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岁月】

    就在郁化清考入南投县教育局，为推动国语文教育而付出热忱时，在海峡对岸，他的家乡台儿庄，却仍是一片荒芜。

    1972年8月，台儿庄。

    晌午时分，通往台儿庄城的土路上，匆匆走来一个瘦弱的少年。他头戴旧草帽，穿件短袖褂子，挽着裤腿，脚蹬一双半新布鞋，蹿在一行人的最前头。土路两边是一人多高的玉米，遮挡着少年的视野。他急切地往前张望，步伐越走越急，褂子后面已经湿了一片。

    他叫杨传珍，刚过15岁，是台儿庄区下属的兰城公社腰里徐村人。此时，他心里正美滋滋的：被大队推荐为群众代表，随同十几个成年人到台儿庄参加一个誓师大会。别看村里离台儿庄只有十几公里，这可是小传珍第一次进城。他最迫切的事，是想到城里看看瓦房是啥样的。听父亲说，台儿庄有很多瓦房，他从没见过，他只见过土墙草顶房。

    杨传珍是个命运多舛的孩子。

    前文提到的杨毓昌，在台儿庄被称作“老铁匠”，是杨传珍的曾祖父，“少铁匠”杨培生，是杨传珍的祖父。

    日本人强占枣庄煤矿后，丁厨师毅然辞职，杨培生也不想在日本人手下谋食。丁厨师开导他：我不为日本人掌勺是骨气，你当井下安检员，是为咱穷苦矿工弟兄的安全。

    杨培生想了想，便留了下来，上下班时仍习惯随身携带锤子。

    有一天下班时，一个新来把门的日本兵发现杨培生带着锤子，粗鲁地骂他是“盗贼”，命令他送回去。

    杨培生脖子一梗，申辩说：这是德国矿师给我的，上面有西门子的印记，不是偷的，咋说我是盗贼呢？

    旁边的翻译把杨培生的话翻成日语，日本兵恼羞成怒，呲牙咧嘴：八格牙路！你想造反？举起枪托，就朝杨培生后腰砸去，杨培生身子一闪躲开了。

    日本兵哇啦哇啦地嚷了一通日语，从门房里冲出两个日本兵。3个人蜂拥而上，团团围住杨培生，用枪托砸，用大头靴踹，几下子就把杨培生砸倒在地。下班的工友们哪敢劝阻，远远地围观，眼巴巴看着他们将杨培生打成一个血人。

    日本兵打得气喘吁吁，见杨培生不再动弹，用手拭拭他的鼻子，发现已经断了气。翻译朝着旁观的工人一挥手：快快抬走！谁再敢造反，和他一个下场！

    工友们找来一辆平板车，手忙脚乱地把杨培生遗体送回家。丁厨师闻此噩耗，赶到杨家，抱着杨培生号啕大哭，深责自己不该劝好友留下。送葬时，丁厨师还为杨培生披麻戴孝。

    这一年，杨培生的儿子杨茂勋才14岁。家里的顶梁柱倒下后，没有经济来源，杨茂勋只好跟着母亲焦氏四处乞讨，15岁那年，第一次走进曾经是祖上成家立业的台儿庄城。

    新中国成立前夕，杨茂勋一家在台儿庄城北的腰里徐村落下脚。1950年，杨茂勋的弟弟当了志愿军，赴朝鲜前线作战，立功受奖，回国后提拔为连职军官。可是，杨家仍然一贫如洗，直到合作社时期，杨茂勋还是单身。

    一位热心的媒婆，要把赵家姑娘介绍给杨茂勋。姑娘叫赵芙蓉，长得眉清目秀，而且是村里唯一的知识女性。

    赵芙蓉的父亲，原名赵界三，拥有上千亩良田，娶了峄县城里大户人家的姑娘邓氏。不久，全家人搬到县城居住，并在西门里置买房产。县城的民风不同乡下，充满各种诱惑，赵界三于是改名赵戒三，提醒自己“戒烟（鸦片烟）、戒酒、戒色”。峄县南关基督教会有意吸收他为教徒，他婉言谢绝，但是与教堂的神职人员相处很好，成为孤儿院的义工。

    日本侵略军攻打峄县前夕，赵戒三让家眷到乡下躲避，自己却在城里留守。在侵略军占领县城的当天夜里，赵戒三听到敲门声，以为是来躲避日军的邻居，披着衣服去开门。大门打开，面前竟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鬼子上前就是一刺刀，然后把血流不止的赵戒三拖出大门，占领了赵家的宅院。

    赵戒三忍着伤痛，爬到城墙外的一个熟人家里，留下一句“仨儿子都要抗日”的遗嘱，血尽而死。

    战事稍有停歇之后，赵戒三的家人回到县城。在得知噩耗辨认尸体时，有人向赵戒三的妻儿转述了老先生的遗嘱。

    邓氏把眼泪一抹，冲着赵戒三的遗体说：当家的，你的话，我不能全听，有钱不能装在一个口袋里。你的仨儿子，老大投奔中央军，老三投奔八路军，我让老二做生意。

    她转身对仨儿子交代：老大，老三，你们抗日打仗，死活自有天定。老二你记着，做生意，亏了赚了我不管，等到打完鬼子，你一定要给我活着回来！

    送完葬之后，仨儿子各奔前程。邓氏把小女儿芙蓉送进基督教会的孤儿院，带着大儿媳和孙子回到腰里徐村。

    仨儿子完全服从母命。老大参加国民党军队，1944年牺牲在抗日战场；老二辗转许多地方，最后在徐州成家立业，抗战胜利后，生了4个儿子；老三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八路军，抗战结束时已是副连长，后来参加了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为南京工程兵学校副营级教导员。

    赵芙蓉在孤儿院读教会小学，后来转到提携街小学就读，直到小学毕业。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腰里徐。

    焦氏对这门亲事满心欢喜。杨茂勋却犹犹豫豫，嘟囔了一句：她家是地主，俺兄弟是军官，我咋能跟这样的人结亲。

    媒婆白了他一眼，尖着嗓子说：哟，大侄子，瞧你说的！人家是喝过墨水的人，知书达礼，模样又俊，若不是地主成分，她家的门槛早就被人踏破了，我还怕她看不上你呢。你兄弟是军官，她哥哥也是军官，比你兄弟的官还大呢！

    儿啊，赵家闺女贵着呢，她能看上咱家，是咱家的福份。你可不能挑剔人家。焦氏一听急了，生怕好事黄了，先数落了儿子一顿，转过头对媒婆说，他婶子，这个主我做了，劳您多美言几句。

    焦氏说罢，进屋摸索半天，拿出一块印花布和一双刚纳好的鞋底，塞到媒婆手上：这双鞋底是孝敬您的，这块布，就当是俺家提亲的礼，让赵家别嫌乎俺家穷。

    杨茂勋嗫嚅着，不知说啥是好，心里却活泛开了。为了传宗接代，也为了有个人暧被窝，原本坚定的阶级立场，瞬间便发生动摇。

    经历了土改的赵家，正是背运的时候，对女婿要求不高，只要人踏实就中。很快，这门亲事就成了。

    结婚第二年，杨茂勋便有了儿子杨传珍，后来又生了4个儿女，其中两个夭折。

    传珍因为姥爷家是地主，小学没上完就辍学，回到村里务农。大队倒没有歧视他，看他喜欢舞文弄墨，让他当了通讯报道员，还兼任民兵连通信员。这次派他参加誓师大会，就是对他的信任。

