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当然必须要提与治疗有关的话题，不仅如此，因为与治疗的现象有关，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事实；假如没有关于这个新事实的知识，那么大家对之前所研究过的疾病一定无法有个深刻的了解。我想大家可能并不希望我只讲实施分析治疗的技术，你们想要知道的是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和成就。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你们是有知道此事的权利，但是我并不想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自己去摸索！你们可以想想，从引起疾病的条件直到病人内心起作用的因素，你们基本上都已经掌握了重要的事实！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治疗到底会对哪些病起作用呢？我先告诉大家哪些病不在治疗的范围内。
其一，是遗传的倾向。我没有经常提到遗传，因为这个问题在别的科学中已经被强调过，我们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可说。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因此忽略和轻视了它。我们从事分析，当然要知道遗传的势力，然而，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使遗传有所改变，这是本问题中一个预定的材料，遗传限制了我们努力的范围。
其二，幼时经验的影响。在精神分析中，幼时经验往往是最重要的材料，可是它们属于过去，让我们没有用武之地。
其三，人生所有一切的不幸。现实幸福被剥夺，往往会使人丧失生活中一切爱的成分，比如穷乏、家庭的不睦、婚姻的失败、社会处境的不良、道德的过度压迫等。尽管这方面看起来有很大的治愈可能，可是，我们不是神仙，没有施恩降祸的能力，我们无钱无势，只靠医术谋生，当然不能像其他门类的医生一样施术于贫苦无依的人们；因为我们的治疗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劳力的。不过，你们可能还是会坚持上述这些因素中一定会有一种有接受治疗的可能。
如果社会传统的道德剥夺了病人的快乐，那么我们在治疗时就可以鼓励并劝告他们去打破这些障碍，为了换取满足和健康就要以牺牲理想作为代价。事实上，这种理想虽为不少人推崇备至，但将之弃之不顾的也大有人在。既然健康的获得自由的生活，那就难免会让精神分析沾上违反一般道德这个污点：因为它让个人受利，而让社会蒙害。
到底是谁给你们关于精神分析的这个错误印象的？当然，分析治疗有一部分包括对于生活要自由些的劝告——假如没有别的理由，那就是因为病人在力比多的欲望与性的压抑，或肉欲的趋势与禁欲的趋势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并非能用帮助一方来压服另一方就能得以解决。
对神经病人来说，虽然禁欲主义一时占了上风，但结果是被压抑的性的冲动以症候的方式得以发泄。如果我们转使肉欲方面占了上风，那么被忽视了的压抑性生活的势力就会到症候中去寻求补偿。这两种办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因为有一方面始终无法得到满足。而那些矛盾不是很激烈，通过医生的劝告就能收效的例子是很少见的，实际上这些例子是根本不用精神分析来治疗，因为只要是易于感受医生影响的人们，即使没有这个影响也一定能自求解决。
事实上，一个绝欲的男人如果决意要进行非法的性交，或者一个不满足的妻子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情人来求得补偿，那么他们绝不会先去求得医生或分析家的允许，然后才随心所欲。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容易忽略了整个问题的要点，即神经病人致病的矛盾与矛盾着的各个冲动的常态争衡是不同的，因为常态争衡的两种冲动在同一个心理领域之中同时存在，而就致病的矛盾来说，这两种势力中的一种被禁闭于潜意识的区域之内，另一种则进入前意识和意识的平面之上。因此，这种矛盾一定不会有最后的结局。这两种势力要见面非常困难，二者无异于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如果想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让两者在同一个场所之内斗争并取得平衡；我认为这就是精神分析的主要工作。
