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青瓷

    中国直到东汉时期才烧制出成熟的瓷器，这是我们祖先为世界文明史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我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祖先就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了。这就是灰陶。

    到夏代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祖先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量的长石、石英等成分，从而烧制出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这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于原始青瓷了。由于器表无釉，人们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我们祖先造出了一种青釉器。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击时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这种青釉器的表面涂了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与一般陶器极不相同，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了瓷器的标准条件。如“商原始青瓷尊”，河南省郑州二里岗出土，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尊高2.5厘米，口径18.3厘米，大口，宽沿外卷，方唇，颈内收，折肩，深腹，圆底微内凹，肩与腹部拍印小方格纹，胎质青灰，器表涂一层发亮的釉。此尊造型规整，火候高，轻击时可发出金石声，是商代原始瓷器中的精品。

    又如“西周原始青瓷盘”，江苏省金坛县出土，现藏于镇江市博物馆，高4.5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6.3厘米，敞口，浅腹，壁略鼓，平底，盘内壁饰弦纹，盘外素面，器表涂青黄釉，釉又薄又亮，表现出西周原始瓷器的造型与施釉工艺的较高水平。

    这一部分瓷器用高岭土做胎，一方面提高了烧成温度，使胎质坚不渗水；另一方面也使胎子的颜色由深变浅，提高了洁白程度。器表涂一层用草木灰和瓷石配合而成的高温釉，经过1200℃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胎釉结合在一起，使器物具备了瓷器的条件。

    原始青瓷所涂的釉是用石灰石加黏土配成的，在氧化气氛中烧成。因为含铁元素，所以呈青绿、黄绿、灰绿、褐绿等色。

    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这种青瓷的胎料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胎料中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带有明显的原始性，因此人们称之为“原始青瓷”。

    这时，制陶工具改善了，工艺水平提高了，人们对制陶原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才能烧出初步达到瓷器标准，但在某些方面尚不够完善的原始青瓷。

    商周时期是我国从陶器过渡到瓷器的渐进阶段，也是原始青瓷的发生发展阶段。

    当时，青釉器制作工艺水平低下，胎中还是有一定量的铁成分，在略低的温度中烧结，颜色较深，透光性较差，还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二）东汉青瓷

    东汉晚期，我国终于出现了青瓷。

    浙江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瓷土矿，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土。用这种瓷土作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瓷胎含铁量较高，适于烧制瓷器。高价铁在烧制时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温度下烧成瓷器。

    这时，陶车上出现了瓷质轴顶碗，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做快速而持续的旋转。

    设备改进了，瓷器的质量和产量都提高了。这时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用1260℃—1310℃高温烧成，胎和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青瓷表面涂釉，釉层透明，晶莹润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接着，黑釉瓷器也出现了。这种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惹人喜爱。

    青瓷的呈色剂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因此称为青瓷。如果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成为白瓷了；反之，如果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上的区别。

    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时发出的声音十分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釉面匀净，如“东汉人形灯”，高47.8厘米，灯碗呈浅盘形，灯座塑成一个巨人形象，双眼和鼻子刻画得栩栩如生，口部刻成方孔，胸前抱着一只硕大的老鼠，十分有趣。巨人的双肩、双手和双腿均趴着许多老鼠。灯背面在釉下刻着“吉祥”二字。又如“五联罐”，主体是一个侈口直颈大罐，颈部较长，在肩部四周黏结四个同样的小罐，器形特殊，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这些瓷器均为当时青瓷的精品，是东汉瓷器的代表作。

    （三） 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的大动荡时期，南北制瓷业的发展极不平衡。南方瓷器精品仍时有出现，如“三国青瓷薰炉”，1991年8月于湖北省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馆。此炉高25厘米，腹径44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29厘米。此器分为两部分，上为薰，状如碗；下为炉，状如簋。薰和炉可分开使用，也可相叠同时使用，为青瓷器中少见之名器。

    在相对比较安定的南方，以浙江越窑为中心，继承并发展了东汉青瓷的成就，被称为“六朝青瓷”。

    东起沿海的江、浙、闽、赣，西到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烧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其窑场分布在浙北、浙中和浙南地区，分别是唐代德清窑、越窑、瓯窑和婺窑的前身。如“西晋越窑青釉双系鸡头水盂”，高5.8厘米，直径10.8厘米，造型可爱，像一只小鸡卧在地上，为西晋典型瓷器。又如“东晋青瓷虎形烛台”，1958年于浙江省永嘉县礁下山永和十年墓出土，现藏于浙江省温州市博物馆。此器高30.1厘米，长12厘米，口径3.7厘米，呈虎形，四肢伏地，昂首瞪眼，双耳竖立，微露虎牙，尾巴上翘，呈猛虎守卫烛台之态。虎背上耸立一支烛管，竹节形，又高又稳，造型新颖，别开生面。

