗里，就这么一碗一碗地分。为了让本分队的同学多吃几粒饭，分饭手不仅是个力气活，也是一个压力活。

    化清小分队的分饭手很卖力，每一碗饭都压得特别实。有一次，他压饭使的劲过大，手没抓紧碗，碗一下子就抛向空中。幸亏他身手敏捷，把饭铲一扔，伸出双手，稳稳地接住碗。这一幕，看得周围同学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纷纷鼓掌叫好。这一招，使这位同学在班里的威信大增，每回分饭都非选他不可，分饭不再是苦差事，而一件荣耀事。

    【澎湖磨难】

    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连惨败，四五百万人的队伍，论装备比解放军强多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兵败如山倒。一些国民党将领败退到台湾后，对此抱怨极大。化清后来就曾听到一位军长说，即使几百万头猪放在山上，要抓也得抓好几年呢！

    战场上的失利，使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无暇顾及教育复原计划，全国千余所流亡学校相继停办，济南第四联中也被迫停课，流亡师生便随着败退国军和流亡民众一起，在命运的裹挟下，往南方迁徙。

    1949年6月初，山东的流亡学生全部到达广州，共有8个联中、8000多名学生（另有一种说法是15所学校，1万多学生）。在广州，流亡学生人数达40多万，都盼着早点登船前往台湾。

    当时，台湾在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的严格管制下，东南行政长官陈诚宣布入台管制，一律禁止大陆各地难民及流亡学生入台。原来，迁往台湾的人数多达200万人，而台湾岛只有3.6万平方公里，国民政府担心小小的台湾承受不了。

    恰在这时，秦德纯来到广州，他头年的12月刚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但这时的山东除青岛外均已解放，他只得在上海设立山东省政府办公处，3月才到青岛就任主席职，到任才8天，首都南京就被解放军攻克，他的省主席职务便成了一个空职，只好来到广州，担任国防部次长。

    在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等人的请求下，秦德纯与山东老乡、澎湖防卫司令官李振清洽商，把山东的流亡学生接到澎湖半训半读，17岁以上的学生除授文科课程外，以军事编管，施以军事训练，有战事则执戈杀敌，无战事则继续学业。文化教育由各校老师担任，军事训练，由军方选派优秀军官充任，完成高中教育后，或升学或从军，一任自由选择。女生及17岁以下男生继续文化教育。

    李振清同意了。秦德纯又与教育部长杭立武、山东教育厅长徐轶千，共同晋见仍在广州的陈诚，陈终于恩准学生迁到澎湖。

    6月底的一天，山东的流亡学生集中到一个广场开会。台上出现秦德纯、杭立武、徐轶千等人，还有驻守在澎湖的三十九师副师长罗延瑞。

    会议由秦德纯主持，由杭立武讲话。会场上闹哄哄的，学生们也不知他讲些啥，只依稀听到他说了一句，国民政府同意山东的流亡学生入台，具体地点是澎湖岛，学生们将半工半读。

    会场顿时骚动起来，有人喊：不是去台湾吗？怎么到澎湖了？

    杭立武顾自讲自己的话。接着，罗延瑞又接着讲了些具体事项。讲完之后，宣布散会，几位要员匆匆离开，没人理会学生们的反应。

    是啊，当国家的大命运尚且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个人的小命运又算得了什么呢？化清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嘴里喃喃自语，不停地咀嚼着两个字：蝼蚁。

    散会后，很多学生破口大骂，说国民政府不是玩意儿，把我们扔到澎湖孤岛不管不顾。一些胆子大、思乡心切的学生对前途迷茫，不顾老师苦苦相劝，成群结队自行离开集体，一路扒火车、要饭，返回家乡，也有的投亲靠友。呼拉拉走了3000人，8000多人的队伍，剩下5000多人。

    看到这么多的同学绝尘而去，化清怦然心动，几次想拔腿开溜，可是口袋里空空如也，不名一文，加上已经坐怕了火车，实在不敢冒险。

    7月4日，化清与同学们一道，来到广州湾，作为第二批人员，登上一艘登陆艇。他永远记得它的舷号：115。当大陆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视野中时，化清只觉得心一直往下沉，泪水怎么也控制不住，像断了线的珍珠。他面朝大陆，在心底一遍遍哭喊道：爹，娘，我会回来的！