    第一次进城的传珍，行走在进城路上，心里美美的。

    从西门进城，果然看到一些老宅瓦房，传珍感到很新鲜。只是有的房子拆一半留一半，再重新垒一垒，墙半旧半新，像是贴了膏药。房顶上，长着瓦松和荒草，给人毛毛糙糙的感觉。立在棚屋中间的高大影剧院，则显得突兀。街道上还能见到磨得发亮的青石板，但是已经残缺不全，破损的地方裸露出黄土。城中心的百货商店，是新建的平顶水泥房，显得不伦不类。百货商店旁边的区委大院，倒是有几分威严，但是那些青砖瓦房，因为古旧，又给人不踏实之感。

    誓师大会上，传珍认识一个大他几岁的姑娘，叫杜玉兰，是台儿庄顺河街道的共青团干部。

    啊，你是城里人？杨传珍对她的崇拜溢于言表。

    听说传珍是第一次进城，杜玉兰热情地说：开完会，我领你到城里逛逛。

    区委大院往东百余米的地方，一座工厂屋顶上冒出浓浓黑烟，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厂院里堆满橡子壳，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姑娘说，这是栲胶厂，这些橡子壳是生产原料。传珍双手捏鼻，被臭味熏得喘不过气。

    杜玉兰却满不在乎：我家就住在这里，已经习惯了，不觉得臭。

    一听此言，传珍刚才萌发的满心羡慕，消失得无影无踪。

    传珍往东一张望，尽是低矮的茅草房，屋墙的下半截是砖头，上半截也是土墙，与乡下没有什么两样。他没了再往东逛的兴致，杜玉兰便领着他逛顺河街古运河码头。

    古运河的水清澈见底，沿河是一排码头，大块的石头磨得精光，一些大娘大婶正在忙着，这边在淘米、洗菜，那边洗衣、刷鞋。

    传珍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城里难得见到一棵古树。那时，他还不知道，台儿庄的古树与老屋旧宅一样，多已毁于战火。

    两年之后，杨传珍已经17岁，大概是营养不良的缘故，虽然长了不少个，与其他年轻人相比，还是矮了一头。不过，在村里的年轻人当中，他却是有出息的。这时候，他已经担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这年6月，他第二次进城，参加区人武部举办的“批林批孔”学习班。

    一天晚上，乘着皓月当空，顺河街组织年轻人“夜战”，任务是把一条臭水沟填平。人武部要求参加学习班的学员“一起投入战斗”。巧得很，与杨传珍搭档抬筐的，正好是两年前结识的杜玉兰。此时，她已是顺河街道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一个响当当的“铁姑娘”。

    这条臭水沟，曾经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月老河。臭水沟不远处，有一处飞檐翘瓦的建筑，在皎洁的月光下形成一个美丽的剪影。

    杨传珍问杜玉兰：那是什么单位？

    杜玉兰告诉他：是关老爷庙。

    关老爷是谁？那时的杨传珍，头脑里一片浑沌。

    就是关公。杜玉兰也是浑浑噩噩，比他强不到哪里去。

    关公是谁？

    就是关老爷。

    关老爷是什么人？

    关老爷是武圣人。

    他有啥能耐？

    能管刮风下雨。每到阴历五月十三的时候，关老爷要磨刀。如果天旱，老百姓就到这里来求雨。男人脱光上衣，敞着头跪在太阳底下求，关老爷就往磨刀石上多洒一些水，落到地上，就变成雨了。

    杨传珍不信鬼神，不相信这种说法，不过，对关老爷却非常好奇。

    第二天，他起个大早，跑去看关老爷庙。这一看，让他大失所望。庙里空空荡荡，啥也没有。再看那飞檐翘瓦，也失去了月光下的美。

    又隔4个月，杨传珍三进台儿庄。不过，这次进城，带给他的不是荣耀，而是屈辱——他是被荷枪实弹的民兵押送进城的。

    杨传珍有个远房舅舅，患了精神病，到处嚷嚷说自己要当皇帝，还说外甥杨传珍是他的军师。

    如果换成现在，发生这种事，大家只会当作笑话，不会当真。可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人人都绷紧了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没有的事还会臆想出来呢，何况有人不打自招。

    1974年10月18日晚上，杨传珍和远房舅舅被五花大绑起来。原先对杨传珍高看一眼的民兵和共青团员，忽然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对他翻脸无情，拳打脚踢。

    饱尝一顿体罚之后，杨传珍被押到城北的台儿庄监狱。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是没完没了的严刑拷打。最后，远房舅舅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很快就被枪毙了。临死前，交代杨传珍与台湾特务有联系，杨传珍被定为“主犯”，继续审问。

    那时候，犯人由公安局和人武部共同审讯。办案人员对杨传珍的拷问，是要弄清楚3个问题：通过什么渠道与台湾特务取得联系的？准备采取什么手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上线和下线是谁？

    人生经验简单的杨传珍，哪能回答出这么复杂的问题？只好说：求求你们教我咋说吧，我啥都认了。

    办案人员阶级斗争观念很强，哪能轻易放过这条大鱼？于是，又把他母亲赵芙蓉抓进监狱，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

    那段噩梦般的经历，像毒蛇般吞噬着杨传珍，以致时隔40年后，当他面对面向我讲述时，还禁不住浑身颤抖，连话都说不出来，不得不停顿下来，长时间沉默着。

    审讯久了，每次提审，杨传珍居然都渴望戴手铐，害怕被绳子捆绑。久而久之，形成条件反射，见到手铐就觉得亲切，渴望赶快给他戴上。因为戴上手铐之后，就逃过了捆绑。

    有一次，办案人员把杨传珍拖回牢房，解开绳子，随手把绳子丢在地上。漫漫长夜，月光透过铁窗照进屋里，地上的绳子就像蜷着的一条毒蛇。他忽然动了上吊的念头，可是，想想关在隔壁的母亲，他又不忍心独自逃避。

    放弃上吊念头后，杨传珍恨死了那条绳子，一把抓过来，使劲咬，要把绳子咬断，不让它把自己勒死，直到咬得满嘴血肉模糊。他把绳子扔出窗外，害怕到了后半夜想不开，再次萌动自缢的念头。

    办案人员折腾几个月，实在得不到需要的口供，就把母子俩交给兰城公社处理。公社几个人审讯了几天，效果还不如区里，又把腰里徐大队的干部和民兵调过来，让他们继续摧残。忙乎一个月，还是毫无收获。眼看从他们身上榨不出料来，于是，有人想出一个损招。

    1975年4月下旬的一天，几个民兵把杨传珍母子五花大绑，一个穿旧军装的人宣布：组织上对他们已经失望，不想再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今天下午就拉出去枪毙。

    几个押送的民兵，每人领了5发子弹。此时的杨传珍，以为自己和母亲这回在劫难逃。不过，他非但不害怕，反而盼望赶快枪毙，免得再受折磨。

    押解路上，不断遇到看热闹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女同学。那年头，枪毙人的事经常发生，沿途看热闹的人，眼神显得兴奋而麻木。杨传珍羞愤交加，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

