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579~648），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出生于北周武帝元年（578），其父房彦谦，精于五经，有辞辩，在隋做过司录刺史，清廉善良，其俸禄，常周济亲友。他曾对房玄龄说：“人皆以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隋书·房彦谦传》）房玄龄从小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经书，开皇十六年（596），“举进士，授羽骑尉，校群秘书省。”因其学识渊博，受吏部侍郎高孝基赏识。不久，调任阳县县尉。后来，因事受连累革职，遂迁移居上郡。
一、弃暗投明辅助秦王
隋畅帝大业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率军三万，进兵关中。李渊军队横渡黄河后，兵分二路。一路由李建成驻守送关，以防隋军救授；一路由李世民率军西进，占领渭北，逼近长安，李渊父子举兵反隋，得到人民的支持，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归顺者很多。
富有政治眼光的房玄龄，眼见隋朝大势已去，下定决心投奔李渊父子。他来到渭北军门拜见李世民，正好李世民广求贤才，收纳天下英俊，两人一见如故，李世民当即拜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成为他帐下的主要谋士。当年十一月，唐军攻占隋都长安。第二年五月，李渊灭隋，做了皇帝，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政权后，以关中为基地，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
李渊任命李世民挂帅，向各个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进攻。房玄龄随同李世民转战南北，运筹帷幄，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武德六年十一月，首先消灭了陇西的割据势力薛仁果；武德三年（620）又打败了割据西北的刘武周。占领山西后，李世民继续挥师东进，进攻盘据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被围，急忙向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窦建德亲率十多万大军，火速开往洛阳，水陆并进，势不可挡。李世民让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则亲率精兵三千截击窦建德。
汜水一战，唐军大获全胜，窦建德受伤被俘。王世充眼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了唐朝。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又继续镇压了窦建德余部刘黑阔。于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间，李世民东征西讨，消灭了各种反唐势力，为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房玄龄随军出征，尽心辅助秦王，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唐王朝的统一战争中，唐军每攻克一城池，诸将往往把眼光盯住库里的珍贵宝物。唯有房玄龄却不是这样做，他每到一地就首先物色人才，招人幕府，和他们结为朋友，千方百计将他们搜罗到秦王府来，这些人后来为李世民效劳，大大加强了秦王府的实力；这些人后来都能出死力帮助李世民夺得帝位。李世民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我今有龄，犹禹也。”在各地征战中，房玄龄作为秦王府的记室，撰写了不少军书、表奏，他的文章“文约理赡”，又快又好，深得高祖李渊的赏识。
唐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结束后，其内部又出现了新的一场战争。
二、玄门当机赢得胜利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围绕着储位问题的激烈竞争，很快由暗争发展为明斗，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在唐王朝的创建过程中，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太原起兵、进军长安，还是东征西讨，削平群雄，他都立下赫赫战功。司马光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李世民才能出众，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房玄龄曾说他：“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竞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他的父亲李渊对李世民的才干也是赏识的。在太原起兵时，曾面许李世民：“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太子李建成虽没有像李世民那样的赫赫战功，但他自起兵太原，镇守道关，南进长安，东出洛阳，也立过一定的战功。再加上他位居东宫，联合其弟李元吉，其得到帝位的自然条件是相当优越的。
有锐敏政治眼光的房玄龄，对李世民兄弟之间事态的发展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十分着急，于是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实乃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资治通鉴》卷191）长孙无忌也有同样的感受和忧虑，他把房玄龄的话告诉李世民。
李世民深感忧虑，召房玄龄共同议事。房玄龄与杜如晦劝李世民尽快动手，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李世民仍犹豫不定，李建成、李元吉为了除掉李世民，首先第一步就是清除李世民身边的人，他先用收买、拉拢的办法想将秦王府的勇将谋臣拉过去，没有获得成功。继而又在李渊面前中伤、挑拨，李建成最忌恨的就是房玄龄、杜如晦，结果，李渊偏听偏信，下令把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兵犯边，按惯例，大都由李世民督军御敌，但此时，李建成却提议由李元吉和李艺出征，以阻止李世民掌握兵权同时，李元吉还征调泰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前往，借此把秦府精兵抓到自己手中。事成之后他们决定再来谋杀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内弟长孙无忌、舅舅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商议。尉迟敬德怂恿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李世民又秘密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令二人穿戴道士服潜人秦府，共同议事。
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经过周密的策划，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暗中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成功。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把军国大半完全委托给李世民处理，并立李世民为太子。接着，李世民拜房玄龄为右庶子，不久，又提升房玄龄为中书今，当上了宰相。
三、选贤审法宰相之职
八月，李渊把帝位传给李世民，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号为贞观。
唐太宗即位后，对等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满，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里上，臣窃不服。”唐太宗说：“叔父虽首唱举兵，盖自营脱祸。乃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阔再合余烬，叔父望风败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说得李神通理屈词穷，羞愧无言，贞观三年（629）二月，房玄龄改任尚书左仆射。唐初的左右仆射就是宰相。房玄龄是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出色的高级官员被陆续荐举给朝廷。他担任宰相后，首先栽减大量的冗员。
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根据唐太宗的诏令，房玄龄在贞观初年对在职官员进行大量裁并，全国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设十道，三百余册，这是贞现初年全国性的一次重大行政改革，房玄龄不仅果断地裁去大量冗员，而且能因才授任、选贤任能。唐太宗重视选才用人，他认为“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他确定宰相的首要职责是求访贤才，他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唐太宗还下令把宰相担负的具体政务交给左右丞处理。
宰相集中精力处理大事和挑选人才，这为房玄龄选贤任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早在秦王府时，房玄龄就发现杜如晦聪明识达，有助王之才，就向秦王李世民推荐：“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厂从此，”李世民开始重用社如晦。后来果然证实，杜如晦辅佐太宗，功勋卓著。
房玄龄选用人才，重才也重德，他推荐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优异。房玄龄本人则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竭心奉公，“每当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龄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当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又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甚为器重，薛收是个卓有文才的读书人，经房玄龄的推荐，为太宗任用，太宗召见，“问以经略”，薛收“辩对纵横，皆会旨要”，太宗征伐时的檄文、捷报，大多出于薛收之手，可惜薛收只活了三十三岁。唐太宗悲叹地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今处之。”房玄龄选才，不“以备取人”，张亮是个贫寒人士，“素寒贱，以农为业”，而张亮胆气不足，无将帅之才，房玄龄却只用其长，并不“以备求人”，对唐太宗任用的人，房玄龄认为不合适的，也不苟用。贞观二十一年（647），大宗要拜李纬为支部尚书，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但云李纬好说须，更无他语”，唐太宗明白了房玄龄的意思，便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可见房的意见在当时何等重要！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吏治清明，去冗员，对唐朝政治、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一道理唐太宗和房玄龄等是非常明白的。唐太宗和房玄龄从隋朝的灭亡吸取教训，他们深知“史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弛而败美。”他们深知，“官得其人，民去叹愁”的道理。“民去叹愁”，则阶级矛盾缓和，国家就会长治久安，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王朝的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议修定法律。
鉴于隋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灭亡”的教训，在太原起兵时，李渊父子即“布宽大之令”。入长安后，为了取得民心，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摘除之。”李渊称帝后，曾制定“武德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
唐太宗主张克简刑政，审慎法令。他在贞观元年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他还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在文。”（《贞观政要·赦令》）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修订成的唐代法律，即《贞观律》，有四个部分，即律、令、格、式。“律以正别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唐律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极其详密的规范。其中“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日名例，二日卫禁，三曰职制，四日户婚，五日厩库，六日擅兴，七曰盗贼，八日斗讼，九日诈伪，十日杂律，十一日捕亡，十二日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为五刑。笞刑五条，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条，自杖六十五至一百；徒刑五条，自徒一年，遂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条，自流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条，绞、斩。大凡二十等。”（《帅唐书·刑法志》）“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令是对各种制度的规定，如《户令》是对户籍和婚姻制度的规定；《田今》是对土地制度的规定。令只规定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但不包括对于违令行为后给予的刑事制裁。唐太宗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贞观十一年正月颁下之。”（《帅唐书·刑法志》）“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是皇帝赦令的汇编，百官的职责范围，由房玄龄等在贞观十一年规定武德以来敕格七百条为《贞观格》，共有十八卷，颁行天下。（《资治通鉴·唐纪十》）“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是各种行政法规，国家机关办事的章程、条例，房玄龄等制定的《贞观律》的量刑定罪上有宽缓的方面，仅与隋律相比《贞观律》减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者七十一条。在官犯法，只夺官除名，仍同性伍。房玄龄因旧律的别重，“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但唐太宗哀其断毁肢体，令房玄龄等再议。王桂、萧瑀等认为改死刑为断趾，保存了生命，已放宽，而房玄龄主张再行放宽，他认为：“左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新唐书·刑法》）于是决定将断趾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房玄龄还改变了旧律中因谋反罪而兄弟连坐得俱死的法律，规定为“反叛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流配而已。”（《新唐书·刑法》卷五六）死刑和古代相比，几乎去掉一大半。至于削烦去囊，变重为轻，更是不可胜记。
后来，长孙无忌对《唐律》作了具体说明，编成《唐律疏议》一书。此书是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
法与礼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两个方面，所谓“德主刑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贞观期间既重视法律的修订，也重视以礼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以礼来制约各种社会关系，而且以礼制律，律礼相辅，“失礼之禁，著在刑法。”不忠者有罪，不孝者必诛。用法律的强制力量推行礼的道德规范，反过来，又用礼的道德来辅助法的推行。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诏令房玄龄等礼官学士修改隋礼，最后完成《贞观新礼》一百三十八篇，是唐代礼制的基础之作。
四、力主安抚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房玄龄在民族政策上，显示了他深思熟虑的外交能力，他主张结好各民族，以减少冲突。贞现十六年（624），雄踞漠北的东突厥薛延陀部实力较强，太宗曾封其首长夷南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唐太宗派兵联合突厥的一部给以致命的打击后，真珠可汗派人来唐求婚。唐太宗虽对薛延陀并不放心，但是在以武力消灭，还是联烟这个问题上一时下不了决心。房玄龄权衡利弊。认为和亲为上策。理由是大乱之后，国家元气尚待恢复，用兵对国家不利。唐太宗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答应许以第十五个女儿新兴公主，但要求“厚纳聘和”，亲自到灵川迎亲。真珠可汗闻知，兴高采烈，谓其国中曰：“我本铁勒小帅，天子立我可汗，今复嫁我公主……斯亦足矣。”（帅唐书·北狄》卷199）从而使薛延陀部归顺了唐朝，避免了一场战争，改善了民族关系。后来，真珠可汗一时无法集得聘礼，延误了迎亲日期。唐太宗以其轻侮中国，“下诏绝其婚”。
唐初，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西半部的叫百济，中部的叫新罗，北部的叫高丽。其中以高丽最为强大，它占有汉江流域和辽东平原。隋文帝开直十八年，曾发兵三十万，大举进攻高丽，失败而回。隋炀帝也曾三次征高丽，结果都失败而回，并引起了农民大起义，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唐初，三国均遣使和唐朝来往。贞观十六年，高丽发生内乱，大臣盖苏文弑其君，独专国政。唐太宗想出兵以武力干预，但房玄龄以为不可。他对唐太宗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他又以历史为鉴，劝谏唐太宗：“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困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贞观政要·征伐》）唐太宗接受了意见，便中止了这次行动。后来，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太宗派人劝说，高丽不听，于是，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他委令房玄龄筹办和运送军粮、军械，下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旧唐书·房玄龄传》）他屡次上言，提醒太宗，不要轻敌。房玄龄虽然没有强烈劝阻唐太宗东征，但他始终放心不下。唐太宗这次亲征高丽，虽然暂时取得了一些胜利，攻下了一些城池，但遇到顽强抵抗，只能屯兵广安东城下。此时正值隆冬严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于是，唐太宗决定班师回京。
对于此次征伐高丽的挫折、唐太宗耿耿于怀，他不甘心，还想举兵东征。此时房玄龄已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忧国之心。宰相之责，毅然上书，劝谏唐太宗，他说：“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他引用老子的话：“知足不辱，知之不殆”来劝导唐太宗，他还说：“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上矣，”希望唐太宗放弃“天可汗”的迷梦，不再“驱使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房玄龄认为，高丽的内乱是他们内部的事，他们并没有得罪中国，而唐王朝的出兵“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资治通鉴》卷199）唐大宗对房玄龄的恳切之言深为感动。
五、尽官切谏尽职尽心
房玄龄在辅佐唐太宗时多有进谏，他谏勿征高丽，谏勿用平庸之辈，以及谏减少民族冲突、改善民族关系方面，日后都证明他意见的正确，都收到过很好效果，房玄龄的进谏反映了他善于思谋，考虑效果的特点。
唐高祖李渊去世后，唐大宗要以汉高祖长陵的规模为父亲建陵，而汉长陵东西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工程浩大。秘书监虞世南劝唐太宗实行薄葬，认为薄葬并非不孝，厚葬反而为亲所累，他建议造的陵墓，陵内器物，尽量从俭。虞世南的建议利国利民，但房玄龄考虑，唐太宗不会接受虞世南的建议，于是，他提出了以汉武帝的陵墓规格建造，唐太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房玄龄为相，通达政事，善于谋划，尽心尽责，惟恐失误，诸遂良说：“人臣之助，玄龄为最。”王珪赞誉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房玄龄治理国政，秉公守正，他始终认为：“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加上他的作风忠谨谦恭，对人宽厚，对己严谨，晚年，他体弱多病，几次上表请求解除仆射职务，太宗不答应，贞观十六年（642）太宗又晋升房玄龄为司空。司空为三公之一，品高位尊。房玄龄又上表辞让，太宗仍不允许，并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可以看出，唐太宗是离不开他的。
六、总结历史著书立说
房玄龄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唐朝初年，为了修明政治，达到天下大治，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在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前提下，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史书的总监修，开了官修史书的先河，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史馆。在总监修房玄龄的组织领导下，官修史书盛况空前，贞观期间，一共修撰史书八种，即令孤德莱和岑文本合修的《周书》、李白药修的《北齐书》，姚思康编撰的《梁书》和《陈书》、魏征编撰的《隋书》。在中国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其贡献之大，有目共睹，根据唐太宗的提议，房玄龄还开创了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个王朝。贞观十七年（643），高祖、太宗实录修成，唐太宗因房玄龄修史有功，“降奎书褒关，赐物一千五百段”。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病重，唐太宗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还亲临探望，当握手叙别时，不胜悲痛。七月，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岁。唐太宗庆朝三日以示哀悼，册赠太尉，并州都督，溢文昭，陪葬昭陵。