但是，如果你们认为精神分析法是以劝导人生或指示行为为要点，那你们可就错了。事实上，我们在力求避免扮演导师的角色，我们希望能让病人自己解决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经常劝告接受治疗的患者对生活暂时不要做出重要的决断，比如关于事业、婚姻的选择或离婚等，等到治疗完成之后再说。这大概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吧。不过，对于年轻或不能自立的患者，我们就不再坚持这种限制，而是要兼任医生及教育家。我们深知自己那时的责任重大，必须要小心谨慎地从事。
虽然我极力辩护分析的治疗决不鼓励自由的生活，不过大家不要因此认为我是在提倡传统的道德，这两者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并非改良家，只是观察家；既然要观察，就离不开批判，所以，我们不会拥护传统的性道德，也不会赞许社会对于性的问题的处置。其实，我们很容易证明人世间的所谓道德律所要求的牺牲，经常要超出它本身的价值，而所谓道德的行为也通常是虚伪和呆板的。我们不会对病人隐瞒这些批判，而当他们对待性的问题时，一定要让他们像对待其他问题一样，可以习惯于在考虑时不带偏见。如果他们在治疗完成之后，能在无条件的禁欲和性的放纵之间选取适中的解决方法来解决自己的矛盾，那么不管结果怎样，我们都不必承受良心的谴责。不管是谁，只要完成了训练，认识了真理，就能增加抵抗不道德危险的力量，即使他的道德标准在某方面不同于一般人。
你们也不要过高估计禁欲的致病威力。事实上，只有少数因剥夺作用及力比多储积而致病的患者用性爱的方式取得了治疗的效果。因此，你们不能用放纵性生活来解释精神分析的疗效。我记得我曾说过一句话来驳斥你们的这一推想，这可能会让你们走上正路：我们之所以收到成效，可能是因为用某种意识的东西代替了某种潜意识的东西，或者说把潜意识的思想改造成意识的思想。如果你们能这样，就等于击中要害。当潜意识扩大进入意识，压抑就会被打消，症候就会被消灭，而致病的矛盾就变成了一种迟早可以解决的常态的矛盾。我们的工作就是让病人能有这种心理的改造，这种改造能达到何种程度，病人们就能得到何种程度的利益。如果压抑或类似于压抑的心理历程全被解决了，那么我们的治疗也就算完成了。
我们可以将自己治疗目标表达为：消除压抑作用或填补记忆的缺失使潜意识成为意识。这些所指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你们可能并不满足于这句话的解释，认为神经病人的恢复与这句话阐述的内容大不相同。在你们看来，病人既接受了精神分析的治疗，就应该变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而你现在听到整个的经过只是让潜意识的材料与以前相比有所稍减，而意识的材料只比原来稍微增加而已。你们可能不明白这种内心改造的重要。虽然一个内心接受了治疗的神经病人表面上看起来依然故我，但他确实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物——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在最优良的环境下养成最优良的人格的人。这可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如果你们能知道我们在分析上取得的所有成就，能知道我们用最大的努力来引起这种心理上看似琐屑的改造，那么就更能了解各种心理平面差异的重要了。
我现在说句题外话，请问你们是否知道所谓“原因治疗”的意义。原因治疗是指抛开疾病的表现形式，而去寻求突破点以根除其病因的一种治疗术。那么精神分析算不算是一种原因治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绝非一件简单的事，不过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这类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当精神分析的治疗不以消除症候为直接目的时，就与原因治疗的进行基本相似，而在其他方面却不相同。现在假设我们能用某种化学的方法来改造心理机制，或者能随时增减力比多的分量，或者能牺牲了某一冲动而增大另一冲动的势力，那么这就会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原因治疗，而我们的精神分析也就能成为侦察原因时不可或缺的首要工作。然而目前还没有这种影响能够达到力比多的历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精神治疗术不以消除症候为目的，而是向症候下层的点上进攻，而我们只有在很奇特的情形之下，才有可能接近这个点。