    经过一片乱坟岗时，穿旧军装的人下令，所有民兵都朝天放一枪，试试枪支是否管用。刺耳的枪声，像钉子一样钻进母子俩的心中。尽管已是暮春天气，脚底仍然发寒。

    杨传珍最痛心的，不是自己要挨枪子，而是连累母亲跟着遭殃受辱。

    赵芙蓉并不在乎自身的死活，而是心疼儿子。她一遍遍央求押解的民兵：你们发发善心，别把我儿的胳膊绑得那么紧，给他松松绑吧！

    几个民兵无动于衷，对他们推推搡搡，催着他们赶路。

    听了母亲的话，杨传珍的心都碎了，狠狠心，朝母亲吼道：马上就枪毙了，要胳膊还有什么用！

    几个民兵在后面挤眉弄眼，你一言我一句：赶紧交待吧，现在交代，还能宽大处理，留条命。

    杨传珍闭口不言。

    赵芙蓉还在央求：我的孩子自小就安分守己，犯法的事从来不干，你们行行好，放了他吧，要枪毙就枪毙我。

    一个姓张的民兵凶巴巴地说：啰嗦什么！如果你们交待了，两个都没事，不交待，两个都毙了！

    杨传珍对母亲说：您不要再叨叨了，他们是阎罗手下的小鬼，你和他们说话，等于白说。

    那个姓张的民兵，举起枪托，朝着杨传珍后背捣了一下：死到临头，还嘴硬！

    走到刑场之后，穿旧军装的人下令：全体民兵请注意，先不要开枪，再给他们一个小时的机会，如果老实交代，可以宽大处理。

    杨传珍不愿再等待一分钟，他巴望赶快开枪，结束这无边的耻辱和恐惧。

    沉默大约半个小时，那人悻悻宣布，今天不枪毙了，押回去继续审讯。

    赵芙蓉千恩万谢，杨传珍却无动于衷。

    这个案子本来就破绽百出，有正常思维的人能轻易判断出真假。然而，在那个荒诞、疯狂的岁月，一切反常都成了正常。有些人是缺失了正常判断力，有些人是不敢挑明真相，也有人想捞点政治资本。

    兰城公社是个烂摊子，一把手无能，遇事推诿，其他成员相互拆台。上面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任命提文彬为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提文彬是个老革命，正直善良，头脑清醒而又敢于担当。

    民兵都是农民，毕竟不同于公安和人武部人的素质，折腾这么长时间，见这母子俩实在不像是反革命或者特务，也就渐渐懈怠下来，经常把他们用绳子一绑，扔到一边，敞着门，溜到旁边，顾自吃饭、聊天、打牌、睡觉。

    提文彬对这个荒唐的冤案心知肚明，开始，他觉得这是上级办的案子，自己不便过问。可是，时间一久，他发觉区里已经把这个案子忘到脑后了，当包袱一样扔给公社，再也没有人过问。

    一天深夜，他路过关押室，看到五花大绑的杨传珍母子瘫在地上，看守他们的民兵不知溜哪去了，动了测隐之心，心一横，自作主张为他们解开绳子，领到自己办公室，对他们说：你们就在今天夜里逃跑吧，事大事小，一跑就了，什么反革命不反革命，只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就没事了。

    说罢，他写了张条子，交给杨传珍，嘱咐道：你们到峄城区，拿着这张条子找区委书记赵新哲。

    母子俩喜极而泣，赶紧跪下给提文彬磕头。然后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消失在夜幕中。

    杨传珍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975年4月27日。从那以后，他把这个日子当作自己的重生日。

    到了峄城区驻地，传珍通过叔叔找到赵新哲书记。赵新哲看了条子，当即把母子俩安置到甘露沟公社一个叫河湾的小村庄。杨传珍的叔叔刚任这个公社党委书记不久。赵新哲把这家人交给他监护，绝对放心。

    自从赵芙蓉被抓后，杨茂勋在家照看两个孩子，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杨传珍和母亲安顿下来后，托亲友悄悄带口信给他。杨茂勋舍弃一切家当，避开别人的视线，带着孩子偷偷逃了出来。

    河湾村的人很善良，热情接纳杨茂勋一家，生产队把集体的房子腾给他们居住，过几年又作价卖给他们。

    峄城区虽与台儿庄区毗邻，毕竟是不同辖区，互不干涉，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何况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冤案，也就没人再作追究。两个月后，赵新哲又与台儿庄区委书记黄维芬、政治部主任沈怀义交涉，凭着与对方的私人交情，把杨家的户口迁了过来。

    转眼到第二年，中国发生一连串的大事件：周恩来总理逝世，唐山大地震，朱德委员长逝世，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跨台。大家都为国家的前途深深担忧着，不再有人关注杨家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杨家得以苟且偷生。

    随着形势的变化，环境越来越宽松。杨家在河湾村安居乐业，直到今天，杨家依然对那个充满爱心的小村子心存感激。

    从对台儿庄的向往、失望，再到伤心绝望。杨传珍对台儿庄的感情五味杂陈。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踏入这块土地了。

    没想到，命运捉弄人，也造化人。时隔8年，杨传珍这个曾经是台儿庄的阶下囚，竟然成为区政府的座上宾。

    说起来，这要归功于杨传珍的父母。

    1977年的一个傍晚，杨传珍听到一个特大消息，情绪激动地跑回家，对父母说：兰城公社出事了！

    原来，峄城区委书记赵新哲，前不久调任枣庄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主持工作。他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兰城公社，准备查清杨传珍那个反革命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一把手书记以为是来查他的问题，十分心虚，第二天竟用菜刀砍了自己的头，没死成，被人送到医院抢救，由看管人员日夜盯着。

    工作组跟到医院，那个自杀未遂的书记主动交代，说自己和武装部长同时与妇联主任通奸，而妇联主任的丈夫，是副团级的现役军人。工作组立刻对武装部长隔离审查。

    当工作组准备找妇联主任谈话时，得到消息的妇联主任往两个孩子身上泼上汽油，母子仨抱在一起，拉响了手榴弹。

    随着调查的深入，公社的另两个领导，交代了奸污女知青的行为。短短四五天时间，7个公社常委，两个自杀未遂，3个被逮捕。副书记提文彬被任命为书记，另一个私下里保护杨传珍的常委，调到区里工作。

    当天夜里，杨家压低着嗓子，商量着如何洗刷冤屈。杨传珍兴奋地说：我去兰城公社反映，要不就去市委组织部，找俺赵大爷。

    杨茂勋说：算了吧。咱们刚过上安稳日子，你别再找事了。

    赵芙蓉说：我今天听广播，国家恢复高考，你能考大学了！她读过6年书，深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杨传珍头一扭：我不考学，我咽不下这口气！要让害我的人统统遭报应！

    杨茂勋说：人报不如天报。两年前，你有本事砍公社书记一刀吗？你能动得了武装部长吗？还是听你娘的，考上大学，将来地位超过害你的那些人，比下力气报仇划算多了。

    考大学？做梦吧！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呢。杨传珍沮丧地说。

    甭担心，娘有办法，只要你肯吃苦。赵芙蓉信心满满。

    杨传珍苦笑一声：吃苦？还有什么苦能赶上坐牢呢？让我天天吃黄连，也比受刑好受。

    赵芙蓉也真有办法，她把村子里几个上过初中、高中的孩子都请到家里来，供他们吃、留他们住，让他们集中复习，惟一的要求就是让他们当传珍的老师。

    杨传珍也看到了命运的一线曙光，没日没夜地学，恶补了一冬天的中学文化。

    奇迹发生了：杨传珍被枣庄卫生学校录取。尽管是中专，却能农转非，毕业后分配正式工作。

    邮递员送来录取通知书那天，村里轰动了，乡亲们摇头叹息：老天长眼，苦尽甘来！

    送走上门贺喜的乡亲，杨传珍和母亲抱头痛哭了一场！

    多少年了，命运一直攥在别人手里，这次终于自己做了回主，苦难的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1980年春天，中专毕业的杨传珍先在医院工作一段时间，调到峄城区防疫站工作。上班后，正赶上区里搞科技人员大比武，他收集卫生系统大比武的情况，写了篇题为《迎新答卷》的通讯，被区广播站录用。

