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宰相传-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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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韬武略治世能臣——曹操传

    曹操(155~220),是东汉末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姓曹,名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是汉朝相国曹参的后代。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曹操封魏王。谥号武王。曹操文韬武略杰出,才干非凡,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对东汉末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变革和文化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打黄巾攻董卓

    《曹瞒传》里说,曹操又名吉利,小字阿瞒。所以曹操也被称为曹阿瞒或者曹瞒。曹操的父亲叫曹嵩(字巨高),做过中常侍(太监)曹腾(字季兴)的养子,曹腾的父亲叫曹节(也有人认为叫曹萌。字符伟)。《曹瞒传》和《世语》中说,曹嵩本姓夏侯,是夏侯憞的叔父。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可靠,虽然陈寿在《三国志》中比较暧昧地将诸夏侯、诸曹放在一起列传,但是《三国志》中却也详细交代了曹家和夏侯家后人通婚的情况。按照古人同姓不通婚的原则,曹嵩本姓夏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曹嵩到底姓什么?陈寿说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曹操少年时机警,有权术谋略,而且以侠义自任,放纵不羁,不修养品行。学业,所以社会上的人尚未认识他的卓越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南阳郡的何偶看重他。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要动乱,不是闻名于世的杰出人才是不能拯救的,能够安定天下的人,大概是你吧!”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荐举为孝廉,做了郎官,出任洛阳北部尉,步入了仕途。后调升顿丘县令,征召任命为议郎。

    中平元年春二月,钜鹿人张角发动三十六万人在全国各地进行农民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席卷各地。因起义军以头裹黄巾为标志,史称黄巾起义。汉灵帝大惊,命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率步骑四万余人重点进攻颍川黄巾军,曹操也被封为骑都尉协同作战。曹操与皇甫嵩、朱儁合兵作战,击退敌军。不久张角病死,被开棺戮尸,其弟张梁也战死,黄巾起义宣告失败,曹操以军功升迁为济南相。济南是青州治下的一个郡国。由于天子封了子孙在济南国为王,所以济南不称郡而称为国。济南相就是济南国的国相,当时王公是不能直接过问属国事务的,必须由中央任命的国相来管理属国,国相的地位和太守大致相当。曹操在担任济南相的时候还是颇有一番政绩的:济南国有十余县,很多官员都依附贵戚,狼狈为奸、贪赃枉法,前任的国相都因为畏权不敢举奏。曹操上任后,立即整顿吏治,上奏将其中八县的长官免职。以前,城阳景王刘章曾经有功于汉,在他的属国有人为他立祠,青州其他郡国也纷纷效仿,其中济南国立的祠最多,大约有六百余。商人和官员崇尚祭祀,奢侈之风蔓延,而人民生活却很贫困。曹操到任后,破坏祠屋,严厉禁止这样奸邪、鬼神的风气,使人民安居乐业。曹操在担任济南相之后转为东郡太守,可他没有去上任,称病还乡。

    孝灵皇帝中平五年,冀州刺史王芬、前太傅陈藩的儿子逸、平原术士襄楷、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等人联合了一些豪杰,计划假称黑山贼攻破了一些城池,要求起兵讨伐,趁皇帝北巡河间的时候起兵谋反,废掉汉灵帝,立合肥侯,杀尽宦官。他们把这件事情知会曹操,曹操说:废立的事情对全天下来说是有影响的,古人中有能力行废立之事的,也只有伊尹和霍光二人。而此二人都是心怀忠诚,居于宰辅的高位,手中握有权利,且顺从众意才得以成功的。现在你们这些人只是考虑了前面这些轻率的行动,却没有看到当今行事的困难。然而世事造化是无常的,你们的计划必会失败,这是很危险的。后来王芬等人果然事败。

    金城人边章、韩遂杀了刺史、郡守,进行叛乱,部众十多万人,天下骚乱、动荡。征召曹操做典军校尉。恰逢灵帝逝世,太子即位,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何进和袁绍策划诛杀宦官,太后不听从,何进就召来董卓,想利用他来胁迫太后,董卓未到达而何进被杀了。董卓到后,废黜少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刘协。董卓上表推荐曹操做骁骑校尉,打算跟他商议国事。曹操于是改名换姓,从小路向东回乡。出了虎牢关,经过中牟县,被亭长怀疑,逮到县里。县城中有人暗中认出他,替他求情,得以释放。董卓终于杀了太后和弘农王。曹操到了陈留,散发家财,纠集义兵,准备凭借这支队伍来诛杀董卓。冬季十二月,开始在己吾起兵,这一年是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季正月,后将军袁木、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胄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都起兵,各有数万人,推举袁绍做盟主。曹操代理奋武将军。

    董卓听到义兵起事,就逼迫天子迁都长安。董卓留守洛阳,于是焚烧了宫殿。这时,袁绍驻扎在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驻扎在酸枣,袁术驻扎在南阳,孔伷驻扎在颖州,韩复在邺城。董卓兵力强大,袁绍等没有人敢领先进军。曹操道:“发动义兵来讨伐逞凶作乱的人,大军已经集合,各位还迟疑什么?假使董卓听到崤山以东的义兵起事,倚仗朝廷的重威,占据二周的险隘,向东进军来控制天下;即使他的行为违背道义,也能够成为祸害。如今焚烧了宫殿,劫持天子迁都,海内百姓震动,不知道归附谁,这是天灭亡他的时候啊,打一仗就可以使天下安定了,不可以丧失时机啊。”于是率兵向西,准备占据成皋,张邈派部将卫兹分兵跟随曹操。抵达荥阳的汁水,碰上董卓的部将徐荣,交战失利,士兵死伤很多。曹操被流箭射中,所骑的马也受了伤,堂弟曹洪把马让给曹操,得以乘夜逃脱,徐荣见到曹操所率领的士兵虽然少,却奋战一整天,认为酸枣不容易攻下,也就率兵撤回。

    曹操回到酸枣,各路军队十多万士兵,天天摆酒盛会,不考虑进取。曹操责备他们,乘机献计说:“请各位听从我的计策,让勃海海太守袁绍率领河内的军队进逼孟津,酸枣的各位将领防守成皋,占据敖仓,封锁轩辕和太谷,完全控制它的险要地方。让袁术军率南阳的军队进驻丹水、析县,进入武关,以震撼三辅;所有的军队都构筑高深的壁垒,不跟敌军作战,多布置疑兵,显示天下的形势,以正义诛伐叛逆,是可以很快平定的,如今军队依据正义而行动,却抱着犹疑的态度而不前进,使天下的人失望。我私下替各位感到羞耻。”张邈等人不接受这个意见。

    曹操士兵少,就和夏侯惇等人到扬州招募士兵,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听送给士兵四千多人。回到龙亢县,士兵大多叛逃了。到了铚县、建平县,又收集士兵,得到一千多人,进驻河内。

    袁绍和韩馥策划立幽州牧刘虞做皇帝,曹操抵制这样做。袁绍又曾经获得一方玉印,在曹操座中举着朝向他的手臂,曹操由此耻笑并且厌恶他。

    初平二年,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人率领十万余人攻打冀州的魏郡、兖州的东郡等地,刚上任的东郡太守王肱抵挡不住。曹操引兵到东郡来救援,在濮阳城(东郡郡治)击溃了白绕。袁绍就上表朝廷,推荐曹操接替王肱担任了东郡太守,移治东武阳。

    从表面上看,袁绍只是上表推荐曹操担任东郡太守,朝廷似乎并没有批复。其实在那个群雄割据的时代,皇帝连自己都顾不了,哪还管得了这些军阀当不当官的事呢?一般地,只要有人推荐你当什么,你就是什么了,根本不用等朝廷回复,上表朝廷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一下尊重而已。比如袁术推荐孙坚做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孙坚从此就认真地做起了这个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甚至他的儿子们还“主动”地去世袭了这个爵位,孙家的掌门人从此就叫孙破虏了。

    在曹操平定民变的时候,讨伐董卓的联军盟主袁绍先生也没有闲着,他跑去吞并了自己的上级兼盟友——冀州牧韩馥的地盘。这件事情是这样的,韩馥在安平屯兵的时候,和幽州牧刘虞的部将、奋武将军蓟侯公孙瓒(字伯珪)有一些军事上的冲突,韩馥被公孙瓒击败。公孙瓒趁着联军讨董的机会,也打着联军的旗号,进了冀州,攻城略地。韩馥本是一介文人,一下子就急得不知所措。这个时候来了两个“好好先生”给韩馥出主意,他们说公孙瓒的部队很骁勇,韩馥必定抵挡不住,不如请袁绍来冀州主政。让我们看看给韩先生出主意的这两个人都是谁——陈留高干、颍川荀谌。这个高干是袁绍的外甥,这个荀谌是袁绍的幕僚。这是很明显地一个引狼入室的凶招,可是韩馥先生却照单收下了。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以及从事赵浮、程奂等都不赞成这样的决定,可是老实的韩先生却说自己的才干确实不如袁绍,愿意把这个冀州牧的位置让给袁绍来做。

    初平三年春,黑山贼于毒等人趁曹操屯兵顿丘的时候袭击兵力空虚的东武阳。曹操并没有回师东武阳,而是引军向西进入山区,攻打黑山贼的大本营。很多将领都不理解,曹操说:昔日孙膑为了救赵国而围了魏国的都城大梁,耿弇为了赶走西安(今山东桓台东)的敌人而去攻打临淄。如果敌人听到我们西进的消息而撤兵,东武阳的危险自会解除;如果他们不撤兵,我们也能攻破他们的大本营,而他们也无法占领东武阳。

    于毒听说曹操要袭击自己的大本营的消息,果然放弃攻打东武阳,撤兵返回。曹操引军中途截击黑山贼眭固的军队,大破敌军。这时,本已归化的南匈奴单于之子于夫罗,趁着天下大乱的机会,与白波军一起攻破了太原、河内,成为一股流寇势力。曹操引军攻打,在内黄大破于夫罗部。

    青州黄巾军余部号称百万之众攻入兖州,杀死任城相郑遂,又窜入东平郡。兖州刺史刘岱(字公山)想出兵剿灭他们,鲍信劝谏道:现在敌人有百万之众,老百姓们都很惶恐,士兵也没有斗志,与他们交战是无法匹敌的。我发现现在敌人是乌合之众,部队又没有辎重,只是靠四处抢掠维持,现在我们让把部队养精蓄锐,先固守城池。敌人欲战不得,欲攻不能,他们的士气就会下降,军心就会涣散。然后我们再选精锐的部队攻击他们的要害,就可以破敌了。刘岱并没有听从鲍信的计策,而是领兵出战,果然战败被杀。

    这时兖州无主,陈宫劝说曹操到兖州来主事,让曹操以兖州为基地成大业。陈宫又对州中官员说: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也很赞同,于是去东郡把曹操迎来接任兖州牧。

    曹操率军剿灭黄巾,在寿张城东边遭遇敌军。曹操引兵千余人巡视战场的时候到了黄巾兵的营盘,曹操与战不利,损失数百人,撤退回营,黄巾军趁势追击。黄巾兵多,而且凶悍,曹操兵少,且多为新兵,见到大队的黄巾兵追来,士卒都很害怕。为了鼓舞士气,曹操亲自披甲上阵,巡视营盘、明令赏罚,于是士气大振,奋勇击退了黄巾军。可是鲍信却在这次战斗中阵亡了,曹操很是伤感,悬赏重金想求得鲍信的尸骨,可是没有成功。曹操就派人照着鲍信的模样刻了木雕,哭着祭奠鲍信。

    黄巾军给曹操发来书函,说汉朝的气数已尽,应该是黄巾的天下了,这是天地的运势,不是靠你一个人的才干所能挽救的。曹操大怒,决定与之死战。于是设下埋伏,昼夜会战,大破敌军。这年冬天,曹操追击黄巾军一直到了济北国,黄巾军走投无路,就来乞降。曹操接受了投降,收得降卒三十多万人以及老百姓一百余万,曹操选其中精壮青年留下,编为青州兵,将其余的解散。

    在曹操忙不迭地讨伐叛军的时候,京城那边也发生了不少事情。到了长安的董卓比他以前在洛阳的时候更加嚣张,更加胡作非为。他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比三公还要大的官职,叫太师,成了东汉当权者中的第一人。他还觉得这些不够,就自称“尚父”,以姜子牙自居,出门时乘青盖金华车,爪画两轓,号曰竿摩车,让百官,甚至包括公卿看到他的车都要跪拜行礼,而他则不还礼。他还把掌握军权的官职爵位都封给了自己的亲信。在长安城外,他修建了一座新城,城墙比长安还要高,称为湄坞,在那里囤积了三十年都吃不完的粮草。董卓又推行法令,改大钱为小钱,从中牟利,一时间一斛米价涨到数十万,民不聊生。

    董卓好杀,生性残忍,他制造和一些苛刻的法令,使冤死的人不计其数。有一次,他在家里大摆宴席,在酒桌上,董卓叫人带来一个北地的叛兵,先割他的舌头,又挖眼睛,再砍手足,宴席上的人看得浑身颤栗,而董卓则继续喝酒言欢。

    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谋划刺杀。正好,汉献帝大病刚好,在未央殿大会群臣。吕布派同乡骑都尉李肃等,带亲兵十余人,化装成卫士守在掖门。吕布拿着诛杀董卓的诏书。董卓到时,李肃等人上前刺杀。董卓惊呼:吕布何在?吕布说“有诏”,杀死了董卓,将其灭了三族。长安城的百姓听说了这件事情都很高兴,载歌载舞。

    关于这件事情,《三国演义》及一些民间传说说了一些美丽的故事,比如《凤仪亭》、《连环计》等等,不过史料里没有详细的记载。能让吕布杀董卓,王允等人应该给了吕布好处,有可能是色诱,也有可能是利诱。至于色诱吕布的那位是谁,历史上并没有正式记载。不过“貂禅”是汉朝宫内女官的官名,王允的家里是不可能有“貂禅”这样的丫鬟的。

    董卓虽然被杀死了,但是京城的太平日子还远没有到来。

    当时董卓的女婿牛辅屯兵在陕西,因被手下出卖而被杀。刘辅死后,他的手下的几个校尉李傕、郭汜、张济都很恐慌,害怕朝廷惩罚他们。于是他们向长安暗示,如果可以赦免他们,他们愿意带兵归降。可是当时主理朝政的司徒王允是一个不通变更的强硬分子,他认为此三人是董卓余孽,不可以被赦免。于是李傕、郭汜、张济三人采用了贾诩(字文和)的点子,在长安以西的雍、凉两等地收集军马,途中又遇到了董卓的旧部樊稠、李蒙、王方等人,于是他们和兵一处,攻打长安。长安在被围了十天之后,终于被攻破,吕布逃跑了,准备去投奔袁术,而王允不肯逃,要与朝廷共存亡,他被李、郭等人抓住了。城破之后,李、郭等人使兵掠城。他们将王允全家杀死弃市,其他参与谋害董卓的人也未能幸免。甚至因为王允、吕布、李肃等人是并州人的缘故,他们杀了一大批并州人。

    杀人报仇之后,这几位爷迫使朝廷让他们做了将军——李傕做了车骑将军,郭汜做了后将军,樊稠做了右将军。他们三位把长安城分为三个防区,各管一区,而他们的士兵都是目无法纪的,把京城百姓都当成被他们征服的奴隶。而张济的实力比不上他们三位,就做了骠骑将军,离开长安,屯兵弘农。

    不久,李傕为了争权,杀死了樊稠。郭汜害怕成樊稠第二,整天提心吊胆,最终还是与李傕刀兵相见。他们在长安一带打来打去,一直打到了兴平二年。由于董卓先前的暴政,长安城的百姓本来就很困苦,与关东的州郡早已没有贸易联系。这两位一打就是几年,长安的物资更是稀缺,物价飞涨麦子的价钱都涨到了两千万钱一斛。《后汉书》里提到长安“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李傕将汉献帝从宫里接了出来,安置在自己的营盘内,满朝公卿,忠心耿耿,徒步随天子的车驾也来到了李傕的营盘。李傕又派一部分公卿去郭汜那里求和,郭汜又把这部分公卿扣留在自己的营盘内。这时张济赶到长安,出面调停,两人才答应和解,于是李傕放出皇族,郭汜放出公卿。

    皇帝的公卿在郭汜和杨定、杨奉、董承等人的护送下离开了长安,当人马走到华阴的时候,郭汜突然后悔,想再次劫持皇帝。杨定、杨奉等和他打了一仗,将他打败。郭汜回到长安后又约了李傕,准备再次来抢皇帝。十一月时,皇帝和公卿的队伍在弘农的东涧被李、郭追上,他们抵挡不住,死了不少公卿。杨定和杨奉只好请来流寇韩暹、胡才、李乐等人帮忙,终于打败了李、郭,逃到了河东,后来又到了洛阳。

    这时韩暹、胡才、李乐都被封了将军,不过这几位流寇也不是什么善主,皇帝公卿们在他们的手里也还是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二、击袁术灭吕布

    袁术与袁绍有隔阂,袁术向公孙港求援,公孙浪派刘备驻守高唐,单经驻平原,陶谦驻守发于,以此来逼迫袁绍。曹操和袁绍联合攻击,都打败了他们。

    四年春季,曹操驻军哪城。荆州牧刘表切断袁术运粮的通道,袁术率军进入陈留郡,驻守封丘县,黑山军的残部和放夫罗等辅佐他。袁木派部将刘详驻守匡亭。曹操攻击刘详,袁木救援他,与袁术交战,把他打得大败。袁木退守封丘,就包围封丘,尚未合围,袁术向襄邑逃跑,逃到大寿,挖开渠水灌城。袁木逃到宁陵,又追到宁陵,袁述逃到九江。夏季,曹操回军定陶。

    这年,孙策接受袁术派遣渡过长江,几年间,就占有了江东。

    兴平元年春季,曹操从徐州回来。当初,曹操的父亲曹嵩,辞退官职之后回到谯县,董卓之乱时,到琅琊避难,被陶谦杀害,所以曹操志在复仇,向东讨伐。夏季,派荀或、程昱驻守哪城,再次征讨陶谦,攻占了五座城邑,最后占领了直到东海的地区。回来经过郯县时,陶谦的部将曹豹和刘备在郯县的东部驻守,中途截击曹操。曹操打败了他们,终于攻占了襄贲,所经过的地方大多遭到破坏、屠杀。

    恰逢张邈和陈宫反叛,迎接吕布,各郡县都响应。苟或、程昱保卫哪城,范县东阿二县牢固地防守,曹操就领兵回来。吕布来到,攻打鄄城未能攻下,驻扎在西面的濮阳,曹操说:“吕布一天就攻占一个州,却不能占据东平,切断亢父、泰山的通道,凭借险要之地中途截击我,反而驻守濮阳,我判断他不能有所作为。”于是进军攻打吕布。吕布出兵迎战,先用骑兵冲击青州兵。青州兵逃跑,曹操的兵阵混乱,他驰马从火海中冲出,从马上摔下来,烧伤了左手掌。司马楼异搀扶着曹操上马,才带着他离开。他们未到军营就停下来,各将领没有见到曹操,都担心害怕。曹操于是自己支撑着去慰劳军队,命令军队赶紧准备进攻的器械,再次进攻吕布,跟吕布僵持了一百多天。这时发生了蝗虫灾害,百姓遭受大饥饿,吕布的粮食也吃光了,各自撤军离开。