相才战星绝世独立——李靖传
一、王佐之才遭逢李氏
李靖（541~649），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其父李诠，是隋赵郡守。李靖，体貌魁梧，通史书，有文武才略，曾对亲近的人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正当立功立事，以取宝贵。”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李靖常与他谈论兵法，韩擒虎常赞不绝口地说：“可以与谈孙、吴兵法的，除了李靖还有谁呢！”李靖刚刚走入仕途之时，只任地位很低的长安县功曹，等到三十岁时，才任兵部驾部员外郎。然而他的才略却得到了吏部尚书牛弘、宰相杨素的赏识。牛弘曾赞叹说：“李靖，王佐之才也！”杨素甚至有一次指着自己的座位对李靖说：“卿终当坐此。”隋朝末年，李靖出任马邑（今山西朔县）郡丞，他察觉太原留守李渊正密谋起兵造反，于是他前往江都，准备向在那里巡幸的隋炀帝告发，走到长安，道路阻塞，滞留未去。此事当时有人报告给李渊，李渊在太原起兵后，迅速攻占长安，李靖当了俘虏，记起前仇，李渊决定将李靖处死，临别，李靖呼喊说：“你李渊起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以成大业，何以私怨斩壮士？”李渊壮其言，加之秦王李世民为之说情，最终李靖得以免斩。
从此，李靖归附李渊、李世民父子，实现了他遇主逢时的愿望，高祖武德二年，李靖奉命讨伐萧铣，率军南下。萧铣是南朝梁皇室的后裔，在隋末大乱时，拥兵四十万占据长江中游地区。李靖军队受到萧铣的阻挡，无法开往茨州。高祖非常气愤，密令硖州都督许绍把李靖斩首。但许绍爱惜李靖的才干，上表请求赦免，李靖才免于一死。驻守夔州的李孝恭迎战失利，李靖率八百士卒袭冉肇则大营。继而又设伏兵于险地要塞，杀了冉肇则，俘敌五千余人。对此李渊特别高兴，对大臣们说：“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然立了大功”他还写了一道敕令给李靖，说：“既往不咎，以前的事，我早就忘了。”从此之后，李渊对李靖倍加重用。武德四年（621）正月，李靖经过慎重地思考，向高祖献十策以攻取萧铣，高祖极为赞赏。于是，任命李孝恭为开州总管，李靖为行军总管，兼李孝恭长史；军队的指挥工作由李靖负责。李靖急召巴，蜀酋长子弟，量才授任，安排在左右，此举表面上是提拔重用，实际上是作为人质，稳定了巴蜀局势。九月，唐军分四路自开州发兵浩浩荡荡南下。
当时，江水猛涨，诸将建议待水落以后再进军。李靖认为“兵贵神速，今吾兵始集，铣尚未知，若来江涨，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下备，擒获萧铣在此一举，机不可失也！”李孝恭听从了李靖的意见，大军乘二千余艘战舰，顺流而下。十月，进至夷陵，萧铣的部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扎于清江。李靖认为，文士弘是名将，不可速战，应待其气衰，然后奋击。李孝恭不听李靖的意见，命李靖驻守大营，亲自率师出战，结果大败。
文士弘的军队小胜后乘机抢掠，阵势混乱。李靖立即指挥将士出击，一举打败文士弘，获战舰三百余艘，这次战役战死者近万人。打败文士弘后，李靖率精兵五千围江陵，萧铣恐惧而投降。诸将建议没收萧铣将士以及战死者财产，犒赏将士。李靖不同意，他说：“王者之师，应该宣扬忠义，为萧铁战死的人，死为其主，乃是忠臣。至于归降之人，更不应惩罚，因为萧铁控制的地区，还有许多尚未归附。我们应该宽大为怀，以慰人心。”
于是，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江陵城中，人人安定。江汉地区州县闻知，纷纷归降。平定萧铣后，高祖论功行赏，授于李靖上柱国，封永安县公，检校荆州刺史。十一月，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并授予“承制拜封”的特权，代表朝廷任命地方官员。李靖所到之所，招抚诸州，计得九十六州，六十余万户，岭南之地尽为唐朝所有。高祖又命李靖检校桂州（桂州）总管，镇守岭南。武德六年（623）八月，原先归附唐朝的江淮农民起义军，在江南重新组织反唐，其领袖辅公拓自封皇帝，率兵向海州、寿阳进发。
李渊以李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元帅，带领李世勋等七总管的军队，由西、南、北三个方面，包围江淮军。武德七年三月，唐军至舒州，辅公拓部将冯慧亮、陈正通屯兵于博望山、青林山，深垒高墙，坚壁不战，一时双方形成对峙之势。李孝恭召集诸将商议攻战之策，大多将领认为，冯慧亮拥强兵把守，又据水陆之险，如果强攻，一时难以取胜，建议绕道直取丹阳（今南京）；丹阳一败，冯慧亮等定不战自降。李靖反对，他认为：“博望诸塞尚不能攻玻，辅公祏保据石头（指南京），包易取战！如进攻丹阳，旬月不下，慧亮威胁吾后，使吾腹背受敌，那就危险了。”他还说：“冯慧亮非不欲战，而是辅公祏授计使之持重，据险固守，拖延时间，彼之计策是使我师老兵疲。我今若攻其城以挑之，一举可破也！”
李孝恭采纳李靖的意见，以老弱士卒攻冯慧亮，冯慧亮不知是计，率军出城造之，遇到李靖率大队人马，一时之间冯慧亮被打得措手不及，遭到惨败。于是李靖率水陆大军俱进，直逼丹阳，辅公拓知前方军败，弃城而逃，在浙江武康镇被俘。江淮军彻底被镇压下去，唐朝基本上统一了全国。战争结束后，在丹阳设立了东南道行台，李靖被任为行台兵部尚书。不久，行台制度废除，设扬州大都督府，李靖当了扬州都督府长史，协助都督李孝恭治理江南，武德八年（625）八月，突厥进犯大原，才刚当了一年多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的李靖奉命北上，投入了反击东突厥的战争。李靖为行军总管，率江淮军万人驻扎太谷，诸军皆败北，李靖却打了胜仗，全师而归。
第二年四月，突厥又进犯灵川，李靖率兵抗击，在青铜峡附近展开激战，突厥被打败。不久，李靖被任命为灵州大都，担负北方的防务。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不久，唐太宗任命李靖为刑部尚书，后来，又任命为代理中书令。
二、廉颇虽老屡建战功
唐太宗是个励精图治的有作为的皇帝，对于不断扰边的东突厥他决定给予狠狠地打击。贞观三年，他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代州都督张公道为总管，征讨东突厥。李靖率骁骑三千从马邑直取恶阳岭，夜袭颌利可汗牙帐所在地定襄，颌利可汗大惊失色，往北逃遁铁山。
李靖不战而下定襄，唐太宗听到捷报，封李靖为代国公，赞扬李靖说：“汉李陵以步兵五千抵御匈奴，然终归降于匈奴，尚青史留名；今李靖以三千轻骑攻占定襄，威振北方，古今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盟之耻。”颉利败窜铁山，派遣使者人朝谢罪，太宗知道突厥反复无常，出尔反尔，于是决定剿灭。他一面派鸿肿卿慰抚，又一面令李靖引兵打击。李靖遂定计偷袭。颉领利见唐使者唐俭，心中自安，而李靖军先头部队乘雾而行，至离其总部七里，颉利始觉察，乘马先选。靖率大军赶到，此役斩首万余，俘男女十八万，获牲畜数十万。贞现四年（630）三月，颉利可汗被俘，强大的东突厥汗国灭亡。在天东突厥的战争中，李靖功居第一，凯旋而回。
太宗听说李靖大破颉利，喜出望外，对侍臣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年国家草创之际，太上皇不得已向突厥称臣，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现在李靖将一偏师，无往不捷，单于附款，往年大耻，一朝而雪！”于是大赦天下。当时唐高祖李渊还活着，闻讯忙命人大摆酒席，席间命被俘的颉利可汗起舞，入贡的林邑王上酒赋诗，真正享受到了大唐天子之父太上皇的尊荣，纵观整个古代历史，多是中原之主被马上民族俘获“青衣侑酒”的耻辱，堂堂“天之骄子”被抓入汉庭，起舞献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李靖虽建此殊勋，仍为文吏御史大夫温彦博弹劾，弹劾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宝，擂掠俱尽。”李靖入宫进见，唐太宗对他大加斥责，李靖也不予置辩，惟顿首叩谢，后来，唐太宗知道上了谗言的当，就对他说：“以前有人说你坏话，现在我明白自己上了当，请不要将这件事放在心里。”贞观四年八月，任命李靖为尚书右仆射，李靖担任宰相后，身居富贵，功名显赫，他为人沉稳厚道，态度恭顺，从不盛气凌人，唐太宗誉为“一代楷模”。贞观八年（634）正月，太宗命李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巡察各地，李靖为畿内道大使。
十一月，李靖以足疾辞去宰相职务，唐太宗准许了他，但给了他特殊的礼遇，病情好转时，每两三日去政事堂参加宰相会议一不久，吐谷浑犯边，唐太宗谓侍从说：“李靖能复起为帅乎。”李靖闻知后，说：“臣虽年老，尚可一征”唐太宗任命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李道宗等五总管出征吐谷浑。李靖采纳侯君集建议，分兵两路，不顾缺水缺粮，穷追不舍，终于击溃吐谷浑王伏允，其子慕容顺举国投降，唐军大获全胜，凯旋而返一在这次征讨吐谷浑的战争中，盐泽道部管高甑生延误军期，李靖以军法给予惩罚，回京后，高甑生为报私仇，诬告李靖密反此事不辨自明，唐太宗以诬告罪将高甑生流放边疆，但官场的险恶却给李靖的心里投下了阴影。从此，闭门不出，贞观二十三年（649）初，李靖病重，太宗曾亲往探视、五月，病死于家中，时年七十九岁，陪葬昭陵。
怀忠履义身立名扬——杜如晦传
一、审时度势待价而沽
杜如晦（586~630），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一祖父杜徽曾在隋时任怀州刺史，父亲杜吃曾任隋昌州长史一少年时代的杜如晦聪明勤学，尤喜好文史，他气质英爽，以风流自命，隋大业年间，参加支部人才选拔，支部侍郎高孝基对他很是器重，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但又暂时叫他俯就率职，补任为涂阳县尉。
隋炀帝的残酷统治，使民怨沸腾，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先是山东邹平王薄，领导农民义军杀富济贫，攻占山东不少州县。及后，起义如烈火愈烧愈旺，到大业十二年（616）农民起义的队伍已增加一百三十多支，参加人数有三四百万之众，全国有三支强大的起义队伍。河南的瓦岗军，宾建德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的江淮起义军。杜如晦虽然很早就辞掉了淦阳县尉的职务，不愿为朝廷服务，但由于家世、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不可能和农民起义军走在一起。在动乱的时局中，他和房玄龄一样，密切地注意着时局的变化。隋朝统治阶级内部也高举起了反隋的大旗，隋的统治已分崩离析，摇摇欲坠。大业十三年（617）大原留守李渊，在晋阳举兵反隋，他率领其子李建成、李世民等向南方进发，由于甚得民心，加上策略得当，次子李世民英勇有谋，因而进军神速，所向披靡，在十一月，就迅速占领了隋代的都城长安。李渊父子攻克长安后，杜如晦见大局已定，又深知李世民英勇有谋，广结天下豪士，便只身投靠了李世民，李渊进入长安以后，把隋炀帝的严刑苛禁尽皆废弃，并与民约法十二条一除对拒不投降的阴世师等十余人处死外，其余一概不问；出于策略原因，按起兵时定下的方针，李氏政权立年仅十三岁的杨侑为天子，并尊逃往江都的隋场炀帝为太上皇。
不久，江都发生兵变，隋炀帝为其部下宇文化及所杀。李渊遂即迫使杨侑下了退位诏书，禅位于自己，李渊接帝位于太极殿，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十九岁的李世民当上了尚书令，李渊父子达到了“化家为国”的目的。李世民拜杜如晦为秦王府兵曹参军，执掌王府簿书、考课、仪卫等事务。过了不久，杜如晦被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总管府是在边塞之地设立的统率军队的机构，长史为总管府的次官，当时，秦王府的很多谋士勇将被调往外地任职，李世民对此非常忧虑。
记室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房玄龄对杜如晦的这一荐举，使李世民大吃一惊，他对房玄龄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旧唐书·杜如晦传》卷六六）李世民马上奏请高祖，将杜如晦硬留下来，仍为秦王府属官。从此，李世民把杜如晦视为心腹，常与他商议军国大事。
李渊虽然称帝，但实际上只掌握着关中和山西、巴蜀等一些地区，周围都是割据势力。如何消灭这些割据势力，统一天下，是李氏王朝面临的重要问题。李渊父子经过商议，确定了巩固关中，出兵西北，进而进占关东，收并江南，统一全国的方针政策。李渊命李世民为右元帅，率军征伐，杜如晦亦随李世民转战南北。李氏集团采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于武德元年（618）打败了陇西割据势力薛仁果，紧接着又铲除了在凉州称帝的李轨，巩固了唐在长安以西的统治，武德三年（620）平定了盘踞晋北的刘武周。后来刘武周逃至突厥，为突厥所杀。当把关中周围的割据势力剿灭以后，李世民就决定出关东进，对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发起攻击。
王世充是李在关外最重要、又最难对付的对手。他原先是隋炀帝的鹰犬，曾任隋王朝的礼部尚书；用阴谋手段夺取实权，王世充后来自己当了皇帝，国号郑。他利用李世民与刘武周作战的机会，趁势攻占了唐朝的大片土地。在李世民的大举征讨中，王世充手下的名将如罗士信、秦叔宝、程志节等先后降唐，许多州县的官吏，如淆、邓、荣、汴、豫、显等州相继降唐，李世民对于归降的官吏一般都以和相待，这就使得更多的人，纷纷脱离王世充集团，出现了“河南郡县相继来降”的局面。在李世民军队的进击下，王世充连连败退，洛阳被围，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王世克向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为隋末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领袖，李世民围困王世充，使窦建德也感到震惊，他担心一旦王世充被唐军消灭，自己也会受到直接威胁，便亲自前往洛阳支援王世充。窦军来势凶猛，唐军决定调转枪口先消灭援军窦建德。于是，李世民指挥唐军，以待战机。当窦建德军队饥倦、疲堪之时，李世民见时机已到，便突然发起攻击，“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巴水，猛冲猛杀，窦军大溃，窦建德也受伤被俘。窦建德战败后，李世民乘势于武德四年（621）集中兵力围攻洛阳。王世充眼见大势已去，就率领群臣出城投降。武军之役是唐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战役；此次战役的胜利，决定了整个中原的形势。
李世民大胆而果断地指挥了这一战役，取得了一石二鸟之功，一举摧毁了二个强敌。因此李世民受到嘉奖。因为功勋卓著，“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又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武德五年（622），刘黑阔在河北漳南筑台告祭建德，自称大将军，公开打起反唐旗帜。不久，刘军攻占大片土地，定都洛州，自称东汉王。李世民率军攻打刘黑阔，此次战争，旷日持久，打得十分艰难。最后刘黑阔大败，逃往突厥。然而两个月后，刘黑阔又返回再战，太子李建成亲征，并采纳魏征建议，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最后击溃刘黑阔，统一战争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李世民兄弟虽各有建树，但李世民显然取得了更大的战功。而在这方面社如晦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他在军中运筹帷幄，对战争双方的情况判断准确，他杰出的才干，受到了军内外的赞赏。杜如晦也由此而升迁，李世民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杜如晦任大行台司勋郎中，封爵建平县南，食已三百户。不久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文学馆是李世民为接待四方文士而开设的。十八学士中，以杜如晦为首。李世民曾令人画了十八学士图像，藏于书府。像赞日：“建平文雅，体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可见，李世民对他的礼遇之重，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后，开府置官属，又拜任杜如晦为天策府从事中郎，成为天策府的高级幕僚。
二、玄武事变理政治国
李世民卓著功勋，使他的威望与日增高，权势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也迅速增长，李世民不仅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令的职务，居宰相之职。这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尤其是在李氏兄弟中间有着特殊的地位，另外，在太原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礼贤下士，广求人才，收罗了一批谋臣猛将，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产生了不满足于当秦王的野心。然而他的哥哥李建成，位居东宫，为人宽简、仁厚，辅助李渊处理政务，在唐王朝的初创过程中，他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李世民与李建民在打天下时，两人同心协力，但到坐天下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了夺取皇位，兄弟俩变成了仇敌。统一战争结束后，李世民与李建民的斗争日趋表面化。
武德七年（624），李渊带三位皇子打猎，命他们驰射角胜，李建成乘机将一匹烈马交给李世民骑。李世民不知有诈，骑上这匹马追逐野鹿，马烈性大作，三次尬蹑子，险些把李世民掀下坐骑；武德九年（626）李建成约李世民宴饮，暗中下毒，李世民饮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中，齐王李元吉完全站在李建成一边，他和李建成经常会同后宫诬诉李世民。李渊常常偏袒太子，信以为真，要加罪于李世民，幸亏良臣常常进谏，李世民才幸免于难。紧接着，李元吉又密告李世民有谋反之意，要求速斩李世民。不过此时李渊明智，他认为李世民有平定天下之功，谋反的证据又不足，没有下手杀害李世民。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李建成和李元吉合在一起的实力，大于李世民，况且李建成又处于太子地位，这更处于优势地位。这种形势使秦王府的僚属非常担心。
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都认为，必须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他们劝李世民早下决心，尽快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保国家长治久安。当然，李建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方设法瓦解秦王府的武将。谋士，不过这一策划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们在李渊面前诬陷房玄龄、杜如晦。李渊听信谗言，把房、杜一人驱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数万骑犯边。李建成认为瓦解、分化秦王府精兵强将的机会来了。他向李渊推荐，由李元吉代李世民出征。李元吉又请求将秦王府的名将迟尉敬德、程志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归自己使用，以增强北征实力。这一着实际上是要扼杀李世民。
李世民感到已危在旦夕，便与长孙无忌、高士廉、迟尉敬德等商讨对策，并派人密召房、杜二人进府，密商计策。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在玄武门内设下伏兵。一举射手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为李世民夺取皇位扫清了障碍，接着，又逼着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此时军政大权已完全落在李世民手中，李世民拜任杜如晦为左庶子，协助他处理政务。同年七月，又调任杜如晦为吏部尚书。武德九年八月，李渊让位一李世民即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改元贞观，尊李渊为太上皇。李世民做了皇帝，对群臣论功行赏，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进封杜如晦为蔡国公，赐食已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628）晋升杜如晦为检校侍中，兼支部尚书。检校侍中，即代理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也就是宰相。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授杜如晦为右仆射。诏曰：“杜如晦，识量弘恢，神彩凝映，德宣内外，声溢高堂。”从此，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朝为相，为唐朝的盛世之治呕心沥血。杜如晦是宰相，又是吏部尚书，执掌着选官任能的大权，他在引荐贤才，罢除不良官吏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杜如晦取士用人，注重实践。当时选官取士往往重言词口笔，而不察其品德。杜如晦录用人员，主张先由川郡推荐，然后考核录用。在临终前他还推荐刚正不阿的戴胄做支部尚书、杜如晦精于理政治国，唐初的典章制度，“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国家纲纪松弛，百废待兴。杜如晦和房玄龄拨乱反正，使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逐渐走上正轨，贞观之治新局面的开创，与房、杜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杜如晦在朝廷，君臣关系如同鱼水，同僚之间也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每与房玄龄商讨大事，房玄龄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两人同朝辅政，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因此《资治通鉴》称“二人深相得，同心询国”。杜如晦用人，非常推崇进谏之臣，他认为“天下有净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把净臣看做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栋梁，他鄙视隋代内史侍郎虞世基，认为他身居要位，处得言之地，但他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却缄口不言，无语谏之语，“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用这样的人执掌大政就是厂位素餐。作为宰相，杜如晦以儒家的传统道德要求自己。他宽厚待人，雍容大度，他能正确对待别人的长处，发挥别人的长处，《资治通鉴》说：“故大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珪）、魏（征）善译谏而房。杜让其贤，英（指李动，封英国公）、卫（指李靖，封卫国公）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因而，杜如晦虽为有唐一代名相，但史书记述他的事迹并不多。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杜如晦因病情严重辞去宰相职务。病重期间，唐太宗亲自前往探望。对杜如晦的英年早逝，唐太宗非常悲痛，废朝三日，赠司空，徙封莱国公。
辅助太宗匡正得失——魏征传
一、投奔瓦岗寨辅助唐太宗