    这场200万人的大迁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迁徙，给大陆留下了上百万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登陆艇的船舱里、甲板上，人挤得像下了锅的饺子。一想到久违而遥远的饺子，化清不由得咽了几下口水，喉咙里甚至发出咕嘟声。他坐在甲板的船头，由于人挨着人，想伸展一下腿都很困难。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学生们在甲板上无遮无挡，也无处可躲，只好任其戏弄：一会儿毒日当头，晒得人头昏眼花，人就像一尾尾躺在沙滩上的鱼；一会儿大雨滂沱，浇得人浑身透湿，雨过天晴，太阳又烤得湿衣水雾缭绕，整个人成了烘衣机。

    虽然海上风平浪静，可是大海不同于陆地，无风也有三尺浪。化清就坐在甲板的边沿上，晚上睡觉时，腿一直蜷着不舒服，为了使腿能伸展开，他用绳子把上身绑在船头上，半个身子伸到船的外面，居然也能呼呼大睡。很多年之后，他想起这一幕，仍有些后怕，当时如果遇到一个急浪，自己很可能就掉下去喂了鱼。

    航行到第四天，化清清楚地记得，那天是7月7日。他正迷迷糊糊、似醒非醒时，猛地听到有人喊了几声：澎湖到了！澎湖到了！他睁开眼，只见太阳刚刚跃出海平面，前面出现一座岛的轮廓，正沐浴在一片金光之中。

    下船后，到处都是军队。在几个军人的引导下，学生们被安置在一座营房里。化清这才知道，这里就是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姓李，也是山东老乡。

    原来，这个李司令，就是庞炳勋当年的老部下，曾经在临沂阻击战中立过战功的李振清。

    李振清是山东清平人，临沂作战时，他的补充团是预备队。在庞炳勋的队伍打得差不多时，补充团发挥了关键作用，多次与日军肉搏拼杀，收复了丢失的阵地。战后，他被提拔为一一五旅少将旅长，几年后又被提拔为一0六师师长。

    1943年太行山战役后，四十军遭受重创，军部加上三十九师只剩下不足千人，而李振清却率一0六师成功突围，遂被提升为四十军副军长兼一0六师师长。

    蒋介石对李振清颇为欣赏，欲提拔他任暂编第五军军长，但精明的李振清担心会因无根基而被架空，遂婉言谢绝。五十三军副军长李汉章去当军长后，果然吃了这个亏，两个黄浦系老资格师长不买他账，致使部队军纪涣散，与河南民众发生严重冲突，一个团长被民众打死，李汉章最终被撤职查办，部队番号也被取缔。

    1945年，四十军在邯郸与八路军发生冲突，军长和副军长均被八路军俘虏，李振清又被提拔为军长。

    解放战争中，李振清与解放军交了几次手后，自知不是对手，遂借口去台湾要求补充，把军队交给副军长李辰熙，自己去了台湾。3个月后，李辰熙率四十军向解放军投诚。

    李振清到台湾后，被任命为澎湖防卫司令。

    化清以为，这下子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复课读书了。不料，才两三天过去，就听到同学中有人窃窃私语，说是澎防部兵员严重不足，要把流亡学生统统编兵。这个消息立刻传开，学生们都有一种受骗的感觉，纷纷说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当兵的，几个胆子大的学长私下商议，要去找校长，集体抵制编兵。

    7月12日，有学长暗中传达消息，要同学们明天早晨集合时，带上自己的行李。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同学们带着行李在大院集合，有几个学长带头呼喊：我们不要当兵，我们要去找校长……

    同学们跟着呼口号，想走出门去。

    可是，前后门都有士兵把守，枪上了刺刀，还架着机枪。学生们一会涌到前门，一会又涌到后门，都被挡了回来。人群就在院里乱窜，跑来跑去地喊口号。

    忽然，听到一个军官大声喊：立正——！

    同学们回头一看，门口出现一个身体微胖的光头军官，肩上扛着中将军衔，拿着手杖，一瘸一拐地走进来。有认得的人悄悄说，他就是澎防部司令官李振清。

    李振清慢慢走上主席台，站定之后，不发一言，目光威严地巡视一下学生，手杖用力地敲打一下讲台，发出啪的一声，厉声说道：谁不愿意当兵，来找我！

    我！台下传来一声回应。

    李振清闻言一愣，寻声望去，只见一个瘦高个年轻人，分开人群走出来。化清认得他，他叫李树民，是本学校的一位学长。

    见李树民朝司令台走过来，台前的一个士兵晃晃刺刀，命令他：回去！

    李树民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朝前走。化清个子矮，站队时正巧站在最前排，看到李树民从身边走过，不由得肃然起敬，也深深替他捏把汗。