    秋季九月,曹操回到鄄城。吕布到达乘氏县,被他的同县人李进所打败,往东到山阳县驻守。这时,袁绍派人劝说曹操,想连络和好。曹操新近丢掉了兖州,军粮吃光,准备答应他。程昱劝阻曹操,曹操听从他的意见,冬季十月,曹操到了东县。

    二年春季,曹操袭击定陶。济阴太守灵资守卫南城,没有攻下。恰逢吕布来到,曹操又打败了他。夏季,吕布部将薛兰。李封在巨野驻守,曹操攻击他,吕布援救薛兰,薛兰战败,吕布逃跑,终于斩了薛兰等人。吕布又从东缗和陈官带领一万多士兵前来交战,当时曹操士兵少,便设下埋伏,出奇兵袭击,大败吕布。吕布夜里逃跑,曹操再次进攻,攻下了定陶,分兵平定了各县。吕布向东投奔刘备,张邈跟从着吕布,派他的弟弟张超带领家属保守雍丘。秋季八月,曹操围攻雍丘。冬季十月,皇帝任命曹操为充州牧。十二月,雍丘被攻陷,张超自杀。曹操灭了张邈三族、张貌到袁术那里请求救兵,被他的部下所杀,衮州平定,就向东攻取陈国地区。

    这年,长安骚乱,皇帝往东迁徙,在曹阳战败,皇帝渡过黄河逃到安邑。

    建安元年春季正月,曹操的军队到达武平,袁术所置的陈国国相袁嗣投降。

    汝南、颍川郡的黄中军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部,各有数万人,起初响应袁术,又依附孙坚。二月,曹操进军讨伐,打败了他们,斩了刘辟、黄邵等,何仪和他的部下全部投降。皇帝任命曹操为建德将军。夏季六月,升为镇东将军,封为费亭候。秋季七月,杨奉、韩逞偷偷逃跑了。皇帝授予曹操符节、黄铖,总领尚书事。洛阳残破,董昭等劝说曹操把都城迁到许县。九月,皇帝出圜辕关而迁往东面的许县,任命曹操做大将军,封为武平候。自从皇帝往西迁都长安,朝廷一天比一大混乱,到这时宗庙、社稷制度才建立。

    皇帝东迁的时候,杨奉从梁县企图截击皇帝,没有赶上。冬季十月,曹操征讨杨奉,杨奉向南投奔袁术,就攻打他的梁县的军营,占领了它。这时朝廷任命袁绍做太尉,袁绍对自己的官职在曹操之下而感到羞耻,不肯接受。曹操于是坚决推辞,把大将军的官职让给袁绍。皇帝任命曹操做司空,兼车骑将军。这年采用冬抵、韩浩等人的建议,开始实行屯田制。

    张济从关中跑到南阳。张济死后,侄子张绣统领他的部队。建安二年春季正月,曹操到达菀城,张绣投降,不久为此而后悔,再次反叛。曹操跟他交战,军队打了败仗,自己被流箭所射中,大儿子曹昂。侄子曾安民遇难。曹操于是率领军队回到舞阴,张绣带领骑兵前来侵掠,曹操打败了他。张绣逃到穰县,与刘表联合。曹操对各将领说道:“我接受张绣等人投降,错误在于没有立即取得他们的人质,以至弄到这种地步,我明白失败的原因了。各位看吧,从今以后不会再失败了。”于是回到了许都。

    袁术打算在准南称帝,派人告诉吕布。吕布扣留了他的使者,把他的信上报朝廷。袁木恼怒,攻打吕布,被吕布所打败。秋月,袁术侵扰陈县,曹操东征袁木,袁术听到曹操亲自前来,扔下军队逃跑,留下他的部将桥蕤、李丰、梁纪、乐就;曹操到达,打败了桥蕤等人,把他们全斩了。袁术逃过淮河。曹操回到许都。曹操从舞阴回来,南阳、章陵各县又反叛而归附张绣,曹操派曹洪攻打他们,失利,退守叶县,不断地被张绣、刘表所侵扰。冬季十一月,曹操亲自往南征讨,到达宛城。刘表部将邓济据守湖阳。曹操攻占了湖阳,活捉了邓济,湖阳投降。攻打舞阴,也把它攻下了。三年春季正月,曹操回到许都,开始设置军师祭酒的官职。三月,曹操在穰县围攻张绣。夏季五月,刘表派兵救援张绣,切断曹军的后路。曹操率领军队往回撤退,张绣的军队前来追赶,曹操的军队不能前进,就连接军营逐渐向前推进。曹操写给苟或的信说:“敌人前来追赶我,即使一天走几里地,我估计到达安众,必定打败张绣了。”到达安众,张绣和刘表的军队联合把守险要地区,曹操的军队前后受敌。曹操于是乘夜在险要地区开凿地道,全部运走了军用物资,设置奇兵。正好天亮,敌人以为曹操偷偷逃跑了,全军前来追赶。于是出动奇兵,步兵和骑兵夹击,大败敌军。秋季七月,曹操回到许都,苟或问曹操:“先前预料敌人必定失败,根据什么呢?”曹操说:“敌人阻截我回军,而跟被置于死地的我军交战,我因此知道必定能够取胜。”

    吕布又为袁术派遣高顺攻打刘备,曹操派遣夏侯停援救刘备,交战不利。刘备被高顺打败。九月,曹操东征吕布。冬季十月,在彭城进行屠杀,前进到了下邳,吕布亲自带领骑兵迎战。大败吕布,俘获了他的勇将成谦。追赶到城下,吕布恐慌,准备投降。陈官等人阻止了他的打算,向袁术求救,鼓励吕布出城交战,又战败,于是回城固守,曹操没有将城攻下。这时曹操连续作战,士兵疲惫,打算回军,采用苟攸、郭嘉的计策,决开泅水、沂水来灌注下邳城。一个多月后,吕布的部将宋宪、魏续等人逮捕陈官,全城投降;活捉了吕布、陈宫,把他们杀了。大山郡的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稀各自聚集一帮人。吕市打败刘备的时候,臧霸等人全跟随吕布。昌市战败,俘获了臧霸等人,曹操宽厚地接纳、对待他们,最后划出青州、徐州靠海区委派他们管理,分出琅琊东海、北海设立城阳、利城、昌虑郡。

    三、战官渡破袁绍

    袁绍已经并吞了公孙瓒,兼并了四州的地区,军队十多万人,将要进军攻打许都。各将领认为不可抵抗。曹操说:“我了解袁绍的为人,志向大而才智小,表面严厉而内心怯懦,嫉妒刻薄而缺少威望,士兵虽多却指挥等画不当,将领骄横而且政令不统一,土地虽然广阔,粮食虽然丰足,却正好是把这些作为我的奉献啊。”秋季八月,曹操向黎阳进军,派臧霸等进入青州攻破齐、北海、东安,留下于禁在黄河边驻守。九月,曹操回到许都,分出部分兵力把守官渡。冬季十一月,张绣率领部队投降。十二月,曹操在官渡驻军。

    二月,袁绍派遣郭图、淳于琼、颜良在白马攻打东郡太守刘延,袁绍领兵到了黎阳,将要渡过黄河,夏季四月,曹操往北救援刘延,苟攸劝说曹操道:“如今我们兵力少不能抵挡,分散敌人的兵力才可以取胜。您到了延津,装作准备渡过黄河向他们的后方进军,袁绍必定往西迎战您,然后派轻装部队袭击白马,趁他们没有防备,就可以捉住颜良了。”曹操听从了苟攸的计策。袁绍听说曹军渡过黄河,立即分出兵力往西迎战曹军。曹操就率领军队急行,直奔白马,离白马尚有十多里,颜良大惊,前来迎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做先锋,先打败了敌人,斩了颜良,终于解除了白马之围,迁徙白马的百姓,循着黄河朝西走。袁绍在这时渡过黄河追击曹操的军队。追到延津的南面,曹操指挥军队在西面山坡下扎营,派人登上营垒了望敌军,报告说:“大约有五六百骑兵。”过了一会儿,又报告:“骑兵逐渐增多,步兵多得数不过来。”曹操说:“不用再报告了。”就下令让骑兵卸下马鞍放开马匹。这时,白马驻军的辎重已经上路。各将领认为敌军的骑兵多,不如回去守卫军营。苟攸道:“这是用来引诱敌人上钩的,为什么要离开这儿呢!”袁绍的骑兵将领文丑和刘备带领五六千骑兵先后来到。各将领又说:“可以上马儿了。”曹操说:“可以了。”于是大家都上马,当时骑兵不足六百人,就挥军出击,大败敌军,斩了文丑。颜良、文丑都是袁绍的有名将领,两次交战,都被擒杀,袁绍的军队大为震动,曹操回军官渡。袁绍进军保卫阳武。关羽逃回刘备那儿。

    八月。袁绍连接营垒逐渐向前推进,靠着沙丘驻扎,从东到西连绵数十里。曹操也分扎营垒跟敌方对抗,交战不利。当时曹操兵力不足一万人,伤员占十分二三。袁绍军队前进到官渡,堆土山挖地道。曹操也在营内堆土山挖地道,跟敌军对抗。袁绍军射箭人曹军营中,箭下如雨,走动的都要用盾牌遮挡,大家非常害怕。这时曹操粮食少,给苟或写信,商议打算撤回许都,苟或认为“袁绍全部人马聚集在官渡,准备跟您决一胜负。您以最弱小的兵力对抗最强大的敌军,如果不能制服他,必定被敌军所追逐,这是天下的重大转机啊。况且袁绍只是一个一般的豪雄罢了,能够聚集人才却不能使用人才。凭借您的神武英明并且加上以天子之命讨伐叛乱的正当名义,有什么事而不能做成功呢!”曹公听从了荀或的意见。

    袁绍数千辆运送谷物的车子到达,曹操采用苟攸的计策,派徐晃、史涣去截击,大败袁军,全部烧毁了袁绍的运粮车。曹操跟袁绍相持了几个月,虽然每次交战都斩杀敌将,但是兵少粮尽,士兵疲乏。曹操对运粮的人说道:“再过十五天替你们打败袁绍,不再让你们劳苦了。”冬季十月,袁绍派车运粮,令淳于琼等五个人带领一万多士兵护送车队,露宿在袁绍军营北面四十里的地方。袁绍的谋臣许攸贪婪无度,袁绍不能满足他,就前来投奔曾公,借机劝说曹公攻打淳于琼等人。曹操身边的人怀疑他。苟攸、贾诩劝说曹操采纳。曹操于是留下曹洪防守,自己带领五千步兵和骑兵乘夜前往,恰在天亮时到达。淳于琼等人望见曹公兵少,出去到营门外布阵。曹操急速攻击淳于琼,浮于琼退守营垒,于是就攻打淳于凉的营垒。袁绍派骑兵援救淳于琼。曹操身边的人有的说:“敌人创骑兵逐渐接近,请求分兵抵抗他们。”曹操发怒说:“敌人到背后才报告!”士兵都拼死作战,大败淳于琼等人,把他们全斩了。袁绍刚听到曹操攻打淳于琼时,对大儿子袁谭说道:“趁他攻打淳于琼等人,我去攻占他的军营,他就没有地方落脚了!”于是派张部、高览攻打曹洪。张郃等人听到淳于琼败亡,就前来投降。袁绍军队大溃败,袁绍和袁谭扔下军队逃跑,渡过了黄河,曹军追赶他们不上,全部缴获了他们的辎重、图表文书和珍宝,俘虏了他的部众,曹操缴获袁绍的信件中,有许都和曹军中的人和袁绍来往信件,曹操把它们全部烧掉了。冀州各郡很多城邑都自动投降了。

    六年夏季四月,曹操在黄河边检阅军队,攻击袁绍在仓亭的军队,把它打败。袁绍回来,又收拢被打散的士兵,平定了各反叛的郡县。九月,曹操回到许都。

    袁绍自从军队被打败之后,发病吐血,在夏季五月死去。小儿子袁尚接替他的官职,袁谭自称车骑将军,驻扎在黎阳。秋季九月,曹操征讨他们,连续交战,袁谭。袁尚屡次战败退却,坚守黎阳。

    四、征乌桓讨刘表

    三郡乌桓趁天下的动乱,攻下幽州,掠取汉民合计十余万户。袁绍把他们的首领都立为单于,把族人的女孩子作为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做妻子,辽西单于蹋顿尤为强大,被袁绍所看重,所以袁尚兄弟投奔他,频繁人塞造成灾难。曹操准备征讨他们,开凿河渠,从呼海河注入泒水,起名叫平虏渠;又从河口凿渠让泒水流入潞河,名叫泉州渠,以通往大海。

    十二年春季二月,曹操从淳于返回邺城。丁西日,下令道:“我发动义军铲平暴乱,到现在有十九年了,所征讨的必定战胜,难道是我个人的功劳吗?这是有才能的士大夫们的力量啊。天下虽然尚未完全安定,我应当和有才能的士大夫们一起平定它;可是独自享有那些功劳,我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呢!要赶紧评定功绩、实行封赏。”于是广泛地封赏二十多位功臣,都封为列候,其余的人各按功劳大小受封,并巨免除死难者的子孙的徭役,封赏或轻或重各有差别。

    将要北征三郡乌桓,各将领都说:“袁尚,是一个逃亡的敌人罢了,夷狄贪婪而没有爱心,哪里会被袁尚所利用?如今深入征讨他,刘备必定说服刘表来袭击许都。万一发生事变,后悔也来不及了。”只有郭嘉算定刘表必定不会信任刘备,劝曹公北征。夏季五月,到达无终。秋季七月,发大水,沿海道路不通,田畴请求担任向导,曹操听从他,带领军队出卢龙塞,塞外道路断绝不通,于是开山填谷五百多里,路过白檀,经历平冈,走过鲜卑族地区,向东直扑柳城,距离柳城二百里时,敌人才知道消息。袁尚、袁熙和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里抵之等人带领数万骑兵迎战曹军。八月,曹操登上白狼山,突然跟敌人碰上,敌兵非常多。曹操的辎重尚在后边,披戴销甲的人很少,左右的人都害怕。曹操登上高处,望见敌军的阵势不整齐,就出兵攻击敌阵,派张辽做先锋,敌军大崩溃,斩了蹋顿和名王以下多人,投降的胡人和汉人共二十余万人。辽东单于速仆九和辽西、右北平各头领,扔下他的族人,跟袁尚、袁熙逃奔到辽东,相随的部下尚有数千骑兵。当初,辽东太守公孙康依仗地处偏远不肯归服。等到曹操打败乌桓,有人劝说曹公立即征讨他,就可以捉住袁尚兄弟俩。曹操说:“我正让公孙康斩下、送来袁尚、袁熙的人头,不去麻烦军队了。”九月,曹操率兵从柳城回来,公孙康随即斩了袁尚、袁熙和速仆丸等人,把他们的人头送来。将领中有人问:“曹公回来而公孙康斩下并送来了袁尚、袁熙的人头,是什么原因呢?”曹操说:“公孙康向来害怕袁尚等人,我紧逼他就把力量联合起来,放松他就会互相算计,情势就是这样啊。”十一月到达易水,代郡乌桓代理单于普富卢、上郡乌桓代理单于那楼带领他们的名王前来祝贺。

    十二年春季正月,曹操回到邺城,开凿玄武池来训练水军。汉朝廷撤消三公的官职,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季六月,任命曹操为丞相。

    秋季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刘表去世。他的儿子刘琮接替他的官职,驻扎在襄阳。刘备驻扎在樊城。九月,曹操到达新野,刘琮就投降了,刘备逃跑到夏口。曹操向江陵进军,下令给荆州的官吏百姓,要和他们一起除旧布新。于是评定降服人员的功劳,封侯的有十五人,任命刘表手下大将文聘做江夏太守,让他统领原来的军队,荐举并任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人。益州牧刘璋开始接受征调服役,遣送兵员补充曹军。十二月,孙权协助刘备攻打合肥。曹操从江陵出征刘备,到了巴丘,派张部救援合肥。孙权听到张邵的军队到来,就逃跑了。曹操到了赤壁,跟刘备交战,失利。在这时候大瘟疫流行,官兵很多染病死亡,于是率军回去。

    五、诱韩遂胜马超

    此时汉中马超与韩遂、杨秋、李堪。成直等人反叛。曹操派曹仁去讨伐他们。马超等人驻扎在潼关,曹操命令各将领:“关西士兵精锐强悍,要坚守壁垒不要跟他们交战。”秋季七月,曹操西征,与马超等人的部队夹着潼关驻军。曹操紧紧地牵制敌军,而暗中派徐晃、朱灵等人乘夜渡过蒲阪津,占据黄河西岸扎营。曹操从潼关北面渡河,还未渡过去,马超追赶渡船急忙攻打。校尉丁斐因而放出牛马来引诱敌人,敌人骚乱去抢夺牛马,曹操才得以渡过河去,沿着黄河修筑通道而向南推进。敌人撤退,在渭口进行抵抗,曹操于是在许多地方设置疑兵,暗中用船载着士兵进入渭水,架设浮桥,夜里,分兵在渭水南岸扎营。敌人乘夜攻打军营,伏兵打败了他们。马超等人驻守在渭水南岸,派遣信使请求割让黄河以西地区讲和,曹操不答应。九月,进军渡过渭水。马超等人频繁挑战,又不答应;坚决请求割地,送儿子来做人质,曹操采用贾诩的计策,假意答应他。韩遂请求跟曹公相见,曹操跟韩遂的父亲是同年幸廉,又跟韩述是同辈人,于是两人马靠着马交谈了好一阵子,但不涉及军事,只谈京都老朋友之间的旧事,拍手欢笑。会见完毕,马超等人询问韩遂:“曹操说了些什么?”韩途说:“没有说什么啊。”马超等人对他起了疑心。另一天,曹操又给韩遂写信,有多处修改涂抹,好像是韩遂政定的样子;马超等人更加怀疑韩遂。曹操就与马超等人约定日期会战,先用轻装的士兵挑战,交战了很久,才出动勇猛如虎的骑兵夹攻,大败敌军,斩了成宜、李堪等人。韩遂、马超等人逃跑到凉州,杨秋逃到了安定,关中平定。各将领中有人问曹操道:“当初,敌军把守潼关,渭水北岸沿途空虚,不从河东攻打冯翊却驻守潼关,拖延一段日子而后北渡黄河,为什么呢?”曹操说:“敌军把守潼关,如果我军进入河东,敌人必定去防守各个渡口,那么就无法渡过西河去,我故意把大军开向潼关;敌军全部人马在南面防守,西河的防备就空虚,所以徐晃、朱灵二位将领能够专力夺取西河;然后率军北渡黄河,敌人不能跟我们争夺西河,是因为有徐晃、朱灵二位将军的军队啊。连接车辆树立栅栏,修筑通道向南推进,既是作不可战胜的准备,又把兵力薄弱显示出来。渡过渭水修建坚固的营垒,敌人前来也不出去应战,是以此来助长敌人的骄气啊;所以敌人修筑营垒而请求割让土地。我顺从他们的请求答应了他们。顺从他们的心意的原因,是使他们安心而不作准备,我们乘机积蓄士兵的力量,一旦攻击他们,就如同所说的疾雷不及掩耳的了,况且军事上的变化,本来就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啊。”起初,敌人每有一支部队到达,曹操就露出高兴的脸色。敌人被打败之后,将领们询问其中的原故。曹操答道:“关中地区辽阔,若果敌人各自据守险要的地方,没有一、二年是不能平定的。如今敌军都前来集中,他们人数虽多,却互不统属,军队里没有统一的主帅,一战便可以消灭掉,取得胜利比较容易,我因此高兴。”