    主持卫生局工作的副局长荆好成听了广播后，觉得稿子写得不错，问是谁写的，听说是个毕业不久的小伙子，爱才的荆好成就把杨传珍调到区卫生局当秘书。此时，杨传珍到防疫站上班才两个星期，凳子还没坐热呢。

    调到卫生局之后，峄城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每个局派一个人到农村搞调查，卫生局派杨传珍去。杨传珍在甘露沟公社几个村蹲了十多天，针对包产到户后农村发生的变化，写了1.5万字的调查报告，抄得工工整整。而其他业务局的调查报告，只有一两千字甚至几百字。

    这份调查报告，再次改变杨传珍的命运。区委书记王允琳看后十分赞赏，当即拍板：把他调到区委办公室，给我当秘书。

    就这样，杨传珍离开刚待半年的卫生局，成为区委书记王允琳的秘书。跨进区委办公室的那天，是1980年10月18日，正好是遭到逮捕的6周年。对杨传珍来说，这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杨传珍被区委书记亲自点将，成了区大院的一大新闻。很多人都在打听杨传珍的背景，也有人当面问他。开始，杨传珍老老实实说，我父母都是农民，哪有什么背景。那些人不相信，仍缠着他刨根问底。

    杨传珍被问烦了，心一横，索性往大的说，瞎编了一个背景：我舅舅和市委书记在抗日战争时一块儿打游击，他们是战友。

    没想到，那些人果然相信了，从此再也没人问他。在他们看来，这才是区委书记重用杨传珍的真正理由。

    1983年初，临近春节，杨传珍领受一个任务：代表峄城区委办公室，到台儿庄区委办公室走访。办公室主任特地给他派了辆吉普车。

    坐在象征身份的吉普车里，望着窗外急速倒退的白杨树，杨传珍百感交集，是扬眉吐气？是触景生情？是黯然神伤？他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他终于告别过去的苦难岁月。

    到了台儿庄区委，杨传珍受到区委办公室主任的热情接待，非要拉他去喝两杯。杨传珍死活不肯，生怕自己喝大了管不住嘴。虽然已脱离苦难，但心底的伤痕实在太深了，一想起来，心尖就会颤抖。

    他细细打量台儿庄。房屋还是那些房屋，街道还是那些街道，人似乎还是那些人。不过，他心中的感受却完全不同。

    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近台儿庄时，怀着朝圣般的虔诚，那时的台儿庄令他神往。

    他不会忘记，当他身陷囹圄、受尽折磨摧残时，台儿庄是那么冷酷、狰狞，令他伤心绝望。

    这次，当他成为台儿庄座上宾时，台儿庄又变得亲切、热情，给他隐隐作痛的创口投上一层光晕。可是，那个自称能当“皇帝”的疯子舅舅，却早就化作一堆白骨了。

    【银幕再现】

    当杨传珍眼里的台儿庄从冷酷、狰狞变成亲切、热情时，远在北京的两个年轻人，对她已是一往情深，向她投来热切的目光。他俩一位叫田军利，文化部共青团负责人；一位是他的好友费林军，电子工业部电视录像室编导。

    一个偶然的机会，田军利得到一本《李宗仁回忆录》，深为台儿庄战役所震撼。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文学艺术的兴盛时期，田利军萌发一个念头：将这场战役搬上银幕。他与费林军一拍即合，两人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许多参战者和目击者。电影文学剧本《血战台儿庄》数易其稿后，发表在1983年第四期的《八一电影》上。

    不过，剧本中的主人公并非是李宗仁，而是张自忠。两位作者的考虑是：与其他国民党将领相比，张自忠没有参加过内战，在抗日战场牺牲后，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词“尽忠报国”，人民政府后来还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以他为剧中的主人公不会有政治问题，电影审片容易通过。

    然而，剧本发表3年却无人问津，只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杨光远慧眼识珠。

    杨光远是山东城武人，台儿庄大战时只有8岁，17岁参加解放军，当过号兵、营部文书，干过专职摄影，1952年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学习电影摄影技术，长期拍摄记录片和军事教育片，1979年开始拍摄故事片，作品有《归心似箭》、《花枝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琵琶魂》等，1983年后开始担任导演，与人合作导演了《再生之地》。

    杨光远找到八一厂领导，推荐《血战台儿庄》剧本，建议搬上银幕。

    什么？拍台儿庄大战？厂领导惊讶地瞪大了眼，咱们是解放军的电影厂，哪有解放军拍国民党电影的？

    杨光远想想也是。国共两党水火不容，谁敢公开宣传国民党？既然厂领导顾虑重重，他也没这个胆量。那个年代，改革开放虽有几年，思想禁锢毕竟没有打开。

    转眼到1985年，适逢抗战胜利4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纪念馆首次展出正面战场部分，《人民日报》也在8月25日刊载《台儿庄光照人间》的文章。这些动作，传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贬斥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开始得到中共官方承认。

    北国之春的信息传到南国时，激活一个人的念头。他叫陈敦德，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他猛一击掌：我要帮成荫院长圆梦！

    陈敦德所说的成荫院长，是电影学院原院长、著名导演。1982年，陈敦德在电影学院进修时，成荫和他聊过一件往事：

    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归国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有一桌嘉宾是周恩来请的新中国电影界人士。那时，成荫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也在应邀之列。

    席间，周恩来端着酒杯，来给电影艺术家们敬酒。一杯酒下肚后，他特地走到成荫身边，对他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成电影。一是1938年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取得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归根。

    成荫知道，总理并非无心之语，这是给他交待任务哩。他使劲点头，回答说：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

    周恩来拍拍成荫的肩膀，笑着说：好，好！

    然而，成荫尚未开拍，“文革”就爆发了，这事就一直耽搁下来。不过，成荫心里铭记着总理的嘱托。

    成荫对陈敦德说：李宗仁是广西人，台儿庄战役时他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希望你将来回广西厂后，能配合我拍这部戏。

    陈敦德郑重答应。

    然而，两年后，成荫却猝然去世，抱憾终生。

    陈敦德一直记得成荫的那番话，见时机来了，他向厂领导建议拍摄台儿庄战役。这时候的形势，已不是两三年前了，何况拍的是广西名人李宗仁，厂领导果断答应。

    广影厂是个小厂，缺乏拍战争大片的经验和实力。厂领导派陈敦德北上，请杨光远执导。

    杨光远欣然应允，当即推荐电影文学剧本《血战台儿庄》。

    不久，广西厂花3000元买下剧本的拍摄版权。这样的价格，在当时算是高价。

    陈敦德读了剧本后，与杨光远商议：这个剧本中的主人公是讲张自忠，不是李宗仁。我觉得，这既与历史不符，也无法替成老还愿。我看，是否将剧本改为以李宗仁为主线，把写人物的命运改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和结果，用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这样可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