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使病人的潜意识进入意识呢？过去我们认为这事很简单，只要找出这种潜意识的材料告诉病人就可以了。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谬误。我们知道，病人的潜意识与他所知道的自己的潜意识并不是同一回事，我们将所我们知道的事告诉了病人，病人却未必能够达成同化，并以此来代替自己的潜意识思想，通常情况下他们只会兼容并蓄，实际上的变动是很少的。因此我们必须仍以形势的观点来对待潜意识的材料，应该到病人记忆中最初产生压抑的那一点上去作探寻。一定要先消除这种压抑，这样用意识思想代替潜意识思想的工作才能马上完成。
可是要怎么去消除这种压抑呢？于是我们的工作就进入了第二阶段：首先是发现压抑，其次是消除这种压抑所赖以维持的抗力。那么这个抗力又如何才能消除呢？
答案是：先找出抗力的所在，然后告诉病人。抗力可能源于我们力求消除的压抑，也可能源于更早活动过的压抑，它们都是为了抵抗不适意的冲动。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与之前一样，即对这些情况加以解释，然后告诉病人。抵拒或抗力属于自我，而不属于潜意识，自我则一定会和我们合作，即使它不是意识的也没关系。“潜意识”一词在这里大概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指一种现象，一方面指一种系统。这听起来似乎是很难理解，但其实这不过是我之前所说的话的重述——我们之前早提到过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因解释而辨认出抗力的所在，那么我们就会因此而消灭这种抗力和抵拒。可是，有什么本能的动力能供我们支配而让这件事有成功的可能呢？
首先，病人必须要有恢复健康的欲望，愿意和我们合作；其次，要借助病人理智的帮助。病人这种理智是因我们的解释而增强的，如果我们能给他一点提示，那么病人会很容易就用理智地辨认出抗力，并在潜意识中找到与这个抗力相当的观念。如果我告诉你：“仰头看天，你会看见一个氢气球。”或者假如我只请你抬头看天，问你可以看见什么，两相比较当然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容易看见氢气球。学生第一次看显微镜，教师一定要告诉他要看什么，否则镜下即使有物可见，他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我们还是来说一些事实吧！就神经病的各种形式，如癔症、焦虑现象、强迫性神经病等来说，我们这种方法求得压抑、抗力以及被压抑观念的所在的办法都取得了成效，借此，病人就能克服抵抗、打破压抑，并将潜意识的材料变为意识的材料。在治疗过程中，每当一种抗力被战胜时，我们都可以感到病人的内心中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决斗。斗争的双方，是要援助抗力的动机，和要打消抗力的动机，二者总是在同一区域内作常态的心理斗争。前者是原来建立起压抑作用的老动机，后者则是新近引起的动机，有望帮助我们解决矛盾。而我们常做的就是将已经因为压抑作用而暂时和解的斗争重复引起，拿来做解决问题的手段。首先我们要告诉病人，前者足以致病，而后者可以恢复健康；其次，我们要告诉病人，自从他的那些冲动遭到拒斥之后，现在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了。因为那时的自我柔弱幼稚，害怕受到力比多压迫的危险，总想退缩，但现在的自我已经变得强大，又富有经验，而且还能获得医生的援助，所以，当矛盾再次被引起时，会得到比压抑作用更完满的结果。大家如若不信，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癔症、焦虑性神经病及强迫性神经病中治疗成功的案例。
不过也有一些其他疾病，虽然情况与此相似，但凭我们的治疗却无法取得效果。就这些病症来说，是自我和力比多之间发生了一种矛盾，从而造成压抑——这种矛盾与移情神经病的冲突在形势上有一定的差异。另外，我们也能在病人的生活中追溯到压抑所发生的点，于是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给他以同样的帮助，告诉他所要求得之事；同时，现在和压抑成立时的时距也十分有利于化解矛盾。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终究无法克服一种抗力而消除一种压抑。这些病人，如妄想狂者、抑郁症者及患精神分裂症者，也可能不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影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智力上的欠缺？当然不是！要接受精神分析当然要有一定程度的智力，可是就如最聪明而能演绎的妄想狂者来说，难道他的智力比不上别人吗？事实上，这些病人们也不缺乏其他所有的推动力量。比如与妄想狂者不同，抑郁症患者深知自己的病痛之苦，但却并不会因此就较易受影响。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一种没有弄明白的事实，于是不免对自己是否真正具有了解他种神经病的治疗能力而产生了怀疑。