    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逝世,享年六十六岁。遗令道:“天下尚未安定,葬礼不得遵循古代的礼制,安葬完毕,都要脱掉丧服。那些率兵驻守卫戍的将领,都不得离开驻守部队。有关的官员各尽职责。人敛时用平时的服装,不要埋藏金玉珍宝。”谥号称武王。二月丁卯日,安葬在高陵。

    评论说:汉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同时崛起,而袁绍在四州虎视眈眈,强盛无敌,曹操运用谋略,征服天下,掌握申不害、商鞅的法术,兼备韩信。白起的奇策,官职授子方正。有才干的人,各凭自己的才能,克制情感,专用智谋,不念旧恶,最终能够总揽朝廷大权,成就了伟大的事业,这是因为他的智慧、谋略最优异啊。可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超越当代的俊杰了。

    清廉杰出通达雅正——荀彧传

    荀彧(163~212),字文若,颖川郡颖阴(今河南许昌)人。祖父荀淑,字季和,任朗陵县县令,生活在汉顺帝、桓帝年间,在当时很有名。荀淑有八个儿子,号称八龙。荀彧的父亲荀绲,任济南相。叔父荀爽,任司空。

    一、弃袁投曹力荐贤士

    荀彧年轻时,南阳人何颙很赏识他,说他是“辅佐帝王的人才”。永汉元年,荀彧被举荐为孝廉,任命他为守宫令。董卓作乱,苟或请求出任地方官吏。任命他为亢父县令,于是他弃官回到家中,对乡亲父老说:“颖州是四面受敌的军事重地,天下一有变乱,就会成为兵家的要冲,应当赶快离开这里,不要久留。”乡亲们大多怀恋故土,犹豫不定,正好冀州牧的同乡韩馥派骑兵来迎接他们,却没有人跟着去,苟或独自率领家族的人迁到冀州。而这个时候袁绍已经夺得了韩馥的职位,对待荀彧用上等宾客的礼节。荀彧的弟弟苟湛及同郡的辛评、郭图,都被袁绍任用。苟或考虑袁绍最终不能成就大业,这时曹操任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荀彧离开袁绍跟随曹操。曹操非常高兴,说:“你就好比是我的张子房。”任命他为司马,当时他二十九岁。这时,董卓的威势震动天下,曹操询问关于这事的意见,荀彧说:“董卓残暴酷虐已经很过分了,一定会因变乱而告终,不会有所作为。”董卓派部将从关东出兵,所经过的地方大肆掠夺,到颖川。陈留,然后回去。乡人留下没走的大多被屠杀、掠夺。第二年,曹操领兖州牧,后来任镇东将军,荀彧经常以司马的身份随从曹操。兴平元年,曹操征讨陶谦,任命荀彧掌管留守的事务。正赶上张邈、陈宫依据兖州叛乱,暗暗地迎接吕布。吕布到了兖州,张邈便派了刘翊告诉荀彧说:“吕将军来帮助曹使君攻打陶谦,应当马上供给他军用物资、粮食。”众人都感到疑惑。荀彧知道张邈叛乱,马上召集部队设置防守,迅速召来东郡太守夏侯停,然而兖州的各县城都已经响应日布了。这时曹操率领全军进攻陶谦,留守的兵力很少,而且督战的将领与主要官员大都与张邈、陈宫勾结。夏候惇到达后,当天夜里就杀掉谋划叛乱的几十个人,士兵们才安定下来。豫州刺史郭贡率领着几万名士兵来到城下,有人说他与吕布同谋,城里的士兵都很害怕。郭贡请求见荀彧,荀彧、夏侯惇等人说:“您是一州的镇守,前往一定危险,不可以去。”荀彧说:“郭贡与张邈等人,平时并没有什么勾结,现在来得很快,计划一定没有定好;趁他主意未定时劝说他,即使他不采纳我的意见,也可使他保持中立,如果先怀疑他,他就会愤怒之下制定下计划。”郭贡看到荀彧没有惧怕的意思,认为哪城不容易攻下,于是带兵回去了,荀彧又与程昱商议,派人去劝说范县、东阿,终于保住了这三个县城,等待曹操。曹操从徐州回来,在濮阳攻打吕布,吕布向东逃走。兴平二年夏季,曹操在乘氏县驻扎。那里发生了大饥荒,人吃人。

    陶谦死后,曹操想趁机夺取徐州,然后再回师平定吕布。荀彧说:“过去汉高祖保住关中,光武帝占据河内,都是为了稳固根基来控制天下,进军可以战胜敌人,退守可以坚持固守,所以虽然有过窘困失败,然而最终成就了大业。将军原来是以兖州为根据地起兵的,平定了山东的战乱,百姓没有不归顺悦服的。况已黄河、济水是天下的战略要地,现在虽然残破,然而仍然易于保护自己,这就是将军的关中。河内啊,不可不先安定。现在击败了李封。薛兰,如果分出兵力向东去进攻陈宫,陈官一定不敢顾及到西面,在这段时间内带领土兵收割已经成熟的麦子,节约粮食,积蓄谷物,一举就可以打败吕布。打败了吕布,然后向南面联结扬州,共同征讨袁木,以便控制淮水、泅水一带,如果放弃了吕布而向东进攻,兵力留多了,进攻徐州的兵力就不足;兵力留少了,那么老百姓就都去保卫城池,无法砍柴抬草。吕布乘虚入侵,残暴杀掠,民心更加害怕,只有鄄城、范城、卫县可以保全,其余的地方并非我们所有,实际上也就没有兖州了。假如徐州无法平定,将军应当回到哪里去呢?况且陶谦虽然死了,徐州仍不是容易打败的。他们鉴于往年战败的教训,将会因为害怕而联合起来,相互呼应。现在东面都已收割麦子,一定会坚壁清野来防备将军,将军进攻无法取胜,掠取又没有收获,不出十天,那么十万大军没有参加战斗就已经自己疲惫了。前次讨伐徐州,实行了威严的惩罚,那里的子弟想到父兄受到的耻辱,一定会人人自动防卫,没有投降的心思,即使是攻克下来,还是无法控制它。事情本来就有放弃这个得到那个的情况,用大换小是可以的,用安易危也是可以的,权衡一时的局势,不考虑根基是否牢固也是可以的。现在三方面都没有利,希望将军深思熟虑。”曹操于是停止了进攻。大力收麦,重新与吕布作战,分出兵力平定了各县。吕布败走,兖州于是被平定。

    建安元年,曹操击败了黄巾军。汉献帝从黄河东面回到洛阳。曹操商议迎接天子迁都许昌,有人认为山东没有平定,韩暹、杨奉刚刚把天子送到洛阳,北面与张杨联合,不可能很快控制住局面。荀彧劝曹操说:“过去晋文公迎接周襄王返回到王城,诸侯像影子一样跟随,高祖东征讨伐项羽,为义帝服丧,因此天下人归顺,自从天子流亡,将军首先倡导组织义军,只是因为山东的战乱,不能够远行到关方,然而仍然分别派遣将帅,冒着危险与朝廷联系,虽然在外面抵御暴乱,但内心仍忠于王室,这是将军匡扶天下的本来志向。现在皇帝圣驾回来,东京荒芜,义士有保存朝廷根本的想法,百姓怀念旧主而增加了哀痛的心情。应该趁这个时机,尊奉皇上顺从民众的愿望,可以达到安定的境界;主持公正使天下的英雄豪杰臣服,是总的策略;扶持正义召引天下的英俊人才,是最高的品行。天下即使有人叛乱,一定不能成为祸患,这是显而易见的。韩暹、杨奉他们怎么敢为害呢?如果不及时平定局面,各地都产生了叛离的心思,然后才去考虑它,就来不及了。”曹操于是到洛阳,迎接天子到许昌定都。天子任命曹操为大将军,进升苟或为汉朝的诗中,代理尚书令。荀彧常在朝廷中承担重任,曹操虽然在外征战,军政大事都与荀彧一起筹划。曹操问荀彧:“谁能够代替你为我谋划?”荀彧说:“敬攸、作繇。”先前,荀彧谈到出谋划策的人士,推荐过戏志才。戏志才死后,又推荐了郭嘉。曹操认为荀彧会识人,他所推荐的人都很称职,只有严象任扬州刺史、韦康任凉州刺史,后来战败身亡。

    自从曹操迎接汉献帝之后,袁绍内心不服。袁绍已吞并了黄河以北的地区,天下畏惧他的强大。曹操正担心东边的吕布,南面抵抗张绣的进攻,而且张绣在宛县打败了曹操的部队。袁绍更加骄横,给曹操送来书信,信中言词无理傲慢。曹操非常气愤。举止行动都与平常不同,大家都以为是与张绣作战失利的原故。钟繇向荀彧询问,荀彧说:“曹公很聪明,一定不会去追悔过去的事情,大概是有其他的忧虑。”荀彧去见曹操,问他有什么情况,曹操便将袁绍的信给荀彧看,说:“现在想要讨伐不义之人,可是兵力不能与之相敌,怎么办呢”?荀彧说:“自古以来,较量成功失败的人,如果确实有才能,虽然开始时势力弱小,但以后一定会强大;如果不是那样的人,即使很强大也容易衰弱。刘邦、项羽的存亡,就可以看出这点。现在与您争夺天下的人,只有袁绍。袁绍表面大度宽容,而内心猜忌,任用别人而又怀疑他的忠心;您明智通过不拘小节,根据才能适当任用,这种气度胜过了袁绍。袁绍处事犹豫不快,失去机会;您能够决断大事,随机应变,不守陈规,这种谋略胜过了袁绍。袁绍治理军队松弛,法令不能确立,士兵人数虽多,但实际上难以调用;您的法令明确,奖赏、惩罚一定能够实行,士兵人员虽少,但都争相拼死而战,这种武力也胜过了袁绍。袁绍凭借世袭的身份为资本,将自己装饰得很有智慧,来获取名誉,所以士人之中缺少才能,喜好名誉的人大多去归附他;您用大仁大德对待别人,推及诚心不虚伪关饰,自己的行为俭朴谨慎,然而奖赏有功人士没有任何吝惜,所以天下忠诚正直、努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都愿意为您效力,这是在德行上超过了袁绍。用这四方面的优势辅佐天子,扶持正义讨伐邪恶,谁敢不听从?袁绍的强大又有有什么作为呢?”曹操很高兴,荀彧说:“不先攻下吕布,黄河以北就不容易谋取。”曹操说:“是这样。我所担心的,还是怕袁绍入侵骚扰关中,勾结胡、羌,南面引诱蜀汉,这样只能凭据兖州、豫州来抵抗天下六分之五的兵力。那样将怎么办?”荀彧说:“关中将领的人数可以用十位来计算,没有人能够统一他们,惟有韩遂、马超的实力最强。他们看到山东正在争斗,必然各自拥兵保全自己。现在如果用恩惠去安抚他们,派遣使者与他们联合,相互之间即使不能维持长久的安定,但可以使您在平定山东期间他们不会有什么行动。钟繇可以担负起西边的事务。那么您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

    建安三年,曹操已经打败了张绣,又在东面捉住了吕布,平定了徐州,于是与袁绍相对抗。孔融对荀彧说:“袁绍占据的地方宽广,兵力强大;田丰、许攸,是有智谋的人,替他谋划;审配、逢纪,是尽守忠诚的臣子,为他办事;颜良、文卫,勇武冠于三军,替他带兵,恐怕很难战胜袁绍啊!”荀彧说:“袁绍的士兵虽然人多然而法令不严。田丰刚直而犯主上,许攸贪婪不能自我节制。审配专横没有智谋,逢纪果断而刚愎自用,这两个人留下主持后方的事务,假如许攸违反了法律,一定不会被放过,不放过,许攸一定会叛变。颜良、文丑,只是匹夫之勇,一战便可将他们擒往。”建安五年,与袁绍连续交战,曹操保卫官渡,袁绍包围了他。曹操的军粮快要断了,写信给荀彧,商议要回到许昌来引诱袁绍。荀彧说:“现在军粮虽然不足,但还不至于楚、汉在荥阳、成皋相持时的那种地步。然而那个时候刘邦、项羽又有谁肯先撤退,先撤退的人在势力上会处于弱势。您凭借十分之一的人数,划出地盘守住,扼住敌人的咽喉使他们无法前进,已经有半年了。情况出现了衰弱的迹象,一定会有所变化。这是运用奇兵的时机,不可失掉。”曹操便没有行动。于是出兵袭击袁绍其他兵营,斩杀了袁绍的将领淳于琼等人,袁绍撤走。审配因为许攸不遵守法令,逮捕他们的妻子儿女,许攸气得背叛了袁绍;颜良、文丑临阵被杀,田丰因为直谏被杀;他们的结局都如荀彧所预料的那样。

    建安六年,曹操到东平郡安民县驻军,以便获得军粮,粮食少,不足以与河北的敌军相持,想要利用袁绍刚刚被打败的时机,乘势攻打刘表,苟或说:“现在袁绍失败,他的部下军心涣散,应当乘他们困窘之时,平定他们;可是您要离开充州、豫州,远征长江、汉水流域,如果袁绍收集他的残余部队,乘虚进入我们的后方,那么您的大事就会完了。”曹操再次在黄河边驻军。袁绍死。曹操渡过黄河,攻击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而这时高干、郭援侵扰河东,关右动荡,钟繇率领马腾等人击败了他们。事情记在《钟繇传》。建安八年,曹操记录荀彧前后后的功劳,上表封荀彧为万岁亭侯。建安九年,曹操攻克了邺城,兼任冀州牧。有人劝曹操说:“应当恢复古代设置的九个州,那么冀州所统辖的范围就扩大了,天下就会顺服了。”曹操准备听从这种意见。荀彧说:“如果这样,那么冀州应当得到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这些地方,所夺得的太多了,前段时间您打败了袁尚,捉住了审配,海内人心震惊、害怕,一定都担心无法保住自己的土地,拥有自己的军队;现在让他们都分别归属于冀州,人心都会动摇。况且人们都说关西的各位将领要采取闭关防守的办法;现在听到您的这种打算,认为您一定依次夺取他们的权力。一旦发生变故,虽然有人坚持为善,也会转而被迫于出坏事。那么袁尚可以推迟他被死亡的时间,袁谭也会存有二心,刘表便可保住长江、汉水之间的地盘,天下就很难得到了。希望您赶紧带兵先平定河北,然后修复原来的都城洛阳,南面逼近荆州,谴责他们不向朝廷进贡,那么天下的人都知道您的心意,人人自安、天下安定,再议论恢复古制。这才是国家长远的利益。”曹操于是放弃了这个建议。

    这个时候,荀彧常常为曹操出谋划策,荀彧的兄长荀衍以监军校尉的身份驻守邺城,统领黄河以北地区的事务。曹操征讨袁尚,高于秘密谋划派兵袭击邺城,荀衍事先察觉,把他们都杀了,因功被封为列侯。曹操把女儿嫁给荀彧的长子荀恽做妻子,后来称为安阳公主。荀彧以及荀攸都地位显贵,但他们都谦虚节俭,将俸禄以及赏赐都分给宗族和相互了解的旧友,家中没有积金的财物。建安十二年,又给荀彧增加了食邑一千户,共二千人。

    曹操要讨伐刘表,询问荀彧应当采用什么计策,荀彧说:“现在华夏已经平定,南方已经知道处境困难了。可以公开向宛县、叶县出兵,同时从小路轻装前进,出其不意地进行偷袭,”曹操于是出发。正赶上刘表病死,曹操直奔宛县、叶县,按照荀彧的计策行动,刘表的儿子刘琼在荆州投降。

    其实荀彧对曹操献计又何止于此,曹操每逢大事,必与荀彧商量对策。曹操对荀彧如此评价:“侍中尚书令荀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臣自始与举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可以看到,曹操对荀彧的评价远超他人,甚至认为是他与荀彧共同平定天下。而荀彧从不居功自傲,每当有封赏时就以“无野战之劳”推辞,实在是难得的德才兼备的大才。曹操开始的时候他可不是当丞相时那么威风,他只不过是诸侯之一,并且他的实力也远不如袁家兄弟,而其他的任何一个势力也不是省油的灯。而曹操却破张绣,灭袁术,擒吕布,败刘备,最后击败袁绍,统一了中原与河北,成为了三国里实力最强大的统治者。当然这当中也有曹操知人善任,惯于用兵,深通韬略的缘故。但是那时纷乱的形势就像一盘时刻隐藏着凶险的棋局,随时都有着“一着之失,满盘皆输”的危险;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进退唯谷的境地,如果遇到像董卓那样引来各路诸侯联合勤王的话就更不用提了。荀彧就像一个高明的棋士,思虑悠远而缜密,洞悉全部利害,拨开了层层迷雾为曹操指明了大业的通途。

    二、忠贞事曹忧郁而死

    荀彧后期似乎是在一种极为压抑、苦闷的心情下,郁郁而终的。建安十七年,董昭等人称说曹操应当进爵为国公,备用九锡之物来表彰曹操的特殊功勋,秘密向荀彧征求意见。荀彧认为曹操原起义兵本来是为了匡扶朝廷安定国家。应当怀着忠贞的诚心,保持着退让的实质行动,君子用道德爱人,不应当这样做。曹操因此心中无法平静,从此这二人之间就产生了隔阂。曹操本就多疑,他想到荀彧位高望重,如果他不相助自己那可是天大的祸患;而荀彧呢,从来没有受到曹操如此的待遇极为寒心:自己全为他着想却招来如此下场,从那以后他也明显感觉到了曹操对他的冷落,曹操的大计他借故推脱,不再象以前那样积极为曹操出谋划策,这更加重了他们之间的误会,他们的关系也开始恶化。从此荀彧忧心忡忡,消极度日,心情压抑苦闷自不待言。终因忧郁而死,享年五十岁,谥号敬侯。第二年,曹操终于成了魏公。对于荀彧之死还有一种可疑的传说:曹操曾托人送给荀彧一只食盒,打开后空无一物,荀彧明白了对方的用意,遂服毒自尽。当然权威的说法(陈寿)则说荀彧五十岁时以忧薨。不过我认为荀彧不是曹操逼死的,荀彧的才能曹操是深知的,虽然他对荀彧信任备至,也可以想象得到以曹操的多疑从开始就有对荀彧的设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知道荀彧绝对不会背叛他,曹操也很清楚荀彧的用意,用不着杀他也没有杀他的理由,他只不过借此树立自己绝对的地位,同时削弱荀彧在他阵营中的影响力;二是荀彧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德高望重,加上荀彧并没有对他的实质威胁,曹操也不一定想杀荀彧,毕竟他们共同走过了数十年的艰难历程,如果他逼死荀彧被人知道会冷手下将士之心;当然不管怎样荀彧的郁郁而终与曹操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可惜的是荀彧这样一位才德具备之士,未能帮助曹操完全建立起“筐扶汉氏”的大业,实现他自己平身的夙愿;而他自己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就仿佛一叶远在天边的扁舟,不能像张良那样名重千古啊。诗曰:

    文若才华天下闻,可怜失足在权门。

    后人休把留侯比,临没无颜见汉君。

    为官清廉一心为民——华歆传

    华歆(?~231),字子鱼,是平原郡高唐(今山东禹城县西南)人。汉灵帝时举孝廉,任郎中,后因病去官。后何进征召为尚书郎。官渡之战时,曹操“表天子征歆”,任为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代替荀彧为尚书令。曹操征讨孙权,“表歆为军师”。后任御史大夫。曹丕即王位后,拜相国,封安乐乡侯。后改任司徒。明帝即位,晋封博平侯。卒谥敬侯。作为曹魏重臣,华歆的治国主张主要是重农非战,重视文教德化。

    一、德行高洁君子之风

    高唐是齐地有名的都市,士大夫无不在市里游逛。华欲做官吏,逢例假走出官署,就直接回家关上门。他议论公平,始终不诋毁别人。同郡的陶丘洪也是知名人士,自认为真知灼见超过华欲。当时王芬和众豪杰阴谋废黜汉灵帝(内容记载在《武帝纪》)。王芬暗中招呼华歆和陶丘洪,共同商定计策,陶丘洪打算去,华歆劝阻他道:“废立是件大事,伊尹、霍光也感到难办,王芬性格疏狂而且不懂军事,这件事必定失败,灾祸却将牵连整个家族。您不要去!”陶丘洪听从华歆的意见才没有去,后来王芬果真失败,陶丘洪才佩服华欲。汉灵帝时,华歆被荐举为孝廉,任郎中,因病离开了官职。

    汉灵帝死后,外戚何进辅政,接着董卓乱汉,为避西京之乱,华歆与一行人从小路步行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县),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独行,想要和他们一起避难,所有人都同情老人并同意让他随行,只有华歆说:“不可以,现在处在危险之中,无论祸福患害,都要讲究一个‘义’字,现在无故接受一个外人,又不知他品行如何,现在接受了他,将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能中途抛弃他吗?”但大家都不忍心拒绝老人,于是就带他同行,走到半路上,这位老人掉到了井中,众人都想抛弃他不管,只有华歆说:“既然当初接受了他,现在抛弃他不管是不仁义的。”于是,大家共同救出老人。对这件事,大家都称赞华歆的仁德。

    董卓把天子迁徙到长安后,华歆要求派出去做下邽县令,因病没有动身,于是从蓝田来到南阳。当时袁术在穰县,留住了华歆。华欲劝说袁木派军队去讨伐董卓,袁木未能采纳。华歆打算抛弃袁术离开,适逢天子派太傅马日磾安定聚集在关东,马日磾征召华欲做椽。向东来到徐州,天子下诏书立即授与豫章太守的官职,由于处理政事清静不烦琐,官吏和百姓都感激,拥戴他。后来孙策死了。曹操在官渡,上表请求天子下召华歆,孙权想不遣送,华歆对孙权说:“将军奉天子的命令,刚和曹公友好结交,名分道义尚未牢固,让我能够为将军献上一片心意,难道不是有益处吗?如今徒然留住我,这是供养无用的东西,不是将军的好计策呵。”孙权很高兴,就遣送华欲。宾客、老相识给他送行的有一千多人,赠送了数百金。华欲全不拒绝,暗中各自写上记号,到临离开时,将各种礼物全部聚齐,对各位宾客说:“本来没有拒绝各位的心思,可是接受的礼物太多。考虑到一驾车长途跋涉,将全因为怀有贵重的东西而遭受不幸,希望各位宾客为我打算。”大家才各自留下所赠送的礼物,并且钦佩他的德行。

    二、汉侯魏相恪尽中庸

    华歆来到,授与方议郎官职,参与司空府军事谋划,入朝做尚书,调任侍中,代替荀彧任尚书令。曹操征讨孙权,上表奏请任命华歆做军师。魏国建立后,任命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授与相国官职,封为安乐乡侯。到文帝即帝位,改任司徒。华歆年素清贫,把俸禄、赏赐的物品拿去赈救、施舍给亲戚和老朋友,家里没有担石的储蓄。公卿大臣曾经一起接受赐给的没收入官府的女子,只有华歆将她们送出去嫁人,皇帝叹息,下诏书道:“司徒是国家精英、元老,负责调和阴阳、处理各种事情。如今的大官僚吃的是山珍海味,而司徒却是菜蔬素食,十分没有必要。”特别赐给皇上的衣服,并为他的妻子、儿子。男男女女都做了衣服。三公府评议:“荐举孝廉,以德行为根本,不再用考试经术来限制。”华欲认为“丧乱以来,六经没落废弛,当前的急务是保存、建立六经的研究,来崇尚王道。制订法规,是关系治乱盛衰的事。如今听任孝廉不用考试经术,恐怕学业会从此而废弛。如果有优秀卓越的人才,可以特别征召任用。只担心没有这样的人才,哪里需要担心征召不到呢?”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黄初年间,诏令公卿大臣荐举具有卓越德行的君子,华歆荐举管宁,皇帝用安车去征召他。明帝即位,进封为博平侯,增赠封邑五百户,连同过去所封的共一千三百户,调任为太尉。华歆上奏说有病,乞求辞退,把职位让给管宁。皇帝不允许。恰逢盛大的朝会,皇帝就派散骑常侍缨袭拿着手谕去责备华歆说:“我最近亲自处理各种事情,每天处理的政务十分纷繁,担心裁决得不妥当。幸亏有德行的大臣,在身边辅助我,可是您屡次称病辞退职位。衡量、选择君主,不愿在他的朝廷里做事,抛弃荣华、俸禄,不尽到他的职责,古人里固然有这样的人,但我以为是周公、伊尹就决不会这样做。洁身自好,显示节操,如果是一般人这样做,君主是不会责备他的。希望您竭力支撑着病体参加朝会,把恩惠给予我一个人。将摆好几筵坐具,吩咐各位官员完全代理自己的职位,等待您的到来,我然后就坐。”又诏令缨袭:“等到华欲必定动身,才能回来。”华歆不得已,只好聘为理事。

    太和年间,派遣曹真从子午道征伐蜀国,皇帝的车队向东出行到了许昌。华歆上奏章道:“战乱以来已经超过了二十四年,大魏承受天命,陛下以圣哲仁德应当成就像周成王、周康王那样的隆盛时代,弘扬一个时代的太平盛世,继踵三位先王的轨迹。使有蜀、吴两个敌国凭借险阻苟延残喘,如果圣上的教化一天比一天崇高,远方的人感怀德政,将会用布幅把婴儿兜负在背上而前来归附。武力是不得已才运用的,所以一般制止,只是有时采用。我实在希望陛下首先留心治理好国家的措施,把征伐作为日后的事情。况且长途运输粮草,对作战不利;越过险阻深入敌区,不可能取得独自战胜的功绩。听说今年征发劳役,严重地损害了农桑业。治理国家的人把人民作为基础,人民把衣食作为根本。假使国内没有饥寒的灾祸,百姓没有离开乡土的念头,那么就是无下百姓的幸运了。蜀国和吴国的破绽;可以坐下来等待了。我充数当了宰相,年还有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像犬马一样效力的生命已快到尽头,恐怕不能再侍奉皇上了,因此不敢不竭力尽到巨子的心怀,希望陛下考察裁决!”皇帝答复道:“您深刻地考虑安定国家的计策,我十分赞赏这样做。敌人依仗着险要的山川,二位先祖在前代劳苦出征,尚未能铲平,我难道敢自己夸口,声称必定消灭他们吗?各位将领认为不作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敌人不会无缘无故地烂掉,所以检阅军队以显示军威,来窥测敌人的暇隙。如果天命时运尚未来到,就像周武王那样撤回军队,借鉴从前的经验教训,我恭谨地不会忘记这些鉴戒。”当时秋雨滂沦,下诏命令曹真率领军队回来。太和五年,华歆逝世,谥号敬候。

    名臣学者俊士伟人——王朗传

    王朗(?~228),字景兴,是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县北)人。由于通晓经书,授与郎中官职,任淄丘长官。拜大尉杨赐为师,杨赐逝世,王朗抛弃官职为他服丧。荐举为孝廉,被公府征召,不去应职。徐州刺史陶谦察举王朗为茂才。当时汉皇帝在长安,关东发生战争,王朗做了陶谦的治中,和别驾赵县等劝说陶谦道:“《春秋》的要旨,是要求诸侯无不为王事尽力。如今天子远在西京,当派遣使者去接受天子的任命。”陶谦于是派赵昱带着奏章到长安。天子赞赏他的心意,授与陶谦安东将军的官职。任命赵昱做广陵太守,王朗做会稽太守。孙策渡过长江枪占地盘。王朗的功曹虞翻认为力量不能抗拒,不如躲开他。王朗自以为自己是汉朝的官吏,应当保工城邑,于是发兵与孙策交战,大败,渡海到东冶;孙策又追击,大败王朗。王朗于是向孙策投降,因为王朗是个优雅的书生,孙策法问、责备之后却没有迫害,王朗虽然漂泊穷困,朝不保夕,可是收留救济亲戚和老熟人,有多少就分给多少,做了许多好事。

    曹操上表请准征召王朗,王朗从曲阿走水路辗转前往,累月成年才到达。授与谏议大夫的官职;参与司空府军事谋划。魏国刚建立时,以军祭酒的身份兼魏郡太守,升少府、奉常、大理。办案勉力宽恕,嫌疑罪犯从轻发落。钟繇明察符合法律,两人都以擅长裁定诉讼著称。

    文帝即王位时,升御史大夫,封为安陵守候。上奏章建议鼓励人民生育和简省刑罚道:“战乱以来已经三十多年,四海动荡倾覆,各地百姓死亡惨重,幸赖先王铲除贼寇,扶助抚育孤儿弱女,终于使华夏又恢复了社会秩序。聚集许多百姓,在这魏国的土地上,使得边界之内,鸡鸣狗吠,遍布四面八方,广大人民欢欣鼓舞,庆幸遇上了升平时世。如今远方的敌人尚未宾服,战争的烽烟尚未平息,如果下令免除赋役,就能够使远方的人感恩;任命好的官吏就能够宣扬德政的恩泽;全面修整道路,各地百姓兴旺,必定又超过从前而比平常世道更为富足了。《周易》谈到修饬法令,《尚书》记载善用刑罚的方法,一个人得到免刑,广大人民就会信赖官府,这就是所说的要慎重地执法判刑呵。从前曹参相国将狱市官嘱托给后任,路温舒痛恨治理监狱的官吏。治理监狱的官员按照犯人的实际情况断案,就没有含冤而死的囚犯;从事农业的壮士能够完全挖掘土地的潜力,就没有挨饿的老百姓;穷苦老人能够从官家的谷仓得到粮食,就没有饥饿而死的尸体了;按时娶妻嫁女,男人女子就没有年长也不能婚配的怨恨了;胎中养育必定完全,孕妇就没有流产的哀伤了;刚生下婴儿的父母必定免除劳役,那么孩子就没有不被养育而成了累赘了;长大之后才服劳役,那么幼童就没有逃离家庭的想法了;斑白头发上了年纪的人不服兵役,老人就没有困顿、死亡的祸患了。用医药来治疗他们的疾病,用宽松的徭役来使他乐于从事生产,用权威、刑罚来抑制他们的倔强,周恩惠仁慈来救济那些弱小的人,用赈济借贷来赡养那些贫穷的人,二十年之后,胜任拿起武器作战的人必定布满原野了。”

    到了文帝即帝位,改任司空,进封为乐平乡侯。当时皇帝很喜欢出外游猎,有时黑夜才回宫。王朗上奏章道:“帝王居住的地方,外面设置周全的警卫,里面是重重叠叠的禁门,将要出行就陈列仪仗然后走出篷帐,布置好警卫然后踏上台阶,弯弓警戒然后登上车子,清除道路上的行人然后仪仗在前头侍奉开路,列队遮挡然后车驾出动,清净宫室然后停下车驾,这一切都是用来显示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务必鉴戒谨慎遵守,这是传下来的制度。近日来皇上的车驾出外,亲自去捕捉老虎,太阳尚未升高就出发,直到深夜才回来,违背了皇帝出行要警戒、清道的永恒的法规,不是天子的最谨慎的行为呵。”文帝回答道:“看了奏章,即使是魏绛引用虞舞的箴言来讽劝晋悼公,司马相如陈述猛兽来告诫汉武帝,也不能跟你的劝告相比。当今两个敌国尚未消灭,将帅远征,所以经常进入原野来演习军备。至于夜里才回宫的告诫,已经下诏书给有关部门施行。”

    当初,建安末年,孙权开始派遣使者前来,自称番属,同时跟刘备交战。下诏让群臣评议:“应当出兵和吴国一道攻取蜀国吗!”工朗建议道:“天子的军队,比华山、泰山还重,实在应当安然地闪耀出天子的声威,不动就像山岳一般。假使孙权亲自同蜀国互相对垒,长久搏斗交战,智谋、武力相等,战争不会迅速解决,必须出兵来形成他的优势,然后选派持重的将领,乘敌人处于作战的中途,看准时机然后行动,选择有利地形然后出击,一次行动就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不留下后事。如今孙权的军队尚未出动,就协助吴国的军队无目的地先行征伐。况且是雨水正盛的委节,不是兴师动众的时候。”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

    黄初年间,鹈鹕聚集在灵芝地,下诏书让公卿大臣荐举具有独特品行的君子。王朗荐举了光禄大夫杨彪,并且声称有病,要把职位让给杨彪。皇帝于是为杨彪设置胥吏、士兵,职位在三公之下。下诏书道:“联向您寻求贤才而未得到,您却反过来声称有病,不但没有寻求到贤才,更开辟了失掉贤才的道路,增加处于高位的优秀人物的倾覆。难道是居住在宫室里说出话来不妥当,被君子所违背吗?希望您以后不要再推辞。”王朝只好就职。

    孙权答应派遣儿子孙登入宫侍候,但不到来。这时天子迁徙到许昌,大规模地屯兵边境,就地开垦,打算出兵东征。王朗上奏章道:“南越奉行友好政策,婴齐人朝侍候,终于当上太子,回到自己的国家做了君主。康居骄纵狡黠,内心跟言辞不相符,都护上奏建议,认为应当送儿子入朝侍候,目的是贬斥无礼的人。况且吴王刘濞的叛乱,起因是在于儿子入朝作人质;魄嚣的叛乱,也不顾及儿子。过去听说孙权说过送儿子入朝的话,可是没有送来,如今六军戒备森严,我担心大家没有弄清楚圣上的旨意,或者会说国家对孙登停留不来而。温怒,所以为了这件事起兵征讨。假使军队出发而孙登就到来,那么引起的影响大,所得到的收获却极小,并不值得为了这个而庆贺。假使孙权骄傲凶狠,一点也没有送儿子入朝的意思,只是惧怕那舆论尚未顺从,心怀烦怨愁苦。我愚昧地认为应当分别诏令出征的各位将领,各自明白地奉行命令,慎重地掌握自己的部队,对外炫耀显赫的军威,在内部则广泛地开垦土地、种植庄稼;使军队像山岳一样停峙,像深渊一般安静,态势不可动摇,计谋不可测度。”这时,皇帝鉴于组成的讨伐军队已经开拔,孙权的儿子又不到,亲自率军到长江边才回来。

    明帝即位,进封王朗为兰陵侯,增赠封邑五百户,与过去所封合计共一千二百户。派到邺城省视文昭皇后的陵墓,看到有的老百姓缺衣少食。当时正营建宫室,王朗上奏章道:“陛下即位以来,屡次颁布施恩的诏书,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没有不欢欣鼓舞的。我不久前奉命出使到北方去,在往返的道路上,听见到众多的徭役,其中有许多是可以免除或减省的。希望陛下再次保留从早晨到午后处理政务的传统,来制定战胜敌人的策略。从前夏禹将要打算战胜大水灾、拯救天下的老百姓,所以就首先使自己的宫室低下,使自己的衣食俭朴,困而能够拥有九州,边远地区的人民也来辅助他完成事业。勾践打算扩展他的疆土,在姑苏斩下夫差的脑袋,所以也节约他自己以及家庭的费用,使自己的家庭俭朴来施恩给国家,因而能够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在中原赢得声威,在华夏奠定霸业。汉代的文帝、景帝也打算发扬光大先祖的事业,增益尊崇的前人尚未完成的宏大功业,所以能够决意舍弃重金修建的楼台,穿黑色的粗丝衣服来表明节俭。宫内减少太监并且不接受贡献,宫外简省摇役和赋税并且勉力农业和桑业,因而能够号称升平时世,几乎达到不用刑罚。汉孝武帝之所以能够发扬他的军事势力,向外开拓他的疆土,实在是文帝、景帝积贮丰足,所以能够完成伟大的功绩。霍去病只是一个具有中等才华的将领,还因为匈奴未消灭,不营造住宅。这表明周济远的就要减损近的,从事外部的就要简省内部的。从汉代初年直到它的中兴,都是在战争略为平息之后,然后凤阙巍峨耸立,德阳官也一起落成。如今建始宫前足够用来安排官员朝会,崇华殿后足够用来安置宫内的宦官、女官,华林、天渊足够用来开设游宴,如果暂且先修建宫门外的象阙,让能够用来安排远方的人入朝进贡;修筑城池,让能够用来防止敌人攀登跨越,成为国家的险阻要塞,其余一切留待丰年。集中力量从事农业生产,演习军备,那么国内没有未婚嫁的怨女旷夫,人口滋长繁殖,人民充裕,军队强盛。敌军不来宾服前景不够光明,未有过这样的事。”调任为司徒。

    当时皇子频繁丧亡,可是后宫里将生孩子而居住在侧室的妃嫔很少,王朗上奏章道:“从前周文王十五岁而生下了周武王,终于享有十个儿子的福分,来扩大姬姓神圣的德政,没有人能够超过,比较他们享有的子孙之福,就不相同了。大概人的生育有早有晚,所生下的孩子有多有少。陛下既然兼有那二位圣人的德行和福分,年龄大过文王生育武王的时候了,可是在皇后居住的深宫里尚未生下像姬发那样的儿子,在众多妃嫔居住的侧殿里也未繁殖出皇子。跟武王生成王相比,虽然还不算迟;跟文王生武王相比,就不算早了。按照《周礼》,六宫内官共一百二十人;可是各种经书常说的,都认为最多是十二个人;至于秦、汉末年,有时以千百计算了。虽然内宫人数更多,可是按时到吉馆里生孩子的却很少,表明‘众多男孩’的根本,确实在于情意专一,不只在于追求妃嫔的众多。老臣勤勤恳恳,希望国家共同享有像轩辕黄帝生二十五个儿子那样的福气,可是还比不上周文王的十个儿子,因而内心烦怨愁苦。况且少年时常常因被褥舒适温暖而苦恼,被褥舒适温暖对柔弱的肌肤不利,所以难以防护身体,而容易感染疾病。假若少年时常常只让穿乱麻做絮的袍子,并且袍子不很厚,那么必定具有像金石一般坚强的体质,而寿命可以跟南山相比了。”皇帝答复道:“最忠诚的人言辞笃厚,最挚爱的人话语深沉,您既劳苦思虑,又亲手执笔顺势助成,再三表达美好的言辞,使我无比欢欣。我未立继承人,因此使您忧虑,敬纳最真诚的意见,还想倾听美好的箴规。”王朗著有《赐》、《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都在世上流传。太和二年逝世。谥号成侯。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诸葛亮传

    一、“管乐”之才待时而动

    提起诸葛亮,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诗句),人们一直把他看做智慧的化身,人们景仰和崇敬他。诸葛亮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影响,这和历代统治阶级对他的推崇,小说戏剧对他的描绘和渲染是分不开的。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和小说戏剧中塑造的诸葛亮并不完全相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又是怎样一位人物呢?