    周围的士兵如临大敌，司令台前的那个士兵端刺刀的双手有点颤抖，看到李树民走到身边，端着刺刀猛地朝他刺去。李树民手一挡，刺刀扎进他的手臂，鲜血顿时流了出来。他疼得发出一声惨叫：哎哟！

    旁边一个军官命令道：拉出去，活埋！两个人高马大的士兵把枪往肩上一背，饿虎扑食般扑向李树民，也不管他已经受伤，一人架住一条胳膊，把他倒拖着往外拉。

    李树民没料到会来这一招，一边挣扎着，一边哭着发出惊恐的呼救声：救命啊……

    化清吓得索索发抖，还没容他回过神来，后面的人群中，又传来一声惨叫：啊——

    化清回头一看，是学长唐克忠的大腿被刺一刀。那个军官又命令两个士兵：把他也拉出去，活埋！

    接着，从其他角落也传出几声惨叫，又有几个学生被强行拉出去，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那个军官一看局势难以控制，扯着嗓子吼道：全部蹲下——

    学生们哪见过这阵势，都吓呆了，谁还敢吭声，一个个乖乖地蹲下来，现场一片寂静。

    啪！李振清的手杖又敲了一下讲台，开始骂人：妈那个×，别人都不要你们，我因为是你们的乡长，才愿意把你们接过来。你们知道吗？接你们过来，包括你们吃的、用的，都是花我的大头（银元），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你们不知好歹，还想闹事，你们这些年轻人还有没有爱国心？

    李振清骂了很久，出够了气后，才气呼呼地背手而去。

    一个军官随即下达命令：听我的口令，起立，排队，报数……

    学生们大气不敢出一下，顺从地跟着机械报数，然后一个连一个连被带出大门。化清被分配在一一六团二营五连，当二等兵。

    “七一三”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军队内部故意夸大其词，渲染恐怖气氛，企图给流亡学生造成恐惧心理，便于受他们控制。后来更是以讹传讹，被描绘成一起血腥镇压，在台湾造成恶劣影响。直到今天，依然被民进党抹黑利用，就像利用“二二八”事件一样，成为攻击国民党的工具。

    郁化清后来在联合报上看到，有个记者将“七一三”事件说成是“血流成河，枪声大作”，他就给这个记者写信，以亲历者的身份，说明事实真相。这名记者给他回了一封邮件，说是根据某某书上写的。

    郁化清老先生告诉我，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她的书里，也同样以讹传讹，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郁化清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明确地说，他目睹被刺的两名学长，并没有被活埋，国军当时说活埋，是故意吓唬学生的。被刺中大腿的唐克忠被释放后，与他一道进了储干班，后来考上政工干校一期新闻系，毕业分到海军，他俩还在澎湖见到一次。有一次，他还在电视上看到过唐克忠。唐克忠一直干到上校退伍，目前仍在台湾本岛。李树民被送到医院以后就装哑巴，谁问也不讲话，臂伤养好以后，乘没人注意之际，通过关系逃到台湾本岛，有人看到他在台北市街头散发基督教教会的传单，现在已经去世。

    “七一三”虽然没有酿成特别严重的流血事件，但围绕山东流亡学生的编兵问题，却酿成一桩特大冤案“澎湖案”，导致7人被枪毙、200多人死亡，被称为“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

    烟台联中于6月25日到达澎湖渔翁岛，几天后被三十九师编兵，老师、职工、眷属、女生以及初中一年级身材矮小的同学，到马公新设山东子弟学校，其余学生全部被编入陆军第四十军三十九师一一五团、一一六团及师部炮兵营。

    张敏之抗战期间在后方创办过流亡学校，在山东教育界威望很高。到澎湖后，各校校长共同推举他为代表，与军方交涉。张敏之为人正直，责任心重，学生编兵后，他一面写信给政府有关机关请求救济，一面向军方据理力争，还邀徐轶千到澎湖视察教务。在军队集合听徐轶千训话时，张敏之叫不足17岁的学生出列，又送回新设的山东子弟学校。因此，三十九师对张敏之恨之入骨，诬陷其是共产党，并牵连一大批山东流亡师生。