魏征（580~643）字玄成，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馆陶（今属河北）人。
其父亲魏长贤精通文史，博学多才，曾做过北齐著作郎，后因直谏朝政，贬为上党屯县令，父亲正直倔强的品质，对青少年时代的魏征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一，然而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家业也因此衰落。穷困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魏征的意志，他性格坚强，胸有大志，好读书，多所涉览，尤属意于历代兴衰得失之道，这为以后他的从政、治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魏征青年时代是在隋末的动乱年代度过的。为了躲避战乱，他出家当了道士，当时，在河南一带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攻占了洛阳东北的最大粮仓兴洛仓；起义军开仓放粮，济贫救苦，深得百姓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声威日盛、隋大业十二年（616）隋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元宝藏知魏征有学识，请他到郡府掌管书记，魏征毅然前往。
李密见到宝藏的书信，常常赞叹不已。以后知道这些书信均出自魏征手笔，李密便请魏征到元帅府任文学参军之职，执掌文翰。魏征向李密条陈十项，但李密在惊奇魏征之才之余，并不采纳他的计谋，隋大业十三年（617），李密刺杀了瓦南军首领翟让，瓦南军的领导力量被大大削弱。瓦岗军是一支很强的反隋力量，曾先后打败隋将王世充和宇文化及，当然，瓦岗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强将死伤不少。
李密对形势估计错误，并且滋生了骄傲情绪，就在李密谋杀翟让不久，王世充。集中二十万大军向瓦岗军扑来，魏征非常关心这次战斗的胜败，他找到李密的一个姓郑长史说：“魏公（李密）虽骤胜，而骁将锐半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朱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无不胜矣。”魏征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光短浅的郑长史却斥之为“老生之常谈”。魏征非常生气，拂袖而去。结果，李密大败，瓦岗军全军崩溃，李密只得投降唐朝。魏征也随李密到京城长安。魏征归唐后，并不见重用，默默无闻。因而，他自动请求安抚山东。唐高祖李渊同意他的请求并把他升为秘书丞。从长安来到黎阳，魏征给据守黎阳的李密旧部徐世勣写信，劝他归唐、徐世勣深知形势，很快就归顺了唐朝。
这样，魏征凭一封信就使唐朝获得了山东（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徐世勣归顺后成为唐朝的一代名将，在多次征讨中曾立下赫赫战功。李渊赐以李姓，又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李勣。
不久，魏征来魏州，说服元宝藏也归附了唐朝。魏征从魏州又回到黎阳，同年十月，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为其所俘，窦建德就拜任魏征为起居舍人。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兵围攻洛阳，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李世民一举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魏征再度归唐。
魏征当过道士，又在李密、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目睹了农民起义军的伟大力量，也深刻了解了农民的悲惨生活和感情，这使他懂得“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丰富的实践对魏征以后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太子李建成知魏征有才气，便召为洗马，掌图书缮写，魏征因而就成了东宫的官属。李建成十分器重魏征，魏征也对李建成忠心不二。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魏征竭尽全力为李建成出谋划策。
魏征看到李世民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立下了巨大功劳，深得人心。因此他提醒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当此时，逃往突厥的窦建德残部刘黑闼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又把河北失地重新占领，恢复了许多州县。魏征抓住这一时机，对李建成说：“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必有如摧枯拉朽，殿下宜自去之以取功名，并以此结识山东豪杰，庶可自安。”李建成同意魏征的建议，向李渊请命。李渊诏李建成率军征讨刘黑闼，魏征随军出征。唐军至昌乐，刘黑闼严阵拒守，两军形成对垒。魏征向李建成建议，采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两手政策，遣返俘虏，使刘黑闼的同党相信朝廷的赦免政策，以瓦解其军心。这一策略的实施使刘黑闼军心涣散，纷纷逃亡，降唐的也不少。最后刘黑闼大败，为唐军所杀。由此，唐朝稳固了在山东、河北的统治。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魏征的政治军事才能。
唐王朝统一天下后，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日益激化，魏征屡屡劝说李建成早下决心，除掉李世民以绝后患。但在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却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下伏兵，一举把李建成和李元吉诛杀，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李渊被迫接受了现实，他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军国权完全交由李世民处理。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对东官僚属一律宽大。有一天，他把魏征召来责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从容答道：“太子若听我的话，决不会有今日之祸。”李世民早就知道魏征的才能，又见他临危不惧，更加器重他。任命魏征为太子詹事府主簿，掌握东宫的庶务和文书。
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当了皇帝，这就是唐太宗。唐太宗知人善任，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他派魏征安抚河北。当时，河北州县有不少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党在活动，他们终日惶恐不安，害怕李世民镇压，因而有思乱之心。
魏征曾建议太宗，要对他们出以公心，不计旧怨。唐太宗听从他的意见，派他去安抚，允许他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变动处理。魏征到了磁州（令河北磁县），见到押送进京的李建成侍卫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下令把他们释放，并下令将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属，一律赦免。这样一来，河北也就安定了。魏征不辱使命，回到长安，唐太宗很是高兴。从此以后，魏征与太宗皇帝的关系日益密切，有时甚至进人太宗卧室商议大事。魏征深感知遇之恩，更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太宗即位不久，宰相封德彝提出建议：“中男虽年来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点兵。政令既出，魏征以为不可。唐太宗怒责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佞以避征役，取之何害？”魏征回答说：“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陛下曾说：‘我以诚信御大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令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他接着说：“陛下初即位时曾下诏言，‘过去交国家的财物，一律捐免。’但有关部门却仍然催交。您的诏书还说，‘关中免两年租调，关外免一年徭役’。有关部门把交纳的租调散还给他们。而又下诏说，‘已经服役、交纳租调的，从明天开始免除。’租调不免，又要点兵，这是以诚信待天下吗？”唐大宗听后十分高兴，说：“我原以为你固执，不通过政事。今天听你议论，真是精辟透彻，我的错误确是不小。”他不但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还奖给他一个金瓮。
贞观元年（627），有人告发魏征徇私其亲戚。太宗请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奉诏责怪魏征，说他不注意检点行为，远避嫌疑，以致招来诽谤。魏征去见太宗说，“臣不敢奉诏，还说，君臣一条心，才叫做一体，哪有抛却大公无私，而专在检点行为上下功夫？如果上下都走这条路，国家兴亡就难以逆料了”。他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不为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不同？”广魏征说：“良臣身有关名，如稷、契，君主也获得好的声誉。而忠臣则不同，如商纣王时的尤逢、比于，面折廷争，身诛国亡。”太宗听了非常高兴。接着间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广。”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连声称好。贞观三年（629）二月，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当了宰相。贞观七年又改任魏征为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长官，更是当然的宰相。
二、敢犯人主颜永为诤臣范
贞观十年（636）六月，魏征屡以目疾请为散官，散官是没有实际职务的官员，太宗不得已，以魏征为特进，“仍知门下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其实还是在宰相位上，只不过没有那么多繁杂事务。直到贞观十六年（642）九月，才罢相为太子太师，贞观之初，唐朝君臣之间曾发生如何治国的讨论。唐太宗认为，大动乱之后，很难把百姓教化好，而魏征对此却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大乱之后，百姓对治理的要求，就如同饿极了人求食一样。唐太宗对魏征的话有点怀疑，他说，古人云，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百年才有成果。魏征回答说，这是指平常人说的，如果是英明的君主，一年就可取得成功，三年才得成绩已经不算早了。而宰相封德彝认为魏征盅惑君心。他指出，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变得浮荡奸诈，秦用严刑峻法，汉施仁义、刑律两手，都未能取得成功。如果听信魏征的话，国家必然大乱。
魏征针锋相对，以历史事实驳斥了封德彝的人心不古的议论，说如果人心越来越奸诈，那么到今天人就都变成鬼，还能谈什么教化？魏征的这一番话，把封德彝说得哑口无言，无言以对，而对唐太宗说来，却坚定了他大治天下的决心。
在具体政策及措施的做法上，朝臣们也各执一词。有人要太宗“独运威权”，有人建议太宗“震耀威武，征讨四夷”。而魏征建议唐太宗应“惬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史即服”。魏征的治国方针是把重点放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上，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唐王朝长治久安；而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魏征认为，必须“抚民以静”。他以隋朝和贞观初期相比，隋初的仓凛、户口、甲兵都比唐初又多又强，但是，“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
魏征此处所说的“静”，就是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而并非对百姓没有任何役使和盘剥，而是动之以时，适度而已，而不像隋炀帝那样，“虐用其民”，“诛求不已”，使老百姓无法生活，最后只能揭竿而起。唐太宗是个贤明的君主，他把“抚民以静”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贞观二年（628），他就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唐大宗的“抚民以静”思想和魏征不谋而合，君臣一心，使“抚民以静”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抚民以静的具体做法就是：必须减轻徭役，繁重的徭役，必须侵占农时，耗费大量的劳力。魏征常常提醒唐太宗勿搅民扰民。一次，唐大宗要巡游南山，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好久不见出发的动静，魏征为此询问唐太宗。唐太宗告诉魏征，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公元632年，唐朝经济好转，国泰民安。文武官员再次请唐太宗封禅，也就是到泰山祭天，表示对天的敬畏，魏征却竭力反对封禅，他说，“唐初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粮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他又进一步指出，兴师动众，远行千里，必然会财尽民劳。经魏征这么一讲，原大宗的封禅之举也就停止了，身为宰相，魏征特别注意协调君臣关系。在魏征看来，君臣如同一体，国君是人的首脑，臣子是人的四肢；君臣一体，协调一致，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为寇仇。”
从儒家的道德观念出发，魏征认为在君臣关系上，君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因而，他主张君必须以诚信待臣，“诚信立则下无二心”，“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贞观政要·诚信》卷五）唐太宗懂得儒家君为臣纲的道理，他克己修身，崇尚节俭。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此时魏征则是犯颜直谏。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为了个人享乐，在洛阳修建飞山宫。
魏征上疏反对，他希望唐太宗以附为鉴，吸取教训，他说：“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国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撒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唐太宗遂即醒悟，停修了飞山宫，还有一次，唐太宗去洛阳，中途位显仁宫，因当地供应不周，太宗大发脾气。魏征进谏说：“陛下因供应不周而动怒，恐怕这种风气传下去，将来会弄得民不聊生。从前隋炀帝常以郡县供应多少而赏罚，所以海内叛之，亡国了。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为什么还要去效仿他呢？”唐大宗听了，出了一身冷汗，对魏征说，“要不是你，我是听不到这样的话的。”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因唐太宗有违克终俭约的初衷，逐渐趋于奢纵，因此向唐太宗上疏进诛，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十渐疏》。《十渐疏》指出了唐太宗渐不克终者有十条，这十条的主要内容是：一、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通荒，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戒狄。二、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轻用人才，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三、贞观之初，损已于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四、贞观之初，破两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斤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拥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魏征的奏疏，用鲜明的对比，有力的事实和论证，剖析了唐太宗自贞观以来的前后变化；他希望唐太宗居安思危，善始慎终，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继续发展贞观之治。
奏疏撼动了唐太宗一他后来对魏征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他还把魏征这篇奏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朝夕披读，激励自己一他把奏疏交给史官，让他们载入史册，还赏赐给魏征黄金十斤，马二匹。魏征的诤谏，抓住问题的要害，以史为鉴有理有据，语言虽尖锐激切，但他刚直诚恳的态度，据理力争，不留情面有理有据，使唐太宗虽始听而大发雷霆，最终也被魏征所折服。
谏诤的结果，有时候唐太宗愉快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有时因为意见提得尖锐激烈，冒犯了皇帝的尊严，也可能招致可悲的后果。有一次唐太宗回到宫里，恶狠狠地对长孙皇后说：“迟早我要杀掉这个老家伙！”皇后问要杀谁？唐太宗说：“就是魏征。他总是当众说我的不是，弄得我下不了台，有损皇帝的威信。”皇后听后，马上回去穿上朝服，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问：“贺什么呢？”皇后说：“君明则臣直。魏征那么直率，敢于犯上直谏，就是由于你的圣明呀！所以我要向你祝贺。”这说明唐初所以能形成谏诤的气氛，并不仅仅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征敢谏诤造成的，而是在唐朝的整个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种谏诤的风气，所以才能使魏征这样的敢于直谏的大臣，不但能发挥谏诤的作用，而且没有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魏征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对历史有深刻的了解，善于将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史为鉴，以此论治道，劝大宗，他根据唐大宗的诏今修撰《周史》、《齐史》、《梁史》、《陈史》、《隋史》五朝历史。五部史书总监虽是房玄龄，但房政务繁忙，魏征是实际的总监。魏征还亲自动手，撰写了隋史的序和论，还为《梁书》、《陈书》、《北齐书》写了总论，他治史谨严，有“良史”之称。
贞观十年（636），五朝史书修撰完毕，唐太宗为嘉奖魏征，加封魏征为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贞观十六年（642）七月，魏征病重，唐太宗下手诏慰问。魏征居室简陋，生活俭朴。唐太宗还特别下令为他建了一个正厅，还赐给屏风等物。同年九月，唐太宗说：“方今群臣，忠直无遗魏征，我遣傅太子。”于是，罢去魏征的宰相职务，拜为太子太师。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病危，唐太宗带领太子前往探望。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亲临魏家哀悼，悲痛异常、他停朝五天，令百官参加葬礼。送葬时还登上苑西楼，遥望魏征天枢，还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唐太宗对魏征的去世，十分悲痛。曾感叹地说：“人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不畏权势举贤任能——狄仁杰传
一、“真大丈夫”
狄仁杰（607~700），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祖父狄孝绪，曾官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曾官蒙州长史。少年时代的狄仁杰刻苦攻读，专心致学。有一次，门人被害，县支下来调查案情，周围的人都争说与己无关，独狄仁杰仍伏案并书，不予理睬。县支很气愤，责问狄仁杰。狄仁杰回答说：“我正在和书中的贤圣对话，哪有闲功夫和俗吏说话啊！”县支无言以对。后来，狄仁杰以明经中举，进入仕途。明经是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科目之一，狄仁杰最初任汴州参军，不久为人所诬告，此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步使，他召狄仁杰查问，发现狄仁杰有奇特的才能，于是举荐他当并州法曹。在并州都督府，狄仁杰以孝而著称，很受时人尊重，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高宗仪凤元年（676），狄仁杰上调升任掌握刑狱的大理丞。狄仁杰处理刑狱，公正果断，效率极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处理了一万七千人的案子，公平合法，没有一人上诉伸冤。时人都称他断案公正宽大。
仪凤元年（676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大宗昭陵上的柏树，狄仁杰判两人免官，上奏高宗，高宗非要定两人死罪不可。狄仁杰认为，罪不当死。高宗发怒说：“这是使我为不幸之子，必须杀了他才是。”狄仁杰对高宗晓之以理：“皇上，自古以来顶撞皇帝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并不以为然。夏柴时代也许如此，而在尧舜时期就不是这样。我庆幸生活在尧舜一样的时代，不怕是上听不进我的劝谏。汉代的时候，有一个盗贼盗取了高祖庙堂里的玉环，汉文帝大怒，要把盗贼一家全族诛灭。盗贼交与廷尉张释之处置。张释之按法判处弃市（杀头）罪，上奏文帝，文帝大怒，斥责张释之说：‘人无道以至于此，竞敢盗取先帝明器！我交付廷尉，欲判他灭族之罪，而你却拘守成法，有违我尊宗庙的原意。’张释之免冠叩头说：‘法今该如此判处。今以盗宗庙而灭族，万一有一个愚民挖取了长陵上的一抔土，皇上将以何法惩治呢？’文帝终于认识到延尉的判处是恰当的。今天依照大唐法律，权、范两人并没有犯死罪，陛下却下旨将二人处死，法令如此反复无常，以后还怎么治理国家呢？为昭陵上的一棵柏树而处死二位大臣，后世之人将如何看待陛下呢？”唐高宗觉得狄仁杰说得有理，怒意稍为缓解，遂免了权善才、范怀义的死罪，流放岭南。据理力争，免除权、范二人死罪之事使唐高宗认识到，狄仁杰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不久便携升他为侍御史，举劾非法，督察郡县。在传御史任上，他不顾个人安危，不畏显贵权势，敢于勇敢地向那些恃宠用事、违法乱纪的官员展开斗争。