    诸葛亮(18~234),字孔明,琅玡郡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出生在一个门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里。其父诸葛珪曾做过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和当时的豪强贵族袁木、刘表等都有往来。诸葛亮兄弟三人,哥哥诸葛瑾,弟弟诸葛均,此外还有两位姐姐。由于父亲很早去世,诸葛亮和他的兄弟、姐姐都依靠叔父诸葛玄过活。

    诸葛亮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他出生的第四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继之而来的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壮大起来的豪强地主武装之间为争夺地盘的厮杀、混战。琅琊郡属于徐州,是豪强们心目中的一块肥肉,陶谦、吕布、曹操都曾先后占据和抢夺过这块地方。徐州战乱不止,使诸葛玄一家再难安身下去。为了逃避战乱,诸葛玄带领家人,离开家乡,先投奔袁术,后又投奔荆州刘表,最后在襄阳住了下来。

    诸葛亮17岁那年,叔父诸葛玄去世。诸葛亮失去了依靠,就带着弟弟诸葛均在襄阳城西20里地的隆中村,置了一点四产,盖了几间草房,开始过着他20年后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一面耕种,一面读书的隐居生活。

    隆中的生活,一过就是10年。这10年,诸葛亮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和诸于百家的著作,尤其喜欢读《申子》和《韩非子》等法家著作,诸葛亮深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治世用世的理论所折服,他知道,在这动乱的时世,法家的思想,包括其治国的经验、法术是最切合、最实用的。广泛地阅读,刻苦地钻研学习,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

    这10年,也是诸葛亮拜师、交友、增长见识、学问的过程,那时候,荆州地区相对战乱较少,中原地区的学者名士纷纷避乱至此地。比诸葛亮年长的,有大名士庞德公、号称“水镜”先生的司马徽。沔南名士黄承彦(即后来诸葛亮的岳父)等,他们都成了诸葛亮的忘年之交。这些人思虑精密,学识渊博,见解卓绝,诸葛亮虚心向他们请教,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由于司马徽的介绍,诸葛亮又拜了一位称“邓公”的汝南灵山隐士邓玖为师。邓玖熟谙韬略,深通兵法,在诸葛亮“奉事惟谨”的精神和行为的感动下,邓玖传授了他三部兵书,这对诸葛亮日后辅佐刘备带军打仗,无疑起着极大的帮助作用。

    在交往的朋友当中,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其中有日后也成为刘备重要谋士的庞德公的侄儿庞统,颖川的徐庶、石广元,汝南的孟公威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评论天下大事,抒发自己的抱负。在读书、学习,广交朋友之余,诸葛亮也未忘怀当时政治形势。隆中的10年,政治风云变幻无常,此时曹操官渡一战,打败袁绍而统一北方;孙权继父兄基业坐领江东,和当时曹操称霸中原;坐镇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务虚名、尚空谈,不足与谋大事的人,为豪强所吞并只是迟早的事……群雄纷争的结果,必然会出现鼎立的局面。由于诸葛亮注意研究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应对的策略方针,当和朋友谈论起现实社会形势时,他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卓有识见,因之被司马徽称之为“识时务”的“俊杰”。

    立志向学,因志而成学,学以致用,是诸葛亮所一贯恪守的治学思想。那么诸葛亮的志向是什么呢?从下面两个例子可以窥见他的理想和抱负。

    据《魏略》记载,有一天诸葛亮和石广元、徐庶、孟公威三位好友一起交谈,诸葛亮从容地对他们说:“诸位要是做官的话,是可以做到郡守、刺史的职位的。”三人反间诸葛亮又如何,诸葛亮只是“笑而不言”。这“笑而不言”,就已经表明了诸葛亮胸存大志。

    又据《三国志》本传载,诸葛亮在高卧隆中常以管仲、乐毅自比。他认为当世既无像管仲那样的贤相,也没有像乐毅那样的名将。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强大的诸侯国。乐毅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名将,他扶持弱燕,统帅强兵,一举下齐国70金城,使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诸葛亮以管。乐自比,有以一身兼将相自许的意思。他身处乱世,决心像管仲、乐毅一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要干出一番惊人的功业,他志在扫除群雄,结束分裂。

    治乱世必以才智,尽其才智又必依明主才能取成,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从”,说的就是要谨慎选择可以辅佐的“明主”的意思。那诸葛亮心目中的“明主”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未遇到刘备之前,我们可以说在诸葛亮此时的思想中还没有明确具体对象,但如果联系他周围朋友对当时表强军阀评价的言论以及日后的《隆中对》、《论光武》等文章来看,诸葛亮对选择“明主”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诸葛亮从小就受封建正统观念的熏陶,在隆中十年间系统地学习经史子集,食君禄、报君恩的忠君报国思想更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当时最有势力的军阀是北方的曹操,此人雄才大略,影响很大,但在正统的观点看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却令人所不齿。庞统曾经跟诸葛亮谈起曹操,认为他虽是一个治世的能臣,却又是一个乱世的奸雄。像曹操这样的人,诸葛亮会认为他是“明主”而去投靠他、辅佐他,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在下文将要谈到的《隆中对》中,诸葛亮也是把消灭曹氏集团作为目标确定下来的。刘表此人的行为品质,诸葛亮更是耳闻目睹,再熟悉不过了。连他的内亲黄承彦老先生都不愿出来帮助他,诸葛亮当然不会认为他是“明主”。

    东吴的孙权呢?虽是位“招延俊服,聘求名士”的有作为的人物,但却野心勃勃想“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也是一位志存篡逆的野心家。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已赴江东辅佐他,而诸葛亮并没有尾随着到江东,应该说,孙权在诸葛亮的心目中,也不是一位能够为之赴汤蹈火的“明主”。

    至于盘踞川蜀。以“闇弱”著称的益州牧刘璋,更不值一提。

    从诸葛亮撰的《论光武》一文中,我们更可以窥测到诸葛亮择主的准则。光武帝刘秀是东汉中兴之主。诸葛亮在文章中,对刘秀的“策虑深远”的作用极为欣赏,对光武君臣“谋会议同”,中兴汉室的事业极为向往。南阳郡是当年刘秀中兴的发祥地,历史能否重演呢?当今世界能否再出现如光武那样的“圣君”“明主”呢?这个问题只有等刘备出现在诸葛亮面前才能明白。

    总而言之,隆中十年,是诸葛亮学习。增长才干的十年,也是他“待时”、“待主”的时期。这个未出茅庐的青年,正如庞德公送给他的雅号“卧龙”那样,一旦风云际会,就能腾云驾雾,大显身手,一展抱负了。

    这个时机终于到来,“刘皇叔”刘备于汉建安十二年(207)亲自前来隆中,拜访请教诸葛亮。

    二、隆中之对惊世骇俗

    47岁的老将军刘备“三顾茅庐”到隆中拜访请教27岁的诸葛亮,这种真心实意虚心求教的精神着实使诸葛亮感动。刘备恳切深沉、坦露胸怀的一番话语,使诸葛亮看到了他志存复兴汉室、拨乱反正的忠肝热肠。于是诸葛亮就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地把他对早已了如指掌的天下大势的看法告诉了刘备。

    他首先分析曹操和孙权:

    “自从董卓入京作乱以来,各地豪杰蜂起、抢州夺郡、割据称雄的人多得数不清。经过一番较量之后,现在的局势已经比较明显,成功与失败者各自都有其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就拿曹操和袁绍相比来说,曹操名望既低,兵力又少,可他居然最后能战胜袁绍,由弱变强,这其中的道理何在?这就不仅仅是由于曹操占据有利的时势,更不是天命使然,而是由于曹操的主观努力,在于人的智谋所决定!现在曹操基本上已统一了北方,拥有百万大军,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处处假借汉帝的名义来对各地诸侯发号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暂时是很难同他较量、争强比胜的。”

    “北方的曹操是如此,南方孙权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孙权占据江东,从他父亲孙坚,至其兄孙策到现在,已经历了三代。那里地势险要,百姓归附,加上还有一批有德行、本事的人辅佐他,他的力量绝不能低估。因此江东此地,不能希图占领。而要和曹操争夺天下,应该和孙权结成联盟,作为外援,而不能同他们为敌。”

    分析完曹、孙两大集团的情况,接着诸葛亮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津的情况:

    “荆州这地方北依汉水,南达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冲,是一个用武的好去处。可惜现在的荆州之主是没有能力守住它的。这大概就是老大爷特意要留给将军的,将军您难道不想得到它吗?”

    “再看西边的益州。这也是一个地形地势相当险固之地。它幅员辽阔,有千里肥沃土地,历来被人称为‘天府’之国。汉高祖就是凭借这块地盘取得天下、建立帝业的。然而,如今益州之主刘璋懦弱昏庸,统治无能,不注意安抚百姓。那里的有识之士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位英明之主去取代他。再加上北西汉中的张鲁时时刻刻都在窥伺着川蜀,威胁着益州。因此,益州的情形刚好和江东相反,是一个可取之地!”

    谈到此处,诸葛亮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接着说:

    “将军您是汉朝皇室的后裔,名声早就显播于天下,您要是能够占据荆、益二州,守住险要之地,西面和好诸戎族,南面安抚夷越各部落,对外结盟于孙权,对内刚修明政治,一旦曹操内部发生变化,时机一到,您命令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洛阳推进,将军您亲自统率益州大军出秦川(今陕西。甘肃省秦岭以北平原地带),到那时候,老百姓谁个会不担着饭食、盛着酒浆来迎接您呢?真能这样,那么统一天下的霸业就可以成功,汉朝的天下也可复兴了。”

    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剖析天下形势的这一番话,记载在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隆中对》或《草庐对》的名文。

    诸葛亮这一番宏论,根据当时的客观现实,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人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反复比较的基础上,为刘备提出一整套的战略方针。就实现最终的战略目标来说,就是为了达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也就是说,要使历史上再度出现“光武中兴”的局面。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占有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然后从荆、益两路出兵,构成钳形攻势,直扑两京(长安、洛阳),剿灭曹氏篡逆集团,达到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目标,但诸葛亮又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曹操集团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巨大的政治优势,暂时还不能与之正面争锋,也就是说,先不要打曹氏集团的主意,而把他搁一边。

    对于江东的孙氏集团,诸葛亮提出“结好”,这是他预见天下必然会出现三分鼎立的形势而为刘备确立的一个重要策略方针。要消灭曹氏,联合孙权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策略手段。日后形势的发展,就显示了这个策略手段的巨大威力: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辉煌胜利。赤壁大战的胜利,是孙、刘两家联手抗曹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刘氏集团才有可能在荆州站稳脚跟,才有可能西进川蜀,打开蜀汉立国的壮丽局面。因此,可以说“联孙”的策略,事关蜀汉立国的根本,也是关系其盛衰存亡的基本国策。只要看看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兴兵伐吴惨遭失败等事实,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不仅如此,《隆中对》还为刘备占据荆、益以后,治荆、治益提出了一套具体的的策略步骤,这就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和抚”民族政策和“内修政理”方针的提出。

    “和抚”政策,是针对西南边地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东汉末年,由于益州地区统治者暴虐残暴,特别是刘焉、刘津父子治蜀以来,对少数民族采取横征暴敛以及征剿杀戮的残酷压迫,使得少数民族不得不起兵反抗。他们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之中,官兵来了,他们退山林,伺机出击,有时候还攻陷城池,给官府以沉重的打击。刘备要治蜀,就必须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否则内部不稳定,根据地不巩固,就谈不上向外拓展或出兵,诸葛亮把夺得荆。益与和戎抚夷一起提出来讨论,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内修改理”也是巩固内部、稳定内部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鉴于东汉末年朝政混乱、奸佞当道的沉痛教训,鉴于刘表。刘璋在荆、益统治期间的无能表现,刘备治荆、益,首先必须革除弊政,举贤技能,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隆中对》的提出,这一方面显示了诸葛亮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和政治魄力。

    《隆中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27岁的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它为刘备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以后刘备集团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以后形势的发展变化,证明了诸葛亮对局势的分析是非常符合客观现实的。

    诸葛亮的精辟分析和建议,为刘备展示了光明的前景,使刘备由衷地产生敬意,司马徽和徐庶的举荐一点也没有错,诸葛亮确是了不起的一代人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好谋士、好军师。刘备诚恳地邀请诸葛亮出来辅佐自己,实现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计划,诸葛亮感激刘备的尊重和信任,慨然应允道:“蒙将军不弃,我就为将军奔走效劳吧!”就这样,诸葛亮结束了十年隆中的“隐居”生活,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诸葛亮在隆中待时而动,“择主而从”,选来选去,偏偏选中了东逃西窜、寄人篱下、势单力薄的刘备,刘备难道真的是诸葛亮心目中的如刘秀那样的“中兴之主”?这清形虽然令人奇怪,但也不难理解。诸葛亮选中刘备为辅佐之主,主要原因不外有这几方面:

    首先,刘备是汉室宗亲,他的奋斗目标就是兴复汉朝事业。而诸葛亮以“兴微继绝”,即兴复汉室为己任,这同刘备的目标是一致的,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士为知己者用(死)”。刘备“三顾茅庐”,一再屈尊下顾,向他虚心讨教,这使诸葛亮非常感动,他愿意为刘备这个“知己”效劳。20年后诸葛亮回顾这件事时,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再次,对刘备“宽仁有度”、“知人善任”、“折而不挠”的性格特点,诸葛亮也是有所了解的。诸葛亮认为,在刘备手下,他能够做到尊重和信任,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这也是在当时众多军阀之中,诸葛亮挑中刘备这个认为他是理想“明主”的原因之一。

    诸葛亮来到刘备军中,深受刘备的器重,刘备把他当作良师益友来对待,朝夕相处,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不禁引起长期跟随刘备的关羽和张飞的不满,甚至在刘备面前发起牢骚来。刘备觉察之后,坦率而又严肃地对关、张说:“诸葛孔明卓有识见,我有了他,就好像鱼儿有了水。今后你们不要再说长道短了。”这充分说明,刘备已经意识到诸葛亮叶他的事业所起的作用了。

    三、游说吴主共周抗敌

    诸葛亮出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刘备扩大军队。乡时刘备手下只有几千人马,这么少的武装力量肯定是难以抵御强敌的。诸葛亮建议把荆州一带没有户籍的游民加以选拔训练,刘备依照其办法去做,果然从中选拔了不少了壮,使军队扩充到几万人。这支军队经诸葛亮加以训练,成为刘备开创基业的核心武装力量。

    诸葛亮为刘备扩充实力,目的是相机夺取荆州,但是这些事情还来不及做,曹操的大军就压境了。

    汉建安十三年(208)秋天,曹操率军南征荆州。不久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任荆州牧,听说曹军到来,吓得不战而降。屯兵樊城的刘备,向江陵撤退时,在当阳长级坡被曹军打得大败。刘备和诸葛亮等突围到夏口,接着又退到樊口。

    在强敌曹操的进逼之下,孙权、刘备双方都有联盟抗曹的愿望。孙权派鲁肃去见刘备,希望和刘备联盟。鲁肃跟着刘备退到樊口后,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情已经很紧急了,我愿亲自前往东吴,向孙将军求援。”刘备也感到形势紧迫,立即派遣诸葛亮随鲁肃去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见孙权。

    孙权在柴桑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战火即将燃烧到自己身上,使他感到有同刘备联合的必要,但能否战胜曹操的进攻,他还缺乏信心,态度有些犹豫不决。

    诸葛亮会见孙权后,针对孙权思想上的疑虑从分析天下大势着手,说:

    “方今天下大乱,孙将军起兵占据了江东,刘将军也招募部队在汉南(汉水之南)和曹操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已经平定了河北,战胜了不少对手,又攻下荆州,威震四海。刘将军无力当其兵锋,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播迁到此地。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情况。”

    接着诸葛亮又故意反激孙权说:

    “情况如此紧迫,我希望将军根据自己的力量,考虑相应的对策。如果能以江东之众与曹操抗衡,就应该趁早和他断绝关系,争取时间早定战、守之策;如果不能这样,为什么不投戈卸甲,向曹操投降呢?现在将军表面上服从曹操,而内心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在这紧急关头不能当机立断,恐怕大祸就要临头了。”

    孙权听了,很是恼火,他万没想到诸葛亮会这么小看他,不禁生气地反唇相讥道:“既然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刘将军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理直气壮地回答:

    “汉初的田横,不过是齐地的一位壮士,他尚且能守义而不屈(注:田横为秦汉间田齐的宗族,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他不愿称臣,率领徒属五百余人,人居海岛;刘邦使人召请,他不从,最好自刎而死),何况刘将军是王室的后代!他的英雄才气,盖世无双,天下的士人都仰慕他,就像水归大海一样。若真的大事不成,那也只是天意,哪能够屈辱投降曹操呢?”

    这一来,孙权可真的是被激怒了,他再也忍耐不住,勃然变色地说:“我也不能以江东之地和十万之众,受制于人,我决心抗击曹操了。”

    孙权的话虽然说得很硬气,但他清楚自己一方的兵力,而刘备又刚刚在当阳吃了败仗,又有多大的能耐呢?他不禁又怀疑地对诸葛亮说:“固然现在除了刘将军,没有人能够和我共同抵抗曹操。但刘将军战败之后,还能抵挡得住曹操吗?”

    针对孙权的怀疑,诸葛亮满怀信心、胸有成竹地向孙权具体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他说:

    “刘将军虽然在长坂战败,但现在部下陆续归来的,以及关羽、刘奇率领的江夏之军,合共不下两万人。曹军兵力众多,但远道而来,长途跋涉,为了进行追击,一日一夜行军三百多里,早已疲惫不堪,像一支飞到尽头的箭,连穿透一层薄薄绸子的力量都没有了。况且北方人不习水战,更是曹军的一大弱点,还有,荆州的民众暂时归附曹操,那是迫于兵势,并非心服。”

    最后,诸葛亮鼓励孙权说:

    “现在孙将军您真能派出猛将,带领数万大军,和刘将军联合起来,同心协心作战,那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曹操兵败之后,必然向北方撤退。这样,荆州、江东不但都能安然保全,而且势力大大增强,那么无下鼎足而立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关键,在于今日,孙将军您切不可坐失良机。”

    诸葛亮的分析清楚透彻,说得孙权满心欢喜,愁眉顿展,增强了他战胜曹操的信心。但当时的孙权集团内部,主战派与主降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尤其是主降派的代表人物张昭,在曹军气势汹汹的威逼下,更是吓破了胆,力主不战而降,而当时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周瑜,他正奉命去鄱阳调集水军,不在柴桑,主降派的呼声更是甚嚣尘上,这种情形,使孙权感到无所适从。

    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迅速从鄱阳召回周瑜。周瑜回来之后,力排众议,并信心十足地对孙权说:“请将军给我精兵数万,进屯夏口,我一定为将军击破曹操!”周瑜坚决抗曹的态度,感染了孙权,孙权下定决心迎击曹操。在召开江东文武大臣的会议上,他毅然抽出宝剑,砍掉奏案上的一角,斩钉截铁地说:“如敢再言迎降曹操者,与此案同!”