    从西晋末年开始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衰落，瓷器生产委靡不振。

    北魏太武帝统一中国北部后，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农业得以恢复发展，手工业也复兴了。这时，河北、河南一带成了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瓷器又获得了新生。

    北齐时期，白瓷出现了。早期的白瓷胎料细而白，但未上护胎釉。后来，上了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如“北齐白釉莲瓣纹罐”，高19厘米，口径7.5厘米，腹部呈圆鼓形，下有圈足，口颈适中，肩有四系，提时既平稳又方便。

    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白瓷的发明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黑瓷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也开始了黑瓷的烧制。黑瓷釉色漆黑光亮，瓷胎坚硬，又细又薄，制作规整。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北方青瓷胎体厚重，与六朝青瓷相比显得形体硕大，装饰方法较多，有模印、堆贴、雕镂、刻画等，纹饰中受佛教影响的纹样如莲花纹、忍冬纹等较为多见。

    （四） 隋唐五代瓷器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瓷业在黄河南北发展起来，成为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基础。隋瓷出现了大量精品，如“隋安阳窑青瓷弦纹四系罐”，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高18.7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9.9厘米，圆口微侈，鼓腹，平底。肩有四系，肩、腹有两组带状纹。青釉涂至腹下，底足无釉，釉面略呈黄色，整体造型古朴庄重。

    青瓷虽然是隋代瓷器的主流，但白瓷与北朝相比也有了较大的进步。这时的白瓷胎质更白了，釉面光润，胎釉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隋代瓷器在瓷胎上采用白色化妆土，上釉之前精选含铁成分少的白瓷土细密地挂在坯上，避免了瓷器烧成后胎体表面粗糙、坯面出现孔隙和胎体颜色不美等弊病，增强了釉色透明莹润的质感。白瓷釉色透明度的提高和呈色的稳定是隋代制瓷技术的重要成就之一。

    唐代青瓷在隋朝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著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子呈淡灰色，紧密坚实，釉薄而匀，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色。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遍，餐具、茶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无所不备，如唐“白釉褐斑瓷羊”，1975年于江苏省扬州市西门外扫垢山唐城遗址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高3.2厘米，跪卧在板座上，双眼圆睁，平视前方，双角直立，嘴角微张，短尾下垂。瓷羊通体涂白釉，釉质光亮透明，额头涂褐彩斑点，神态自然，形象逼真，讨人喜欢，是一件不可多见的玩赏珍品。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北方邢窑白瓷风靡一时。

    北方邢窑白瓷与南方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因此人们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制瓷业的特点。

    北方瓷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为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唐朝灭亡后，五代的瓷器造型沿袭了唐代的风格，如“五代白瓷划牡丹纹枕”，1956年于江苏省新海连市出土，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高10.4厘米，长17.8厘米，宽12.5厘米，长方形，六面体，中间下凹，两端微翘。长方形弧面中央划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四周为平行双线边框，四壁略呈梯形，各有一长方形凹框，四周有突棱一道，平底。枕的表面涂白釉，釉色光亮纯净。枕胎洁白细腻，较硬。五代白瓷以光素居多，有少量的刻花装饰，但不流行。此枕精巧秀美，花纹舒朗简洁，代表了五代时期白瓷制作的最高成就。

    五代时期，白瓷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瓷窑大多仍在烧造。但是，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制瓷业的进步与发展受到了限制。

    （五） 宋代瓷器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宋代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宋代瓷业的繁荣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

    瓷器在东汉出现后，很快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并逐渐传到长江中游、上游地区和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宋代著名窑系除了为数众多的民窑外，宫廷还建立了汝窑、钧窑、哥窑等官窑，生产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如“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高6.9厘米，横23厘米，纵16.4厘米，口径 23 厘米，足径 19.3×12.9 厘米，重670 克。此盆椭圆形，侈口，深壁，平底，窄边棱，下有四个云头形足。盆壁胎薄，底足略厚。通体满布天青釉，极匀润；底边釉积处略含淡碧色；口缘与棱角釉薄处呈浅粉色。整器釉面纯洁如玉，毫无纹片，温润素雅，给人以雨过天青的美感，传世极少，弥足珍贵。