现在如果专门讨论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病，又会马上遇到第二个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实。病人在稍微接受治疗之后，往往对我们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行为。我们本以为已经注意到了所有能够影响治疗的动机力，并且充分估计到了我们自己和病人之间的情境，因而得出一个十分可靠的结论，然而在我们的预估之外，似乎有一种我们没有估计到的东西突然出现了。这个意外的新现象异常复杂，我先举一些常见而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病人本来应该只专注于解决自己的精神矛盾，可是却突然对医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兴趣。他把与医生有关的事看得比他自己的事还重要，于是他不再集中注意自己的疾病。他和医生的关系也开始变得非常友好和善，他还特别顺从医生的话，并对医生极力表示感激。此时，医生往往对病人也会产生好感，并庆幸自己能够治疗拥有这样态度和善的病人。医生也会经常从病人的亲属口中听到病人对自己的称赞。病人认为医生拥有各种美德，因此常常不绝于口地赞美医生。亲属们也经常对医生说：“他对于你异常钦佩、异常信任，在他听来你说的话就是真理。”此时可能也会有明眼人插进一句话：“除了你以外，他根本不说任何其他的事，总是引述你的话，简直有些令人生厌了。”
医生当时自然很谦逊，他认为病人之所以如此尊重他，一是因为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恢复健康，二是因为治疗的过程让病人增加了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有了惊人的进步，病人了解医生的暗示，将注意力集中在治疗工作上，于是，当分析过程中需要病人的回忆和联想时，病人几乎很快就能提供出来，而且他的解释十分正确可信。医生感到十分惊奇和高兴，认为病人能够如此愿意接受这些本来深为外界健康人所驳斥的新的心理学观念，简直是太不容易了。分析中存在这种和睦共处的关系，病人的情形在实际上取得进步也不足为怪。
可是这种好天气并不会持续多久，阴霾终于到来了。病人说自己再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了，分析开始陷入僵局。我们很容易看出病人对这种工作已不再感兴趣，有时医生叫他说出他随时想到的事，而无须加以批驳，他似乎也听而不闻了。他的行为开始不受治疗情境的控制，似乎他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和医生合作。此时，即使从表面来看，我们也能很明显地发现他有了一些秘不告人的事情，从而让他的精力分散了。这就是治疗不易进行的情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产生了一种强有力的抗力。那么，这秘不告人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有了解这种事情的可能，就会发现这个扰乱治疗的原因就是病人把一种强烈的友爱感情转移到了医生的身上，而这种感情又并非医生的行为和治疗的关系所能解释的，这种感情所表示的方式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会随着两人之间的情形不同而有所变化。假设患者是一个少女，而医生是年一个年轻男子，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出结果了：一个女子经常单独和一个男人见面，又向他谈及心腹之事，而这个男人又占有指导者的地位，那么这个女子对这个男人产生爱慕是很正常的——不过一个神经病女子爱的能力自然略有变态，这一事实可暂置不论。两人之间的情境越是与这个假定的例子不同，则其倾慕之情也就越不容易理解。假如一个年轻女子遇人不淑，而医生也还没有所爱，那么她若对医生有热烈的情感，愿意离婚而委身于他，或愿意与他私相恋爱，这也是可以令人理解的。即使在精神分析以外，这种事情也属常见。可是在这种情境之下，女子和妇人们经常会做出这种惊人的自供，即爱上自己的医生这件事，足以看出她们对于治疗问题是持有一种特殊态度的。她们已知道除爱情之外，再没有什么能够治疗她们的疾病了。事实上，在治疗开始的时候，她们就已经期望能从这种关系上获得实际生活中所缺乏的安慰，而正是因为有这种希望，她们才忍受着分析的麻烦而不惜披露自己的思想，也才如此容易了解那些正常情况下难以接受的事。可是，这种自供状态确实让我们感到惊骇，因为我们所有的估计都化为乌有了。