    在此期间,由于鲁肃的引见,周瑜会见了诸葛亮。诸葛亮向周瑜提醒说:“孙将军虽然下了决心,恐怕还有反复,因为此处主张投降的势力还很大。依我之见,公瑾(周瑜字)还得再向孙将军说说,主要是把曹军兵马多寡的实际情况再说清楚明白,让孙将军放心。”

    周瑜很重视诸葛亮的意见,当天夜晚即进见孙权说:“据诸葛先生了解,曹操所称80万水军完全是恫吓之词,实际兵马超不过20万,并且已是疲惫不堪,而荆州降兵,对曹操尚存狐疑之心。这样看来,曹军人数虽多,一点也不可怕。只要与刘备将军联合起来,打败曹操是没有问题的。”

    周瑜一席话,更坚定了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就这样,孙、刘联合抗曹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孙、刘联盟的实现,是由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刘联盟的是双方与曹操争存亡的共同愿望。孙、吴联盟局面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鲁肃、周瑜的卓越识见。而诸葛亮在这关键时刻前往柴桑,向孙权反复陈说利害,促进了孙、刘联盟的实现,这对战争的结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出使柴桑、游说吴主这场活动中,诸葛亮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见卓识,也表现了他天才、出色的外交才能。

    孙权和刘备结盟后,他们的军队在赤壁(今湖北省蒲析县西北)大败曹军。这场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诸葛亮、鲁肃。周瑜等的分析和论断是科学、英明的。诸葛亮在赤壁大战前后,还有过哪些活动,史书上没有记载,因而无法查考。但作为刘备一方的主要决策人物诸葛亮,他不可能不参与一些联军作战问题的讨论和协商,提出作战的主张和建议,比如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利用进行火攻等等,诸葛亮很可能参与了计谋。至于像《三国演义》上所描写的“舌战群懦”、“草船借箭”、“披发仗剑”、“登坛借东风”等等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那就完全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了。

    四、以法治蜀令出必行

    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荆州不少地方,以后又从刘璋手中夺得益州、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力量发展非常快。此间,诸葛亮为刘备镇守后方,安抚民众,供给军备粮草以及兵源,为蜀汉政权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贡献。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候,领益州牧,蜀汉的政事,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一手处置,实际上诸葛亮已成了蜀汉政权的主持者。

    “内修政理”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策略步骤,在刘备集团跨有荆、益,诸葛亮负责治理西蜀之后,这个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来了。

    为了维护刘备集团在益州的统治,为了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诸葛亮首先把实行法治摆在“内修政理”的首位,这是针对益州当时“乱”的局面而采取的强有力措施。

    益州原来的政治状况很不稳定,在刘焉、刘津统治益州时期,法令松弛,政治腐败,地主豪强和官僚专横自恣,侵夺百姓,鱼肉人民,因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在公元188年,即刘焉担任益州牧之时,就曾经发生了以马相等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但阶级矛盾并没有缓和,那种“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继续纵容豪强官僚欺压、侵凌百姓的局面还是愈演愈烈。

    这种严重的“乱”的局面,势必大大不利蜀汉政权的稳固;严厉打击豪强的不法行为,就是诸葛亮解决“乱”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益州地方的土著豪强,鱼肉乡里,侵夺民田,正是诸葛亮要着力打击的对象。

    诸葛亮以法治蜀的思想内容,具体体现在他主持制订的《蜀科》的法典上(今佚)。在《蜀科》上的相应条文,规定了对蜀土著豪强采取抑制并打击的措施。而在实践上,诸葛亮也执法严明,依法行事,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刑罚有准,轻重比较适当。如对破坏法纪的蜀中豪强彭蕡,坚决镇压,毫不留情;对以私废公、放肆专权的李严、廖立等,绳之以法,该罢官的罢官,该刑罚的刑罚;对挑拨是非、妖言惑众的来敏,坚决予以革职。这些典型事迹,显示了诸葛亮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政治家作风。相反,对于严明奉法、法廉自持的官吏,如蒋琬、费伟等,则大加褒扬、提拔。

    正因为诸葛亮实行法治、打击豪强的政策,因而引起了地主豪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攻击诸葛亮“刑法峻急”,是不“度德量力”,吵吵嚷嚷地要诸葛亮“缓刑弛禁”。时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的蜀中代表人物法正,对诸葛亮这么雷厉风行地打击蜀中豪强也不甚理解,并且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他引用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实行宽民之治的事例,写信给诸葛亮。信中说:“从前汉高祖入关,除去秦朝严刑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老百姓,都感念高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给地方上带来恩德,就施用刑禁权威,这是很不好的。按照主、客的关系,我主认为应该多施行点恩德,把刑罚、禁令放宽些,以慰藉他们。”

    法正的信,引出了诸葛亮著名的反映他的法治指导思想的文章——《答法正书》,书中这样说:

    先生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代的情况是实行暴政,虐待人民,因而逼得人们不得不起来造反。针对这种情况,汉高祖采用了宽刑弛禁的办法,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对的。现在益州的情况和秦代大不相同。刘蟑暗弱,自从刘焉以来,就放纵地方豪强官僚,使他们专横跋扈,任所欲为,因而德政不举,减刑不肃,君臣之道也就逐渐被破坏了。给这些官僚们以高官,宠爱他们,他们地位高了,反而不觉得可贵;服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达到顶点,他们反而傲慢无礼,这就是政治弊病的来源。现在我们以法来威胁他们,法行之后,人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恩德;限之以官爵,官爵提升之后,人们才能够知道爵位的尊贵,行法和恩宠相辅并行,上下的次序才能够维持正常,政治才能够得到清明(原文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

    这封书信批评了法正看问题的片面性,批驳他生硬地套用汉高祖“宽禁省刑”的做法,诸葛亮指出:秦时跟现在不同,关东和益州的情形不一样;现在就是要严明赏罚,严格按法制办事,才能彻底纠正刘焉父子遗留下来的邪恶风气。诸葛亮在这封书信中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拒绝了法正的建议,这是浪有见地的,据《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及《伊籍传》等书记载,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还亲自撰写了《二务》、《帅戒》、《六恐》、《五惧》等法律条例,一条一款罗列分明,使蜀汉大小官员知务其所“务”、戒其所“戒”、恐其所“恐”、惧其所“惧”,使大家勤于职守,这种“先教后诛”的做法受到当地及后世众多的颂扬和称道。晋人习凿齿就赞叹地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别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裴注)

    正因为诸葛亮赏罚分明、执法如山,因而即使被诸葛亮惩处过的人,对他还是感恩戴德,口服心服,以至当他去世以后,竟如丧考妣,痛不欲生。比如李严与廖立二人就是如此。

    李严(后改名李平),是刘备临终前与诸葛亮同受遗诏辅佐刘禅、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蜀汉高级官员。在诸葛亮北伐时,他负责供应军需物资,在军粮供应不上时他假传圣旨要诸葛亮退兵。这种贻误军机。弄虚作假的行为被诸葛亮发觉,上书刘禅;将他免官为民,流徙梓潼郡。李严服罪之后,诸葛亮并不搞株连家人的做法,还是让他的儿子李丰照常为官,并且一直做到朱提太守的职位。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不禁悲痛万分,情急之下,他也发病身亡。

    廖立在刘备在世时就担任长沙郡太守。这个人自命不凡,口出狂言,“诽谤先帝,兹毁众臣”,肆意攻击蜀汉的朝政,指责诸葛亮,挑拨群臣不和。诸葛亮上表罢了他的官,流放到江山郡。诸葛亮病死,廖立痛哭叹息地说:“我没有希望了,恐怕要老死在这边远地区了。”

    诸葛亮的厉行法治,使蜀汉文武官员大都能兢兢业业、勤于职守,而力戒弄虚作假、干犯法纪之事,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支治逐渐得以清明,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稳定,蜀汉的社会经济得到繁荣,而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安定。史书上记载,说是当时蜀国“道不拾遗,强不侵弱”。史书上的说法当然有夸大的地方,但在三国时期,蜀汉政府是一个较好的政府,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而诸葛亮治蜀的做法也是卓有成效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与诸葛亮同时代及稍后的两位人物的言论来予以证实。

    一位是蜀汉官员张青。张高原先是刘津的谋臣,蜀汉之时,官至益州郡太守,此人虽精明能干,但他自以为是,总认为别人不对,诸葛亮多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使他受到感动,他由衷地叹道:“诸葛亮宰相公正严明,赏罚不分亲疏远近,无功者不能得赏,贵势者不能免罚,这是人人奋勉的重要原因啊!”(原文见《诸葛亮文集》卷2与《张裔教》)

    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国志》作者陈寿。陈寿是西晋时代的史学家,他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判处髡刑(剃去头发)。但他在《三国志》中写诸葛亮时,还能秉持公心,去除个人恩怨的成见,以公正的史笔写道:“(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开诚心,布公道……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

    于此可见,诸葛亮用法治蜀深得人心!

    五、举贤授能唯贤是用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时,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文集》卷3)认为选用贤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在举贤这一方面,和厉行法治一样,他做了大量艰苦和细致的工作。他选拔一些很有才能并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让他们担任郡守、都督、将军等重要职务,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国志·蜀书》自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传者(包括附传)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还有庞统。法正、许靖、刘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在余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如关羽、张飞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无几了。

    当然,不能说能够进《三国志·蜀书》传记的,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但是能够进《三国志》的,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却是个事实。这样一些人物,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们的政绩,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

    如果再综合《华阳国志》、《三国志》裴注、《季汉辅臣赞》等资料来看,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了。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这一点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曹操认为“有行(道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以他要求地方举荐人才,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的“托志忠雅”,费伟的“雅性谦素,家不积财”,董光的“秉心公亮”,陈露的“忠属,老而益笃”郭攸之的“以器业知名于时”,姜维的“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杨洪的“忠清款亮,忱公如家”,邓芝的“坚贞筒亮,临官忘家”,王平的“忠勇而严整”李恢的“公亮志业”,吕凯的“守节不回”,射援的“少有品行”等等,一批“贞亮死节之臣”。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孺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甘一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为: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2.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资历出身为限

    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德才”为标准,以才干为依据,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来说,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就可以明白。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等,甚且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是否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

    诸葛亮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出身,不计门第,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认为“亘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而他处处留心,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选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业的新人。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津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巂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一时之间,“蛮夷皆服,颇来降附”(《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的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三国志·蜀书·王平传》),实践经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功曹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抵原是杨洪门下书往,因有“才策功干”,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轶闻。据说每当朝会,何祗与杨洪平起平坐,杨洪开玩笑地对何祗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祗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一时传为美谈(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李严、杨洪、何祗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费祎、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伟“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光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祎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费祎、董光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3.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人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爱乐人物,诱纳后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再如,对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个“行义素著,乡里敬慕”的老儒生。刘备人益州时,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两耳失聪的老人了。他闭门不出,采取与刘备集团不合作的态度。诸葛亮为丞相后,用车把他请了出来,由于杜微耳聋,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对他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三国志蜀书·杜微传》)最后征得他的同意,拜他为谏议大夫。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懦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向他举贤荐能。他因丞相椽,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伷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伷学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伷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4.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责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符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七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力;“识”,就是“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信”,就是“期之以事观其信”,即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

    除了“七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查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宰,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3)。

    诸葛亮举贤授能的用人之道,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举贤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养才用人之道,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重视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尽其器能”,能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等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

    六、治军·木牛流马·八阵图

    以身兼将相而自许的诸葛亮;在治国理政的同时,未尝一日不在思谋治军、用兵之道。陈寿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诸葛氏集目录》中,就有《兵要》、《军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则”、“军令十五条”,以及有关谈兵治军的论述。

    治军是为了治国,这是作为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诸葛亮治军的一贯指导思想。治军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住,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见《诸葛亮集·文集》卷3),国家的安危在于军队的强弱,这是诸葛亮高度重视武装力量建设的思想根源。

    既然国家的安危系于军队的强弱上,而军队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将帅的素质和才能,那么选择将帅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的就是对将帅选择的重要与要求之严格。诸葛亮时将帅的选择,与他治国举贤授能一样,注重德才并重。德,就是良好的道德,这里面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处事以公的原则,同时也包括爱民的思想。“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同上),意思是说,眼里如果没有老百姓,处事不考虑民众利益的将帅,他就不是国家的良辅,就没有资格当军中的主帅。才,就是要求作为将帅要精通军事,懂得谋略,善于打仗。

    在蜀国,能够称得上合格的将帅,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并不多。从《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叙,以及《出师表》中所涉及的,只有将军向宠和后来担任蜀汉主帅的姜维,诸葛亮才认为他们够得上是德才并重的将帅,可见他对将领的选择要求之严。

    对军事将领全面军事素质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下面的一段话中:

    一个将领要审知天时与地利,更要注意人和,要关心和爱护部属;既要熟悉各种攻防兵器,擅长运用掌握,又要注重赏罚公正严明对士卒作战勇敢与否所起的作用;要洞察敌人的阴谋,善于掌握敌人的动向,要了解进军路上的险阻,何处安全,何处危险,要变被动为主动,讲军和退却,要掌时机;防守要充分部署、提高警惕,进攻要加强力量,扩大声势;攻与防,都一定要积极发挥士兵的作用;对成功和失败都要充分估计到,要争取尽量减少伤亡(原文见《诸葛亮集·文集》卷3)。

    总而言之,诸葛亮强调:一个优秀的将领,一定要深谋远虑,要集思广益,切不可独断专行。

    在具体治军的方法上,诸葛亮采用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办法。

    所谓礼治,就是用儒家思想进行教育。诸葛亮在治国治军方面,最反对“不教而诛”,平时要重视教化,对军队要“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这就是说,要在思想上用礼义忠信的封建伦理观念武装将士们的头脑。为什么要这样做?诸葛亮解释说,从军事观点上讲,一个将帅能够“善养士卒”就可称得上是“仁”;将士如果能“以身殉国”,就是“忠”;不为利禄富贵所动摇,就是“义”;胜利了不骄傲,不居功,是“礼”;能够“奇变莫测,动应多端”,就是“智”;“赏不逾时,刑不择贵”,就是“信”,能够做到忠、义、礼、智、信的军队,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

    以法治军,就是强调要以典刑、赏别来警戒官兵。如果说礼治是务虚的话,那法治就是务实的了。在诸葛亮看来,厉行法治是军队的法宝,他说:“一个做将帅的,统率着百万的军队,要使这么多人束肩敛息,躬身并足,集中注意力,连大气也不敢出,连头也不敢抬地来服从命令,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法制。”(原文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即使有“百万之师”,也是“无益于用”的。诸葛亮非常推崇先秦军事家孙武、孙膑等人,赞赏他们在治军之中执法严明的作风。他认为,将士作战立了功,就要按功劳的大小给予奖赏,如果违犯了军法,那就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平时对他多亲近,也要依法处罚。著名的例子,就是忍痛挥泪斩马谡。马谡违犯军令,失了街亭,被处以死刑。当时蒋琬到汉中对诸葛亮说:“天下未定,杀掉智能之士,岂不是很可惜吗?”诸葛亮回答:“孙武之所以能够制胜天下,就是靠他严明的军法。现在刚刚和敌人交战,就因人而使军法受到破坏,怎么能够去讨贼呢?”(原文尼《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裴注)可见诸葛亮对以法治军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法治对于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当第一次北伐失败时,他上疏承担责任,自贬三等。

    在用“札”与“法”治军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意对军队进行技术训练,即重习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诸葛亮集·文集》卷4)他还说:“一支经过高度习练的军队,如果由一个才能不高的将帅来指挥,不见得就会失败;如果一个很有才干的将帅,统率的是一支没有训练的军队,也很难取胜。”

    对军队具体的技术训练中,诸葛亮要求将士要掌握行军、作战、屯驻的要领,懂得进退攻守的次序,发挥各种兵器的效用。他还在军队中提倡互教互学的训练风气。他说:“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正因为诸葛亮以“礼”、“法”治军,军队训练有素,阵容严整,因而蜀军的战斗力是比较高的。后人评论蜀军“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帅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著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密如鬼神,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宋·苏轼《诸葛武侯画像赞》),这些赞语,虽多溢关之辞,但纵观蜀军在历次北伐战斗中,胜多败少的情况来看,诸葛亮治军的成效应该是很卓著的。

    诸葛亮在治军方面,还有值得一提的方面,这就是史传上所称的“长于巧思”,陈寿说:“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驽,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是指诸葛亮在改进兵器和运输工具方面有所创新,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兵法阵图,在军事科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驽,是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兵器。诸葛亮改进入连驾,称之为“元戎”,说是“以铁为磁矢,矢长八寸,一驽十矢俱发。”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劲驽。1964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蜀汉钢驽机,证实了是经过诸葛亮改进的连驽的一种。

    木牛、流马都是木制运载工具(主要用来运载粮食)。木牛是一种木制独轮车,在汉代以前就有了,汉代称之为鹿车。诸葛亮据此把它改进成“一脚四足”的木牛。木牛大体上可载一人一年的吃粮(约600多斤),每天可走20里地。在木牛的基础上,诸葛亮又加以改进,制成了流马,流马是木制四轮小车,行走的速度比木牛快,也较平稳,适合蜀国山地的运输。木牛。流马都是用人力推拉,不用铡草喂牲口,对解决蜀国向前线运输粮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八阵图就是八种阵形变化之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八阵”的名称,如《孙膑兵法》中就有“八阵”、“十阵”等篇目。诸葛亮很讲究阵法,他的八阵图就是在学习继承古代兵家的布阵之法的基础上创新出来的。诸葛亮自己曾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见《水经·江水注》)这并不是自吹自擂,在实践中,确实使魏军吃了不少苦头。

    诸葛亮八阵法之详细内容,没有留传下来,后来有的书上绘制了八阵图,大多是后人的伪作。相传诸葛亮曾经聚石为八阵图,以此来训练军队。石垒八阵图的遗迹现存有三处,一在令陕西省勉县南,一在令四川省奉节县南江边,一在今四川省新都县的牟弥镇。哪一处是真的,哪一处是假,尚无确论。其实不管是真是假,由于年代久远,现从遗址中也无法探究出诸葛亮八阵图的具体面貌。

    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对后代影响很大。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在精研八阵图的基础上,又创制出六花阵法;唐代杜甫在观看奉节江边的八阵图遗址之后,写下“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诗句,来抒发对诸葛亮的怀念之情。

    七、七擒孟获南抚夷越

    在叙述“七擒孟获”故事之前,必须介绍南中叛乱的由来。

    在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辖境包括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叟、青羌等多种少数民族。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对人民横狂暴敛,南中各民族也深受这种暴虐统治之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东汉统治者对西南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多次反抗。虽然每一次起义和反抗,都被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斗争风云总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面对东汉时期这种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和睦方针,认为这是刘备集团占据益州后巩固内部、求得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刘备入主益州之后,先后派了“轻财果毅”的邓方和处事干练的李恢为南中地区主政长官。由于他们很好地执行了诸葛亮的“和抚”政策,注意不过重剥削压迫少数民族,约束了地方官吏和豪强的霸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缓和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蜀汉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