调露元年（679），司农卿韦弘执在洛阳为高宗建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几座豪华的宫殿。特别是上阳宫濒临洛水，一里长的画廊，画梁雕栋，流光溢彩，颇具皇家豪华气派。宫殿建成后，高宗移居东都洛阳。
狄仁杰上疏劾奏韦弘执，说他建造华丽宫殿，是在引诱皇帝追求奢侈。高宗猛然醒悟，免了韦弘执的官职。左司郎中王本立，倚仗皇帝的恩宠，在朝廷目光王法，肆无忌惮，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敢顶撞他。狄仁杰利用手中的监察权力，向高宗上奏弹劾王立本的罪行。但高宗却下旨赦免了他。
狄仁杰再次上奏，他对高宗说：“国家假如缺乏英才，但像王立本这样的人也不少，陛下为什么要宽大他而违反国家的法律呢？臣愿先受斥逐，为群臣之戒，”高宗见狄仁杰说得有理，只得依了狄仁杰，定了王本立的罪，满朝文武十分佩服狄仁杰的胆量和勇气，对他肃然起敬。一次，高宗巡幸汾阳宫，狄仁杰也随行、车驾经过并州，并州长史李冲玄迷信旧俗，认为华服装过妒女词，会遭致风雷之灾，他驱数万民夫改修驰道，以便皇帝通行，狄仁杰闻知，非常气愤，他说：“天子之行十乘万骑，风伯清上，雨师洒道，何用回避妒女啊！”立即制止了这一愚蠢举动，命数万民工返归，唐高宗称赞狄仁杰办事果断，说他“真是大丈夫也！”
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其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执政，第二年，武则天把中宗废为卢陵王，立幼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武则天继续临前称制。
二、狄公施德政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调任宁州刺史，中州在甘肃境内，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狄仁杰到任后，体察民情，施政有方。因而使各民族和睦相处，深得民心。老百姓感其德，立碑记其政绩。
不久，右台监察使郭翰巡视陇右各地，一路所到之处，弹劾了不少贪官污吏。然而一到宁州，则面目一新，百姓安居乐业，人们纷纷称赞狄仁杰的德政，郭翰回到朝廷后，遂即向朝廷推荐狄仁杰，请求重用、不久，狄仁杰被提升为掌握工程建设的冬官侍郎，充任江南巡抚使。吴楚一带修建很多祠庙，祭力已很滥，狄仁杰对这种做法非常厌恶，他不惮非议，一举关闭和拆毁了一千七百多所调庙，只保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在焚毁项羽词时，他还写了一篇《檄告西楚霸王文》，文章大意是：崇高的名声不可假借谬误来取得，天下的帝王不能以力去争夺；顺应天命者才享有百姓拥戴的美名，背违时代者就不是明察物变的君主。垂拱四年（688），狄仁杰转任文昌右丞，出为豫州刺史。
武则天当政之初，依靠李义府、许敬宗等贬杀了长孙无忌、诸遂良等元老重臣，杀了许多唐宗室皇戚，并且幽禁自己的亲生儿子，重用武氏家族武承嗣、武三思等人，这引起了李唐宗室的强烈不满。嗣圣元年（684），柳州司马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意图区复后室。他以拥立庐陵王为号召，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最后被武则天镇压下去，垂拱四年，琅玡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又起兵反对武则天，但因力量悬殊很快就遭致失败。
为了尽快恢复豫州的局面，武则天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武则天为惩治李贞余党，定罪六七百家，籍没五千口。狄仁杰为此密奏武则天，认为这些人仅仅是受牵累，并非存心要作乱。狄仁杰说服了武则天，宽赦了这些人，把他们流放到丰州，这些人深感狄仁杰的活命之恩，在路过宁州时，跪拜在狄公的德政啤前，“设斋三日而后行，”到了丰州又亲手为狄仁杰立下德政碑。当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辅。张光辅的军队在豫州，到处勒索钱财，滥杀无辜。狄仁杰非常恼怒，他亲自出面制止官军的不法行为。为此，张光辅怀恨在心，回到朝廷后上奏武则天，说狄仁杰傲慢不逊，狄仁杰被调往夏州做刺史，后来又降为洛州司马。
武则天实行“武周革命”改唐为周，她抛开傀儡皇帝李旦，自己登上了皇位。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但也是一位惟才是举、任用贤能的女政治家，天授二年（691），她重新起用狄仁杰，任命他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
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你在豫州实行善政，但也有人说你坏话，你是否想知道，狄仁杰回答说：“陛下，臣不愿知道，陛下以臣为过，臣愿改正，如臣无过，臣之幸也。”武则天大为赞赏，叹曰：“狄仁杰真有长者风范啊！”狄仁杰当宰相后，常在武则天左右，他看到武则天经常要处理一些小事，况且大臣告假回乡也由武则天亲自处理。长期这样必然影响她处理国家大政的精力。狄仁杰上疏说，君王应该牢牢掌握赦免和诛杀大权，其他的一些事应该由有司处理，自己不必过问，狄仁杰劝该武则天独揽大权，强化皇帝的专制统治。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建议很满意。
长寿元年正月，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谋反。武则天不察详情，就把做了四个月宰相的狄仁杰罢相下狱。任用酷吏，以巩固政权，是武则天的统治手段。这些酷吏专门制造所谓谋反大案。他们制造许多刑具，对被告严刑逼供。这次，来使臣为了诱使狄仁杰承认谋反，要他承认愿为武后的臣下就可免去他死罪。狄仁杰为了免于冤死，等待时机，他招认了谋反罪。他说：“大周革了唐室的命，万物重生，我们是唐朝的旧臣，谋反确是实情。”其他几个被指控谋反的大臣，除魏元忠外，都和狄仁杰一样，全都服了罪。来俊臣见服了罪，没有用酷刑，只将被告收监。一天，判官王德寿受来俊臣指使，诱逼狄仁杰招供宰相杨执柔是同党，狄仁杰十分气愤，说：“皇天后土，叫狄仁杰去于这种事情么！”说罢以头触柱，血流满地。王德寿害怕至极，不敢再说了。狄仁杰承认谋反，来俊臣等也就放松了对他看管，狄仁杰趁此机会，从狱吏那里借来笔砚，偷偷撕碎被子，写了一幅冤状，缝在棉衣里，请狱吏把棉衣送到家里，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收到棉衣，折开棉絮见到父亲所写的冤状，急忙向武则天告发。
武则天召来俊臣询问，来俊臣对武则天说，狄仁杰下狱，并未动过刑，他住的地方也很舒服，如果没有事实，他哪乱承认谋反。武则天犹疑未定，派通事舍人周宝林到狄仁杰处察看。来俊臣要狄仁杰穿好朝服，会见通事舍人周綝，又假造了一份请求赐死的《谢罪表》，让周宝林上交武则天。周綝核查，完全受到来俊臣的利用。就在这关键时刻，凤阁侍郎乐思晦的儿子被武则天召见，他控告来俊臣谋害了他的父亲。他说，国家的王法为来俊臣所欺弄，任何一个亲信大臣，来俊臣都可以逼他承认谋反。听了这个才九岁小孩的话，武则天有所醒悟，他召来狄仁杰，亲自问他为什么承认造反。狄仁杰回答说，不承认早就死于酷刑之下了，哪里还有机会向陛下辩白？武则天又问，为什么写《谢罪表》，狄仁杰告说，并无此事，武则天这才真相大白，释放了狄仁杰等七名同案人。虽然如此，武则天还是没有让他们官复原职。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同案的有的还流放到了岭南。狄仁杰当县令的彭泽县，是个穷地方。他一到任，亲眼看到老百姓穷苦不堪，就向武则天上疏，陈述百姓困苦，也免租税。他在疏中说：“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今总不收，将何活路？”
三、柳暗花明再度为相
万岁通天元年（696），北方契丹孙万荣率军攻陷冀州，杀死刺史陆宝积，屠杀官兵数千人。契丹兵进而又攻打瀛州，整个河北为之震动，人心恐慌。武则天下诏提升彭泽县令狄仁杰为魏州（今河北魏县。大名县等地）刺史，前去平息战乱。狄仁杰上任后知道，前任刺史独孤思原因害怕契丹突然来袭，把老百姓全部迁人城里，修补城墙，巩固城防。与此做法相反，狄仁杰主任后打开城门，让老百姓出城耕作，他宣称，敌人离这里还很远，不必这样惊慌。如果放军到来，我自有退敌制胜之策，无须烦扰百姓。
契丹听狄仁杰到了魏州，慑于其威名，未敢冒犯，不战自退。魏州官民对狄仁杰的气势和胆略十分敬服，他们感谢狄仁杰的德政，为他立了碑。不久，狄仁杰改任幽州都督。武则天赐紫袍、龟带，并自制金字十二于袍，以表彰狄仁杰的忠心。神功元年（697），狄仁杰晋升为驾台侍郎。同凤阁变台平章事，第二次做了宰相。复相后，狄仁杰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派兵镇守疏勒四镇。
当时王孝杰率军大破吐蕾军，夺回了西域的龟兹、疏勒、于闹、碎叶四郡，并在龟兹设安西都护府，派军驻防。这四镇是唐朝的西疆要塞。然而，狄仁杰认为，派兵驻扎四镇不是上策。因而他上疏朝延，陈述用兵荒外，争不毛之地是“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可谓无益可得，无利可图，倘若一味用兵，必然耗费国家大量资财，“非但不爱民力，亦所以失无下之心也。”
狄仁杰建议，是模仿贞观年间唐太宗册封阿史思摩为可汗的做法，由他镇守四镇的旧例，封阴山贵族阿史那双瑟为可汗，委坐四镇。这样既省了大笔开支又能达到安边的目的。武则天并没有采纳狄仁杰的意见。圣历元年（698）八月，狄仁杰再次得到提升，拜为纳言，兼右肃政御史大夫。同年，北方东突厥进犯河北，攻掠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赵州（河北赵县），杀死官兵无数。
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征讨东突厥，武则天亲自送军队出征。狄仁杰率十万大军猛追，东突厥迅速逃回漠北，曾经饱受突厥驱使的百姓恐惧至极，生怕受多馆兵杀害，纷纷逃匿。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狄仁杰上疏武则天，请求把这些百姓一律赦冤，不加追究。他在上疏中说，这些负罪百姓“露宿草行，潜窜山泽，救之则出，不赦则狂”。他提醒武则天：“边远有事，还不足虑；如内地不安，就是大事了。”这是狄仁杰处理国家大事的出发点，努力淡化和消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力求国内的稳定。
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对被突厥驱使的百姓一律不问罪，许多逃匿的百姓纷纷回家。狄仁杰大量发放粮食，救济穷困百姓，百姓很快安定下来。狄仁杰还下令，严禁官兵侵扰百姓；若有违犯，定斩不赦。在秋仁杰安民做法的感召下，河北很快安定下来。狄仁杰回朝后，被授予内史。
武则天改唐为周，当上女皇帝后，萦绕在她心头的问题是：由谁来继承她的大业。唐睿宗虽是她的亲生儿子，又赐了武姓，但他毕竟是李唐王朝的后代。如果将她的侄子武承嗣或武三思册立为太子，但两人不具备品德和才能，不可能成为贤明君主。武承嗣在武则天改唐为周后，也蠢蠢欲动，想当太子，武则天对此也犹豫不决。
狄仁杰趁此机会，想说动武则天。他说：“太宗皇帝不避风霜，甘冒枪林箭雨，九死一生，方平定了天下，创立大唐基业，传给后世子孙。先帝驾崩时，把两位皇子托付给陛下。陛下现在打算把天下移交给别人，这恐怕有违天意吧！况且，姑妈与侄儿。亲娘与儿子到底谁亲？立儿子为太子，皇位由儿子继承，陛下百年之后牌位送到皇家祖庙，陪伴先帝，代代相传；皇位如由侄儿继承，我从来听说过侄儿当皇帝把姑妈牌位送到皇家祖庙去的！”狄仁杰的话说到了武则天的心坎上，她无言以对，只好说：“这是我的家务事，你不要管”但狄仁杰还是再说下去：“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他还进一步启发武则天：“依臣看，天意和百姓都没有厌弃唐朝，匈奴犯边，梁王武三思公开募勇士，一个多月还没有招足一千，后来庐陵王出面招募，不到十天功夫，就有五万人报名。由此可见，现在要立非庐陵王不可！”后来，驾台侍郎王方庆、内史王及善等也提出立庐陵王为太子的建议，武则天才有些心动。狄仁杰又说服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劝武则天立庐陵工为太子，至此，武则天才下定了决心。
狄仁杰为相，先后荐举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人，有的后来当了宰相，如姚崇能够独当重任，明于交道，是玄宗时有名的宰相。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人才。狄仁杰说：“文学蕴藉，则苏味道、李娇固可选矣，必欲取卓牵其才，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真宰相才也。”于是武则天提升张柬之为洛州司马。
不过几日，武则天又问狄仁杰谁能当宰相、狄仁杰说，先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用。武则天说，已经用了。狄仁杰说，我推荐张柬之可做宰相，不是推荐他做司马。于是，武则天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不久又任命为宰相，知人善任，用其所长，是狄仁杰的用人特点。契丹部落将领李楷固、骆务整归降唐朝后，有些大臣上表要求对他们处以极刑，诛灭九族。狄仁杰则上疏请求赦免李楷固、骆务整，武则天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但赦免了他们，还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铃工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派他们率军攻打契丹残余部落。
得胜回朝，武则天非常高兴。她在庆祝平定契丹的庆功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祝贺狄仁杰说：“这都是你知人之明！”狄仁杰举人，以德才为重，真正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年，武则天要每位宰相各推举尚书郎一名，狄仁杰推荐其子狄光嗣，后拜为地官员外郎，很是称职。武则天称赞他有春秋祁奚举亲的遗风。由狄仁杰举贤任能，当时人称赞他：“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说：“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三朝拜相整顿纲纪——姚崇传
一、三次为相
姚崇（650~721），字元之。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人。唐高宗永徽元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姚懿，在贞观年间曾官衡州都督。姚崇年少时不拘小节，长大后好学不倦，后经科举入任，授社州司仓参军，不久又任司刑丞，此时正值武则天天授年间，严刑峻法横行，姚崇理案刊狱，执法公正，把很多人从冤狱中救出来。他的才能引起了上司的重视，连连晋升，不久任夏官郎中，成为兵部的一名要员。武则天是个有为的女皇帝，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姚崇。其时，契丹举兵攻陷河北数州，情况相当危急，姚崇上书提出应急对策，武则天见他的上书剖析周密，论理精到，便破格提升为兵部传郎，武则天前期执政，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闹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姚崇直言不讳地对武则天说：“自垂拱以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征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也”姚崇甚至以自身和全家人性命担保，恳求武则天，今后收到告发谋反状子，把它收起来，不再追究；假如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他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了很高兴，说：“以前宰相什么事都表示顺从可办，使朕陷于滥施刑罚的境地，现在听到你的话，很合朕的心意。”特赏给姚崇白银千两，圣历三年，武则天提升姚崇以夏官侍郎同风阁驾台平章事，不久，又兼相王府长史，姚崇以母亲年老解职侍奉，下诏以相王长史侍疾，过了一个多月，复兼夏官尚书、同风阁驾台三品。
姚崇建议：“臣事相王（李旦），而夏官本是管理兵马的职守，臣不宜典兵马，不是臣爱惜性命，只是这样做对相王没有好处。”武则天认为姚崇的意见有道理，于是下诏尽改为春官（礼部）尚书，姚崇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当时，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倚仗武则天，横行朝中。长安四年（704），张易之要把京城的十个和尚派往自己修造的河北定州的佛寺。
此事本来是件小事，但为了遏制张易之的气焰，姚崇就是不同意这些和尚去定州，张易之几次请求照顾，姚崇就是不答应。这一来，张易之记恨在心，暗中在武则天面前说姚崇的坏话，武则天就借突厥犯边的机会，把姚崇调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道安抚大使。虽然他还是凤阁驾台三品，但其实已是徒有官名，并无实权。赴任前，武则天要姚崇荐举宰相人才，姚崇继狄仁杰后，再次推荐张柬之，认为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武则天才于长安四年（704）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同凤阁驾台中章事，做了宰相。张柬之做宰相后，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朝中跋扈横行，包藏祸心，深感不满。同时朝臣们又多次上书，要求惩治二张，更使张柬之下定决心，要收拾他们。由于武则天袒护，二张始终在宫中逍遥法外。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认为时机已到，着手谋划诛杀二张。正好姚崇正从驻地灵武回京，这无疑是来了一个好帮手，张柬之等十分高兴，经过姚崇与张柬之等密谋，率五百羽林兵，直接进人玄武门，杀死了这两个不法恶徒，随后，又对武则天施加压力，迫使武则天将帝位让给太子李显。李显复位后，以姚崇、张柬之为宰相，又因为姚崇有功，加封他为梁县候，食已二百户。
武则天迁居上阳宫，中宗李显率百官问候起居。王公群臣相互庆贺，惟独姚崇呜咽流泪。张柬之对姚崇说：“今日岂公流泣之时，恐公祸由此始。”姚崇说：“顷与公等诛杀二张，不足以言功，但奉事武后为时已久，突然离别旧主而悲泣，这是做人臣的常情，由此获罪也是心甘情愿的。”中宗李显听到姚崇的这些话，便将姚崇调离京城，出任毫州刺史。
姚崇的悲泣固然有留恋君臣的私情，也由于他清醒地看到，张易之兄弟虽已被杀，武则天也已让位给太子，但中宗昏庸，武氏家族的势力很大，将来一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他不愿遭到武氏势力的暗算，因而“以涕谢诸武而远引以出”（王夫之语）。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在中宗的支持下，剥了张束之等五人的实权，五人在流放中被害，而姚崇独得以免死。姚崇罢相后，先后在毫州、宋州、常州、越州、许州等地当刺史，远离京城，没有参与朝廷内部的斗争。此时朝廷已为武三思和韦后所掌握，中宗只是傀儡。
太子李重俊对武、韦早已积恨在心，于景龙元年（707）七月，矫发羽林军，杀死武三思及党羽十余人，昏庸的中宗在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的包围、逼迫下，发兵杀了太子李重俊。韦后和安乐公主野心越来越大，两人又再次合谋，毒死了中宗。朝中大权完全掌握在她们手中。韦后一心想走武则天的道路。然而，好梦不长，李隆基策动禁军又一次发动政变，杀死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相王李旦在儿子李隆基以及妹妹太平公主的扶持下，恢复帝位。李旦立李隆基为太子。
睿宗李旦即位后，于景云元年（710）六月，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二次当了宰相。虽任宰相，但掌握朝中实际权力却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她干预朝政，也想走其母武则天的道路。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和宋璟联名上奏，建议把太平公主安置在东都洛阳，其余掌握兵权的诸王派往各州当刺史，以确保李隆基的东宫地位。昏庸的睿宗，如实将姚、宋的建议转告给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大怒，李隆基也害怕极了，为争取主动，李隆基就抢先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关系，应加严惩。于是，姚被贬为中州刺史。以后，又先后任扬州刺史，淮南按察史，在地方官任上，为官清廉公正，颇受百姓爱戴，后调任同州刺史。开元元年（712），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当时，太平公主已感到了李隆基对她的威胁，遂决定发动政变。但玄宗事先得到手下密告，决定先发制人，于开元元年（713）七月，出动羽林军一举把太平公主的党羽消灭，太平公主也被玄宗赐死。唐玄宗是个励精图治、想使国家振兴的君主。他决定起用姚崇为相。开元二年（713），玄宗在新来驿讲武。按照旧例规定，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长官，必须到行在拜见。玄宗密召姚崇前来。姚崇到时，玄宗正在渭河边打猎。
玄宗立即召见。玄宗间他会不会打猎，他说：“少年时练习过。臣二十岁时，住在广成泽，以呼唤鹰犬追逐兽类为乐。张憬藏说臣长大后应当辅佐天于，不要自暴自弃，所以决心读书，后来才成了将相。但是少时常带了一些人打猎，老了还可以应付。”于是姚崇便和玄宗呼鹰放犬，十分熟练。玄宗十分喜欢，猎后，征求他对国事的意见。姚崇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就要拜姚崇为相。姚崇就此提出十条意见，希望得到玄宗的同意。这十项建议是姚崇针对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和经验教训提出的，是他挽救政治衰败的革新纲领。十条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治诸方面，切中时弊，急于振兴国家的唐玄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玄宗欣然表示赞同，一一采纳。在渭川，他就拜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三次当了宰相。
姚崇此时得到了玄宗的充分信任。举凡军国要事，玄宗都一一要和宰相商议。唐玄宗为姚崇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宰相张说和姚崇不和，玄宗就把张说派到地方任职当了刺史，当另一宰相刘幽求也主动调任闲职。于是，当朝的宰相只有卢怀慎和姚崇，而姚崇无疑处于支配的地方。他既掌相权，又掌军权，在开元年间是大刀阔斧革故鼎新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开元初年，局势混乱，动荡不安。姚崇首先从整顿国法入手。他看到武后未年以来，皇亲国戚多居台省要职，诸王又掌握指挥禁军大权。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勾结朝官，迭相为乱，多次发生政变。自武则天以来，短短的八九年间，就接连发生了五次政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她崇协助玄宗，在开元二年，把诸王改任外州刺史，并规定诸王“不任以职事”，“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住主之”。从此请王只享有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大权，因而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资本。姚崇还规谏唐玄宗，“戚属不任台省”，所以，开元初没有大封皇亲国戚，王皇后之父王仁皎，仅历任将作大监、太仆卿等职，史称“仁皎不预朝政”一姚崇还设法抑制功臣权势的膨胀，把一些官高势盛，居功自傲的功臣贬到地方做州刺史，这些措施，像同釜底抽薪一样，消除了中央政局动乱的隐患，结束了多年来动荡不安的局面，姚崇“救时之相”的称誉也由此而来。