我们怎么可以在整个问题中忽略了这一最重要的元素呢？事实证明，我们的经验越多，这一新元素也越不能否认。这个元素会改变整个问题，也会抹杀我们科学的估计。就前几次来说，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分析治疗时的一个意外障碍而已。可是这种对于医生的垂爱即使在最不适宜或最可笑的情境之内也不可免，如老年的女人和白发的医生之间，其实根本无所谓引诱一说，那我们就不能将其看成是意外，而要承认它的确与疾病的性质存在密切的关系了。
这个我们必须承认的新事实，就叫作移情作用，这里指的是病人移情于医生。由于这种情感的起源无法用受治疗时的情境解释，因此我们更怀疑这个情感起源于另一个方面，即这种感情已经事先在病人心内形成了，只是趁治疗的机会才转移到了医生的身上。移情可以有很多形式，可表示为一种热情的求爱，也可采取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如果一个是少妇，一个是老翁，那么她虽不想成为他的妻子或情妇，却可能想成为他的爱女，力比多的欲望稍加改变就变成了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愿望。有些妇人知道怎样升华自己的移情作用，使其有必须存在的理由；有些则只能表现为粗陋的，几近原始的形式。不过这些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其起源之相同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要问这个新事实的范围，就需要再说明一点。比如男性的病人是否也有移情作用呢？事实上，男性也有移情作用，而且基本情形和女性一样。他们同样倾慕医生，夸大医生的品质，并顺从医生的意旨，嫉妒一切与医生有关的人们。移情的升华较多见于男人和男人之间，直接的性爱则较少发生，这就如同病人所表现的同性爱倾向都可表现成其他方式一样。而且男性的病人还有另一种表现方式，即反抗的或消极的移情作用，这种方式初看起来与刚才所说过的正好相反。
移情作用在治疗的开始就存在于在病人的心中，且在短时间内具有最强大的动力。这种动力的结果，如果能够引起病人的合作，将会十分有利于治疗的进行，当然没有人看见它或注意它；与之相反，如果这种动力变成抗力，就会十分引人注目了。移情作用之所以会变成抗力，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爱的引力已太强大，已露出性欲的意味，因此内心就产生了对自身的反抗；二是友爱之感转变成了敌视之感。敌视情感多发生在友爱情感后，并常借友爱情感作为掩饰。如果两者同时发生，那么就可以作为情绪矛盾的好例子了，这种情绪矛盾支配着人与人之间所有最亲密的关系。所以，敌视的感情和友爱的感情都表示出一种依恋之感，就如同反抗和服从虽然相反，其实都有赖于他人的存在一样。病人对于医生的敌视，也可称之为移情，因为治疗的情境并非引起这种情感的原因，所以用这个观点来看消极的移情作用，也符合上面所说的积极的移情作用的观点。
移情作用到底起源何处呢？它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困难？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困难？又能因此得到什么便利？这些问题只是对于精神分析法作专门的说明时，才能加以陈述，这里只能稍微提几句。
病人因受移情作用的影响而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自然应该顺从这些要求，如果要怒加拒斥，就未免太愚蠢了。其实，要克服病人的移情作用，不如直接告诉他，他的情感并非起源于现在的情境，和医生也没有多大关系，这只不过是重复呈现了他已往的某种经过而已。于是，我们可以请他将重演化作回忆。这时，我们平常所看成是治疗障碍的移情作用，不管是有爱的还是敌视的，就都可以转变为治疗最便利的工具，被用来揭露心灵的隐事。可是，这种意外的现象还是难免会让你们感到惊异，为了消除你们因此而产生的不愉快印象，我还得略说几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分析的病人的病情还不能说已经宣告终结，它就像生物体一样在继续发展着。刚开始治疗时还无法阻止这种发展，不过当病人接受治疗之后，整个病的进程就立刻朝一个方向集中，即集中于对医生的关系。可以说，移情作用就如同一株树的木材层和树皮层之间的新生层，由此才有新组织的形成和树干半径的扩大。
移情作用如果发展到这个程度，那么对于病人回忆的工作就会退居次要的地位。那时我们所诊治的就不再是旧症，而是一种新创立并经过改造的神经病了。精神分析者可以追溯这个旧症的新版是如何开始的，又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它的中心目标，所以他比谁都熟悉这个经过。为了适应新起的意义，病人的所有症候都抛弃了其原来的意义。这个新意义就包含在症候对移情作用的关系之内，否则也只有那些能适应这种意义症候才留存而不消灭。如果我们可以治愈这个新得的神经病，就等于治愈了原有的病，或者说完成了治疗的工作。病人如果可以摆脱掉被压抑的本能倾向的影，而与医生保有常态的关系，那么在离开了医生之后，也仍然可以保持健康。