    但是蜀汉政府的“和抚”政策,却遭到一部分蓄意制造分裂的汉族豪强地主和少数民族“夷帅”的抵制和反对,他们蠢蠢欲动,伺机发动叛乱。

    就在刘备病死不久,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省晋宁县东)豪强地主雍间乘蜀汉力量削弱的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杀死了当时的太守正昂,又抓了继任太守张裔,把他押送给东吴。此时东吴也公开声援这股叛乱势力,任命雍闿为永昌太守。东吴的插手,使南中的局势更趋复杂化。

    接着,越巂(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东南)少数民族贵族高定、羊可(今贵州省西部)太守朱褒也跟从雍闿起兵反叛。雍闿又拉拢当地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并制造谣言,挑拨民族关系,使不少人受欺骗而参加到叛军中去。这么一来,除永昌郡以外,叛乱几乎席卷了整个南中地区。雍闿等人的叛乱,给蜀汉政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这一局面,诸葛亮头脑十分冷静。他一方面对南中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积极做说服争取的工作,一方面着手恢复和加强吴蜀联盟。虽然在刘备病死之前,吴蜀已经基本讲和,但相互之间并不信任,东吴向魏国称臣,且又公然支持雍间的叛乱,更是表示了不友好的态度。为了避免蜀国两面受敌,诸葛亮感到与东吴修复和好是当务之急。只有修复和加强吴蜀之间的联盟关系,解除来自东边的威胁,才能有利于南征平叛和以后的北伐曹魏。

    就在刘禅继位当年(223),诸葛亮派了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邓芝出使东吴,经过邓芝的不懈努力,孙权终于断绝了和魏国的关系,而重新和蜀国结盟,同时派遣使臣回报蜀国,从此吴蜀正式言归于好,这种结盟的关系,一直保持到蜀汉被死亡。

    蜀吴重新和好联盟,蜀汉内部经过一番整顿也已稳定。此时又传来了魏文帝曹丕兴师复征东吴的消息,这真是一个平讨叛乱的好时机。蜀汉建兴三年(225)春天,诸葛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向南中进发。

    临出发时,参军马谡前来送行,诸葛亮向他征询破敌之策,马谡建议说:

    南中凭借地势险要且僻远,不服从朝廷已经很久了,即使今天收复了他们,大军一退,他们还会继续叛乱。用兵的道理,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丞相不要专用武力,采取安抚的办法,使他们心悦诚服,从而消除后患。

    马谡这一番话,甚合诸葛亮的心意,立即把它采纳,作为平南的根本策略。

    蜀军分成三路前进:东路军由马忠率领,进攻羊可郡;中路由李依率领,进攻益州郡;诸葛亮率领西路军,直扑越巂。蜀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叛军根本不是对手。不久,西路军一举消灭了高定的叛军,收复了越巂与此同时,东路军也打败了朱褒,攻进了羊可郡。东西两翼的叛乱武装被肃清之后,三路大军在诸葛亮指挥下,分别直捣叛乱的最后据点益州郡。

    这年5月,诸葛亮率军渡过了沪水(今金沙江),进入了益州郡。此时前来与高定会合的雍阎在内讧中已被高定的部下所袭杀,孟获做了叛军的主帅。孟获在益州地区很威望,那里的少数民族和汉人都很听他的话。诸葛亮决心对这位少数民族首领采用“攻心”战术,使他心悦诚服,以改变南中时常“叛乱”的局面。于是他命令将士要生擒孟获,不准杀害。

    当孟获在盘江上游(今云南省曲靖市地区一段)要和诸葛亮决一雌雄之时,第一仗就被生擒活捉。诸葛亮好言抚慰他,还布列营阵,带他参观,然后问他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怎么样?”孟获虽然被擒,但内心还是很不服气,他傲慢地回答说:“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所以打了败仗。今天承蒙赐观营阵,看起来也不外如此。若是能放我回去整兵再战,我是一定能够打败你们的。”诸葛亮听了,知道他不服,就笑着把他释放,并叫他整顿兵马,再来决战。

    孟获回去集合部众,又来战斗,结果还是兵败被捉。就这样,诸葛亮对孟获一连纵擒达七次之多,在最后第七次诸葛亮释放孟获时,孟获既钦佩而又感动地说:“丞相天威,我们南人决不再造反了。”

    诸葛亮降服了孟获,继续统兵南下,不久,蜀军六路大军在滇池会师,至此,叛乱全部被平定,南中战事基本胜利结束。诸葛亮对孟获“纵擒”是“攻心”政策的具体体现,是诸葛亮采用军事和政治相结合方针的胜利。在此次南征中,诸葛亮的军队纪律严明,禁止烧杀抢掠,注意搞好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坚决打击叛军主要头目中的死硬分子的同时,争取次要而有影响的头目。正因为如此,蜀军从春天三月出兵,至秋天“遂平四郡”,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剪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这是与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的用兵方略分不开的。“七擒孟获”的故事,确实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平叛胜利结束,蜀军全部撤回成都,为了争取少数民族首领和蜀汉政府合作,诸葛亮尽量录用当地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让他们担任南中地区各级政府官吏。对于其中威信较高、实力较强的首领,诸葛亮还把他们带回成都,给他们很高的官职,如孟获就在蜀汉朝廷中担任了负责监察之御史中丞。诸葛亮这么做,就是为了增强民族团结,以便更好地治理南中,无疑也是对东汉以来汉人统治少数民族、实行残酷压迫的弊政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为了便于蜀汉政府管理和控制这些地区,诸葛亮把原来叛乱地区的四个郡改为六个郡,并派一些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担任郡守。郡数增加,郡区缩小,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过大,搞分裂割据,这也是诸葛亮加强蜀汉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发展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诸葛亮还派内地人到那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那里的少数民族本来采用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牛耕,并学会了织锦和其他手工技艺。诸葛亮还注意在这一地区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扩大耕地面积。这样一来,那些原来居住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少数民族,也逐渐迁居到平地,建立村落,从事农桑生产。

    南中地区开发之后,给蜀汉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当地生产的金、银等矿物,以及耕牛、战马等,都源源不绝地运到蜀中,增强了蜀汉的经济力量。此外,诸葛亮还从当地少数民族中选取一批强壮男子,编成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一万多户,迁到蜀中,以补允蜀汉兵源的不足、这支军队骁勇善战,号称“飞军”,成为蜀军中的精锐力量。

    诸葛亮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和抚”政策和措施,对加强祖国西南地区的统一,促进西南各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_他在开发西南地区方面的功绩,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南中各族人民对诸葛亮寄予深切的怀念,从南中地区流传至今的许多生动的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八、五出祁山鞠躬尽瘁

    北伐曹魏,复兴汉室,统一全国,这是诸葛亮早已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奋斗目标。

    西南地区的叛乱已平定,蜀汉内部也比较安定,而此时(226)魏文帝曾丕病死,子曹睿(即魏明帝)即位,曹魏政局发生了变化,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的一个好时机。经过一番准备,在第二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军队,北驻汉中,伺机进击曹魏。临行前,他向后主刘禅上了一篇奏章,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

    《出师表》中,谈到了北伐的目的,表示了自己要不辜负先帝刘备的嘱托,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建议刘禅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采纳忠益之言,不要偏听偏信;要赏罚公平,使宫廷内外执法如一。同时,诸葛亮在表中还推荐了许多贤能的大臣,要刘禅遇事多同这些人商量,然后施行。《出师表》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倾注了他对蜀汉政权的忠心和期望。写得挚切诚恳,感人肺腑,是后世流传久远的名篇。

    蜀汉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率军北伐、在出兵之前,他在南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商定了进兵之策。为了迷惑曹军,诸葛亮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他命赵云、邓芝带领一支人马,进驻箕谷(今陕西省襄城县北),扬言要从斜谷道去攻打郿县(今陕西省眉县北),其实这是一支疑兵。而诸葛亮则亲自带领主力向西北去攻打郊山(今甘肃省西河县西北),魏明帝上了诸葛亮的当。在他得知蜀军进攻后,急令大将军曹真调动关右诸军屯守县,堵截赵云、邓芝之军。这样一来,魏国的关中兵马大部分被诸葛亮的偏军牵制在东边了。诸葛亮的主力军,兵强将勇,锐气很盛,顺利进入祁山。魏军没有防备,非常恐慌,原来属于魏国统治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相继投降,诸葛亮还在冀城收降了魏将姜维。蜀军军威大振,而魏国朝野则为之恐惧,形势叶蜀军非常有利。

    这一下,魏明帝坐不住了,他亲自到长安坐镇,命右将军张郃率领五万人马,抵御诸葛亮的主力部队。

    诸葛亮派参军马谡为赞锋,带领军队,进驻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迎击魏军。马谡自幼善读兵书,谈起军事道理来也头头是道,在南征叛乱时,他曾为诸葛亮出过很好的建议,深得诸葛亮的器重。但他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又自以为是,既不遵照诸葛亮的部署,又不听从副将王平的劝告,把营盘扎在山上,结果被张郃围困,切断水源,蜀军大乱,被杀得大败,街亭为魏军所夺。诸葛亮错用马谡,失街亭,不仅仅使他感到终生遗憾,而且留给了后世一个很值得借鉴的历史故事。

    街亭之失,牵动全局。不久,曹真在东面又发起进攻,打败赵云、邓芝。前线失利,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所得到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又归附魏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回到汉中,诸葛亮严责马谡,下令把他处死。诸葛亮和马谡交谊深,但马谡不斩又不能严明军法,因而马谡被处死之后,诸葛亮流着眼泪亲自为他祭奠,这就是后代所说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顺便提一下,在小说与戏剧中,有“空城计”的故事。说的是诸葛亮在失去街亭之后,沉着冷静,坐守空城,弹琴吓退了司马懿的兵马。其实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目的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司马懿当时驻军宛城,根本不可能与诸葛亮接战。

    诸葛亮按军法处死马谡,就上书后主刘禅,请求给自己降职处分。第一次北伐的失败,并没有动摇诸葛亮北伐的决心,他加紧训练军队,申明纪律,等待再次北伐的机会。

    这年冬天,诸葛亮深知魏将曹真在石亭(今安徽省潜山县东北)被吴军打败,关中虚弱。于是他又趁此时机领兵数万,杀出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包围陈仓(令陕西省宝鸡市东)。此次北伐,遭到了魏国守将都昭的坚决抵抗,加上陈仓城墙坚厚,蜀军围攻了20多天,未能攻下。诸葛亮眼见蜀军粮食将要吃完,又探听得魏国救兵将至,无计可施,只得主动撤兵。蜀军撤退时,魏将王双出兵追击,诸葛亮用伏兵把他杀死。

    蜀汉建兴七年(23)春天二月,诸葛亮再次出兵祁山,发动了第四次北伐。此时魏军西线统帅曹真病危,魏明帝把东线的司马懿调来西线对付诸葛亮的进攻。老奸巨猾的司马懿知道蜀军远来,粮食接济不便,而诸葛亮急于决战求胜的特点,采取了凭险据守、按兵不动的策略。诸葛亮见没有交战的机会,就用退兵的办法引诱敌人。司马懿只是远远跟着,并不靠近和蜀军交锋。每到一处,总是登山挖沟,安营扎寨,待蜀军来攻,又老是不肯出战。魏军将领们都讥笑司马懿,说:“司马公畏蜀如虎,真不。泊天下人笑话吗?”司马懿在众将一再请求下,不得不领兵出击。诸葛亮派大将魏廷、高翔、吴班等领兵迎击,魏军大败,损失了许多军械、辎重。

    正在两军相持,形势对蜀军有利的时候,不料负责供应军粮的李平督运不力,蜀军粮食发生问题。李平又假传后主刘禅的命令,让诸葛亮退兵。诸葛亮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只好撤兵退回。司马懿派大将张郃追击,进至水门谷(今甘肃天水县西南),被埋伏在此地的蜀军万箭齐发射死。

    经过三年准备的时间,到了蜀汉建兴十二年(234)春天,诸葛亮第五次出兵代魏。四月,蜀军到达渭水南岸的五支原(今陕西省歧山南),扎下营寨。司马懿率领魏军渡过渭水,背水构筑营垒阻挡,与蜀军遥遥相对。诸葛亮此次出兵,还派了使者去东吴,约孙权东、西配合,共击魏军。殊不料吴军很快被魏军打败而退兵。

    司马懿此次领兵拒敌,用的还是原来的策略:坚守不出。因为他知道蜀军粮草运输不易,时间一拖延,蜀军必定粮尽自退。诸葛亮也深知粮草问题的重要。为了解决这一运输问题,他设计创制了木牛和流马,用来运输粮草。同时,他还在渭水南岸“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让一部分军队从事农业生产,作长期同魏军作战的准备。

    双方坚持了一百多天,此期间,蜀军多次挑战,司马绍就是坚守不出,有一次诸葛亮还派人送一套女人穿戴的衣服给司马懿,以此来羞辱、激怒他。虽然魏军将领们气得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和蜀罕见一高低,但老谋深算的司马鸿照样还是坚壁高垒,固守不出。

    由于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日夜繁忙的军机事务,加上面对欲战不能、欲退不甘心的战争局面使之心情烦闷,诸葛亮积劳成疾,终于病到了,而且病情日益严重。

    后主刘禅得知诸葛亮患病的消息,马上派了尚书仆射李福来省视。李福代后主问安之后就走了。过了几无,李福又急冲冲去而复返,诸葛亮一见,就说:“我知道你返回的意思。你要问的,就是谁可接替我的职位的问题,我认为蒋公琰(琬)合适。”李福又问蒋跟之后谁可接,诸葛亮说:“费文伟(伟)合适。”当李福还想再继续问下去时,诸葛亮就不再回答了。

    这年八月,诸葛亮在五丈原军营中与世长辞,死时只有54岁。

    诸葛亮死后,长史杨仪、护军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前的布置,秘不发丧,整顿兵马,向汉中撤退。司马懿从当地百姓的口中得知诸葛亮已死,就率兵追赶。杨仪突然回军鸣鼓,向魏军作出冲击的样子。司马懿大吃一惊,以为诸葛亮没有死,连忙撤军回去,不敢再追。于是杨仪整队从容而退。当司马铭知道确实消息后,再出兵追击时,蜀军早已走远了。这件事被当地百姓编成谚语说:“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司马懿字)。”司马懿听后苦笑地说:“我能料到他活着,哪能料到他死呢?”

    蜀军撤退完之后,司马懿观看了蜀军的营地,只见营垒安排措置,井井有条,不禁大为赞叹道:“诸葛亮真是天下少有的奇才啊!”

    诸葛亮死后葬在汉中定军山下,殡仪从简、依山造墓,墓穴大小仅能容纳棺材,入殓时只穿平常人衣服,不放任何陪葬品。

    诸葛亮安葬时,刘禅下诏祭奠,赠他丞相武乡侯的印信,并赐忠武侯的谥号。因而,后代就尊称诸葛亮为诸葛武侯。

    九、世代怀念千古流芳

    在中国古代,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或军事家能像诸葛亮那样,受到了当世以及后世那么多人褒扬和赞誉。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于泰始十年(274)上书给晋武帝司马炎,书中就提到:“诸葛亮死后,蜀川之地的人民还在时时刻刻地怀念他。”(原文见《诸葛亮集·表》)晋人袁准也说:“诸葛亮之死数十年了,国人歌颂、怀念他,就如同周代的人思念召公那样。”

    至于后代,景仰和崇敬诸葛亮的人就更多了,他们或撰文,或吟诗,或用故事的叙述形式,或把他搬上舞台、银幕等等,来寄托他们对诸葛亮高风亮节的由衷赞叹。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的怀念之情。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就不止一次撰诗追怀诸葛亮,其《蜀相》一诗曰: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地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诗中对诸葛亮区时济世的献身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对他宿志未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其《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曰: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巨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纤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柞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再一次地抒发了对诸葛亮的赞扬和惋惜之情。

    清末起藩用对联形式来称赞诸葛亮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众多楹联、匾额中的代表作: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而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对诸葛亮为国家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也给予高度肯定,他在《蜀道奇》中写道:

    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

    公忠体国兮,出师而表留楷模。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为什么能够一直受到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尊崇,享有那么高的声誉呢?为什么关于他及其故事,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地步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诸葛亮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的政治远见,他的政治才能和所取得的成效,都是人们所公认的,就是敌对势力中的成员,也对他赞不绝口。如魏国的贾诩说:“诸葛亮善治国。”(《三国志·魏书·贾诩传》)刘晔说:“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同上,《刘晔传》)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再举出陈寿的《诸葛亮集·表》中对诸葛亮总评价的话语,来看看诸葛亮的政治才能:

    诸葛亮作为丞相,他安抚百姓,昭明法度,裁减官员,制定了非常合于时宜的政治法度;他诚心待人,发扬公道之心;对国忠心耿耿,对于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和他有优隙,他也一定会给予奖赏;对于玩忽职守的人,即使是其亲朋好友,他也一定给予惩罚;能够老老实实交代其罪行的人,虽然罪重,他也能够得到宽待;狡辩抵赖、想掩饰罪责的人,即使罪轻,也必定遭到严惩;为善不论多细小,也会受到褒扬、奖励;作恶无论多细微,也会受到贬责,他熟通各项事务,处置事情能抓住要害、关键;对人的考察根据名位,要求做到名实相符;弄虚作假之人,是绝对得不到重用的。因而,蜀国境内的人对诸葛亮既爱戴又畏惧,他的刑法政令虽然严峻,却没有人怨恨他,这就是他出于公心、劝诫分明的缘故。诸葛亮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懂得治国的优秀人才,是和管仲。萧何差不多的杰出人物。

    这种评价,并非溢美之辞。从我们上面的评价就可以看到,诸葛亮法度严明。赏罚有度、办事公正、任人唯贤,在政治上注意改革,使蜀汉政权有了清明的作风和政绩。另者,他重视生产,受抚百姓,对维护蜀汉地区的统一,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起了相当的作用。

    其次,诸葛亮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刘备集团的军事力量能够由弱变强,达到和曹操、孙权集团角逐、抗衡的程度,这是与诸葛亮治军的才能和成绩密不可分的。诸葛亮精通兵法,治军有道,他重视军队的纪律和训练,注意研究和使用阵法,改进、设计、制造先进武器,等等,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许有人提出来,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他能算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说法!我们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军事才能,不能单纯以他所进行的战争是否胜利为标准。诸葛亮的北伐战争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魏、蜀两国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另外还有一些诸葛亮所不能左右、不能逆转的客观形势发展,如关羽的失荆州,刘备的伐吴的惨败。诸葛亮是尽了他最大的主观努力,矢志不移地来进行他的“复汉室”事业的,虽然未能成功而心力交瘁而死,但在历史上为他自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出色的军事家资格,是不能以北伐没有成功来加以否认的。

    再次,诸葛亮的个人品德、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也一直受到后世的称。他忠于职守,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尤其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个人生活作风,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在生前给后主上表时曾谈到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表上说:

    我原先侍奉先帝,一切家庭生活费用都靠公家供给,自己不去谋划另外的收入。现在我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子弟们的衣食之用,已经足够了。至于我在外供职,没有其他花销,衣服、伙食等,全部是官家提供,不会再去经营其他的生计,增加任何个人收入。我死之后,一定不让家中有多余的物资,外地有多余的资产。否则就辜负陛下的恩典了。