在整顿吏治方面姚崇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京以来，卖官鬻爵，官吏增多，机构庞大，全国除正员外，置员外官二千人。一些富商大贾只要花钱就可以做上官。官多俸多，国家开支入不敷出，于是，开元初年，姚崇大量裁减冗员，罢兔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申明这三种官，今后如果没有政绩和战功，不经皇帝特别诏令，吏部和兵部不得录用。同时，还撤消了一些闲散诸司、监、署十余所机构，规定内外文武正员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大大地减少了冗员，从而也减轻了国库的负担。开元初年还规定了中央官和地方官相互的流动制度、京官有才识者，可出任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考，可人选京官。这样一来，长期存在的重内官轻外官的弊端就得到了纠正。
县令是地方的基层长官，长期不予重视，为避免滥用，开元四年（716），玄宗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殿试，其中成绩卓著者提升，四十五人不合格，回家读书、修养，姚崇荐官取土，以品德才能为主要，他所推荐的广州都督来艰，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是唐代的四大贤相之一。姚崇大力整顿吏治，严格诠选制度，罢免了以前的“斜封官”。“斜封官”“用钱三十万，别降墨敕除官”，因为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书，用斜封交付中书省执行而得名。任人唯贤，量材录用，是姚崇整治的主要做法。
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来经有关部门，私自奏请玄宗，把府中的阎楚挂由录率提拔为参军，这次私自请托而任官，玄宗虽已表同意，但却遭到姚崇上疏反对。他说：“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路习近事，实紊纪纲。”由于姚崇极力反对，据理力争，玄宗不得已收回敕命。姚崇重视用法制来约束官吏，对违法乱纪者，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一视同仁，决不宽赦。开元二年正月，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倚仗权势，欺凌百姓，受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薛王到玄宗那里求情。玄宗下令重新审查，意欲宽免。姚崇上书玄宗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由于姚崇的大力整顿，开元初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二、灭蝗抑佛
开元四年（716）山东等地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人们认为这是“天灾”，只好坐以待毙，只好求上天显灵接交，眼睁睁地“坐视食苗不敢扑。”
在满朝文武一筹莫展之际，姚崇上疏玄宗，主张应想尽办法扑杀蝗虫一他说：“田地都有主人，使自救其地，不会害怕劳苦”他提具体灭蝗措施：“夜中设火，火边挖坑，且焚且塞，除之可尽”他认为“古代有除不尽的，主要是人不用命。”当时，朝议纷纷，都“以驱蝗为不可”。姚崇力排众议，他说：“庸儒拘泥于咬文嚼宇，不知通变……令山东蝗虫到处成灾，再加上不断繁殖，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
为了消除唐玄宗的疑虑，坚定他灭蝗的决心，姚崇还坚决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谋处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姚崇的这一番话，坚定了唐玄宗的决心。他对左右说：“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扑蝗之事，敢议者死。”于是，姚崇排除了干扰，下令扑蝗。他特派遣御史，取名“扑蝗使”，分赴各地，督促扑蝗。仅对州一地就扑获蝗虫一十四万石，而人汁渠顺流而下的不计其数。因为山东人民的奋力扑杀，“蝗虫是渐止息”，山东地区免遭了一场灭顶之灾。
唐代佛教、道教盛行，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都佞佛道并从中牟利。他们耗费巨资，大量建造佛寺、道观，占用大量土地，而这些寺院享有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服役，各地寺院纷纷度人为僧，由于佛道人数的增多，造成国家财政日益枯竭。
开元二年（714）姚崇上疏玄宗，请求裁减和尚，他说：“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好人，使坏正法”他列举了历代由于只知信佛而导致身死国破的事例，说明佞佛道之不可取。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裁僧尼三万人，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玄宗还下令，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禁止铸造佛像，传写经书，禁止建造佛寺；即使修缮旧寺，也要报请批准。这些措施无疑对抑止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开元四年（716），姚崇辞去宰相之位，朝廷授于他开府仪同之司。
虽然不在相位，但有关军国大事，玄宗还是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开元五年（717）春，玄宗将巡幸东都洛阳，太庙突然倒塌。玄宗询问身边大臣，大臣回答说：“三年之丧没有满，不可以行幸。太庙之间坏的变故，是上天的教戒，陛下应停止东巡，修身养性以谢上天的谴责。”玄宗召姚崇询问此事，姚崇回答说：“太庙大殿乃前秦荷坚所建，年月久远，木质腐朽，必然会倒塌，但倒塌之日与行期相合，只是巧遇。”姚崇劝玄宗，巡幸东都已准备就绪，不可误期，他主张重新建造太庙，准时东行，玄宗欣然同意。
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病危之际，还嘱子孙不要信佛，说：“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释迎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并嘱薄葬：“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时之衣，备一副而已。”唐玄宗对姚崇的逝世，十分悲哀，下令为她崇撰写碑文，赞誉姚崇：“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雄；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
刚直廉明中兴名相——宋璟传
一、勇斗张氏兄弟
宋璟（663~737），邢州南和（今属河北南河）人，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其父玄抚，曾官卫州司户参军。宋璟自少刻苦好学，博学多识，工于文辞。为人耿介超俗，有大节。二十岁左右中进士，授上党尉，后又升任监察御史、凤阁舍人，为官正直，颇受武则天的赏识，张易之、张昌宗为武则天皇帝的内宠，有恃无恐，专横跋扈。宋璟不畏权势，不顾安危，与二张反复进行斗争。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张易之诬构宰相魏元忠，他贿赂凤阁舍人张说作伪证，要张说到御前作证，说魏元忠说过反叛的话。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对张说：“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名义气节，不可只图个人苟生，陷诬好人。即便因此被摘官流放，他的功德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倘有不测之祸，我准备叩请天子赦免，要死与你一起去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张说听了很受感动，廷辩时如实上奏、夜魏元忠免受陷害。不久，宋璟调任御中丞。
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更加横行专断。朝中大臣都惧怕二张，不敢直呼其职，而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宋璟对二张毫不畏惧，二张反而有些怕他，一次，武则天大宴群臣，二张位居列卿三品，在上座。宋璟官阶六品，在下座。易之讨好宋璟，虚位作揖说：“公是朝中第一人，怎么倒坐在下座？”宋王璟说：“我才劣位卑，卿说我为第一，这是为什么？”无官侍郎郑善果平时对二张毕恭毕敬，问宋璟：“公怎么叫三郎为卿？”宋璟说：“以官衔而论，正当为卿，你又不是他家的奴仆家奴，哪里有叫他为郎的呢？”宋璟的话使郑善果面红耳赤，也使二张狼狈不堪。从此，张易之兄弟对宋璟更是怀恨在心，处处因事中伤宋璟，但因为武则天知其情，宋璟得以免罪。长安四年（704），二张因武则天病情日益加重，非常担忧，暗中密谋对策。此时有人发觉二张有异常举动，告发二张谋反，但武则天不予理睬，更不追问。其时，许州杨元嗣告发张昌宗召术士李弘泰看相，李弘泰说他有天子相，还劝他在定州建造佛寺，使天下归心。
因为涉及谋反大事，这次武则天派凤阁侍郎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和御史中丞查明报。韦、崔二人惧怕二张的权势，又想讨好武则天，谒力为张昌宗开脱，说张昌宗已将弘泰的话告诉皇上，不可加罪。宋璟质问说：“谋反这样大事，不是自首可以宽有不问的，臣请交有司审理以明国法，”他还对武则天说：“易之等大蒙驱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祸从，但激于大义，虽死不悔，”武则天听后很不高兴，宰相恐怕宋璟得祸，急忙拉了宋璟出去。宋璟说：“圣主在此，不烦宰相增宣敕命！”宋璟始终不放过二：张，对武则天说：“倘不收狱，恐要为乱天下，动摇民心。”武则天没办法，只好收张易之、张昌宗入狱。过了不久，又将他们特赦放出，为了缓和矛盾，令易之兄弟到宋璟家谢罪，宋璟拒不会见，说“公事可以公办，若私下会见，法是不讲私情的。”他对二张恨得咬牙切齿，对左右的人说：“我后悔不先敲破这两个小子的脑袋而让他们为乱朝政。”宋璟对二张的斗争，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因而得到朝臣的支持。左拾遗李邕上奏武则天，说璟所奏，非谋自身私利，而在安定国家，然而，武则天就是不听。
为了避免矛盾，武则天派宋璟到扬州当按察，宋璟说：“审理州县案件，是监察御史的职责。”后又诏令宋璟按察幽州都督届突仲翔。宋璟又产辞说，“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得轻易出京。仲翔犯的是贪赃罪，如今要臣前去，必有害臣之心。”随后，又下诏为李峤副使，出使陇蜀。宋璟又辞掉这个差使，说：“优右没有变故，臣以御史中丞为李娇之副，朝廷还无先例。”宋璟为治二张罪，三次违诏，不肯奉诏前行。本来，张易之兄弟想借宋璟出京的机会，向武则天劾奏，予以诛杀。此计不成，他们又生一计，在宋家举办婚事时，刺杀宋璟。宋璟知道了阴谋，就乘坐卑微的车躲到别处歇宿。刺杀的计划无法实现。宋璟对二张的斗争，虽然没有取得结果，但却使二张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朝臣对二张的所作所为，极为痛恨。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情加重，二张守在武则无身边处理国事，大臣无法近前。宰相张柬之经过紧张密谋，联合禁军将领，杀死了张易之。张宗昌兄弟，迫使武则天让位子太子李显。中宗李显复位后，宋璟任支部尚书兼谏议大夫、内供奉，随时讨论朝政得失。不久，又改任黄门侍郎。
二、抗拒中宗旨意
中宗是个昏庸的皇帝，不理朝政。大权掌握在皇后韦氏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手中。宋璟和武三思之间，又开展了尖锐的斗争。神龙二年（766）京兆人韦月将上书中宗，告发武三思“秽乱宫掖”，武三思闻知后，暗使手下人将他以大逆不道治罪，中宗听信谗言，下旨处斩韦月将。
宋璟以为案情不实，请求下狱关押审理。中宗大怒，他说：“朕已决定斩首，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宋璟说：“人家告韦后与三思有私情，陛下不加过问就问斩，臣恐有人会私下议论，请查实后用刑，”中宗愈加发怒，宋璟面无惧色，说：“请陛下先将臣斩首，不然不能奉诏。”中宗无奈，才免韦月将极刑，发配岭南，后来又将他处死。不久，中宗下诏宋噱为检校并州长史，没有成型，又任为检校贝州刺史，宋璟被挤出了朝廷。贝州在河北省南部，栗坡到达时，河北暴雨成灾，百姓饥馁，武三思的封地在贝州，三思不顾百姓死活，派人向封户强征租税。出于对百姓的爱护，宋璟抗拒交纳租税，武三思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宋璟从贝州调到杭州、扬州做刺史，后又迁任洛州长史。当时，韦后、武三思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大子李重俊不是韦后所生、因而引起他们的忌恨，欲废太子，立韦后女儿安乐公主为皇太女，李重俊忍无可忍，于景隆元年门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柞共谋，矫发羽林军，发动宫廷政变，杀死武三思及其同党。但昏庸的中宗，不察大局，听从韦后和安乐公主，挫败了李重俊的政变，李重俊兵败被杀。
从此，韦后和安乐公主更加有恃无恐，中宗成为傀儡。韦后一心想效法武则天做女皇。于是于景龙四年（710），将中宗毒死。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韦后眼看就要实现女皇之梦了，不料中宗的弟弟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联合姑母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了韦后和安乐公主。相王李旦复位，任命宋璟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他和姚崇同朝为臣，二人同心协力，辅佐睿宗，锐意改革中宗以来的弊政。中宗时期，外戚和诸公主干预朝政，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卖官鬻爵，乌烟瘴气。只要出钱三十万，不论何人都给官做。他们不经中书、门下批准，直接由皇帝降墨敕授予。当时人称为“斜封官”。这些斜封官大都是富豪商贾，他们不会理政，但搜刮百姓却是心狠手辣。姚崇和宋璟上疏睿宗，请求罢免斜封官，进忠良，退不肖，当时共罢免斜封官数千人，整个朝野为之一振。宋璟还从整顿吏治制度着手，恢复三铨制度，在候选的上万人中，选了二千人，宋琼选拔、考核官员，不畏权贵，不拘私情，赏罚公平，为当时人所称誉。
三、犯颜太平公主
睿宗也是个低能的皇帝，他的妹妹太平公主，由于睿宗复位出了力，权势日重，她广交朋党，积极扩大势力，严重威胁了太子李隆基，景云二年（711），她邀集宰相于光范门内，要求更换太子李隆基，在场的人无不惊慌失色，但宋璟却镇定自若，他高声说：“东宫太子大有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王，公主乃何忽有此议广为确保太子地位，宋璟和姚崇密报睿宗、提出三条对策，一是把宋王李成器、幽王李守礼出为刺史。二是把歧王李隆范、薛王李隆业的统领羽林军的大权交出来，由太子直接掌握。三是把太平公主及其丈夫迁往东都。”李睿采纳了这三条意见，还命太子监国，凡六品以下官员及徒罪，均由太子处置。这些措施对巩固太子的地位和势力，无疑是起作用的。
太平公主不甘心灭亡，她加紧反扑，在她的鼓动下，掀起了一股反对罢“斜封官”的浪潮，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受到极大压力，为了保存自己，他违心上奏睿宗，说姚、宋离间他和姑姑，兄弟之间等皇族关系。于是睿宗就罢去姚，宋宰相职务，贬宋璟为楚州刺史。
此后，调动极其频繁、先后任甲州则义，魏州、兖州、冀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最后转任广州都督，在广东，他教老百姓烧砖瓦建瓦房，把茅草屋改成了砖瓦房。当地老百姓歌颂他的功德，在他离开广州时立“遗爱碑”，纪其爱民之情。712年，睿宗传位给太子李隆基，自己当了太上皇。
玄宗虽当了皇帝，但太平公主的势力仍然很大，仍然对他构成威胁，尤其是朝中宰相，多数依附于她。开元元年（713），有人密告玄宗，公主将欲作乱，玄宗召集岐王李隆范、薛王李隆业和宰相郭元振等人商议，决定先发制人，调兵三百余人，一举杀死太平公主党羽，太平公主间变逃脱，后被赐死家中。至此，宫殿内的不断的政变才告一段落。唐玄宗是个励精图治的帝王，他决心革除弊政，使家重新立起来。开元之初，他任用姚崇为宰相，整顿吏治，开创了开元之治的繁荣局面；姚崇免去宰相后他又采纳姚的建议，任命宋璟做宰相。
四、辅佐贤主玄宗
开元四年（171）十一月；任用宋璟为交部尚书兼黄门监，他派宦官杨思勋前往广州迎接，宋璟态度凝远，沉默寡言，一路上竞未与杨思勋搭过一次话，杨思勋对此颇为不满，回来告诉玄宗。殊不料玄宗对宋璟的为人更加肃然起敬。宋璟为相，志在择人，因才授人，使百司各任其职。他看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才略文采俱佳，但思想和性格上有不少毛病，宋璟感到“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于是，根据各人的才器、能力，分别拜任渝州刺史和硖州刺史。
大理卿元行冲，在人们的心目中，才行兼备，但上任之后，却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于是调其为上散骑常侍，他选拔官吏，出自公心，对人对己无一例外，对自己的亲属也不例外。他有个堂叔叫宋元超，在吏部选拔官吏时，特别说明自己是宰相宋璟的叔父，想借此得到重用，宋璟知道后，马上给吏部去一函，说宋元超表明了他和自己的关系，就不应再予任用。宋璟用人，不论皇亲国戚；一视同仁、歧山县令王仁深，是玄宗称帝前的藩邱故吏，唐玄宗特降墨敕令授五品官，宋璟上疏以为不可，他说：“故旧思私，则有大例，除官贵历，非无公道。仁深向缘旧思，已获优改，今若再蒙超奖，遂于诸人不类，”他请求由吏部轮选考核，按制度办事。玄宗只得听从宋璟的意见，收回成命。宋璟的宠臣大常卿姜皎，也是玄宗为藩王时的故交，在诛杀太平公主时又立过大功。玄宗对他宠遇有加。姜皎的弟弟姜晦，也沾哥哥的光，当上了吏部侍郎。宋璟为此事对玄宗说：“皎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把姜皎改任散官，放回田园，姜晦也改任为宗正卿。为了避免朝廷大臣的独断专行，避免君王的听信谗言，他提出恢复贞观年间的对仗奏事制度的建议。贞观年间，皇帝临朝，设仪仗、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奏事，或御史弹劾百官；都对着仪仗。高宗以后，这一制度逐渐被疏废，大臣奏事多待仪仗下殿；谅官、史官退朝之后，成为密奏，所奏之事，他人不得而知，产生了许多弊病。
宋璟提议恢复对仗奏议，有利于公开和监督。唐玄宗批准了恢复这一制度：“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做事。”作为宰相，宋璟敢于犯颜直谏，唐玄宗很敬畏他，常常趋从于他。开元五年，宋璟随同玄宗巡幸东都，路过崤谷（今河南陕县），山高路窄，难以行走。玄宗十分恼怒，要罢免河南尹李朝隐和负责旅途事务的知顿使王治等人官职。宋璟进谏说：“陛下正当壮年，如今才开始出巡，以道路没有修好而处分二臣，这样整治，以后恐会产生弊端。”玄宗认为很有道理，就免去二人之罪。当时社会风气趋向奢华，讲求厚葬。宋璟为官，力戒此弊。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死于开元七年（719），哥哥王守一，是当朝的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玄宗为其父建造高三丈一尺的坟基。唐玄宗答应了。许多大臣虽有议论，却不敢上奏。只有宋璟无所畏惧，他和同朝宰相上疏玄宗，指出厚葬和薄葬是伦与奢的大事。俭约是美德，奢侈是大害。僭越礼法予以厚葬，前贤引以为戒，所以古人只挖墓穴埋葬而不再修坟。
玄宗完全接受了宋璟的劝谏，按宋璟的尺寸，建造坟基，还称赞宋璟说：“朕常想端正自身，以纲纪治理天下，对皇后有偏心啊！但别人感到为难，只有公等才能讲这样的话。”还特意赏给宋璟彩绢四百匹。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和同朝宰相苏颋奏请禁恶钱。
恶钱是民间铸的私钱，铸造时掺进杂质，质量低劣。恶钱的流行，使贫者日贫，奸豪者岁增。他俩建议“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铁四累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复铸。”但因为触犯了铸钱富豪的利益，引起他们不满，他们纷纷上奏反对。于是，唐玄宗罢了宋璟、苏颋的宰相职务。宋璟任开府仪同三司，不再握有实权。被罢相以后的宋璟，一如既往，仍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处理事务十分果断。
罢相后的第二年，玄宗任命他兼任京兆留守，并要他接替河南尹王信处理权梁山的谋反案。宋璟对案件进行复查，发现权梁山说称办婚事，筹集款项，县吏要贷款的人连坐。宋璟接手后，经过了解和审讯，把几个头头定了罪，其余一概不问，迅速断了案。开元十二年（724），玄宗东巡泰山，宋璟留守京师。玄宗将出发，对宋璟说：“卿是国家元老，要有一段时间离别，有什么好主意告诉朕？”宋璟一一直言相告。玄宗亲写制法回答说：“卿所进言，当书写后置放左右，进进出出可随时现看反省、以为终身之诫。”后来，宋璟兼任吏部，开元十七年（29），玄宗拜任宋璟为右丞相，玄宗在尚书省宴请百官，席间赋《三杰诗》一首，并亲自书写，赐给宋璟张说等三人。开元二十年（73）宋璟年已七十三岁，年老体弱，请求辞职，退居洛阳东都私宅。开元二十五年（737）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赠大尉，溢文贞。
开元名公燕许手笔——张说传
一、不作伪证辅佐太子
张说（667~730），字道济，又字说之，其祖为范阳（令北京大兴）人，后移居洛阳。家世代为官，祖父张烙曾官庆州都督，父亲张鸳曾官洪洞丞。武则天永昌元年（689），朝廷策贤良方正，当时，四方应试者达万人之多，竞争激烈，武则天亲自到洛阳临试，张说对策第一，授太子校书郎。不久，升迁左补阙，为常向皇帝进行动谏的官员。久视元年（700），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至秋凉仍不思返归，张说上疏劝谏，请求武则天及时返归“深居上京，息人以农，修德以来远，罢不急之役，省无用之费。”
武则天虽一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对张说如此敢于直言相谏的精神还是非常欣赏的。长安初年，张说擢升为凤阁舍人，成为朝廷的要员。长安三年（703）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专横跋扈，陷害宰相魏元忠。魏元忠为官正直，曾杖杀过张易之的不法家丁，又阻止武则天提升张易之的弟弟张昌宗为雍州长史。他曾对武则天说：“使小人在侧，臣之过也。”矛头指向二张兄弟。
魏的志直，使张氏兄弟异常恼火，他们时刻想寻找机会陷害他。当时武则天有病，他们就造谣说魏元忠与司礼丞私议，说是太元已经老了，不如依附太子，作长久之计。这使武则天十分恼怒，把魏元忠和高戬打入牢狱，要他们与张昌宗对质。张昌宗便请张说作伪证，许以高官厚禄，张说表面上答应下来。当武则天召太子，相王和诸宰相到朝廷对质时，张说道：“臣今对朝廷，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仅是昌宗逼巨使诬证之耳！”魏元忠因此免于被杀，而武则天却怪罪张说前后说法不一，把张说流配于钦州（今广西钦州县）。中宗即位，把张说从广西召回京都，任兵部员外郎，后升为工部侍郎。不久张说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仍为工部侍郎。后判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睿宗即位，张说拜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
景云元年（710）七月，中宗第二个儿子，谯王李重福在洛阳起兵造反，兵败被杀。东都留守捕获重福同党数百人，审讯很久没有结果。睿宗派张说前往洛阳审理此案。张说很快把谋反主谋张灵均和郑愔抓获，审得实情，其他胁从者全部释放。案件处理得干净利落。睿宗对张说的才干十分赞赏说：“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岂能如此。”把他提升为太子李隆基侍读，这样一来，张说与太子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了。