    杨光远思忖之后，点头赞同：你说得很有道理，就这么办！还有，影片不要用闪回，而是按时间顺序前进，突出历史的真实性，通过事件本身的生动、感人、真实，来增强银幕的冲击力量。

    他俩把构想告诉田军利和费林军，请他俩重新改写剧本。两位作者几易其稿，后又经过多方研讨，剧本前后修改17稿。

    这是大陆第一次拍摄国民党正面战场重大战役的影片，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有些人不解：共产党怎么能去歌颂国民党？表现他们打了胜仗呢？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通过。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

    八一厂的一些老同志好心地劝杨光远：拍这个干什么，我们党的抗战题材还没拍完呢。

    杨光远回答：国民党军队抗战本身也是中国军队的抗战，这是抗日战争，不是党派之争。

    杨光远的妻子汪友茂则坚定地支持他，对他说：你想拍，就去拍，现在不可能再打成右派了。

    在大陆的一些国民党老军人开始也不理解。郑洞国曾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平汉路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昆仑关战役，还担任中国远征军第一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在台儿庄大战期间，他是汤恩伯二十军团的第二师师长。杨光远去采访他时，他不愿接受采访，说：你们一拍国民党，就是歪戴帽，斜楞眼，都是反面的角色。

    杨光远把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诚恳地说：我是直面历史的，是实事求是的，你放心，我不会歪曲这段历史的。

    郑洞国这才放心，详细讲述了台儿庄战役的经过。

    台儿庄血战时，李仙洲是驻守枣庄地区的国民政府九十三军军长。杨光远辗转打听到他的住址，登门拜访。老将军已95高龄，听罢既惊讶又感动：共产党拍台儿庄，我还真转不过这个弯来。他兴之所至，眉飞色舞地介绍起作战情况。临别时，老将军执意把杨光远送到大门口，还庄重地行了个军礼。

    1985年11月1日，《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在北京举行，电影局局长石方禹亲自主持。中宣部、文化部、军事科学院等一些负责人、专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程思远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应邀出席。

    会上，程思远的两句精彩之言，让与会者频频点头：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他欣然出任该片顾问。

    在后来的影片拍摄过程中，郑洞国、郑庭笈、覃异之等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老将军，也倾其所知，热情给予指导。

    就在这时，80高龄的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访华。刚下飞机，听说有个关于台儿庄会战的剧本座谈会，主动要求参加。会上，他介绍自己47年前在台儿庄的情况，使主创人员大受裨益。

    后来，《血战台儿庄》中的“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画面，都是取材于伊文思的纪录片《四万万同胞》中的真实镜头。

    杨光远到台儿庄实地选景时，发现历经40多年的风雨侵蚀，原来的战斗遗址已经所剩无几，于是在原址上再造或修复一些重要场景，如名为中正门的大北门、中正门附近的清真寺等。这些场景并非是临时结构，而是与原建筑几乎雷同的永久性建筑，清真寺的墙仍是经受过战火的原墙。这些复原的建筑，成了今天台儿庄的大战遗址标志物。

    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血战台儿庄》摄制组。2月16日，大年初六，开赴山东外景地。由于这部电影场面很大，需要两位导演，另一位是翟俊杰。电影共拍摄4个多月。

    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亲自过问，派出一支800人的优秀部队参与拍摄。这些优秀战士表现出过硬的军事素质，为影片添彩不少。两军拼刺刀的戏，真实得犹如实战；为了拍好激战后的惨烈境头，战士们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躺在地上几个小时。

    整个拍摄过程中，现场的数百名群众演员，均由台儿庄百姓临时扮演。虽然都是免费义演，但群众都非常配合，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拍摄守城部队炸断运河浮桥的场面时，由于出现一个小失误，浮桥提前爆炸，轰隆一声巨响，顿时水柱冲天，把在场的全浇成落汤鸡，碎木板满天乱飞，毫无经验的群众演员吓了一大跳，现场一片混乱，幸好没有人受伤。

    按照剧本设计，影片结尾原本是“敲锣打鼓庆祝胜利”。杨光远从台儿庄政协获得一本小册子，里面收集了战地记者陆诒等当年采写的文章，陆诒对战后战场的生动描写，让杨光远深深震撼。他大受启发，果断决定修改结尾。

    观众后来看到的结尾，展现出一幅“血肉长城”的意境：在长达4分钟的镜头中，城墙犹如废墟一般，余火仍在燃烧，天空弥漫着浓烟，仿佛能嗅到呛鼻的焦煳味，日军的坦克成了一堆废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相互交叠在一起，只能从灰色军装和黄色军装上判断出敌我，城墙最高处，迎风飘扬着一面青天白日旗，旗面已经残缺不全，天空中回响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9月15日，《血战台儿庄》完成送审的混录双片。这部影片的剧中人物，从总指挥到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只有部分小人物虚构。影片成功刻画了李宗仁擅于用人、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形象，比如，举荐和激将张自忠反映出他的知人之智，收留谁也不要的川军说明他的容人雅量，明知韩复榘凶多吉少却故意装糊涂透露出他的老于世故，委婉地请求蒋介石不要越俎代庖表现他的先见之明……

    影片除了正面塑造李宗仁、张自忠之外，蒋介石、白崇禧、韩复渠、池峰城、孙连仲、王铭章、庞炳勋等历史人物都得到比较真实的再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一改往日电影对蒋介石形象的丑化，依据抗战初期的历史，把握住“抗日将领”的基调———他有偏袒嫡系的小心眼儿，但也有阻止日军猖狂攻势的决心和气魄；在为王铭章举行的葬礼上，他潸然泪下，在讲话时适逢敌机来袭，其他将领担心他安全，都劝他避一避，他慷慨陈词：慌什么，我们身为军人，要以王师长为榜样，临危不惧！

    这些正面展现蒋介石形象的镜头，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影片虽然拍摄得很成功，杨光远的心里却不轻松，因为能否通过电影局的审片，他心里并没有底。

    这时，他忽然想起毛泽东的那句评价：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对，请毛主席老人家为我撑腰！杨光远灵机一动，找了一卷有《论持久战》的《毛泽东选集》，随身携带着，以备若有人指责影片的主题时，用毛主席这段话来抵挡。

    审片会的规格出乎意料地高。10月22日晚，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第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程思远，还有军委及统战部、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等各部门的领导汇集电影局，审查影片《血战台儿庄》。

    习仲勋看完影片后，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审片会没提出任何删改意见，审查顺利通过。

    然而，就在杨光远长长舒口气时，出现一个意外。第二年一月，就在影片即将放映发行时，广西厂接到一个莫明其妙的通知，要求停止洗印和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大家的心境跌到了谷底。

    就在杨光远心灰意冷时，2月18日，电影局又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影片发行的指示。内容有3点：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泽东语录，可不加；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蒋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

    杨光远事后才得知，这一波三折的背后，曾经有着激烈的较量：审片会开过不久，这部影片意外引来一场口水仗，有关部门顶不住压力，不得不决定暂时停止洗印和发行。此事闹到中宣部，中宣部也拍不了板，只好呈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直到习仲勋作出上述3条指示后，风波才算平息。

    《血战台儿庄》在全国上映后，观众反响十分强烈，相继获得第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奖提名和最佳编剧、化妆、烟火等奖项，还有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中国政府授予的特别奖——反法西斯战争优秀影片奖，并被评为新中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