    一个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能够做到这样廉洁奉公、生活简朴,确是难能可贵的。

    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值得纪念的杰出历史人物。

    忠正豁达临危受命——蒋琬传

    蒋琬(?~246),字公琰,零陵湘乡(今湖南省零陵县)人,少时,蒋以才名闻于郡县。赤壁战后,随刘备入蜀,初为广都(治所在今四川省双流县东南县)长,而常感不展其志。一日,刘备出巡广都,见其“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大怒,欲严刑处死。军师诸葛亮知琬为人才,便向刘备说:蒋琬乃国家栋梁之材,社稷之器,而非一般县令之辈;施政以安民为本,不拘小节,请勿严刑处置。因此只免官而已,未受严究。不久又任什邡县令。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时,蒋琬升任尚书郎。三国蜀昭烈帝章武三年(223),刘备死,刘禅即位,诸葛亮以丞相主持朝政,蒋碗为东曹掾,旋升参军,参预决策军国大事。后主建兴六年(228),诸葛亮率军伐魏,蒋琬奉命与丞相长史张裔留守后方,处理日常政务。三年后,代张裔为丞相长史,加抚军将军。诸葛亮率兵南征北伐,蒋琬常筹集粮草兵员,以相供应。诸葛亮曾多次对人说:公琰忠心耿耿,是和我共同复兴汉室之人。并密奏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后主建兴十二年(234),诸荀亮卒于军中,蒋琬升任尚书令,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朝政。当时,新丧主帅,朝野惶惧,蒋琬虽初总朝政,而镇定自若,“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因而民心迅速安定。后主延熙元年(238),蒋琬统帅诸军屯驻汉中、开府,加大司马。

    蒋琬为政遵诸葛亮遗风,明察善断,循法治国,不喜阿顺,不听谗毁。故群臣悦服,乐于效命。鉴于诸葛亮数出秦川伐魏,因山道阻,运粮不便,终难取胜,蒋琬曾筹划东下由汉、沔水路袭击上庸、魏兴(今湖北陕西交界处),后因旧疾复发,未能实行。后主延熙九年(246)卒于涪县,《三国志》有传。有《蒋恭侯集》1卷,收入《麓山精舍丛书》;《丧服要记》一卷,收入《隋书经籍志》。蒋琬为官清正廉明,处事敏捷准确,政简刑清;为人则豁达大度、宽容平和。死后,后主刘禅根据他生前为人的温良恭让、雅量过人的品格,赐谥号为“恭”,人皆尊称蒋恭侯。

    他年轻时就已经很有名声,原先是荆州地区一个善写文书的小吏,后来跟随刘备进了益州,担任广都县长。有一次,刘备不加通知,突然来到广都视察,发现他不理政事,且当时还酒醉未醒,非常生气,就要把他治罪。与刘备一起前来的诸葛亮,在未见到蒋魂之前,对广都县治理情况以及蒋碗的为人、政绩已有所了解,于是就向刘备请求说:“蒋琬是一个治理国家的人才,不是管理百里之县的官员。根据臣下的了解,他治理政事,以安定人民作为根本大事,不在表面上做文章,请主上再考察一下,然后再治他的罪不迟。”刘备对诸葛亮的意见很尊重,便没有治蒋琬的罪,只把他的职务给撤了。后来经过再次派人查明,蒋琬在任期间,确实把广都县治理得相当出色,这样一来,蒋琬又很快被任命为什邡县令。

    正因为诸葛亮发现蒋琬是一位体察民情、注重实际、脚踏实地的能吏后,在刘备称王汉中,诸葛亮主持朝政之时,蒋琬马上又得到起用,被提拔为尚书郎,担任起草文书的工作。

    经过一阶段的使用、考察、培养,在诸葛亮开建丞相府署,选拔僚属(事在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时,蒋琬又一次得到诸葛亮的赏识与任用。起初被任命为东曹椽,继而推举其为茂才,接着又被任命为参军、长史、抚军将军等职,协助诸葛亮处理丞相日常事务。

    在此期间,诸葛亮多次出兵,先是讨伐南中叛乱,后又五出祁山,北伐曹魏,而蒋则留在成都,主持丞相府的工作。事实上,蒋琬此时的职务,已经相当于后代所称的总理大臣的职务,朝政事无巨细,都须经过丞相府的审批、核实、决定。蒋琬认真细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实现了诸葛亮对他的“社稷之器”的评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每次出兵所需的粮草及所需的兵源,几乎都是蒋琬筹划与开辟的。蒋琬的工作,保证了前线的供给,使诸葛亮没有后顾之忧,而能够一心一意地对敌作战。诸葛亮常常感叹地说:“蒋公淡为人忠正勤谨,正是和我一起辅佐帝王大业的人。”

    也正是由于诸葛亮的高度器重和信任,蒋现才成为诸葛亮临终之前所指定的继承人。当诸葛亮病危于五丈原,尚书仆射李福奉后主刘禅的旨意来探省时,诸葛亮推荐蒋琬接替自己的职位。其实在此之前,诸葛亮曾秘密上表给后主说,如果自己不幸死去,后事应该托付给蒋琬。可见蒋琬在诸葛亮心目中的位置。

    后主建兴十二年(234),一代名相诸葛亮卒于军中,后主按照丞相遗愿,越级提升蒋琬任尚书令,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并被封为安阳亭侯,主持朝政。当时,新丧主帅,朝野惶惧,蜀国陷入一片慌乱之中。蒋琬深知肩上的担子不轻,首先要做的是如何让蜀国在原有秩序上保持稳定。对于诸葛亮的逝世,蒋琬是极度悲痛的。诸葛亮是他的老师,又是一手提携他的恩人,诸葛亮的丰功伟绩、高风亮节,时时在激励着他、鞭策着他!这种对诸葛亮既感激又敬佩的知遇之情,是局外之人所不能深知的。

    然而,蒋琬又深深地知道,在这举国上下人心惶惶的时刻,自己作为诸葛丞相的继承人,作为总摄朝政的大臣,全国的眼光都在盯着他,全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不能有一丝一毫慌乱的表现,他要扛起这重担,才不辜负诸葛丞相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现在不是悲痛的时候——尽管他内心有多么的悲痛,现在需要的是冷静、沉着,安定朝政,尽快恢复诸葛亮之死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和慌乱。

    于是人们看到他镇定自若,“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身居要职的蒋琬镇定自若,完全跟平常一样地在审阅文件,处理政事;他的神情端肃凝重,既没有忧伤的神色,也看不出故作欣喜的表情——平平常常,一如既往,于是人们放下心来了,诸葛丞相后继有人,蜀国的事业毕竟还是有希望的啊!民心迅速安定,蜀国慌乱的局面也逐渐趋于稳定。

    更重要的是,蒋琬以他出众的才干,公忠体国的精神,赢得了朝野一致对他的好评和信任。

    他在辅政期间,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诸葛亮生前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对内他保国安民,让人民休养生息,又鼓励发展生产,使蜀国的物产达到很丰盛的地步;对外,派使者和东吴频繁地接触、交流,维持联盟的关系,使蜀国没有东顾的侵扰之忧,北伐曹魏,兴复汉室,是刘备、诸葛亮终身为之奋斗的目的,这一点,蒋琬也是时时刻刻不会忘记的,作为诸葛亮的继承人,他所要继承的事业,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北伐这一项。蒋琬在加紧训练军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考虑北伐进军路线的问题,鉴于诸葛亮五出祁山未能成功的经验教训,最主要的一点,恐怕是由于从陆路出兵,道路险阻,运粮困难,因而不能持久地和魏军对峙。如果不从陆路出兵。改从水路东下,袭击魏国的魏兴(治所在今陕西省安康县西北)和上庸,情形是否会好些呢?蒋琬心中没有底,他把这一想法提出来让大家讨论,但这一作战方案,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很多人认为:改从水路东下的惟一途径就是汉水,但汉水既急又浅,如果一时不能得胜,要退兵就恐怕很不容易了,这不是一个好的作战方案!这些意见有一定的合理性,蒋琬见到自己的作战方案被否决,虽然有些遗憾,但事关大局,他就不再坚持下去,而只得作罢了!

    看起来,要继续进行北伐的战争,就必须物色到一个深谙军事,能征善战的将领来统率军队。蒋琬根据尚书令费祎等人的意见,上疏给后主刘禅,提出让诸葛亮生前已经看中、有很高军事才能的姜维出任凉州刺史,让他在凉州集结军队,做好伐魏的准备工作。蒋琬自己则率大军屯结在涪县,作姜维的后盾。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军事部署?蒋琬认为:涪县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一旦在东北方面的凉州等地发生危急情况,前去救援也比较方便,后主批准了蒋琬上疏的意见。

    但可惜的是,蒋琬上疏时病魔已经缠身,率军进驻洛县后,病情越来越严重。就在蜀汉延熙九年(246),这位怀抱“兴复汉室”大志、继诸葛亮之后的又一住蜀国贤相,还来不及实施他出兵伐魏的计划,就与世长辞了。

    蒋琬是一位善体民情,“方整有威重”的蜀国丞相,确是很称职的诸葛亮继承人。当然他在治军或者军事活动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才干和业绩(这是由于他过早逝世),但他为人的风范却历来为史家所称道。《三国志?蒋琬传》记载他的两则事例很能看出他胸怀宽大,体贴下情,一心为公,不计较个人恩怨的“紧相”风度。

    一个是:东曹掾杨戏素性简略,蒋琬与他说话,他经常表现出不理不睬的样子。有人在蒋琬面前说:“公与杨戏说话,他都不答。杨戏轻慢上司,不也太过分了吗?”蒋琬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杨戏要是赞同我表示肯定的话,那就违反了他的本意;要是反对我的意见,那就显扬了我的缺点,所以默然。这正是杨戏的耿直之处。”

    另一个故事是:负责督察农务的杨敏曾诋毁蒋琬,说他“做事糊涂,确实赶不上以前的人”。主管官吏请求追究杨敏诋毁上司之罪。蒋琬说:“我实不如前人,没有什么可追究的。”主管官员又请允许他去责问杨敏所指糊涂的具体表现何在,蒋琬说:“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也就是糊涂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呢?”后来杨敏因罪被拘,众人担心他一定会被处死。蒋琬却不以个人亲疏恩怨决断,杨敏终于得免重罪。

    蒋琬的胸怀和公志为国的态度,对维护蜀国朝政内部的团结,起了不小的作用。

    蒋琬有子二。长子蒋斌,嗣爵绥武将军汉城护军;次子蒋显,任太子仆。兄弟俩均文武双全,同在成都陷落遇难。蒋氏后裔蒋文炳,字灿臣,北宋建龙年间(960~962)举贤良方正,为湖南宁乡县令,有正德,卒于官。

    忠正贤良官运亨通——顾雍传

    顾雍(168~243),字元叹,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三国孙吴丞相、政治家。

    顾氏是江南名门望族。顾雍从小聪明机灵,少年时曾从因避怨而隐居于吴的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原名雍,字伯喈)学琴与书法。蔡邕对顾雍的才华十分赏识,认为将来必定有所成,于是将自己的名字相赠。顾雍弱冠之年,顾雍即由州郡官吏表举推荐,担任合肥长。后历任娄县、曲阿、上虞地方官,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建安五年(200),孙权兼任会稽太守,以顾雍为郡丞,代理太守处理一切事务。后累迁大理奉常,兼领尚书令,封为阳遂乡侯。黄武四年(225),改为太常,进封醴陵侯,替代孙邵(182—245)当上了丞相、平尚书事,直至逝世。

    当上宰相后,顾雍时常访察民间疾苦,提出了不少适当而有效的办法,功绩不小,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不仗势凌人。他与孙权相处注意君臣礼节,对国家忠心耿耿,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对同事和部下,则态度和蔼,十分谦虚。他办事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主意,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处理问题稳妥,很讲究方式方法。在他的精心辅助下,吴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现了全面兴盛和繁荣,人称他为“东吴名相”。

    赤乌六年(243)十一月,顾雍病逝。孙权身穿素服亲临吊唁,赐谥号“肃侯”。

    一、廉洁自奉 豁达大度

    据说蔡伯喈从朔方回来,曾经在吴县躲避仇敌,顾雍跟随他学习弹琴、书法。州里都中上表举荐他,二十岁时任合肥县长,后来调任在娄县、由阿、上虞等地,都有政绩。孙权兼任会稽太守,不到郡中来,任顾雍为郡丞,处理太守的事务,征讨扫除强盗贼寇,郡中安宁太平,官吏百姓都顺服。几年后,入朝廷任左司马。

    顾雍淡于爵禄,廉洁自奉。孙权为吴王后,顾雍连连升迁,但他从不告诉家人属下。事后得知,都惊叹不已。

    顾雍教子合理有方。有次孙权出嫁一个内侄女(是顾氏的外孙女),婚宴请了顾雍父子及孙子顾谭(时任位高的,选曹尚书)。当时君臣们非常欢洽,顾谭多喝而醉,醉而起舞不已,无法制止,顾雍内怒,只得留待明日。

    第二日召谭当面严责,道:“君王以忍辱负重为德,臣下以恭敬谨慎为节。当年萧何吴汉都立有大功,但当见高祖皇帝面时都如不会说话似地。你于国家有什么汗马功劳可言吗?只不过是依靠了我们顾氏门第的资格而受宠用罢了!因何舞得如此得意忘形,虽说是出于酒后,其实还是恃恩忘敬,谦虚不足的坏思想作祟呵,看来败毁吾家族的人必是你了!”说毕,转身向壁而卧,不再理谭,顾谭悔立一旁,足足达一个时辰(两小时),才被祖父遣走。

    顾雍喜欢下围棋。他的棋多为正着,一招一式有根有据、有板有眼,虽可成谱,是初学者学习的好典范,但奇想不多、强手、妙招鲜有,属于一种功夫型的棋手。

    孙权当政后,非常信任顾雍,让他当了宰相,且一当就是十九年。

    吴国三太子孙和反对下围棋,认为下围棋无益,并让韦曜写了一篇“系统”论述下围棋无益的文章《博弈论》,顾雍对此不屑一顾,他反对说一种东西好就光说这种东西的好处,说一种东西不好就专挑不利的一面说,这不符合客观看问题的原则,不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拿下围棋来说,作为职业棋手,他就应该天天下棋,天天研究棋,把下出高质量、高艺术性的围棋作为自己的目标,还要通过获得好的成绩来证明自己,同时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而作为业余棋手,就应该把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放在第一位,在业余时间里把下围棋当作一种修炼自己性格的工具,欣赏围棋技艺的博大精深,通过触类旁通以利于自己更好工作。不能够把业余棋手中下棋不顾自己本职工作者当作重点突出,同样也不能把职业棋手中不把下棋作为第一位者说成是普遍现象,这不能作为围棋运动有害的根据。相反,那些正确处理好了工作和业余爱好关系的人更是绝大多数,他们通过工作和爱好之间的相互促进,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才是应该大书特书的。顾雍是深谙围棋中道理的人,他碍于孙权的面子不好对三太子等人说什么,但自己照旧在官邸与宾客下棋,对太子的话装作没听见。

    顾雍的大儿子叫顾邵,孙权作主把哥哥孙策的女儿许配给了顾邵。顾雍本人是宰相,加上又是“皇亲国戚”,权高位重,太子说起来还是自己的晚辈,所以他玩自己想下的围棋也没有人拿他怎么样,何况在他看来,下棋只要适度,参悟了围棋的道理,有益无害。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话说顾雍之子顾邵被派豫章郡去当太守,由于日理万机,不幸染病不治客死他乡。

    消息传到顾雍耳里的时候,他正在和手下的人在下棋。他见来人送信,又没有儿子的亲笔信,便知道儿子已经死了。他的神色没变,仍旧在下棋。顾雍难到不悲痛吗?“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中国历来最悲痛的事情,顾雍作为一代宰相,他的悲痛比一般人更为强烈,只不过他不想让大家都跟着一起悲痛罢了。他双手紧紧握住,指甲把手掌都给掐破了,鲜血滴到了褥垫上,棋盘上也滴上了血,但他还是坚持把棋下完。等臣客告辞后,顾雍忍不住悲痛交加,用毛巾捂住脸嘴嚎啕大哭起来……

    讲这故事一方面可以看出围棋的魅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下围棋的宰相顾雍的胸怀,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二、举止严谨 公正无私

    黄武四年,顾雍到吴县迎接母亲。回来后,孙权亲自来祝贺,并亲自到庭中拜见他的母亲,公卿大臣也都来了,后来太子也来庆贺。顾雍的为人不饮酒、沉默少语,一举一动都很得体。孙权曾经感叹说:“顾君不讲话,只要一讲一定会说中。”在饮宴欢乐之时,左右的人担心酒后有过失顾雍一定会发现,因此不敢尽情放肆。孙权也说:“顾公在座,使别人无法快乐。”顾雍就是这样使人见而生畏。这一年,他改任大常,被进封为醴陵侯,代替孙邵任丞相,平尚书事。顾雍选拔任用的文武将官都能根据他们的才能而用,心中没有远近亲疏的成见。如果被采纳,就把功劳归于主上,如果不被采纳,最终也不会泄露出来。孙权因此很器重他。在朝廷上陈述事情,顾雍的言语和神色虽然和顺,但所坚持的都是正当的道理。孙权曾经询问有关政事的得与失,张昭使陈述了他所听到。见到的情况,都认为法律条令过于苛细,刑罚也有些重,应当有所删减。孙权不说话,看着顾雍问:“你以为怎样?”顾雍回答说:“我听到的,正如张昭所讲的一样。”于是孙权便让大家讨论狱政减轻刑罚。

    很久以后,吕壹、秦博任中书,掌管各个官府和州郡的文书。吕查等人因此渐渐地作威作福,制定了官府专利卖酒、矿产、山林、水泽专管的法律,检举罪犯。纠察奸恶,一点点的小事也要上报,根据诬馆的报告深入调查,毁谤攻击大臣,排挤陷害无辜,顾雍等人都被人举报,遭到谴责。后来吕壹的罪行被揭发出来,被廷尉抓起来。顾雍前去断案,吕壹以囚徒的身份见他。顾雍和颜悦色,问他案情,临走时又对吕壹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吕壹叩头无语。当时尚书郎怀仅当面辱骂吕壹,顾雍责备怀叙说:“官府有公正的法律,何必要这样呢。”

    顾雍当丞相十九年,赤乌六年。七十六岁时去世。当初顾雍刚生病时,孙权命医生赵泉去探望他,又拜授他的小儿子顾济为骑都尉。顾雍听说后,悲伤地说:“赵泉善于辨别病者的生死,我一定好不了了,因此皇上想要让我活着见到顾济被授官。”孙权身穿白色的丧服来为顾雍吊唁,追谥他为肃侯。长子顾邵早年去世,次子顾裕有严重的疾病,小儿子顾济承袭爵位,没有后代,爵位无人再承袭。他死后十多年(258年),景帝孙休下诏称“故丞相雍,至德忠贤,辅国以礼”,并封其次子顾裕承袭爵位为醴陵侯。吴国末年,陆凯称“汉有萧(何)、曹(参)之佐,先帝有顾、步(骘)之相”,比之汉萧何、曹参,可见顾雍之德在东吴历史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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