景云二年（711）正月，睿宗任命张说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幸事，做了宰相当时正是皇室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之际，太子李隆基和他的姑母太平公主之间的斗争已趋白热化。太平公主野心勃勃，一心要易太子，而太子集团有姚崇，宋璟支持。景云二年二月，有善于星相占卜的人说，五日内有急兵人宫。睿宗听信，急令为之戒备。张说对此十分反感，他对睿宗说：“此是奸人离间太子之计，陛下若以大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祸塞矣。”姚崇也对睿宗说：“张说所言，社稷之至计也，”睿宗听从了张说的建议，即命大子监国。
然而太平公主却进行疯狂反扑，她设计迫使睿宗把姚崇、宋璟等大臣赶出朝廷，贬为地方官，接着，又罢去张说相职，贬为尚书左丞，令往东都洛阳留司。712年八月，睿宗以“传德避灾”而让位给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太平公主迫不及待，广引党羽，准备谋反，张说知道情况紧急，自东都遣人以佩刀献玄宗，请他迅速决策，除掉太平公主之党。
玄宗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在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前，一举杀了太平公主及其党余，政局开始稳定。张说由于协助玄宗除掉太平公主，立了不小的功劳，被召为中书今，第二次当了宰相，但张说素与另一宰相，著名政治家姚崇不和，相互告发，结果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当了地方官。
不久，宰相苏颋在玄宗面前为张说表功，并说张为人忠诚正直，不宜外迁，于是，张说被任命荆州长史，不久，又出任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拜见玄宗一开元七年（719）张说为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
开元八年（720）六月，朔方大使王唆诱杀突厥降户于受降城，死者千余人。大同等地的突厥闻之感到惊惧不安，边塞的局势开始动荡起来。当年秋大，张说亲自带领二十骑前往大同等地安抚副使李宪担心张说遭受不测，去书信劝阻，张说回信说：“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做了有效的救抚工作。
开元九年（721）四月，兰池州（宁夏盐池县）康待宾，攻陷六胡州，聚众七万，进逼夏州。后与党项连结，攻银城（陕西神木县），张说统马步兵万人讨伐，讨击使阿史那献清尽诛党项，免其反复，张说说：“王朝的军队，应当讨伐叛逆，用安抚手段使其服气，哪能够杀戮已经投降的人！”遂上奏请设置麟州，安置了党项余众，使其安就复业。张说因平乱有功，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再次当了宰相，掌握朝廷文武大权。开元十年（722）四月，张说兼知朔方节度使，他常常亲自到朔方巡边。九月，康待宾余党反叛朝廷，自称可汗、张说发兵连讨，将河曲六州胡人，分散到各州。
二、为节度使倡学士馆
原先驻扎边塞的军队高达六十余万，耗费巨大、张说以无强敌压境为理由，请求朝廷罢兵二十万，玄宗颇为忧虑，张说说服玄宗，最后裁边兵二十余万，占了边兵的三分之一。张说根据实际情况，建议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府兵制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制度，即青壮年平时在家种田，战时应召出征，自带军需，募兵制使士兵不堪其苦，逃亡者甚众。开元十年（22）九月，张说招募年轻力壮的青年担任宿卫，免除他们的租调劳设，给予他们优厚待遇，不到十天就招募精兵十三万，从此兵农分开，兵成为一种职业性的雇兵，这对于提高军事素质，严格训练，大大提高军队战斗力是很有好处的。
开元十一年（721）月，张说兼中书令，他把政事堂改在中书门下，政事堂下设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曾掌管总务，政事堂办事机构的设立，加强了政事堂的权力和地位，使政事堂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张说是唐代有名的文学家，也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其文以俊丽、缜密著称。朝廷有很多重要文章，大多出于他的手笔。他最擅长碑文，当代人莫能及，张说还倡导开馆上学士，因而玄宗设立了丽正书院，聚集许多文学名士如徐坚、贺知章等从事文教等事务，玄宗授张说为修书使。总管丽正院。此事当时有人反对，要求停办丽正书院，此人的理由是这样：“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宣，广声色，今天子独延利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报者微。”后来，丽正书院改为集贤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任命张说为知院事。
张说为相职，提拔和重用了一批文学之士，其中的张九龄，后来成为唐代的名相。开元十四年（726），御史大夫字文融等弹劾张说，说他“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玄宗命令拘捕他，并发兵围其家。经过这次挫折，张说精神受到极大打击。事后，派宦官高力士探视，见张说蓬头垢面，坐在席上，“食以瓦器，惶惧待罪”，高力士在玄宗面前为他说好话，说张说曾为侍读，于国有功。玄宗因而罢张说中书令，免去宰相之职。离开朝廷后，张说专心致志研究文史，开元十六年（728）仍请张说为集贤院院士。朝廷每有大事，还是征询他的意见，开元十七年二月，再度为尚书左丞相。开元十八年（730）十二月病死，年六十四岁，玄宗为张说自制神道碑文周曾被封为燕国公，其文集称《张燕公集》。
诗名昭著相名显赫——张九龄传
张九龄（673~740），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县）人，出身于官宦家庭，曾祖张君政，曾官韶州别驾，祖父张子虔，曾任窦州录事参军，父亲张弘俞曾为素点金，青年时期的张九龄，勤奋好学，学识渊博，能诗善文，武则天神功元年（697）中进士，授校书郎。景云元年（710）六月，李隆基为太子，举天下文士，亲加策问。张九龄由于对策优秀，升为左拾遗，不久，玄宗即位，调任左补阔。由于才学出众，办事沉稳公平，其时吏部考试，由张九龄和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四次都做得公允无误，为人称服。开元十年（722）调任司勋员外郎。
当时张说做宰相，他与张九龄同姓，对张九龄尤为器重，张说欣赏他的文才，常对人说：“后出时人之冠也。”张九龄也视张说为知己，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开元十一年（723）张九龄提升为中书舍人。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到泰山封禅，张说以宰相的职位自选定玄宗的随同官员，许多是中书、门下二省官员，封山和毕，皆加晋升级，张九龄提醒张说：“官爵者，天下之公器燃望为先，劳旧次焉，若颠倒衣裳，则讥谤起矣。”张说却说：“事已决矣，悠悠之谈，何足虑也。”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告，结果张说晋官之举动，受到朝野内外所怨。次年四月，御史中丞宇文融弹劾宰相张说“引术士占星，徇私推侈，受纳贿赂。”张九龄曾事先提醒过张说，要他对宇文融加以防备，但张说对张九龄的提醒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张说被罢官闲赋，张九龄由于和张关系密切，亦受牵连，先改任太常少卿，后又出为冀州赐刺史。
张九龄以老母在乡，冀州路途遥远，上书请准予换至江南。玄宗许之，改为洪州都督，继而转桂州都督，兼岭南道按察使。开元十八年（730），张说去世，玄宗想起他生前曾多次推荐张九龄为集贤院学士以备顾问的话，因而，召拜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适逢朝廷起草赐渤海国诏书，无人胜任，张九龄提笔立成，不久转工部侍郎，知制语，后转中书侍郎，因母丧归乡里。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又恢复张九龄的中书郎职务。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宰相。第二年，改任中书今。唐玄宗前期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后期沉洒酒色，开始昏庸，过着淫逸的生活。张九龄当宰相的时候，正是唐玄宗朝政开始由清明转向昏暗之时。面对这种形势，张九龄不顾个人安危，怀着忠君爱国的理想，力求挽救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张九龄认为，选人用才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盛衰的大事，他说：“国家赖智能以治。”“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任人当才，为政大体”。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他在实际工作时，反对以私情用人，反对压制人才，论资格判断人才。
为了改变重京官轻外官的历史做法，他上奏玄宗说：“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因为县令和刺史是接近百姓的亲民之官。他主张：“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策，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给事中、中书舍人。”这些主张对提高外官地位，整顿地方支治起到了的作用。开元二十三年（735），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因打败契丹有功，玄宗为赏功，要破格拜张守珪为相。张九龄认为不能这样做，他进谏说：“宰相者，代大理物，非赏功之官也。”玄宗退一步说：“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职，可乎。”张九龄仍坚持认为不可，他说：“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他反问玄宗：“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突厥等，将以何官赏之。”说得玄宗哑口无言，只好停止拜相。
奸相李林甫，口蜜腹剑，深得玄宗宠信。当时讨论提升他为宰相时，玄宗征求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极力反对，他上疏说：“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玄宗听不进张九龄意见，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强行以李林甫为宰相，酿成了严重的后果。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由于他在河西任职时，能够节约用度，勤于职业，使得所在地区仓库充实；器械精良，玄宗要提升其为尚书。张九龄提出反对意见，他说：“尚书古之纳吉，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仙客木河惶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玄宗说：“加实封可乎？”张九龄也认为不可，他说：“封爵所以劝有功也，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玄宗默然不语，心中老大不高兴。
李林甫借此中伤张九龄，他私下对玄宗说，张丸龄是个书呆子，不识大体，不能大用，第二天，玄宗又提出要对牛仙客实封之事，张丸龄仍固执如初，玄宗发脾气说：“难道一切事都要听你的么？”张九龄伏地叩头说：“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尽言。牛仙客乃边隅隅吏，目不知书，若当此大任，恐怕不合众望。”李林甫当面不和张九龄相互辩论，背后却加紧说他的坏话。
张九龄的犯颜直谏，本来就使玄宗感到厌烦，李林甫的甜言蜜语当然取得了玄宗的欢心。于是双方权力发生了转移，从张九龄手中转移到了奸臣李林甫手中。开元二十四年（736）罢知政事，改任尚书右丞相，第二年，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唐玄宗，命左右将周子谅打得死去活来，流放外地，死于途中。周子谅是由张九龄推荐上来的，因而玄宗就以荐举不当的罪名，贬张九龄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二月，这位一代名相离开人间，时年六十八岁，张九龄不但为官清廉，且风度潇洒，玄宗曾对左右说：“每见九龄，精神顿生”。以后每进用一个，先问“风度能若九龄乎。”安史之乱后，玄宗想起忠直的张九龄来了，派特使者前去曲江祭奠，并厚恤其家。
李林甫（？~751），小名哥奴，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父亲李思海曾为扬府参军，舅父是楚国公姜皎。李林甫从小游手好闲，斗鸡走狗，是个纨绔子弟，但深受舅父喜爱，并当了千牛直长的小官。
开元初年，升为太子中九。当时，担任侍中的源乾难是李林甫的姻亲。李林甫便向他讨官，要求做司门郎中，源乾暇平素就看不上他，说：“郎官应当有才望的担任，哥奴哪是做郎的材料？”不久升为谕德，这是规功太子官，不久又升迁为国子司业。开元十四年（726）李林甫做了御史中丞，以后又当过刑部侍郎和支部侍郎。当时，玄宗宠信武惠妃，其儿子寿王李瑁和盛王李球也特受宠信，而太子李瑛却渐渐疏远。李林甫认为此时机有利可图，就向武惠妃献媚，表示愿意保护寿王，为他争取帝位，武惠妃十分感激，暗中处处帮助李林甫，李林甫还和侍中裴光廷的夫人（武三思的女儿）私相往来，巴结她。
开元二十一年（733）裴光庭去世，这位武三思的女儿，就请求宦官高力士推荐李林甫当侍中，但当时玄宗已决定用韩休。高力士把此消息泄漏给武氏，李林甫趁机向韩休献殷勤。后来，韩休任宰相后，在玄宗面前推荐李林甫说他有宰相的才能。不久，李林甫当了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三年（735）五月，李林甫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赐银青少禄大夫，登上相位，同时为相的有侍中裴耀卿和中书令张九龄。
起初，唐玄宗欲以李林甫为相，曾咨询过张九龄，张九龄回答说：“宰相的位子关系到国家安危，陛下用李林甫为相，恐将来危及国家安危。”玄宗不听张九龄的意见。李林甫虽怀恨在心，但张九龄是诗人，以其文学才华为玄宗所倚重。
李林甫无奈，只好对他由意奉迎，以待时机整治他。李林甫为了实现政治上的野心，继续与宦官、妃嫔往来，他每次在奏请玄宗事之前，都要通过妃嫔，先摸清玄宗的旨意，所以每次奏对，都能称玄宗的心。开元二十年（72）十月，玄宗想提前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召集宰相商议。裴耀卿、张九龄建议说：“农夫的秋收未完，望陛下以农事为重，到冬天才可返回长安。”
李林甫早摸到了玄宗的意图，待裴、张离开后，留下来对玄宗说：“长安、洛阳是陛下的东西二宫，车驾往来，何必要等待时令？即使妨碍农民秋收，陛下可以单独赦免车驾路过地区的租赋就行了。我请皇上诏示百官，即日动身西还。”玄宗听后大喜，第二天便浩浩荡荡起驾西行。张九龄为人正直，遇事不论巨细皆为争之，渐渐不为玄宗所喜欢。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玄宗以湖方节度使牛仙客勤于工作，并有政绩，欲以其为尚书，张九龄以为不可，他说：“封赏大臣要等待有名臣大功，牛仙客是个边境小史，不能担此重任。”李林甫趁机上奏说：“牛仙客任官勤恳，是难得的相才，张九龄是一介书生，不识大体。天子用人，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第二天，牛仙客便受爵陇西县公，食封三百户。而张九龄固执如初。玄宗十分不高兴，说：“事皆由卿耶广从此。”李林甫在玄宗面前，日夜说九龄的坏话，玄宗逐渐疏远张九龄。
这一年十一月，武惠妃哭泣着对玄宗说：“太子暗中勾结党羽，将害妾母子，并且有害陛下之心。”玄宗大怒，欲度太子。张九龄苦谏，并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玄宗十分不满。李林甫开初不说话，退下来对玄宗说：“这是天子家里的私事，外人何必参预呢？”不久，李林甫推荐萧灵为户部件郎。萧灵平素不好学，曾将“伏腊”读为“伏猎”。中书侍郎严挺之对张九龄说：“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因此萧灵被出为歧州刺史。对此李林甫大为不满，十分怀恨张九龄和严挺之。残害张、严的机会终于被李林甫找到了。
严挺之的前妻改嫁于蔚州刺史王元谈，王元谈犯贪污罪下狱，严挺之为之说情，也受到牵连而获罪。张九龄为严挺之辩解，这引起了玄宗不满。李林甫立即上书，弹劾裴耀卿、张九龄为同党。于是玄宗免去了张、裴的相权，授予他们尚书左、右丞。与此同时，李林甫为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二十五年（737）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牛仙客不学无术，被流放到级州。李林甫趁势诬陷周子谅为张、严同党，是张所推举的人，于是，张九龄被贬为荆州刺史。李林甫当了中书今后，唐玄宗采纳了李林甫的意见，杀死了他的三个儿子。天下人为他们鸣不平。
大理少卿徐蟒妄言上奏：“大理寺监狱杀气较盛，鸟雀不敢栖息。现在刑部处理死囚，每年总共才五十八人，而乌鹊在狱中做窝，无人犯法，刑法搁置。”群臣纷纷上表称贺。于是，玄宗将功绩归于宰辅，下诏赐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幽国公。
开元二十六年（738），李林甫兼领陇右节度使和河西节度使。从此，李林甫独柄枢衡，涉足武备，总管满朝文武选事，处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地位。
李林甫为人阴险狡猾，诛杀残忍，脸上喜怒无常，对上一味奉承，对不合他意的人，则设计害之，决不心慈手软。所以，当时人称他；“口有蜜，腹有刀。”天宝元年（742）三月，兵部侍郎卢绚垂鞭按辔，从勤政殿下经过。卢绚体貌优美，精神抖擞，雄姿英发，玄宗以目送之，赞不绝口，流露出了要委以重任的意思。唐玄宗的神情、心思，李林甫揣摩得一清二楚，他生怕重用卢绚会危及自己的权势。便立即召来卢绚的儿子，对他说：“尊府素望，皇帝要派他去交州。广州任职，如果不想去，可以说自己老了，恐怕身体吃不消。”卢绚怕任命到广州这样的边远地区，急忙上书玄宗，诉说自己年老不堪重任。
结果，卢绚被罢去兵部侍郎之职，出为华州刺史。后又授太子员外詹事。卢绚就这样被李林甫排挤出了朝廷。维州刺史严挺之，曾为尚书左丞，精于选举，因得罪李林甫被贬外任。天宝元年（742）玄宗问李林甫：“严挺之何在？此人亦堪进用。”李林甫马上叫来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对他说：“皇上要重用你哥哥了，你得设法让你哥哥进京与皇帝见面。”严损之感激李林甫的好意，马上找来一纸，写了请求让哥哥入京就医的文字，给了李林甫。李林甫拿着去见玄宗，说：“挺之年高，近患风寒，须授闲散之官，便于在京城就医。”玄宗听后，叹息再三，感到非常遗憾。天宝六年（748）四月，授严挺之太子詹子，在东都洛阳养病。宰相李适之与李林甫不和，李林甫想尽办法诬害他。一次，李林甫对李适之说：“华山有金矿，主上未知之也。”过了几天，李适之把此事奏上。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说：“臣早已知道，只是由于华山是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适合开采，故不敢言。”玄宗十分崇信道教，听了李林甫的话，就越加喜欢、信任，而讨厌起李适之来了。
继而李林甫又诬告适之结为朋党，其它被株连而被贬将达数十人，后又逼适之自杀身亡。李林甫对玄宗竭力阿谀奉承，唐玄宗对他十分宠信，政事无论巨细，都要和他商量。天宝三年（744），唐玄宗对高力士说：“现在天下无事，百姓安居乐业，我想把政事全部交给李林甫处理，你以为怎样？”高力士回答说：“天子大权不可让他人掌握，李林甫权势咄咄逼人，一旦他大权在握，朝臣之中还有谁敢议论政事！”玄宗听后很不高兴，高力士急忙叩头谢罪，说自己是一时头脑发昏发热，口出胡言，罪该万死。
高力士是皇上极宠信的宦官，他尚且如此害怕，其他人再也不敢发表意见了。李林甫为了掩蔽玄宗耳目，竭力堵塞言路，他召集众谏官，向他们宣布说：“当今皇上圣明，作为臣下应当只是顺从他的旨意，不必要去议论朝政。诸位没有看到立在那里的仗马，它的食料相当于三品官的俸禄，但它必须终日不叫，一旦嘶叫，就会被撵走，杀死，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李林甫不学无术，他尤其忌恨那些有才能的文人。
天宝六年（747），唐玄宗下诏广求天下有识之士，凡是有一技之长的都要到京城长安参加选拔。李林甫生怕士人对诏时有人会斥责自己，当即向玄宗建议说：“士人都是草茅之人，不知道禁忌规矩，徒以狂言扰路圣德，请把这事全交到尚书省长官那里试问，”于是玄宗下令让御史中丞统一监督试问，结果没有一个符合要求的人。
李林甫因此上书向唐玄宗庆贺，认为朝野没有遗留人才、对于讨好自己，而又平庸无能的人，李林甫尽心提携，竭力培植成自己的爪牙。左相陈希烈，政绩平平，光会讲点老庄玄学，李林甫看到玄宗喜欢这一套，加上陈希烈柔弱易于控制，就奏请唐玄宗让陈希烈做了尚书左丞相。从此，政事全由李林甫决断，陈希烈只是唯唯诺诺，是地地道道的李林甫的应声虫。
唐朝的惯例，宰相每天午后六刻退朝回府，李林甫奏请玄宗批准，每天提前退朝回家，这样许多国家事务就在家里处理，然后再由陈希烈部署，玄宗不理朝政时，朝官们都到李林甫家中听候指示，右相陈希烈虽然坐在府中，但却没有一个人去看望他。
二、丧尽天良遗臭万年
李林甫表面上给人们温柔的样子，好像可以亲近，实际上犹如悬崖陷阱，深险难以得知。朝廷公卿如果不是由他门升的，必定会被定罪迁徒；凡是依附他的，虽然是小人奸佞也会被他引见重用。李林甫家中有中间厅堂，如同半弦月，称为“月堂”。每当他排挤大臣，就住进去思谋策划；当他得意洋洋走出来时，那就设计完成，不知哪一家又要遭殃了。
他在长安设立了推事院专治狱事，任用萧灵、吉温、罗希爽等一批酷史，吉温生性残酷，六亲不认，他常说：“如果遇上知己，即使南山白额虎也能为他缚得。”罗希爽是杭州人，以残忍著称，因为受到李林甫的赏识，由御史合主簿升为殿中侍御史。他们两人，互相配合，按李林甫的旨意行事，凡是酿成狱案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当时人们称他们为“罗钳吉网”。李林甫善于利用对方矛盾，消除异己，拉一派打一派，户部尚书裴宽和刑部尚书裴敦复有矛盾。当裴宽有可能当宰相时，李林甫就和裴敦复交好，让他揭发裴宽，使裴宽被贬为唯阳太守。李林甫又趋势派人去杀裴宽，“宽叩头祈请，”才免于一死。后来，裴敦复因有战功受到朝廷嘉奖，这一来又引起李林甫对他的忌恨，诬害他，裴宽也因此而被贬到淄川。刑部尚书韦坚，其妻子是李林甫舅舅姜皎的女儿，他的妹妹还是太子李峻的妃子，为官很早，深得玄宗赏识，后来被提拔为陕州太守，水陆转运使。当韦坚有人相之望时，李林甫便开始算计他。天宝五年（746）春，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国破吐蓄有功，入京献捷。他看到李林甫专权横行，就气愤不平，上疏劝谏玄宗除掉李林甫，李林甫听说后大吃一惊，暗使杨慎矜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们发现，元月十五日晚，太子出游和韦坚相见，他们又发现韦坚又和皇甫惟明会见于景龙观。于是李林甫参奏韦坚与皇甫惟明勾结，阴谋拥上太子为帝，把两人逮捕下狱，后分别贬为给云太守和播州太守。
将作监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是韦坚的弟弟，上书为韦坚喊冤，并请求太子站为之说情。玄宗十分气愤，太子见事不妙，为了摆脱干系，上表请与韦妃离婚，声称不要因为与韦氏有亲戚关系而殉私枉法。于是，玄宗下诏，再贬韦坚为江夏别驾，其弟韦兰、韦芝被贬到岭南，其他受到牵连而遭贬官、流放的达数十人，著名的是杨慎矜案，也是李林甫排斥异己的一个例子。
杨慎矜本是李林甫门下，因受玄宗重用，提升为户部传郎。李林甫见他提升，十分妒忌。他利用杨慎矜和王洪的矛盾，让王洪参奏杨慎矜，说：“杨慎矜是隋炀帝的玄孙，家中藏有俄书，阴谋复辟。”玄宗听后非常恼怒，把杨慎矜逮捕，太府少卿张道本因为由杨慎矜所荐，也同时受牵连被捕。杨慎矜屈打成招，但始终搜查不出俄书来。李林甫派卢鹤再次人长安杨家授书，他在袖中藏着邂书进入杨慎矜的书房。一会儿，手里拿着俄书走出来。杨慎矜看到后绝望地说：“我不曾藏此您书，今天必死无疑厂”不久，玄宗诏赐杨慎矜及其弟杨慎余、杨慎名自尽，妻子儿女流放岭南。这一案件涉及数十人。