    【两岸融冰】

    在杨光远的创作生涯中，从来没有一部影片，会像《血战台儿庄》这样牵动人心。

    1986年6月，身在美国的李宗仁儿子李幼邻得知拍摄电影的消息后，马上赶回祖国探亲。飞机一落地，他就迫不及待地说：我先不去宾馆，现在就带我去看电影。

    接机的陈敦德挠挠头，有些为难：电影还在最后制作中，音乐还没有合成。

    李幼邻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

    在请示电影局后，陈敦德只好带着李幼邻直奔制作室，让他观看没有音乐合成的样片。

    看了不到10分钟，李幼邻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陈敦德惊讶地发现，整个观看过程，李幼邻一直不停地揩眼泪，甚至语带哽咽。

    看罢之后，李幼邻紧紧握住李宗仁扮演者邵宏来的手，使劲摇着说：太像我父亲了，太像我父亲了！话音未落，眼泪又夺眶而出。

    影片公映后，杨光远去加拿大访问，邂逅一位国民党退休少将。双方聊起来后，这位退休少将方知他就是《血战台儿庄》的导演，不由得肃然起敬，紧紧握住他的手，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胸怀来拍摄台儿庄大战，了不起！

    有一次，杨光远正在同大学生座谈。一个中年男子搀着一位老太太，探头探脑地进入会场，说是要见杨导。杨光远站起来说：我就是，请问你们是？

    那位老太太一听，顿时泪如雨飞，要给杨光远下跪。杨光远慌忙拦住，扶着老太太坐下，让人倒了两杯水，和蔼地对老太太说：您别急，有话慢慢说。

    旁边的中年人自我介绍说：我的父亲是池峰城，这位是我的母亲。

    杨光远一听，肃然起敬：哎呀呀，原来是抗日老英雄的家人，失敬失敬！

    池峰城的儿子向杨光远道出原委：父亲虽然是抗战英雄，但由于后来打过内战，所以一直没有得到过积极评价，家人也受到连累，几十年来处境坎坷，过得很艰难。看到父亲在电影中被塑造成英雄，我们全家人都激动不已，我母亲更是哭成泪人，把您当作恩人，一定要当面向您表示感谢！

    杨光远听罢感慨万端，诚恳地对他们说：你们不应该谢我，我只是个导演，影片能够拍摄并公映，完全来自于共产党客观对待历史的决心，来自于祖国大陆对海峡对岸的感情。

    在审查《血战台儿庄》影片时，阎明复就敏感地意识到，这部影片可以在对台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他对杨光远说：你这部电影抵我们好多年统战工作，我一定要把这部片子送到台湾去。

    出乎阎明复的意料，他还没有着手做这件事，影片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入台湾。

    1987年4月，《血战台儿庄》在香港举行首映式，受到观众热捧，票房收入居第三名。

    台湾“中央通讯社”香港负责人谢忠侯看完影片后，抑制不住激动心情，破例要通蒋经国的电话，迫不及待地报告：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哦？电话那端，蒋经国沉稳的口气有点惊讶，你详细说说看。

    比如说，王铭章师长在滕县保卫战中牺牲后，先总统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遇到日本飞机来扫射轰炸时，先总统临危不乱，依然发表讲话，神态镇定自若。谢忠侯兴奋不已，滔滔不绝。

    听罢谢忠侯的报告，蒋经国一改往常沉稳、低缓的语气，急切地对他说：你赶紧给我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是，我马上去办！谢忠侯领命。

    当时，香港尚未回归。谢忠侯知道，新华社香港分社是大陆政府的驻港办事机构。于是，他径直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告知此事，请他帮忙。香港分社负责人一听非同小可，当即向中央报告。

    最终，报告摆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胡耀邦当即挥毫批示：可以将此影片传至台湾。

    一部影片，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将两岸最高领导人的心连在一起。

    广影厂接受任务后，精心复制了一盘拷贝，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交给谢忠侯。谢忠侯不敢怠慢，立刻亲自专程送达台北。

    影片拷贝送达蒋经国办公室后，蒋经国急欲先睹为快，当即放下手头工作，就在办公室旁边的小型放映厅观看起来。

    看完影片后，蒋经国仰靠在沙发后背上，闭目沉思，没有发声，只有手指轻轻敲击着沙发扶手。良久，他睁开眼，做了个手势，放映厅的灯光缓缓亮起来，在场的人注意到，他的眼里闪着光。

    蒋经国一扬手，立刻有人趋步上前。蒋经国吩咐道：立刻通知下去，召集中常委全体人员，观看影片。

    人员很快到齐，蒋经国又看了第二遍。这样的现象，过去从来没有过。

    放映过程中，与会者个个屏气凝神，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为影片的画面，更为影片背后的政治意蕴。

    观看结束后，蒋经国转向大家，若有所思地说：这部影片虽然没有全面完整地展现台儿庄大战，但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斗几十年，中共能同意拍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错了。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才是。

    年迈的宋美龄听说大陆拍了这样一部影片，也十分关注，接连看了两遍。

    其实，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陆就调整对台方针政策，倡导和加强两岸人民往来，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具体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提出通邮、通商、通航的“三通”政策，并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结束了两岸持续30年的军事对抗。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对台工作的9条建议，史称“叶九条”，再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公开信，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开启海峡两岸和平接触之门。

    《血战台儿庄》在台湾上映后，宛如一石击水，同样激起不小的涟漪，许多报刊纷纷载文高度评价，一些国民党将领也称赞道：中共有这样的胸怀来拍摄台儿庄大战，真是了不起！

    大陆的这些友善之举，在岛内外产生空前热烈的反响，强烈冲击了国民党僵化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大陆政策。国民党当局开始调整大陆政策，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方针，从而使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对峙的新时期。

    廖承志的公开信发表后，表面看来风平浪静的海峡两岸，其实已经暗流涌动。蒋经国的密使沈诚，以香港商人的身份三度北上，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最后一次的1986年10月，根据蒋经国“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沟通”的明确要求，他设法见到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最高领导人。

    1987年3月19日，沈诚返回台北，将一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蒋经国如获至宝，对杨尚昆的信反复研读。6天之后，他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对沈诚说：我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1987年7月15日，台湾正式宣布，废除已实施38年的“戒严令”。

    同年10月15日，蒋经国终于抛弃自己制定的“三不”政策，宣布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海峡两岸隔离38年后，台湾首次开放在台人员回大陆探亲，两岸坚冰开始悄然融化。

    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一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两岸曙光在前时，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突然病逝。

    中共中央立刻向台北发去唁电，对蒋经国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肯定他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为两岸关系缓和作出的努力。

    【树碑立传】

    就在孤寂的台儿庄重新引起人们注意时，台儿庄也在悄悄嬗变。

    1987年2月，徐以铭调任中共台儿庄区委书记。这一年，他37岁，风华正茂，是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县（市、区）委书记之一。

    徐以铭是沂蒙山区的沂水人，从工人一步步成长起来，调任台儿庄前，当过3年枣庄市物资局长，结下广泛的人脉。

    枣庄市有五区一市：薛城区、峄城区、市中区、山亭区、台儿庄区和滕州市。徐以铭上任时，台儿庄有25万人口，年财政收入仅500万元，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在枣庄添末席，省财政每年还要补助68万元。山东是独立电网，惟有台儿庄区接毗邻的江苏电网。整个台儿庄区没有一部程控电话，徐以铭办公室用的电话是手摇机，号码仅两位数。全区没有消防车队，只有工商银行和农村信用社。