    南方瓷系产品造型比较秀气，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南瓷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高。南瓷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瓷器烧成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

    北方瓷系产品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北瓷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北瓷胎色较南方偏深，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宋代瓷窑体系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等特色形成了六个体系：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与宋朝并立的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即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也都有各自的制瓷业。这些地区所生产的瓷器除具有本民族特色外，还明显受到了唐、宋北方诸窑的影响。

    契丹人在立国以前，主要以游牧、渔猎为业，制瓷业尚无基础。辽的手工业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制瓷业也不例外，辽的制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富有游牧民族的特色，如皮囊壶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辽瓷除某些器物造型特殊外，烧瓷工艺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相同，如“辽白釉猪头形瓷埙”，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高6.2厘米，猪头形，整体呈圆球状，双耳略为突起，喙不突出，唇稍翘起，有鼻有眼，憨态可掬，颇为可爱。此埙胎质稍粗，手制而成，上有三孔，即吹孔和按孔。表面涂白釉，釉色较灰。瓷埙为乐器，也是一种带有玩具性质的口笛。这种瓷埙在辽的一些窑场都有生产，十分流行。

    西夏的制瓷业有本民族的特色，如“白釉褐花天鹅纹瓮”，高58厘米，口径17厘米，底径17厘米，侈口，卷唇，鼓腹，肩部有6个系。瓮肩一圈绘7朵卷瓣莲花；瓮的腹部周围绘11只天鹅，向一个方向展翅高飞，上下排列或双或单，姿势优美，构图新颖。寥寥数笔，勾勒出天鹅逼真而生动的神态，浪漫自然，显示出群鹅冲向青天的磅礴气势。天鹅被党项族称为天神之鸟，西夏人崇尚白色，白天鹅象征圣洁。此图寓向往美好幸福之意，胎釉俱佳，图案更美，堪称西夏瓷器中的极品。

    金代瓷器在我国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金代瓷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金代前期瓷器釉色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加工粗糙，胎骨厚，颜色杂，釉面不匀，缺乏润泽感。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在他的引领下迅速地发展起来，从而刺激了制瓷业的发展，北方的定窑烧制出好多精美的瓷器，如“金定窑赭釉鱼藻纹瓷匜”，1975年于吉林省前郭县塔虎城出土，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高6厘米，口径17厘米，呈直壁圆钵形，胎较薄，一侧口边有平槽短流，矮圈足。此器内外为两种釉色，外赭内白。内底阴刻一尾鲤鱼，刻纹精细，鳍鳞俱全。鱼的上方有水藻，鱼的下方有起伏的水波纹，构成一幅生动的图画。此器造型美观，制作精细，施釉独特，是北方定窑瓷器中极为少见的珍品。

    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器大量运销外国。南宋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德化窑、同安窑的产品，如“南宋龙泉窑青釉塑贴双鱼纹洗”，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高6厘米，口径23.5厘米，足13厘米，敞口，折沿，圈足。洗心内塑着两条游鱼，外壁刻凸菊瓣纹一周。口沿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相互对应，可穿金属提环。釉色青翠，鱼纹清晰，是南宋龙泉窑的典型作品。

    北宋灭亡时，窑工纷纷南迁，带去了北方的新工艺，使南方的青瓷工艺和白瓷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从而形成了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六）元代瓷器

    元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元代的钧窑、磁州窑、霍窑、龙泉窑、德化窑等主要窑场仍在烧造我国传统瓷器品种。

    由于外销瓷增加，元朝瓷器生产规模普遍扩大，不但大型器物增多，而且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了。

    在众多窑场中，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

    首先，景德镇窑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制温度，减少了器物的变形，因而能烧出颇具气势的大型瓷器。

    其次，景德镇烧出了青花、釉里红等名贵瓷器，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具有强烈中国气派与风格的釉下彩瓷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青花是指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优点十分突出：一是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窑内气氛对它影响较小，烧成范围较广，呈色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即先绘画，后涂釉，纹饰永远不会褪掉；三是青花的原料是含钴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埋藏，还可以从波斯进口，有充裕的原料可供使用；四是青花瓷的白地蓝花明净素雅，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五是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青花瓷器的这些优点是其他各类瓷器无法与之相比的，因而一出现便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青花瓷器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标牌产品，畅销国内外，如“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大罐”即青花精品，描绘的是鬼谷子下山的情景：鬼谷子坐在由狮和虎共拉的两轮车上，后面跟着两个骑马的人，其中一个武官打着一面旗，上写“鬼谷”二字。鬼谷子是中国古代著名谋略家，曾教出孙膑、庞涓、苏秦及张仪等高徒。