李林甫在位期间，还做了一件事，史学家认为这是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原因。唐玄宗在位前期，朝廷宰相有不少来自节度使。李林甫独掌大权后，为了杜绝出将入相之源，向玄宗建议用少数民族将军为节度使。他说：“文臣为将，害怕矢石弹雨，不身先士卒。现在不如用再将带兵，他们天生雄健，在马上长大，善于冲锋陷阵，天性这样，如果陛下使他们受到感动，觉得受重用。他们一定会报效国家，夷狄就不足为虑了。”而李林甫的目的，是使掌握军权的人不能入朝为相，这样他的地位也可长保无虑了。
李林甫恃权侍势，为非作歹，又长于拍马溜须，因而深得玄宗宠信。他在京城的府第楼台亭榭，十分奢华。晚年，他沉溺于声色，家中姬妾侍女不知有多少，然而他活得并不痛快。他自知结怨天下，常常惧怕刺客，每次出门总要有步骑百余人左右保护。住宅周围，岗哨林立。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睡觉，甚至连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天宝十一载（751）李林甫死了。在他死之前，杨国忠、陈希烈等开始揭发他们的罪行。他刚死还没有来得及下葬，杨国志就上奏玄宗，告他有异谋。于是朝廷下令全部削夺李林甫的官爵。剖棺别取舍殊金紫，更以小棺，用庶民的礼节将他人葬。他的几个儿子也被流放到岭南，众女婿们也被贬官。
巨贪大盗身首异处——杨国忠传
一、无赖骗子仗势擅权
杨国忠（？~755），原名杨钊，蒲州永乐（今山西苪城县西南）人。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同族堂兄，舅父是武则天时受宠的张易之，到玄宗朝已经是家道中落了。他自幼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喜欢喝酒赌钱，向人乞求借钱，行为不检，为同宗族的人所瞧不起。他在家乡无法立足大约是因此受了刺激，就离乡来到四川，参加了州兵。在四川，他因为参加屯田有功受到奖励应当升职，但是当时的长官益州长史张宥很厌恶他的为人，最后他仅仅升为当上了新都县尉。但游手好闲惯了的杨国忠，无法承担这份清职，不久就辞官不做而日子更加贫困，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子是他只能经常接受新都富豪鲜于仲通的资助。有了钱就重操旧业，参加赌博。过了一段时间，杨国忠被调任扶风县尉，但他仍是混不下去，只得只身返蜀。这一清闲的职位使他日子过得很拮据，幸亏有一个新郑人鲜于仲通常常资助他。两人引为知己。就在此时，杨贵妃的父亲杨玄琰死在蜀中，杨国忠因为同族的原因给与了帮助，开始了与杨贵妃家族的联系。
天宝四年（745）八月，唐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当时玄宗六十一岁，杨贵妃二十岁。贵妃得了宠，而且是“三千宠爱在一身”，于是“姊姊弟兄皆列到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的局面出现了。贵妃三个姊妹，分封为韩国夫人、钱国夫人、泰国夫人，并任命其堂兄杨铦为殿中少监，杨持锜为驸马都尉，娶了武惠妃所生的太华公主。一时间杨氏兄妹恩宠富贵，显赫无比。满朝上下争先恐后地巴结、奉迎他们。
当时，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与宰相李林甫不和，他恐怕为李所陷害。于是对亲信鲜于仲通说：“我被皇上宠信，但长年在外，如果宫中无内提援，一定会被李林甫陷害，近来杨贵妃刚刚受皇上宠信，还没有人依附，但杨氏一族的贵盛怕是非常迅速的，你如果能替我和她家结交，我将没有后患了。”因而鲜于仲通说：“无故交接怕杨家人不会轻易的信任，但是我所认识的杨国忠与杨家关系很深，贵妃的父亲杨玄琰在蜀中亡故时杨家曾受到杨国忠的帮助，我们可以通过他居中结交联系。”于是，杨国忠被介绍给了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召见杨国忠，一见杨相貌堂堂，思路敏捷，还很有口才，就提升他为推官，让他到京城缴纳春贡。还为他准备了一份盘缠，这是一个精关的四月许多精美的四川地方特产，价值万贯，用于交接杨氏亲族。到京城长安后，杨国忠把这些东西分别送给杨贵妃姐妹。杨氏姊妹日夜在玄宗面前称赞章仇兼琼和杨国忠。不久，唐玄宗下令任章仇兼琼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杨国忠也被提升为金吾兵曾参军，闲厩判官。杨国忠在长安立脚之后，便凭借贵妃和杨氏诸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在宫内，他经常接近贵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投其所好；在朝廷，则千方百计巴结权臣。每逢禁中传宴，杨国忠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玄宗对他在运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赏识，不久杨国忠人宫侍奉，专主财务，任职时计算筹划，丝毫不差。玄宗非常高兴地称赞他说：“你是当度支郎的材料啊！”自此杨氏姊妹四处宣扬玄宗对杨国忠的赞赏，杨国忠得到多因而屡次提升，不久，杨国忠便担任了监察御史，很快又迁升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担任过十五个不同的职务，成为朝廷的重臣。做到了监察御史。
当时，玄宗以户部郎中王宇舌为户口色役使，杨国忠与王今舌勾结，将各州多余的粮食莱出，换成钱币，将丁税、地租都征收布帛，全部运往京城。他们非法聚敛，每年收缴额外钱百亿万，全部藏于内库，供宫中宴乐赏赐。并且欺骗皇帝说：“这些物品与租庸调无关，是天下的余财。”玄宗认为杨国忠能富国，提升他为给卡中，兼监察御史，专度支事。至此，杨国忠宠幸日隆，已经担任十五个不同的职务。
天宝七年（748年），杨国忠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掉，买成轻货送进京城，各地丁租地税也变买布帛送到京城。这样每年可以收缴额外钱百亿万，全部藏于内库，供宫中宴乐赏赐，以迎合玄宗日渐奢侈的晚年生活。并且他还欺骗皇帝说：“这些物品与租庸调无关，是天下的余财。现在国库很充实，古今罕见。”于是，玄宗在八载（749年）二月率领百官去参观左藏，一看果然如此，很是高兴，认为杨国忠能富国，便赐杨国忠紫金鱼袋，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从此，他越来越受到唐玄宗的宠幸。九年（750年）十月，杨国忠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就这样，杨国忠的成功地奠定了自己在朝中地位。
天宝八年（749）二月，玄宗率诸司百官参观左藏财物，诏扬扬国忠紫衣金鱼，以示奖励。杨国忠为玄宗赏识之时，也是李林甫把持朝政之时。李林甫见杨国志忠身为国戚，出入宫廷，得到玄宗定宠信，就提拔他为御史，两人一唱一和，狼狈为奸。
先是合计陷害当时户部分封郎杨慎矜受宠而受到李林甫的嫉恨，紧接着又利用王铦鉷对杨慎矜图谋陷害。
杨国忠探知便利用玄宗皇帝对杨恒慎矜在家设道场的不满，杨国忠将此事告诉王铦鉷，李林甫与利用王铦鉷与杨慎矜的矛盾加以构陷，李林甫趁此大兴冤狱，连生坐几十人。杨国忠结合这种形势，积极充当打手，造成了数百人的冤狱。
二、李杨之争权倾天下
由于杨贵妃的原因，玄宗很赏识杨国忠，同时，更以此牵制李林甫的专权，并为取代已经衰老了的李林甫做准备。这样，随着杨国忠权势的膨胀，李林甫不可避免地对杨国忠逐渐嫉恨起来，这样一来彼此就结下冤仇。
在此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吉温投奔了他。吉温原是李林甫门下的一位酷吏，曾对李言听计从。他看到李林甫的权势日趋削弱，转而巴结杨国忠，为他出谋划策，以取代李林甫。不久，杨国忠升为兵部传郎兼御史中丞。首先就是剪除李林甫的心腹萧炅和宋浑。
天宝八年（749）刑部尚书萧灵萧炅因贪污罪被贬为汝阴太守。接着，又发生了御史大夫宋浑的巨额受贿贪污案，被流放潮阳。萧灵萧炅、宋浑都是李林甫时的同党，杨国忠抓住时机，上书玄宗皇帝，把他们赶出朝廷，剪除了李林甫心腹的杨国忠，开始实施替代李林甫执政的第一步。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三年共，王铦鉷兼领二十余职，日益受到玄宗宠信。杨国忠很嫉妒三年共他，便借邢生宰縡谋反的案件，诬构王铦鉷定成死罪，自己则取代他当了京兆尹。李林甫上书辩解，杨国忠又揭发李林甫与王铦鉷私交事，玄宗开始疏远李林甫。玄宗将王家财产、土地、府第尽数没收。凡王铦鉷所领各职，均由杨国忠代替。这样，杨国忠又加领了御史大夫、京畿、关内采访使等职，威震天下。杨、李两人已成水火不相容之势。
天宝十一年（752）十月，南诏犯边，西川要求杨国忠前往处理，李林甫奏请玄宗，派杨国忠出镇四川。临行前，扬杨国忠泣辞玄宗，言“必为林甫所喜害”。杨贵妃亦为之说情。玄宗说：“卿暂到四川处理军务，待凯旋归来，还当人入相。”杨国忠刚到四川，玄宗即遣使把他召回。
此时，李林甫病危。杨国忠前去谒见病榻的李林甫，李林甫感激流涕，对扬国忠说：“我眼看要死了，你一定会代我为相，以后的事就托付给你了。”十一月，李林甫死，杨国忠继任右相，兼交文部尚书，总领四十余职，杨国忠当了宰相，独揽军政大事，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一手遮天，欺上瞒下。得志以后，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以酷吏吉温为御史中丞，兼京畿关内采访使。
吉温是个两面三刀的人，早年为李林甫爪牙，见杨国忠势盛，即叛林甫而附国忠。这时候他又看到安禄山有宠，就与之结为兄弟。吉温到了长安，将朝廷动静，报告安禄山，成了安禄山在京城的密探，他一鼓作气，彻底铲除李林甫集团，追究李林甫生前奸事、摧毁了他的家，他的近亲、党羽因此被贬者五十余人。
李林甫虽死，但未下葬，玄宗诏消削其官爵，开棺取其含珠，夺其金紫，换以小棺如庶人礼下葬之。唐玄宗认为杨国忠立了功劳，册封他为魏国公，杨国志忠坚辞不受，后改封卫国公。天宝十二年至十三年（53—54），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旱灾害，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京兆尹李岘把灾情如实上奏。杨国忠对李岘不依附于他早已心怀不满，借机把灾害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现岘，把他贬为长沙太守，扶风太守上书向玄宗报告当地灾情，杨国忠认为有损盛世之治的关美名，派监察御史前往核查，弄得房琯也很狼狈。自此以后，各地再也不敢报告灾情了。
后来，长时间连续阴雨，引起了久居深宫的玄宗的担忧，他害怕水灾影响收成，杨国忠就派人设法弄来几株长得好的庄稼进是呈玄宗，以此糊弄玄宗说：“最近虽然下雨过多，但并未伤害庄稼。”玄宗还是放不下心，询问宦官高力士。高力士回答说：“皇上把权力委托给宰相，朝廷赏罚没有规章，好恶不分，谁还敢向皇上进真言呢？”按照唐初的惯例，宰相均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他们不擅威权，出入礼仪从简。但自从李林甫为相以后，出入前呼后拥，车骑塞街横巷，杨国忠任相，出入车骑仪仗更是浩浩荡荡，前后一百步由骑兵开道，连公卿大臣也要纷纷退避。
杨国忠一改唐初正确有效的行政制度，他同李林甫一样，在家里处理政务。每天提前退朝回府，机要政务在家处理好后，再派人由左相签字。杨国忠还改变了唐初文部选人的惯例，即六品以下官吏的选拔由支部侍郎主持，每年春夏迸行面试，再经门下省审核才能完成的制度。杨国志担任左相兼任文部尚书后，每次选人之前，先让有关官员在自己家中秘密拟好名单，然后到尚书省选试，文部选人完全成了一种形式，选人以才德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杨国忠的询徇私枉法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三、恶贯满盈身首异处
杨国忠的宰相府第就在拔虢国夫人府第的旁边。每当杨国忠从宫廷回来，首先必到虢国夫人家中，郎官、御史有事也常到被虢国夫人府第寻找杨国忠。两人自小私通早有私情，但现在更是肆无忌惮。他们同住一起，外出双马并骑，相互调笑，温淫亵之状不堪入目，行人常常感到羞耻而掩目，他们反以为荣却不以为意。杨国忠说：“我们因为贵妃的原因起家，终究是不能有很好的名声的，时人的讥评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那我们只有趁此时追求生活的极乐，何必管别人怎么样说呢？”玄宗经常在每年的十月，到华清宫游幸，到第二年春天才返回京城。杨氏诸人的汤沐馆建在华清宫的东垣，彼此相连，玄宗皇帝驾临时，必先走遍这五家，赏赐无数。当时，广平公主受辱于杨家的奴仆，却反而受到玄宗的疏远，其他人没人敢撄其锋锐，杨家贵盛至极。
杨国忠从一个地痞而靠投机钻营、拍马奉承当了宰相，而且兼领四十余职。原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攻打南诏，唐军大败，六万多将士战死沙场，鲜于仲通仅以身免。因为早年曾经受到鲜于仲通救助的缘故，杨国忠不但极力为鲜于仲通掩饰败绩，还上表为鲜于仲通请功，后来，玄宗又任命杨国忠兼领剑南节度使，全权负责进讨南诏。天宝十三年（75）六月，杨国忠命侍御史李宓将共七万进攻南诏，结果全军覆没，杨国忠又隐瞒败情，谎报获胜。
及后，杨国忠又几次征发中原之兵前往讨伐，先后死去二十余万人，但唐玄宗沉湎于酒色之中，“朝率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外面天塌下来，他都不知道，照样歌舞升平，高枕无忧。
“渔阳鼙鼓动地来”，玄宗宠信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了。安禄山本是营州的胡人，后从军周为作战骁勇，受到其养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珪的提拔、重用，安禄山生性狡诈，善于拍马，见杨氏兄弟深受玄宗宠爱，便尽心巴结杨贵妃，还惜恬不知耻地当了杨贵妃的干儿子。安绿禄山是个胖子，大腹便便，玄宗曾经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你这里面装着什么东西，竟有这么大？”安禄山急忙奉承说：“我肚子里只有一颗对皇上忠诚无二的心。”安禄山每次朝见玄宗，若有杨贵妃在场，必定先拜贵妃再拜皇上。玄宗很奇怪，问他为何如此，安禄山说：“这是我们胡人的习惯，先拜母亲后拜父亲。”
安禄山于是日益受到玄宗的重用。到天宝十年（751），安禄山已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军事藩镇。他看到玄宗沉迷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早就心怀异志，私下里招兵买马，伺机准备起兵造反。杨国忠当了宰相，安禄山原先就看不起他。于是，杨国忠就仇恨安禄山。他多次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要谋反。
天宝十三年（754）元月，玄宗在华清宫召见安禄山，安禄山痛哭流涕地向玄宗诉说：“我是一个胡人，因受皇上恩宠才有今天，想不到引起杨国忠的嫉恨，我担心杨国忠会对我栽赃诬害。”玄宗见他动了感情，觉得十分可怜，一下子赏赐他上十万金钱，而且对他愈加信任。
天宝十四年（755）二月，安禄山派副将何千年进京上奏，请求准许以赛胡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玄宗即时批准。左相韦见素向玄宗进谏，说安禄山谋反的迹象已十分明显，不能批准他的要求，但玄宗听后反而很不高兴。
为此，杨国忠私下派何盈、塞昂，时刻侦查安禄山，了解其谋反的情况。天宝十四年（755）四月，杨国忠指使京兆尹李现派兵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府第，逮捕了安禄山的党徒李起、安岱、李方来、王氓诸人，并将他们处死，安禄山的同伙吉温也被流放到合浦。
安禄山闻讯大惊，急忙上书玄宗，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陈述杨国忠的二十条大罪。唐玄宗把责任归罪于李岘，将他贬为零陵太守、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起兵范阳（今北京大兴县），叛军南下，势如破竹。十二月，大军攻陷东都洛阳。玄宗起用哥舒翰，领兵二十万镇守潼关。当时有人劝哥舒翰，以三万精兵守关，率十七万精兵回师杀杨国忠。
此消息为杨国忠所知，他害怕哥舒翰重兵在握对自己不利。于是，上书玄宗，诬奏哥舒翰拥兵关内，拒不出战。哥舒翰在朝廷强大压力下引兵出战，结果被安禄山打得大败，自己也当了俘虏。二十万官军，只存八千余人。京城震动，士民惊扰奔走，惊恐万状。
杨国忠劝玄宗人蜀。十三日黎明，玄宗以亲征为名率杨贵妃姐妹、杨国忠、韦尼见素等数百人西行，逃出了京城。次日，车驾行到马克嵬驿。随行将士饥寒交加，怨声载道。禁卫军首领陈玄利礼害怕禁军哗变，召集将士们说：“现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这一切都是杨国忠所致，不杀杨国忠不足以谢天下！”于是，将杨国忠诛杀，以枪挑其首，悬于驿门外面。杨国忠之子杨暄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以及杨贵妃等全部被处以极刑。
一代名将一代贤相——郭子仪传
一、“吾之家国，由卿再造”
郭子仪（697~782），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父亲郭敬之，曾官绥、谓、桂、寿、泗五州刺史。郭子仪体貌使伟，以武举成绩优异，补左卫长史。累过单于副都护、振远军使。他长期供职北方，过着戎马生活。天宝八载（749）任横塞军（今内蒙乌拉特中旗）使、左卫大将军。天宝十三载（54），郭子仪年近花甲之年，任天德军（内蒙五原）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任命郭子仪为湖方节度使、灵武郡太守，由北路东进，屡败叛军，斩叛将围万顷，继而收复云中（大同）、马邑（山西朔县），向东进入东险关，这一连串的战绩，使郭子仪得到御史大夫的官职。
天宝十五载（756）叛将蔡希德攻陷常山郡（河北正定），河北尽失。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率师下井径，拔常山，然后攻人赵郡，俘敌四千。叛将史思明收集亡散士卒，合兵五万，郭子仪、李光粥屯驻恒阳（河北曲阳），深沟高垒，坚壁自固，叛军来则守，叛军去则追。白天炫耀军威，夜间偷袭敌营，使史思明将士终日不得休息。当放军疲惫不堪之际，郭子仪率军出击，于嘉山大败史思明，杀敌四万，史思明狼狈逃至博陵（河北定县）。
于是，河北中部十余州郡深受鼓舞，纷纷诛杀叛军，归顺朝廷。正当郭子仪在河北胜利进军，准备直捣叛军老巢范阳的时候，唐军在潼关坚守的哥舒翰被叛军打败，全军覆没，叛军长驱直入，占领了长安。郭子仪听到潼关失败，率军退人井隆，河郡县又为叛军占领。长安陷落，玄宗仓惶出逃四川，马鬼驿发生兵变，奸臣杨国忠被处以极刑。最后，玄宗逃到成都，太子李守即在灵武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唐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幸事，做了宰相，并兼为朔方节度使。唐肃宗大力准备调整部署，反击叛军。
当时肃宗周围，文武官员不满三十，军事完全依赖郭子仪。先是叛将阿史那从礼率众数万，并攻朔方，郭子仪主动进攻，双方大战于榆林境内，郭子仪大败叛军，歼敌三万，俘虏一万，保卫了灵武。接着，郭子仪挥师南下。当时两京均在叛军手中，唐军要取两京，必须先得河东。
于是郭子仪先派心腹潜入河东为内应，然后又率大军过黄河，河东一下为之收复。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于至德二年四月，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攻克两京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身上。郭子仪率军进亚凤翔，及后再由凤翔向长安推进。在长安西，郭子仪与十多万叛军展开激战，歼敌六万余，长安叛军首领张通儒弃城东逃。被叛军占领一年多的都城长安遂为唐军收复。官军人城，市民夹道欢呼。休整三日后，郭子仪率军继续东进。十月，安庆绪遣兵十万至陕州，经过激战，叛军大溃，安庆绪闻主力溃败，渡河退保相州，郭子仪不战而攻克洛阳。继而河南、河东。河西之乱皆平。十一月，郭子仪自洛阳人朝，肃宗遣仪仗队迎于坝上，他感激地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人朝后，唐肃宗即加封郭子仪为代国公，司徒。唐肃宗乾元元年（758），郭子仪拜为中书令。九月，朝廷今郭子仪等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为主攻部队，李光迅两节度使为配合，讨伐安庆绪。肃宗为了协调两军的关系，又任命宦官自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负责节度诸军，实际上成了部队的最高统帅。
十月，郭子仪率兵过黄河，围卫州。安庆绪率兵七万倾巢出动，分三路救工州。郭子仪把三千弓箭手埋伏于营垣之中，自己假装失败，叛军不知是计，追至营垣，伏兵尽起射之，矢如雨点，安庆绪大败而退，郭子仪乘胜率部追击，擒杀安庆绪弟弟庆和一此次战争，叛军被斩首三万，安庆绪遭到惨重的打击，他走投无路，只得退走邺城，向史思明救援，于是史思明从范阳发兵十三万，南下攻占魏州，成为与安庆绪遥相呼应的掎角之势。
乾元二年（759）二月，史思明率军，抵达邺城，他们假扮成唐军，抢掠唐军运粮船只，唐军缺粮军心不稳，加上鱼朝思又从中掣肘，唐军被史思明击败。这样一来，各节度使只得相继退兵，郭子仪也被迫退保洛阳一史思明进入邺城，叛军发生内讧，史思明杀了安庆绪，把儿子史朝义留守邺城，自己返回范阳，当了大燕皇帝，郭子仪退保洛阳后，唐肃宗任命他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行营元帅，暂时为东都留守，对邺城之败应负主要责任的鱼朝思，反倒打一钉把，向唐肃宗进谗言，把邺城之败归罪于郭子仪。
唐肃宗偏听谗言，七月郭子仪被召回京师，免去朔方节度使、诸道行营元帅之职，而以李光弼代之。郭子仪罢官以后，在京赋闲。宝应元年（762）二月，太原、绎州两地驻军作乱，杀将帅，抢掠不止，朝廷才又起用郭子仪为朔方、河中等节度使行营及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晋封为汾阳郡王，出镇综州。离京赴任之前，郭子仪要求进见唐肃宗，当时肃宗正生病，推托不见。郭子仪说：“老区受命，将死于外，此次不见到陛下，死不瞑目。”唐肃宗这才把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将召进卧内，并对他说“河东之事，全权委托爱卿去办了。”郭子仪，受命绛州，果断地擒杀了四十余个首领，河东局势马上稳定了下来。
八月，郭子仪处理完军务回朝，当时肃宗已死，唐代宗即位，宦官程元振专权于朝政。程元振嫉妒功高任重的郭子仪，屡屡进谗言诬陷他，郭子仪自己请求解除节度使和副元帅的职务，唐代宗顺水推舟将郭子仪的兵权再度剥夺。程元振对郭子仪继续进行诬陷、迫害，郭子仪感到非常恼火，他上书申诉说：“自受恩塞下，制敌行间，东西十年，前后百战。天寒剑折，溅血沾衣；野宿魂惊，饮冰伤骨。跋涉难阻，出没死生，所仗惟无，以至今日。”还把唐肃宗先后褒奖他的一千余件诏书上交给唐代宗。代宗看后安慰他说：“大臣忧疑，朕之过Z朕甚自愧，公勿以为忧。”
不久，唐代宗发动对安史之乱最后一个头目史朝义的进攻，任命雍王李达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这次战争可惜由于程元振、鱼朝思的反对，郭子仪没有成行，仍在京城闲居。宝应二年（763），历时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被平定。当年十月，吐蕃又攻入关中，占据奉天、武功，整个京师为之震动。
二、坐镇西北保卫边疆
代宗急令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郭子仪长期闲居在家，出征时仅随行人马二十人。吐善二十万人，布营数十里，已渡过渭河，直逼长安，不久吐答攻人长安，代宗出逃。郭子仪率军前往商州，在商州招集逃亡士卒，得四千人，军势才稍微旺盛。他从蓝田出发，虚张声势，夜间点燃无数火把，吐再以为唐军众多，惊惧弃城而去。郭子仪进入长安，京城这才安定。
代宗从陕州回到长安，慰劳郭子仪说：“我早没有重用爱卿，才到了此地步。”郭子仪的一生，大部分是在马背征战中度过的，晚年，他长期坐镇西北，处理吐蕃、回绝、吐谷浑等部落的关系，继续为唐王朝的稳定竭尽力量，仆固怀恩在广德二年（764）叛乱，郭子仪被任命为关内、河中副元帅。朔方将士原是郭子仪的部下，他们纷纷说：“我们跟从仆国怀恩造反是不义的行为，我们有什么面目见汾阳王。”郭子仪擒杀叛军中作恶多端者十四人，杖三十人，河中遂定。仆固怀恩部众全部归顺。不久，仆固怀恩逃走，又屡次进犯，都被郭子仪击退。