    烟台联中三分校学生刘廷功是山东栖霞人，因为家里被共产党斗争过，对共产党成见深，一心想回去复仇，所以对编兵并不排斥，表现得很积极。

    有一天，副连长带着刘廷功等人到马公去买菜。买完菜之后，还要等几个小时，才有船回渔翁岛。刘廷功便向副连长请假，到子弟学校去看望老师。在快到张敏之校长的住处时，一群士兵拦住去路，不让刘廷功通过。刘廷功不服气，非要过去。一名军官便命令将他抓起来，关进禁闭室。

    这时，禁闭室里已关着3个人，一个夹着拐杖，两个臂上、腿上都裹着纱布。刘廷功与他们聊起来才知道，这3人是7月13日在大操场上被刺伤后抓进来的。

    在这之前，刘廷功已听到“七一三”事件的传闻，便问他们：我听说有开枪打死人？有的被刺到肚子，肠子都流出来了，是真的吗?

    他们回答：是有开枪，有没有打死人就不知道了。当时我们都晕过去了，不过有些伤重的，现在还在医院里。

    几个人听说他是烟台联中的，便告诉他：听说张敏之校长被软禁了，不能和人见面。

    刘廷功吃了一惊，这才明白那几个士兵为什么不让他过去。

    副连长左等右等，不见刘廷功回来，派人去找，才知道他被关了禁闭，回渔翁岛后，赶紧向上司报告。第二天上午，副连长又来到马公，将他保释出去。

    过了几天，在老师周耕莘的举荐下，刘廷功被调到澎防部的译电班。他兴高采烈，以为自己交好运了。

    岂料，到译电班第三个晚上，刘廷功突然被带走，与一群男女学生一道，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到一个小岛上，后来才知道是桶盘屿。与他关在一起的，有巴信诚、王子彝、于文波等六七个同学。这些同学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以为是自己平时太调皮，才遭人修理的。

    有一天，刘廷功被带到审讯室，惊见梁上吊着4个同学，还没容他回过神来，几个兵将他双手往后面反绑起来，用绳子把他提到墙头，双臂拉到墙后，双手再坠上一块大石头，使前后的重量平衡，两个肩夹窝像插了两把刺刀似的，痛得无法形容。一个叫赵传彬的打手，手持三八式刺刀，使劲往他的大腿上抽打，打到十几下，把刺刀都打弯了。打到20多刺刀时，刘廷功痛得昏厥过去。打手们把预先准备好的一桶水，从他头上浇下来，几个士兵把他抬了回去。刘廷功醒来之后，发现两条腿已变成黑色。监视他们的士兵见状，不堪目睹，掩面而去。

    第二天，轮到巴信诚受审，打手们用刺刀撬开他的嘴，用水壸往肚子里灌水。水满之后，令他躺在地上，肚子上压上大石板，再往上加石头，压得他上吐下泻，大小便都出来了。

    然而，这仅仅是噩运的开始。在长达半年的日子里，这些师生有的被灌凉水，有的被过电，有的坐老虎凳，一个个被屈打成招。三十九师给张敏之等人安上一串罪名：张敏之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支团长，二分校校长邹鉴是第二支团长，学生刘永祥、丛藩滋、张世能、刘廷功分别是第一、二、三、四分团长，后来又改成南下工作团，张敏之是团长，邹鉴是副团长。

    1949年12月11日，张敏之、邹鉴等7名师生以匪谍罪名，被枪毙于马场町。刘廷功大概是不断翻供之故，侥幸活了下来，坐了一年多牢后，被编入部队从军。

    “澎湖案”几经变故，直至1999年，随着张敏之夫人王培五的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的出版，此案才大白于天下。

    【弃武从文】

    流亡学生变成大兵后，因缺乏严格训练，仍如一群老百姓，常被讥讽是“少爷兵”。出操打野外还勉强凑合，一旦真枪实弹，打起靶来，可就洋相百出。当时，子弹很少，打靶时每人只分到3发子弹，虽说打靶前经过讲解，如何握枪把，如何瞄准，真的打起靶来，往往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多数人都是打光头，被讥为是吃“面包”，能够碰到靶边的，就算是“神枪手”了。当时有句顺口溜：领弹三，发弹三，三颗子弹上了天。

    好在台湾50年来没有战争，步兵也没有放枪的机会。当年的少爷兵，如今都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荣民。虽说有些人升了将军，但都没有实战的经验。