移情作用对于癔症、焦虑性癔症及强迫性神经病等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些神经病都可同属于“移情的神经病”。不管是谁，如果可以从分析的经验对移情的事实获得一个正确的印象，就不会再怀疑那些在症候中求发泄而被压抑的冲动的性质了；这些冲动都带有力比多的意味。可以说，我们是在研究了移情的现象之后，才更加深信症候的意义是力比多代替的满足的。
不过，我们现在有必要更正之前对于治疗作用的某些概念，以期与这一新的发现协调一致。我们通过精神分析发现，用抗力解决常态的冲突常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来帮助他恢复健康，不然的话，他就可能会重蹈覆辙，让已经进入意识的观念重新降落到压抑之下。这个斗争的结果仅取决于他与医生的关系，而不取决于他的理解力，因为他的理解力不强也不自由，还无法有此成就。如果病人的移情作用是积极的，那么他就会对医生表示尊重、信仰，并深信他的观点；如果没有这种移情或移情是消极的，那么病人就很难去专心倾听医生的论点了。
信仰起源于爱，刚开始是不需要理由的。如果理由是被爱者提出的，那也只是到了后来才加以批判的审查。没有作为后盾理由的爱在支撑，就不足以使病人或一般人受其影响，因此一个人就理智方面来说，也只有当力比多投资于客体时，才有受人影响的可能。因此，我们说，对于有自恋倾向的人们，即使拥有最优良的分析术，只怕也无用武之地。
其实，常人也具有将自己的力比多投射在他人身上的能力，而神经病人移情作用的倾向只不过是将这一通性进行了加倍地发挥。而对于如此重要而普遍的通性，竟没有人加以注意和利用，难道不是很奇怪吗？事实上，早就已有人注意并利用过这一同性了。伯恩海姆就曾以其敏锐的思想将人类的受暗示性作为其催眠说的根据。事实上，他的所谓“暗示感受性”也就是移情作用的倾向，由于他将这种倾向的范围缩小了，所以就没有将消极的移情算在内。不过，伯恩海姆从来没有说过暗示是什么，是怎么起源的。在伯恩海姆看来，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根本无法解释。他并不知道暗示感受性有赖于性或力比多的活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之所以在治疗方法中之所以要放弃催眠术，只是为了在移情作用中发现暗示的性质。
不过，现在我要暂停一下，给你们留一些考虑的时间。我知道大家此时心中已滋生出一种激烈的抗议，如果不给你们机会发表，就难免会剥夺你们的注意力。我想你们一定会认为：“你终于承认自己也像催眠术者那样利用暗示的帮助了。我们一直都这样认为，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迂回曲折地去追求过去的经验，发明潜意识的材料，解释各种化妆，耗费那么多时间、劳力和金钱，最后还不是在用暗示作为有效的助力？你为何也像那些忠实的催眠术者，是采用暗示的方法来治疗症候呢？如果你认为，用这种迂回曲折方法就能让隐藏在直接暗示之后的，许多重要的心理学事实显露出来，那么谁又能证明这些事实是可信的呢？这些事实难道不也是暗示或无意暗示的产物吗？你难道无法让病人接受你的想法以便对你的思想更为有利吗？”
你们提出的抗议非常有力，我必须给予回答，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恐怕不能作答了。那就等下一次再说，有机会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今天我必须要对在开始时所说的话做一个结束。我曾告诉大家，说要借助于移情作用来解释我们对自恋神经病无法收到治疗效果的原因。我只用几句话来解释就足够了，你们由此就可看到这个谜题是如何轻而易举就被破解，各个事实之间是如何相互贯通的了。经验证明：自恋的神经病人不具备移情的能力，即使有，也只是极其微弱。他们之所以离开医生，并不是因为敌视，而是因为不感兴趣。他们不受医生的影响，对于医生说的话不感兴趣，只是冷漠对待。因此对他人能够收效的治疗，如因压抑导致的重复致病冲突，以及对抗力的克服等，对他们却都无法产生效力。他们总是故步自封，常常自动做出一些努力，试图恢复健康，但结果却反而引起病态，对此我们也是鞭长莫及。
通过对这些病人的临床观察，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一定是放弃了力比多在客体上的投资，而将客体的力比多转化成了自我力比多。所以，这些神经病与第一组神经病（如癔症、焦虑症及强迫性神经病）是有区别的，他们受治疗时的行为也充分证明了这个揣测。因为他们没有移情作用，所以没有受到我们治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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