    釉里红是指用铜红料在胎上绘画后，再涂一层透明釉，高温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釉里红和青花同为釉下彩，只是呈色有红、蓝之分。它们同样是用笔在胎上绘画，差别只是一用铜，一用钴。它们都要在高温下烧成，但对气氛要求不同。釉里红对窑中气氛要求严格，铜非得在还原焰气氛中才能呈现红色；而青花对窑中气氛要求稍宽，窑室气氛的变化对钴呈蓝色的影响不大。因此，青花瓷器的烧制比较容易，而釉里红瓷器烧制很难，如“元景德镇窑釉里红雁衔芦纹匜”，1980年11月于高安市出土，现藏于高安市博物馆，高5.5厘米，口径14.3厘米，底径8.7厘米，撇口，底略内凹，长方槽形短流，流下有一卷云形小系，芒口，砂底。此器腹下部饰有艳丽的釉里红宽带纹，内刻水波纹，底心绘飞雁衔芦纹，巧妙地利用釉里红呈色的变化，十分精美。

    元代景德镇窑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明、清两朝制瓷业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因此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荣获“瓷都”之美誉。

    （七）明代瓷器

    明朝建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稳定，南北各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于工业产品的需求。明朝瓷器不仅畅销亚洲各国，而且还大量销往欧洲。

    当时，外商根据本国的生活需要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他们所需要的瓷器。我国许多窑场适应西方市场的需求，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输出。

    16世纪，明代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

    明朝瓷器生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快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品种上，明代不仅有青花瓷，还出现了釉上三彩瓷，如“明嘉靖景德镇窑素三彩龙纹绣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高34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22.5厘米，鼓形，上下圆面。此墩腹部上下各有凸起鼓钉一周，墩面绘双龙荷花纹。腹部纹饰三层，上下绘回纹各一周，中部绘双龙穿莲花纹。此墩整体纹饰为黄、绿、紫三色，色彩协调，构图生动，是嘉靖素三彩的代表瓷器。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窑、龙泉窑仍在烧造外，瓷器生产已经遍及河南、山西、甘肃、江西、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琉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山西所制的法华器多为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年间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不同：景德镇所烧制的法华器用瓷胎，而山西所烧制的法华器用陶胎，因而烧成温度不一样，如“明景德镇窑法华彩堆贴菊花耳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高43厘米，口径10.1厘米，足径15.9厘米，撇口，圆腹，圈足，颈部两侧各堆贴一只菊花形耳，器体浅雕折枝菊花及飞鸟纹，彩釉以蓝为地，交错涂以紫、绿、白、黄等色。此瓶釉色鲜亮，为景德镇仿山西法华之杰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则是在明代开始的。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德化窑的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到欧洲后，法国人又称它为“鹅绒白”“中国白”，如“明晚期德化窑白瓷雕花耳杯”，小巧玲珑，精美如玉。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聪明的制瓷工人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如“明成化景德镇窑斗彩绿龙纹盘”，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高4.5厘米，口径20厘米，底径12.3厘米。盘内壁涂以白釉，光洁晶莹。外壁釉下用青花勾勒出双龙戏珠纹，并在釉上轮廓线内填以绿彩，彩色透明，色调淡雅清新，是成化彩瓷中难得之珍品。

    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不仅满足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还担负着宫廷御用瓷器的制作，全国制瓷业中心的地位岿然不动。

    （八）清代瓷器

    清代前期和中期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时期，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府为了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蠲免一些赋税、对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国家越来越富强。他从小努力学习汉族文化，并十分喜爱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他在位期间，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的影响，如“清康熙景德镇窑画珐琅菊花方壶”，高9.6厘米，口径6厘米，壶内施浅蓝珐琅，器表颈部为浅蓝地，每一菊瓣内各画一朵小菊花。壶腹为黄地，四面以菊瓣式铜圈围成开光，其内部绘有不同颜色的盛开的菊花各一朵。此壶形制端庄稳重，线条流畅，是康熙时期的首创器型，其后出现的与之相同或相近的造型都是以此为雏形演变而成的。