    徐以铭年轻有闯劲，当了6年的区委书记，没有穿过西装，整天穿着一双黄胶鞋东奔西走，借助当物资局长攒下的人脉，修路，建桥，架电网，挖环城河，装程控电话，一点点完善基础设施，拉开城市框架。

    直到今天，台儿庄的老百姓依然对他念念不忘，说多亏他当年基础打得好，才有现在这样的城市规模。

    但是，最让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徐以铭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建起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一部《血战台儿庄》，让久被遗忘的台儿庄声名鹊起，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少人慕名而来，参观大战遗址。然而，除了广影厂建的几处拍摄景点外，可供参观的大战遗址难觅踪迹。每次看到客人失望的样子，徐以铭觉得汗颜。

    1990年，山东省社科院一位学者给枣庄市委、市政府写信，建议建一座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市领导批示给徐以铭，让他拿个意见。

    这正中徐以铭下怀。此前的1985年8月，在台儿庄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座谈会”上，曾有人动议建设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但没有了下文。

    建纪念馆需要钱，市里答应出50万元，其他钱得靠区里自己筹。当时，区财政收入全年只有3000万，家底太薄。

    区、市没有钱，徐以铭就找省里要。他兴冲冲地跑到省计划委员会，向一位副主任说明来意，恭恭敬敬递上一份报告。

    这位副主任皱着眉头，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漫不经心地把报告草草浏览了一遍，随手往桌上一扔，一句话就把他撅了回去：共产党的事我还办不完呢，还给你办国民党的事？

    碰了一鼻子灰的徐以铭并不甘心：既然我是给国民党建馆，那就找国民党吧。他列了一份名单，都是参与指挥台儿庄大战的国民党重要将领，设法给他们的后代去函，请他们募捐。然而，这些信函全都泥牛入海，没有一个回复。

    这招行不通，徐以铭又想出一招。他把几家区属企业的头头找来，逼着他们凑份子。

    这些企业隶属区政府管辖，企业老总的任命权在区委，自然不敢公然违抗，但是心里是不愿意的。

    有位企业老总将了徐以铭一军：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企业，拿钱帮国民党树碑立传，这样做合适吗？

    另一位企业老总干脆直言：徐书记，您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可得讲政治，不能犯政治错误。

    是啊，这要搁在“文革”，我连想都不敢想，话刚一出口就会被扣上大帽子。徐以铭说，但是，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再这么想，就是观念落伍了。《血战台儿庄》电影不是大张旗鼓地为国民党作宣传吗？

    企业老总们低着头不吭声。徐以铭环视着他们，目光如炬，语气凝重：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与日本人打，也不要忘记国民党同日本人干。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我们的前辈，他们为了抗击侵略者，为了中国同胞不做亡国奴，为了中华民族不受外侮，连命都丢在这了，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难道不该为他们树碑立传，不该让我们的后代记住他们吗？

    说到这里，徐以铭端起桌上的茶杯，咕嘟咕嘟喝了两口水，越说越激动：如果我们还持这么狭隘的观念和偏见，他们如果地下有知，该是多么寒心！要说讲政治，这才是讲政治！如果这会犯政治错误，那我甘愿犯错！

    徐以铭的一番慷慨激昂，让大家心头一震。他们抬起头，争先恐后地说：

    徐书记，您不用说了，道理我们懂了，我们不会让先烈们寒心！

    需要我们出多少钱？只管说！

    看到大家踊跃的样子，徐以铭感到莫大宽慰。他宽慰的，不是解决了资金困难，而是改变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过，他还是体谅到企业的困难，没有狮子大开口。同时，又从区财政里挤出一部分，凑足建设资金。

    1992年底，历时一年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主体工程建成，共耗资2000多万，相当于当年区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

    12月28日，纪念馆竣工的鞭炮硝烟尚未散尽，徐以铭调离台儿庄，赴任山东省科学院副院长。

    1993年4月8日，是台儿庄大战胜利55周年。这天，大战纪念馆张灯结彩，宾客盈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和当年参战将士及其亲属、子女代表，世界各地专家、学者、记者等数百人，应邀出席大战纪念馆开馆典礼。

    在两排松柏的映衬下，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庄严肃穆。阳光下，腥红色的外墙像是当年烈士流淌的血液。整个纪念馆面积6000平方米，融展览馆、书画馆、影视馆、全景画馆为一体，气势雄伟，庄严肃穆，馆名由著名书法家启功题写。主体建筑物前方，矗立着一座黑色大理石纪念碑，正面镌刻着张爱萍将军洒脱飘逸的手迹：台儿庄大战纪念碑。碑阴的碑文，由程思远先生撰文、著名书法家权希军书丹。

    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心情会不由自主地沉重起来。展览馆共有3个展室，墙上挂满黑白图片，图片下陈列着大战时中日双方资料、文物，有1000多件。置身其间，思绪便坠入那段令人窒息的泣血岁月。

    庞大的烈士墙，留住了我的脚步。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显得是那样冰冷。我的内心受到强烈冲击：这些冰冷的名字，每一个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呵！这些曾经生龙活虎的生命，瞬间被一颗子弹、一块弹片、一把刺刀夺去。假如他们能侥幸躲过那颗子弹、那块弹片、那把刺刀，他们便可尽享天伦，也早已儿孙绕膝了。

    面对着这堵烈士墙，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又觉得很幸运，很幸福。

    全景画馆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据说，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抗战为题材的大型全景画馆。它是18边形的筒式建筑，高28米，直径43米，由绘画、地面塑型、灯光、音响和解说5种形式合成，集声、光、塑、形及气势恢弘的画面于一体，把当年那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惨烈，生动地再现在世人的面前。

    讲解员小宋说，1996年9月，国家6部委将纪念馆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6月，中宣部又将纪念馆命名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那天，我从纪念馆走出来时，夕阳正在亲吻着远处的山峦，一抹晕黄的光芒给纪念馆镀上一层金边。这时，我忽然想起那天站在沂河西岸茶叶山上的沮丧。与沂河两岸游荡的孤魂野鬼相比，台儿庄的英灵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终有寄身之所，他们的后人也有了凭吊之处。

    虽然暮色深沉，我的心情却迈过沉重的门槛，滑过些许温暖。眼前，分明有一片光明。

    【孜孜以求】

    自从挣脱人生的厄运，杨传珍的生活平静安逸，在峄城区委办公室工作，从秘书干到科长，娶妻生子，又当上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兼保密局长。

    1990年，区委书记杜学平在上任后不久，把杨传珍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传珍，我看你写的文章跟别人不一样，有文化底蕴，没有套话，观点新颖，充满灵气。你现在是科级干部，将来也可能熬个副县，熬个副县也不过如此，有点可惜了。你应该走治学的道路，你是函授大专毕业，可以考研。杜学平是文革前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从政后，非常爱才。

    考研？杨传珍眼睛一亮：我想都不敢想，我试试！

    杜学平果然好眼力。杨传珍苦学一年，第二年被吉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录取，师从著名金学专家王汝梅教授。王汝梅应邀赴加拿大讲学期间，他有幸成为著名诗人公木教授的学生。杨传珍对公木仰慕已久，对他填词的《八路军进行曲》和《英雄赞歌》烂熟于胸。