大历三年，郭子仪为防止吐召人犯，移镇分p州等地，郭子仪此时已七十七岁高龄，部将浑瑊抵御失败。郭子仪对诸将说：“败军之罪在我，不在诸将。”最后重新调整部署，终于击败吐蕃。大历十四年（779），唐代宗病死，遗诏令郭子仪在治丧期间代理朝政，郭子仪奉命入朝。唐德宗即位后，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大尉，兼中书令。从此，他在朝廷担任宰相直到逝世。
常伴君侧的隐士——李泌传
一、肃宗之友
李泌（722~789），字长源，先世为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人，后迁居京兆（今陕西长安），父李承休，官吴房令。李泌幼年聪慧好学，才智过人，博涉经史，精研《易象》，善作文，尤擅长诗。开元十六年（728），玄宗与燕园公张说观棋，李泌应召来见。张说使李泌赋“方圆动静”，张说出对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应声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时年仅七岁，人们都惊奇地认为他是“神童”。当时任中书侍郎的张九龄对他尤为喜欢，常引之卧内。张九龄与严挺之、萧诚交朋友，严挺之认为萧诚不刚直，劝张九龄与他绝交，但张九龄认为严自律太严，但萧诚懂得逢人之喜，很会凑趣，所以要召唤他来宴饮。当时李泌正在旁边，站起来说：“你凭借自己的正直做到宰相，现在却会喜欢隐瞒真意、只会讨好别人的做法吗？”张九龄很惊讶，也很惭愧，向李泌拜谢，很尊重地把他呼为“小友”。李泌长大以后，常游嵩山、华山、终南山，且笃志钻研易道，慕神仙长生不死术。
天宝中年，李泌自蒿山上书议论政务，深受玄宗赏积，得以召见，供奉东宫，与太子李亨为“布衣交”。李亨对他礼遇甚厚，称之为先生。后因作诗讥诮杨国忠和安禄山，由此引起杨国忠对他的忌恨，被斥蕲春郡，从此李泌隐居在深山密林中，以琴棋诗书自娱。安史之乱爆发，东都洛阳。西京长安相继沦陷，玄宗出逃行至马克驿，禁卫兵哗变，杀死奸相杨国忠。玄宗逃到成都，留下太子李守讨伐安禄山，李亨赶赴灵武，即皇帝位，这就是肃宗，李亨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当时在肃宗身边，文武大臣不满三十，更缺乏一个区时救国的人才。肃宗因而想到李泌，正巧李泌也于此时来到灵武，不久，又得到名将郭子仪。一文一武，成为肃宗的得力助手。肃宗授李泌为右相，李泌固辞不受，愿以宾友相待，肃宗只得依从。
肃宗对李泌亲如师友，出则并马而行，寝则对床而眠，跟他太子时一样。他事无巨细都首先征询李泌的意见，可以说肃宗对李泌是言无不从；李泌实际上是朝政的决策人。李泌与群臣商议，要以建宁王为元帅，李泌向肃宗提出建议：广平王为太子，他担任统军元帅称为“抚军”，如果让建宁王担任元帅，一旦他立下极大功勋，势必造成争夺皇位、兄弟萧墙的不看局面。肃宗立即醒悟，以太子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诸将东征安禄山。肃宗为李泌特设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官衔，命李泌随军而行，并赐紫袍一件，李泌受命而行。临行前，他对肃宗说：“不出二年，就可消灭贼寇。”李泌的理由是安禄山这些人把掠夺的子女财宝，尽运归老巢范阳（北京大兴县），因此他们没有占有四海的打算，跟随安禄山反叛的，也只有史思明、安宁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几个骁将，中原人不过高尚等几个人，其余都是胁从，安史叛军容易发生内讧。
李泌为唐肃宗制定了消灭叛军的作战计划。首先，令李先粥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使安禄山部将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忠不敢离长安，那么随从安禄山守洛阳的就只剩下一个阿史那承庆；李肃领兵驻扶风，与郭文仪、李光弼两军分次出击，叛军来救头，就击其尾；叛军来救尾，就击其头，这样就让叛军在范阳至长安数千里的战线上，顾首失尾，疲于奔命，唐军则以逸待劳，叛军来了不和它交锋，走了就乘机追击，不攻叛军城池，不断叛军归路。第一步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拼命拖垮叛军，伺机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其次，命建宁王、肃宗的次子李倓为范阳节度使，率军治边境进攻范阳之北；命李光弼进攻范阳之南，南北夹击，攻取范阳，使叛军退留不得，处于进退两难境地，于是再命大军四面围攻，一举歼灭。李泌的二步计划是正确而又可行的，可惜肃宗虽然对其尊如师友，但却没有真正听进他的意见，因而李泌的计划就落了空。
及后，安禄山集团内部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史思明占据范阳。而不听安庆绪调遣，此时，肃宗已进驻凤翔，陇右、安西、西域的兵已经到达，江、淮的庸调也运到汉中，李泌请示肃宗接他提出的二步计划用兵，派安西、西域兵顺边境进攻范阳。但唐肃宗却急于收复两京，享受做皇帝的威风，他说：“现在正该攻取两京，引兵攻范阳，不是绕得太远了么？”李泌说：“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加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李泌进一步阐述了进攻范阳的道理：官军的主要力量是西北守边士兵和少数民族人，他们不习惯关东的炎热暑气，如进攻两京，敌人收其余众，集中于巢穴，天热之时，官军必畏暑思归，留也留不住；叛军在老巢休整后，一定重来夺取，战争也就无休无止了。不若先取范阳，使叛军无所归，从根本上断绝了他们的退路。肃宗对李泌的正确主张不予采纳。
过不多久，肃宗把郭子仪从河东调到凤翔，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军进取长安。然而郭子仪进军不利，唐军多次战败。至德二年（75）九月，郭子仪建议借用善战的回纥兵，肃宗同意后，回纥仁可汗派其子叶护率精兵。千来到凤翔。肃宗为早日攻取长安，许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此时，李泌已不见重用，如同闲散之人一样。
由元帅李俶、副元帅郭子仪率朔方等军队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人，从凤翔出发，进取长安。大玻敌军，叛将军守，日乾真率败兵逃出潼关，唐军进入长安，紧接着，又攻取了洛阳。唐肃宗虽然收复了洛阳、长安东西两京，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叛军。
安庆绪逃亡河北，占据邺郡，还拥兵六万。肃宗派郭子仪、李光扔进攻安庆绪，又派宦官鱼朝思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思实际上成了大军的统帅。官军和叛军在邺城激战，史思明从范阳发兵十三万，支援安庆绪，结果官军大败。及后史思明杀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叛军又再度复起，出现这一局面，应该说是肃宗不采纳李泌作战计划的结果。肃宗收复长安后，召李泌入见。
李泌请求离朝廷回归故里，说自己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还说：“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唐肃宗说：“我与你同忧患多年，现在正好同享乐，你怎么说要走呢？”再三挽留，但李泌离意已定，最后肃宗从其所请。
至德二年（757）十月，李泌离开朝廷到衡山稳居，肃宗命郡县为李泌建造住宅，并按三品俸禄给予照顾。事实上李泌离开朝廷，是为了避免杀身之祸，由于深受肃宗优宠，正受到权臣崔园、宦官李辅国的忌恨，李泌预见到自己必定有杀身之祸，他激流勇退，就是出自这样的考虑。
二、代宗之亲信
肃宗驾崩，广平王李俶（即李豫）即位，是为代宗。大历三年（768），代宗派人去衡山召李泌来京师。代宗对李泌礼遇有加，赐金印紫缓，在蓬莱殿侧为之作书院，军国大事均与之商议。代宗意欲拜李泌为相，李泌还是固辞不受。李泌是隐士。不食酒肉，不娶妻，讲神仙、怪异，以世外人自居。代宗要他做世俗人，食酒肉、娶妻子、受禄位，但李泌还是不肯受命。代宗最后强迫李泌娶卢氏女为妻，并赐第光福里。
李泌受代宗的如此优宠，引起了宰相元载的强烈不满。元载于大历五年（770）除掉了专横的宦官鱼朝恩，博得了代宗对他特别宠任，元载也就更加骄横，弄权舞弊，无恶不作起来了。他为除掉李泌，诬陷李泌“与鱼朝恩亲善，宜知其谋”。代宗没有听信他的谗言，反而说：“北军，泌之故史，故朕使之就见亲故；朝恩之珠，泌亦预谋，卿勿以为疑。”但元载及其党羽继续寻找机会栽赃证害李泌。
代宗对元载的作为开始反感和厌恶，他对李泌说：“元载不容你，朕把你藏起来，待我除掉元载后，再请你回来。”于是拜李泌为江西判官，成为江西观察使魏少游的助手。大历十二年（777），唐代宗杀元载，籍没其家，单胡椒就有八百石，其他财产就可想而知。代宗召李泌人京，一见面就谈起元载的事。代宗说：“好不容易，八年才杀这个贼，几乎不以与你见面。”李泌说：“臣下有罪，早就该处置，何必容忍太过，”元载是死了，但用人问题上的斗争不会结束。李泌杰出的才能又为宰相常衮所忌。常表建议代宗派李泌出任州刺史，使其懂得人间的利弊，然后再到朝廷做官。代宗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后来，澧州刺史缺，又借口李泌善于治理，代宗终于派李泌为澧州刺史，又改任杭州刺史，李泌均能够政绩卓著，清誉满载。
三、德宗之宰相
代宗病逝，太子李运接位，是为德宗。德宗当太子时，在长安西郊的道教静修胜地听过李泌的讲经，受过李泌的影响。德宗即位后，国家处于纷乱状态，安史之乱虽已结束，但藩镇的叛乱，此起彼伏，从未停息过。先是成德、淄青、魏博、山南东道节度使联合反抗中央，形成四镇之乱，紧接着又发生了淮西之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于建中三年（782），自称天下都元帅，出兵对抗中央，气焰嚣张。
德宗诏径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支援襄阳。殊料到了京城，部队发生兵变，占领了皇宫，并哄抢了皇家私库，拥戴原径原节度使朱泚为帝，朱泚自自称大秦皇帝，德宗逃往奉大（今陕西乾县）。当时幸好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领兵击败朱泚，奉天之忧方才化解。李怀光恃功逼走奸相卢杞，最后却与朱泚勾结反抗朝廷，兴元元年（784）名将李晟收复长安，朱泚逃亡被杀，德宗回到长安。在如此纷乱的情况下，德宗在长安召见杭州刺史李泌，任李泌为左散骑常侍，日值中书省，随时候对。
李泌兢兢业业，为德宗处理了一件件军国大事。原先德宗讨伐朱泚时，曾向吐蕃求援，答应成功后将安西、北庭两镇给吐蕃。长安攻下后，德宗要实践诺言，李泌以为不可，他提出安西、北庭控制着西城五十七国和十姓突厥，它们控制着吐蕃，使之不能并兵东侵，如将两镇给予吐蕃，那么关中就危险了。李泌还提出，吐蕃援兵当时观望不前，并无功绩可言。
朝臣们都赞同李泌的意见，德宗才没有将两镇给予吐蕃。贞元元年（785）七月，陈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杀死节度使张劝，代理军务。德宗对此十分担忧，他派李泌为陈观察使，前往处理。德宗想派神策军护送上任，李泌以为不必要，说：“陕城三面悬绝，攻之未可以岁月下，臣请以单骑人之。”德宗说：“朕方大用卿，宁失陕州，不可失卿。”李泌坚持独往，他大义凛然地说：“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李泌请与唐将马隧同行。临行前，通过陕州进奏官传话：“朝廷正督这江淮来以赈济陈虢，若抱晖有功，则赐族节”，消除了抱晖的敌对情绪。
李泌入陕州时，称抱晖保城有功，还对其部将进行安抚。李泌离开长安之时，德宗把参加叛乱的七十五人名单授泌，要求他诛杀。李泌不得已，只把五人送往京师，恳请赦兔，其他人一概不间，抱晖逃往他乡，避免了一场叛乱。贞元三年（787）六月，李泌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幸事，做了宰相。李泌担任宰相后，第一件事是劝谏德宗勿猜忌武将，勿加害功臣。名将李双马隧，对国家有大功，但功高必震主，恐遭不测。
李泌对德宗说：“如果陛下加害他们，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必然愤怒而不安，内外之变必然再起。”他又当着马隧、李晨的面，对德宗说：“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德宗对李泌的劝说，深有所悟，因而避免一次朝廷危机。李泌为宰相，不仅保护功臣武将，在加强中央政府权力方面也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
德宗要宰相分工：“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张延赏，刑法委柳浑。”李泌表示反对，说：“宰相之职，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德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在地方建设上，李泌反对大减州县官的做法。原先，德宗认为，现在户口比太平盛世减少三分之二，官员也应相应减少。李泌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现在户口虽减少，事情却比太平盛世增加十倍。李泌请求德宗批准视实际情况而定。德宗采纳了这些意见。在保证清运畅通，增加国家财政收人方面，李泌也做了不少工作。为了减少国家开支，他改革了西域人留京的供给制度，每年为国家节省下开支五十万缗。在对待太子问题上，李泌更是直言敢谏。
德宗怀疑太子有异谋，想要废弃他，另立侄儿为太子。李泌认为不可。他提醒德宗：“咱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德宗反问：“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李泌解释说：“贞观时太于李承乾因谋反，大宗乃废弃。开元时，武惠妃陷害太子瑛有异谋，太子被杀，天下怨愤，此乃百代之戒，不足效法！”李泌以家族担保太子无事，但德宗就是听不进去，他叫李泌不要干涉他的家事。李泌却说：“天子以四海为家。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之失，责归于巨。况坐视太子横冤而不言，臣罪大矣！”不久，德宗终于醒悟过来，对李泌说：“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太子的地位保住了，李泌也由此更得德宗的信任。
贞元四年（788）二月，李泌自呈衰老，亟请辞职归隐，德宗均未允许。贞元五年（789），李泌病重，推荐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窦参、大常卿董晋为相，三月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冯道——五代的不倒翁——冯道传
少年书虫
冯道，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今河北交河东北）人，祖上有时务农，有时教书，地位都很低，但冯道却从小受家庭的影响，酷爱读书，文章也很有水平。他沉稳忠厚，不挑剔吃穿，只知读书，即使是大雪封门，尘埃满座也要先读书，书虫冯道在本地出了名，占据幽州的刘守光慕名将他召去做了幕僚。
刘守光不自量力，总想扩充地盘，还想称帝，冯道此时年轻气盛，多次劝阻，惹得刘守光一怒之下将他打入大牢，幸好朋友相救，这才脱险。也许这次事件使冯道开始变得谨慎起来，也变得圆滑了许多。
刘守光被李存勖俘虏杀死后，冯道也被收入河东，张承业很欣赏他的文章，将他保举给了李存勖，做了掌书记。在后梁和后唐沿黄河反复激战的时候，郭崇韬对李存勖说将领们的饭太奢侈，陪吃的人也太多，导致供应不足，请他下令降低标准，惹恼了李存勖，说让大家另选主帅。他让冯道起草这个命令，冯道劝道：“郭崇韬言语有失，不听就行了，但不能分散将士之心。假如敌人得知，一定认为我们君臣不和，那就给了他们可乘之机，请三思为好。”李存勖醒悟过来，马上消了气。
一会儿，郭崇韬也来向李存勖谢罪，这件事就这么平息了。
李存勖称帝后，先升冯道为郎中、翰林学士，灭了后梁又授户部侍郎。不久冯道父亲去世，按封建法律规定，要暂时辞官回乡守孝。服孝期间，家乡闹饥荒，冯道便将自己家里的财物全部拿出来周济乡亲，自己住在茅草屋里，当地的官吏送来的东西他都没有接受，当时契丹也素闻冯道大名，想偷袭将他抢走，由于边境守军严密防备，这才没有得逞。
冯道在家乡并没有摆官架，而是亲自下地劳动，也上山砍柴，对一些缺乏劳力的人家他也尽力帮助。
真官员的风范
守孝期满后，他又回到京城，这时的皇帝已经是明宗李嗣源了，李嗣源久闻冯道大名，问安重诲原来的那个冯道郎中在哪里，安重诲说刚复任翰林学士，李嗣源不禁说道：“他肯定是我的好宰相！”
在和大臣们相处时，冯道并非一味地懦弱忍让，有时也讥讽反击，同时团结一些人。加上他有度量，文才出众，日子一长，众人对他都肃然起敬。李嗣源对他的为人也很赞赏，说他当初在家守孝时自己耕种、上山砍柴、不端官架是真士大夫。
因为李嗣源的赏识，不久冯道便被升为宰相，在李嗣源这个明君手下冯道做宰相很顺利，他也找机会向李嗣源进谏。有一次，李嗣源问起他治国之道，他就说：“陛下以德得到天下，应当日慎一日，以答谢天下百姓。臣早年侍奉先皇时，曾奉命出使，过大山的关隘时由于险要，所以非常小心地拉紧缰绳，人和马都没有事。但到了平地上，就觉得不用小心了，结果从马上摔了下来，伤得不轻。此事虽小但所含的道理很大，所以陛下不要觉得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了就可以松懈点，想多享受一些，应该兢兢业业使江山永固。”李嗣源非常赞同地点点头。
有一天，李嗣源又问冯道：“天下虽然富足，那百姓过得好吗？”冯道说：“谷贵则饿农，谷贱则伤农，这是常理。臣还记得近代举人聂夷中的一首诗《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李嗣源说：“此诗甚好。”于是让侍臣记录下来，自己经常诵读，以提醒自己。
有一次，李嗣源拿出自己心爱的玉杯给冯道看，上面刻有一行字“传国宝万岁杯”，冯道便说：“这是前世有形之宝，王者则有无形之宝。仁义是帝王之宝，古人说：‘皇帝的宝座叫做位，怎样守住这个位叫做仁。’”李嗣源基本上是个文盲，他听不懂冯道这些话，等他走了，找来别的人一问，才明白了冯道在劝谏他，因而对冯道更加器重了。
胆略超武将
李嗣源死后，李从厚继位，冯道还是宰相，等李从珂起兵夺得帝位后，他率领百官迎接，但李从珂不喜欢有些圆滑的冯道，让他到京城以外去做官。
不久，石敬瑭勾结契丹灭了后唐，为稳定政局，又让冯道当宰相。这次冯道经受了一次考验，那就是出使契丹。契丹原来就想抢走他没有得逞，现在直接要他去，名义是出使，实际是想把他要走。石敬瑭不愿让他去，知道很难再回来，冯道说：“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坚持要走。其他人听说自己要到契丹去，脸色就变了，手也发抖，冯道却镇静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字“道去”，大家看了留下了眼泪。
契丹王听说冯道要来了，就要亲自迎接，有大臣劝阻他说：“天子没有迎接宰相的礼节。”契丹王这才没有去。
为回到中原，冯道用心周旋。有次契丹王话中流露出留他的意思，他说：“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为臣，岂有分别哉！”得到赏赐后，冯道便都换成薪炭，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北地太冷，我年老难以抵御，所以早做准备。”像要久留的意思，见冯道这样，契丹王很感动，就让他回去，冯道却三次请求留下来，契丹王仍让他走。冯道又在驿馆驻了一个月才启程上路，路上也走得很慢，契丹的官员让住就住，两个月才走出契丹边界。左右随从不解地问：“从北边能回来，我们都恨不得插上翅膀飞，您还要住宿停留，为什么这样啊？”冯道说：“纵使你急速返回，那契丹的良马一夜就能追上，根本就逃不掉，慢慢走反倒能安全返回。”大家听了，叹服不止。
出使契丹顺利归来后，冯道受到石敬瑭的进一步重用，后晋不设枢密使后，将其职权归入了中书省，由冯道主持，政务不管大小，石敬瑭都问冯道如何处理。有一次，石敬瑭竟问起冯道军事方面的事来，冯道谦逊地说：“陛下久经沙场，神威睿智，军事讨伐之事，自行裁断即可。臣只是一个书生，为陛下守历代的成规，不敢有丝毫差错。军事之事，臣确实不知。”
辅佐石敬瑭的时候，冯道也提出过退休，但石敬瑭不准，连他的申请也不看，让人去告诉他，如果不去就亲自上门来请，冯道只好再出来任职。不知冯道是否也觉得为儿皇帝当宰相感到屈辱，所以才提出退休。但最终还是身不由己地继续去做，软弱和忍耐两种特性在冯道身上融合在了一起。
自知之明无奈保官
石敬瑭死后，石重贵继位，新皇帝不喜欢冯道，而且有人对石重贵说冯道只能做太平时代的宰相，没能力挽救危难，做兴亡时期的宰相，于是石重贵就将他打发到地方上任节度使。冯道并无怨言，其实他的度量还是比较大的，下放之前他曾经问别人大家对他的评价如何，这人说是非各半，冯道却说：“赞同我的人说我是，不同意的人说非，反对我的人恐怕有十分之九吧。”
石重贵在景延广等人的支持下，和契丹开战，大战了三次，最后终因杜重威投降，无兵可调，后晋灭亡，石重贵等也被迫流亡契丹。
冯道前去见耶律德光，遭到斥责，耶律德光问他：“你为何来见我？”冯道答道：“无兵无城，怎敢不来。”耶律德光又刁难他：“你是何等老子？”冯道说：“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不禁笑了，免了他的罪，又授予他太傅的荣誉职衔。耶律德光还问过冯道如何治理中原：“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顺着他说：“现在的百姓即使佛再出也救不得，只有皇帝能救得！”虽然有点讨好的意思，但据说耶律德光在中原不再像先前那样滥杀了。但契丹军队在中原的掠夺终于导致军民的大反抗，耶律德光只得退兵，没等回到老家，就死在了栾城（今河北栾城）。接着，阿保机长子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阮被将领拥立为帝，北上囚禁了述律后。契丹的内争又给中原的抵抗提供了有利时机，被耶律德光一起带走的冯道等人到镇州（今河北正定）时，契丹军被驱逐，获得自由。当时，造反的众将士要推举冯道为帅，冯道推辞说：“儒臣怎么能做成这样大的事呢，都是众将的功劳。”看见被掠夺的中原妇女，冯道就变卖东西将她们赎回，然后派人将她们一一送回家。
廉洁的不倒翁
冯道一生以圆滑著称，因为这个许多人不喜欢他，但冯道也直谏过几次。除了劝谏刘守光、柴荣外，他还劝谏过后汉高祖刘知远。因为百姓违禁买卖牛皮，按照后汉严酷的法律规定要处死刑，当地的判官反对处死，还大胆地上书给刘知远，刘知远大怒，下令犯人和判官一块处死。冯道就出来反对，说牛皮不应该禁止买卖，于民不利，至于判官则是个敢于直言、赤胆忠心之人，不但不应该杀，还应当奖赏。然后冯道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他失职，没有及时出来制止这种法令的实施，以致今天害死无辜百姓，让刘知远治自己的罪，最后刘知远只好赦免了判官和百姓。
不过冯道的度量还是比一般人大一些的，有一个出身军吏的官员在衙门口骂冯道，冯道说：“他肯定是醉了！”然后让他进来，设宴招待，一直到了晚上，也没有丝毫不快和怨言，不久还升了那人的官。
晚年叙官经
在后汉冯道仍然被授予太师，生活得自由又自在，为此他还写了篇《长乐老自叙》，将他历代的官职都列了出来，他也说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如“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财”。还有三不欺，即“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而且不管贵贱都能坚持。他说死后希望选择一块无用之地埋葬即可，不像别人那样嘴里含珠玉下葬。也不穿豪华的寿衣，用普通的粗席子安葬就行。最后，冯道说他唯一遗憾的是不能辅佐明君完成统一大业，安定八方，所以有愧于曾经担任的官职。但后来周世宗要北上击退北汉军队时他又极力阻拦，看来他的文章中也有浮华之词。郭威起兵灭了后汉，去见冯道，想试探一下他的看法，是不是可以称帝了，但冯道却没有什么表示，郭威见他碍事，就把他打发到徐州接刘崇的儿子来继位，没等冯道回来，郭威已经在开封称帝，刘崇的儿子被杀后，冯道回到京城，郭威又重用了冯道，让他任宰相。
老年的冯道，这时已经七十来岁了，不知为何，他竟又大胆地劝谏了周世宗一次，而且讽刺世宗。当时，北汉军队在刘崇的率领下，联合契丹军，想趁郭威刚死灭掉后周。后周前方军队初战失利，世宗柴荣要亲征，冯道就反对，柴荣说要学唐太宗定天下，冯道说不必学唐太宗，柴荣说后周打北汉，如同大山压累卵，冯道又讥讽地问柴荣能做得了山吗。结果惹恼了柴荣，让他负责修郭威的陵墓，当了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山陵使。自己率领军队亲征去了，在高平大胜北汉军队。陵墓修好后，冯道就病逝了，终年七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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