    郁化清在澎湖军营待了5年，进过储干班，当过卫生兵，因工作比较轻松，一有机会就看文学书籍。1954年，他随部队离开澎湖到台湾本岛，后来又调防金门。

    1958年8月23日下午，正在金门的郁化清吃罢晚饭，在营房里看小说《凯旋门》，刚看到一半，外面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跑出来一看，四周浓烟滚滚、尘土飞扬，他连忙躲进旁边的防空洞。原来是解放军从厦门打过来的，整整持续俩小时。第二天同样的时间，金门守军也还击俩小时。这场隔海炮战持续40多天，除了头两天激烈外，后面的多为零星炮战，到最后变成单打双不打。

    郁化清亲历的这场炮战，台湾称作“八二三炮战”，大陆称作“金门炮战”，金门守军损失惨重，有两个副司令和一个参谋长阵亡。让他不可思议的是，有一发火箭弹居然从射口钻进碉堡，把躲在里面的8人全部炸死。这是郁化清当兵期间经历的唯一战争。

    “八二三炮战”后，郁化清升为准尉，调到炮兵营勤务连当干事。准尉是个官尾兵头，说他是军官吧，他没任官；说他是士兵吧，他又是享受军官的待遇。后来，郁化清调回本岛受训半年，1959年5月回金门后，又碰到一次激烈炮战。郁化清回忆说，好像是大陆不满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台，以此“欢迎”艾氏。但我后来查阅了资料，艾森豪威尔访台时间是1960年6月18日。

    也是在1959年，郁化清退役。离开军营时，他唏嘘不已：小学没毕业就离开家乡，17岁时在澎湖编兵，军中待了近11年，退伍时已27岁，人生最珍贵的黄金岁月，就这样在军中蹉跎而过。

    郁化清分配到员林实验中学，这所学校是原来的澎防部队子弟学校，后来迁到员林的。他在员林又读了一年的特师科。读书期间，他参加教育厅会考，取得合格成绩，这意味着他有了当国小老师的资格。

    1961年，郁化清从特师科毕业后，分配到南投县。南投位于台湾中部，人口仅30万，闻名遐迩的日月潭、中台禅寺在其境内，是台湾惟一不靠海的县。郁化清在草屯镇双冬里的双冬国小当老师，既教国语又教数学，还教自然、生活与伦理。

    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竟然能够当国小老师，得益于郁化清的勤奋好学。没有机会进修英文、数学，他就借助一本词典，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他有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一位叫黄育平的上尉，因为经济条件好，买了很多世界名著，每次买回来都是郁化清先睹为快。另一位叫王玉麟的上士，已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军中有文艺补习班，郁化清和他一个报名小说班，一个报名诗歌班，两人互相看讲义，边学边试着写作、投稿。3个好友在一起时，话题经常是写作。

    后来，郁化清当了中学的老师，在给学生讲课时，他感慨地说，我今天能够做你们的老师，完全靠我自己努力和进修，不然的话我哪有资格来教书。

    在军营吃惯食堂，独立生活后，郁化清一时适应不过来。上完课后，马上要煮饭、洗衣服，自己从来没煮过饭，不会煮，只好买来面条下，放两个荷包蛋，餐餐应付着。

    到双冬国小半年后，一位平素要好的同事，见郁化清形单影只，对他说：化清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

    成家？郁化清苦笑笑，我一个穷教员，谁看得上呢。

    我认识一位姑娘，贤惠温柔，我看你们两个蛮般配的。

    好啊，就当是找个煮饭的吧。郁化清随口应道。

    没想到，这位老师很热心，很快就牵线搭桥，安排他俩见了面。

    姑娘名字像个男孩，叫张有志，也是从双冬国小毕业的，家就在学校附近，父母都是朴实本分的农民。

    郁化清见姑娘品貌端庄，姑娘见小伙温文尔雅，互相间都比较满意。

    1962年元月，两人喜结连理。当年10月底，大女儿降生，郁化清给女儿取名为馥馨。随后，他们又迎来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文馨、文华。

    那时，台湾的经济尚未发展起来，国小老师的待遇不高。但是，夫妻俩相敬如宾，小日子虽然清苦，倒也温馨。郁化清在双冬国小一直工作8年。

    台湾推行九年国民教育，中学师资很缺，国小老师很多参加中学老师鉴定，郁化清也跃跃欲试。1969年，他考取国中老师资格，调到南投县的国姓国中，当了国文老师。这期间，他一直没有忘记写作，经常写一些与教育有关的文章，投到报刊上发表。