    1994年，杨传珍毕业，因是在职全日制性质的研究生，学习期间仍保留原职务，毕业后可以回到峄城区委工作，也可以另谋高就。这时，杜学平已担任枣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区委书记是牛家义。

    临毕业时，杨传珍找到牛家义。那时，研究生还很稀罕，整个枣庄也没有几个，主要集中在枣庄师范专科学校，行政机关几乎没有。所以，外人看好杨传珍的前途，以为他不会再回峄城了。

    传珍啊，你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牛家义给杨传珍倒了一杯茶，关心地问。

    牛书记，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换个岗位吗？杨传珍双手摩挲着膝盖，有点不好意思。

    当然，当然。我会考虑的。牛家义满口答应，杨传珍上学前已经当了几年办公室副主任兼保密局长，经过3年的研究生深造，换一个更重要的岗位，或者提拔一级，是正常的。他问了一句，你对岗位有什么要求？

    杨传珍低头想了想，斟词酌句：如果可以让我选择的话，我想到政协文史委、区政府史志办或地名办要一个岗位。

    咦？牛家义愣了一下，皱了皱眉头说，这，恐怕不合适吧？

    杨传珍一听，以为自己的要求太高了，急忙解释：我在学校学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用于教学和传授可以，但要成为一个学问家，知识体系有缺项，我想补上西方的东西，这些部门相对清闲，我可以有时间学习。如果您觉得我的要求太过分，那就别为难，我到外面去找岗位。

    我不是这个意思。牛家义摆摆手，史志办、地名办、政协文史委都不行，那是二线部门，把你一个堂堂的文学硕士安排到二线，别人会说我不识才。

    他思忖了一番说：这样吧，档案局虽然庙小了点，毕竟也算是一线的，你去那里吧。

    杨传珍沉吟了一会，这个岗位虽然离自己的期待有点距离，可基本上还是符合自己心愿的，就答应了。

    就这样，毕业后的杨传珍成了峄城区档案局长。当时，档案局只有七八个人，就他一个局领导。不久，区委又提拔两名副局长，都是女同志。

    他把两个副局长约到一起：我给你们分工，一个管内，一个管外。如果你俩吵架，我就出来拉架；如果你们不吵架，我就在屋里读书。

    让杨传珍满意的是，两名副局长配合得很好，他得以在屋里安心读书。

    这一读，就是整整8年。

    许多年之后，杨传珍回忆说，自己之所以能站稳大学讲台，靠的就是那些年鬼使神差的阅读。

    这期间，杨传珍遇到两个贵人：

    一个是鲁南籍旅美台湾作家王鼎钧。王鼎钧在台湾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海外中国人的良心”、“台湾文学崛起的山梁”，是数一数二的散文大师。王鼎钧通过书信或电话提醒他：读书要读“大书”，即某个学科的开山之作和集大成之作，不要读资讯量稀薄的图书，文学作品一定要读经典，不要读速朽的时尚之作。

    关于在台儿庄的那段经历，王鼎钧说：爱你的人使你幸福，害你的人使你深刻，你要对伤害者“心存感激”，由“爱仇敌”到“没有仇敌”，由耿耿于怀到同体大悲，生活强迫你喝下浊水，你要用自己的才情、修养、境界，过滤那水，蒸馏那水，化浊为清，再还给江河湖海，这样就提高了人生。他用文学语言作比喻：大地受到伤害，却报之以鲜花。

    另一个贵人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楼肈明。楼肈明是台湾文学研究专家，曾任社科院文学所图书室主任。杨传珍每隔一两个月，就要拉着一个箱子上北京，到社科院文学所借书。每次去，楼肇明都会帮他挑书，说这本书你要读，那本书你要读。每次去，先送回一箱子经典，再带回来一箱子。

    8年间，杨传珍读了上千本社科院文学所和楼肇明的个人藏书，西方的思想史、哲学史和20世纪文学、美学理论经典，他通读了大概，在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学作品，均一一过目，还精读上百位台湾文学大家的代表作，汲取对岸同行精致典雅的语言营养。

    这期间，他创作出版了一部25万字的长篇小说《神骸》，通过描写一个葬礼，表现中国传统文化被商品经济消解的主题，初版9000册一销而空，随后又重印6000册。他的中篇小说《阴阳劫》，被《小说月报》转载，短篇小说《误入小康的癞鸭子》获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

    在官场上，能在一条冷板凳上纹丝不动稳坐8年，是需要很大定力的。有人觉得杨传珍屈才，无法理解他静如止水的心态，也无法体会到他内心的知足。有人把视他为书虫子，却未发现，他那双犀利之眼，始终都在密切关注周围的一切。

    2001年底，忽然传来枣庄师范专科学校要升本科院校的消息。他连忙找到亦师亦友、亦兄亦父的老上级杜学平，说自己想到枣庄师专任教。

    已经担任枣庄市委副书记的杜学平一听，当即表示赞赏。他说：枣庄师专需要高学历的人才，你愿意调到学校教书育人，学校肯定欢迎。他当即拨通校长的电话，推荐杨传珍。

    校长求之不得，高兴地说：学校申请升本，高学历教师的比例是重要硬件，别说是杨传珍这样的人才，就是普普通通的硕士，我们也高价引进呢。

    第二天，杨传珍到枣庄师专见校长。校长问他：你舍得放弃档案局长的职务吗？

    杨传珍淡淡地说：一个小小的科级局长，有什么舍不得的！

    要不要为你保留原先的级别？如果要，我们可以安排你担任系里的副书记、副主任。在很多人眼里，级别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关键要素，杨传珍资历深，自然会在意级别。

    杨传珍诚恳地说：我不要级别，就当一个普通老师，老老实实教书就行了。人各有志，他是为了找一个清静之地，远离世俗的纷扰。

    杨传珍的调动很顺利。在中国，没有比领导干部辞职更容易办的事了。动一个领导岗位，意味着可以带动一串人挪窝，皆大欢喜，谁还会阻挠？

    2002年春天开学后，杨传珍夹着教案走进课堂。当他站在讲台上时，心里十分欣慰：3年研究生，8年冷板凳，终于学有所用了！

    一晃几年过去，杨传珍先后开了十多门课：西方文学评判史、西方美学史、20世纪西方文论、文学概论、美学原理、写作学、秘书学、秘书实务、公文写作、中外文化精神、文艺学。另外，还为老年大学开设唐诗鉴赏和宋词鉴赏，为旅游系开设导游词写作课程。

    按说，一个副教授，在短短几年内开了这么多课，不可能讲好。可是，学生们反映，杨老师的课，新鲜、实用、透彻、好听。他以教材为主干，却不拘泥于教材，左右开弓，旁征博引，信手拈来，风趣幽默。每次学生给老师打分，杨传珍总是名列前茅，多次位居第一。一位中文系本科毕业生回忆说，他4年中一共听杨老师7门课，几乎没发现一句话是重复的。

    在如鱼得水般的欢愉中，杨传珍度过平静而充实的5年。到2007年，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台儿庄要搞旧城改造开发了。

    台儿庄！多少年来，这个词成了杨传珍心中不敢碰的禁区，每当别人提起，他就会油然想起那苦难的岁月，甚至会产生窒息的感觉。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再次敲击着他的心扉。冥冥之中，他似乎觉得自己的命运也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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