    康熙死后，雍正即位，励精图治。他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对瓷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山水人物斜方笔筒”，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高14.2厘米，边长10.2厘米，边宽7.7厘米，呈平行四边体形，底微内凹，侧面有垂直细棱纹，前后两面用仿木纹釉作边框，足以乱真，框内微下凹，一面绘墨彩山水图，一面饰粉彩人物图，形象生动逼真。

    雍正死后，乾隆即位，国家更加富强。他对各类瓷器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下令集中全国最好的能工巧匠到宫中，制造出精美的瓷器珍品。乾隆时期的突出成就是转心瓶的烧制，如“清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高40.2厘米，口径19.2厘米，足径21厘米，瓶口外撇，颈短粗，两侧堆塑象耳，垂肩，鼓腹，圈足。此瓶内部套着一只直腹小瓶，与外瓶颈部相接，可以转动。小瓶白釉地上饰粉彩，瓶的颈部与肩部各绘12个开光，上下相对。颈部开光中，有楷书“万年”“甲子”及篆书天干名；肩部开光内是用篆体书写的地支名。腹部饰黄地缠枝花纹，并镂出四组四季园景开光景窗，透过景窗可以看到套瓶上的婴戏图，图上的童子或骑马，或执旗，或持伞盖，或击鼓，或打灯笼。此瓶象耳、口沿及镂空景窗边缘部位均施金彩。瓶的口、颈都能转动，尤其是颈部和肩部的一部万年历，可以使天干与地支转动相配，有实用价值。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贸易机构，将中国瓷器运到欧洲，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商号，仅在伦敦就有52家。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繁荣，中国瓷器的生产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如康熙青花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瓷器的色彩更丰富，更明亮。

    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的阶段，黄、蓝、绿、矾红等釉色也有很大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雍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瓷工们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如粉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

    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仿古、仿其他工艺和仿外国瓷器的制品都极为精致。

    清代瓷器的产地比较广，而代表整个时代水平的仍是瓷都景德镇。

    青花瓷器仍是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但民窑比官窑的烧造技术要高，民窑的釉上彩也比官窑丰富多彩。其他瓷器产地如福建德化窑、广东石湾窑也很活跃。

    嘉庆前期，基本上仍保留着乾隆朝的遗风。但从整体上看，已远逊于乾隆盛世了。这时，士大夫阶层风行鼻烟，瓷制鼻烟壶除粉彩外，也有不少青花和白釉的。

    道光时期，青花和颜色釉制作已趋衰落。粉彩瓷器的数量虽然很多，但品种、造型已大为减少，产品中以莲花型的盘、碗较为突出，少量慎德堂款的粉彩、霁蓝描金和抹红描金瓷器较为精致。此外，陈国治所制的黄釉仿象牙瓷器也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咸丰朝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国内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中度过的，官窑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更趋低落，但民间日用粉彩瓷器却还有一定的数量。

    同治、光绪两朝，整个社会陷于动乱，景德镇瓷窑虽然没有停止生产，但所制瓷器大多是一些宫廷应酬、赏赐之物。民窑所产虽无特殊精致之作，但数量却是巨大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民窑烧制了一些比较好的仿古瓷，如“清光绪景德镇窑反瓷贴捏彩绘水洗”，高13.8厘米，口径23厘米，底径18厘米，口沿如唇，鼓形腹，平底足，足心微微下挖一块，大小似纽扣，口阔底宽，给人以平稳的感觉。此器弧圆形的轮廓增添了动势，避免陷入呆板之态。腹内满施乳浊状哥釉，白中泛灰，肥厚润泽，开有不规则的方圆形纹片，妙趣天成。腹外壁以白色反瓷为地，素胎无釉，粘贴着密密麻麻的如高粱米粒大小的圆珠，与腹内的哥釉开片遥相呼应，极为和谐。腹部中间以铁褐色釉绘饰葡萄藤，缠绕一周，每串葡萄旁都有一只小松鼠垂涎窥视。葡萄成串，老鼠多子，寓意多子多孙，家丁兴旺。此器交叉运用捏塑、堆贴、彩绘、划花、反瓷、哥釉等多种装饰技法，各尽其妙。

    由于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制瓷业渐趋衰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瓷都景德镇终于获得新生，中国制瓷业又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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