    在国姓国中教2年书后，南投县政府招考一名国语指导员，全县的中学老师都可以参加考试。郁化清虽然报名，但心里底气不足。没想到，这惟一的机会，竟降临到他的头上。于是，他又调到南投县政府教育局里的国语推行委员会，做指导员。

    国语指导员的职责，就是推动全县的国语文教育，如推行中小学的国语文教育、每年举办国语文比赛时当评判等。郁化清在教育局服务4年，跑遍全县所有的中小学校，积极推行国语教育。那个时期，台湾的国语教育推行得很成功，公共场合必须讲国语，甚至一度不让讲方言，只能私下场合讲方言，或者在家里讲。

    郁化清当年在军营时，与外界不接触，没机会学方言。当老师后，又正是盛行推广国语，当老师的更要以身作则，不得讲方言。有的学校甚至还规定，学生讲方言要被罚钱。虽然妻子是当地人，但在家里仍然与他用国语交流。因此，他到台湾40多年，至今仍不会讲当地方言。朋友开他玩笑说，你在台湾那么久，你不会讲方言，你不爱台湾。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的儿童文学刚刚起步，没有人重视，写作的人更少，一些从事文学教育写作的人感叹：我们是寂寞的一行。因为在教育局推行国语文教育，郁化清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到市面上看一看，所发行的童话读物，大部分都是翻译的外国作品，如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另外，就是用浅显的白话文字改写的中国古典文学，像《红楼梦》、《三国演义》。

    郁化清发现，人们普遍有一种误区，认为童话是小孩子的玩艺儿，没有什么文学性，写作没什么意义，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何况稿费也低。后来，《国语日报》倡导推行儿童文学，还成立写作班，培养儿童文学的人才。他想，既然这是寂寞的一行，与其求别人写，不如自己动手。于是，他就从写诗歌转向写童话。

    郁化清的第一篇童话，就是在国语会时写的，题目叫《一只骄傲的大蚂蚁》，寓意是即使一个人很有能力，也不应该骄傲。他寄给《国语日报》后，很快就发表了。这对他是莫大的鼓励，于是就继续地不停写。

    一年后，郁化清已发表30多篇童话，于是出版了第一本童话集，书名叫《想生蛋的小公鸡》，取自其中一篇作品的题目。这以后，他除了继续写童话，还写童诗。

    在教育局国语会工作4年后，郁化清调到南投国中当国语老师，一直服务14年。这时，他已与儿童文学结下不解缘，再也割舍不了，很快就出了第二本童话集，书名叫《大鱼吃小鱼》。2年后，他出了一套童话集，共有4本。从此，他一边教书，一边创作，可谓教学相长。他把自己的全部创作情感都投向儿童文学，不再涉及其他文学创作，加上前面的童话集，共出版13本著作。

    儿童文学的魅力在于，孩子看故事，大人看寓意。郁化清的作品就有这样的魅力。

    从小学未毕业的懵懂孩子，成长为台湾著名的童话作家，郁化清也算得事业有成。但是，内心的一种重荷——乡愁，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皎洁月光下，他会思念自己的严父慈母，思念那座饱经战火的小城。夜深人静时，他会思念炎日下的运河垂柳，思念夕阳下的吹笛牧童。他把这些思乡之情，丝丝入扣地融会进自己的作品。所以，阅读他的作品不难看出，不论是诗歌还是童话，以“家”、“故乡”、“乡愁”为主题的作品特别多。

    在台湾小学三年级的国语课本里，收录了郁化清的一首童诗，读着它，你能感受到一股淡淡的乡愁：

    小鸟有窝/蜜蜂有窝/蚂蚁也有窝/为什么我没有窝/爸爸说/家就是我们的窝。

    小鸟快乐/蜜蜂快乐/蚂蚁也快乐/妈妈说/在窝里/得到都快乐。

    郁化清早年创作的一首《乡愁》，一位同学读罢被深深打动，将它谱成曲子：

    片片的落叶/堆满了我的心头/潺潺的溪水/诉不尽我的乡愁/沧海茫茫/白云悠悠/知音无觅处/落日黄昏/雾夜孤舟/何时归故乡。

    片片的落叶/堆满了我的心头/潺潺的溪流/诉不尽我的乡愁。

    然而，在两岸敌视、割裂的年代，纵使郁化清望眼欲穿，也得不到家乡亲人的一点消息，他只能在回忆中想象着亲人的一举一动、一犟一颦……

    当郁化清对家乡魂牵梦萦时，饱受战火摧残的台儿庄，又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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